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磨,波折说来就来。
晚饭是聊城地区政府请客。席间,唐勇和山东信发集团一直在进行谈判。这是最后一轮谈判,所以不谈技术性的问题,谈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信发集团的出资怎么落实;再有一个是新公司的决策权如何分配。刘永行一度十分担心的是前一个问题,新公司的股权分配是信发方面49%,东方希望方面51%,均为实际资金投入。东方希望的资金没有问题,大量的闲置资金在股市的一级半市场里打新股,他担心的是信发集团的资金到不了位,最后把这个项目拖成个胡子工程。
但在最后一轮谈判之前的接触过程中,第一个问题很快落实了,主要是信发集团当前的效益不错,县里也十分重视这个项目。同时,信发集团现有的电厂余热已经为40多个纤维板制造厂供热,张学信认为它们都可以为新项目出资。双方很快建立了互信,达成的协议是按资金分批到位的时间表,晚到一天罚息万分之一。
没想到问题出现在第二个环节,即决策和表决的程序上。按刘永行和张信发以前达成的初步意见,双方在公司决策的表决权上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为准。按理说,决策的表决本来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双方对于《公司法》的理解却是不一样的。东方希望方面认为除了重大问题以外,决策应该都以一半以上的股权通过就可以执行;而信发方面则认为既然已经到了股东会上,那么都会是决策性问题,应该都要2/3以上的股权通过才能执行。
双方的谈判一下子就卡住了。
表面上看,表决权与决策的范围是一个极其细微的问题,但实质上,这与公司的控制权密切相关。这个时候双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到后来所构成的严重性,只是觉得要再谈一谈。因为聊城市委书记约见刘永行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谈判就由唐勇和张信发继续下去。
等刘永行约见完毕回到聊城市政府为他准备的宾馆房间时,东方希望的投资经理面色沉重地过来说: 双方已经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唐部长和张学信吵起来了。
虽然已经在半年内有了几次比较顺利的接触,但东方希望和山东信发对彼此还存有一定的戒备之心。实际上原来山东信发一直想要掌握新公司的控股权,经过争论东方希望最后还是拿到了控股权,但是因为缺乏技术人才,总经理必须由张学信担任。信发怕的是东方希望凭借股权上的优势一方独断,而东方希望怕的是信发在经营上独断专行,破坏整个集团的规则环境。最后表现在股权决策上,就是1/2和2/3的争论。因为如果是决定只要总股权的1/2通过就可以执行,那么东方希望凭借股权就可以作出决定。而如果是决定必须要总股权的2/3通过才能执行,那么对于这个新公司来说,实际上就是要得到双方的同意才能执行决策。双方就是因为这个发生了白热化的争执。
聊城地区的政府领导接见结束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经过一天的奔波,54岁的刘永行已经十分疲惫,他把受过伤的腿架到了沙发上,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唐勇走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在了另一张沙发上。脸上的神色同样不好看,也不说话。不用说,双方谈僵了。
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吭声,很明显,双方已经合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但现在却出现这样重大的分歧,问题十分麻烦。沉重的空气就这样在房间里弥漫着。房间里只有一支半坏的日光灯管在一会儿跳亮,一会儿熄灭,给整个环境平添了几分紧张。
过了半天,刘永行开了腔: 我们之所以前面在控股权上一步不让,一定要争到控股权,就是想对信发构成约束。离得那么远,我们对当地的情况又不熟,没有一点约束怎么行?他的大女婿已经是7万吨项目的厂长了,刚才他在车上又说要把县委组织部里的二女婿调到厂里来,他自己又是这县里的副县长,还兼任县电业局长。公司里的什么问题都要双方同意才能执行,我们依靠什么?
唐勇过了半天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他们说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