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都是好日
阿拉伯有句俗谚说得好：“不要埋怨玫瑰生刺，应该庆幸从荆棘丛中，长出玫瑰来。”尽管世上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百无一可意中人”，但要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英文有句话：“可能还有比这更坏的！”只要不挑剔，便会觉得事事都还过得去，如果能够觉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那么日日都是好日了。爱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每一个时间，凡事退一步想，而且乐天知命，就会有个至善尽美的人生。
广东人吃在肚里，上海人穿在身上，北京人摆在家里。这南中北三名城的生活形态，给人的印象是如此。依照李笠翁的论断：一世知衣服，二世知居室，三世知饮食。他就人们对衣食住看重的情形，分别出新贵乍富与大家世族。有些爱好“想当年”的朋友们，为了表示自己系出名门，便故意地锦衣华服，刻意地食不厌精，其实那一副肉食者鄙的馋相，绝不比把家当穿在身上的人更风雅，更高尚，更世家气。是真名士自风流，故意地做作，即使做作得异常风雅，也使人觉得雅得俗不可耐。
我不反对穿着打扮，就经济观点看：衣食足而后知礼义；就文化观点看：上国衣冠，代表的是最高教养；就政治观点看：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教育观点看：古时是衣钵相传，现代是制服徽章；就个人心理精神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就社会处事论人看：佛
要金装，人要衣装。不要讥笑狗眼看人低，世上多少沐猴而冠者，多少衣冠禽兽者，还不是就仗着那份行头在驰骋纵横。所以无论是正面人要衣装的、反面的、善意的、恶意的，人要衣装，乃千古不移之理。
在纺织机器发明以前，一件衣服的制成实在不易，所以那时人们的衣服一定要质地好，可以穿个几十年；一定要式样简单宽畅小大由之，方能传诸子孙后世。工业革命的第一件大改革便是纺织机，英国靠衣料发了财，称了霸。两百年来，生产者想尽方法引诱人们消费，衣服的花样翻新，形式变换，愈演愈烈，使人成为衣服架子、时装牛马。爱讲究的时髦人物，认为上半年的衣服，下半年就穿不出去了。欧美国家在太平盛世，有的是闲人、闲钱、闲情，纺织业、服装业合伙打劫，挖空心思去赚闲人的闲钱，那些闲人在闲得百无聊赖之下也就心甘情愿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种时装战，那股时装潮，在穷而又忙的人看来，觉得实在有些小题大做，无事忙到幼稚可笑的地步。
我们中国对于服装，似乎不大发生兴趣，好像自古以来就很少变更过。有位大使夫人曾来信拜托我搜集中国服装沿革的资料，找来找去找不到，去请教博闻多识的齐如山先生，齐先生也说，汉唐到明朝的衣服仿佛都不曾有过太大变动。我们试看国画，那些衣袂飘飘的人物，实在分不出是三代以上的人还是元明的隐士。在戏台上，更是乱成一团。假如把赵武灵王编一出戏，他的胡服，一定也会有马蹄袖和红缨帽。
在中国旧式家庭里，不但老祖母的衣服可以给孙女，男人和女人的衣服，也都可以混着穿。晴雯临死，不是挣扎着和宝玉换穿贴身小袄吗？倒是民国成立之后，大汉衣冠反而真正改革一番，虽然满清被推翻，旗人被同化，可是旗装却征服了我们，旗袍雄踞中国服装宝座四十余年，自从《灿烂的爱》放映后，旗袍更曾经一度侵入国际市场，影响了西方的时装。看情形，除了在长短袖、高低领叉上翻翻花样外，旗袍的祚运还绵长得很呢！
我们对于旗袍之如此爱好，与其说是保存国粹，毋宁说是打穷算盘。第一，做一袭西装至少要三码料子，做一件旗袍几乎只需蔽体的材料。第二，中国的洋裁师父，大多只会照猫画虎，且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抓住人家的影子，跟在尾巴后面，闭门造车，造出一些土式洋装，聊以表示不甘落后，所以不登大雅之堂，大家既然不能到巴黎纽约定购西装，又没有创造新装的天才，便仍然在旗袍上动脑筋。流风所被，旗袍在一切西化的激流中，便成了中流砥柱了。第三，中国人的体形不对路，西装要袒胸露背的，我们纤秀有余，丰满不足，旗袍则可以藏拙。
旗袍不仅会隐恶，而且还能扬善。一个“始终如一”、没有三围的中年妇人，可以把旗袍穿成H状；一个曲线玲珑、三围触目的妙龄少女，则可以使胴体裹在旗袍里比暴露更暴露。
尽管旗袍穿起来实在不舒服，看久了又确实太单调，不过自经济省事着眼，旗袍是值得赞扬保存的。在台湾，我还不曾见过一位会穿西装的仕女，却有不少懂得把旗袍穿得雍容华贵的妇人。
不仅女人的旗袍适合中国女人，就是长袍马褂、千层底鞋，又何尝不较西装革履更适合于中国男人呢？中国的男性早已脱离原始动物的形态，个子、块头、神情、仪态，比西洋淑女还更文静秀气，他们穿上剪裁适度的袍褂、粉底缎面的便鞋，个个都如玉树临风，充分表现出东方男性美。可惜的是在台湾连个会缝袍褂的好裁缝都不易找到，而且一袭千金，做套西服亦相差无几。几次迎送国宾的大场面上，许多人穿起国服，上半段袍褂既不合体，再加上下半段的西裤革履，实在不太调和。回想当年男士们穿着长袍平底鞋，洁白的小褂领袖微露在外，慢条斯理地谈文论道，那份潇洒蕴藉的风流，几乎已成梦幻陈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