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
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
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
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无端占用他人劳动的“左”的残余。
此外,双方还就“有进口车是不是正常现象”、“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座谈会上的争论被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8月6日报道以后(《人民日报》又在37天内刊出了16期的讨论),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当年就有1700多封信寄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这就是“蛇口风波”。
“蛇口风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个人和社会、民主和平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等诸多方面的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它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就其在特区发展的意义来看,“蛇口风波”是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在个体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具体反映。
安子是从宾馆订的报纸上看到“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报道的。
不过,此时她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拥有文凭。
她沉浸在自己做的大学梦里。
在梦中,她拥有一片神奇秘密的领地,而且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如同保护自己的童贞。
安子除了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耕耘之外,也在自己这片幻想的土地上耕耘。
两片土地拉开着距离,似与不似,实与非实,于是,距离产生了诱惑,诱惑产生了追求。
活力而迷惘,自尊而敏感,好胜而抱怨,光鲜而空虚……一个年轻人所拥有的一切特质与矛盾,安子也一概拥有。
几年的打工生涯,已经足以使之回味无穷,也开始引发她“前途”之忧。
时间在一座城市中被如此压缩,又被如此拉升,所有的得意与沮丧,“聚变”成能,扩张成局。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的安子跳槽到了蛇口。
蛇口工业区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开放点,蛇口成为改写新中国历史的“试管”。
蛇口在袁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中最闪光的亮点,而由“蛇口模式”产生的新观念、新办法、新作风层出不穷,蛇口已成为中国改革路上的一座丰碑。
安子来蛇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蛇口离深圳大学挨得很近,将来或许有可能到那儿读书。
与安子一同步入蛇口的还有一位叫温馨的结拜姐妹。
而安子的表姐依旧留在宾馆。
安子与温馨进了蛇口的一家制版公司,她们是公司的第一批员工,一开始只有7人。
由于人手紧,工作起来就像上了发条的时钟,绷得紧紧的。
公司请来日本师傅指导安装设备,女孩们便是给师傅递送各种型号的零件。
遇到“笨重的家伙”,女孩们也得吭哧吭哧地抬来抬去。
一天折腾下来,累得人腰酸背痛。
3个月过后,安子进了制版部。
北京来的制版师傅对工作很严厉,一点误差也不允许。
师傅说,制版是一门高技术的工作,学好这门手艺,以后在深圳不愁没公司高薪聘请。
安子惟有细心认真地从头学起。
来蛇口的第二年,安子的表姐告别深圳,和在姑妈、姑丈家认识的陈生回梅县结婚去了。
这让安子心里酸酸的,当初安子可是投奔她来的呀!此时安子还没有归家的念头,但她不知自己还能在深圳呆多久,不知道日后自己是否会走表姐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