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一、 帝国的外交遗产(4)

董卓之乱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拐角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耗尽了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丝力量。内乱、迁都和混战的恶果在汉献帝几年后逃回洛阳时显现了出来。196年,刘协逃离战乱连绵的关中地区,来到一片废墟的旧都洛阳。东汉王朝的宫廷只能在一座勉强有四壁的破落院子里临时办公。这座院子据说是前朝某个宦官在宫外的私家住宅。现在在其中办公的大臣有数十人,其中尚书郎以下的大臣必须每天自己去城外采摘野菜充饥。他们与饥民、乱兵一样,你争我夺,体弱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既没有朝官队伍,也谈不上什么中央军队,甚至连中央政府的供给都成了问题。这就是董卓之乱最直观的表现。这样的朝廷也就失去了号令天下、管理全国的可能性了。

董卓之乱还直接引发了军阀大混战。在董卓入洛阳的第二年,也就是190年,关东各镇诸侯就以诛董卓为名开始了兴兵讨伐。这些各怀鬼胎的诸侯大多堕落成了军阀。他们骄奢淫逸、祸害地方,成为了割据动荡的主角。百姓在饥馑、烽火和恐惧中备受煎熬。蔡琰的《悲愤诗》写道:"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这是汉末军阀混战的最直接反映。这群军阀们,站在乱世的门口,共同打开了乱世的大门。于是,中国历史上迎来了著名的割据混战时代,从东汉末一直到隋唐重新统一为止,长达四百年之久。

董卓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在于意识形态的巨大改变。董卓原本拥有重尊皇权、中兴中央集权的巨大机遇,但是他失败了。结果皇冠再次受到了奚落,中央集权也成了枉然。如果说在董卓入洛阳的时候,天下百姓对享国四百年的刘汉王朝还有眷恋拥戴之情,那么现在,天下百姓已经撤回了对刘汉王朝的忠诚。这,才是乱世大门得以打开的最深层原因。

184年黄巾起义是忠诚危机的体现,之后曾出现了少数人意图谋立合肥侯为皇帝的谋逆事件。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是对汉朝抱有感情的,是拥护在汉朝的旗帜下实现国家统一和复兴的。大文豪蔡邕出身"三世不分财"的名门,气节和文章受人推崇。蔡邕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指点江山,在黑暗政治下一再被贬斥,流浪各地。他曾经在吴会地区①经历了二十多年贫困艰难的日子。董卓当政时,起用蔡邕,蔡邕经过短暂的犹豫后,还是接受了朝廷的征召。当时的他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对朝廷仍忠心耿耿,依然相信经过一次大的革故鼎新,汉朝能够复兴。在董卓之乱中,蔡邕几乎是一日一升迁,最后官至侍中。对于董卓的荒唐举动,他也多有劝谏。董卓死后,蔡邕抚尸痛哭,被当做董卓同党斩首。蔡邕哭董卓,不是因为他是同党。他哭的是自己心中理想的破灭,哭的是汉朝复兴的最后希望的丧失。正如鲁肃见到孙权说的第一句话:"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

在蔡邕和鲁肃等知识分子心目中,汉朝正在成为过去式。汉朝统一的政治格局已经被董卓从观念和现实两方面打破了,不同的是,蔡邕采取了为曾经统一而强盛的汉朝殉葬的做法,而鲁肃选择的是在乱世中参与群雄割据的做法。

在心中刨却了统一的政治权威后,人们心头积压的欲望和人性中的劣根性纷纷暴露出来。当时在京城做官的宗室刘焉是汉末州牧制改革的提倡者。他提出改革地方官制,建议将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其实是想在乱世中为自己谋条出路。刘焉起初希望的是去做交牧,"欲避世难"。交在现在的广西南部和越南中北部地区,偏远闭塞。刘焉老了,想去那里养老,全身而终。侍中、四川广汉人董扶悄悄劝刘焉说:"京师将要乱了。益州(今天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地区)分野有天子气。"在皇权鼎盛的时代、在人人拥君报国的年代,这是一句典型的大逆不道的话,完全会为说话者带来诛灭九族的厄运。但刘焉听了董扶的话后,不动声色,心里的小九九上下乱窜,暗中活动起益州牧的职位来,最终如愿以偿成了第一代四川王。

试想当日之天下,像刘焉、董扶这样的人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