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心理力量与行为的碰撞(2)

一直以来,尽管我们从没达到罗兰·英格斯·怀德的境界,不过,我们两人后来却都成了作家。

本书的真正起源,来自一次奥瑞与詹金斯(Jenkins)共进晚餐时的谈话。詹金斯是一位医生,在他30年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产科工作。他拥有一位妇产科医生应该拥有的所有优秀品质——他很耐心,他愿意倾听,他很聪明,最重要的是,他经验丰富。正因为如此,会让人觉得他作出的决定一定是正确的。

谈话逐渐转向了群体动力(group dynamics,也称为“团体动力”),以及情绪在决策过程中如何扮演重要角色的问题。奥瑞不假思索地说:“我敢肯定,在你们这个科学工作者的群体中,你们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会各不相同。”

詹金斯医生在谈到医生同样无法抵御非理性的力量时,神情严肃。因为攸关生死,所以,他们的非理性行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为本书的写作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获得了一个检验詹金斯医生论断的机会,采用的方式就是跟踪急诊室医生的行为。我们在急诊室和布赖恩·黑斯廷斯(Brian Hastings)医生谈话时,他讲了一个即使在最专业的内科医生身上也会发生的关于非理性行为的故事。

就在这次谈话的一周前,一位女士抱着孩子惊慌失措地来到急诊室。她说,她两岁的女儿艾米肚子疼得厉害。腹痛可能只是消化不良这种并无大碍的问题的征兆,但是,那位女士却对孩子的这一问题表现出了过度的担心。通常情况下,医生会马上开始着手为艾米作检查,并对艾米的症状作出诊断。

黑斯廷斯医生停顿了一下,之后,很快列举了急诊医生应该采取的系列措施。但实际上,在当时,医生们并没有专注于艾米,也未采取任何检查措施,而是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艾米母亲的身上:她既惊慌又紧张,而且表现出了过度的担忧——基本上就是那种反应过度的父母。基于这样的主观判断,医生们就让艾米回家了。

第二天,艾米和她的妈妈又来到了急诊室。医生们知道,在处理刚学会走路小孩的情况时,倾听孩子父母的陈述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他们常常对孩子的问题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医生们发现了艾米妈妈反应过度的更多证据:在医院,她显示出了“疑病症患者”(hypochondriac)——也就是他们常说的“医院常客”——的所有征候。于是,医生们还是没给艾米作任何检查,再一次把她们打发回家了。

第三天的情形与前两天如出一辙。艾米和她的妈妈再一次回来了,这让医生们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位母亲的确是反应过度。但是后来当艾米失去了知觉的时候,医生们才意识到出了大问题。但一切为时已晚。黑斯廷斯医生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摇了摇头:“我们没能救活她。”

如果能客观诊断当时的病情,急诊室的医生们完全能认识到艾米是需要留院观察的。但是,他们完全忽视了警示信号,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打发回了家。就在医生们将艾米的母亲认定为“医院常客”的那一刻,他们就落入了我们称之为“判断偏差”(diagnosis bias)的迷离心理状态,换句话说,在我们为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定性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会对所有与我们的判断相左的证据视而不见了。

为什么这些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会作出有违他们所受的多年训练的选择,并最终葬送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呢?我们希望搞清楚,在这一情境下,以及在人们偏离合理轨道的无数其他情况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样的心理力量(psychological force,也称心理力)导致了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呢?它是如何造成我们在职场中踯躅不前的呢?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企业和人际关系的呢?它何时会将我们的钱财甚至我们的生命暴露在风险之下呢?它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其他一些经济行为呢?为什么当我们已经被它影响和控制的时候,我们却意识不到呢?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究几个导致人们的理性思考“出轨”的神秘心理力量,同时,我们还将分析每种心理力量是如何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对不同的人产生影响的。

写作本书时,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陷入受到非理性行为支配的境地。不过,通过更好地认识这些心理力量难以抗拒的诱惑,或许,我们在未来再次成为它们受害者的概率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