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显著变化就是留学生由最初的公派为主变为目前留学生90%以自费为主。1979年初,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此后,中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日本、加拿大等国,同时也接待了各国访华代表团,商谈互派留学生事宜,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随之,赴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这一时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千挑万选,彼时的留学多是“精英”出国。
1979年,文革后中国第一次派出50位年轻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们首先统一去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到达之后,他们开始给各个大学写申请信。然而,登陆美国的这一批留学生,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美国的大学联系;甚至对方回复的信件他们也看不懂—当时两个分别来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学老师,对分子生物学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由于公派留学是国家从宏观战略出发有针对性、有步骤地向外派遣留学人员,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出国留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获得公派留学名额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1年,虽然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已经放开,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先富起来”的群体,国民平均收入与西方相比普遍差距悬殊,再加上社会观念的盲区、信息不对称、手续的复杂,能够靠自己出去留学的人是凤毛麟角。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加上1985年后政策的日渐完善,例如简化手续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等,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才算完全打开。公费留学生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自费留学生的总数则呈爆炸性地增长。根据统计,2007年度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12.9万人。其中,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年增幅高达25%以上。
在张永琪就读大学期间,虽然自费出国留学政策逐步放开,但是在那个时候,张永琪出国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他觉得在中国的土地上挥洒青春的汗水才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这样的想法也促使张永琪在大学毕业后,就按部就班地踏上找工作之路。
随着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留学生所学专业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以理工科为主,经济管理类与人文学科等专业早期留学人员涉足较少。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市场经济催发了创业大潮,人们甚至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也需要伴随科技的产业化。因此,我国留学人员的专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人选择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会计、医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使人文社科专业的留学生日渐增多。而从最近几年的留学大潮中也可以看到,留学生的学习兴趣日趋多元化,专业也更细化,留学生分流到了各个专业领域,像通信、环境、建筑、翻译、生物、传媒、市场等多个以前很少问津的专业,现在成为热门专业。随着国内就业难度增加,这两年美国商科、医科成热门,英国理工科热度增加;加拿大金融类专业持续走热;新加坡物流类专业成新宠;爱尔兰音乐治疗教育引起关注;马来西亚心理学、多媒体专业也受到一些学生追捧。跟当年的理工类留学生比,现在的学生更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
在珠海工作期间,张永琪对于社会的关注更多集中在日益蓬勃的市场经济上面,心中潜藏的留学梦并没有在这个时刻得到释放,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