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持有异见的法官
当把人置于群体之内时,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便会发生。同伴的压力、任何人首先亮明的观点,以及观点标新立异的人或者持对立立场的人,都会使身处群体中的人的思想受到影响。结果,我们思想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就可能会被推翻、驳倒、扭曲和否决。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所有隐形影响力,在哪个环境中的表现,都没有在群体环境中的表现更为突出,这一点并不奇怪。不过,没有哪个群体的群体动力,比国家最高法院里呈现的情形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很清楚,他们每分钟的行为和讲话都会受到仔细检查——所以,这些终身任职的法官必须在仔细的检查中间,找到一种最有效的协同工作方式,以及最具效能的工作风格。可是,群体动力到底是如何影响着最高法院的裁决的呢?
为了更好地理解某起案件裁决结果出来之前的程序,我们请教了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法官。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交谈,让我们有些紧张。你是应该叫他“先生”呢,还是叫他“法官”或“阁下”呢?不过,斯蒂芬·布雷耶自有让你感到放松的办法。或许是他的友善和平易近人使然,也可能是因为即将使人了解一个长期以来以保守秘密著称的机构的这个行为的兴奋,让他对这次谈话很感兴趣。
在与布雷耶交谈的过程中,一个渐趋明朗的事实是,最高法院已经找到了应对一个强大心理力量的方法,这个心理力量会在几乎所有的群体互动中浮出水面。
为明了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先看看一种被称为“讨论会”(conference)的会议。这是所有法官第一次聚集在同一个房间,讨论他们面前案件是非曲直的会议。这种讨论会只有法官参加:没有法官助理,没有听众,也没有局外人。
不过,在我们步入会议室之前,为了对这种讨论会有个真正的了解,以及弄清这一会议会让法官们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需要先回到几周前,也就是案情摘要第一次被放到法官办公桌上的时候。
法官对案件的处理,始于详审各种不同的法律意见书。布雷耶描绘了这一景象:“首先,我会拿到案情摘要的副本,每册摘要有30~50页的篇幅。通常情况下,在某起典型的案件中,我会得到10~20本案情摘要。”案情摘要由涉案各方提交。阅读每个案情摘要时,很难保持中立。“自始至终我都会设定一个很不明确的假设,不过,我对以后改变这一假设,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作出了改变,所以,在我阅读案情摘要的时候,可能会反复好几次。对政府提交的案情摘要,我看得很快,因为政府有出色的律师,之后,我会仔细阅读辩护方提交的案情摘要。在我阅读案情摘要的时候,我会和我的法官助理交流案情。在口头辩论之前,我已经读完了案情摘要,和我的法官助理交流了案情,我的法官助理也完成了一份备忘录,之后,我会与我的法官助理再沟通一次。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思路,我会不断改变观点,并不断测试不同的看法。”这个往复过程,能让布雷耶在形成自己的看法之前精练所有的信息。他谈到:“(最高法院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过程。”
这一步完成以后,法官们便为下一个步骤——口头讨论周——做好了准备。这期间,法官们还没有在他们之间就该案展开正式辩论。“我们会听取各种论据,并提出问题。我们会向涉案各方提出问题——这可不是让他们提出自己的论据,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论据。实际上,我们提出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迷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开始对该案进行正式讨论的时候了。法官们可能提前彼此互换过备忘录,也可能非正式交流过,但是,召集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对其展开讨论。到了讨论会召开的时候,法官们便有了看到各种观点、再次考虑案件、与自己的法官助理讨论棘手问题、质询涉案双方以及听取同行提出问题的机会了。
讨论会是特意设计成这种形式的,而且自19世纪以来基本没有改变过。“在讨论会上,我们按照资历的顺序入座,从首席大法官,到最近任命的法官,”布雷耶解释说,“在第一轮每个人都顺次讲过话以后,其他人才能再次讲话。”这种程序确保了每个人都能亮明自己的观点。“每人谈每起案件的时间为5分钟……他们会解释自己倾向于某个看法的理由。此外,每人都会将其他所有人的讲话记录在案。随后,人们会展开来来去去的讨论。以这样的讨论——这是一个初步讨论——为基础,最高法院会如何分析案件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有趣的是,讨论会无意间避免了群体动力的问题,最初的群体动力实验研究,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心理学实验完成的。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但阐明了最高法院发生的情形,而且也解释了由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是如何改变整个群体的观点的。
在阿希的研究中,每位参加者——试验对象——都被带到了有其他几个人在场的房间。参加者被告知,要给他们测试视觉灵敏度。他们的任务看似非常简单:研究者会先为这个群体出示三条长短不一的直线,并让每个人确定,三条直线中的哪一条与第四条直线一致。这个任务看起来确实太简单了,直线的长度差异还算明显,所以,你根本不需借助放大镜和尺子。
但参加者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房间里的其他“试验对象”都是研究者雇请的演员,他们提前都接到了给出同一个错误答案的指令。当演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报出错误答案时,真正的试验对象被迷惑了。接下来,某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部分参加者不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开始对自己以及自己孤立的不同见解产生怀疑。是不是我误解了某些事情?是不是我是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直线的?一次又一次,大部分参加者都认为,最好还是附和大家的意见——这样,就不至于遭受被别人视为怪人的尴尬了。的确,在加入群体的参加者中,至少有75%的人在实验中给出了错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