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时政府应该对这些国有企业有所补偿。如果没有补偿,这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就会是一次性的。承担一次社会责任倒下去一批企业,再承担一次又倒下去一批,这是无法持续的。李兰:尤其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有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能够带着企业和员工挺过去,不能自己都没有信心。陈代华: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越需要有一批乐观、充满信心、对未来的发展有办法的企业家,他们才能真正为企业和国家作出贡献。邵宁:在最困难的时候企业家必须敢站出来承担责任,带领企业往前走。同时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还需要有牺牲精神,比如说现在一些中央企业降薪,领导班子降50%,中层管理干部降30%,职工降15%。我们很赞赏这种做法。国有企业裁员很难,不能对就业市场火上浇油,但是人工成本又必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要作出一些牺牲。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法宝”是方向上的坚定性、实践
中的勇气、符合国情的改革办法。李兰:邵主任,改革开放30周年,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走过了30年的风雨路程,您觉得这30年的改革中,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的?邵宁:在30年漫长的改革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艰难的探索中不断深化,分阶段、有重点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体制和结构难题,使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的状态和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已经实现了初步结合,改革的前景已经十分清晰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历程特别值得总结,解决的具体问题和取得的实际进展是重要的。可能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被公认为是世界性难题的领域,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子。回顾30年改革历程,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对于改革的推进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方向上的坚定性。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争论,这是必然的现象。原因之一是这项改革是一项没有成功经验的探索,缺乏一个公认的参照性,人们对于改革的方向、路径、措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原因之二是改革的推进并不是在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中实现的,该具备的配套条件不一定有,应该落实好的事情不一定不出偏差,改革中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是很难避免的。尽管不同方向的争论很大,各种批评也很多,但是中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和大的政策措施始终没有变化,保持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和政策方针的连续性。在实际操作中,应放则放、该控则控,不为各种争论所左右,表现出一种理论上高瞻远瞩的坚定性。试想,如此复杂的改革如果出现了方向性和政策上的摇摆,改革的推进就会非常困难。第二,实践中的勇气。改革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要把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的体系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其中所包含的社会风险是极其巨大的。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不但要敢于直面改革将会引发的社会矛盾,而且要有把握和办法化解这些矛盾。在这几年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等工作,社会风险都非常大,也确实引发了许多不稳定的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但是都通过艰苦的工作、有效的措施化解了。敢于直面矛盾,并有办法解决矛盾,这是推进改革所必须具有的大无私和无畏。试想,如果当年不敢触及这些风险很大的难点问题,拖下去或者是绕着走,就不会有今天国有企业的良好局面。第三,符合国情的改革办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项改革,其具体的办法既取决于改革的方向,更取决于具体国情,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条件、传统文化、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等。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但是没有照搬任何一种模式,中国的改革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始终盯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现实问题,始终在研究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办法。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是完全中国化的,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子。试想,如果我们的改革不从国情出发,而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模式,结果很可能是水土不服、南橘北枳,从而延误了改革的进程。陈代华:从目前来看,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还要做哪些工作?邵宁: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在一个正常的过程中推进。在前一段的改革中,我们大体上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推进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现在这项改革已经结束了。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这样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缩短,而且布局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