日本跟美国显然不一样,日本人看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人当了大公司的副总裁,又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就认为她是偷渡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及水准不同,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可以达到共同的结果。欧美和日本都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管理,让一部分员工出工又出力,爱企如家,但离目标还很远,大量员工还是不能像干自己家活一样去干公司的事,因为他们确实干的不是自己家的活。
中国家族式管理比较、借鉴了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家族式企业(特别是在创业的阶段),生活与生产统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受益权的高度统一,产生了非常直接的自己雇自己、为自己干的结果,更接近一般管理学追求的极限目标——干企业的活像干自家的活一样努力,因为他们确实干的就是自家的活,不用模拟。
中小型家族企业血脉传承、亲情式管理更接近最优管理极限——公司的事就是自家的事。相对于欧美、日本模式,我们的模式更简单清晰,易于操作,更适合穷国工业化过程中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的人群,更适合中国这种农业经济发达,家庭观念浓重的东方农耕社会的工业化建设。
五、中国模式的比较效率
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农业国实现工业化最大的障碍有三个:第一,缺少创业的资本;第二,缺少企业领袖;第三,缺少经过培训的企业员工。
克服这三大障碍的效率,最能说明不同模式的效率水平。我们对中国家族企业卓越效率水准的分析,就从这里开始。
不少人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往往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说当然有对的地方,因为计划经济是不行的,但也有它不对的地方。纵观过去3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搞市场经济一定不行,但也不是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行。
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以及非洲、拉美许多国家,没有多少计划经济的实践,但它们依然不成功,或不如中国成功。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有高效率的模式,也有较差的模式,而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模式是高效率的。这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克服上述三大困难的效率上。各种文化差异下的企业组织模式,解决发展中的三大问题,方式是不一样的,效率就会有差别。中国家族企业以自身的优良机制克服三大障碍,我们既是亲眼目睹者,也是成功的实践和倡导者。
1.解决创业的资金困难——用亲情抵押的融资
创立慧聪公司时注册资金148万元,我们都是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最初的一位创业者王永慧拿来她出的钱,最后几百元从信封里掏出来,是一元钱、一元钱用猴皮筋勒着的。交到我面前时,她问我:“这钱咱还拿得回来吗?”我们的家族企业,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血汗钱发展起来的。
许多家族企业最初都是靠集资才完成原始积累的,特别是那些农村的家族企业,更是如此。爹带着三个儿子,承包了十几亩土地,他们知道,种地种到死,他们顶多能吃饱,是不会富的。爹是十里八乡中著名的能工巧匠,他决心带着儿子去创业。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钱,想做鞋、做衣服,进货的两万元他都没有,自己家只有几千元。剩下的钱怎么办?到亲戚、同学、邻居那里去借。
我见过几份借款的名单,有一个企业家借了三万元钱,是从将近60户人家中拿到的。最少的人家,只给了他200元。现代金融业,借钱就要抵押,这叫商业信用,还不起钱,就把你的抵押物收走。而这个老农民,他创业的时候有什么啊?他凭的是他家是十里八乡大家都非常信任的能工巧匠,几代人都是忠诚老实的农民。他们有一种信用,可以叫做亲情信用。他知道借来的钱必须还,如果不还,祖宗三代在十里八乡会永远抬不起头。别人也都知道,他们这样的人家,借钱一定会还的,我们是亲戚、我们是邻居、我们是朋友,我家有困难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他有困难我自然要帮助他。我钱不多,只能出200元,我也愿意拿出去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