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称赞过刘永行 饲料能做下来,什么都能做 的王石一日在深圳喝早茶,有人见到他之后大惊失色,私下告诉他说,深圳的土地局长已经被抓了,你为什么还不跑?
这让王石哭笑不得 王石自问与该局长毫无瓜葛,却因为做房地产企业而被人们认为多少与政府有关联。这种先入为主的推理,其实反映了所有企业经营者在处理政府关系上的困境。企业的经营者,尤其是小企业的经营者,从来都要应付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在中国,官商关系则被视为企业经营者必须关照到的一个方面。
但初出茅庐的刘永行似乎就偏要挑战这个极限。其时刘永行已经在育新良种场里主事,而他在此事的处理上已经开始有了企业家的最初光芒 偏执。须知这一刀下去,杀掉的是刘家当时市价近百万元的鹌鹑和鹌鹑养殖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这切断了刘家在养殖业上的所有退路。当然这一刀也杀出了刘家兄弟的决心 破釜沉舟地转向猪饲料业。这一刀还杀出了育新良种场,甚至后来刘永行控制的企业群里一个铁律:绝不行贿。如果这也算刘永行逆向思维的体现的话,那么虽然其中有令所有人心痛的现实损失,却也免去了以后所有的麻烦,当然,无形中也失去了很多机会。按这个生性耿直的四川人的话说就是:我上百万元的鹌鹑都杀过了,还有什么必要行贿?这种行动,描述出了一个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刘永行,尽管下海创业的初衷是为求生存,但此时他已经在向他与符中士教授所说的那种境界转变
做大事,而不是赚大钱。而放大一点看,这是刘永行经商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也是所有企业经营者所必须要面临的一个蜕变过程,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有很多沉浮可言。在发展中国家,官商勾结和为富不仁,一直是被人们所仇视的行为。因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公众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富豪们的第一桶金是来之不当的,否则,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一样辛苦地工作,为什么他最后成为富豪,而我则不能?虽然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社会心理却不总是那么理性的。
不过这一刀下去,其实也把新津小小震动了一把,最后育新良种场的土地问题在县党委和县政府的帮助下,还是解决了。
育新良种场的猪饲料很快在新津一带流行起来,育新的工厂扩建以后,生产能力的加强使得排队现象不复存在,同时刘家兄弟还开始建立自家的经销商体系。希望集团在这一带的声望,也迅速提高起来。但是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品牌认知面来支持销售。在这个过程中,刘永行又无师自通地发明了很多进一步推广的手段。
有相当多的企业在新产品面世之后要花很多钱在广告上,尤其是生产快速消费品的企业。一度,中央电视台的标王成为很多企业比富的名利场。有一些企业家算过这样的账,今天给央视开进一辆桑塔纳,明天就能开出一辆林肯来。久而久之,很多企业甚至开始依赖这样一种高举高打的市场推广路径,不这样做,业务员们就会抱怨市场做不动,于是企业靠广告和回扣来推动市场。这种烧钱的游戏其实十分危险,因为它又形成一个高度自我循环的资本游戏,一旦停转,企业很可能就会土崩瓦解。
作为一个与农村千家万户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饲料企业,育新的饲料自然也会有推广的需求。但对于高额的广告费支出,刘永行并不买账。关于广告,刘永行在育新生产猪饲料期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想法,他认为广告不在于花多少钱,而在于准确地把自己的信息,传送到应该知道这些信息的客户那里。在这一想法的基础上,中国最早的低价广告形式,也在这个小小的企业里被发明出来:一种是利用农村当时的有线广播体系,一种是墙体广告。
分布在农村的墙体广告,到现在也还有企业在运用,但有线广播广告的方式已经不流行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那种当时被俗称为 话匣子 的农村有线广播悄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