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13)

就在严钧感觉到自己前途渺茫的时候,燕子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个月未见经血,她觉得不妙。

燕子心里很慌,但没有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严钧,只说别老是做那事了,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吧。还总向严钧发脾气,说他除了一把子力气还有什么呀,做生意要靠脑袋而不是靠你那粗胳膊大腿。严钧感到莫名其妙,但毕竟做生意的钱是燕子的,自己只带来800美金,也就不再说话了,一切还是按照燕子的安排做,毕竟要赚钱呀。

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小店里的生意刚刚有了点起色,要是她放下生意,严钧又指望不上,那不是往死路上走吗?燕子决定打胎。

但到哪儿去打胎呀?燕子每天上班下班,一路上也没见过有什么医院,她对圣保罗太不熟悉了。其实非要找医院也并不难,但她没有巴西的合法身份,是个黑户,这么长时间警察没来找麻烦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如果去医院,不是自投罗网吗?

燕子想来想去有了主意。普罗姆森特商场里有几个带小孩的中国商户,她们以前肯定也是黑户,生小孩去的是哪家医院,一问不就知道啦。

第二天她先找到了一个温州女人,那女人有一个1岁大小的男孩。她拐弯抹角地问,说自己有了妇科炎症,想找一家华人诊所给看看,不想去大医院。温州女人很精明,一听就知道其中的原委,但还是很愿意帮忙,就说,我生我家娃找的是个台湾医生,但是电话忘记了,我问问我家先生再告诉你吧。

燕子焦急地等了两天,不见那女人给回话,就找去问。女人说,先生也忘记医生的电话了。燕子很无奈就豁出脸去找别的中国女人打听,都没有个结果。

燕子开始害怕了。

一连几天燕子都在惶恐中度过,对严钧也没有个好脸子。

严钧不知道缘由,以为这两天生意不好,燕子心里憋闷发发脾气,就不去招惹她。

看严钧那副窝囊相,燕子就更加烦闷,但又不想和他挑明了,只是自己把烦恼憋在心里。

一天,燕子正坐在店里发呆,一个巴西华裔男子走进小店。他拿起一双耐克看了看又放下。燕子起身接待,忽然灵机一动。燕子立刻拿起一双阿迪达斯递给他,说这是新款而且价格便宜。那人看了看燕子,很友好地点点头。燕子心里就更有主意了。那人看看鞋,很满意,又问了问价钱。燕子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那人又对燕子笑了笑就掏钱。

燕子装得很随便地问,先生知道哪有华人诊所吗?那人先是一愣,想了想,用很生硬的汉语说,他父亲爱看华文报纸,大概报纸上有华人诊所的广告,就答应燕子如果找到就告诉她。

在燕子看来,这又是个没指望的事,心里仍然没有着落。

没过两天那个巴西华裔竟然又出现在小店,一进门就和燕子亲切地打招呼,很费劲地用汉语说前几天忙没过来,今天专程过来给燕子拿来几张报纸。他把带来的中文报纸递给燕子说,上面有几家诊所的广告让她看看是不是合适。

燕子接过报纸特别感激,第一次有了“华人是一家”的感觉,就说要不要再挑两双鞋。那人摇摇头说不用客气,有什么事他还可以帮助她。燕子说不用啦,已经很麻烦你了。那人说他还有点事情要办就离开了。燕子送他到门口,又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那人走后,燕子急切地翻开报纸找诊所的广告,很快就找到两个华人妇科医生的电话。

燕子把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个男子,汉语说得很生硬。他说从检查到接生需要3000美金,打胎他不做,在巴西打胎是非法的。燕子又把电话打给了第二个医生,是个女的,汉语说得很流利。她说,巴西打胎是明令禁止的,属于非法行为,但是,可以过来面谈,看看具体情况再酌情处理,费用是3000美金,但不能四处张扬,不能讨价还价。燕子说,好,再联系。

挂断电话燕子想,巴西医院怎么这么贵,3000美金就是2万多人民币呀。她开始犹豫起来。

严钧送货来了,见燕子坐在那里发呆就说,我帮你盯会儿,你回去歇歇吧。有时燕子太累了也让严钧盯半天店。燕子说,你回去歇着吧,别在这里烦我啦。严钧说好吧,不行就早点回去歇歇。

严钧走后,燕子又开始想打胎的事。她想,打个胎就要3000美金,如果不打呢?不打也不是不行。再说,按照巴西的法律,在巴西本土出生的孩子就是巴西公民,那么父母自然也就有了巴西的绿卡。想到这,她有了一些安慰。大赦能不能来,一点信儿也没有,没准是人贩子造的谣,骗人过来挣人头儿钱,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没有大赦,孩子的出生就是一件好事。

燕子开始高兴了,当初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上面呢。

燕子决定不打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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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燕子的肚子快要显形的时候,大赦真的来了。

大赦的消息在华人中炸了锅,所有的话题都是“大赦”,所有的人都动起来了。

圣保罗联邦警察局距离三月25街并不远,只隔着一个街区。平时,警局的门前几乎见不到中国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巴西合法的身份证件,都是“黑户”,谁也不会在警局门前没事找事。

然而一夜之间,联邦警局门前挤满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个个欢声笑语,就像过节似的。

警局的大厅里乱乱哄哄的,让警局里的警察们看了眼晕。

燕子和严钧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去照相,去中介公司填表,去会计所报税,去银行缴费,然后排在一条从警察局里一直延伸到街头的长队中缓慢前行。

差不多折腾了整整一天,他们把十个指头蘸上墨,在印有警徽的表格上,郑重地留下了指纹印记。表格上有一道剪裁线,一枚官方印章盖在剪裁线上,沿剪裁线撕下一张两指宽的白条,由本人持有。白条上印有一大串号码,有本人的基本信息,还有警察局长的签字和半个官方的印章。

巴西规定,在正式领取绿卡前,先拿到这张两指宽的白条,如果两年之内本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再拿白条换取正式绿卡。在没有领取正式绿卡前,这张白条与绿卡有着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人管这张不是绿卡的“绿卡”叫“白条”或 “白条绿卡”。中国人还有个习惯,拿到白条后,赶紧花钱把这“命根子”塑封起来,带在身上,就权当是绿卡了。

拿着这张两指宽的白条,严钧几天都合不上嘴,他给北京的父母打了电话,说拿到绿卡啦,可以在巴西合法居住了,二老放心吧,我会干出一番事业的。父母也很为他高兴,但还是说,别的什么都不重要,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行,等等等等。严钧说知道啦,就把电话挂上了。

严钧挂断电话,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把小店的货装得满满的,还主动帮助燕子盯店。

但燕子却高兴不起来——现在肚子里的孩子又成了问题。

她后悔当时为了3000美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