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曾是世界资本觊觎的一大块肥肉。
温州恒星烟具公司的陈建华告诉我们:“Zippo公司的打火机在沃尔玛的单个售价为20~30美元,最便宜的也要10多美元,而中国打火机的出厂价平均不到1美元。美国打火机厂的工人月薪在3 000~4 000美元之间,恒星打火机厂的工人月薪为人民币1 000元左右,约合130美元。”其中的利润账,谁都算得出来。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涨价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资本是残酷的,它不会因为先前的中国制造为他们的几何数增长立下汗马功劳而不离不弃。对于很多代工企业,原来如雪片般飘来的订单成了零星的毛毛雨。
浙江一家曾经为耐克、阿迪达斯等诸多品牌做过代工的某服装企业负责人表示,在服装行业,劳动力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60%以上,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他们的海外订单流失六成。
湖北多佳实业有限公司的老板也抱怨:“一些欧美的老客户正在把生意转给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工厂,而我们的产品并非不可替代,特别是普通品种的议价能力较差,一旦欧美采购商在东南亚地区培养起了新的供应商,我们的订单将流失得更快。”
企业利润更加单薄
劳动力成本上涨及海外订单减少,传导到企业中,造成了中国制造业陷入生死危机的局面,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阵亡”。
劳动力成本上涨一寸寸吞噬着企业单薄的利润,面对个人难以扭转的趋势,他们避无可避。
2008年3月,在温州,一家最多时候容纳300多人的厂子却只有50多人在工作。这家企业的厂主对新法敢怒不敢言:“如果按新法,即使有订单我们都得关门。企业必须为全部员工缴纳‘四金’,并严格控制劳动时间。为了提高企业效能,我只能拒绝利润较低的订单,还压缩了产能。”人力成本的增加把单件衣服的利润从2元到3元挤压到了1元。
常州一家知名服装企业,有6 000多名员工,新法实施前,只为1 000多人交了社保,随着新法实施,他们将补交3 000万元费用,这让这家家底不厚的企业不堪重负。
湖塘一家纺织厂,开一天工,就亏一天,无奈只得把厂里近80名员工“请”回了家。
东莞的鞋厂老板把困难说得头头是道:“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重重压力,让他们感到“风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没有阳光”,“‘风霜雨雪’加起来,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润的几倍,价格又提不上去,没订单,还主动一些,手上有订单的,做多少亏多少”。
翻看这些被劳动力成本折磨的困苦不堪的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依靠走“低成本、低利润”低端模式的中小企业。除了成本低,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乏善可陈,处于价格链的低端,本来利润就低,一旦劳动力成本上涨,就直接扼住了他们的喉咙,难有回击的余地。
“成也廉价劳动力,败也廉价劳动力”,劳动力让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了生存的氧气,也蚕食了他们的竞争力。温州一位老板直言不讳:“既然多聘些工人就可以赚同样的钱,又何必将钱投向技术创新这个无底洞呢?”以至于工资提高成为他们最大的噩耗。除了工资成本,还有为保护工人权益所增出来的新法条款,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风险。
与其“等死”,不如突围;但有些中小企业,连突围的勇气都没有。在他们看来,两脚悬空,无路可逃。
在广东吉隆镇,聚集了3 000多家制鞋或鞋材企业,由于经济大考,让这个昔日喧哗的小镇萧瑟了许多。我们摘录当地企业小老板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一段对话,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可见一斑:
迁移?“怎么迁?我们都是吉隆的农民,几个人、几十个人用钳子做鞋,一步步走过来的。身家都在厂房、设备上,现在卖也卖不出价。走也走不动。”
升级?大部分吉隆的鞋厂还处在从作坊向流水线升级的过程中。建了流水线的大厂“只能谈生存”,用什么升级?
拿定价权?“你告诉我,我们这些草根小企业怎么去拿定价权?2007年年底,龙永图在东莞说,中国制鞋企业要拿到定价权,我几乎听不下去。他自己试试!”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劳动合同法》执行后,工人和老板的纠纷肯定不断,现在许多工人动不动就是“我告你”,接下来几个月要忙着应付纠纷了。
2008年的关键词除了“生存”还有“升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规则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拿到活下去的入场券。缺乏技术含量、品牌价值空白的企业,如果还找不到恰当的自救方法,面对他们的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但如果迈过了这道坎,就可能会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