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也选了一些来自名校的学生,比如来自杜克、普渡、卡内基梅隆和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但我真的不在意候选人的“门第”,我也招聘过来自母校—肯塔基大学的毕业生。一个人进哪所学校读书和能否有能力没有必然的联系,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哪所学校都有尖子生。为PS3游戏机工作的机会能吸引到最优秀的毕业生。这些年轻的技术人才生于70年代后或80年代初,从小就玩游戏机。对团队里上了年龄的工程师来说,这些人都还是小孩,有的还没自己的孩子岁数大,但是他们带来了动力和朝气,他们骄傲、坦率、自我,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很有信心,相信能干大事,能对团队作出贡献。由于人手极缺,一些出色的年轻人会很快承担了重要职责,工作量甚至超过了老同事,人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只用几年时间就从初级工程师成长为首席执行官。但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怨言,愿意学习,很有战斗力。 除了大学毕业生,另一个重要的人才来源是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在1998年—2000年IT业巅峰时离开IBM去创业公司寻找运气和财富。卡勒和我合力网罗了几个重要的前同事,给出了让他们无法回绝的工作条件。这是费力的战斗,即便能诱使他们回来,那些IBM高层经理也可能拒绝签字雇用他们。有些经理不赞成招聘离开过IBM的员工,认为他们之前背弃公司的举动是不忠诚的。幸运的是,阿科洛特坚定地反对这样做,而且现实迫使他也不能这样做。 只要有任何希望能组建好团队,达成索尼2005年圣诞节产品上市的目标,我们都会不惜代价引进人才。我靠着椅背,穿着拖鞋的一只脚搭在桌上,一边给一位IBM以前的同事打电话。我们聊了一会儿,感叹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倒闭,回忆当年梦想着一桶桶金子等着我们去拿。肯定有不少人去了创业公司,现在或者已经上市,或被收购了。 那位朋友叹了口气:“一些人走了运,不过更多的人被拖垮了,不管多拼命工作,也只能拖延两个月才拿到薪水。”他很乐意来面试。 创业公司不断倒闭,业内欠缺创新性工作机会,经济总体上在衰退。每个人都迫切想找一个开心和稳定的工作,他们意识到这个游戏机处理器项目是一生中难得遇到的机会。我们很容易找到了一堆想来面试的工程师。组建一个开发新的高性能微处理器团队的承诺,让IBM能够从竞争对手那里挖到最好的人才。只要有正确的激励,好工程师都愿意去做最棒的活儿,对公司的忠诚无法与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抗衡。 每进一个人,无论是内部调动来的IBM老员工还是那些归来的“弃儿”们,都能带来一些对IBM感兴趣的工程师的无价联系,朋友的推荐更易说服对方加入团队。 索尼和东芝为组建STI团队贡献甚少,和IBM一样忙于内部其他优先项目抽不出人手。PS2改进版占用了索尼大批的工程师,东芝也忙于自己的产品。阿科洛特要求招聘更多的人填补STI团队关键的空缺岗位。 这导致了团队结构失衡,三家公司各自提供了1/3的项目资金,而IBM一家就聘用了3/4的员工,IBM占用了3/4的资源,看上去是IBM占了大便宜,这也给阿科洛特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应对IBM未来的需要。阿科洛特早就察觉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尽量在日本同事面前保持低调。 索尼和东芝派出的人少而精,都是最高级的工程师,在这样一个多国文化团队里,沟通是个大问题。我第一次和日本工程师的不愉快遭遇是在托尼组织的一个午餐会上。托尼叫了8个人,大家一起去了奥斯汀城北最好吃的一家越南米粉店。那家店从外面看上去很像窑洞,不过味道很不错。一般都是托尼帮我点菜,那天他为我选了一碗肉丸米粉汤,我不太懂如何吃这种将鸡汤、米粉和肉混在一起的食品,该用匙子、叉子还是筷子,或者捧着碗喝?通常我选择后者。 吃饭时,我试着和一位叫山崎武的日本同事随意聊聊,托尼介绍说他是索尼派来的高级工程师之一。托尼没告诉我,山崎只能讲很少几句英语。我尝试几次跟他对话,可他只是瞅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起先我还以为他是个没礼貌的家伙,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自忖:“如果我的所有项目搭档都不会讲英语,这该多滑稽。” 当然,我自己也不懂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