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试验对象太容易被人左右而鄙视他们。但是,不管我们自认为多么思维独立和意志坚定,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受到引诱而与群体保持一致。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说出一个不合群的观点,其他人会怀疑我们的才智、品位和能力,或者我们就是不想引发与群体的矛盾。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知道何时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
布雷耶解释说,甚至当“哦,我是唯一的一个”的想法涌上来时,他也会勇敢地说出,他会说“我确实不敢苟同,不过,我不再说了,因为在这一点上写出书面异议没必要。我对这一点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但他补充说:“如果只有我持有某种见解,那么,我只有在感觉非常强烈的时候,才会写出书面异议。”这种方式确实很有道理。如果法官们对每个不能达成一致的小问题都写出正式的书面异议,那么,法院的工作便会陷入停顿。不过,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勇敢说出自己的观点,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阿希发现的,尽管群体保持一致所产生的影响异常强大,不过,这一力量的作用取决于一致性的状态。在“直线研究”的另一变化版本中,阿希所采用的实验方法与以前的(一个对实验内情一无所知的参加者,一屋子给出错误答案的演员)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只不过,这次他增加了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演员。这个唯一表示异议的声音,就足以消除“符咒”的魔力,因为对真正的试验对象来说,这个声音给了他与群体的其他成员意见不一致的“正式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当另一持不同意见的演员说出答案时,真正的试验对象都会公然违抗群体的意见,并给出正确答案。
不过,真正有趣的是,要想激励真正的试验对象说出正确答案,这个持有不同意见的演员甚至不需要给出正确答案。冲破群体影响所需的,只是有人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而已。
为了验证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一个“不合格”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人们进行了一个精妙的实验。在这个由心理学家弗农·艾伦(Vernon Allen)进行的改装版实验中,试验对象同样被置于一个由演员组成的群体中,并要他们回答简单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版本的实验中,每位试验对象都被告知,在开始该项研究实验之前,他们要在一间小办公室单独填写一份自我评价调查问卷表。5分钟以后,一位研究者来敲门,并对试验对象说,因为房间不够,他要与另一位试验对象(就像你猜到的,实际上,他也是个花钱请来的演员)共用一个房间。
这位演员最惹人注目之处是他戴的眼镜。正如艾伦在论文中详细说明的,这副定制的眼镜有着“非常厚的镜片,透过镜片看去,佩戴者的眼珠仿佛都被扭曲了,给人一种视力极差的印象”。在这个实验中,说镜片“非常厚”还是太过保守了,实际上,它看起来更像是可乐瓶的瓶底,以至于必须将其中间专门修整,“才能在确保具有足够的视力的同时,又能避免配合实验的演员遭受头痛和眼睛疲劳的折磨”。
似乎这还不够,为了让人意识到演员的“视力恶化”有多么严重,演员和研究者还进行了以下这样一段提前设计好的对话。“对不起,这个测试需要有远距离视力吗?”演员心有歉意地问道。当研究者证实说这个测试确实需要有远距离视力时,演员解释说:“我的视力很差,我只能看到很近的东西。”研究者表现出担心的样子。之后,研究者让演员读出墙上很清楚的标志上的词语。演员半眯着眼“费劲”地辨认着标志上的词语,不过,他“失败”了。到此,目的达到了。
研究者解释说,他需要5个人参加实验,他还说,如果少于5位试验对象,测试计划就无法完成。所以,他邀请演员参加测试,同时谈到:“只管坐着就可以了,你只要在那儿就行。因为你看不到问题,所以,你怎么回答都可以,随便。我不会记录你的答案的。”
但是,这样的演员——连同厚厚的眼镜——依然可以将试验对象从群体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在没有异见者出场时,97%的试验对象都顺从了群体的意见,不过,当有“严重视力障碍”的演员身处群体中间,并给出一个不同的——不过同样是错误的——答案时,则只有64%的试验对象与群体保持一致。很显然,我们并不会认为一个明显不合格的异见者,会像有能力的异见者一样,能将试验对象的观点扭转过来,但是,需要说明的重要一点是,异见者——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合格——的出现,依然能让很大一部分试验对象脱离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给出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