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料工业的中国版图(2)

国企,造成了当年的 中策现象 。不过这个公司的老板黄鸿年是个投机家,他接收以后就把企业打包去上市,卖给对中国半知半解的美国投资者,彻底玩了空手道。而这厢刘家兄弟却是实心实意地要来经营,只不过付款自有账期,而刘永行迅速注入的管理模式和新型配方,在定下付款周期后半年企业往往就开始赚钱了,所以在二三十个资金集中调用的工厂里,不断抽资,不断赚钱,又形成了一个高杠杆的资本游戏。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地方政府,所以他们在大部分地区都赢了。

当然,要与地方政府合作,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刘家两兄弟首先得取得地方政府的信任,不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麻烦,这也是私营企业的劣势所在。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贫穷里醒来,对于西方的一切自然是尊礼有加。所以事后看,刘永行兄弟俩居然从大批的西方企业手里抢下一批国有资产保留为民族产业,也实在是难得。不过既然是大胆之举,刘永行兄弟两个就得证明给地方政府看,他们能做得比外企还要好 这对于两兄弟来说倒也不难,只是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必须经受住怀疑。

就拿 中南七日行 里签下的武汉工厂而言,刘家两兄弟就受到了怀疑。与所有其他的合资厂一样,刘家兄弟在武汉签下的合资协议规定那家国有的饲料厂折价400万元,希望集团出资400万元,希望的品牌和无形资产折价200万元,总计1000万元。当时定下的协议是利润由政府和希望集团四六分成。但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总觉得这里面有些蹊跷,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来就做得好呢?如果说外资企业能做好是可以看到的,因为他们有现成的优惠的政策条件,但希望同样也是内资企业,一样的厂长经理,凭什么说希望一来就能赢利呢?

产生这样的疑问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了一种湖北的文化传统 不服输的精神。但政府官员产生这种想法本来就是一种错误。此时的饲料市场已经开始了竞争,在诸种条件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他们指挥下的厂长经理,怎么可能在竞争中取胜呢?

不过既然产生了这种想法,希望与武汉方面的合资就变得十分复杂了。1993年3月双方第一次签订协议,但很快对方就反悔了,希望的管理人员甚至无法进驻工厂。武汉方面政府自己新派人员进厂,经营了两个月后还是亏损,只好又回头来找刘家兄弟,6月份双方再定协议。但协议签完之后,官员们回去一想,那个问题又冒出来了: 凭什么说你们派几个人进来就会有利润呢? 于是又反悔,要求加一条补充条款:前三年的合作以上交利润的形式来进行,每年固定上交给政府60万元,余下的统统归希望。

这让刘永行多少有点哭笑不得。但是占领市场对于此时的希望来说是关键中的关键,所以妥协是必要的。其实刘永行心里很清楚,60万元与利润四六分成相比,政府是吃亏的。

果不其然,希望的新配方和管理模式一进去,原厂的设备改造从1万吨改成了10万吨,生产用地和人员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运用。第二个月就赢利100万元,半年内赢利1000万元。按原来的合资方案,政府方面可以拿到400万元,而按后补充的条款,则只能拿30万元。

90年代初的政府官员,应该说还是非常单纯的。经营的结果出来之后,武汉的官员们马上赶到成都要求与刘家兄弟见面,他们大老远跑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再次修改合资条款,把那300多万元的利润拿回来。

因为事涉300万元的利润,刘永行亲自接待了他们。当时刘永行有点不客气了,他提醒这几个可爱又有点天真的官员说: 你们也太不把合同当回事了,这合同改了多少回了。如果再变回去,不就成了废纸了吗?

此事如果是商家对商家的谈判,恐怕刘永行就不会那么客气,早就拍案而起了。但从根本上看,这一批官员,说到底也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是在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