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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地球第一天：大象公会帮你“涨姿势” / 黄章晋等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086–4714–2

I. ①来… II. ①黄…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401 号

来到地球第一天：大象公会帮你“涨姿势”

著 者：黄章晋 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 号富盛大厦2 座 邮编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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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ISBN 978–7–5086–4714–2 / I·553

定 价：3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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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地球第一天

——大象公会帮你“涨姿势”

黄章晋 等

中信出版社

推荐序

刘瑜

大象公会的文章五花八门，从体育项目的阶级分析到毒品的社会建构历史，从离婚的经济学到草原帝国的兴衰，简直无所不包。但是，杂乱无章的主题背后，却似乎隐藏着同一种生活态度：对日常世界保持永不疲倦的惊奇。

“惊奇”感我们肯定都有过。比如小时候，万事万物都令我们感到惊奇——长颈鹿是站着还是躺着睡觉？树叶为什么秋天会变黄而不是变黑？牛为什么不爱吃肉而狗为什么偏爱吃肉？人为什么有两个性别而不是一个或者三个？……神奇的事情简直太多，幸亏这个世界上还有《十万个为什么》，供我们睡觉前抱着研习。又比如出国旅行时——阿拉伯人为什么戴那种方格子头巾？埃及金字塔的石头到底是怎么运到顶上的？希腊的神庙是用来干什么的？同一个岛上，为什么多米尼加比海地建设得好？啊，还有印度人，都民主了为什么种姓观念还那么根深蒂固？

然而，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似乎对世界——尤其是对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不再感到惊异。忙不过来呀。每天连滚带爬地早起上班，办公室里做不完的表格文书，下班后天旋地转的饭局，周末人山人海的公园……机械生活日复一日，大脑里的那只“发现之眼”早已不知不觉关闭。

只是那样的生活有那么一点点无趣，仿佛在一片湖光山色中坚决窝在家里门窗紧闭。

大象公会里聚集的，是一批试图打开门窗的人。他们像是来到地球第一天，看到什么都新鲜，都要把头探进去大喊几声“喂喂喂”。其实要见识人世无限风光，未必需要花 5000块钱买张飞机票，去巴黎去埃及去古巴去意大利。还有一种更划算也更持久的方式：观察你周遭的世界，“点击”你自己的生活——而这正是大象公会的态度。为什么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河南人里真的“骗子”更多吗？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赌博？解放军为什么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智商测试靠谱吗？长城到底是不是一个军事“花瓶”？现实中到底有没有“共产主义社会”？“龙”图腾的起源是什么？竟然还有，公章为什么是圆的！“打开门窗”不是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恰恰是对它的智性激活，看见那些司空见惯的，听见那些充耳不闻的，挖掘那些习以为常的。真的，如果你打开那只“发现之眼”，会意识到我们目力所及，所有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都埋着一朵小蘑菇，如果你像马里奥兄弟一样奋力顶顶顶，小蘑菇就会蹭蹭冒出来，再滚到你的嘴里去。

某种意义上，大象公会所做的事情，是社科人文知识的“科普”。所谓“科普”，就是用理性破除迷信，用逻辑代替神秘主义，用论据代替“我觉得”。对“为什么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这种问题，相比“北方人就是豪爽呀”这种神秘主义的答案，大象公会的作者更愿意去追溯酒量与官本位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二战’中的上海犹太人应该感谢谁”这个历史问题，相比“中国人就是善良”这种直觉式回答，大象公会更多地是去分析日占上海时期日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对“为什么一个小女孩会残忍杀人”这个问题，相比我们“人性本恶”之类的感慨，大象公会的作者则去分析“镜像神经元”活跃程度与善恶的关系……用思考照亮混沌，在别人想当然的地方掘地三尺，所谓“理性”，一半是能力，另一半则是谦卑而已。

但大象公会所做的，又不完全是科普。自然科学的知识，有相当的确定性，所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就是把这些相对确定的知识搬运到公众头脑当中。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确定性的知识少之又少。今天被确定的知识，明天时过境迁之后，可能又会重新坍塌。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象公会所做的，与其说是普及知识，不如说是普及好奇心与理性意识——前者用以提问，后者用以释疑。在一个知识可能会和财富一样陷入“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如果说平等的权利需要一个伦理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就是每个人知识与理性的进取心。

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热爱“道理”远甚于热爱“知识”，所以好奇心驱动的求知是逆水行舟。而对于普遍用“感情是否受到了伤害”衡量观点对错的人群，理性主义则甚至可能激怒众生。好在大象公会作者群似乎也不介意“小众趣味”，大约是已经建立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路自信”。当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还是希望大象公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群。在一个公共生活萎缩的世界里，求知是保全自我的工程。希望有一天，大象公会能够成为品位的象征，而品位则成为成功的通道。

第一章
历史偏爱有制度的莽夫

长城：从恐惧的纪念碑到民族精神的象征

从朝鲜半岛到欧洲，居住在亚欧大草原边缘的定居文明，都曾修筑过长城。中国长城举世闻名，是因为它的正北方恰好是草原暴力地带的中心。

人类在太空甚至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到长城的说法，因杨利伟而终结。 2003年 10月，他从太空返回后，否定了这一神话。但长城在中国的神圣地位并未因此削减，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

恐惧纪念碑到民族象征物

在中国历史中，长城并非一直是崇高、正面的形象。自秦始皇时期，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开始，无论是在民间还是文人墨客的笔下，长城更多时候是边关战死、苦役征发的象征。

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的诗作，历史上竟然有几十首之多。从三国的曹丕、唐朝的李世民，再到宋金时代的赵秉文，基本调子都是三国陈琳的“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实际上在这些诗作的写作时代，战乱发生于中原而非边塞，长城明显是战乱的代名词。

清兵入关后，以满蒙联姻和主动出击方式稳固边关，对北方民族一直占据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历史上清代从未修筑长城，自然也看不上长城，文治武功最盛的康熙、乾隆就是典型。

康熙有过“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而乾隆亦有“金墉迤逦倚山尖，想象当时守备严。但拟天骄祛冒顿，那知民怨萃蒙恬”的诗句。

当然，如此漫长的历史，不可能没有夸赞长城抵御外敌功效的诗句，譬如唐朝边塞诗人褚载就有过“秦筑长城比铁军，蕃戎不敢过临洮”之句。但相比将长城视为战乱和苛政象征的诗作，它们不但量少，而且并非流传广泛之作。

自秦始皇之后，除唐、宋、清三朝未修筑长城外，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王朝都有大规模修筑长城的行为。甚至女真入主中原建立金王朝后，为防范蒙古等民族，也在极北之地修造了长城。

但万里长城终究未能避免五胡乱华、蒙古和女真入侵导致的神州陆沉，惨痛历史影响到后人对它的观感。鲁迅在其《长城》一文中评价道：“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 ”

到了近现代，拥有枪炮利器的西方列强自海上入侵，长城更失去了国防功用，彻底成为无用的历史遗迹。此时，长城开始为西方人所知，并很快有了现存长城的相关著述，对长城的考察和研究比中国人更为详细。

虽然中国历代长城工程浩大，但西方人对它的整体评价并不甚高，认为它们在工程学上远不能与金字塔相比。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长城最不客气，他曾如此评价：“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空前强烈，反日、爱国的民族情绪燃遍中国，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唤起大众危机感的民族象征物。这时，千百年来作为国防工程的长城才被重新关注，长城迅速被赋予全新的正面意义。

1937 年八路军著名摄影师沙飞的名作《战斗在古长城》

月球上能看到长城的说法，也恰好由此时自海外传入， 20世纪 30年代初开始广泛流行。《胡适日记全编（ 1931—1937）》中就提到：“兄弟又见法国一本书上说，假如人能到月亮里面去，俯视地球上的建筑，只有万里长城……”

1933年 3月至 5月，中国军队依托明长城，在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来犯日军浴血奋战，此战被称为“长城抗战”。 1935年 5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片中由聂耳作曲、田汉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传诵全国，歌词中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完成了将长城提升为民族精神的提炼。

由此，长城从千百年来的恐惧纪念碑，获得了与黄河、长江同等高度的民族图腾地位，升华为万众团结一心、绝不屈服外辱的民族精神象征。

草原暴力的邻居们

长城并非中国独有的国防工程。从亚欧大陆最东端的朝鲜半岛开始，历史上修筑过长城的地区依次有：朝鲜、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南部、东南欧一直到德国，它的最西端，是英国北方的哈德良长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横贯东西的长城走廊？或许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文明生态论”的观点，解释起来最为容易。这一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修筑长城前后历时最长，耗费的人力物力最多。

梅棹忠夫以亚欧大陆腹心草原地带为中心，将亚欧大陆划分为三个文明生态圈。

从兴安岭到东南欧的草原地带，被梅棹忠夫视为暴力之源，是人类文明的“第三世界”。而与之毗邻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地中海—伊斯兰世界，是不幸的“第二世界”，因为它们是草原暴力直接洗劫的对象。而西欧和日本则因远离游牧民族，是优越的“第一世界”。

梅棹忠夫用文明生态论来解释历史演进的不同：“第二世界”中那些曾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因为应对草原暴力的威胁，以及遭遇直接入侵的影响，几乎都变成了大一统的专制国家。

而“第一世界”虽然文化落后，但没有草原暴力威胁，形成了邦国和诸侯林立的分封制，它更容易转型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如果将目前全世界已知的大规模长城绘制在地图上，不难发现它大致将亚欧大陆定居的农耕文明与移动的草原文明或半耕半猎文明分开，这正是梅棹忠夫“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的文明边界线。

对中原文明正北方的蒙古高原，梅棹忠夫曾特意强调，这里是亚欧草原暴力地带的中心，是恶魔巢穴。两千年来，草原地带出现的强大游牧帝国几乎都诞生于此，并以此为统治中心。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紧邻蒙古高原的中原王朝，是修造长城投入心血最多的地区。

紧邻中国的朝鲜，在长城上的投入也很大。朝鲜有两条长城，一条是 11世纪为防范契丹，由柳韶指挥修造的。它自鸭绿江到日本海，全长 370公里，由石头砌成。另外一条略短， 15世纪修筑。

印度现存的长城，不但是今天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长城，而且体量上也最为雄伟壮丽。这段位于印度北部拉贾斯坦邦的长城， 15世纪由梅瓦尔王朝的某君主修建，它曾用于抵御著名的阿克巴大帝。

伊朗长城的长度仅次于中国，其最早的传说可追溯至中国的秦汉时期。它主要修筑于 5世纪到 7世纪之间，与中原相同，萨珊王朝也用它防范匈奴人和嚈哒人。今天它已成互不相连的几段，最长的一段接近 200公里。

侵略扩张成性的沙俄在历史上也非常喜欢修长城。与其他国家长城多在领土北方相反，俄罗斯长城在国境线南方，因为亚欧大草原在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南方——游牧入侵者来自东南。

俄国人第一次修长城是在“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大公（ 980—1015年在位）时代。这条最早的长城位于第聂伯河西岸，第一道则在苏拉河，它虽然简陋，但当时的罗斯（俄罗斯帝国前身）人口仅 600万，完成这样的工程并不容易。

俄国最著名的长城是“图拉鹿砦”，它得名于中心点图拉。“图拉鹿砦”与中国的长城不同，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由鹿砦、树干等架设而成的长墙围栏，另一部分是驻扎士兵的要塞、城堡。该长城大抵沿奥卡河修建，东起梁赞，西抵科泽利斯克，由著名的伊凡雷帝（ 1530—1584年）修筑。

当时，俄国军队已开始装备火药武器，战斗力上对游牧人已拥有巨大优势。不过，俄国人在消灭喀山和阿斯特拉罕这两个较小的汗国后，面对更大的克里木汗国，仍不得不采取守势。

1644年清军入关时，俄罗斯人同样面临着游牧人入侵骚扰的压力。俄国人为此再次建设大规模防线，建成了 26个设防城市，修筑多条防御线。其中长达 800公里的别尔哥罗德防线最为浩大，它西起第聂伯河支流伏尔斯克拉河畔的阿赫季尔卡，中经别尔哥罗德、沃罗涅什、科兹洛夫，最后抵达塔姆鲍夫。

定居人的最优选择

修筑长城对付骑马的野蛮人，似乎是冷兵器时代定居民族共同遵守的普世价值。是否修筑长城与是否有主动进取精神无关。

为防范北方的蛮族日耳曼人，罗马帝国于公元 85年开始在北方的密林中修筑长城，其总长度约 550公里。位于今天德国南部的部莱法、黑森、巴符和巴伐利亚境内。此段长城通常被称为罗马界墙。

公元 98年至 117年在位的图拉真，将罗马帝国疆域拓展到最大，他征服帝国东北方的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后，在这里留下了图拉真长城。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 117—138年在位）则在英国北部留下了哈德良长城。罗马帝国最容易受攻击的三个方向都有了长城的保护。

与中国长城多位于戈壁旷野和崇山峻岭不同，罗马与蛮族的自然疆域多是茂密的森林。其长城工事是一种复合工程，除了土墙、石墙外，还有壕沟、栅栏，它与固定驻扎的哨防兵营结合在一起。罗马的长城系统整体宽度要大于中国长城。

没错，长城最终未能保护罗马人和汉人的疆土安全，东汉和罗马帝国修筑长城两百多年后，长城背后的文明腹心地带都被突如其来的野蛮人浪潮淹没。当草原上出现阿提拉、成吉思汗这种“上帝之鞭”（意为上天对文明人的惩罚）时，长城确实无法拱卫国家安全。但是，修筑长城，从来不是为了防范敌方夺取江山，而是为了阻止以抢劫为目的的小规模入侵。

甚至从长城通常所处的位置看，很难简单地说是一种防御思想的体现，因为长城通常并不在两种文明形态的自然分界线上，而是修造在定居文明的实际居住区之外，是在夺占的土地上修造的军事工事。

这种前置的国防工程屏障，不但为屏蔽蛮族入侵提供了积极的缓冲空间，还是定居民族主动出击时的前进基地，便于将大规模集结人员和物资的地点尽可能靠近前方。所以今天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游牧人角度看，它其实是定居人侵占和挤压草原民族空间的象征。

17世纪，俄国开始向东扩张时，采用的就是小股军队沿途修筑要塞不断前进的方式，沿途的一个个汗国倒在那些经常只有数百人的远征军面前。这与北宋与西夏作战时，以不断构筑要塞压迫和限制西夏军队机动性的思路异曲同工。

长城最大的军事价值在于，如果没有这样一道工事，即使军事力量占优，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惩戒蛮族人，也很难收到制止对方零星入侵抢劫的效果。

汉武帝倾尽全国之力北伐匈奴，虽然卫青、霍去病等曾大批消灭匈奴主力，但汉帝国自身遭受的经济代价更为沉重，无力再战。 20年后，实力稍有恢复的匈奴又让汉军多次遭遇重大失败。零星骚扰入侵也依然如故。

同样，虽然罗马帝国在主动出击时斩获不少，却也发现，修筑一道蛮族人难于翻越的长城，比起在茫茫大漠或在渺无人烟的森林中寻找敌人，成本要低得多。

无论是草原上飘忽不定的游牧人还是在黑森林中难觅踪影的部落，他们过的都是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生活，转入战时的成本很低。定居文明若组织大规模军队讨伐，成本和代价极为高昂。

因此，修筑长城，是最能体现定居民族财力物力和技术优势的军事手段。

黄仁宇、吴思先生都曾以明代为例计算过长城的成本。吴思先生的计算是，修建 1英里[1]的长城大致花费 7542两白银，而大军出征， 8万人马一年的耗费是 979万两白银，它足够修建 1300英里的长城。

在今天看来，中国北方有些地段的长城简陋不堪，但对缺少工具的游牧人来说，依然难于翻越——这足以打消那些小部落头领的小规模随意入侵念头。

即使是草原上的较大政权，在大规模犯边入寇时，也只能选择最容易突破的地段，用硬拆城墙的笨办法打开一个缺口。这使得游牧人的入侵在地点和时间上有规律可循：多半选择在天气转凉的时节。

除非游牧人决意夺取江山，毁灭定居文明，长城就能大大降低中原被抢劫破坏的可能。而通常情形下，游牧人只满足于偶尔打劫，以改善生活品质，并不贪恋定居民族繁华富裕的江山和政权。

如果他们真的随时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历史上他们曾有无数次这样的机会：公元前 200年，刘邦及麾下 20万人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公元 615年隋炀帝巡游雁门被突厥包围，公元 626年唐太宗渭水便桥边单骑会颉利可汗——都是被游牧人浪费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强大的匈奴人、突厥人放弃了夺取中原江山的机会，而蒙古人和女真人却没有止步于定期抢掠财富呢？详见《谁在挥动上帝之鞭》。

黄章晋

[1]1英里 =1.6093公里

谁在挥动上帝之鞭

成吉思汗曾在遗训中告诫子孙，绝不可因为贪恋物质财富，离开草原变成定居人。但他的子孙大部分成为广大定居民族的新主人，并让这些定居民族的基因混进了蒙古人的血液。

蒙元入侵，也许是中原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但并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神州陆沉 

4世纪的东西方，游牧人大规模入侵定居人的家园。无论是东汉时代修造的长城，还是罗马人的长城，都未能阻挡游牧人的入侵浪潮。

公元350年前后，一个有着东方长相的游牧民族越过横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普里皮亚季大沼泽，登上欧洲历史舞台。他们迫使原来骚扰罗马帝国的诸日耳曼蛮族，因为恐惧逃入罗马帝国寻求庇护，最终引发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狂潮。

今天，一般都认为入侵欧洲的“匈人”（hun），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匈奴。他们的入侵在阿提拉（406—453年）统一匈奴各部时达到顶点：阿提拉的多民族混合大军曾兵临法国的奥尔良地区、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过君士坦丁堡、攻陷过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

匈奴人在欧洲的肆虐，不过是几十年前中原浩劫的翻版。游牧人在中原制造的灾难，无论在时间还是强度上，都远超过阿提拉之于欧洲。将中国的这段历史称之为“神州陆沉”，恰如其分。

欧仁 ·德拉克洛瓦笔下的《阿提拉洗劫意大利》（局部），1845年左右

公元 304年，南匈奴单于於夫罗之孙刘渊，率南迁依附于中原的匈奴人造反，自称汉光文帝，拉开了诸游牧民族在中原轮番称帝的序幕。此时距匈奴人在欧洲登场还有 50年。自刘渊始，一波又一波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将中原变成血海，史称“五胡乱华”。

公元 383年，阿提拉出生的 20年前，东晋政权在淝水之战击败了前秦君主苻坚率领的多民族混合大军，保存了中原文明的半壁江山。而欧洲版的淝水之战则发生在公元 451年——阿提拉大军在夏隆（今译作香槟沙隆，位于法国东北部）被罗马帝国击败。

公元 453年，阿提拉以游牧君主的经典方式暴毙之后，匈奴人的势力迅速退回东欧草原。草原民族对欧洲的鞭挞和蹂躏，历时 20年，但他们对中原地区的荼毒，则长达 130余年。

公元 4世纪，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的入侵浪潮，是所有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蛮族的集体行为。当时罗马人感慨，各种从来不曾听过名字的野蛮人，潮水一般不断冲出森林或草原。

在中国，游牧民族南下始于 3世纪的东汉末，原属匈奴的各部落不断南下内附，除匈奴外，羌人、氐人、羯人以及诸杂胡也同样以惊人的速度内迁，改变了部分地区的民族构成。

西晋时，北方的秦、雍、并三个州，已成为羌、氐、匈奴聚居地。这种主动内附的情形，在西汉对匈奴军事优势最明显的时候却未出现。

当草原气候变冷

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主动内附南迁，是不是出于气候的原因呢？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研究总结：东汉开始，气候趋于变冷，到了曹丕掌权的公元 225年军事演习时，出现淮河结冰的记载。“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 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 4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 1—2℃。 ”

游牧民族不断大规模南迁，必然造成与汉人及官方的摩擦冲突。最后，有了官方历史教科书中称少数民族不堪压迫而起义暴动——晋朝司马氏家族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与其说这是“五胡乱华”的诱因，不如说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功成名就的好时机。

北方游牧民族上一次大规模入侵中原，是西周时代——犬戎联合北方游牧部落攻陷周朝首都镐京，周幽王及太子被杀。

不过，西周灭亡前后的一个多世纪，正是气候变得寒冷的小冰期，比“五胡乱华”时期的气温更低。也是历史记载中胡人入侵最频繁的时期。

但 12世纪的气候比前两次更寒冷，草原地带旱情加剧。宋人不幸连续遇到了几波游牧民族的兴灭。先是野蛮的契丹人突然被更野蛮的女真人攻灭，接着，蒙古人又在女真背后崛起。

北宋灭亡时，正是这个小冰期最寒冷的时候。稍后气温有所回升，当气候再度转冷时，宋人面对的敌人已经由女真变成了蒙古。

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始，其赫赫武功为后人津津乐道，但少有人留意，当时蒙古草原正持续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在拔都西征欧洲的 1240年，蒙古草原的干旱曾使野草自燃，史称“牛马十死八九，民不聊生”。

蒙古人占领华北后，一度有杀尽无用的汉人、将农田全部变成草原的想法。它有落后愚昧的因素，也有北方草原已无法承载游牧人的原因。《元史》载，自成吉思汗建国至灭宋，北方草原地区被迫南下的贫民数量高达近 90万户。

明末女真人再度崛起的 17世纪，又是小冰期——东北亚地区极端气候最严重的时代，比引发游牧人大规模迁移的 3、4世纪和 12世纪都要冷。

满清起兵犯明的理由之一是：明廷曾要求女真部落退出柴河、三岔、抚安的农耕区。因当时的气候原因，女真社会的经济生活已极度脆弱。即使满洲女真在对明的掠夺战争中抢掠了大量物资和劳动力，但严重的饥荒甚至导致沈阳出现了吃人现象。

史料记载， 17世纪上半叶临近辽东的朝鲜北方几个道（朝鲜的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因气候缘故，传统农业区的居民几乎已无法以农事为生，只好越过鸭绿江采集人参。而刚刚统一各女真部落并入侵过朝鲜半岛的满族政权，严厉禁止朝鲜山民越境采集人参。国境线上四处挂着被杀的朝鲜山民的头颅，但越境采参仍屡禁不止。

竺可桢曾总结：“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

这个现象除了能解释“五胡乱华”早于匈奴人入侵欧洲，还与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征战的规律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比如，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其兴起之地几乎都源自蒙古高原东端及兴安岭一线，而主体部落起源于蒙古高原西端的匈奴和突厥，虽然曾有过辽阔的帝国，但都不曾入主中原建立政权。

如果用气候因素解释，因为天气变冷，都是自东向西、自北向南传递，它使得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的迁徙和征伐，都是自东向西，罕见自西向东扩张的情形。而有些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是因为中原在他们向西向南的前进路上，但中原并不在突厥和匈奴向西、向南前进的路线上。

气候变暖同样是灾难

经常扮演抢劫定居人角色的，并不只是游牧人，蛮族人的入侵，也并非是在寒冷时期。

对住在邻近大草原的定居民族来说， 8世纪到 11世纪是全球气候温暖的黄金时代，游牧人尽管有强大的帝国，但上帝之鞭却始终没有真正挥下来。长期统治亚欧大草原的突厥人，对定居民族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和破坏性。

但是在远离欧亚大草原的西欧，这时却遭遇前所未有的频繁入侵洗劫。这些残暴而亢奋的抢劫者，同样来自北方，只不过不是骑马而是乘船四处劫掠。这就是维京海盗。

草原上的入侵者，其识别特征是矮小的蒙古马、强硬的复合弓和神乎其技的射术。而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其识别特征是龙头船，粗大笨重的矛、剑、战斧以及其战斗中对痛苦和疲惫的惊人耐受力。

维京人最初与外界的交道，只是与俄罗斯人小规模的贸易。 8世纪后期开始，这些以放牧、打渔和农耕为生的人，突然变成了残暴贪婪的海盗。

西欧各国邻海而河流密布的地形，不利于游牧民族移动，但对维京海盗来说，却是四通八达的坦途。此前一个世纪，维京人学会了在船上装帆，借助风力他们能抵达靠划船无法抵达的远方。

维京人的龙头船很轻便，没有水道时，他们甚至可以扛着战船前进。维京人在气候温和适宜的小暖期，不断拓展抢劫范围，他们最南曾抵达红海，向东曾抵达巴格达。

游牧人一般选在秋高马肥、天气转凉的季节起兵，盛夏天气转暖时，游牧人则撤回凉爽的草原。维京人入侵的时节与游牧人相反，天气暖和时他们扬帆出海，天气转冷时，他们北返回家过冬。

最初，维京人偏好小规模抢劫修道院，因为那里会有各种财宝，随着抢劫经验的丰富，维京人不再每年有规律性地定期往返地小规模抢劫。

公元 871年，维京人沿塞纳河逆流而上进抵巴黎，将之包围了两年之久。公元 907年， 8万维京海盗横贯欧洲大陆围攻君士坦丁堡，这两次都获得了令他们满意的赎金。

如果气候变迁是维京人突然爆发的破坏性的重要因素，那他们不是因气候转冷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因气候转暖，人口大量增长。有历史学家估计， 8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总人口近 200万人， 9世纪始，奉行一夫多妻、生子成群的维京人，因为人口压力不断向外扩张。

维京人填补了游牧民族打劫的空白，他们为祸最严重的地区，是游牧民族的铁蹄无法抵达之处。维京人抢掠的足迹遍及英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俄罗斯乃至伊斯兰世界。不列颠岛由于不幸位于维京人出海打劫的航线上，成为荼毒最甚的地区。

维京人的抢劫热情持续了 300年，他们甚至先于哥伦布 500年登陆北美。不过，等到严寒气候来临，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时，在远离本土的那些北方和西方孤岛上的定居点，维京居民都没有生存下来。

就像游牧人改变了东亚和中亚地区的民族构成一样，维京人也改变了西欧沿海地区的民族构成。在法国，他们变成了诺曼底人，在俄罗斯，他们变成了罗斯人，在英格兰，维京后代威廉一世 1066年成了新的国王。

气候与王朝更迭

赶跑了蒙古人的明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范异乎往代，它不但修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最坚固的长城，在对外用兵上也不惜血本。但在女真人于满洲崛起时，关内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王朝同时遭遇了中国王朝更迭的两大动力来源：农民起义和北方民族入侵。

按教科书的标准说法，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有被不断兼并的趋势，到了一定阶段，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最终社会矛盾激发到爆发起义的地步。而每个新王朝建立后，又会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循环往复。

不过，美籍史学家赵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通过收集整理文献发现，自宋至民国，小土地私有制下的中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不断增大然后又重新开始的循环。因为即便存在土地不断兼并的趋势，由于中国没有家产长子继承制的习惯，一代人辛苦兼并的土地到了下一代又会被分散。

历史记载中，与流民大量出现相伴的，是土地抛荒。这些土地并未被邻居乘机兼并，故基尼系数未见变化。农民抛荒的直接原因是无法承受沉重的税赋，种田还不若抛弃田产当流民。

史家习惯将农民不堪税赋沉重的原因归结为官府的横征暴敛，但在强调官府不恤民情时，会言及此时自然灾害已导致农民颗粒无收。虽然强调自然灾害有为官方卸责的嫌疑，但历史上出现大规模抛荒，很多时候却恰与气候史上持续灾荒年岁重合。

19世纪版画，表现北欧海盗通过河流入侵法国内陆，打劫巴黎城

我们很难想象 2008年南方冰灾发生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是怎样的结果。但 2008年冰灾波及最南的地方，是粤北山区，而 1245年，位于热带的广州亦曾发生过雪灾，史载“大雪三日，积盈尺余，炎方所未有也”。那正是被称为全球“小冰期”里一个极端天气的例子。

今天的气象学家认为，始于中世纪止于 19世纪末的“小冰期”，与“正常”气温相比，平均气温只降了 1℃，但对农业社会却影响巨大：广州大雪时，福州荔枝全部冻死；此前，因为气候变冷，江南的双季稻消失。

唐朝时，陕西曾大面积培育柑橘。 13世纪，不但陕西柑橘消失，连专供皇室享用柑橘的江西，也已不产柑橘了。同时，中国传统纺织原料桑树的生长北线，向南方退缩了两个纬度，棉花在中国的大面积推广则最终替代了桑麻。

唐朝的灭亡，通常的说法是统治者的腐败造成大饥荒，最后被黄巢起义摧毁。但现代历史研究表明，发生农民大起义的 9世纪，近百年的降雨量都低于正常年份，应当说，持续的干旱直接导致了普遍的大饥荒和空前规模的流民。

而推翻元朝的朱元璋更是饥民的典型，虽蒙元统治之残暴与腐朽异乎往代，但元末水旱灾害交替、黄河改道，蒙古人短短的统治期内基本没有友好的天气。从忽必烈登基始，元朝官方记载的赈灾频率就不断加大。江南鱼米之乡的太湖竟在 14世纪的元代几度冰冻数尺，南方许多树木被冻死。

明末李自成起义，天气的原因来得远比明王朝的腐朽更直接。明末，华北遭遇的旱灾从 1627年持续到 1652年，即便是再开明的王朝恐怕也架不住如此长期的大饥荒。而此前在辽东与女真的战事，不但耗空了明廷，且几乎征用了全社会的壮丁。

13世纪至 20世纪期间，最冷的是 17世纪。小冰期寒冷的冬季分别出现在如下时段： 1470年— 1520年、 1620年—1720年和 1840年— 1890年间，而相对温暖的冬季则分别出现在 1550年— 1600年和 1720年— 1830年。有心的读者自可对照此组数据看看中国历史，是否治乱循环与气候有某种契合性。

如果游牧民族南下是上帝之鞭，而这根鞭子掌握在气候变化的自然之手里，我们会发现，这些文明人的征服者，有的人只建立过风一般来去的帝国，譬如阿提拉；有的人则建立了数百年的稳固江山，譬如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譬如爱新觉罗家族。是后者有更优秀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力更强的军队吗？

1619年，一位统率 40万蒙古兵的成吉思汗后人遇上了一位统兵 3万的敌手，猜猜看他们谁会赢？是成为成吉思汗还是草原上无数被遗忘的可汗，关键因素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黄章晋

历史偏爱有制度的莽夫

《谁在挥动上帝之鞭》中提到，气候寒冷会驱使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定居人的家园，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只能建立风一般的帝国，而有些人却能建立起数百年的稳固江山？

“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 1619年 10月，蒙古国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居高临下地致信努尔哈赤，警告满洲不得再拉拢分化位于辽东的左翼蒙古诸部。

27岁的林丹汗有足够底气威胁 60岁的努尔哈赤。林丹汗的祖先成吉思汗摧毁了亚欧大陆无数政权，建立了空前辽阔的帝国，其“黄金家族”凭借祖先的威名，在草原地带统治了数百年之久。

今天，人们在谈及蒙古人的赫赫武功时，依然认为这是他们的军事机器享有特殊优势，譬如蒙古骑兵无须后勤、机动能力优越、可大范围包抄、善用诱敌战术等，自然，还有蒙古兵的勇武无敌。

这些优势，林丹汗全部都有，但他能打赢小小的满洲吗？

风一般的帝国

蒙古军事机器的优势，为两千年来游牧人所共有，亚欧草原上曾崛起过无数可汗，其勇武不输于成吉思汗，甚至不少人曾统治过辽阔疆域，只因其江山短暂，如风一般来去，不为后人熟知。

1402年 7月 20日，在今天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东北几公里的地方，爆发了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一场骑兵会战。历史记载，双方投入了 100万人，帖木儿率领的蒙古混合骑兵为 80万人，而巴耶济德率领的奥斯曼军队为 20万人。今天更可信的说法是，帖木儿的骑兵应不超过 20万，而巴耶济德的军队应不超过 8万。

虽然双方兵力悬殊，但在这场持续 14个小时的战斗中，奥斯曼的军队一度逼近帖木儿大营，但右翼的臣属突厥部落突然叛变，导致奥斯曼军队全军覆没，巴耶济德与儿子被俘。

安卡拉之战，摧毁了初生的奥斯曼帝国，让饱受其侵凌的欧洲又喘息了几十年。某种程度上，它也拯救了中国——帖木儿原本准备征服东方的明帝国。三年后，帖木儿率 20万大军准备远征中国，途中在今日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附近病逝。

巴耶济德是帖木儿最强劲也最敬重的敌人，以至于巴耶济德被俘抑郁而亡后，英雄惺惺相惜的帖木儿一度悲痛万分，后来释放了巴耶济德的儿子。他当时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和巴耶济德身后的帝国命运会完全不同。

巴耶济德的儿子回到故土时，继承的是支离破碎的遗产，经过一番兄弟相残，奥斯曼帝国重新统一，经数代人努力，它变成了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灭亡。创下了游牧帝国存续时间最长的纪录。

帖木儿希望自己能像成吉思汗一样开创万世基业，为此他曾重点拿成吉思汗的子孙开刀，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但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分成几块，后被乌兹别克汗国的昔班尼灭亡。

论谋略，素善纵横捭阖的帖木儿，远非依然带有浓厚淳朴牧民特征的铁木真可比；论战胜过的强敌，铁木真亦无法与帖木儿相比，铁木真及其子孙在征服世界时，遇到的敌手都是处于衰落的帝国；论军队的规模和装备，铁木真的军队亦无法与帖木儿相比。

帖木儿是匈奴王阿提拉的翻版——公元 453年，阿提拉暴毙身亡， 15年后，他的长子艾拉克的人头就被送到了罗马人的手上——这是典型游牧帝国的特征，风一样凶猛而来，风一样瞬间消散。

历史上像铁木真一般能征善战的草原雄主不在少数，但大多数人像阿提拉、帖木儿一样，只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动对外掠夺战争，如果统治疆域过大，极易导致第二代陷入分裂内战。匈奴、突厥统一大草原时，不但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不断出现部落叛变和内战，甚至直接分裂为两个部分。

游牧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游牧帝国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分散游牧，决定了游牧社会只能以部落、部落联盟、更高的部落联盟这种松散的方式组织政权。

这种松散的组织方式，决定了游牧社会领袖的世代交替，既非世袭制，又非民主制，而是两者结合的“世选制”：汗王死去，由贵族大会在汗王的亲族中选贤继任，可兄终弟及，可父业子承，并无长幼之别。世选制对王权的限制，使得草原很难出现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自匈奴始，稍大的草原部落联盟都会实行“两翼制”，以适应其地广人稀的自然地理特征。而草原上建立的强大帝国，其两翼制的特征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东为左翼，西为右翼，由汗王选亲族分任，汗王直辖中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都是典型。

游牧社会这种政权组织方式的好处是，它高度适应草原残酷竞争的需求，可以随时让能征惯战的强者成为领袖。一旦出现强者，大家可以迅速停止互相征伐，依附聚合在其周围，集体参与对外掠夺，一旦大汗失败或意外身死，大家可立即投靠新主，以免玉石俱焚。

19世纪波兰画家 Stanislaw Chlebowski在 1878年完成的《巴耶济德被帖木儿囚禁》

但这种唯强者是从的组织方式，使得上一代汗王的权势和声望无法传给下一代汗王，新汗王必须通过战争证明自己，这使得草原帝国的对外扩张，往往只能维持一代人，容易反复陷入统一、扩张、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的循环，风一般的帝国正是指此。

因此，草原帝国的疆域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牢牢掌握权力的大汗能在位多少年。

制度的奇迹

那些最著名的征服者，多半都在统一各部落后在位时间较长。在位时间最长的是帖木儿（ 1336年—1405年），36年，他以 69岁高龄病逝，算不大不小的奇迹，奠定匈奴帝国疆域的冒顿单于以 35年居亚军。成吉思汗活了 65岁，在位只有 21年，但若从成为蒙古乞颜部大汗算起，还要再加上 22年。著名的阿提拉虽然只活了 47岁，但在位 21年。

成吉思汗在世时，蒙古汗国实际控制的疆域，并不比匈奴、突厥人更辽阔。甚至成吉思汗征服这些地方所花的时间也与突厥汗国相差无几，只是突厥汗国开国后 20多年的扩张中，却经历了四位可汗。它导致突厥汗国自 552年建国，不到 30年就分裂了。

蒙古人建立疆域空前辽阔的帝国背后的奇迹是，它的对外征服持续了三代人。如果从 1206年铁木真被草原各部落共同推举为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到 1285年蒙古大将唆都征越南战败身亡，蒙古不再扩张为止，成吉思汗祖孙三代的征服战争持续了 80年。

另外，蒙古人统一草原后， 80多年对外扩张时，没有遇见一个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帝国，大军所向之处，都是分裂或衰落中的帝国，相比之下，匈奴、突厥的运气就差得太多。

但蒙古人能有如此好运，自与其政权坚固的稳定性有关。成吉思汗政权的组织方式已迥异于前代，虽然大汗依然是由贵族大会的“世选制”产生，甚至依然带有强烈的“两翼制”色彩。但它却不再是由松散的部落联盟组成的汗国，而是完全不同的家天下的汗国。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打散了部落组织，将其编为 96个千户，千户下又设百户、十户，牧民不得离开其组织，部落的界线被抹掉。成吉思汗委任的千户长，或为其子孙或为其一手提拔起来出身低微的将领，部落旧贵族的统治被彻底终结。这种社会组织改造，颇类同于秦始皇将“分封制”改为“郡县制”。

在此基础上，成吉思汗又建立了直属其本人指挥的禁卫部队，征调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任，其待遇远高于一般半民半军的士兵。这使得军权进一步牢牢掌握在其手中，防范了大权旁落。

传统的部落联盟时代，成吉思汗这样的雄主，其政权往往会因为一次重大失败而土崩瓦解，昨天还是万众簇拥的英雄，转眼间就会沦落到以打猎或抢劫为生。经成吉思汗改造的草原帝国，已不再是轻易就会瓦解崩溃的风一般的帝国了。

能长时间对外扩张建立稳定政权的开国者，几乎都像成吉思汗一样，完成了对旧部落社会的重新组合。更典型的是女真人的“猛安谋克[1]制”和满族的“八旗制”，它们在打碎旧制度上做得更为彻底。

“草原郡县制”本质上是一种军事奴隶制，显然会对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但它适应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并且能刺激内在的扩张性，全民被纳入战争体系后，必须依靠不断的对外掠夺才能维持草原社会的生存。

成吉思汗显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大师，他完全没有触动草原上传统的“世选制”，而且诸子分封的做法，也为大蒙古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他也没有触动草原上的幼子继承制，造成的结果是，幼子拖雷因为继承了成吉思汗直属的兵马，实力比继位的大汗更强大，它使得汗位转了一圈后，最终永久归属拖雷子孙，加速了帝国分裂。汗国各自独立后，“草原郡县制”又逐渐回归为“部落制”。

虽然帖木儿在谋略和见识上要胜于成吉思汗，但在制度建设的成就上，却远无法与成吉思汗相比，帖木儿只完成了对其发家的蒙古—突厥部落军队以十进制为单位层级的整合，由于其征服地区民族构成极为庞杂，他大量运用了传统的分封和臣属方式，形成了一种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的混合体制，政权的稳定性无法与蒙古国相比。

被帖木儿摧毁的奥斯曼帝国，则是草原帝国里中央集权制的最佳典范。它不但在向西征服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完善，其君主既非草原民族的世选制，又非定居民族的长子继承制，而是一种残酷而特殊的方式：诸王子由战争决定继承权，胜者处决自己全部的兄弟——哪怕是根本没有参与夺权战争的襁褓中的婴儿。

对一个必须靠对外扩张才能维系的政权来说，这种君主产生模式虽然残酷，但好处不言而喻：领导帝国对外侵略的每一任君主，都是经过战争证明的最强者，但他们都来自一个家族，贵族对继承权完全没有置喙的机会，它把定居民族家天下的稳定性与草原民族需要最强者的传统结合了起来。

开创奥斯曼帝国这一残酷传统的人，正是被帖木儿击败的巴耶济德，巴耶济德的儿子们经十年内战，最终只有继承了君权的穆罕默德一世活了下来。帖木儿的子孙竞争远没有这么残酷，但分裂的帝国很快被原来的附庸摧毁。

巴耶济德继位者穆罕默德一世

不过，这种动辄经过数年内战才能“选”出君主的传统，对帝国的伤害实在太大，战场决胜负逐渐被宫廷阴谋决胜负所取代，从这时起，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们便不再是战场上的统帅，多为深宫内被妇人、太监环绕的荒淫帝王，权力逐渐落到宰相手中。

莽夫的决断

如果没有成吉思汗打下的制度基础，抵抗蒙古长达 45年的南宋，它完全有可能等到蒙古自行解体，届时蒙古人或自相攻伐，或被其他崛起的部落取代。但是，蒙古虽然发生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忽必烈赢取汗位后，四大汗国因忽必烈违背世选制程序以及“行汉法”而脱离了其统治，但忽必烈政权的稳定性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吉思汗的制度改造，始于 1202年春对塔塔尔人的征服。成吉思汗战前下达两项命令：一切缴获要归公，任何人不得随意后退。这是他的第一次立法。两项命令都直接触动了部落联盟时代的习惯。

草原部落热衷参与战争，最大的动力是战场分赃的诱惑刺激，参战各部落掠夺的财物，除部分上缴给领导外，余者可自由获取。战斗中，各部落由其部落领袖直接指挥，为保全部落实力，一旦战事不利，部落领袖往往会擅自撤军。这种习惯使得各部落乐于追随强者，但也极不可靠。

这一违背传统的法令，当然会令权贵不满，成吉思汗的叔叔、堂兄以及蒙古部落前任汗王的儿子——他本有资格争取汗位但却推举了成吉思汗，依仗特殊地位，并未将自己抢夺的战利品交给成吉思汗分配。遭训斥后，他们立即以草原部落特有的方式表达不满——投奔到成吉思汗的敌人一方。

成吉思汗曾在部落战争中惨败，一度靠打猎为生，因为部下忠贞不贰才东山再起，三人叛逃事件，促发了成吉思汗彻底将松散的部落联盟改造为紧密掌握在家族手中的变革。当然，这种组织变革，必须在残酷的部落兼并战争中才能完成，如果成吉思汗是和平时代的汗王，剥夺手下部落联盟贵族权力，将会令其众叛亲离。

有历史学家估计，在成吉思汗统一兼并草原部落的战争期间，游牧社会损失了一半的人口。 22年残酷的部落战争才是成吉思汗辽阔帝国的基业所在。

白山黑水（长白山和黑龙江，泛指东北地区）间以渔猎为生的女真、满洲，由松散的部落联盟变成紧密的中央集权制要更为便利，各部落寨堡为定居据点，无法像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牧部落随时可以远走高飞，更容易在部落统一战争中被彻底改造成中央集权的军政组织。

完颜阿骨打的女真，努尔哈赤的满洲，统一部落后，都有相同的制度设计，并非他们更有眼光，而是生存环境一旦恶化，部落战争的结果很容易就完成这种社会改造。但统一战争本身过程极为残酷艰难，完颜阿骨打崛起时，女真部落自其父亲任部落联盟长时就开始了残酷的整合，而努尔哈赤统一满洲各部时，前后共花了 33年。家天下是以消灭整个贵族阶层为前提的。

但家天下离君主独裁还有一定距离，只有权力最终归于君王一人之手，才可保证家天下政权的稳固。蒙古是在废除了贵族大会的“世选制”的忽必烈手上完成的，满洲则是皇太极继位后，逐个削除了可与其并坐的兄弟的特权后，才逐渐完成的。

最艰难的制度改造，无疑当属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周围的民族、宗教环境极为复杂，但它的掠夺对象在西方，只有组织对西方的掠夺战争才能让更多部落参与进来，但君主加强中央集权制，必然触犯部落联盟贵族的利益。

不可能掉头去征服自己同族，同时又要完成利于君主集权的制度改造，奥斯曼人用的是一个独特的办法，将掳获的基督教少年改编训练为直属于君王的禁卫军，逐渐降低对不那么驯服的部落联盟的依赖。

系统实施这一策略的是巴耶济德，虽然它导致巴耶济德与帖木儿的决战中，臣属的突厥部落临阵背叛到了帖木儿一方，但巴耶济德死后，他的策略被子孙坚定不移地继承。在欧洲近现代军事革命之前，奥斯曼军队独特的组织方式，使之长期保持住了对欧洲的军事优势和进攻势头。

成吉思汗的后裔林丹汗是一位无愧于黄金家族的杰出战士。他在向东、向西和向北征服那些不太听话的蒙古诸部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群雄逐鹿的草原上，莽夫的个人勇武，威力远不及制度。

这位自称控兵 40万众的大汗，其实只是松散部落联盟的领袖，他对属民的控制，远不能与努尔哈赤相比。他可以组织 10万人劫掠中原，跟随大汗去打劫是所有部落都愿意干的事，但硬碰硬与满洲对抗，则没有哪个部落愿意当牺牲品。靠近满洲的蒙古诸部最先被满洲人瓦解分化。

林丹汗或许想起了成吉思汗的那两条命令，于是他转而投入重新统一蒙古诸部的内战。林丹汗改宗红教本身就使得他与奉黄教为宗的蒙古诸部貌合神离，而剥夺部落贵族权力的内战，更使其离心离德。他的对内战争，只是摧毁了蒙古人自身的力量，被他击败的蒙古诸部，纷纷逃往满洲一边。

清太祖天命皇帝朝服像

满洲兴起的时代，北方草原地带气候极端恶劣，当时《满洲史》载“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但满洲人可翻越长城掠夺大明来渡过难关，林丹汗既不能越过长城，又无法抵挡满洲的步步蚕食，他很快沦为“穷饿之虏”，部属四散离去。林丹汗终因天花而死。

虽然在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的竞争中，黄金家族的声望和控制着辽阔的疆土，使得看上去优势在林丹汗一方，但命运偏爱有制度的莽夫。

黄章晋

[1]猛安谋克：金代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

中国香烟的政治经济学

分烟、敬烟的习惯几乎为中国所独有，它甚至出卖过一些共产党人。中国有着独特的香烟文化。一个人抽什么烟，可能与他的地域、职业、收入以及归属感息息相关。

敬烟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礼节。陌生人之间套近乎时，分烟是与客套话同等重要的润滑剂。熟人相聚，抽烟时不顺手分给同伴一根，则有礼数不周之嫌。

但是，无论欧美国家还是同一文化圈的港台地区，都没有互相敬烟的习惯。国外能看到分烟的场合是战场。吸烟被认为能缓和人的焦虑感，战争期间，香烟供给不足，几人分享一支烟，体现袍泽之情。这也经常是文学和影视作品刻意描述的细节，却远不像中国人这么普及和随意。

民国时代的老电影中，吞云吐雾的场景甚多，但至多出现新派男性为摩登女性点烟，而罕有互相敬烟的举动。今天中国人敬烟的习俗究竟始于何时？

也许侵华日军是最早注意到中国人当中有特殊分烟习惯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中，有一个章节名叫《民匪分离的要领》，谈的是如何识别共产党人与普通百姓，其中第三条经验叫“根据审讯及简单的谈话得以辨别”，其文字描述如下：

“利用审讯、谈话的机会，给以纸烟和其他物品，试验其对物品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往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也有让人而不争先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观念淡薄，有的面对审问人员往往也毫不客气地索要纸烟。 ”

老式香烟的包装

《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主旋律宣传片中的细节，佐证了日本人的细致观察。其中不但有毛泽东随手与同志分烟的动作，还有毛泽东的香烟被同志开玩笑没收的情节。而这样的情形在描述国民党官兵的场景中则极少会出现。

今天中国人喜欢散烟的习惯，也许正是来自当年军队里的内部习惯——不但 1949年后大批军人复员转为地方干部，可直接将此习惯传入地方，而且中国社会此后也经历了一个从组织到文化上不断军营化的过程。

分烟习惯来自“共有观念”，也许俄罗斯和朝鲜可以作为证据。俄罗斯人的分烟习惯不如中国普遍，而且有明显区别。他们让烟时，是打开整盒烟，让对方自己抽取。朝鲜烟民比例奇高，或许是因为军人比例超高的缘故。国家虽小，却也有 80多个香烟品牌，只是大部分朝鲜烟抽起来必须要有一副好肺。领袖金正恩带头吞云吐雾，他解释此举是“想了解我们的前方战士们都抽什么烟”。

香烟档次象征身份，是中国另一个独特的香烟文化。中国香烟品种款式之多，举世无双，更拥有世界上最悬殊的价格差距。中国烟草市场官网上可查到最贵的香烟，是利群牌富春山居，每条 5000元。而国外著名香烟品牌价格通常相差很小，有的发达国家自动售卖机上香烟甚至都是一个价。

香烟是身份象征的文化，来自权力等级与香烟等级匹配的制度。 1951年，上海烟草业开始承担特供香烟的生产任务。作为高档烟象征的“中华烟”诞生于 1951年，到了 1966年，过滤嘴型的中华烟每年产量仅 110箱；至于“完美演绎始终如一的品质和胸怀天下的领袖气度，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彰显着伟大的工艺，每一毫米处，都散发着至臻的完美气息”的“熊猫牌”香烟，每年只生产几百盒。

改革开放后，权力的等级制开始松动，但国产高档烟的产能无法满足市场的渴求——中华烟 1988年的产量才达到每年 1万箱。进口烟及时填补了中间地带的巨大空白。那时进口香烟的出身与价格足以展示高档次，可惜多年来几乎没怎么涨价，已然落伍于时代。今天，除一款 555牌香烟价格达到 550元 /条外，绝大部分进口香烟都在 50—200元 /条的区间。

与此同时，国产香烟的档次却顺应着中国烟民的胃口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国产香烟价格在 300—500元 /条区间的，有 138种类别； 500—900元 /条区间的，有 147种类别； 900元 /条以上的，有 115种类别。在价格上，进口香烟几乎已沦为“屌丝烟”的地步。

中国官方将香烟按零售价分为五类，其中零售价为 180元 /条以上者为一类烟，销售量超过总销量的 18%。

然而，中国市场崛起太快，业内研究者认为，零售价 180—300元 /条价区已大众化，所代表的档次感渐不如前。被认为是世界上烟草品质最高的津巴布韦，今天近半烟叶出口到了中国。

中国特色的香烟文化，造就了中外香烟截然不同的品牌文化和视觉文化。国外香烟的设计大都简洁朴素，商标品牌几乎不附加任何额外信息，形象多为抽象符号，多强调某种气质，譬如 Marlboro（万宝路）曾营造出男子气的品牌形象。

中国香烟的包装设计就复杂绚丽得多，首先是因为香烟在中国曾长期承担意识形态功能。 1949年之前，中国香烟一直主打民族牌，典型如王狮牌香烟，直接把爱国主义的广告印在包装上：“狮为百兽之王且一鸣足以惊人，本公司所制王狮牌香烟本以促进同胞爱国为主旨，愿爱国诸君日日吸本牌香烟，即可时时动爱国观念。 ”1949年后，红色成为中国香烟包装的主色调，齿轮、麦穗、工厂、火炬、拖拉机是最基本组合要素。

今天，中国香烟已基本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不但在香烟印刷包装上使用了仅次于现钞和有价证券的尖端技术，在命名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价格在 900元 /条以上的，几乎都有志向不凡的名字。它们的命名方式大致可分四类：红色主旋律系、权力系、最炫民族风系、高大上系。

红色主旋律系的主要围着“为了谁”、“盛世”、“好日子”、“和谐江山”、“井冈山”、“流金岁月”之类概念打转。权力系特别青睐“龙天下”、“德容天下”、“传奇天子”、“至尊”、“江山”、“九五”之类好词。最炫民族风系会喜欢“花开富贵”、“喜上眉梢”、“金玉满堂”、“好运”这类喜庆词。而“臻品”、“尚品”、“品道”、“儒风”、“春秋”这类高大上系的名字，会让成功人士觉得肋下隐约有仙气。

总体上，价位越高的区间，红色主旋律系出现的概率就越高。高档烟的命名方式非常清晰地指明了谁才是它的真正消费者。

今天，中华烟早已不是最高端的象征，但它依然是模仿的对象。由于软包装中华比硬壳中华贵，有些新晋高档烟也采用相同的定价策略。中华烟的红色血统，依然被附丽上种种传说。譬如软中华包装上有阿拉伯数字序号，分别为 1、2、3打头，不少人坚信 3打头的是品质要高于 1、2打头的特供型，甚至有些烟店也乘机哄抬物价。

仅仅刷新了价格纪录，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对等的身份地位。在印着“为人民服务”一行红字的白壳特供烟面前，花花绿绿的高档烟多半都会黯然失色，若是“特供首长专用”登场，无论是高大上系、权力系，还是红色主旋律系，统统会被打回“洗剪吹”的原型。

但是，香烟的身价象征，有一小撮中国人是不认可的 ——中国有接近 3%的人抽混合型香烟，而在世界范围，这个比例则是 70%——中国和太平洋一些岛国是少数迷恋烤烟的地区。中国混合烟的价格一般在 5—20元 /盒之间，完全无法进入高档烟序列。

除中南海等少数国产品牌外，大部分混合烟的品牌是进口烟。中国混合烟的消费者高度集中在北京和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其中北京以 30%的比例高居全国第一。他们中的多数对香烟的档次、价格不敏感。

一份烟草行业市场分析报告称：“零售价位在 5—10元 /盒的混合型卷烟，目标消费群体是文化界或演艺界的人士；零售价位在 10元 /盒以上的混合型卷烟，目标消费群体是高收入人群和驻京外国人。”其中外国人的香烟消费习惯不但迥异于内地，甚至散烟、敬烟的观念也很淡薄。

与内地欠发达地区相比，沿海地区高收入人群并未对高档烟有明显消费热情。当那些进入沿海地区发展的人在节假日回乡时，香烟文化的落差便会尴尬地体现出来：相比他们在故乡的旧相识，他们拿出来的香烟会显得特别寒碜，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不少人坚称，烟民中的同性恋者更偏好抽混合烟。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许是同性恋群体不自觉回避主流社会风气的结果。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偏好混合烟的人群整体上与体制和主流社会的关系更远，他们当中的人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性取向。

在很长时间里，抽烟在中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改革开放前的电影里，除了特务，国民党军官和日本军官是很少抽烟的；而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初，歌颂改革派厂长或基层明星官员的影视剧中，个性鲜明的改革派人物多半眉头紧锁吞云吐雾；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除了周恩来等极少数例外，整体留给大众的影视形象是烟不离手。

奇特的发型、古怪的方言以及传统的吸烟姿势，是特型演员们努力让自己更像领袖的重要着力点。古月曾在谈到他扮演毛泽东的诀窍时总结，毛泽东抽烟时不喜欢弹烟灰，而是待烟灰很长后用手轻轻拂去——领袖为特型演员模仿他们提供了太多的细节。

不过，将来的特型演员要演好今天的领袖可就犯难了，方言没了，发型不奇特了。2013年岁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烟不能抽了。

黄章晋

被遗忘的前新疆省长

在一些新疆本地老人心中，杨增新拥有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在中国各地陷入战乱时，杨增新治下的新疆保持了 17年的安定平稳。 3月 6日，是他诞辰 150周年纪念日。

1928年 7月 7日下午 2时许，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的午宴上遭刺客袭击，身中 7枪，只留下一句“你们想干什么”便当场身亡，时年 64岁。

当日下午七时，政务厅长金树仁等人组织卫兵反击，活捉主谋前外交特派员樊耀南等人，未经审判便以酷刑处决了樊耀南。

4天后，《大汉公报》评论道：“新疆自民元以来已成独立割据之势。前任省长杨增新氏，更以闭关政策与中央相绝，其政治设施无一非满清遗制，人民处于樊笼之中，备受压迫之苦，但鸣怨无处，反抗无力，只有忍气吞声而受之。民国十七年北伐军抵北平，杨仍犹豫观望，有志之士樊耀南者，集合同志将杨击毙，以为改革新疆之初步。 ”

《大汉公报》的文章为后世定下了评价杨增新的调子。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后来的红色政权，多将杨增新身上贴上满清旧官僚、割据军阀、保守落后分子等标签，将其意外身亡，视为阻挡了时代潮流的必然。

但历史像是故意与《大汉公报》的乐观开了个玩笑。杨死之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杨增新“我死后新疆必乱”的预言变成了残酷事实。之后，新疆迅速陷入动荡战乱，几乎不为中华所有。这个动荡的历史舞台成就了盛世才、马仲英等传奇枭雄后，杨增新反而较少被人提起。

杨增新遇刺后，樊耀南家属在《大汉公报》登报申冤，称杨增新之死金树仁难逃干系

但杨增新并未在民间记忆中消失。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维吾尔族历史》一书，作者刘志霄在沿用杨增新是落后象征的评价时，提供的事实资料却与此相悖，并不断提到“当地老百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怀念杨增新本人和杨增新时期”，称百姓提到杨时皆敬称为“杨将军”。

这个“相当长的时间”，也许大大超出我们通常理解的尺度——长期从事新疆研究的社科院研究员杨镰谈到一个故事， 1986年他在若羌县遇到百岁罗布人库万 ·库都鲁克，老人谈到“老将军”时泪水便夺眶而出。杨在民间的声誉甚至延续到了 21世纪： 2004年，网上一封昌吉州的上访公开信，为强调今昔对比，第一自然段就以恭敬的语言提到“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

150年前诞生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新疆留下如此声誉？

乱世崛起的独裁者

新疆近世乱源起于辛亥革命。 1910年 10月 10日，武昌兵变，成立新政府，通电全国号召响应。震波传到新疆，遍布军中的哥老会（起源于四川的一个帮会）和革命党人摩拳擦掌。

当时新疆是三块互不统辖的行政区。今天的伊犁、塔城地区驻军属伊犁将军管辖，今天阿尔泰地区和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部分地区则归阿尔泰办事大臣主管，其余部分才是新疆省，由巡抚管辖。

才上任新疆巡抚 7个月的袁大化对爱新觉罗氏忠贞不贰，不但拒绝向武昌政府表态，反与伊犁将军志锐（珍妃的哥哥）等地方大员策划将皇室迁到库仑（今蒙古境内）或阿勒泰（伊犁将军辖地）。

12月 28日夜，同盟会员刘先俊发动乌鲁木齐起义，但第二天革命党人就悬首城楼。 1912年 1月 7日，杨赞绪率来自武昌的 800新军在伊犁起事，末任伊犁将军志锐被处决。

伊犁革命党人宣布“五族共和”，随即各族大军东进，与袁大化从乌鲁木齐派出西进平叛的大军乌苏相遇并打成平手。

当时全疆驻军在哥老会策动下纷纷哗变，袁手下已无兵可调。袁大化想起东边还有个富可敌国的哈密王夏迈合苏特，遂飞报求救。哈密王当然清楚一旦“共和”将丧失王位，立即从部属中抽调 500猎手，配发枪支、马匹后千里救火。

但哈密王曾镇压过“冲击王府事件”，其贪婪、吝啬和残暴早让乡民恨之入骨，这支民兵的领头铁木尔提出减少服役者家属劳役，遭拒绝后，铁木尔带走了军队。巴里坤驻军应邀镇压，结果遇伏全军覆没，铁木尔被拥戴者称为“铁木尔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一种称谓）。

“哈密起义”碰倒了维吾尔族人民大起义的第一块骨牌，接着，吐鲁番地区的二堡、火焰山、葡萄沟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新疆已不可收拾。

这时，宣布“反正”并出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一纸“速停战”的电报飞到乌苏前线，袁大化只好“咸与维新”，与伊犁方面的杨赞绪议和，袁巡抚变成袁都督。

但刚刚屠杀过革命党的袁大化很难获取革命党人信任，而此时各驻军哥老会门徒谋杀长官之风如烈性传染病。袁大化无力制止，心灰意冷下提出辞职，推荐袁鸿祐为继任者，孰料还未得中央正式批准任命，袁鸿祐夫妇又被哥老会门徒杀害。于是，收拾新疆乱局的重任便落到了时任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肩上。

杨增新，字鼎臣， 1864年 3月 6日出生于云南蒙自， 1907年任新疆陆军小学堂总办时，已在甘肃多民族地区历练十余年。

入疆后，在平息冲击哈密王府事件中，杨增新展示了其熟悉边地民情的经验和灵活手腕。调任乌鲁木齐负责掌管新训练的警察后，他严密监控革命党人，为迅速挫败乌鲁木齐起义立下大功。鉴于汉族军中遍布哥老会和革命党，杨增新建议袁大化立即着手训练穆斯林军队，以防不测。杨增新上台后，这支以回族人为主的军队成为其权力筹码。

杨增新戎装像

杨增新担任都督后，第一件事是解决与伊犁革命党人的权力分配。他强硬提出：整个新疆必须“合治”，前伊犁将军辖地塔城、阿勒泰统一划归新疆省管辖。

由于袁世凯做中央靠山，在杨增新施压和分化下，伊犁革命党人被迫与新疆省政府签订《新—伊和议条约》。新疆与伊犁统一为一个整体。革命党领袖杨赞绪被安排到喀什噶尔后，不久又被杨增新用回族军官马福兴挤走。

杨增新用排挤和遣散方式解决了革命党人的麻烦后，依靠临时由当地穆斯林组建的“新军”武力镇压哥老会。当时新疆各地有哥老会成员近 10万人，哗变为匪杀害长官后，失去约束，互相攻击，骚扰各地，无恶不作，不断引发民族矛盾。省府对新疆大部分地区失去实际控制。从 1914年始查禁哥老会，到 1918年完全扑灭，杨增新共斩杀了哥老会头目 178人。

对新疆另一乱源维吾尔族农民起义，杨增新的态度是安抚而非武力镇压。而当时官员多持相反意见，主张尽早剿灭，以免酿成 19世纪 60年代的大混乱。

杨增新认为，只要解决伊犁起义，农民不满当地贵族霸占水源的吐鲁番起义可顺利平息。杨增新派员往铁木尔营地传达杨增新招抚之意，希望其部众交出武器，投诚受抚，既往不咎。同时发函希望哈密王减少对部民的盘剥和压榨。

虽然在居中调停反复谈判之时，杨增新深恶极端专制落后贪婪且反复无常的哈密王室，但权衡利弊，只能迁就。杨调集军队向义军施加压力，派出手下穆斯林军官再往铁木尔军中，手捧《古兰经》发誓：铁木尔部众安全可获绝对保障，成员全体编入杨的新军，起义军回乡可每月只服两日劳役。哈密起义军遂被集体收编，铁木尔改汉名“铁正元”。哈密义军受招不久，吐鲁番义军随即接受招安。

半年后，铁木尔准备返回家乡再次讨伐哈密王。杨增新得知消息后，立即将铁木尔逮捕处决。余众遣返，但这些人在半途遇伏，全部被杀。

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蔡锷派人入疆劝说杨增新起兵响应，曾向袁世凯上过劝进表的杨增新置之不理。说客便游说杨手下云南籍的护卫军营长夏鼎、督署卫队营长李寅等人。

元宵节前日，杨大宴宾客，众人正欢宴，杨突然高呼：“砍夏鼎！”卫兵闪出，当场斩杀夏鼎。杨增新又手指李寅：“砍李寅！”

李又被乱刀砍死。杨谈笑自若，其杀人不眨眼的恶名由此而来。

虽然杨增新用谈判将伊犁地区并入新疆省，但当时阿尔泰地区（简称阿山）尚属中央直属。 1919年春，哥老会残余在阿山发动兵变，杨增新巧妙诛杀叛兵头目，顺势将阿山并入新疆省。新疆全省统一，杨增新成为塞外王国的绝对独裁者。

力挽狂澜三万里

杨增新上台后，最大的难题不是山头林立四处战火，而是沙俄。

虽然左宗棠收复新疆后， 1884年新疆设省，但沙俄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控制了新疆。最直观的是其领事馆护卫军队数量完全不受限制，如喀什噶尔沙俄领事馆驻军一度高达 3000人，他们刻意在喀什噶尔大街人多时耀武扬威地出操，每天两次。

根据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在新疆贩卖进出口货物可暂不纳税，不但使其每年损失150万两白银的税源，更导致本土商人无法与俄商竞争。而英国根据最惠国待遇也享有此特权。不平等条约还带来另一个严重后果，由于俄国侨民享有种种特权，不但诱使大量边民改换国籍，且极易导致民间冲突。1912年 6月，和田州策勒村爆发俄侨被杀事件。

所谓被杀的俄国侨民，其实只有一个原籍浩罕的乌兹别克人，靠代办沙俄侨民证收取回扣发家。该俄侨贪得无厌，竟对拒绝购买侨民证的中国村民断绝水源、上门殴打威胁。因为有沙俄领事馆和商团保护，冲突中受伤的维吾尔族村民只能集体上访，当地汉族官员实地查访，该俄侨闭门不出开枪打死数人。众怒，搬来柴草将该俄侨住宅焚毁，30名购买了俄国侨民证的村民丧生火海。

沙俄闻讯立即派 500士兵侵入喀什境内，8月，俄军炸开喀什城北门，入城挑衅，月底又增兵千人进驻喀什。

杨增新迅速派出道歉官员分头出门，同时将地方官员全数撤职逮捕，但拒绝了沙俄提出的荒谬的杀人数字。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竟直接带兵，行军千里到和田“追查凶手”。

最后，此案以逮捕审判了 178人，赔偿 7万余两白银方才了结。以当时情形，引起英、俄两国舆论巨大影响的事件，能不判处一人死刑而安抚沙俄怒火实属不易。

1912年 5月，刚独立的蒙古国依仗沙俄支持，入侵阿山科布多，8月，攻陷科布多城。当时新疆尚未平定，且阿山并非新疆辖地，但接中央电令后，杨增新料蒙古人吞并科布多后意在并吞阿山，为此不惜倾尽全省财力，不断抽调新疆省军，防范蒙古兵。

1913年 7月，新疆省军两次击退蒙古军入侵，毙 300余人。蒙古兵未再深入。由于财政窘迫缺少支援，杨增新只能守土。科布多未收复的失地，变成今日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一部。

真正的考验在后面。 1916年 7月，沙俄的中亚地区爆发民族大起义，沙俄残酷镇压导致当年秋季出现大规模难民潮—— 30多万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即中国的柯尔克孜族）越过中俄边境强行进入新疆，其中伊犁一地就高达 16万人。而当时新疆人口不过 300万，根本无力阻拦、安置如此之多的携带枪支的难民。

杨增新认为，解决难民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经反复谈判交涉，俄国同意“赦免”难民。1917年开始大规模遣返难民，但沙俄屠杀被遣返难民，又导致第二次难民潮，一直延续到年底爆发十月革命。

截至 1919年 3月，新疆共遣返难民 30万人，对那些不愿回国的人，杨增新于 1927年下令予以中国国籍。

十月革命造就了第三次难民潮。 1919年 5月开始，随着红军节节胜利，白军和俄眷不断逃入新疆境内。 1920年，白军开始成建制逃入新疆，较大规模的有：1920年 3月，巴奇赤率军11000人，马 9000匹，难民 8000人自塔城地区入境； 5月，阿连阔夫率 3000人自伊犁入境； 1921年 5月，诺维阔夫率 2000骑兵自塔城入境，并侵入腹地。

俄国内战成为新疆最严峻的考验。

1918年，协约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新疆地理位置特殊，不但北京不断下令，英、日来客不断游说杨增新，允诺出钱出枪，把新疆变成反苏俄基地，日本更提出派一个师团驻扎新疆。驻伊犁的旧俄国领事馆也俨然以临时政府自居，号召新疆境内的俄国难民入伍参军。

杨增新对俄国内战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北京政府，通过与苏俄新政权非正式谈判接触，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必胜，对北京和英国公使要求他对经济极为困难的苏俄实施贸易禁运的命令，一概不予理睬。杨认为，新疆应对俄国内战严守中立，遵循国际公法，绝不能给白军提供各种方便。

对入境白俄武装军民，杨增新下令一律缴械，不得以新疆为基地攻击红军。对解除武装的白军，想方设法将之拆散，就近安置在边境地区以便遣返。

1919年后，窜入新疆的白俄军队数量越来越多，而新疆省军总数不足 1万。到了 1921年，进入新疆境内的白俄军队数量已高达 4万余人，集中在伊犁、塔城、阿山地区，未服从缴械命令且保持组织完整性者约 2万人，不断骚扰地方，甚至公然策动蒙古上层贵族叛乱。

1920年 5月，苏俄红军照会要求入境剿匪，保证任务完成后立即退兵。杨增新认为“我国只可顺天，不可逆天”，1921年初与红军秘密达成口头协议，准许红军入境，双方合作征讨白军。红军两次入境作战， 10月，新疆有组织白军被全数肃清消灭。红军果然守约迅速退出新疆。

对那些被分散安置留在中国的白军，杨增新极为提防。可惜杨死后，继任者金树仁把白俄重新武装起来，改为归化军，结果为日后新疆增添了新的乱源。

修改中俄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是杨增新的夙愿。由于条约规定修约不能晚于 1920年 8月 24日，杨一再呈文催促，但北京承认的俄旧政权已经垮台，他转而与新政权谈判。杨增新利用与苏俄新政权的合作历史以及苏俄急于获得承认的心理，以满足苏俄引渡要求换取对方让步，谈判极为顺利。

1920年 5月，新疆省与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斯坦合众国签署议定书，废除了免税和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是中国与邻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1921年 4月，杨增新通知英国，由于中俄修约，英国商人根据最惠国待遇免税的特权也被取消。

杨增新与苏俄谈判的另一收获，是在中亚设置领事馆。 1916年，沙俄在镇压民族地区起义时，屠杀 6000华人。为使中亚地区十余万华人得到领事馆保护，杨增新提出沙俄在新疆有五个领事馆，以对等原则，应允许在安集延等地设置五个领事馆，沙俄以距军事基地过近为由拒绝。

1921年，苏俄要求恢复沙俄时代五个驻新疆领事馆，杨乘势旧事重提，经反复谈判， 1924年双方达成协议——互设五个领事馆。

老子的小政府

杨增新服膺儒家修身之道和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与内地大小政权不断加税、增兵、扩权相反，杨的治理之道是减税、裁军、缩权。他曾自夸道：“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是以外人过激主义遂难输入。 ”

当时环境下，新疆做到这点极为不易。

自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新疆的国家机器运转皆需仰赖内地协饷，庚子赔款后清廷财力不足，但每年也有高达 240万两白银的援助（不含伊犁、阿山地区）。辛亥革命后，内地各自为政，新疆从此断绝了内地财政支援。新疆维持财政平衡、保持物价稳定的难度，高于中国任何一地。

杨增新上台时，为平息战乱、遣返革命党人，新疆财政已造成巨额亏空。 1913年，新疆军费支出为 557万两，而财政收入仅 80万两。后经系统清理财政， 1916年财政收入上升到了 330万两，但顾及人民负担，财政平衡只能靠大幅削减支出。

1912年，杨增新改组全疆行政体系，将府、厅、州、县一律改为县治，裁撤了迪化（乌鲁木齐）、伊犁两府和霍尔果斯通判。新疆省设 40县，一等县 6个，二等县 17个，三等县 17个。一等县全部科长科员共 12人（不含雇员），二、三等县全部科长科员共 6人。

裁撤下来的冗员，杨增新安排垦荒或改营经商，并在公文中提醒在职官员“从速自谋生路，不要存做官之心”。

1912年新疆战事初平，杨增新开始大规模裁减兵员。此举深刻改变了新疆驻军的构成——新疆驻军多由内地汉人组成，大规模裁撤重组后，省军变成了本地穆斯林为主的多民族混合军队。杨增新认为，“以本省之人为本省之兵，则招之来可以麾之去，他省之人为本省之兵，则聚之易不免散之难”，化解了新疆出现军阀的可能。

到了 1916年，新疆省军编制 3万，实际常不足 1万。由于极度压缩军费，新疆省军被称为“叫花子军”，甚至不少士兵所持枪支是涂墨染色的木制假枪。杨增新对百姓嘲笑省军的破败不但不以为意，反施行更灵活的寓兵于民的政策：农忙时节，放开营门让士兵自行充任耕作劳力，农闲时节同样打开营门，让饥馑者以当兵为名混口饭吃。

在杨增新看来，对内施以善治，防止过激主义煽动，对外不妄生事端，信守公法，即便只有象征性的军队，亦可保一方平安。反之，“自治潮流日盛一日，断非快枪快炮所能压制。 ”

经济上，杨增新同样奉行“无为而治”。他对经济发展的注意力，主要在督导开渠垦荒，发展农业之利，而不在工业。杨任内值得一提的工业成就，多为维吾尔族人兴建的民营轻工企业，譬如阿图什的穆萨巴尤夫家族皮革厂的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而通常是工业命脉象征的官营重工业企业，则乏善可陈。

杨认为新疆投资重工业断无法与苏俄争雄，只有农牧轻工业方才可行。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也不以回国后兴建官营现代企业为目的，而是学成后让他们回到民间自行改良传统技艺。

杨增新认为官方只须教导百姓改良，投资办厂应当审慎，不然近于垄断且易造成亏损，于贫民生计无益。

新疆吉木萨尔、巴里坤两个军马场的“企业改制”遵循的也是同一思路。历代军马场皆属官办，但历经反复整顿，军马场依然亏损严重。杨增新决定将全部官马租赁给土尔扈特牧民经营，施行“铁畜制”，即每 100匹官马，每年报交仔马 10匹，只要保证基本的品质数量，其余归牧民所有。此举让双方均大获其利。

近代中国人普遍有兴建大型企业标榜现代化成就的强烈冲动，唯独杨增新是罕见的异数。其任内现代工业的成就远不如后来盛世才时代，这或许是杨被诟病为落伍保守的最大因素。只是盛世才的工业成就，建立在巨额苏联外债、大量出卖国家权益和巨额财政补贴的基础上。

不过，杨增新虽勉力将小政府模式推到极致，仍无法真正解决财政平衡问题。

自 1912年至 1927年，新疆累计财政赤字 4960万元，解决亏空只剩超额发行纸币一途。杨增新也承认新疆人民的负担并不轻，著名探险家斯文 ·赫定提到，杨增新对他说，虽然新疆有 300万各族人民，但从总的税收情况看，这个省住着 800万人。

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

时人将杨增新的统治术总结为，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互相牵制，杨则精心在各力量之间搞平衡。杨增新本人亦将此当作经验传授。处理民族事务时，杨增新最常用的关键词是“羁縻”，比之盛世才时代“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代表”等让人亲切熟悉的词，“羁縻”一词带有浓烈的陈腐气息。

杨增新政府中，只有前清旧官僚，没有“民族代表”，但却是近世新疆唯一一个将当地穆斯林武装当作拱卫政权主体的统治者。

他对此的解释，并没有一句民族平等之类的漂亮话：“前清同治年间，回疆多事，官兵多用汉人以剿抚回缠，乃民国成立以来，缠回皆助共和，相安无事。而汉族则游民会匪到处戕官，见猱升木，几至不可收拾，非利用回缠不足以维持秩序而救目前之急况。 ”

杨增新也是近世新疆统治者中唯一一个学习维吾尔语的。他能讲不太流利的维吾尔语，并一再督促各县知事学习维吾尔语，否则“难以联络地方之感情，洞达人民之隐屈”。

为解决语言人才不足，新疆建立了一所学制为两年的“缠文研究所”，为杨培养了一批符合其政治理念的双语干部。

历任新疆统治者中，少有人像杨增新这样重视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不但语言不通成为杨增新拒绝内地派遣军校毕业生的理由之一，是否会说维吾尔语，也在后来成为杨增新整饬吏治的目标。他的一切目的就是“新疆至于今日其情形已极危险，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不使生心外向”。

杨增新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提醒新疆官员身负特殊职责：“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外蒙亦同此理。

汉官治理新疆，最棘手是宗教问题。但杨增新认为恰恰应当利用宗教：“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訇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假使缠民不信宗教，不敬阿訇，便不免无所忌惮非专恃官法所能维持。 ”

杨增新奉行宗教不干预策略。新疆建省后一直有官员指派阿訇的习惯，杨增新告诫官员不可随意更换阿訇甚至刑责阿訇。

官员不再干预宗教后，地下宗教法庭很快公开化，杨增新认为官方与宗教法庭的这种职能分工是好事：百姓发生刑事案多会找官府，而一般的民事纠纷、财产公证都会找伊斯兰教机构。社会矛盾转交给更熟悉民情民俗的宗教机构处置，反而减少了官方裁断失误和不必要的事务。杨增新很早就注意到，官府多次无法裁决的纠纷，经阿訇抱经盟誓，可当场解决。

对宗教机构和人士来说，公开化为其开辟了财源，其地位上升，对官方的态度会更加温和，属于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关系。杨增新本人在一切公众场合刻意烘托宗教人士的地位，他的座位两边必然都是留给维吾尔族大阿訇和回族大阿訇的。

杨增新认为，新疆宗教情况远比陕甘简单，没有教派门宦（伊斯兰教内的教团分支）之争。为保持这一局面，杨增新采取了特殊的宗教干预主义——严禁西北门宦进入新疆，严禁私立道堂，以免陕甘宁地区悲剧在新疆重演。但杨增新的政策并不僵硬，对已在新疆取得势力的门宦，则会加以笼络控制。本着同样的因素考虑，杨增新严禁聘请国外教员入境，禁止土耳其人讲授《古兰经》。

杨增新对新疆宗教问题的态度，并非全然出于“羁縻”之策。作为一个博览群书的孔孟弟子，他竟提出一神教比中国的多神崇拜更先进的观点。因为儒家社会，只有天子才可祀天，百姓不得祀天，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人人可直接祭拜上天而有所敬畏。

西出阳关无好人

杨增新上台后，对新疆吏治曾如是评论：“查前清吏治以新疆极为腐败，而新疆吏治又以南疆极为腐败——南疆回缠纷纷投入外籍，其原因虽极为复杂，然多由官吏之虐民所致。”他认为新疆吏治腐败的原因是，官员“多自万里而来，其来既难，归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回缠为鱼肉，横征暴敛，为全国所无”。故杨增新认为西出阳关无好人。

杨增新整顿吏治的思路是：严惩、教化、监督、高薪。

从新疆设省到杨增新上台，近 30年间无一基层官员因贪污被参。杨增新认为不严厉肃整便无法让官员有基本的廉耻和畏惧，不制定标准则无从促进官员有所为。杨上任不久，亲自制定了一套对基层知事区别良莠考核标准的评级制度，分甲乙末三等，据此奖掖提拔或予以惩罚。

1914年，经舆论准备，杨通报奖励了三位知事，其中一人上报中央授予勋章。但更多官员受到惩罚。仅喀什下属 12县就撤职 11人，贪污亏空罪行最严重的迪化（乌鲁木齐）、伊宁两县知事，遭枪决。至 1918年，遭枪决、遣送出境的官吏多达 17人。

杨增新生前照片，身穿马褂一脸肃穆

杨增新认为，官员不肖，在新疆会有极大危害：“若以暴易暴，回缠虽愚，必不能束手待毙，以听汉官之宰割。”根据 1915年中央政府颁布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杨增新定下贪污公款达到 500元者可处以死刑的规定，此数字成为新疆后世遵循的贪官量刑惯例。

杨增新虽然经常口称“共和”，但又认为“共和与专制无优劣”，他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乱局失望已极。在他看来，西方的选举制、政党制均非良制，内心渴盼的理想是圣贤专制。

尊孔被杨增新视为官员教化的最重要手段，凡官员上任，必亲率众人在孔庙跪拜发誓，遵循圣贤教导，做好百姓的父母官。为了让手下官吏德、才精进，杨增新亲自辑录清代一批政声卓著的基层州、县官员的学治论文，汇编为《学治要言》，印发给各级官吏，后又编著《学治要言续编》。

新疆天高地阔，官员外放即为一方诸侯，外人无法约束，杨增新认为“有坏官无坏百姓”，可发动百姓直接监督现任官员，于是有了“邮禀”举报制。

该举报制规定：但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仅凭供词雷厉风行，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汉族百姓控告官员，需面呈诉状，维吾尔族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须躬递。

“邮禀”举报制极大地震撼了官场风气，以至于北京政府派往新疆考察财政的谢彬认为，新疆的肃贪运动有矫枉过正之嫌，以致有刁民利用它来挟制基层官员。

杨增新虽然极为强调官员修身养性，但也认为新疆吏治腐败的部分原因是薪俸过低不切实际。当时新疆财政虽然极为困难，但杨增新在一番裁撤惩罚后，力排众议大幅提高官员薪资，将其整体水平提高到内地同级官僚的近十倍。

为造就一批符合杨增新政治理念的官员， 1916年，杨设立“政治研究所”，主要任务是培养县级官员，学员为即将上任的知事或县佐，其必修课程有外交、财政、警察、实业、法律等，此外还有关于新疆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知识。将外交置于第一是因为新疆地处边陲，毗邻英、俄，外商、外侨遍布全疆，稍有不慎即起衅端。

杨增新始终认为内地客籍官员管辖本地土著不是长久之计，他也始终不肯信任内地派来的新派人物。他甚至认为，共和时代，自治是世界潮流，新疆稳定，全赖当地人民认为“代治”优于“自治”。“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此增新素来办事宗旨”，并非杨增新挂在嘴边的漂亮话。

为实现“不致借材异地”的理想， 1920年杨增新创办了蒙哈学校，招收蒙哈上层子弟，准备造就一批忠于自己政权的蒙哈干部。

1923年创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时，杨增新派代表告诫学生：“你们都是本地人，将来毕业后，都有做县长的资格，你们要好好读书。 ”该学校的学生被反复灌输“以本地人才治本省之事业”。杨增新非常重视这个寄托了新疆的未来的学校。不仅免收各种学杂费，学生每月还另发 20两省票津贴。

但是，杨增新没有等到他们成才的那一天。 1928年 7月 7日，杨增新在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上遇刺身亡。

也许，斯文 ·赫定对杨增新的评价最为全面：“杨增新学问渊博，眼光远大，心胸恢宏，手腕灵活，他如果生长在欧洲的社会，必是一个伟大人物。他是一个代表中国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 ”

黄章晋

高墙内的惩戒与攻心

从酷刑到监禁再到挪威的豪华监狱，体现的是刑法观念和人性的进步，但是砖石纪律的进步始终不会忘记其根本：监控效率。

2014年5月9日母亲节，重庆市永川监狱邀请15名服刑者的母亲走进高墙“帮扶改造”服刑者，高潮环节是在母亲节为母亲洗脚尽孝，现场泪水狂飙。这种中国式的攻心，效果或许要好过挪威的豪华监狱。

从肉刑到自由刑 

1876年，清朝代表团来到费城参加世博会，期间随行秘书李圭前往费城监狱参观。李圭惊奇地发现，监狱外部花树重重，林荫蔽道，里面牢房整洁有序，中央暖气、换气装置一应俱全，这样的配置当时连清廷官员都享受不到。

李圭将“仁慈”视为美国监狱文明的核心理念，另外，监狱中央用砖块和钢铁建造的哨楼，又让李圭对美国监狱高效的管理称赞不已。

当时国内的改良家们早已对清朝的监狱制度怨声载道，呼吁废除苦刑、重刑。其中，用自由刑取代身体刑的呼声最大，也正是这一刑罚观念，才拉开了近代监狱发展的帷幕。

古代监狱多是实施肉刑和苦役，并非现在用来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狱。周朝以前，“神权治狱”的色彩浓厚，君王和大臣以占卜神意的形式定罪。西周时“明德慎罚”思想出现。西汉武帝时，儒家又有了“德主刑辅”的观念。汉文帝虽废除肉刑，但苦刑频繁在后世出现。

1860年清政府代表团曾参观过的奥本州立监狱

刑法的理念直接影响监狱设计。隋朝时，被誉为“中国监狱之最”的新密县县衙监狱里，围墙、外监、内监、刑房、班房、狱神庙一应俱全。这种四合院式的格局，空间上更强调的是秩序和威严。

此时监狱中监禁的是待审犯人、家奴、听候处决和流放的犯人。监禁并非法律承认的一种刑罚。不过，为逃避奴役，很多犯人费尽心思越狱。明朝的苏三监狱为了防止越狱，在围墙上就费了不少心思。围墙被设计成空心墙，中央存放沙子，若有犯人挖掘，沙子就会流出。

18世纪，随着人口增长，清政府甚至通过扩大流放制度来缓解牢房压力，而牢狱几乎是拥挤和传染病的代名词。当时牢房外是木栅栏，没窗户，内部常设有地铺、桌子、便桶，卫生设施极差，随处可见大小便的印迹。清朝《提牢备考》就记载：相传从前，犯人多席地而卧， 蒸湿最易致病。

清末，首轮监狱改革时，沈家本被任命为修订法律馆的修律大臣，他极力批评重刑，希望落实儒家的思想。在1904年—1910年间，凌迟、戮尸和枭首被一一废止，沈家本甚至使用“感化”一词来打动犯人。在他动员下，新的刑罚大部分基于监禁或“自由刑”，即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

改良的第一步，便是改建新式监狱。日本的监狱被视为母本，最典型的当属天津习艺所（也叫小西观监狱）。那里内部设施完善，监房格局呈扇面，各个制高点均有严密的守卫。为了防止越狱，还采用了高大的双围墙设计，只有正门有出入口。有一次，两个犯人越狱，大量警力搜索未果，第二天却发现他俩被卡在院里城墙上的出水口，无法逃出生天。

它最被推崇之处就是平面是个扇面形——四翼与中央控制塔相连接，并另建有分开的行政楼。这种形式有利通光、通风，并可杜绝各翼间的犯人用窗户秘密联络。北京第一监狱就采用了扇面形的设计，它从中央增建额外的侧翼房，形成有五六个监房翼连接着中央控制塔的光线形。

由于国门渐开，基于人道主义的“卫生观”也进入了设计领域，监狱开始以不受细菌感染为新的标准。很快，通风系统、管道系统和电线网络，像毛细血管一样贯穿细胞式的狱房，牢房开始使用个人厕所，以防止臭气从一个监房传到另外一个监房中。

监狱避免建在城市里拥挤的场所——倘若犯人听到街道的喧嚷，就会扰乱自我改造。监狱学家孙雄将“沿着铁路旁边的小城市”视为监狱建筑地的最好场所，既与外界隔离，在交通上又与整个社会相连。

从自我教育到批量教育

民国时，人们相信大部分犯人触犯法律是因为有了恶习或是教育不当：罪犯不是没有道德，而是没有被唤醒。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杂居被视为不好的，而单独监禁则受到了推崇——当犯人独处一室时，就会安心思考自己的罪恶。

但为了感化犯人，一定的劳动量和记分制度可以给予犯人希望，刺激他们的道德改造。诸如写信、读书和探视的机会被作为一种奖励在监狱中实行。

当时社会学家李建华认为，若借鉴苏联的劳改营（最开始被称为集中营，它当时并未恶名昭彰），就能更有效地教育改造——农垦代替了监狱，人们在无监禁的情况下自我改造。这个想法后来才有机会大规模实施。

1949年后，“反革命”和刑事犯被投入监狱改造，各地监所普遍“人满为患”。监所居住拥挤、大范围的疾病和死亡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沿用下来的老监狱（如上海提篮桥监狱、南京老虎桥监狱、河北省第一监狱等）大部分监舍破旧不堪、面积狭小、阴暗潮湿，四壁透风，屋顶漏雨，设施简陋，有的监区没有厕所，犯人粪便倒在院墙里晒干，室内垃圾遍地，腥味难闻。

新建的监狱学习苏联的布局模式。一大批监狱建立在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自然条件差的地区。如河北省第一劳改总队（现为保定监狱）在初建时，看守与犯人都住窝棚。夏不避雨，冬不避风。冬天迫近，只好先盖“打干垒”。用土砖直接码成墙，里抹一层泥，上盖玉米秸，地上铺柴草。没有高墙、电网和铁门，而是用石灰画警戒线，设置岗哨、壕沟（有的还在沟里放满水），沟外拉上铁丝网。

虽然那时候的大量监狱在硬件上极为简陋，但这种动辄关押上万人的监狱却能通过有效的集体教育，最大限度减少逃跑的可能——日复一日高强度集体学习、思想汇报、互相揭发，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精神连坐。

尤其是“反动分子”，往往会特别乐意接受这种批量思想改造，有些人甚至表现得如痴如醉，以迎合管教干部，心理地位高于他们的刑事犯，会因此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屑。

当然，那个时代严格的人口管制，也使得逃犯在高墙之外难寻生路。

虽然新一代的监狱在思想教育上卓有成效，但“文革”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了人道主义的不足。1981年，在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改善犯人的生活居住条件，全国监狱及劳改农场由此掀起了一股建设浪潮。

当时规定，每个罪犯要拥有4.66平方米空间，但实际感受远低于此。“文革”后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朱永嘉在回忆性文章里写道：牢房只有3.3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里面关押三个人……狭窄的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铁门。墙角还要放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更夸张的是，到了晚上睡觉，三个人还得一起翻身。

人性化仅是监狱改造的一面，精确的控制同时被写进规定。2002年，由建设部和司法部等颁布的《监狱建设标准》对监狱的硬件有精确的规定：围墙一般应高出地面5.5米，并达到490毫米厚，围墙的地基必须坚固，围墙下部必须设档板，且深度不应小于1.5米；岗楼平台应高出围墙1.5米以上，并设于围墙转折点处，视野、射界良好，无观察死角，岗楼的视野和射界应重叠，间距不应大于150米。

永无止境的升级

身体刑到自由刑的变革虽然最早出现在西方，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刑罚主要是断头台、绞刑架这类便于公开展示肉体刑的野蛮手段，监狱仅被用来进行宗教救赎和教化。

中世纪中后期，监狱作为惩罚工具的功能才渐渐展现。116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下令全国兴建监狱，用来关押毛贼和流浪汉。到了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每个郡都有了自己的监狱。

修道院用来关押修道士的“卫星院”成了监狱模板。16世纪，英国的收容和矫正所直接仿照教会监禁修道士的布局改造，牢房内部和教堂的忏悔屋很像，配有单独的窗户和门，方便狱卒从外向内查看。

这种变化大约是因为，公开行刑时，围观群众会嘲笑统治者，罪犯被当成英雄。这种扭转在18世纪变得日益明显，由于阶级矛盾尖锐，观众认为刑罚不公正，行刑的集会常常混乱不堪，有时甚至成了民众起义的导火线。

1777年，在英国慈善家约翰 ·霍华德呼吁下，英国议会通过了《监狱法》。这部里程碑式的法律将拘禁列为和死刑、流放一样的惩罚手段——“关监狱”不再是短暂拘留，而成了制裁犯罪的标准方式。为防范逃跑，1773年使用的根特监狱，被设计成从中心院子向外辐射的布局。它的单元牢房布局方式，具有良好的安保效果——限制了犯人之间相互接触。而整个建筑群从中心朝各个方向铺开，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正对着叠层排列的单人牢房。对监狱管理者而言，最大好处是应用了逆光效果，使瞭望塔上的监视者能纵观全局，而被监视者不仅处于彻底被观看状态，同时还无法看到监视者。

这种改良同样扩散到了美国，179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胡桃街监狱对根特式布局进行了改造：采用了中间走廊、两侧细胞式监房的结构，还在原有监所前加建了一个折线形建筑，构成一个完整的围合体。它的落成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现代监狱诞生。

但单独监禁实际上同样残酷：囚犯独自被关在极为狭窄的空间中，只有《圣经》没有床。他们长时间与世隔离，缺少环境刺激，以致常常无法区分幻觉和现实，出现了很多精神病患者。

自杀成了监狱改良后的新问题。20世纪的英国监狱，自杀率飙升。在芬兰，监狱中47%的死亡都是自杀。建造者们发现，大量自杀方式是上吊，器械大多是用牢房墙上、天花板上的通风设备和遮盖电灯。美国因而规定：牢房内栅格状物的孔径应小于 0.46厘米，以限制布条穿过其中并被打结。

由于经费有限，当时的牢房经常被设计得太窄或太低，许多犯人甚至无法翻身或者直立。在人道主义的压力下，囚犯的舒适度得到关注，英国在19世纪将牢房面积的标准设置在 6×8英尺[1]左右——能够有富余的地方摆张铺位。

监控效率永远是核心

“二战”后，北欧成为富裕且有保障的社会，以人为本的观念很快体现在监狱的变化上。在挪威，监狱系统和整个国家一样享受着高额福利，其中，哈尔登监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人道的监狱：每间牢房不仅有平面电视、冰箱，还有直立式窗户，让阳光射进房内，甚至连家具都是设计师出品。

就算被誉为最人性的监狱，也不会因“涉嫌偷窥了嫌犯的隐私而取消摄像头。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行凶者安德斯 ·布雷维克在监狱健身、阅读的同时，屋中也被安置了三个摄像头，其他监舍也同样如此。

在欧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探头就已被应用。而在中国尽管智能化系统（诸如视频监控系统、红外报警系统等）还未被写进《监狱建设标准》中，但电子设备早已在监狱中被大量应用。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监狱也安装了探头，在部分省份，探头的终端连通至监狱管理局，局里可以随时调看各监狱的情况。倘若服刑者有违规行为没被制止，监视者就会被上级通报批评。

摄像头的出现并未撼动老式监狱建筑格局的核心地位。开办于2012年的私营监狱泰姆塞得，主体侧翼亦采用从中心辐射开去的布局结构，呈星形，楼内的牢房围绕中庭安排——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设计。

《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维多利亚时期的监狱正在复兴，以弥补新式监狱的设计缺陷。

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式监狱天花板低矮，犯人能刮花摄像头的镜头甚至拽下摄像头的金属外壳当武器。狭窄的走廊有着危险的摄像盲点。在莱斯利监狱（开办于1964年）的一次暴乱中，电梯中途停止，人们被困在旋转楼梯和楼梯平台之间。

在建筑学家们看来，老式监狱也更容易管理，更好的视线意味着侧翼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人员，使监狱运营经费更低廉。新式监狱的缺点还在于更厚实的绝缘材料使得囚犯闷热难耐，而公共餐厅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控制局面。

对于现代建筑行业来说，复古的设计在人道主义观念普及的今天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监狱设计的最核心理念——监控效率，恒久未变。

李晓璇

[1]英尺： 1英尺 ≈ 0.3048米

从上海到乌克兰：防暴警察进化史

持续数个月的乌克兰民众抗议曾一度突然变得暴力起来。如果有人看了媒体发布的基辅骚乱的照片，一定会讶于知道这场骚乱两个月只死了三个人。

大炮、马队、坦克：维稳的野蛮时代

几乎自有权力以来，对付抗议示威乃至骚乱就成了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巴黎人是世界上最有街垒巷战经验的市民。1852年拿破仑三世登上法兰西王位后，任命奥斯曼主持巴黎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工程，巴黎一些窄小曲折的巷道被笔直宽阔的马路取而代之，以便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时，可视情况不同而派出骑兵乃至动用大炮。它果然在后来镇压巴黎公社时发挥了效用。

在那个时代，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政府惯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武装部队镇压。由政府组建的警察1829年诞生于英国，其最初任务只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当时伦敦是欧洲犯罪之都，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盗窃甚至纵火蔚然成风。

警察的出现是文明的象征——棍棒代替了子弹和刺刀——英国警察的武器只是一支木制短棒，它和警察一起作为标配传入其他国家。1912年后，法国警察又率先装备了用溴乙酸乙酯制造的催泪手榴弹。然而，警察的编制和装备并不足以对付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社会矛盾激烈的俄国，频繁出场的是手持马刀的哥萨克骑兵。

巴黎星形广场改造工程

1929年 10月 24日，华尔街股灾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世界陷入动荡时代，警察力量不足是普遍现象。当时的英美，罢工引发骚乱，多由专门镇压劳工的保安公司来维持秩序。这些人与罢工工人的区别是帽子，他们头戴礼帽，而工人至多头戴鸭舌帽，为此他们通常右臂会缠上一截布条。对付工人的武器是一根 50公分长的木棍及少量能发射催泪弹的枪支。如果保安公司无法制止事态恶化，这时才会轮到军队上场。

20世纪 30年代军队的镇压方式已变得非常专业而文明，通常骑兵即可解决问题，人、马都佩戴防毒面具的骑兵先用催泪瓦斯驱散骚乱者，然后在人群中纵马用棍棒左右开弓。如果遇到硬茬，坦克也会出场——譬如在麦克阿瑟奉命镇压要求提前领到养老金的“一战”老兵时。那时的坦克虽然非常小，但比马队更有心理威慑力。

今天，人们已经无法接受如此简单粗暴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方式。骚乱人群控制已成为公共安全方面的一门显学，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组织特别的警力，在经过严格训练后，以最低的生命和财产成本将骚乱扼制在摇篮状态。正如历史上的诸多伟大智慧一样，现代骚乱控制体系同样起源于中国。

“奈伊做忒”：世界第一个特警部队的诞生 

1843年、 1848年、 1849年英美法租界相继在上海划定，使得上海形成了一个租界社会。据《清末上海租界社会》一书记载，早期租界内的生活一片祥和：“上海租界的生活有如英国乡村一般的平静，人们所感到的不安和忧虑皆微不足道。 ”

好景不长，随着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以及小刀会起义，上海及周边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进租界境。租界内的华人人口从“华洋分居”时期的 500人激增到 2万人。治安状况急转直下——难民大都是无以为生的下层人民，还夹杂了大量流氓土匪甚至各国逃兵。一时间，租界内赌场、妓院林立，垃圾成堆。“持续多月，即使在租界之内闲游，人们亦认为不携带武器是不安全的。”为应对治安恶化，西方人模仿欧洲出现的警察局，在公共租界内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

然而，巡捕房的成立并没有让治安状况有多大程度的好转，除了难民源源不断注入租界，洋人为节省经费，也大量聘用了待遇更低，因而更不愿意卖命的华捕、印捕——洋人巡捕的普通年薪为 585两，而华捕却只有 94两，印捕的待遇大概是华捕的两倍，但和西捕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当时上海已成为公认的亚洲犯罪之都，各国的犯罪网络都在上海建立分支，游离在黑街暗巷的流氓更是多不胜数，而巡捕房的各籍巡捕是最普遍的攻击目标。刚刚调到上海巡捕房才 4个月的英国人费尔贝恩（ William E.Fairbairn），在一个背街的小巷里被连捅数刀，并被扔在自己的血泊里等死。

幸运的是费尔贝恩最终康复。出院后费尔贝恩意识到，在一个如此危险的城市维护治安，不身怀绝技是不能生存的。赴上海前，他曾在英国驻远东海军服役，期间曾学习过朝鲜和日本的格斗术，是第一个从日本大师手中接过柔道和柔术黑带的西方人。当然，上海给了他很多实战锻炼的机会：有资料称，费尔贝恩在上海工作期间，一共经历了600多次街头斗殴，多数情况下是以一敌众。他身上有数不清的伤疤。

1910年，他调任到上海三年后，费尔贝恩被委托训练整个巡捕房的巡捕。这时费尔贝恩已通过总结不同门派武术的经验，创造出了自己的格斗法——Defendu。这种打法快、准、狠，接受过 Defendu训练的巡捕，遇到黑社会暴徒时，可以轻松“奈伊做忒”（沪语：把他做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并最终在黑帮和流氓的参与下变成一场暴力骚乱。为应对这种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费尔贝恩组织和训练了一个巡捕分队，并设计了一整套战术，旨在防止骚乱的扩散、防止抢劫以及避免平民伤亡。

费尔贝恩治理骚乱的经验，不但让世界上第一个特种部队——后备部队（reserve unit）诞生在上海，更让他本人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退役之后，费尔贝恩先后训练了新加坡和塞浦路斯的骚乱控制部队，而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英国情报机构在内的诸多军队、特工组织和精英部队，都将他的 Defendu作为格斗教材。

盾牌方阵：费尔贝恩的遗产

随着武器技术的进步，现在骚乱控制部队和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看起来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费尔贝恩当时设计的战术核心至今没有太大变化。

当全面骚乱爆发时，骚乱控制部队通常会组成一个方阵。方阵的四个边由防护严密、手持盾牌的分队组成，装备相对轻巧的指挥官、攻击型分队（使用警棍、催泪弹等非杀伤性武器）和逮捕分队则位于队伍中央。

这种方阵的优点在于机动性强：在一场全面爆发的骚乱中，方阵很容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这时，无论是哪个边队受攻击，那个边队就会被指派为方阵的前边。如此，不需要太多的变换，整个方阵就能转变方向应对危机。同时，在一个边队陷入严重攻击时，其他分队可以迅速跟上，在攻击型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的同时，其他编队提供肉盾支持。

不是所有参与骚乱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歹徒——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看热闹的旁观者，或者是受广场效应影响而无端卷入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逮捕这些人，是对警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方阵中一般都会配有摄像人员，方便秋后算账），因此警方在试图快速平息骚乱时，总会优先控制领导人或者非常暴力的人。发现这样的目标之后，方阵的前方分队会增加左右间距，让骚乱人群从身边通过，一旦目标进入到了方阵内部，间距被迅速关闭，逮捕分队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制伏目标。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群众聚集都会演变成骚乱，但是当警方判断出一个人群有失控的可能，便会致力于将骚乱的种子扼杀在摇篮状态。比如之前乌克兰警察面对相对平静的示威人群时，会排出和人群等长的一字型人墙，墙后是更为机动的分队可以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

当警民双方以这样的姿态僵持一段时间之后，人墙分队会突然开始整齐划一地敲打盾牌和跺脚，这样的声音足够让参与热情不高的群众心理防线崩溃，作鸟兽散。

当代骚乱控制：驱散为主，降低伤亡

然而，费尔贝恩的巨大贡献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世界各国警察吸收。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一个社会稳定、财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急剧降低，控制骚乱的技术和装备陷入一个停滞期。

譬如透明防暴盾牌和头盔面罩使用的聚碳酸酯，其大规模制造技术在1958年就被德国拜耳公司发明，但它被开发于警用时已是近20年后。而英国警察1829年开始使用的木质警棍，到20世纪 90年代才改为新式的伸缩型警棍。

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受民权运动刺激，才开始大力研发防暴武器和控制骚乱技术。最先有所反应的当然是街头运动文化源远流长的法国。1968年，受中国红卫兵运动启发，法国爆发了“红色五月风暴”。

同一时期，美国警察在对付全国各地蔓延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时，除了头盔别无防身物。有些时候他们极易与街头骚乱的一方混淆——1970年5月，美国反战学生与支持尼克松的蓝领工人数次发生正面冲突，工人阶级队伍的标配是各式各样的安全帽，从空中完全无法区分工人和警察。

1968 年的美国防暴警察与2011 年的对比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防暴警察的装备和技术才大幅提升，与今天相差无几。1984年3月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时上阵的防暴警察，盾牌、头盔、催泪瓦斯一应俱全。而且盾牌也发展出了两种形制，一种是便于机动时使用的圆形盾牌，一种是设置人墙障碍时用的方形盾牌。

这次大罢工最大的冲突于1984年6月18日发生在罗瑟拉姆附近的欧格里夫焦化厂。在这场被称为“欧格里夫战役”的大规模互殴中，矿工和警察各出动了近1万人，有数名矿工纠察队成员被骑警用警棍重创。此后，骑警这种野蛮暴力很少用于类似场合。

驱散为主，降低伤亡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7年后，警方向矿工支付了42.5万英镑赔偿。

在西方国家防暴警察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生活安定祥和，不但防暴技术没有跟上时代，甚至没有专门的防暴警察。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亚和波罗的海地区出现大规模骚乱时，只能动用坦克和子弹。

倒是波兰因为多次发生社会动荡，在防暴技术和装备上与时俱进，团结工会闹事时，波兰防暴警察装备着与西方同行一样先进的盾牌、头盔和催泪弹。

20世纪70年代这一波防暴技术和战术的更新，奠定了今日防暴警察的基本特征——哪怕是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这样的穷国因陋就简。随着技术的发展，防暴警察变得越来越像太空战士，只不过，越是进步的技术，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震荡越小。

当然，防暴警察不能只靠盾牌和头盔的保护组成人墙，人墙背后通常还会有多个人墙及机动部队。机动部队的职责主要还是在于制伏与逮捕，而后备人墙部队则可以通过助跑获得动量，然后突然以纵队从前排人墙背后穿出，之后以斜线前行，直到重新形成横排。这样，骚乱群众就会被有效推后一段距离。

非杀伤性攻击武器是骚乱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人群失去控制，暴力不可避免时，警方就会运用非杀伤性攻击武器来制伏人群。烟幕弹、催泪瓦斯和专用子弹是最常用的武器之一。

不过，有时烟幕弹、催泪瓦斯发出的声音和制造的画面很可能给骚乱者带来烈士般的苍凉悲壮感，而防暴警察自身也总不能避免涕泪满衣的结局，即便他们戴着防毒面具。所以，胡椒弹是防暴警察另一个常用武器。若人群中有老人或者小孩，防暴警察则会发射普通的水弹。

最恶毒的武器是以色列人发明的一种臭弹，学名是“臭鼬”，用水炮发射。它臭到能在衣物上沾染5年之久，它能让被沾染者走到哪臭到哪。该武器的缺德之处在于，这种臭能瓦解、摧毁上街斗争时满腔神圣悲壮的烈士感。

乌克兰的骚乱愈演愈烈，俄罗斯外交部曾警告说“骚乱即将失控”。数个月的和平示威，最终在政府的蔑视和挑衅下落入暴力深渊，可见战术和装备不是控制骚乱的最好手段——难道对话谈判，对一个政府来说，其羞辱一定会大过警民双方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战斗民族的风采吗？

伊力哈木（ I.Issak）、黄章晋

齐步走，以国家的名义

在分列式的整齐程度上，朝鲜与中国难分高下。但就规模而言，中国目前居世界之冠，朝鲜只能屈居亚军。只要中国愿意，还可以排出更大的方队。

喜欢看阅兵的人，当然最喜欢朝鲜。它不但是分列式走得最整齐的国家，而且阅兵最频繁：每年至少会有一次例行阅兵（4月25日朝鲜人民军建军节或9月9日朝鲜国庆节），碰到领袖的纪念日，更会举行盛大阅兵。

其次是每年阅兵一次的俄罗斯（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或11月7日军人荣誉日）。虽然英、法、印等国也经常会阅兵，但有追求的人会认为，这些国家太不专业。

在全世界高标准的阅兵爱好者心中，也许更期待十年一次的中国国庆阅兵。虽然在分列式的整齐程度上，朝鲜与中国难分高下，但中国的方队规模，目前居世界之冠，朝鲜只能屈居亚军。

只要中国愿意，还可以排出更大规模的方队——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就曾成功展示横排 25人、42个排面的超大规模方队。虽然阿根廷首都的七 ·九大街比长安街更宽，但阿根廷更适合组织狂欢节游行队伍，而非分列式。

分列式是军容军威的展现。最强大的美国军队虽有分列式表演，但很不讲究——绝不会踢正步。这一是因军队传统，二是因意识形态偏见。

正步是德国统一前普鲁士人的发明，在德语中为 Paradeschritt，又译为“阅兵步”，迥异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希特勒将之发扬光大，西方才将之视为独裁和军国主义的象征。

战后，西德军队向美英看齐，废止了正步。而东德将正步更名后，水平也益发精进，成为世界上分列式走得最整齐的国家。

虽然阅兵时热爱整齐划一的分列式表演，被西方人认为是非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但分列式这种操练形式，其现代源头却在欧洲的民主社会瑞士。

在中世纪，瑞士是欧洲最出色的长矛兵的产地。瑞士长矛方阵的特征是：一个连队近200人，每人手持6米的长矛或长戟，以15厘米的间隔排成方阵，多个连队又可组合成更大方阵。这样的方阵，在战场上不但能快速前进，而且能迅速转向。凭借这一难度极高的技能，他们为不同的欧洲君王充当雇佣军。

瑞士方阵深植于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瑞士是一个自治的民主社会，雇佣兵连队的连长由市镇委员会提名，经公民选举产生，每个连队都与一个特定社区有紧密的纽带，天然便利其集中训练。 15世纪末，伯尔尼还诞生了一所步兵学校，专门训练行军打仗。

今天，瑞士的民间游行活动中，分列式表演依然是常见项目。相比今天已变成直线列队行军的分列式，瑞士的分列式的队形变换要复杂得多。

在瑞士步兵方阵横行欧洲200多年后，逐渐被火药武器淘汰。到了18世纪中期，步兵队列也由100多年前的横排25人、纵深10排，被“拉长”为横宽近百人、纵深 3排。队列稀疏后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行军时必须不断停下来整理队伍，进入战场后，展开整理列队耗时很大。

18世纪中期战场上列队行进的普鲁士军队

以军纪严酷而著称的普鲁士，首先发明了解决办法。普鲁士元帅莫里茨在训练场上摸索出了节拍行军法，按着鼓点齐步走，可保证用同样的速度行军，并能快速以战斗队形进入战场。

从此以后，节拍行军法成了分列式的基本要求，被称为“德绍老头”的莫里茨，也因这一发明而名垂青史。

普鲁士人训练的齐步走，在随后的7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收获了奇效。当时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人口不足500万，而周围敌对国家的人口是其20倍以上，腓特烈大帝在战场上屡次以其创新战术击败强敌，凭借的是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在战场上极为出色的调动能力。

普鲁士人的创举迅速被模仿，欧洲各国按自身传统规定了不同的步兵操典规范。在此基础上，世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分列式流派，其区别主要在步姿和手臂摆姿。

最具特色的是德国和英国，大部分流派均由这两国演变而来。德国人踢正步时，双腿绷直，挥动双臂时，胳膊自然弯曲；而英国人则相反，膝盖可自然弯曲，但手臂绷直，前后180度挥动。

德式正步系受民间舞蹈动作启发而来，它并非行军步姿，只为检阅时更能体现钟表一般的精确和整齐划一的美感。因为这种步伐膝盖不打弯，被戏称为“鹅步”（goose-step）。

普鲁士击败法国、完成德国统一而成为世界头号陆军强国后，它成了一切落后国家效仿的榜样。德国人不仅通过分列式输出了正步，还顺带把分列式进行曲的曲风也输出到世界各地。德式进行曲中的压迫感和速度感遂成世界标准，而英国等老牌列强的舒缓风格反而成为异类。

到了19世纪末，经各国不断改良、强化的分列式，其战术意义已所剩无几，但培育纪律、集体感和服从的功用却依然存在。

分列式的严格训练可以消灭个体差别，强化集体意识，使万人如一人。它不但是军队用以塑造纪律的工具，甚至在企业也是如此。一些日本企业演练分列式的难度，甚至高于自卫队。一战前，当时西方国家用德国百姓在德皇指挥下集体踢正步的漫画，来讽刺其穷兵黩武。

由于分列式的象征意义开始大过实际意义，为展现军容军威乃至国家精神，一些国家会刻意追求分列式整齐划一的效果。

当然，一切都是德国人开的头，还在普鲁士时代，德国人就规定了阅兵时的规范步速为每分钟114步。欧洲军队护旗队传统与专门表演分列式的需求结合后，便有了后来的仪仗队。

受检部队因任务不同而有不同的步姿步速，守卫陵墓或其他纪念地的卫兵，为体现庄严肃穆，踢正步时腿可以抬到90度，步速为每分钟60步。而显示军威军容的仪仗兵，正步的踢腿高度要低很多，步速是每分钟120步左右。以行军步速行进时，更大的踢腿幅度，会在视觉上造成更强的冲击力和压迫感，难度较高，步幅稍小，虽冲击力减弱，但容易走得更整齐。

沙俄是第一个引进德国正步的欧洲国家，但步姿被逐渐修改为双臂紧贴裤缝下垂的俄式走法，并伴随社会主义被一起传到朝鲜、古巴等国。二战期间，中、东、南欧一些小国学着德国人踢正步，但苏联红军很快为他们送来了社会主义，于是其中一些国家又迅速顺应时代潮流，进化成了俄式正步。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对踢正步和分列式有近乎偏执的热爱，纳粹党卫军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善于走操的团体。当时能吸引全世界目光的仪仗兵，不在后来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而在柏林。

墨索里尼也非常喜欢踢正步。 1937年访德归来后，他亲自在意大利示范推广，并给了它一个意大利名字：罗马步（ Passo Romano）。

苏联人比德国人更热爱分列式。德国一个方队恰好是一个连的编制，并未刻意追求场面和规模。而苏联红军一个方队的人数远远超过一个连，其宽度近乎德国方队的两倍，排数却略少于德国。这种横宽纵短的队形，与正常行军队列相去甚远，却有更恢宏的效果。

中国人引进分列式比引进洋枪洋炮晚了半个世纪。按西法改造士兵之初，陆军的学习榜样是德国。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有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分列式演练。1910年，清政府颁布《新定步兵操法》，但尚未推广便旋即灭亡。1919年，为庆祝中国参加的同盟国击败德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故宫举办了第一次西式大阅兵。

1935年，中国有了第一部近代步兵操典。它由日本的《步兵操典》复制而来，带有浓厚的德国渊源。其分列式步姿是德式的东亚版，故中国军队仍属德国流。抗战前，国民政府奉德国为师，由德国教官训练新式德械部队，正步也一同被正式引入，步速定为每分钟120步。

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的操典依然带有浓厚的德式风格，即使是在印度组建、完全接受美国装备和训练的新军，其分列式步姿与轴心国完全相同。这在当时的盟军中，是罕有的异数。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美国人的影响不断加强，但并没有因此彻底抹掉德国印记，而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美英风格与德式风格的混搭：手臂姿势是英美流的前后平直大摆动，腿上却是德国流的正步。英美对台湾“国军”上半身的影响并非只是摆臂姿势，还有托枪、甩枪等各种花哨动作，这都是德国流军队没有的动作。

国民党时期的台湾军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曾经有过阅兵时规模最大的分列式步兵方队，它比1984年后中国国庆阅兵的步兵方队还要多出82人。不过，1991年阅兵后，台湾社会民主化，传统的阅兵因为不符合民主社会的价值观而被废止。

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基础是少数黄埔学生骨架加广大农民，打胜仗靠的是革命化而非正规化，早期步兵的操练规范，来自留苏的刘伯承等人借鉴苏联经验编写的小册子。1943年摘录《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步兵操典》后，才有了正式的《步兵操典》，但除了在延安有过少数向美国人表演的分列式外，其军队并不熟悉分列式。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时，受阅士兵多数不知如何操练分列式，只能临时从刘伯承的小册子和中华民国的《步兵操典》中寻找灵感。而当时打头阵的海军方队，为“重庆号”起义海军官兵，他们所受训练是英式操典，不但手臂姿势与陆军部队不一致，每分钟114步的步速也与陆军不统一。开国大典的分列式吸取了国民党将领和苏联人的建议，最后以齐步走通过全场——是国庆阅兵时唯一没有正步的一次。

但解放军很快摸索出更符合自身特色的分列式，并在1950年阅兵时得以完整展现。风格上，它更接近德国，降低了踢腿高度和步幅，双臂摆动幅度更大。除了双手握持步枪的动作与苏联相似外，并无苏联特征。此后虽然在步幅上有不断调整，但基本动作已经定型。

解放军摸索出的风格，更适合东亚人的身材特征和气质，解放军的步伐、步速、姿势相对难度较低，也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庄严大方不失洒脱利落。周边如越南、柬埔寨以及缅甸各种割据武装，都学的是中国模式。

不过毛泽东本人历来对形式主义的东西甚为抵制，他对观赏人民群众欢呼的热情远比观赏分列式更高。中苏蜜月终结，中国军队便从其最接近现代化的巅峰迅速跌落。当时从苏联学来的军衔制等正规化建设标识被全部取消，中国军队成了全世界站出来仪容最寒碜的军队，以往模仿苏联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在1959年后被取消。

解放军的分列式大规模操练，是1981年9月13日邓小平当选军委主席，18日在华北大阅兵后才重新恢复。对现代化、正规化的渴求，首先体现在对军容、军威的再度强调。

1984年国庆阅兵时，受阅部队提前穿上了85式军装。这次阅兵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在周期上与领导人换届的戏剧性关系，使之对内的政治象征意味更大于对外的军威展示。

程序上，1984年后的阅兵与1959年前的阅兵有根本区别。1959年前是苏联风格，阅兵首长是最高军事首长（总司令或国防部长），阅兵首长的口号依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某某周年，受阅部队一律以“万岁”回应。1984年国庆阅兵，阅兵首长改为军委主席，互相的问候语照搬了1981年华北阅兵的“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后成为惯例。

1984年阅兵时，解放军分列式的规模和整齐度让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前，全世界分列式走得最整齐威风的国家都集中在苏联阵营。1990年后，苏东剧变，东欧国家纷纷取消了大规模阅兵，甚至1991年—1994年莫斯科红场也不再有阅兵，全世界在分列式上能与中国比肩的，只剩下东边的朝鲜。

朝鲜的分列式虽然与中国一样，都是极端严酷训练下的产物，但在美感上，身材矮小的朝鲜人原封不动采用苏联标准，虽然咄咄逼人，但由于不易保持身体平稳，朝鲜人走起来更像“弹簧步”。

1991年5月1日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成立，每日操练升降旗仪式。由于其表演规模大，且自成特色，全世界观赏仪仗兵走操的舞台，便从莫斯科红场转移到了天安门。

当然，现场看踢正步，不能漏掉印巴边境瓦格赫口岸的一个特殊景点。每天日落时分，印巴两方同时举行降旗仪式，双方都会派出最威猛且身体柔韧性好的士兵踢正步。他们踢腿的高度甚至超过了朝鲜文艺女兵，能膝盖贴下巴、脚尖过头顶。由于这是国威军威的直接对抗，担当此任的士兵多会因此膝盖受损。目前看，似乎印度人展现出了更好的踢腿技术，毕竟那里是瑜伽的发源地。

但更能吸引眼球的，还是国庆大阅兵。虽然1984年后参与阅兵人数较1959年的1.1万人稍有减少，观赏性却不断提升。自1949年以来，徒步方队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到了1984年才稳定下来。

每次阅兵后的内部打分，使得训练标准不断严苛。而多次获得好评的海军方队，其教练正是曾接受过英国皇家海军训练、后随“重庆号”起义的孙国桢。把军帽反过来顶在头上、把方队切成三角形或四边形等队形训练是他的发明，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超大方队也是他的发明。

分列式方队越大越难做到整齐划一，而增加宽度的难度又大于增加排面数。以其规模而言，解放军方队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

不过，规模最大的方队纪录是日本人创造的。1906年4月30日，为庆祝日俄战争胜利，日本在东京青山练兵场举办观兵式，受阅人数高达3万余人，创下世界纪录，其方队也是横排超过30人的超大方队。但从有限的影像资料看，日军的方队只勉强做到了不走散。

1995年开始，俄罗斯恢复了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传统，其分列式的水准比起苏联时代却无任何逊色之处。

但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分列式的整齐度还有明显差距，再加上方队规模，俄军已被解放军拉开一个档次——只有步姿的难度系数要高于解放军。另外考虑到阅兵的巨额花费（2005年阅兵花费2.14亿美元），俄罗斯阅兵规模不会超过8000人。

不过，中国十年一次的国庆阅兵也并非无可挑剔。由于天安门广场的超大尺度，它实际上只是个非常好的人肉LED屏幕。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者距离分列式的最近距离约在105米，最多只能从服装上分辨出性别——除了电视前看延迟30秒直播的观众，实际上没有人能看清受检部队。

与中国相似的是朝鲜，虽然受阅者与检阅者的距离远比中国更近，但超过50米的距离，朝鲜的领导们看到的依然只是一个个颜色相同的方块。在这么远的距离，再大的规模，都不会有军队行进时的压迫感。

莫斯科红场观礼台前排距检阅部队的距离约为26米，这是一个检阅者和被检阅者刚好能互相看得清楚的距离。而且观礼台的高度，正好可让斜昂着头的受阅士兵与检阅者互相有目光交流。从军威展现来说，这个距离刚好能感受到俄国人正步时那种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也许正是这个考虑，越南巴亭广场观礼台的尺寸几乎与莫斯科红场完全一样。

以现代标准看，《意志的胜利》中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阅兵非常简陋。限于街道宽度，每行只有12人，而在穿过街道的门洞或街道转弯时，队列还要收缩一下。但希特勒直接站在路边的奔驰车上，只比行进队伍高半人，处于一个可与被检阅者互动的距离。路边和自家窗户上的围观群众，也比天安门城楼的位置更近。这或许是它在几十年后的电影中依然有凛凛压迫感的原因。

今天，除了朝鲜外，世界各国对阅兵的热情都在下降，这对阅兵爱好者来说不是个好消息。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朝鲜在领导人的重大纪念日必有阅兵。

黄章晋

“民主”国家如何阅兵

《齐步走，以国家的名义》一文详细介绍了德、俄、中、朝等国阅兵式的演进和技术特征。这篇则专文介绍英、美、法、印等国的阅兵式。

有些细心的朋友或许会注意到，包括朝鲜在内的外军，阅兵时，每个徒步方队都会有一面极尽装饰的部队旗，并且走在方队前列的军官（通常为三人）多年长且军衔较高，这与中国阅兵时的情形截然不同。

参与阅兵的部队多是有辉煌历史的作战部队，而非特意选出来练习走正步的仪仗兵，这是外军阅兵时与中国很大的不同。

西方国家受阅部队多半是有辉煌历史的单位，每个方队有自己的部队旗，并由该部队的前任长官率队，是为展示受阅部队各自的历史和荣誉。由于其战绩动辄可以追溯到一两百年前，所以经常会出现奇形怪状的军旗。

现代意义的军旗在古罗马军团时代就正式出现了。罗马军队早期军旗比较简单，方布上绘制各自的动物图腾，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战旗类似。布匿战争时代，罗马军团开始使用鹰形旗，以后还标以番号，与不同的军团、大队、中队直接挂钩。罗马帝国崩溃后，军旗与罗马军团一道销声匿迹，直到近代国家化常备军的出现才再次复活。

受阅部队展示历史的极致，就是受阅部队不但会出现早已被淘汰的骑兵，而且会身着数百年前该部队最辉煌历史时的装扮出场。譬如身着猩红色军礼服、头戴高顶熊皮帽的英国王室禁卫骑兵团，其装扮是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仑的老禁卫军的。而2005年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受阅官兵穿的是“二战”时苏军土黄色军服。

历史情结深厚的英国人，不但阅兵时的装扮特别古老，其队列亦是如此，今天各国阅兵都是直线列队行进，只有英国人依然保留线条战术时代的特色，在阅兵时有较为复杂的变换队形内容，可一窥18世纪遗风。

西方军队在列队检阅时，指挥官下达“奏乐”口令后，军乐队要演奏一支包含三个声部的乐章，即所谓“三次欢呼”，军乐队一边演奏，一边在受阅部队前走一个来回，然后回到原位置再演奏一遍“三次欢呼”。该传统据说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时代，当时被选拔的军人要从队列中出列，单独站成一队，由军乐队在其队列前来回行进演奏以示致敬。

除了仪仗队，现代西方国家已不太讲求阅兵时走得特别整齐，甚至因为不同部队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有些国家的阅兵会有不同的步速和步伐，比如法国外籍军团在阅兵式上会按照传统走每分钟 88步的步伐，显得卓尔不群。

仪仗队是近代西方军事科学发展的产物。但外军仪仗队与中国仪仗队有很大不同。

如活跃于白宫草坪、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国家仪仗队——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团，该团隶属华盛顿军区，成立于1784年，参加过从1812年战争到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历次军事行动。该团招募士兵时，在体型、相貌上有特别要求。但步三团并非可逃避打仗的去处，除承担仪仗队任务外，日常作战训练科目他们一样不少，战时还得和普通部队一样，被轮换派驻海外参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无疑是全世界选拔标准最严格、队列训练最苛刻、仪仗水平最高的仪仗队之一。但就像举国体制搞奥运会，与西方国家参加奥运会的情形大不相同一样，中国的仪仗队也很有中国特色。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是与武警的国旗班、国宾护卫队等并列的窗口部队之一。三军仪仗队虽名为三军，实际隶属陆军，每名仪仗兵有陆海空三套衣服，视任务需要选择不同着装。

解放军普通部队新兵训练为 3个月，科目较均衡，仪仗队新兵训练长达5个月，且以队列训练为主。新兵下部队后，只训练仪仗队列，军官由本部队士兵考军校或提干产生，事实上自成一体。它与美英同行只是业余训练，随时准备参与作战完全不同。

英国：威慑与怀旧

英国没有国庆日，招牌阅兵就是英王官方生日，别名“军旗礼”，源于17世纪查理二世统治时代，1748年变成英王庆生的仪式。从1820年开始成为每年例行盛事。除1955年因铁路工人罢工而取消外，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每年都参加军旗礼阅兵。

从1969年到1986年，女王都是骑一匹由加拿大皇家骑警进贡的名为“缅甸”的母马。因为年事渐高，自1987年起女王改为乘坐马车检阅。

每年军旗礼上，英国王室禁卫军步兵6个连队、两个王室禁卫骑兵团在圣詹姆斯公园接受英王检阅。身披重甲的重骑兵和拖着布尔战争时代轻型火炮的皇家骑炮兵，在军乐队不时变换的进行曲伴奏下，表演复杂的纵队、横队队形变换和整队原地转向等18世纪遗风的分列式。军旗礼上，参阅人数不多，全来自禁卫军，是英军的精华。他们并非表演性质的仪仗兵，而是货真价实的战斗部队。英国的禁卫军和普通部队一样，要定期轮换派赴海外执行作战任务，回国则担负白金汉宫警卫仪仗，因此号称“双面人”（Double Face）。

每年受阅前，部队会抽出四周时间，在各自军营强化训练，因此，阅兵活动不但不扰民，甚至基本不影响正常训练。英军并无仪仗专用枪，受阅步兵部队所携枪械就是其日常使用的武器。骑兵和骑炮兵虽早换成坦克和自行火炮，但仍延续百年前的传统，骑着战马或驾驭马拉的木轮轻型火炮受阅。

殖民帝国时代，英国会在各殖民地定时阅兵。巴巴拉 ·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讽刺英国殖民统治的真谛在于“威慑”：“英帝国在远东统治的本质是通过威慑显示力量，派炮艇四处游弋，士兵在街道上操练，做漂亮的操枪动作，身穿猩红色紧身军服的 士兵在阅兵场举行阅兵，等等。 ”

1914年的阅舰式是参阅战列舰最多的一次 

最有英国特色的阅兵其实是海上阅舰式。阅舰式距今已有600年历史，传统上主要在英格兰南部军港朴次茅斯和怀特岛之间的斯皮特黑德海域举行，这里常年风平浪静，适合海上检阅，也适合沿岸民众观礼。

第一次皇家阅舰式是1773年，乔治三世在斯皮特黑德检阅海军。1814年欧洲列强联合打败拿破仑，英国为庆祝签订《巴黎和约》举行第二次皇家阅舰式，这是最后一次全部由风帆战舰参加的海上阅兵。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帝国全盛时期，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多年，先后搞了17次海上检阅。

1914年的阅舰式在英国对德宣战前两周举行，各国海军有60艘战列舰参加，很多都参加了两年后的日德兰海战，这是历史上战列舰这种钢铁巨兽参加最多的一次阅舰式。1937年乔治六世加冕阅舰式上，来自18个国家多达160艘的各型舰艇中，仅航空母舰就有5艘，这也是“二战”前各国海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阅舰式。

战后至今的60多年里，因为经济窘迫，英国仅举行了8次阅舰式，且已盛况不再。2005年为纪念特拉法加海战200周年而举行的国际阅舰式是罕见的大型阅舰式，有来自35个国家的160余艘舰艇参加。

法国：理性与包容 

1880年以来，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等少数年份，法国每年都要在巴黎举行阅兵式庆祝7月14日国庆。

法国认为国庆阅兵是军队与人民直接接触的最佳日子，人民可通过阅兵了解军队。包括各军兵种、外籍军团在内的受阅部队规模保持在5000人、200匹战马左右。与一些对阅兵精益求精、力求万无一失的国家不同，法国尽管年年阅兵，但受阅部队一般提前两周才开始为阅兵做准备，练习队列。

受阅时走在法军各部队最前面的队伍，是头戴拿破仑式三角帽、身着双排扣大礼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而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军校之一——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学员队列则位居其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创建于拿破仑时代，最初为军校，至今还隶属法国国防部。拿破仑亲自为学校立了校训：“为了祖国、科学和荣誉。”可见法国人对科学的尊崇。

法国国庆阅兵式上，最吸引人的既不是各式坦克大炮重型装备，也不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外籍军团，更不是身着拿破仑时代军服、担任总统护卫仪仗任务的胸甲骑兵，而是每年给阅兵注入的新元素。每年的阅兵都有不同主题，因此颇有新意，也显示出法国人的理性与包容。

2002年是美国西点军校成立200周年，到了“9·11”事件后法国第一个国庆日，为体现法美友好，西点军校派了160人参加，纽约消防队也连人带车参加法国国庆阅兵式。纽约消防队在“9·11”事件中奋勇救人，不少消防员遇难，他们获得了法国观众的热烈欢呼。

2003年阅兵式上，为纪念欧洲军团成立10周年，行进在全体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是由120人组成的欧洲军团队列。2004年是《法英友好协议》签署100周年，100多名英国禁卫军士兵走在最前列，英国皇家空军红箭飞行队也飞过香榭丽舍大街。

近年来的法国国庆阅兵，还有过印度和巴西主题。2013年阅兵式则突出了法国在西非国家马里的军事行动，阅兵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马里军队参加，在马里圆满完成了任务的法军部队也骄傲地处于受阅队伍的显眼位置。

2010年，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建队半个世纪后，首次走出国门参加了墨西哥国庆阅兵。2011年再次出国，派出了多达百人的规模，参加了委内瑞拉阅兵。也许在未来中法关系某个重要时刻，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也会迈步于花都的香街之上。

美国：反感并坚持着

美国长期以来对大规模阅兵式存有偏见，很多人视为“旧大陆君主们的陋俗”。两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各地曾举行过规模大小不一的阅兵仪式庆贺。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为彰显军队在冷战中维护和平的意义，美国政府也曾多次举行大型阅兵，长长的三军受阅队伍和重型装备隆隆轧过宾夕法尼亚大道，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这是曾经的美国。

越战后，美国很少再举行国家级的大型阅兵。海湾战争胜利后，纽约举行欢迎归国部队阅兵式，受阅部队在漫天彩带中以散漫队列通过第五大道，与其说是阅兵，不如说更像纽约传统的节日花车巡游。

不过，美国各军种大小基地的阅兵活动要比解放军多得多。在庆典活动和繁多的特定纪念日，各大军事基地都会举行小规模的阅兵礼。为博取民众好感与支持以获得更多预算拨款，很多阅兵式都向公众开放。

全美最负盛名的是西点军校的阅兵式。入校第一天，全体新生就已被编成队伍，列队接受检阅，新生父母坐在观礼台上观看。西点军校的学员身着灰色紧身双排扣军礼服，不同于美国陆军制式的蓝色礼服，据说该传统是为了纪念1812年英美战争中美军首胜的奇帕瓦战役。

西点军校几乎每天下午5点都会举行阅兵，提前5分钟发出阅兵预备命令，到 5点钟时，全校所有2400名学生就能准时穿着指定制服、带好步枪在营区列队站好，然后以整齐划一的壮观军容，在几分钟内通过阅兵台。

每年的毕业典礼阅兵是西点军校阅兵中的重头戏。每次学校都会邀请总统、副总统级贵宾或重要官员、议员参加。应届毕业学员们身着西点的灰色军礼服，扛着老式步枪接受校长、嘉宾和学生家长的检阅。

虽然很多当代美国人反感阅兵，但在早期殖民时代的1675年—1676年，北美殖民地居民和印第安人冲突加剧，新英格兰地区民兵训练增至每周两次，每逢集训日，民兵连队会被召集到公共场地上，先点名、祈祷，再进行兵器教范和制式队列操练，最后在家乡父老围观中，接受民兵指挥官和地方官员的检阅。

美国独立后，正式建立起合众国的民兵制度，18岁—50岁男性公民全体参加民兵。那个时代正是极具仪式表演性质的线条战术的巅峰，受华丽制服、铿锵鼓点和军乐的吸引，爱好阅兵分列式并乐此不疲的成年男子不在少数。

南北战争以后，美军分散驻扎于老西部300多个前哨基地中，照例会有每日的分列式操演。麦克阿瑟小时候生活在利文沃斯堡军营，他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看驻军全副武装的分列式降旗礼，尤其喜爱看骑兵部队操练和检阅。

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军旅生涯历经整个冷战时代，他回忆曾在德国和越南经历过很多过分喧闹的指挥官交接仪式，每次必有大规模阅兵。全体部队走完阅兵式就要晒着太阳听高级军官们说废话套话。

但在他的退休仪式上，华盛顿三军仪仗队、军乐队、仪仗队分列式一样不缺，还有喷气战斗机和直升机轰鸣着飞过阅兵场。

印度：军民鱼水情

印度立国很晚，缺少足够古老的军队传统，但其民族、宗教构成极为复杂，这份特殊历史遗产同样体现在阅兵时不同部队的装扮上，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阅兵文化，很容易将之视为一场热热闹闹的赶集。

每年1月26日的“共和国日”和8月15日的“独立日”，首都新德里都会举行盛大阅兵式。阅兵是印度人寻求国家认同和自豪感的纽带。印度人民感情丰沛，也许正因为如此，与不少国家庄严肃穆的阅兵式相比，印度的阅兵更像是全民狂欢。

印度在每年举行阅兵式前，都对外公开售票，票价低廉，约合人民币10元左右。因此，新德里长长的阅兵道两旁，挤满了拖家带口、“鱼水情深”的普通百姓，热闹非凡。

印度的阅兵中，充分体现了印度军队按照民族组成不同团队的特色，不同团队、不同肤色的士兵身穿富有民族特色的鲜艳军服依次通过，甚至包括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兵与别国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与英联邦国家以徒步分列式为主不同，印度阅兵很喜欢展示坦克、大炮、导弹等重型武器，很有苏俄风格。印度人甚至还把不便展示的飞机和潜艇做成模型抬出来展示。

常为人讥笑的吐火、钻火圈、多人叠罗汉摩托表演等杂技项目，其实并非印度阅兵式的内容，而是阅兵式之后的群众性巡游中的内容，类似于中国国庆阅兵结束后的庆祝游行队伍。

绰号“魔鬼突击队”的摩托特技队隶属印军，其摩托车特技表演是庆祝巡游的重头戏，历来很受观礼群众的喜爱。就像曾有些首长们喜欢看武警表演胸口碎大石一样，他们出现的时刻，也是观众反响最热烈的时刻。

阎滨

梅毒战争

梅毒肆虐了 4个世纪才被征服，它不仅迫使人类的医学进步，更因感染了许多重要人物，间接影响了更多人的命运。

1495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大军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这个伸入地中海心脏的王国是阿拉伯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贸易窗口，不仅因商业日渐富庶，还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而 6年前刚刚成立的新兴帝国西班牙，也对其垂涎已久。

于是，一连串激烈的外交和军事争夺拉开了序幕，舞台上却偷偷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突然的出现与大流行

法国人凯旋后，部队中就爆发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恐怖瘟疫：患者身体表面从头到膝突发脓包，不久崩破溃烂，脸上的肉渐渐剥落，几个月之内就会死亡。疾病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并向东方传播开去，只用 3年就传到印度加尔各答；大约 1505年（大明弘治十八年），又借道东南亚从岭南进入中国。25年内，整个欧亚大陆连同周围岛屿，凡有人处无一幸免。

这种病的传播路线，可从各种称呼里看出一二：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德国人和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叫它“基督徒病”，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岭南以北的中国人叫它“广东疮”，日本人则叫它“中国疮”。而到了1530年，它获得了今天通用的拉丁语名字“ Syphilis”，汉语则以病症特点叫它“梅毒”。

相互栽赃的混乱称呼意味着人们并不知道其源自哪里。直到2011年，人类体质学和流行病学家比对诸多考古遗骸后，才确定当年那个新成立的西班牙从美洲大陆引进了这位瘟神。

事情还得从1492年讲起。当年1月，西班牙王国攻陷了摩尔人的最后一座王城格拉纳达，终于从异教徒手中彻底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的800年大业。夏天，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终于说服了两位国王（当时的西班牙刚刚通过政治联姻合并而成，王后伊莎贝拉同时是半壁江山的女王），在8月份扬帆远航，两个月后发现了美洲。哥伦布和后来者带来了天花和暴力甚至灭绝，却从原住民手中带走了黄金和年幼的性奴。同时，还有梅毒。

就像地图里标记的那样，西西里岛已经被西班牙控制，而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向来交好，这种性病随即从西班牙人身上传到了那不勒斯的妓女那里；而当法国攻破那不勒斯后，这种病也就馈赠给了法国人。

疾病的进化 

1495年在那不勒斯的爆发，让刚刚从黑死病的狂飙中缓过劲来的欧洲人恐慌不已。

国境不能阻挡瘟疫，疾病也不能逃过进化。只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传，到了1546年，梅毒就演变出了三期发病的特点：初次性接触感染后的 3天到 3个月为一期，接触部位出现底部坚硬、边缘清晰不痛不痒但愈合缓慢的溃疡，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愈。

再经过4到10周发展为二期，症状多样，但通常会在躯干和四肢出现对称而不瘙痒的粉红色皮疹，随后演变成斑丘疹以及溃疡。其中有一类独有的斑疹，中央愈合而周围扩散，形成梅花状，故中文称呼此病为“梅毒”，而口腔和咽喉黏膜上也会形成泛白的疣状病灶，接触传染性极强。患者还会伴随虚弱、消瘦、脱发及浑身疼痛等症状。不过全部症状会在两个月内消失，之后进入3年—15年，最长可达46年的潜伏期。

潜伏期过后就是毁灭性的三期梅毒，有三种类型：梅毒瘤性梅毒患者因全身皮肤和脏器上的树胶样肿瘤而毁容；神经性梅毒患者会癫痫、瘫痪乃至痴呆；心血管梅毒则会患上主动脉炎、动脉瘤、动脉瓣关闭不全，直至心力衰竭而死亡。

对于流行病学来说，这样的演化对传染病非常有利：迅速致命的传染病会在短时间内损失大量宿主，失去传播机会；而潜伏期长或者症状温和的传染病才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传播给下一个宿主。梅毒更胜一筹的是在病程中多次出现的皮肤溃疡和黏膜扁平疣，都因没有痛感，而使宿主继续发生性接触，大幅提高了传染率。

同时，梅毒的性传播身份让它在发病缓慢之外获得了另外的庇护，即人们除了性交大都不愿暴露患病部位，甚至羞于启齿，这让疾病更加隐蔽；而因为当时的观念影响，人们会倾向认为得梅毒的人都是活该遭报应，根本就不该为他们治疗——虽然也没什么像样的治疗方法。

这幅图是已知最早的关于梅毒的艺术作品，德国文艺复兴领军者丢勒1496年的彩色版画作品——《身患法国病的人》。这是一幅典型的占星术绘画——头顶是黄道十二宫的天球，1484是行星位置，并非创作年代；天蝎座上有一颗亮星，表示这种疾病是星座不利；患者是德国长枪雇佣兵的打扮，当时的梅毒尚在军中流行，病人的症状也恰是梅毒刚出现时的烈性症状，从头到脚生满脓包；另外两面的纹章标明了发生的地点，神圣罗马帝国的纽伦堡——仅仅过去一年，这种疾病就已经扩散到了中欧，可见其传染性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军队内的性行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1495年感慨，这种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定是上帝对渎神行为的天谴

疯狂与天才的疾病

在缺乏疾病控制的中世纪晚期社会里，传染性很强的梅毒很快蔓延。当人们意识到梅毒是性传播疾病后，这仿佛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反禁欲主义的一次讽刺，人们重新在性的问题上变得保守。

比如疯狂娶妻又疯狂杀死她们的英王亨利八世，就曾试图关闭妓院阻挡梅毒的蔓延，但更加讽刺的是，亨利八世死前的种种症状像极了一个梅毒患者，虽然也有历史学家争辩说那是糖尿病和脑外伤。

命运类似的帝王将相还有很多。 16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他的 8个老婆 3个出家 5个死于非命，往往都是婚后不久便被他玩死——这种不受控制的反复癫狂，被认为是梅毒侵犯神经中枢的表现之一。 1580年，他连自己的长子也一杖打死， 4年后自己也中风丧命。

除了帝王，还有数不清的天才艺术家罹患梅毒。美国精神病学者和作家，德博拉 ·海登在他的作品《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中写道：“贝多芬谱写《欢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 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此外，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文学和剧作家如莫泊桑、波德莱尔、福楼拜，画家如马奈、凡 ·高，音乐家如舒伯特、舒曼……甚至瞎子阿炳，都在著名梅毒患者的列表里。

梅毒有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例如人们常常渲染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敌对人物的梅毒史，而无论真实与否，这都将对敌人的声誉造成强烈的中伤——不过希特勒确实恨透了梅毒，以至于花了 13页笔墨在自传《我的奋斗》中阐述在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推动医学进步

梅毒若不经治疗，死亡率可达 58%，因此在艾滋病出现以前，是最可怕的性传播疾病。为了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人们用了400多年。

梅毒最早出现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 ·德里加多的西班牙神父兼梅毒患者，宣称梅毒可以被愈创木分泌的树胶治愈，尤其是愈创木属中的药用愈创木（ Guaiacum of.cinale）。而这些美丽的植物恰恰分布在哥伦布当年抵达南美时踏上的土地上。如今，神圣愈创木还是巴哈马的国花。

虽然很多欧洲人都期盼得到俞创木治好梅毒，然而愈创木生长缓慢且效果并不出众——欧洲人并未找到更好的草药治疗，中国的《本草纲目》虽然记载了梅毒流行情况，同样也没能找到治疗方案。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炼金术的常用药物：水银和砒霜。

配合高温蒸汽浴，用水银清洗梅毒患者溃烂的伤口，并且取一定量的水银制剂让患者口服——真的会有效果，病痛确实得到了缓解。然而是引虎驱狼，即便没有死在梅毒上，也要死在水银对神经系统的毒害上，唯一落实的好处就是生前千疮百孔的肉体在死后不易腐烂，因为水银有很强的防腐效用。19世纪人们发现碘化钾也有不错的治疗效果，然而副作用并不比水银少多少，碘中毒同样能毁掉全身代谢。

俄国现实主义画家列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885年所绘《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描绘的就是伊凡雷帝一怒之下打死长子后大梦初醒时的悔恨与恐惧

另外，除了缓解病痛，梅毒造成的大面积毁容也不可小觑。多数梅毒患者经过数年的潜伏期后，终将发展为梅毒瘤性梅毒，如前所述，这意味着头上和面部也会出现许多大小不一的树胶样肿瘤，之后又会形成骨骼塌陷而导致面部变形，这些外形变化让“天谴”的效果一目了然，也让患者遭到社会抛弃——为了多少挽回尊严，早期的外科整形手术就这样得到了发展。

有一张图，内容是一枚17世纪到18世纪的青铜鼻子模型，用来给梅毒患者制作蜡或者石膏的假鼻子以勉强应付，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假肢。然而早在16世纪，欧洲人就已不满足于消极伪装，而开始采取一些激进的整形尝试。

还有一张医学手册的版画，制作于16世纪，描述的是意大利外科医生塔利亚科齐和他的儿子发明的自体鼻子重建法。即从自体组织上，挖下一块皮肉来，一端仍然连在胳膊上，一端缝在鼻子上，保持这个姿势数月，待这条组织在鼻子上长牢，再将其与胳膊分离——这对没有消毒和抗排异反应的早期外科手术来说是极大的进步，那条切下来的半游离组织称为“自由皮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极其重要的外科移植方式，包括今天我们常看到有严重外伤患者失去了手，也会将其寄养在自己的腿上复原功能后再行移植，就是这种方式的进化版本。

同时为了预防梅毒，早期的安全套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通常是用羊肠和丝带做成袜子似的东西，聊胜于无。

最终的征服

与梅毒不懈斗争的 400年时间里，梅毒的病源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 20世纪初，梅毒的历史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1905年，德国动物学家埃里克 ·霍夫曼和外科学家弗里兹 ·萧丁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苍白密螺旋体的一个亚种“苍白球”，学名 Treponema pallidum。

而到了1910年，德国化学家保罗 ·埃尔利希与他的助手秦佐八郎在传统的砒霜治疗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有机砷制剂“砷凡纳明”，商品名“洒尔佛散”，成为第一种梅毒特效药，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现代化学治疗药剂。1912年又改进发明了新砷凡纳明，梅毒终于有了适当的疗程，埃尔利希也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1923年，列宁在临终前就被医生开出这种特效药配合传统的碘化钾来治病。根据他血管损害、瘫痪无力、恐惧小提琴声等症状来看，正好类似神经性梅毒的症状。

人们同时发现，苍白密螺旋体非常脆弱，高烧就能烧死它们——于是一种旁门左道的治疗手段出现了：故意让患者得上疟疾，然后用疟疾的持续高烧烧死梅毒，最后再用奎宁治疗疟疾。因有奇效，其发现者朱利叶斯 ·瓦格纳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印象主义巨擘保罗 ·高更在天之灵得知此事恐怕会魂魄不宁了：1889年开始，保罗 ·高更搬到法国殖民地塔西提岛从事艺术创作。高更是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以至于频繁地与塔西提原住民性交，终于染上了早期英国殖民者带来的“英国病”，饱受折磨 4年后终于死在梅毒手上——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往塔西提岛之前，刚刚治好了自己的疟疾。

而到了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它不但在治疗外伤感染方面有奇效，而且对梅毒也有一击必杀的强大威力。1943年，人们发现早期梅毒只要用青霉素往肌肉注射几针就好，晚期梅毒，哪怕是神经性梅毒，也只需静脉输液就能治愈；而除了过敏患者以外，青霉素几乎没什么毒副作用。而且不仅梅毒，许许多多细菌造成的顽疾，也被青霉素一招毙命，人类医学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保罗 ·高更 1891年所绘《在沙滩上的塔西提女人》，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待到“二战”结束，人类的硝烟散去，高产青霉菌菌株选育成功了，原本昂贵的青霉素价格直线下降，人类第一次开始了对梅毒的大清剿。凡是在有能力生产青霉素或者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青霉素的国家，梅毒发病率飞流直下。虽然因为性解放运动，梅毒有过反弹，但是人类的现代医学水平依旧保护着数不清的披头士和文艺青年。

刘大可

第二章
人类不再只是傀儡

男女关系之一：纠结的一夫一妻制

尽管多数人类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配偶关系都未必和谐。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的两难境地。

婚姻的历史或许和现代智人的历史一样漫长，甚至更漫长，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寻找配偶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正统道德观念也总是将婚姻描绘成忠贞恩爱的和谐互助关系，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所引领的现代化过程中，单偶制婚姻更是获得了伦理上的优势，其他婚姻形式日益被视为遗风陋俗。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都心知肚明，夫妻关系充满了纷争、欺瞒、压制和背叛，在各大文明中，这些冲突也都是闲聊、戏剧和文学中永恒的热门主题；其实，一种道德规范若总是被挂在嘴边，成为表彰和说教的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被遵守得不太好。

在现代社会，大概有 1/4的婚内人士曾经出轨，各种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调查，常发现比例惊人（有时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亲子关系并不像被调查者所认为的那么真实。总的说来，那些对亲子关系信心十足的父亲，大约有 2%—3%的机会是喜当爹了，而那些心存疑虑的，他们的怀疑则有 1/4的概率可以得到证实。

实际上，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中，长臂猿才是恩爱忠贞的典范，它们以单偶制核心家庭为单位分割领地，婚姻一旦达成便终身不渝，子女成年后即被逐出领地，每个家庭都在各自领地孤立谋生，猿啼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夫妻也很少有出轨机会。

反观人类，尽管多数也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却处处暴露出配偶关系的不和谐：与固定配偶的长臂猿和大猩猩相比，男人的睾丸（相对于体重）很大，更接近乱交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显示他们因配偶出轨而面临的精子战争强度颇高，因而需要更发达的睾丸来制造更多的精子。

人科动物睾丸重量对照表。数据显示黑猩猩的精子竞争最为激烈，而大猩猩的精子竞争最不激烈。这与实地记录的交配行为相符。精液样本通过电流刺激采集而得

男女的性嫉妒都很强烈，对配偶出轨的线索也非常敏感，这说明配偶出轨是常见而重大的风险，因而需要特别加以警惕。不过嫉妒内容男女有所不同，男人最怕戴绿帽喜当爹，女人则最怕丈夫背弃养家和保护妻儿的承诺，将资源用到其他女人身上。

男人的硕大阴茎（在灵长类中最粗最长且遥遥领先）也是个不和谐信号：这或许暗示了他们（至少在进化史的某个阶段）经常以强制性手段获得交配机会，因为在雌性不配合的情况下，较长的阴茎有利于交配成功（以强奸惯犯出名的鸭子便有着一条和身体差不多长的阴茎），而阴茎的粗大则有利于精子战争——可以更有效地将其他男性的精子泵吸出去。

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抚养和保护子女的任务，要求他们结成以单偶制为主的长期配偶关系，但同时，他们又是群居且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社会结构十分不利于配偶关系的稳定，这一两难境地所带来的纠结困境，至今仍是两性关系的背景主题。

人科动物阴茎、睾丸尺寸与体型关系示意图

雌性的投资策略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养育后代——人类作为生物的核心任务上来，这要求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当然，进化论和遗传收益不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它带来的启示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生物学家将繁殖后代的努力视为一项投资，其回报是可见未来的后代数量，提高回报的基本途径有三条：一是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二是提高每个后代的存活至繁殖年龄的机会；三是帮助每个后代获得最佳的繁殖机会。

对三条途径的不同侧重，构成了投资策略的两种倾向：偏重第一条途径的数量策略和偏重后两条途径的质量策略。实际的策略选择是两种倾向的权衡，权衡结果将由个体所面临的边际投资收益曲线决定，即，分别投入各条途径的最后一份资源的收益相等。

这里存在一个自反馈效应，早先的选择会改变后续选择的边际收益曲线，结果将导致策略倾向的两极分化；最初的分化发生在配子大小上：雄性制造数量多、体积小、包含营养物质少的精子，雌性制造数量少、体积大、营养物质多的卵子——这已成了生物学家区分雌雄的标准。

在从鱼类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谱系上，雌性的投资策略朝质量优先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注：该谱系只是整个进化树的一小部分，所以并不能说这是进化的普遍倾向）。体外受精的水生动物常常产下极大数量的卵，然后听任其自生自灭，其全部投资仅在于卵内营养。

人类与黑猩猩骨骼发育曲线对比

爬行类的卵更大，通常还有钙质硬壳加以保护，但和鸟类与哺乳类相比，其策略仍是极端偏向于数量的。一窝海龟蛋有上百个，但仅仅在新生幼龟集体冲向大海的那段危险旅程中，就要被吃掉 90%，如果冲锋发生在白天，死亡率更高达 99%，平均每四千个海龟蛋里只有一个能变成成年海龟。

相比之下，鸟类不仅花几周时间孵蛋，还要将幼雏喂养到羽翼丰满为止；哺乳类则更进一步，把幼崽留在体内养育和保护，有蹄类一直等到幼崽能独立行动才让它脱离母体，接着还要经历漫长的哺乳期，许多食肉类还会帮助子女学习捕猎技能；长臂猿还会协助新近自立门户的子女建立自己的领地。

日益高涨的投资需求，让雌性不堪重负，不得不寻求雄性的合作。而雄性也逐渐“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单纯追求数量的策略越来越不合算，缺乏养护的后代即便能存活下来，也极少能获得繁殖机会。

男性的供养能力

对于人类，最初让两性合作变得不可或缺的，是这样几个大幅加重抚养负担的因素。

首先，人类有一颗硕大的头颅，脑容量三倍于黑猩猩，这给分娩带来了困难，为适应直立行走而改造的骨盆更加剧了这一困难，进化为此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提前分娩，可以说每个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格外脆弱因而需要更多保护和照顾。

其次，复杂的语言和社会关系，使得人类儿童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远远多于其他动物，为此人类延长了发育期，在大约 7岁到青春期之间（相当于小学阶段），多出了一段漫长的身体发育平台期，这自然又加重了抚养孩子的负担。

最后一个因素更加致命，让女性几乎丧失了独立抚养孩子的希望：杀婴。在存在配偶关系因而亲子关系可以确定，但这种关系又经常发生变动，同时雄性在体能上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就可能出现杀婴，非洲狮便是一例。不幸的是，人类恰好也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通过杀死前任留下的孩子，新上位的雄性不仅消灭了若干潜在竞争对手，也可让他们的母亲结束哺乳并尽快怀上他的孩子（因为哺乳期通常是不孕的）。但这一结果对女性是灾难性的，促使她们寻求忠实可靠的长期配偶，设法让丈夫留在身边共同保护孩子。

正是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让男性和女性结成了婚姻这一古老的神圣同盟，并通过家庭这一合伙企业，将质量投资策略推向了极致——除了漫长的教育期，我们对子女的帮助延伸到了成年期甚至第三代：为他们准备彩礼和嫁妆，帮助他们带孩子，将社会地位和关系资源传给他们，最后还留给他们遗产。

然而，神圣同盟并不和谐，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固定配偶关系存在着根本冲突。固定配偶只有在夫妻的边际投资收益相当时才能维持，妻子的边际收益受其生育数限制（原始条件下很少超过十胎），假如一个丈夫的供养能力也在此限度内，婚姻便可稳定，对多数男性，这一条件是成立的，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婚姻了。

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团队合作和等级结构，使得男性供养能力脱离了个人能力的限度，变得高度差异化且变动不居，权力和财富可以让男人能够供养的孩子数远远超出妻子的生育能力。此时假如他被束缚在婚姻之内，就只能被迫将全部资源用于提升现有孩子的抚养质量，而这很可能不如另外娶妻多生几个孩子合算。

如果供养能力的不对称是稳定的，那也没问题，只需将单妻关系换成恰当比例的多妻（或多夫）关系即可。问题是，男性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并不是在婚姻缔结之初就确定并且恒定不变的，在生活竞技场上，个人境遇随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他们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策略。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迫使男女双方都采用了可变的组合式策略，同时也诱使他们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动，在婚姻之外，双方都备有相机行事的候选预案，以便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遗传利益，在下一篇文章中，对这些策略有更详细的介绍。

辉格

男女关系之二：男性的性策略

人类不像动物靠体力争夺配偶，对男人来说，权力、财富、名望才是性竞争力的体现，虽然进取型的男人拥有强大竞争力，但稳妥型甚至浪子型的男人，并不是没有机会，尤其是后者。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的总结，虽然片面，但却抓住了某些事实，只是实际情形比这些段子所表达的内涵要复杂而微妙得多。正是人类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在讨论男性性策略之前，不妨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 ·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 Uta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善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蓝喉数量增加，于是橙喉有了更多可攻击的目标，导致其数量在第五代又反弹，如此循环，三种类型将以某个比例达成动态均衡。

从这一有趣的模式中，可以窥见一些人类的影子：有些男性富有野心，不甘人下，冒险好斗，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拼命，和橙喉鬣蜥一样，他们的雄性荷尔蒙水平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尽管成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女人，但失败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另一些则是稳妥保守型，满足于凭自身资源条件容易获取的地位，尽早成家娶妻生子，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照顾和守护家庭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心理机制来配合男性的顾家策略，包括爱情这种对特定对象的迷恋，对天伦之乐的偏好以及多数动物都缺乏的父爱。

还有一些是类似黄喉的风流浪荡子，他们无意成家立业，也不爱争权夺利，其遗传成就主要通过短期关系实现，凭借的优势是性吸引力和社交能力，不仅善于取悦女人，也善于取悦男人从而获得接近他们妻女的机会。

尽管有些相似，但人类的策略与蜥蜴显然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由于人类极高的后代抚养负担，所以对大多数资源条件一般的男人来说，稳妥保守都是优选策略，贪图多妻的进取策略只适合于资源条件特别优厚的男性，而浪子策略则处于边缘地位。

其次，侧斑鬣蜥的性策略由基因决定且终生不变（除非人为改变激素水平），而人类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可以随境遇变化而调整，甚至可以运用理性能力进行反思和权衡。和许多其他策略一样，性策略可以在早期发育阶段根据资源条件进行配置。

假如胎儿根据营养供应水平“判断”（加引号是因为这种判断是无意识的）自己将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就更可能将性策略配置成较为进取的那种，因为进取策略在富家子弟那里的成功率较高；相反，假如他预期自己未来会极端贫穷，娶妻成家的机会渺茫，则更可能选择浪子策略。

类似的早期配置选择可能也导致了基于排行的差异，比如当男孩发现自己有好几位兄长，因而无望分到家产，成家立业时也难得到父母帮助（因为届时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就可能偏向浪子策略。将排行作为一个配置参数，可以在兄弟之间实现策略差异化，降低兄弟间资源竞争。

更重要的差别是，人类会组合使用多种策略，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

进取型男性也会针对绿帽风险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他们的防御风格和稳妥型男性的不同，后者更偏重强化夫妻感情，通过占满妻子时间来防范出轨，而前者更多依靠恐吓来吓退偷腥者，他们的好斗性格适合这么做。

在确保不影响婚姻稳定的条件下，稳妥型顾家好男人也可能出轨，否则就不会有1/4到1/2的丈夫曾有过婚外情了，只是他们这么做时会更谨慎隐秘，选择更安全的对象。在制度允许且资源充裕时，他们也会寻求多妻，只是他们不会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和防范绿帽的标准。

多数浪子也会娶妻生子，只是与经营婚姻家庭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四处撒种。按《精子战争》作者罗宾 ·贝克（Robin Baker）的看法，浪子策略常常与双性恋倾向相搭配，与单异性恋男性相比，双性恋男性更早开始性行为，更勤于探索和尝试各种性技巧，因而拥有更多性经验，他们的异性伙伴也远远多于单异性恋者，而这些正是浪子策略所需要的优势。

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 ·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 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妻策略的空间。

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是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来。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用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假如“祖母假说”（意指成年人类寿命要比成年类人猿的寿命更长，原因在于祖母帮助喂养孙辈促进了基因的优化）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的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

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 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 888个。

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 2003年的一份 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 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的频率高达 8%，在全人类中的频率也高达 0.5%。

成吉思汗，元太祖皇帝像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 ·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 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 ·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 75个孩子。

至此，这里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地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讨论的主题。

辉格

男女关系之三：女性的性策略

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因素。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用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 8位性伙伴。

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里的黑公主嫁给了般度五兄弟，一下有了五个丈夫

最容易想到的是后备需要，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在男性从事狩猎、男人间充满暴力争斗、部落间时不时发生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对于妻子们，缺少备胎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除了丧夫，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

备胎策略要求女性在选定丈夫的同时，不能让其他追求者彻底死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采取一些暧昧姿态，让追求者维持希望。为此，有时就需要给他们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做得太过分，以免危及既有的婚姻，其中分寸不容易把握，但高明的女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同时维持多条备胎。

备胎策略也解决了寡妇再嫁的迫切性与慎重性之间的矛盾。短暂而宝贵的生育期，急迫而沉重的抚养保护负担，要求寡妇尽快再嫁，但新丈夫的能力和意愿是否可靠，又不可不慎察，而备胎则可以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从容考察。

第二个动机更加微妙。一方面，为说服男性合作抚养孩子，妻子必须让丈夫相信自己的忠贞从而对亲子关系有足够高的信心，但同时，为让丈夫在家庭这个合伙企业里投入全力，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否则他就可能花较少的时间为妻儿提供最低限度保护，同时寻求更多性机会，从而将策略偏向数量一端。正如之前文章中曾介绍的，夫妻双方的最优子女数量经常是不同的。

为此，女性发展出了一种适度模糊策略，该策略清楚地体现在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上。多数灵长类都有着清晰可辨的发情期，雌性会用诸如性肿胀这样的鲜明信号为其排卵期和受孕能力大做广告，但人类女性的排卵期却是隐蔽的，这意味着丈夫难以判断妻子哪些天更可能受孕，于是被迫在（除经期外的）多数日子里守在妻子身边，以防她出轨怀上别人的孩子，这样，丈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其他性关系。

有发情期的雌性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接受异性的交配请求（除了像倭黑猩猩这种把性交当作常规社交活动的动物之外），而人类女性则在排卵周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性唤起并接受性交请求，即便在没有受孕可能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达到高潮（尽管程度和概率稍低）。

在缺乏可靠的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适度模糊策略和备胎策略的组合运用，还可以帮助女性抵御杀婴风险。假如亲子关系完全确定，新上位的备胎就有足够的动机杀死、遗弃或驱逐前任留下的子女，但暧昧的备胎策略让他们有了顾忌：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而模糊策略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在排卵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偷情都不能排除让女性怀孕的可能。

在表达爱慕、性兴趣和性快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含蓄和婉转，情绪也更阴晴变幻不定，让对方捉摸不透，这些心理机制或许也是配合上述模糊暧昧策略发展而来。借助一整套复杂信号，女性告诉丈夫：我爱你并愿意忠诚于你，但前提是你要把我看紧了，否则我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寻觅其他性伙伴的第三个动机，是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以便贯彻一种分散投资策略。由于子女会继承父亲的许多特性，不同特性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但未来环境条件难以预料，而多样化可以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不同，假如子女们继承了相同的策略，他们之间更可能出现资源冲突。在上一篇文章里已介绍过基于排行的策略分化，通过以排行为参数进行童年期策略配置，可以缓解兄弟间的资源冲突，但母亲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选择：让孩子们拥有不同的父亲。

这种多样化不是随机的，而是精心搭配的特定组合。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

尽管这两方面有重合之处——抚养能力和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遗传，而健康和智力也会影响抚养能力——可是差异也很明显，财富和权力的取得有很大偶然性，有时甚至和遗传禀赋完全无关，比如彩票中奖者或被国王收养的孤儿，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不容易识别，但健康和性吸引力等特性不仅遗传性更可靠，也容易直观判断。

而且，既然寻求婚外性伙伴是为了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而挑选丈夫时肯定会侧重与抚养能力有关的那些禀赋，那么挑选情人时就最好偏重其他方面，所以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资源条件丰厚的好丈夫，外加若干其他方面遗传禀赋优秀的情人。

这是总的指导方针，具体如何搭配最优，还要看女性自身的条件，大致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组合。假如一个女人自己拥有庞大的抚养资源，完全无须男性帮助（比如她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她的择偶标准应以可识别的遗传禀赋为主，而且可以大胆实施多样化策略。

不过，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拥有自主权，实际上在许多社会，女性的择偶权利常被父母掌握，她的兄弟们也可能会干预，而他们的利益和她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权贵阶层，女儿的婚姻常被用作家族建立政治联盟或商业联盟的工具。

如果女人已经嫁了一个资源特别丰厚的丈夫，那么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是生下儿子，并帮助他争取继承权，在此之前，任何其他考虑都要暂且搁置，直到完成这一任务，或者那已经无望实现。之所以生儿子（而不是女儿）最重要，是因为对于特别庞大的资源，只有儿子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女儿由于受生育数量限制，边际收益会下降得太快。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把俄罗斯打造成欧洲列强的同时下了血本养情夫，宫廷开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因此从 1767年的 10.4%上升到 1795年的 13.8% 

嫁入豪门的女性在多样化上需要特别慎重，这既是因为奸情败露而遭遗弃的机会成本太高，也是因为丈夫因条件优厚，不难再娶，因而在决定遗弃（甚至杀妻）时会较少顾忌和犹豫。而且，假如她能够继承亡夫遗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让她获得优厚的再婚条件，不需要预先考虑备胎问题。

相反，如果嫁的丈夫条件一般，那她就有理由在备胎和多样化问题上更积极一些，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仅对备胎和多样化的需要更迫切，而且这么做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也更低。因为缺少其他选择、再婚条件不佳的丈夫，虽然防范绿帽时会更加努力，但在妻子出轨既成事实之后，却更可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女王或公主条件的女孩，嫁个可靠的丈夫都是优先考虑。为此，（至少在传统社会）保有贞洁名声非常重要，风流名声会极大损害女性的择偶地位，所以多数女性不会以短期关系作为其性策略的重点；但是，也有少数自身条件特别差的女孩，由于预感到自己很难找到可靠丈夫，只好选择以短期关系为主，并因此而放弃贞洁名声。

有研究显示，在童年期没有父亲或缺少父爱的女孩，月经初潮时间更早，也更早开始性关系，而且更倾向于短期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没有父亲很可能意味着自己是私生子，或者会非常穷困，在缺乏父亲保护的情况下，遭遇性侵犯而失贞的概率也更高。所有这些，都会让择偶条件变得很差。

和其他女性一样，在短期关系中，女性更偏爱处于策略光谱两端的男性：要么是社会地位高的“橙喉”富贵子弟，要么是性魅力高的“黄喉”浪子，而不喜欢较为保守中庸的顾家好男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俗语，说的正是这一点。

因为富家子弟虽不大可能娶她为妻，但或许会愿意资助她和孩子，只要孩子有相当大可能性是他的。相反，好男人因为顾忌家庭，很可能不敢认私生子更不敢资助；而浪子则可以让儿子继承到他的风流本事，由于儿子未来极可能是个地位低下的穷人，而这种处境下浪子策略将更有优势。

女性一旦选定以短期关系为策略重点，贞洁声誉就不再重要，因为男性在短期关系中不在乎这一点，放荡名声反倒可以帮助她们吸引短期性伴侣，因为追逐者会觉得她们更容易得手，也更少需要负责任。

辉格

男女关系之四：乳房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会有永久隆起的乳房？为什么乳房的形状通常是并不适合哺乳的半球形而非更适合哺乳的袋形？

人类许多身体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德斯蒙德 ·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中指出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唯一失去了体毛而将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的物种。对此，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狩猎时的长途奔跑需要，裸露的皮肤加上发达的汗腺，可以在长跑时解决散热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裸露皮肤是为了增强性敏感，以配合人类异常频繁的性活动。如上一篇文章所介绍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性唤起并实施性活动，这是女性为将配偶长时间吸引在身边而发展出的罕见特性，而更强的性敏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人类体表确实广泛分布着大量敏感区。

两种解释并不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最初裸露只是为解决散热问题，而一旦体毛开始丧失，该特征便成为性选择的对象从而得到强化（即，光洁无毛的皮肤成为一项择偶偏好）。结果，并不从事狩猎因而不怎么需要长跑的女性，体毛丧失反而比男性更彻底，这一点只能用性选择解释。

前文已提到，男性阴茎的巨大尺寸，或许暗示了强奸曾经是他们获得生殖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男性还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身体特征，比如喉结、突出的下巴、特定分布的胡须等，都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第二性征。

不过，男性拥有第二特征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许多配偶竞争激烈的动物，雄性都有鲜明的第二性征，比如孔雀的尾羽、狮子的鬃毛。由于雌性为每个后代所投入的资源远多于雄性，所以配偶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之间，因而性选择通常也都指向雄性。

更值得谈论的，是女性的乳房，众所周知，乳房是用来哺乳的，可是假如乳房只是用来哺乳，那它为何在根本不需要哺乳的时候也总是鼓胀坚挺着呢？——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房，都只在需要哺乳时才隆起，只有人类女性的乳房才常年隆起，而且隆起的原因不是乳腺发达，而是充塞了与哺乳功能毫不相干的脂肪。

更奇怪的是，女人乳房的丰满半球形状，不仅对哺乳没有帮助，反而有妨碍，既不利于婴儿含吸，更容易导致哺乳窒息。从哺乳功能考虑，带有长乳头的Ｕ形乳房才是理想的形状——人工设计的奶瓶奶嘴正是如此。

对于人类女性永久性隆起的乳房，一种解释是，它是对臀部的自我拟态（automimicry），这种看似离奇的说法不无道理。在猿猴类中，雌性发情信号主要表现在臀部的性肿胀，臀部的形状和颜色成为雌性向雄性发送性刺激信号的主要手段，因而雄性也发展出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实际上，人类男性仍保留了对丰满臀部和鲜明臀沟的敏感和兴趣。

但猿猴类还有个特点，它们相互间的观察和交流主要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它们的许多特性都与此有关：向前的双眼视觉，更丰富细腻的面部特征和表情，经常采用直身坐姿，直立行走的人类更将这一点推向极致。所以，假如能通过拟态而将起信号交流作用的体征转移到身体前面来，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有些猿猴也正是这么做的。长鼻猴雄性那只没有实用功能的大鼻子，很可能是对雄性生殖器的拟态，而山魈（ mandrill）那张形状奇特颜色鲜艳的脸，更是几乎完美再现了由它的屁股和生殖器所组成的“后脸”。

研究过乳房问题的生物学家，无论是否采纳拟态假说，至少都相信乳房的永久性隆起是女性的一项第二性征。这一点从男性心理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性吸引特征和对该特征的敏感总是成对出现的，否则便失去了其功能意义）：乳房是男人的一个主要性趣焦点，整容业和色情业人士对此有着良好领悟。

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何女性会有第二性征？要知道，绝大多数动物只有雄性才有第二性征，因为性选择通常都指向雄性，而这又是因为雄性在配子制造和生育过程中投入很少，中途放弃并更换配偶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因而大可以抓住一切交配机会而无须挑剔对方的遗传品质，也就不会对异性的特征构成性选择压力。

可是人类女性却有许多鲜明的第二性征，除了乳房，还有光洁细腻的皮肤、修长的脖子、更细的腰和更低的腰臀比、堆积了更多脂肪的臀部、红润丰满外翻的嘴唇（其丰满和外翻程度比男性显著，有人认为这是对阴唇的自我拟态）、细而清晰因而更具表现力的眉毛（眉毛是重要的表情工具）。

肘关节外翻可能也是女性的第二性征，女性肘关节的提携角（即手臂在体侧伸展时，上下臂之间的夹角）比男性大 5至 8度，从实用功能看，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女人提携重物，因为女人的肩膀窄髋部宽，需要更大的提携角才能避免所提重物摩擦碰撞胯部从而妨碍行走。不过，实际的外翻程度可能是性选择强化的结果，它让女性手臂显得更加婀娜性感。

男性和女性提携角对比

女性第二性征的重要性，从两性心理上也可看出，男性在选择伴侣（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时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外貌，常常将此列为头号条件。而女性在长期关系中只将外貌列为次要条件，在短期关系中才更注重外貌，但也不如男性那么注重；同时，女性也比男性更在意自己的外貌，整容和美容业主要是为女性服务的；这与动物界的普遍情况恰好相反。

这是什么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变得更漂亮性感，和隐藏排卵期一样，是为了将男性长时间吸引在身边，帮助她们共同保护和养育孩子。而美貌让女性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因而构成一种选择压力，推动了女性的美貌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协同发展。

这个解释有些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性竞争中，两性的得失差异有着天壤之别，竞争失败的雄性可能输个精光，完全得不到交配机会，一个后代也留不下。在性竞争激烈的象海豹中，抢得王位的雄性独占几十上百头雌性，而绝大多数雄性却无后而终。非洲狮和大猩猩的情况没这么极端，但落得如此下场的雄性，比例也注定很高，可见选择压力之大。

相反，雌性无论如何都不会缺少交配机会，因为她们的生育资源太宝贵了，而雄性利用它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不可能被浪费。即便有些雄性资源条件优厚，也没有理由和资格挑剔雌性，因为他们倾向于多拥有配偶，而更多的配偶将摊薄每个配偶可以分到的资源，在均衡水平，每个雌性得到的抚养条件相当，因而没有理由接受雄性挑选。

这一点对照长臂猿和鸟类就很清楚，长臂猿采用一夫一妻固定配偶制，雌性同样需要与雄性合作抚养后代，但长臂猿两性身体差异很小，没有显著的第二性征。许多鸟类都结成固定配偶合作抚养后代，也有发达的第二性征，但通常都限于雄性，雌性则相貌平平。

女性的第二性征，只能从人类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差异等角度入手才能更好被理解。本系列前面的文章已经谈到，在人类两性合作关系中，男性被看重的，主要是他们的保护和抚养能力，同时，由于语言赋予了我们合作与组织能力，男性个体间的竞争优势差异被团队合作成倍放大：少数男性通过紧密合作取得统治地位，支配其他男性，从而形成等级差异。

这种组织结构最初是出于狩猎需要，作为狩猎者，人类在身体构造和体能上没多少优势，优势主要来自工具和组织，而等级化组织一旦建立，其力量也自然被用于性竞争。这一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那些高等级男性所能支配的保护和抚养资源，让他们有能力抚养许多妻子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配偶和性伙伴。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占有其资源条件所允许的那么多配偶。这是因为，男性的竞争优势并不像大猩猩和象海豹那样来自个人能力，而更多来自团队合作，而为了取得团队中地位较低成员的支持配合（或至少不反抗），必须给他们也留出足够的性资源，否则会造成太多反抗和背叛，合作关系和统治地位皆难以维持。

实际上，类似局面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中已能看出苗头。灵长类学家弗朗斯 ·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黑猩猩的政治》里，介绍了雄性黑猩猩之间如何钩心斗角合纵连横谋取支配地位，那只暂时成为头领的雄性，占有大约一半的交配机会，他的合作与支持者也会分得不少机会，而地位最低的雄性几乎没机会。

另一个因素也阻止了高地位男性占有过多配偶，如前文所提到，人类配偶关系并非忠贞不贰，女性常采用模糊暧昧的混合策略。控制配偶出轨是个困难的任务，在缺乏有效闺禁手段的条件下，闺禁成本和绿帽风险将随配偶数增加而急剧上升。

正是高地位男性抚养能力与最优配偶数的不一致，对女性构成了选择压力，因为合作需要和闺禁困难迫使这些男性采用以质量换数量的策略。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的资源条件不会被配偶数量摊薄至平均水平，所以他们有资格对配偶质量进行挑剔。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嫁给高地位男性的好处仅仅是高出平均水平的抚养条件，恐怕还不足以为我们所见到的第二性征提供足够大的选择压力。更强大的选择压力，来自高地位的父系可继承性。

因为无论资源条件多么优厚，女性生育胎数都十分有限，嫁入豪门的好处，主要不是体现在她自己所生育的子代数量，而是她儿子可能为她延续下的孙代数量。前提是：她确实生下儿子并且儿子继承了她丈夫的高地位。

当然，在人类早期社会，大概不会有制度化的继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和社会地位就没有可继承性。首先，让男性在权力竞争中取胜的那些禀赋，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亲子关系可辨认并且寿命足够长的条件下，已获得高地位的男性，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帮助儿子们谋取权力和高地位。

父系可继承性不仅成倍放大了女性嫁入豪门的好处，也大大强化了男性对貌美女性的偏爱，因为美貌妻子更可能为他生下美貌女儿，而美貌女儿更可能嫁入豪门，从而带来更多曾孙子女。如此便构成一个正反馈：嫁入豪门的好处越多，美貌带给女性的优势就越大，继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越强烈，于是嫁入豪门的好处更多，如此反复。

结果，人类发展出了动物界独一无二的双向性选择：首先是女性对男性的选择，导致了男性的诸多第二性征，以及（更重要的）地位与财富的分化（不妨称之为第三性征），而男性的地位分化（加上父系继承）进而对女性的美貌构成选择压力。两种选择交互作用，相互强化。

上述洞见，对我们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它提示我们，固定配偶关系、社会等级分化、父系家族组织和父系继承关系等曾被认为很晚才出现的文化元素，很可能在智人离开非洲之前很久便已存在，除非永久性乳房是离开非洲后各种群独立发展出的，但这看上去太不可能了。

不仅如此，由于双向性选择机制给权力竞争的成功者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它持续推动着最初导致它出现的那些元素向更成熟更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将固定配偶关系变成由一整套法律和道德规范所支撑的婚姻制度，将最初限于狩猎团队内的等级组织变成大型社会的多层次等级结构，将父系合作关系发展成大型父系宗族，从父系继承关系中发展出了财产、权力和等级身份的法定继承权。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了两性所面临的性选择压力，促使男性的第三性征（种种对地位和财富的标示和炫耀）和女性的第二性征变得越来越发达。不过，随着制度发展方向的分化，不同社会的性选择强度、起作用的方式和它所产生的效果，都有所不同，这或许也导致了性别特征显著性上的种族间差异。

辉格

男女关系之五：生男还是生女？

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所以生女儿更合算？而进化生物学的一项假说认为：资源条件优厚的父母，将偏爱雄性后代。

许多社会都存在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 102到 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 20世纪 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 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 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 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谁在偏爱女儿？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 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 Y染色体，而 Y染色体比 X染色体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 4%（按碱基对算）或 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存在，假如真的存在，那一定是 Y之外染色体上的基因实现的，而且 Y染色体上可能会发展出对抗它的机制。

进化生物学在子代性别偏好上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它是在1973年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物学家罗伯特 ·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正在读博士的计算机科学家丹 ·威拉德（Dan Willard）在既缺乏经验证据也不清楚微观机制的情况下，完全从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

该假说认为，在父母能够帮助子女增进繁殖机会的条件下，那些资源条件优厚的父母，将偏爱雄性后代，理由在前面“男女关系”的系列文章里已介绍过：受雌性生育数量限制，投资于女儿的边际繁殖收益会很快下降，而儿子因为可以同时利用许多雌性的生育能力，可以更充分地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繁殖收益。

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对人类社会的适用性，已得到了多项经验研究的支持。人类学家威廉 ·艾恩斯（William Irons）在研究了土库曼约穆特（Yomut）部的婚育资料后发现，土库曼各部流行一种基于部落等级的嫁娶模式，女性要么嫁给本部落男性，要么嫁往更高等级部落。

在所研究时段，约穆特部处于该体系顶端，只有外娶没有外嫁，部分富裕男性娶多妻，导致男性的总和生育数（10.6）比女性（7.74）多出 2.86，结果该部的性别比远远偏离正常水平，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60岁以上老人的性别比仍高达137（考虑到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在中国该数字也低于 100）。

类似情况在文化迥异的西方同样存在，伊莉莎 ·卡梅隆（ Elissa Cameron）等人在2009年根据福布斯排行数据研究发现：美国亿万富翁的子女中儿子占60%（相当于性别比150），其中财产系继承而来的男富翁，和嫁给男富翁的女人，该比例更高达 65%（性别比186）。

人类学家李 ·克朗克（ Lee Cronk）的研究则从另一个方向支持了上述假说。肯尼亚的穆科戈多（ Mukogodo）族早先以狩猎采集为生，20世纪初逐渐转向畜牧，并开始与相邻畜牧部落通婚。但作为缺乏资源和经验的迟来者，他们的畜产远少于后者，而按畜牧部落的习俗，娶妻彩礼都以畜产支付（穆科戈多的旧习俗是用蜂蜜），于是该部落在婚姻市场上陷入了特别困窘的地位。

结果，该部落父母逐渐对女儿产生强烈偏爱，精细的量化观察发现，不到3岁的孩子中女孩得到的照顾和哺喂都远多于男孩：平均照看距离短77%，搂抱时间长82%，喂奶时间长56%，身高体重低于正常水平的幅度也小了一半多。偏心的后果是，男孩存活率远低于女孩，1986年时4岁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少了1/3。

塔马斯 ·伯瑞斯科（Tamas Bereczkei）1997年对匈牙利吉卜赛人的研究发现，这一在欧洲长期处于近乎贱民地位的族群，也严重偏爱女儿，性别比低至89，前一胎是女孩时的堕胎率比前一胎是男孩时高一倍多，女孩哺乳时间比男孩长一半，上学时间长一年。从繁殖收益看，这一偏爱相当理性：每个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孙辈数是3.53个，而每个儿子带来的只有2.75个。

支持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的另一项证据是，女性受孕和怀孕期间的营养水平对出生性别比有显著影响，因为母亲营养水平是预测家庭资源条件是否优越的一个有用信号（尽管未必可靠），这一点最初在多种动物中得到证实，近年来多项针对贫困地区人类群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外对饥荒期间流产现象的研究也发现，男婴的流产率明显高于女婴。

谁更偏爱儿子？

其实，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还可以更精致化。高地位家庭中，夫妻双方偏爱儿子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理论上妻子的偏爱程度应高于丈夫（尽管尚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推断），因为妻子自身和女儿都直接受限于生育瓶颈，要获得大量孙辈，唯有指望通过儿子的多妻策略来充分利用优越的家庭资源，而丈夫却可以通过（在婚内或婚外）寻找更多配偶来达到同样目的。

比如，家庭资源足以养活 100个孙辈，一位妻子即便生下 8个女儿，每个女儿又生下 8个孙辈，也只有 64个孙辈。但只要有一个儿子并多娶些媳妇，以同样生育率便可轻易达到目标——不妨将儿子通过多妻而产生的这一作用称为“儿子乘数效应”。

除了偏爱程度更高，妻子还面临时间上的急迫性：由于丈夫也偏爱儿子（虽程度较低），需要儿子来继承自己的高地位，所以假如某位妻子迟迟没有儿子，丈夫就更可能寻求其他机会。

假如将社会结构和继承制度上的差异也考虑进来，情况将变得更复杂。不难理解，家庭资源越庞大，寿命越长，父系继承越可靠，继承权越偏向男性，儿子乘数效应就越显著，妻子对儿子的偏好也就越强烈和急切。

与长子继承制和单妻制相比，诸子分产制与多妻制结合时，儿子偏爱会更强烈。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将儿子乘数效应集中在长子身上，所以随着已有儿子数的增加，夫妻对儿子的偏爱就会不断降低。而在分产制下，即便丈夫已有多个儿子，还没有儿子或只有一个儿子（很可能夭折）的妻子仍会强烈偏爱儿子。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会进一步强化分产制的上述效应。因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当辈分最高的父系家长仍然在世并控制着未分配家产时，每个男性子嗣都有望分到其中一份，所以在分家开始之前，兄弟们甚至堂兄弟们，都在竞相通过多生儿子来扩大自己这一支的份额，但在长子继承制下，这样的竞争预先就被排除了。

而在共享族产的宗族中，在族产权益中所占份额（比如对族产用途的表决权、族产用益权或族产收益的分配权），将由各支系的规模决定。在父系宗族中，支系规模就是成年男性数量，各支系的香火旺盛程度，意味着祠堂里的牌位数、长老中的代表数，也就是宗族这个松散合伙企业中的股份比例。

类似原理在家族之外的社区利益竞争中同样适用：在父系家族组织盛行的情况下，对社区事务的发言权、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纠纷冲突中的优势，都高度依赖于家族中的男性数量，特别是在法律保障薄弱、财产权缺乏制度性保护、侵夺强占频繁的社会，缺少男性的家族将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因而多生儿子的动机会变得十分强烈。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不经意间，本文已对汉族的重男轻女传统给出了一个解释。传统汉族社会同时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强化儿子偏爱的全部制度元素：多妻制、诸子分产制、偏向男性的继承权、父系大家庭、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缺乏法治和对财产权的制度保障、权利需要由家族凭自身实力来捍卫。

这种情况下，对男孩的偏好已不再只是为了获得儿子乘数效应所带来的遗传收益，而是为了增强父系家族组织的实力，以便在宗族和社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为家族和自身获取最佳资源条件。当这一需要足够强烈时，即便资源优越或高地位这一前提消失，儿子偏爱仍会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地区，即便穷人也偏爱儿子。

宗族制度对子女性别歧视的影响，也得到了中国地区性别比差异的印证，按第五次普查数据，那些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近古以来宗族制度发达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大幅高于平均水平。苏南、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据社会学家韩海浪的研究，宗族组织在苏北相当发达，而在苏南则近乎绝迹。

这样，最初由高地位男性组织起来用于谋取繁殖收益的父系家族，一旦发达并流行起来，便演变成了家族各支系间和不同家族间竞争资源的工具。这一竞争模式继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宗族组织的发展，最终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全部卷入其中（除了少数游离在此结构之外的边缘个体，或处于贱民地位的少数群体），并让置身其中的成员无论贫富都接受了重男轻女观念。

相比之下，在中世纪西欧，参与社会竞争的组织主要通过非血缘的领主附庸间封建契约关系而建立，财产和权利也得到了更多制度性保障，这一保障随着近代宪政与司法体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可靠。同时，教会、行会和各种非血缘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让人们在谋取和保护利益时更少依赖父系血缘组织，因而不像宗族社会那样迫切需要男性家族成员提供战斗力。

辉格

人类不再只是傀儡

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人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爱情不过是荷尔蒙发作？开口闭口谈“策略”，人真的这么会算计吗？

“男女系列”发表之后，读者反映颇为热烈，其中不少评论赞赏或谴责了我其实未曾表达、从文章内容也无法合乎逻辑地引出的观点。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这样的误解在预料之中，但误解仍是误解，还是澄清一下吧。

Q：你是在宣扬多妻制吗？ 

A：不是。我是在尝试理解人类各种婚配模式的起源和功能，并未赞许或贬斥其中任何一种。说明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规范有着进化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环境、生理、心理或其他基础），指出它当前或曾经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并不等同于对它的赞许；经济史家也曾指出棉花种植业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宣扬奴隶制。

Q：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吗？ 

A：不是。指出某一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为该行为开脱，某人打破商店橱窗偷走一件衣服，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这件衣服，或许是他崇拜的明星穿过这个款式，或许是他的初恋情人送过同样款式的衣服给他，这些原因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免除他为偷窃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至于出轨者是否应负道德责任，取决于你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这超出了本系列的谈论主题。

Q：你在教我们怎么搞男女关系？ 

A：岂敢，这我可是外行。我只是在尝试理解人们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尚未涉及那些更高级的层次。当我说某种策略具有某种“优势”时，是基于高度简化的模型，而所谓优势也是对繁殖目标而言，绝不是要鼓励人们采用这种策略。

Q：在你眼里人和禽兽好像没啥两样？ 

A：当然不一样，很不一样，实际上我已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乃至其他动物的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阴茎、乳房、毛发、排卵期、绝经，等等，而且这些生理上的独特性还暗示了心理和社会属性上的更多独特性。当然我理解，其实你想说的大概是……

Q：人和动物一样，不过是依本能行事而已？ 

A：就算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后面我还会解释），人和禽兽也大不一样。人的本能要复杂得多，包含了许多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高级特性，比如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同情心和道德感，正好比，同样是由那几十种原子组成的几十斤血肉，一条活狗和一条死狗是大不一样的。

Q：所以爱情之类都是假的，不过是荷尔蒙在发作？ 

A：不是这样。荷尔蒙只是某些生理 /心理过程赖以进行的介质，这就好比，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以五线谱形式表达，但你不能说：什么交响乐、圆舞曲都是假的，不过是一串串小蝌蚪，对吧？

Q：你开口闭口谈“策略”，人真的这么会算计吗？ 

A：问得好。人确实会进行一些有意识的算计，但更多时候，策略并不表现为理性算计，采用特定策略的个体也未必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作用，或者有所意识但不知道它服务于什么目标。当我从进化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角度谈论“策略”或“利益”时，只是认为存在某种生理或心理机制来引出符合策略的行为或后果。

比如妊娠期糖尿病，是胎儿对母亲实施剥削策略（通过分泌人类胎盘催乳激素提高母亲血糖水平以便让自己获得更多营养）的结果。胎儿显然不会有意识算计，也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在牺牲母亲健康而换取自己的发育优势，但进化所创造的这一机制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Q：可是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真的有这么自私吗？ 

A：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了。人人都希望事态向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最宽泛意义上，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但区别在于他们的愿望不同，有些人把别人的利益也纳入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利他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无私的，只有没有愿望的植物人才是无私的。

Q：可你显然把愿望限定在繁殖后代上了，你说的策略不是都指向遗传收益吗？ 

A：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这只是个起点。作为起点，围绕遗传收益的进化分析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的基本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繁殖后代。当然人还有许多生物学和进化论难以解释的方面，但我希望首先尽量挖掘生物学视角的潜力，然后再考虑（比如）组织和文化方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想把人先剥个精光，然后再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透彻一些。

Q：剥光了就是一部彻底自私的基因机器？ 

A：还是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即便是在追求遗传收益时，也会表现出许多利他行为，比如伟大的母爱、对血缘近亲的帮助、姐妹间合作，人类甚至还有父爱；即使在非近亲之间，也会出现策略性的合作互惠关系，并出于长期利益需要而遵循合作性规范。按“自私”一词较为狭窄的通俗含义，这些行为都算不上是自私的。

Q：可是有些行为明明跟繁殖目标直接相悖啊，比如做爱戴套、为爱殉情、同性恋、出家做尼姑，不是吗？ 

A：确实有许多特性和行为偏离了繁殖目标，有些是随机出现的异常或病态，比如先天耳聋，有些是有益特性的有害副产品，比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另一些则是原本有益的特性在新环境下的有害表现，比如对甜食的无节制嗜好，因为进化适应总是滞后于环境变化，所以偏离是难免的。当然，还有些偏离有着更高级的理由，涉及文化传播和自由意志。

Q：比如？ 

A：比如出家和独身主义，人类心智的某些特征，恰好使得一些人的头脑容易被某些观念所占据，并促使他们去传播这些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在过度强烈时）会导致背离其生存繁殖目标的行为。这就好比被一种寄生虫控制的蚂蚁，会自杀性地爬到草尖上被羊吃掉，通过牺牲自己而传播了寄生虫，有些文化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寄生虫换成了观念。

Q：可是追求遗传收益也只是在传播基因，为什么传播观念就算是被操纵了？ 

A：嗯，问得好。一种行为究竟算是服务于自身利益，还是被操纵，要看我们如何界定自我（主体）。如果将自我利益等同于来自受精卵的那个基因组的利益，那么背离该利益的观念就算是入侵物了。

但我们不是非要这么划界。将后天获得的观念包括进来，好像更符合我们对自我的常识理解，甚至把寄生在我们体内和体表的千万亿细菌的基因组包括进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观念和寄生物的利益和主基因组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可是，主基因组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冲突，所以人本身就是个利益复合体，被各种利益倾向拉扯着。

Q：这么说，我们只是多方拔河竞赛里的那根绳子，那个体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A：呵呵，我们不只是绳子——如果我们不把自我的圈子划得太小的话——我们还包括了参与拔河的各方。当然，在发展出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虽然拥有自我意识但疏于运用它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多少独立性，不过是个被各种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本能、冲动和观念拉扯着的傀儡。

但是，在我们获得并积极运用自我意识时，或者说当我们积极运用自己的理性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开始对上述拉扯我们的种种力量进行反思，做出选择——因为有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不再只是傀儡了。

Q：你说的自我意识那么神奇，它是上帝从耳朵孔吹进来的？ 

A：是很神奇，但并不神秘。自我意识最初只是一种喃喃自语，作用是把头脑某部分正在酝酿的念头表达出来，让头脑其他部分“听到”，这样后者就有机会对这些念头进行遏制或干预，好比小孩在画画或玩家家时喜欢把下一步打算做什么说出来。

这一机制在发展壮大之后，变成了一台奇妙的虚拟机，可以让拉扯我们的各种念头、意图和计划在上面预演。一次预演所产生的预期在经过语言表征后可以重新输入并引发另一次预演，如此反复迭代，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对自己头脑中的目标、意图和计划进行内观的能力。

所以，自我意识虽然独特而神奇，但也是从拉扯我们的各股力量通过语言能力相互沟通调制而形成的。

Q：可不管是谁的目标，目标到行为之间，仍只是些策略和算计，情感、理想、专业、高贵、尊严又到哪里去了？ 

A：最宽泛意义上，功利的意思是一个人有目标、有追求、有理性。不过在日常意义上，功利通常是指专注于那些更直接关系到生存繁殖机会的目标，策略上也更短视、更机会主义。你列举的这些高级目标，最初也是配合某种策略服务于更低级的目标，只是在经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和肯定之后，才显得不那么功利了，但它们仍然存在着，没有消失。

Q：那道德呢？ 

A：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道德最初也是出于策略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着眼于长期利益的互惠与合作关系中，人们可能会希望让他人来帮助自己抵御短期诱惑（有时抵押物也可以起类似作用）。

最初，只是在合作各方之间形成的规范，经过社会化的协调博弈过程，成了整个社会的规范。

作为个人，你遵从这些规范的理由可以有多种：一是有些规范经过鲍德温机制内化为了你的本能，或者经过幼年期教化而成了近乎本能的价值取向；二是有些规范在经过理性反思之后得到了你的肯定，变成了你的价值观，因而努力遵从它；三是另一些规范没有得到你的肯定，但出于策略考虑，你仍勉为其难地尽量遵从它。

在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现代社会，人们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都无法否认那些规范的真实存在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Q：可我怎么还是觉得读完这些之后，人类看起来更不堪了？ 

A：嗯，脱光了照镜子确实有点难堪，无论在理性还是道德上，人类确实算不上完美。

不过依我看，人类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高度机会主义的动物，而且还意识到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并且发展出种种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最终还将这些准则和规范上升到了终极价值的地位，从而将自己转变成了赋义者——这个曾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扮演的角色。

Q：这些文章里的看法都是你自己的？ 

A：不都是。大多数内容都采纳了科学界的既有观点，包括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不过，以这种特定方式解读这些知识和观点，并将它们以这种方式组织在一起并构成一个阐释，是我的决定，由我负责。另外，有少数观点是我自己提出的，比如本系列第四篇的核心观点。

Q：为什么不注明他人思想的出处和文献？ 

A：这些文章发表于大众媒体大象公会，而不是学术期刊，所以未遵循学术界的参考引用标准，其中有些较新的观点我提到了来源，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没提。在个人博客文章中，我会对来源做更多说明。

Q：你援引的思想都得到科学界公认了？ 

A：不是。许多还有很大争议，有些甚至还处于边缘地位，没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Q：把尚不成熟未获公认的思想写进科普文章真的合适？

A：我不把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科普”，既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不负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使命和责任。

Q：还有你自己的观点，那怎么不去学术期刊发论文？ 

A：学术期刊的严谨审稿标准对科学发展起了很好作用，我很赞赏，但我不认为那是发表新思想的唯一合理渠道。

辉格

为什么虐待新兵丑闻屡被曝光？

近几年各国虐待新兵的丑闻屡被曝光，不仅涉及美、俄、韩等国，像德国、菲律宾、泰国、玻利维亚等也位列其中。这类现象，可以在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框架下，得到解释。

下面三种情境，你能看出共同点吗？

一、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酒席上，相约的 8个朋友中有 2人迟到。当迟到的 2人赶到酒席后，其他 6个朋友坚持要求他们必须罚酒三杯才能入席。

二、《水浒传》中，林冲要落草，王伦要他纳投名状。林冲听了很高兴，便要笔，说“小人颇识得几个字”。朱贵赶紧上前解释，纳投名状就是杀人，绝了后路，死心塌地跟着老大混。

三、几名赤膊老兵，集体殴打几名立正站姿的新兵，包括掌掴、脚踹、棍打。

这三件事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内在一致性。它都包含了“新人”要加入一个团体，而“老人”刁难“新人”这些要素。第一个情境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习俗，人们已深以为然；第二个情境是古代盗寇小说常有的桥段，大家耳熟能详；第三个情境则是老兵虐待新兵的现象。

“惩罚”与身份认同

三个相差甚远的情境为何有相似的结构要素？可以从心理学的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y）角度解释。所谓社会认同，是指每个人自我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和情感，认同“我们”，排斥“他们”。

在情境一中，按时到席的 6位朋友因共同等待迟到的伙伴，而形成了临时的“我们”群体，迟到者成为“他们”。“我们”依约按时到席，而“他们”迟到，构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我们”在道义上的特权。“他们”要加入“我们”需要跨越门槛，付出“代价”，才能取消界限加入“我们”。

军队中的老兵们面对新兵时，也经历类似的心理历程。军队是极特殊的社会群体，普通人成为士兵，不仅要经历高强度身体训练，还必须经历心理重塑以认同军营的价值观。

当曾付出了艰苦卓绝代价的老兵面对新兵时，资历本身成为一种权力，新兵要被接纳成为“我们”，就需要经历同样的磨难——这本身也意味着对新兵接纳的开始。在很多军营，老兵不给新兵磨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排斥。

与之类似，企业里辛苦多年才跻身经理层的主管们，很容易对一个新晋管理人员形成排斥共识，排斥的方式就包括各种刁难——如果越来越多无须努力就能担任经理的“新人”涌入，那些多年努力熬到升职的主管们无论是“士气”还是对组织的“忠诚度”都将大打折扣。

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都会通过为“新人”设置门槛来提升成员对团体的社会认同。一个没有任何门槛的团队，社会认同与团队凝聚力都难以形成。譬如西方大学里的精英社团，为考验新人，“老兵”会想尽一切折磨新人的花招。

反过来看，一个历经磨难才被团队真正接纳的新人也更易被激发出对团队的忠诚。心理学认为，人们会高估自己付出高代价获得的东西，哪怕它其实不值。

不同组织，不同考验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吸纳新人的门槛高低与其组织的严密性呈正相关。越是封闭和等级森严的团体，吸纳新人的过程就越烦琐，考验的方式越细致。譬如历史上的国共之争，有着严格入党考察程序的共产党就比可随意加入的国民党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对一个组织而言，“门槛”不仅是新人产生身份认同的途径，有时更是确定规则和秩序的工具和手段。选择何种类型的“门槛”，很大限度上取决于该组织的规则、秩序和性质。

譬如，军营是带有高度强制性的组织环境，比它强制性更高的只有监狱。监狱、军营的规则和秩序强调的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对言行的高度控制，它很难避免选择暴力作为确立规则和秩序的手段。

企业是强制性极弱的组织，其规则和秩序指向正常的上下班考勤和基本业绩考核，员工只要遵守即可。因为新人可以随时退出，企业甚至很难迫使新人认同该企业自身的文化。

而自愿加入的精英社团或党团组织，规则和秩序均指向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门槛是为考验忠诚度与观念意识而存在。规则和秩序越清晰、独特，考验也越烦琐、细致。

通常，为新人设计了苛刻的考验过程的组织，也会设置惩戒“叛徒”的机制。譬如，新兵若揭发或者抵制老兵虐待，他可能被真正地排斥、孤立。虽然，属于军队亚文化的“虐待新兵”，与军队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对抗性而不被认可，但又往往是难以清除的伴生物。在军队亚文化中，体罚和虐待新兵现象较易在基层流行，而聚餐、拼酒、斗酒则流行于军官阶层。

虐待新兵：军营普遍文化

几乎有军队以来，就有虐待和体罚新兵的现象。 2011年，美军曝出华裔新兵因遭到老兵虐待而自杀的事件。曾援助战后欧洲而青史留名的马歇尔将军，年轻时也在军校因“坐刺刀”（蹲坐在立着的刺刀上，要刚好让刺刀不倒，又不致扎入躯体）而受伤。

较之美军，俄罗斯军营的虐待文化似乎更胜一筹，甚至新兵因不堪虐待而自杀竟成俄军非战斗减员的最主要原因。 2007年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军营自杀人数超过了同期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

深受日本旧军队文化影响的韩国，也是虐待新兵丑闻的大户。普遍服兵役的制度使得韩国社会深受军营文化影响：企业高管大多出身军营，他们的带兵经历塑造了韩国式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掌掴工人的新闻多出于韩国企业即因如此。不过，近几年被曝光虐待新兵的丑闻，不仅涉及美、俄、韩等国，像德国、菲律宾、泰国、玻利维亚也位列其中，以致军营虐待新兵似乎成了一种“普世”现象。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军营对士兵的塑造，是对已经社会化的普通人的重新“格式化”。军队为战争而备，士兵必须熟练掌握杀人工具和技能，并严格服从命令，而不得追问命令本身的理由。它所鼓励和培养的军人行为和习惯本身，很多就带有强烈的反社会性。是正常训练还是体罚和虐待，有时难以分辨。故在不少军队中，只要虐待不惹出麻烦或被媒体曝光，通常对其采取一定的容忍态度，甚至即使曝光也有明显“网开一面”之嫌。

2012年 2月，在美军华裔士兵廖梓源因被虐待而自杀的案件中，两名老兵之一的约翰斯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另一被告雅各布比仅被判入狱 30天和降军阶一级。再例如，同年 7月份的华裔士兵陈宇晖受虐致死案中，主嫌之一、中士霍尔库姆被判犯有“虐待下属罪”和“攻击罪”，判处监禁 30天；其他重罪指控均不成立。

意识形态化与职业化的交织

平心而论，相比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军队，中国大陆军营虐待新兵的现象要少得多。

解放军建立时，其有别于当时其他中国军队的最典型特征，就是严厉禁止体罚、毒打士兵。其很早就认为，体罚与虐待士兵只会导致军队涣散、官兵仇恨，并将之视为军阀行为。

毛泽东曾如是总结：“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 ”

禁止体罚和虐待士兵，甚至成为解放军成功改造国民党被俘士兵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1947年末，连获胜利的解放军俘获了大量国民党军士兵，为消化这批“解放战士”，解放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国民党军队中普遍的体罚、肉刑成为集体诉苦时的重要素材，成功地培养并强化了俘虏兵对解放军的忠诚。

解放军能别开生面地建立一种全新的军队文化，得益于军队中配置政治干部。政委或指导员负责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党指挥枪”的意识形态教育贯彻到军营的每一个环节——解放军中士兵对军营的身份认同更多是靠意识形态的熏陶来维系。

朝鲜战争结束后，效法苏联红军，中国军队很快建立起一套职业化和正规化的新模式，原来的官兵无差别、政治优先很快被废止。

中苏反目后，解放军重新走上政治优先的革命军道路，当时军方在反思短暂的正规化历程时曾总结，“因为当时过分强调向苏联学习，犯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解放军中因体罚而逃跑、自杀的现象大幅上升。

今天，中国军队强调现代化，同时依然要忠诚于党，所以相比其他军队，对亚文化现象也更为重视和警惕，经常发文强调禁止体罚和虐待士兵。

唐映红、 KKab

为什么牛羊可吃，猫狗不行？

牛马曾被国家法律严格保护，但在其畜力功能消失之后，猫狗迅速上位成为城市人的心头之爱。不过，猫狗也不能就此专享城市人群的宠爱，只因自然界中的“萌”者多不可数。

莱尼 ·里芬施塔尔被称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后半生备感压抑。她在回忆录中用了很大篇幅为自己辩白，却闲笔谈到一个小故事：有次她的朋友遇到一位中国外交官，那位外交官恭维她朋友的狗非常不错，这位朋友一激动就送了一条狗给他。不久，她的朋友与狗的新主人再次相遇，问起了那条狗，中国人答，很好，那条狗好吃极了。

里芬施塔尔的震惊可以理解，狗在德国被看作人类的伙伴、家庭的成员，无论如何不会被列为食材。但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需要看家护院，狗就离被端上餐桌不远了。

今天，狗在中国的命运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常出现的一个话题，是爱猫爱狗人士拦截运载猫狗的车辆，强行放生。以至于不少时评家从法学、经济学或伦理角度去质疑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争论仍存，但社会压力已迫使贩卖和捕杀猫狗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隐蔽。更重要的，是食用猫狗的人群越来越小。

不过，猫狗在中国获得尊崇地位是最近十来年才有的事。

动物的地位与它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高度相关。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地位最崇高的动物是牛马——没有机械力的时代，畜力是最重要的动力来源。牛在耕作时相当于 10多个劳动力，是农民不可替代的工作伙伴。有俗语“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来描述小康幸福生活，就足见牛的重要。

牛的工具价值之高，甚至到了人们可以忽略它的肉用价值的地步。在中国，牛是勤劳、牺牲精神的象征物，吃牛肉则是缺少良心和不懂感恩的行为。牛郎织女的故事中，与牛郎做伴的那头老牛，其实扮演的是精神上父兄的角色。在因果报应的传说中，虐牛乃至吃牛肉，是会遭报应的恶行——这样的人转世投胎会成为耕牛，遭罚一世受苦。

牛在伦理上获得超凡地位，自然也会在法律上有所体现。周代礼制规定，天子食用牛；诸侯平时只能食用羊，每月初一才能食用牛；大夫平时只能食用猪、犬，每月初一才能食用羊。

至少在南朝刘宋时期，禁止杀牛甚至禁食牛肉就已进入刑律。《水浒传》中好汉大吃牛肉的描述并非当时社会常态，实际上，武松景阳冈打虎时路过的店铺是不大可能提供牛肉的。渲染英雄大嚼牛肉，其实是为体现藐视禁则的草莽豪气。

禁食牛肉的法律，甚至不会照顾特殊文化习俗，清末的《儒林外史》中提到，有回民只是因为买了牛肉准备吃，结果被官府重责治罪而死。盗杀耕牛在历代都是重罪，它甚至在当代的刑法中依然有体现。

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 19世纪，欧洲城市已出现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到乡下“农家乐”，纷纷抱怨农民与家畜过于亲近。当时，欧洲农民会在冬季把牛犊关进人住的屋子里，人畜互相取暖。

马的地位更特殊，它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当作国家战略物资看待，禁止马匹私下交易乃至宰杀的法律层出不穷。国家如此重视，使得马匹与普通百姓无缘。

在牛、马享受特权的时代，猫、狗的功用主要是保护财产，地位只略高于提供动物蛋白的鸡、猪。

但是，有钱有闲的阶层对动物的需求迥异于农民，京巴和波斯猫这种专为辗转于贵妇膝头而生的宠物，就是应这种需求被培养出来，这是最早的宠物猫狗。

中世纪的欧洲是等级分明的封建制，阶层分化、固化远比中国深刻，猫狗因此有了远比中国更多元的功能性需求：有闲暇打猎的贵族们会培育出猎犬，贵妇人为了解闷，培养出各种小型的宠物犬，喜好玩乐的贵族子弟甚至培养出专门的斗狗。

柴油机、汽油机终结了牛马的特殊地位。 1908年，福特发明 T型车之前，纽约市大约有 20万匹马，用于承担城市里各种运输重任，每年排放粪便 40万吨。 T型车发明 5年后， 90%的马被淘汰。

畜力价值消失后，相较于马，牛拥有更高的肉用价值，以致得到更大规模的繁育——拥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动物，今天必然是以工业化、规模化方式饲养的。很短时间里，牛就由尊贵的工作伙伴变成在流水线上被屠宰分割的动物。

猫狗今天的实用价值已接近零。但是，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利于猫狗的剧烈变化：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老龄化、晚婚晚育、少子化等现象，使得家庭规模缩小，闲暇时间增多，过剩的时间和无处寄托的情感，显然需要合适的情感陪护物来打发。在人类熟悉的动物当中，猫和狗最适合在城市中担任这种细致讨巧的工作。

狗是社会性极强的动物，对地位强于它的人类百依百顺，非常符合伴侣动物的要求。猫的社会性极弱，人类几乎无法驯服它，但它真正的撒手锏，是“萌”。

人类都喜欢出生不久的小动物，对那些具有“幼稚形态”的事物心生爱怜和保护欲，这是进化出来的本能。“萌”，即是对“幼稚形态”的一种简称。由于它是人类的心理共性，在不同文化中对“萌”的认知是完全一致的。

构成“萌”的特征可分为外形特征和性格特征两大类。娇小、大脑袋瓜、大眼睛、小鼻子、圆滚滚、毛茸茸是其外形特征，天真、娇柔、好玩、脆弱以及呆傻弱纯等则是其性格特征。

家猫因其天生的大眼睛、轻盈、活泼、天真、贪玩等特征，几乎终生都可保持“萌”态。不过，终生保持“萌”态并非猫的专利，大量新培育出的中小型宠物犬同样具有“萌”态特征，有些犬种已经“萌”到完全看不出它们曾是食肉动物。

卖“萌”受宠，不只符合人的天性，更暗投现代都市年轻人群的心理之好：很多人离开高强度的工作场所，立即卸下武装停留在想象中被延长的青春期甚至儿童期，这需要一种外在的衬托、互动来激发想象，抱着“狗狗”，亲昵地自称“麻麻”“把拔”，很容易就重回幼儿园时代抱着布娃娃的情境。

迅速出现的特殊需求，导致猫狗的品种大幅增加到 50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最近 100年间被培养出来的。猫的品种数量虽然大大低于狗，但大多数的猫今天都已不会再吃老鼠了。

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牛马被迅速遗忘，甚至连抱着牛马痛诉衷肠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绝种了。

今天，中国猫狗的总数已经超过 1亿只，宠物产业销售额超过 800亿元。这一市场目前高度集中在京、沪、穗、深等中心城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移民比例极高，他们比中小城市的熟人社会更需要宠物。

此外，中国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据了宠物市场 79%的份额，绝大部分宠物消费者的身份是管理者、专业人士、自由职业者和白领，宠物普及程度达到欧美国家水准，猫狗数量至少还要增加 5倍以上。

但猫狗似乎不能就此专享人类的宠爱，自然界符合萌物特征者多不可数。譬如之前浣熊突然热门，甚至获得“萌神”称号，而龙猫、松鼠、跳鼠等一批萌物也已被与猫狗相提并论。后起之秀甚至还有袖珍袋鼠、树懒……如果不是体积过大且难于繁育，熊猫应该已经进入中国家庭了。

相较于鲨鱼，人们更强烈反对捕杀海豚，也实在有海豚比鲨鱼更“萌”的缘故。反对动物保护组织的人经常会强调一个现象：被解救下来的小狗中，那些长相不讨巧的土狗无人认领——这其实没有什么好指责的，萌者价高。

当然，凡事必有例外，有些狗既不驯服又毫无实际用处，且与萌字毫不沾边，却同样大受追捧，比如藏獒。也许，这与有些阿拉伯石油王子坚持使用黄金镶钻的苹果手机是同一动机。

黄章晋

极端贞操观鼓励了强奸？

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这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童贞（ 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在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 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抚养后代的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没有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环境之中：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上。

为此而建立的各种昂贵设施和制度，其实是一种信誉抵押品，相当于品牌厂商所投入的巨额广告费，借此告诉买家：如果我闹出丑闻，这些投资就全部泡汤，甚至会成为我的负资产（一个难以洗刷的坏名声），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昂贵的闺禁系统，只有大户人家才负担得起，穷人就只能求助于其他更廉价的措施，比如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把闺禁负担转移给夫家，或者用石刑、火刑和沉潭之类的事后严酷惩罚来威慑女孩守贞（在一些文化中被称为“荣誉处决”，除了震慑女性之外，也可宣示家族守贞决心）。而其中最简单粗暴的做法，莫过于流行于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性割礼，对生殖器的残毁与缝合使得婚前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即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强奸者的动机

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给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更差的条件）。

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可是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性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 ·弗里曼在《玛格丽特 ·米德与萨摩亚》（弗里曼此书本意是在反驳玛格丽特 ·米德在其名著《萨摩亚的成年》中对萨摩亚社会与人格特征的描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介绍。

1890年的三位萨摩亚女性

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得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地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被染红，则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

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强奸的主要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通常做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须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会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出文化悲剧。

辉格

“厕所文明”的落差

“屙屎巷”曾遍布香港的华人区。工业革命前，东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超同期的欧洲，但易通过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却很少出现。 1949年后，拾粪曾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时至今日，在中国乃至发达国家内部，“厕所文明”的落差仍然存在。

让孩子在香港当街便溺的内地夫妇或许没想过，150年前，英帝国主义政府曾针对香港华人下令，禁止随地便溺。不过，当时港人并无今天的卫生习惯，“屙屎巷”遍布华人区。

1881年，英国工程师奥斯瓦尔德 ·查德威克在对太平山等华人居住地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在香港，通行的粪便处理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运粪桶，淘粪工用手处理粪便，没有消毒，没有除臭。 ”而此时，香港的欧洲人住宅区已配备了冲水厕所和下水系统。

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拥挤的住宅，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区域爆发黑死病，3000人因此死亡。香港政府废弃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将华人迁入卜花公园修建新的街区，并在此处修建了香港第一个现代公共厕所和浴室。

不过，当欧洲人掩鼻走过香港街头时，也许忘记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卫生条件，也不过才实施几十年。19世纪前，巴黎从窗户直接泼出粪便的现象久治不绝，架在泰晤士河堤旁的厕所让低处行人和船只饱受“天女散花”之苦。

一幅中世纪的绘画，讽刺欧洲人在窗口倾倒便壶的行为

昙花一现的文明

人类最早的厕所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个相当简单的设施：地面上的一个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动的罐子。相对野外随地解决，这种简易设施完成了一个飞跃：将排泄物置于可操作的范围，改善了定居点的环境。

更复杂的设备在公元前 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出现。克诺索斯宫殿里，米诺斯文明留下了古代的冲水坐式厕所——将木制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担水倒入沟渠，冲走秽物。这种设备产生了厕所思路的第二次飞跃：通过水，而不是人工，来运走排泄物。不过，这种设施在当时相当昂贵，仅仅是王室能够享用。

克诺索斯时期带排水渠的坐式厕所的还原图

罗马人的厕所比米诺斯的宫殿更进了一步。厕所建在剧院或者会场附近，通常座位在10个以上。与我们现在重视隐私等观念不同，罗马厕所是社交的场所，它没有隔间，不分男女，市民们在座位上相互交谈，策划活动，完事儿后用一端裹着海绵的木棍沾着一条小水渠的水清洗私处。当然，对于友好而爱好交往的罗马人民，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的。

不过，这种水渠耗费巨大，只有公共场所和达官显要的住处才能接通。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然后再倒出。这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是类似的。

罗马人创新的公厕传统被北方日耳曼蛮族入侵打断。蛮族没有领会沟渠的作用，厕所再次变得粗糙。但是他们提供了关于厕所的一些新点子，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幅画显示，海盗如厕后用一片苔藓擦拭臀部。而其后发展起来的修道院中，僧侣们选用粗布毛料。

兼具社交功能的罗马厕所

中世纪时，人们在城墙凸起处搭建厕所，供公共使用，粪便从高处坠落下去，再由耙粪工在夜间运走。城内的排水沟为明沟，设计上有问题，垃圾秽物常将其堵塞，污水四溢。人们虽然没学会罗马人的供水技术，却沿袭了他们的恶习：从窗口倾倒夜壶。17世纪时，凡尔赛市长颁布了一项严肃的法令：

“禁止所有人将人体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 ”

东亚式的绿色文明

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由于粪便被视为恢复土地肥力的重要来源，东亚地区的厕所文明是绿色环保的，从未出现过西式水冲厕所这种浪费的发明。

人的粪便除了用于土地，还曾是猪的食物。中国古代曾将厕所建在猪圈之上。这种绿色环保观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里亦有体现。汉初，皇室厕所下的粪坑依然是与猪圈连在一起的，汉景帝刘启（公元前 188年—前 141年）陪爱妃贾姬如厕时，野猪居然冲进厕所惊动御驾。而悲剧的是公元前 581年，病重的晋景公姬獳如厕，不慎失足掉进粪坑，淹死后才被手下发现。

到了汉末，帝王失足掉粪坑里的不幸几乎不再出现。帝王们多用封闭的马桶，其形制和礼仪不断登峰造极，帝王权贵如厕，要更衣、焚香，旁边要有多人陪侍。马桶底下多铺设香木制成的炭灰，为除臭、无声穷尽了想象力。史料中偶尔出现的蹲坑式厕所，往往是用来描述其极尽奢华的，譬如下铺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

中国历史上马桶最讲究的君主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 919年— 965 年）。他的便盆是用镶有七彩宝石的黄金制成，宋太祖赵匡胤缴获孟昶的战利品后，曾感慨这种皇帝如何不亡国。

清末，西方的冲水马桶传入中国，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华洋杂处的上海富商。袁世凯称帝后，对西式马桶相当不感冒，认为有气味，还是觉得中国式木桶更享受。

古代中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有专门收集粪溺的人力车或牛车，定时沿着街巷挨家挨户转一圈，接过妇人们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质便器后，将之转运郊外，再转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

早在北宋时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现了公共厕所，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几百年后才在欧洲出现。这类公共厕所很多是收费的，为招徕顾客，有些甚至会在墙壁上张贴字画。粪肥的收入加上厕所门票，使得投资建厕所是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似。18世纪中期，大阪已产生了粪便的产权、出租、转卖等权利。租房住的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

在工业革命前，东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因为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的缘故，虽没有下水系统，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厕，在欧洲易通过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很少在东亚的大城市出现。

不过，到了清代，在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粪便问题开始变成灾难。由于厕所皆收费，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习惯了随地便溺。官方虽有整风运动，但北京事实上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在农村，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家家户户都有简易的茅房。对田产较多的家庭来说，自家的粪便甚至不够用，所以专以拾粪为业的人，只能收集狗粪、牛粪。在东亚精耕细作的社会里，粪便很难带来大面积的环境灾难。毛泽东诗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从来不是东亚的常态。

把全城的厕所连起来

欧洲城市规模长期不大的局面被工业革命打破，大批人口涌进城市，人畜粪便开始成为环境灾难。拥挤与肮脏为疾病传播提供了土壤。

这个时期，抽水马桶出现了。和米诺斯宫殿的冲水设施一样，抽水马桶最初也是贵族玩物。

16世纪末期，英格兰的约翰 ·哈林顿爵士制造了两个抽水马桶，一个给自己，一个送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他的设计是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没有水阀，没有阻隔下水气味的设计，没有配套的管线。当时的贵族更喜欢封闭式马桶——将夜壶置于木盒内，盖上盖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欢坐在豪华的封闭马桶上，接见大臣。

1775年，第一项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专利才由亚历山大 ·卡明斯发明。经过其后杰宁斯、克拉普尔、杜爱福等人的不断改进，抽水马桶变得方便而便宜。这时，经历了黑死病、霍乱等疾病的伦敦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地下管道不断拓展，抽水马桶替代了脏臭的便壶、粪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坐在封闭式马桶上的路易十四

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时，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饮用水源，这给霍乱病菌跨区域“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机会，反而促进了疫病流行。

直到 19世纪后期，欧洲的流行病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加以处理，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

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1870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东亚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的变革而萎缩，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卫生习惯中。

解决粪便问题的现代公共系统肇始于欧洲，牲畜数量也是一个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很少有牛马等大型牲畜，而在欧洲，牛马的粪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于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马匹，它对欧洲城市造成的粪便压力远远大于人口规模相当的东亚城市。 19世纪末的纽约，大约有 20万匹马，它们每年排泄的粪便数量高达 40万吨。

到哪里找厕所

中国城市四处有便溺的现象在 1949年后得到极大改观。但中国解决之道与众不同，采取的是公共厕所和全民拾粪相结合。从官方宣传看，后者似乎曾起过更大作用。

1949年后，拾粪长期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1959年10月，刘少奇不但称淘粪工时传祥和他同为“人民勤务员”，还把13岁的女儿送到时传祥的队伍体验生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更亲自背粪。

在上海，1952年前，市区的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吆喝着到里弄收倒马桶。1958年开始，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积肥活动，支援农业生产。环卫专业队伍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阴沟内的人粪尿），避免新的污染，动员居民把痰盂里的粪尿倒上车，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粪口，让居民倒痰盂粪尿。1960年，上海市静安区环卫部门在梅家桥建造一座综合厕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让居民倒马桶。

就在这一时期，雷锋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拾粪奇迹，在抚顺、营口每天拾粪 300斤。2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学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粪的任务。

曾经的粪票

由于当时中国限制大规模人口流动，加之全民狂热的拾粪热情，城市的公共厕所并不多，它主要集中在有围墙的单位里。中国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单位的公厕成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化的标准配置。

除了在办公区和居住区很容易找到厕所外，单位内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厕所。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小城镇的单位招待所门前，甚至会有一口大缸，供晚上不愿打着手电筒找厕所的住客小便之用。

当时的中国城市，虽然沿着街道很难看到厕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厕所却有诀窍：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单位大门，再找办公楼或招待所，厕所必在附近。

只有在体育场馆、广场等经常出现大型集会的场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共厕所。但在特殊时期并不够用。北京在举行各种庆祝集会时，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可以魔术般长出很多临时厕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为此考虑而特制的沟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的临时厕所。必要时，临时厕所可多达 123座以上。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厕所依然是旱厕，虽然它们早已不再承担集中农田肥料的功能。80年代末，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改善，厕所开始进入家庭，它导致各单位在扩建居民楼时，大量拆除了公共厕所。

残存的公共厕所这时才开始普遍改为水冲式。其典型设计，是一条可人力控制冲水或自动定时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粪坑。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才开始被蹲式马桶替代。

在城市公共厕所大幅减少的同时，流动人口却剧烈增长，公共厕所短缺成为频繁出现的公共议题。于是第一批收费公共厕所应运而生。不过，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依然难以看到它们的踪影。

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曾在《北京最后的粪桶》中介绍过北京淘粪工。几年后，北京公布兴建公厕计划，天文数字的造价曾引起外地广泛愤懑。初次从小地方来北京的人，亲眼见到的“厕所文明”，与如何找厕所一样，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厕所文明”的落差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 ·泰德曾对比过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

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纽约的“厕所文明”落差，自然远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大都市有些公共厕所已进化到有免费手纸、擦手纸、烘干机，而多数中国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后冲水”。中国社会的“厕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许只有多数国民尚未养成进厕所习惯的印度略胜一筹。

硬件上，香港也许是当今世界“厕所文明”的最高级。

列宁曾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这样畅想过：“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黄金厕所没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现，而是 2001年在香港诞生，出资建造者林世荣特意在黄金厕所摆放了一套《列宁全集》。

在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每天从内地汹涌而来的人流进入拥有黄金厕所的香港，将香港境内“厕所文明”的落差，迅速放大到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的程度——就像东京的“厕所文明”瞬间降到了纽约水平。

内地游客让小孩当街便溺事件发生后不久，有人用 google地图证明，在便溺现场， 500米内其实有很多个厕所。但是，对大多数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在旺角西洋菜南街找到 500米内的其他厕所，并不比找到直线距离只有 2200米的那家黄金厕所更容易。

杜修琪

广场舞思密达

广场舞已经取代了交际舞的地位，跳遍世界各地。是什么因素让伴着《最炫民族风》翩翩起舞的中老年爱好者们，占据了晚间的广场？

2013年的夏天，纽约的日落公园里，警察亮出手铐，带走了广场舞领队，尚未安置好音响的舞蹈者们怔在原地。两个月来，这支华人广场舞队已经第三次遇见同样场景。附近居民的不断投诉，让他们难以为继。

2014年，广场舞出现在更多的海外城市。 4月，巴黎卢浮宫外十几名华人女性翩翩起舞， 6月，莫斯科红场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广场舞活动。

备感诧异的纽约居民并不知道，广场舞在中国已跳遍大江南北。

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近十年，广场舞已成中国城市的常见景观。

无论是场面宏大的广场，还是玲珑狭窄的地下通道、社区空地，都有广场舞这种兼具广播体操和流行音乐特征舞蹈的身影。最常见的广场舞是“排舞”，其动作简单、循环，所需设施不多，只要调整规模，就能有效适应场地。

除此之外，在公共空地上出现的亦有扭秧歌、交际舞，但规模难以和排舞相比。

广场舞的另一个特征，是嘈杂的“口水音乐”。每日晚饭后，响彻社区空地、公园门口、城市广场，乃至宽敞些的马路上的最热歌曲是：《思密达》《伤不起》《我从草原来》《最炫民族风》《山里红》《老婆最大》。

这类音乐节奏感强，四分音符一拍，时值适当，与广播体操的口号类似。适合基础薄弱的初学者，很容易找到节奏。但也因此被批评为“洗脑”，旋律在头脑中循环往复，加之音响嘈杂，引起空地旁居民不满。

并不是现代社区都有广场舞。欧洲的广场中，无论近年兴起的快闪，还是传统的游行、舞蹈，与广场舞日复一日的集体舞蹈特征差别甚远。即便在国内，广场舞也没有被所有适龄人士接受。比如在乌鲁木齐，舞蹈资源丰富的维吾尔族中老年人很少在广场上起舞，占领广场跳舞的往往是汉族人。

关于中国特色广场舞的起源，有些学者认为与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北的新秧歌运动有关。后来，陕北的新秧歌随干部、文艺工作者带往全国，集体文化不断强化的岁月里，适应这种特性的舞蹈深深扎下了根，以“忠字舞”的形式达到巅峰。

不过，这并不能解释广场舞产生的时间。“文革”结束后，“忠字舞”逐渐消失。 1979年的除夕夜，经历了 20余年的隐匿后，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出现了交谊舞。这一举动，敲开了被冰封已久的交际舞热情，民国年间风靡各个城市的交际舞再次成为时髦的代表，持续到 2000年之前。

而现在，广场舞已经取代了交际舞的地位。这些现象无法用舞蹈文化简单归纳，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因素让伴着《最炫民族风》翩翩起舞的中老年爱好者们，占据了晚间的广场？

社交强需求，场地弱供给

广场舞的参与者中，中老年的比例远大于青少年。学者对福州、洛阳、济南、武汉的调查中， 40岁以上参与者皆超过 80%。这部分人群社会地位稳定，竞争压力小，相对于青壮年有更多的时间。

现代健康观念的传播，不断激发着他们的运动需求，但体育场地的供给却堪称贫弱。

2005年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03平方米。而所有场地中， 65.6%为学校体育设施，其向社会开放率为 29.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增添了露天体育设施。即使如此，《“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中，预期 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也仅为 1.5平方米 ——是 2013年美国的 1/16，日本的 1/19。

场地的供应紧张，造成使用体育设施的费用、时间成本增加，而标准场地开放率低，也缩小了体育项目的可选择范围。

同时，中国不断的城镇化进程增加了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截至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1.27%，预计仍将以每年接近 2%的速度递增。在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转型中，随城镇发展而出现的城镇生活方式也不断强化。

生活方式的改变自然包括了休闲锻炼的方式。但是，没有一蹴而就的事。代表着现代社区锻炼形式的健身房，在中国一直数量不足，甚至在 2011年还出现了下滑（如下图所示）。

防盗铁门阻碍着串门的热情，与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不熟悉互联网，难以在虚拟的公共空间寻得补偿。他们有强烈的社交欲望，却只拥有数量有限的社交途径。

普遍的广场舞调查中，女性的比例都在 85%以上。受传统意识影响，在中国，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中老年女性，不习惯于社会活动，酒席、丧葬、礼宴多由男性参加。一旦传统的邻里关系、血缘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减弱，她们的交往渠道更是迅速减少。

城镇中老年社交资源的稀缺，与其数量急剧增加形成对比，造成社区内的紧张。此时，哪个项目可以适应这一庞大人群的需求？

他们另辟蹊径，发展出成本低廉、灵活易学、集体参与、立足于中国社区的市民体育形式——广场舞。它非常契合于中老年社交需要，又不必大规模改造社区体育场地。

只不过，广场数量有限，要么饱和，要么距离太远，很快“大妈”们从广场蔓延到空地，在逼仄的中国社区里扎下了根。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如果广场舞想要扎根，成为日常的活动，就需要形成组织。

领舞者是广场舞队的灵魂。他（她）示范动作，教导新人，由队伍中声望最高的人担当。若是领舞能够紧跟最新的潮流，可使队伍人气增加，在社区江湖里占据上风——在自发组成的广场舞队伍之间，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领舞者的背景不同，常见的是退休歌舞团老师、文艺兵以及有过舞蹈底子的爱好者。近几年官方培训班增加，居委会中接受培训的领舞者增多。民间也出现一些舞技好的舞者，收取费用，轮流在各个社区担任指导。

不过，这种组织比较松散，收取的费用也较低廉，缴纳的会费通常在 20元一年。用于添置器材、缴纳电费、偶尔聘请指导教师。

然而，中国的组织资源分布并不平均，广场舞向全国铺开，很难脱离掌握着组织资源的体育局、社区组织的参与。这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越来越明显。

2008年，佳木斯的市民自编一套广场舞，在市民中开始流行，旋即由佳木斯向周边及外省扩展。 2010年，黑龙江省体育局组织培训，向全省进行推广。 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为期一周的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第一期全国培训班，来自全国 30个省份的 60名学员参加培训。

这开启了地方兴起舞种——国家级部门确认——以辅导班形式全国推广的新模式。同时，辅导班也被各省级、市级单位采纳，源源不断地培育广场舞指导员。

2005年开始的“创文创卫”活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全民健身活动，也从国家行政层面为行政力量推动广场舞提供了土壤。在《全国文明城市数据指标细则》中，对群众体育的发展有明确的要求：

24. H80%的社区居委会有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辅导员，并能正常开展活动。 

25.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支 /街道） >15。 

26.区级大型广场文化活动次数（次 /年） >8。 

27.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人 /万人） >8。 

2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45%。

指标压力促使各地方组织寻找合适的体育文化活动，同样的场地紧缺，让正在兴起的广场舞成为合适的目标。 2010年后，福建、湖南、河北等多省开始推出广场舞比赛。

遇到政治活动，官方也会邀请广场舞前来助兴。比如 2013年，湖北公安县决定用“万人”广场舞来迎接国庆。在“‘最炫孱陵风，祖国在心中’万人同跳广场舞”的标语的映照下，县委领导们端坐在主席台上，观看 1700余名舞蹈演员的排舞演出。

在奥运前夕，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编排的 4个广场舞蹈开始推广，北京市近百名舞蹈干部接受培训，最终 20000人参与，并向全国免费发放了光盘。

不过，民间的舞蹈组织同时也在发育。 2012年，舞蹈家组织的中国广场舞联合协会在香港成立，同年于北京成立总部，组织学员、舞蹈教师的考级以及大型比赛的组织工作。他们在互联网上积极传播新编舞蹈，每年创编 700多套舞曲。

在自上而下的推广与自下而上的需求的合力之下，广场舞布满全国。相伴而来的抗议之声，并没有阻挡更多的中老年爱好者坚定地踏上广场。

杜修琪

第三章
魅力、财力、权力与声音

球衣往事

国家队制服的配色都与国旗有关吗？西班牙队小组出局是由于球衣诅咒吗？球衣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往事。曾经，廉价床单是今日豪门选择的队服；更有甚者，一支穿着百年前版式队服的球队成为六冠王。

2014年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踢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比分。对伪球迷而言， 7分钟完成 4粒进球的德国球员，在视觉上显得有些陌生。毕竟最为人所知的德国色彩是白上衣和黑短裤，而非客队战袍的红黑相间。

国旗、传统和标志

大多数国家队球衣，尤其是主场球衣往往根据国旗配色来设计。比如阿根廷的蓝白间条衫、葡萄牙的绛红色球衣、英格兰主客场的白红色队服。但每一个理论都有例外：意大利、荷兰和德国这三个传统欧洲豪门的主队球衣，似乎与现今国旗关系不大。

据说意大利的蓝色队服是由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亲自指定，但据考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就使用了蓝色队服。当时，作为盾形徽章的蓝色外围确实存在于意大利国旗中心。 1946年意大利公投废除君主制后，代表着萨伏依王室的徽章被永久移除，蓝色元素就此消失，退位的国王维托里奥 ·伊曼纽三世也于第二年去世。

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的客场队服

意大利王国国旗（ 1861年— 1946年）

意大利、荷兰、德国的主队队服和国旗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身披经典橙色战袍的荷兰队，作为主队参加了另一场半决赛。橙色虽没进入荷兰国旗，但在历史中地位极高。

现代荷兰的国父是威廉一世奥兰治亲王（荷兰语： Prins van Oranje），他于 1565年组织贵族们反抗西班牙对尼德兰的统治，虽然多次失败并死于非命，但奥兰治—拿骚家族的子孙们前赴后继领导着“建国大业”，终于在 1648年赢得独立。现存最古老国歌《威廉颂》还吟唱着他，而其名字奥兰治（ Oranje）在荷兰语里便是橙色之意。

荷兰独立之初，最早的国旗就是“橙、白、蓝”三色的奥兰治亲王旗，直到荷兰航海业迅猛发展，因船上挂的三色旗辨识度差，橙色才为红色替代。

德国队经典的白黑队服曾陪伴德国队三夺世界杯，这两个主色调取自近代德国统一的主体普鲁士的国旗颜色，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旗帜中，黑白两色也居于旗帜上方。

普鲁士国旗与德意志帝国三色国旗

白色的诅咒

如果不是那神话般的 7∶1，2014年世界杯最让人震动的比赛恐怕是上届冠军西班牙以 1∶5负于 2010年世界杯决赛对手荷兰。

西班牙在这场比赛中所穿球衣颇为诡异。本来西班牙主场和客场队服分别为红与黑，结果赛前国际足联认为西班牙的红色与荷兰客场队服拿骚蓝同属深色调，在电视转播中可能会造成视觉混淆，因此阿迪达斯临时为西班牙赶制了一套第三队服——主色调为白色。

查阅既往征战历史，很容易理解西班牙人口中的“白色魔咒”意味着什么。 1994年美国世界杯，身穿白色球衣的西班牙被意大利的两个巴乔淘汰出局，恩里克更是被塔索蒂肘击血染赛场。

1998年法国世界杯，在劳尔领衔的西班牙队中，守门员犯下低级失误，令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 2∶3负于非洲雄鹰尼日利亚，导致小组未能出线。 2004年的欧洲杯，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在 1/4决赛被东道主葡萄牙淘汰。

2014年世界杯西班牙主客场队服

上半场结束前，荷兰队范佩西一记超人鱼跃将比分追平。下半场荷兰连续攻入 4球，将身着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击败。

西班牙如此表现，不禁让人联想起另外一支常穿白衣的球队——中国足球队。

其实，白衣魔咒并不是西班牙的专利。与白色球衣有关的最大悲剧莫过于 1950年的“马拉卡纳惨案”。当时世界杯采用循环赛制，东道主巴西只要在对乌拉圭的比赛中战平即可主场夺冠。然而乌拉圭队吉贾的绝杀，令巴西以 1∶2错失雷米特杯。此后半个世纪，每一个巴西人都无法忘记那一年 7月 16日下午发生的噩梦。此役巴西使用的白色球衣也被弃用，时年 19岁的报社插图师阿尔迪尔 ·加西亚 ·希利以巴西国旗为蓝本设计了现在还在使用的黄蓝球衣，成为足球史上最经典的队服之一。

现在，似乎到了巴西弃用这一版本球衣的日子了。主场身着黄蓝球衣 1∶7负于德国，必定成为未来至少半个世纪里巴西人不愿回想的过往。

最炫英伦风

英国人不仅确立了现代足球运动规则，在球衣款式与流行趋势上也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早期，英国在球衣设计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他们的球衣穿起来舒适，甚至看上去都赏心悦目。”毕尔巴鄂竞技队博物馆馆长约翰 ·佩洛斯如此解释。

1879年，全世界第一家足球运动装备制造商 Bukta诞生在英国。此后不久， Bukta开始提供舒适的纯棉球衣，其他地区使用的羊毛球衣显得过于落伍。因此在球衣方面，其他国家都乐于向英国“取经”。

在足球运动早期，区别两支球队的办法是帽子、绶带等外部配饰，配饰在激烈的拼抢中极易掉落，而双色间条衫要比传统纯色球衣更易区分，于是色彩多样的间条衫迅速风靡全英国的足球俱乐部。

很快，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开始模仿英国。巴塞尔、多特蒙德乃至巴西的桑托斯在建队时都披上了间条衫。效仿球队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意大利豪门 AC米兰。 1899年，球队创始人兼首任队长英国人赫伯特 ·吉尔平亲自设计了米兰队服。曾在服装厂工作的吉尔平深谙英国球衣的优点与特色，便将间条衫引入意大利，并辅之以红黑两色配色，创造了足球史上最著名的红黑间条衫。

最廉价的间条衫是红白配色。传言当时的床单大多如此，用下脚料制成的球衣立刻赢得了很多经费紧张的小俱乐部的喜爱，例如当年的南安普顿和桑德兰俱乐部。为了能够穿上更加舒适、更加时尚的球衣，西班牙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球员胡安 ·洛蒂在 1910年的圣诞假期到英国采购球衣。

身着蓝白球衣的胡安 ·洛蒂本想继续延续球队的传统，购买蓝白球衣，但最后买到手的却是南安普顿的红白间条衫。自此红白两色成为毕尔巴鄂的传统色调，其主队与梯队一直在使用，而梯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马德里竞技，与母队一样身披红白间条衫的马竞随后成为世界球迷口中的“床单军团”。

并不是所有俱乐部都热衷于间条衫。少数俱乐部如诺丁汉森林选择使用纯色球衣，另外一些俱乐部则使用双色竖块平分的队服——可视为“粗体”间条衫。 1899年，历史上最著名球队之一的巴塞罗那成立，其中一名英国籍创始人将半红半蓝的队服带回了巴萨。巴萨建队 110周年时，俱乐部复刻了建队时半红半蓝款式的球衣。身披这套战袍的巴萨队员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六冠王战绩，成为国际足坛的新传奇。

AC米兰的红黑队服

190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足球队，球队队服紧跟时代潮流 

巴萨的传统战袍 

20世纪初期巴萨的球衣，类似衬衫样式

复古风，新时尚

从最早的由羊毛下脚料做成的粗糙球衣，再到棉质球衣，再到现在由复合布料制成的高科技球衣，球衣在不断进化。不过，除了在“上古时期”曾短暂出现的衬衫式球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外，球衣的款式在这百年来基本没有太大的革新，样式上稍微改进都会引起球迷的吐槽与议论，甚至会遭到国际足联的处罚。

“非洲雄狮”喀麦隆队曾打算身披“无袖球衣”征战 2002年世界杯，但这种“过于超前”的款式却被国际足联所禁止；几年后，喀麦隆队又穿上了前所未有的“连体球衣”，更是在 2006年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中被扣掉 6分积分。

国际足坛并不是十分热衷于对球衣的款式进行大幅度创新。不过，现在人们却可以在球衣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向传统致敬的复古元素，而这也成了当下国际足坛在球衣设计上的新趋势。

每逢大赛，各个国家队也乐于将一些传统战袍上的经典元素融入到新球衫上，以求球员能够复制前辈的成功。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荷兰、阿根廷和英格兰三队的球衣上都融入了极其明显的复古元素。荷兰主场球衣参考了 1974年和 1978年两夺亚军时的球衣样式，如黑色衣领和黑色球裤，于是成功再次夺得亚军。阿根廷的主客场球衣的设计灵感来源都来自于 1986年的世界冠军球衣。英格兰队的红色球衣更是直接以 1966年夺冠时所穿的球衣为蓝本来复刻。

从视觉角度来说，复古未必就能赢得球迷的喜爱，而创新也有可能得到意外收获。 2012—2013赛季利物浦第一客场球衣借鉴了 20世纪 80年代利物浦全盛时期的球衣元素，但其独特的钻石纹图案被“红军”球迷调侃为“看得眼花缭乱”；而 2012—2013赛季的巴塞罗那主场队服创造性地运用了渐变色风格，成为夺冠赛季的经典球衣。

靳文

语·言·色

语言有声音，但它们有颜色吗？有些时候，同样的颜色因为文化差异，会有明显不同的描述。在跨文化研究者看来，每种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颜色偏好。

200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声称发现了宇宙的颜色。这是一个数学问题。研究先假设把宇宙装进了一个盒子，并且一次就能看到所有的光，然后研究被计算出来的光的总和。最终，这种颜色被命名为 “III E Gamma”，近似米色。

但是，科学家们嫌这一说法不够确切，邀请各界来为宇宙颜色定名。共有300多人传来了电子邮件，建议五花八门，包括“大爆炸米色”“银河金色”“宇宙土色”“天文杏仁色”等。最后，“牛奶咖啡色”脱颖而出，成为获选者。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分明是一种粉色，或者米粉色？

现在，回忆一下黎明时东方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白色，还是红色？把它归入哪种色系取决于你的母语。汉语称之为“鱼肚白”，是一种略青的白色，而英语将其称之为rosy-.ngered dawn（拂晓时指尖的玫瑰色），归入了红色。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同民族在认识颜色和使用颜色词的过程中，有着有趣的共性和差异。最早有学者认为，一个颜色词涵盖了光谱中的哪些部分，是由某个语言系统任意决定的，每个颜色词也具有相同的地位。但是，人类学家伯林和凯在调查了98种语言后发现，各民族都是先在颜色连续体中定位出一些参照点，即焦点色，然后再对颜色进行切分。尽管，颜色范畴的边界（如黎明时东方天空的例子）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差别，但焦点色（白，或是红）都是共同的。

宇宙的颜色

而对焦点色的判定，可能在文明之前就有了。因为它源于人类视觉器官——人类拥有红、绿、蓝三种视锥细胞的视网膜，赋予了我们感知色彩世界的能力。与人类不同，部分哺乳动物的视锥细胞只有绿、蓝两种，故只能分辨有限的颜色，如灰色、绿色、蓝色和黄色。

更有趣的是，Berlin和 Kay发现在不同民族中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基本颜色词的发展、进化是有序的。

他们认为，各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不超过 11个颜色范畴：白、黑、红、黄、绿、蓝、褐、紫、粉、橘、灰，且它们在不同的语言阶段出现时遵循严格的演变顺序：任何语言至少有两个基本颜色词，表示黑和白；如果一种语言有 3个基本颜色词，必定有表示红的名称；如果一种语言有４个基本颜色词，这第四个词不是表示绿，就是表示黄；如果一种语言有５个基本颜色词，那么它就能分别表示绿和黄；如果一种语言有６个基本颜色词，一定有表示蓝的名称……

如下图：

Berlin和 Kay的这套基本颜色词演进顺序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中国语言学者张志毅在研究了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后认为，汉语中“紫”的出现先于“褐”，上古汉语中“紫”就已是准基本颜色词。张志毅为“普遍的颜色词演进顺序”理论做出了重要补充：由于所处自然和文化环境存在差异，各民族语言在颜色发生顺序上有各自特性。

此外，符合一般经验的“各民族的色彩语码系统均在向着越来越繁复精密逐步进化”论点，也得到了东西方学人的不断实证。林雪雰的《从汉字字书探析色彩字之演变》一文，列出了中国各朝代字书出现的色彩词数量，分别为：秦汉《尔雅》 117、东汉《说文解字》 321、三国《广雅》 229、南北朝《玉篇》 547、宋《广韵》 566、明《正字通》 637、清《康熙字典》 934——可以看出，颜色词数量基本是不断增加的。

不同语言间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颜色范畴的边界上，更有其所承载的不同审美偏好。为了研究颜色词在不同文化中的使用差异，台湾学者谢欣怡将汉语新诗与英语诗歌中的颜色词从三个角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论如下图：

可以看出：西方色彩词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以比喻修辞和崇高、悲壮的美感为主要基调，而中国色彩词的运用以象征修辞和优美性为主要风格。而汉民族在色系的使用上，对冷色系（含轻冷色系）较有偏爱，西方民族则偏爱暖色系。比如有学者将《诗经》的色彩词语系统地分类整理，建构了《诗经》色彩词的使用状况资料库。得出结果：《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颜色是白色。

颜色观念从属文化观念，同一种色相在不同的文化下会有不同的使用和诠释方式。美国的色彩研究者，曾引用道家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来解释中国人的颜色观。不过，也可能是庄子所提倡的“无正色”观施加了更大的文化影响——它取消了人眼所见之色，而改用黑白来还其“本色”。因此，当中国文化认为从黑白灰三色的水墨画（写意人物山水画）中更能感悟天地之精髓时，西方画家在不断尝试新出现的色彩，实验新的颜料调配方式。

不断追求新颜色的西方人，逐渐将颜色的分类发展成为学问。第一支色度计就诞生于尴尬的褐色——它在光谱里没有地位，不知该把它放哪儿。在拉丁语中，没有表示褐色或灰色的词，汉语里褐色系的词语也比较稀少。 19世纪 80年代，从事酿酒生意的英国人约瑟夫制出世界上第一支色度计，上面的刻度代表不同的褐色层次。凭借它，约瑟夫就可以根据颜色鉴定啤酒的品质。

1886年，美国人 R·里奇韦编定了《博物学家的色彩命名法》，开色名系统性整理之先河。后来，梅尔茨与保罗汇集前人的资料，出版了一本西方色名最为丰富的著作《色彩词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色名系统。

最终，商业的力量将颜色的分类系统推向极致。1962年，赫伯特买下新泽西州一家小印刷公司，开始建造一个颜色帝国。他的梦想是：人们打个电话就能定制颜料，送上门后就确切无疑是自己想要的那种。为此，赫伯特和他的同事划分出比 1000种色度更精妙的系统，而他的公司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颜色分类公司。

他们的颜色分类标准曾用于翻新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马赛克地砖，给英国、日本等各种国旗的颜色当过官方标准，也曾用于测量宝石的颜色，有时还可据此测出宝石的质量。不过，最令赫伯特骄傲的是，他们发明了能够在移植前根据颜色鉴别脂肪肝程度的色卡，使移植后的排斥率大大减少，挽救了许多的生命。

颜色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本是各民族文化中独立发展起来的。随着全球化的侵袭，专业的名称与定义都被纳入到同一个标准下。自此大多数行业内的沟通再无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阻隔，而其背后的审美差异，依旧在语言中保留。

沈亮

最好是一百年

陈酿曾是一场灾难，许多罗马人因此死亡。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解救了葡萄酒之后，洋酒的陈酿工艺愈发精密。现在，对年份的迷信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共识——越久越贵，越贵越有面子。但真有人在乎陈酿到底“陈”了几年吗？

2006年，一场龙卷风袭击了肯塔基州的布法罗微量酿酒厂的酒窖。龙卷风平息后，酒窖变成废墟，半个房顶被掀翻，酒窖中 25000桶波本威士忌（Bourbon）暴露在阳光下。幸运的是，这些橡木制成的酒桶竟无一被狂风破坏。

在为时数月的酒窖修复期间，置于顶层的酒桶一直暴露在阳光下和风雨中。酿酒厂老板开玩笑称之为“龙卷风幸存酒”。5年后他们打开酒桶（此时桶中的酒已经被陈酿了9到11年），立即为这批“幸存酒”非同寻常的美味倾倒，还真把它们标为“龙卷风幸存酒”上市。

更传奇的故事发生在 200年前。

1805年，挪威吕斯霍尔姆家族一批自酿的阿夸维特白兰地（国内商家也译作挪威威士忌），被错寄到了澳大利亚。当它们重新被反寄回挪威，Lysholm家族惊奇地发现这批 Aquavit竟有一种独特的顺滑口感和微妙丰富的口味。于是，将这批酒命名为 Linie——“赤道”，并对制作过程守口如瓶。

如今，每瓶 Linie酒都会有同样的经历——用橡木桶封装起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连续旅行四个半月，途经 35个城市港口，两次跨越赤道。而这个过程早已不是商业秘密，成为营销手段——消费者可以凭借瓶身的编号，在 Linie的官方网页上全程回顾手中之酒所经历的旅程。

洋酒很重视陈酿的工艺。根据各国法律规定，苏格兰威士忌（Scotch Whisky）必须在橡木桶中至少陈酿3年。此外，多数白兰地、陈酿朗姆酒、龙舌兰酒以及几乎所有的葡萄酒都要在橡木桶中陈酿不同的时间。

橡木桶对酒品的影响，得益于橡木的多孔结构。它使得桶内外可以长期而缓慢地进行气体交换，让桶内发生氧化反应。在氧化反应的作用下，酒中的刺激性和辛辣味道会得到一定的平衡。热爱红酒的人会在喝红酒前“醒酒”——将红酒倒入醒酒器，让酒体更多地接触空气，并在喝酒过程中不断晃动酒杯——是同样的道理。

“陈酿”几乎成为美酒的代名词，人类很早前就发现了这个秘诀。

古希腊人用透气性较好的双耳陶瓶盛酒，可以让氧气进入葡萄酒并与之发生氧化。公元 3世纪，罗马法理学家乌尔比安甚至建议酒商们，应该想尽一切方法让葡萄酒在地中海的阳光下多晒一晒。但是，因为那时没有良好的灭菌条件，“陈酿”几乎成为一种灾难。

罗马人所称的“陈酿”，不过就是去年酿造的酒。即便如此，储存依然是一个难题。为了防止葡萄酒腐坏，他们往里面加入树脂、海盐和铅。铅离子在抑制生物活体生长的同时，也让人类中毒，引发头痛、不育、便秘和剧烈绞痛，严重的还会导致失语、失明、瘫痪，甚至死亡。

就在挪威 Lysholm家族那批 Aquavit酒漂洋过海的年代，欧洲酒商仍在把化学添加剂加入葡萄酒中：明矾可以调整酒的颜色，水杨酸可以停止发酵，硫酸铁则可以让酒的口感更加顺滑。

1864年夏季，法国化学家与微生物学家路易斯 ·巴斯德发明了一种对葡萄酒与啤酒的消毒保存方法，可谓是解救了葡萄酒的陈酿工艺。通过实验，巴斯德发现把新酒短暂加热到 50到 60摄氏度（即122到140华氏度）就足以杀死酒中的微生物，长期保存也不会变酸，而且不牺牲酒的口味品质，史称“巴氏消毒法”。

时至今日，洋酒的陈酿工艺已较为精密，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橡木作为陈酿容器。

巴斯德在法国的实验室里观察加热灭菌效果

大多数波本威士忌的陈酿都在美国白橡木制成的桶中完成，这种橡木含有较少树脂，却含有更多对酒品有益的化学成分。此外，它的多孔结构也使它在工艺上更容易被做成木桶。制桶厂在获得新鲜木材后会首先将其在室外放置9到12个月，这个过程称为“调节”（seasoning）。在“调节”过程中，单宁酸等对酒品有潜在负面影响的化学物质会被消解，而空气中的真菌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繁殖，将木材中的复杂有机物降解。

接下来木材就要被制作成酒桶。按照传统的做法，橡木板会先过一下小火，以便将它们折出木桶该有的形状。如今小火已经被蒸汽代替，但是传统并没有被完全摒弃——人们发现，火能使橡木中的半纤维素分解变成糖，糖继而被高温焦糖化，焦糖则在陈酿过程中对酒的颜色和口味有深远的影响。另外，此过程中生成的一些酚类会为酒带来类似烟熏的口感。另一种生成物，香草醛，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会为酒加入若有若无的香草味。

波本威士忌的酒桶在此后还要经历最后一道工序——内壁炭化。

这道工序不但会增加焦糖的生成量，烧出的木炭则更能对酒起到过滤作用，将造成刺激性口感的化学物质从酒中剔除出去。

橡木对威士忌的口味形成是如此的重要，按照行家的估测，波本威士忌有 80%的味道来自于酒和橡木桶之间的互动。而对苏格兰威士忌，这个比例大概在 60%——因为苏格兰威士忌大都使用二手橡木桶。在 1930年之前，陈酿雪利葡萄酒的二手橡木桶是最普遍的选择，直到西班牙内战使得这种橡木桶货源奇缺，苏格兰酿酒厂将目光转向了美国。

在木桶的选择之外，酿造者们还发现：陈酿过程中的气候环境也扮演重要的作用。在温暖的夏季，酒桶中的化学反应相较平时变得更加剧烈，桶内增大的压力会将酒挤压入木桶体内；到了冬季，木桶体内的酒回流到桶内，这样，酒在汲取出橡木中的化学物质的同时，也缓慢地完成了一次过滤。

相较于温度相对稳定的酒窖底层，这个过程对位于上层的酒桶的作用尤其大。一些酿酒厂会因此轮换酒窖中酒桶的位置，使得各桶酒的口味尽可能接近，而另外一些酒厂则会最终将各层的酒混合起来调配出统一的味道，甚至将上层的酒单独出售，成为市场上的高端酒。

为了量化气候对陈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一家美国酿酒厂和苏格兰酿酒厂互相交换了自家酿造的威士忌，然后分别在自己的酒窖中完成陈酿过程。结果发现，在四季温差较大的肯塔基，一年的陈酿时间相当于在相对寒冷且四季温差较小的苏格兰的四年。

关于陈酿，美国人有点性急——他们希望找到在保持口味的同时能降低陈酿时间的办法。他们努力在美国法律的严格规定下自由发挥。

为了增加酒和桶的接触面积，一些酿酒厂选用小桶装酒，一家酒厂甚至在酒窖中大声播放摇滚乐，以此让桶中的液体震荡起来——大概是美国人继虐囚以来对音乐的另一次创新性利用。而克利夫兰威士忌则走得更远——用传统的方式陈酿半年之后，把酒倒入一个可以增压的不锈钢容器中，并把酒桶劈碎了浸泡到酒中，然后通过增减压力人为模拟温度变化的作用。

美国人性急，中国人更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酒商就不断宣称从自家的酒窖里直接挖出了陈年老酒。十年的新厂推出几十年的陈酿，都不是新鲜事。

与洋酒一样，中国的白酒也讲究陈酿，被称为“老熟”。因为刚蒸馏出来的新酒含有一些伤害酒品的化学物质，尝起来会比较辛辣、刺激，就需要放置一段时间。在这期间，酸、脂、醛、醇等影响口味的化学物质进行氧化反应，新酒才会逐渐变得诱人。

20世纪90年代，中国白酒市场遭遇寒流，时任古井酒厂厂长的王效金首开中国“年份酒”之风，此后各家酒厂一路攀比，推出 30年、 50年甚至 80年“陈酿”。2004年前后，零星几家媒体对白酒陈酿的适当年限提出过质疑：接受采访的业内学者认为，清香型白酒陈酿三年足矣，浓香型和酱香型则因为化学成分复杂，应在“三年以上”。

由于高度白酒追求其中的酒精含量，因此较多采用瓷罐来对酒进行“老熟”，以防止在此过程中酒精的快速挥发影响品质。瓷罐并非多孔结构，它的气密性好，也会限制罐内氧化反应的速度。

但即便如此，《酱香型白酒贮存期老熟问题探讨》等多份由酒业技术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均以三年为研究期限。这些报告认为，酱香型高度白酒贮存期的第一年中，酒体会逐渐变得醇厚协调、细腻、丰满。而贮存后期（两年到三年），是酒体风格的变化期，酱香香气更加突出、优雅。

至于对 50年、80年陈酿的品质分析研究，查遍各大论文库，也未曾得见。但是，在铺天盖地的“年份酒”营销攻势下，年份越长越贵，越贵越有面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共识。

那些对“适当年份”的探讨很快就消失了，转而变为对年份真假的监管的要求——苏格兰法律规定，苏格兰威士忌瓶身上的年份以调配过程中年份最少的部分为准，而在中国，一些白酒商在新酒中混入一些年份酒，就敢标榜自己的酒是十年或二十年陈酿。是的，中国人渴望真正的陈酿，最好是一百年。

伊力哈木（ I.Issak）

日本家庭怎么装修

日本人在家庭装修上的态度与中国截然相反，其所得也与中国人完全相反，这种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每个买了房子的中国家庭，大都会成为装修专家，他们甚至知道装修公司报价和质量上的“猫腻”——尽管多数是在事后。

比起中国人，日本人对装修问题的愚笨是难以想象的。多数日本人无法回答本地的建材市场在哪里，因为当下大部分日本新房都是精装修过的，不像中国大量新房是毛坯房。另外，由于早已完成城市化进程且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二手房交易远不如中国活跃。而年代较久的二手房，售出前都会找公司重新装修。在日本，不需自己操心装修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

即使是精装房，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用心程度也截然不同。中国精装房的购房者大都能说出新房每平方米的装修造价，这是房产公司必须告知的重要事项，而日本人则对此毫不关心。有两位旅居日本多年的中国人，在被问及此问题时，竟然用了相同的比喻反问：难道你在 4S店买汽车时，需要知道汽车的喷漆花了多少钱吗？

日本人像看待工业制成品一样，将装修视为住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许是因为日本家庭装修已接近工业化制造的缘故。

日本公寓住房的家庭装修，本质上可算工业制成品的组合安装。住房装修设计与住房设计建造是一并考虑的。家装的大部分材料（厨、卫、浴、柜、桌椅等）都是标准设计的成套工业制成品，装修工更像汽车生产线上的装配工，质量非常稳定。由于工业化生产制造的品质和工人的技能，使得家庭装修使用寿命较长，不像中国因为质量问题短时间内需要频繁装修。

日本建材市场多由单个公司布置巨大的展厅

日本室内大量采用墙面贴

日本的样板房（窗外的景色是布景）

厨房洗菜案台储物系统的模块化设计

日本的现代家居装修业比欧美起步稍晚，但日本传统民居以榻榻米计算室内空间的习惯，使之很容易接受德国人率先引入的家居模块化观念， 20世纪 80年代就完成了家居的工业化生产制造革命。与今天中国非标准化、手工作业的家庭装修相比，质量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墙纸几年后卷边、发霉、起泡怎么办？墙皮起泡、脱落怎么办？木地板开裂或拱起来起伏不平怎么办？瓷砖断裂或脱落怎么办？厨房、卫生间甚至客厅漏水怎么办……这些中国人熟悉的问题，日本人都无法回答，因为今天日本人的生活中缺少这样的经验。

但是，再精良的工艺，通常 10年到 20年后，厨、卫、浴的设施也会出现局部老化现象，不过与中国人倾向于整个拆了重来不同，日本人只会委托专业公司对老化设施做整体更新或翻新，而不是把家里的装修全部拆掉重来一遍。所以，中国小区里隔三岔五出现的电钻、电锤、电锯的可怕噪音，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由于这种翻新装修（“装修”这个词在日本和一些发达国家会因为程度和项目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词）需要重新设计，这时，房主通常会请专业的建筑士（设计师），而不是自己当设计师。也许是因为这类需求较多的缘故，日本是建筑设计师最多的国家，其单位人口中的建筑设计师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3倍。

日本人购买新房，并不像中国的精装房一样缺少选择。房产公司的样板房通常设在公司专门的住房展区。每种户型都有一模一样已装修好的样板房。由于采用模块化设计，购房者可根据喜好挑选，或根据需求提出另外的要求，不过，附加的选项另外算价。

标准化设计并不意味着同样的户型里面的布置会一模一样。建筑商会考虑不同家庭的需求。譬如依照家庭成员数量和年龄，将用户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类型的家庭，同样的户型，会根据家庭情况不同，在空间布局和功能设置上有不同的安排。并且，由于模块化设计，它是可调整的，譬如多了一个孩子，或孩子长大独立出去，都只需要简单的组装，就可适应需求。

住户在挑选住房时，房产商都会仔细询问其家庭状况。在更细微的环节上，房产商也比用户有更丰富的经验。日本房产建筑商大都有专门的研究部门，从人体工程学不断改进住房设计细节。从有老人的家庭什么地方需要扶手、怎样做到轮椅可无障碍通行，到案台、柜门该如何设计才可让家庭主妇更顺手，都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标准。

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也被引入住房的建筑设计和装修设计上，它使得今天中国与日本家庭的布局差别，又多了文化习惯之外的因素。

中日家居之别

日本传统文化中注重简约的审美偏好，对日本家装风格影响至深。而今天中国的家装审美偏好千姿百态，多数人依然认为把家里装修得像商务消费场所才是美，并且由于缺少现代都市生活的经验积累，视觉效果的考虑往往在装修时被置于首位。

相比之下，日本设计师在实用功能的考虑上，经验更为丰富。譬如老夫妻居住的房子，会考虑到老人往往会因鼾声互相干扰，有分床而睡的需求。卧室的两张床中间，会设计一个可收放折叠的屏风，入睡前，拉开屏风就成了两间独立卧室。

为老夫妻分床而睡的设计

与客厅、餐厅空间相通的厨房

对于建筑面积在 90—120平方米的公寓住房，中日两国最大的布局区别在于：中国的客厅、餐厅、厨房多是分离的，至少厨房与前两者分离，而日本今天的住房，这三者几乎都是统一的空间，并且处于居中位置，被称为家务空间。

这种中日差别，看上去最直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烹饪时多炒、煎、炸，油烟极大，厨房与餐厅、客厅必须分离。而日本烹饪方式油烟较少，可以不用担心污染室内空气。

但日本住宅注重客厅、餐厅、厨房打通形成家务空间，却是因为社会学研究的结果。研究者发现，由于日本社会的消费场所极其发达和观念的变化，近 20年来，家庭已不再是社交活动的空间和场所，与此同时，都市人群开始注重家人的团聚交流。为此，空间上必须打破厨房与客厅、餐厅的隔离，尽可能增加家人的交流机会。家居环境中，家务空间居中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另外，社会学的研究发现，日本学习西方国家给孩子独立空间后，易造成父母与孩子缺乏情感交流等一系列问题，孩子开始变得不爱学习，而更热爱学习的孩子，通常来自与父母有更多交流沟通的家庭，他们更喜欢在母亲身边做作业、读书。这些发现也体现在住房的空间布局和设计上。现在的住房设计，会为孩子在家务起居空间设置一张可移动的书桌，无论是做家务的母亲还是读报的父亲，都有了更多的亲子交流机会。

中日住宅布局的另一大区别，是卫、浴空间的安排。

中国的住宅，除非面积特别巨大，通常浴室和卫生间是一体的，尤其不会刻意强调洗脸、洗澡的功能独立。而日本住宅布局，则奉行干湿分离的原则，洗漱间、卫生间和浴室的空间都是互相分离的，由于日本人爱在浴缸里泡澡，哪怕面积很小的单元，卫生间与浴室都是分离的。

另外，洗衣机通常也有独立空间，不但预装了上下水的管道，并且有专门的坐垫，不会出现洗衣机工作时地面上“水漫金山”的情形。

在储物收纳空间上，日本住房装修设计时，隐藏式的储物收纳柜子占用的空间要比中国大得多，给住户添置家具的空间很小。一方面与日本的“藏”多于“露”的审美偏好有关，另一方面，是日本设计师积累了更丰富的现代都市人群的生活经验——中国全新的精装修房，刚搬进去时会显得很宽大，但往往需要不断添置新的储物柜，最后反而容易显得局促凌乱。

由于今天日本住宅的储物空间是模块化设计制造的，它往往可根据家庭因人口、年龄的变化，重新组装调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正是这种设计上的考虑日益周到，日本成套家具因为需求减少，市场早已萎缩。

今天日本浴室地面多是防止积水的漏斗形，地面材料是保温的

日本家装中看不见的布线也很讲究

空气对流的上通风窗

下通风窗口

目前，中国住宅建筑还不会考虑环保节能问题，而日本则为此挖空心思。譬如为减少使用空调，有的建筑会在相对的两面墙上开很小的窗口，一高一低，利用空气对流的自然风为室内降温。

职人与匠人

日本制造业区别于多数欧美国家的特点，是企业生产协作的分工极细，一个大公司下面有与之协作的、多个层级的小公司，装修亦然。房产商的装修任务，会交给多个模块功能的供货商，每个供货商又会委托多个小公司负责施工。最终一个装修项目会有几十个小公司承接。

企业间的高度分工，最终会体现为工种分工极细，工人专业度极高。据统计，日本普通公寓楼的家庭装修，前后进场施工的工人，其工种会多达 15个以上，而在中国，一般只有泥瓦工、水电工、油漆工和木工 4个工种，由于现在木工活越来越少，更多时候只有 3个工种。

日本公寓的住房者几乎永远不会与装修工人直接谈判交涉。公寓楼需要局部重新装修时，则是与物业公司打交道。通常会委托某设计事务所，由事务所的设计师根据需求绘制装修改造图，并由设计师与物业公司的装修工人沟通交流。

当然，今天日本居民并不全都住在现代高层公寓楼中，大量人口还是住在独栋或老式狭小的楼房中。其装修老化时，不可能像公寓楼那样以标准化翻新。但无论是东京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北海道的偏远山村，非公寓楼住房的翻新装修，同样是委托专业的公司，内部功能模块依然尽可能地由供货商定制。

日本人很难理解中国人关心的装修施工质量问题，在他们看来，大、中、小公司之间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决定了无须担心工人的技能和责任感。出了质量问题，追溯的链条清晰直接，不可能出现事后找不到人的情况。

另外，在家庭建筑装修涉及的材料、工艺、质量标准上，日本有几十条法律法规，以确保质量标准和行业资质。据 JIG–EARTH株式会社的伊藤雅词介绍，在技术标准上，除了德国可能略高于日本外，日本在相关领域是最好的。

家庭装修供货商负责组织施工工人的同时，还需负责对工人进行定期技术培训，以确保工人掌握最新工具和技术。日本装修工人的计薪方式，有计时和计件两种，按正常作息工作，其劳动时间大大短于中国同行，平均月收入为 50万日元，要明显高于一般公司职员的收入。

虽然与中国同行相比，日本工人体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准，但他们并非中国最近开始频繁谈起的“匠人”，在日本，一般家庭装修的工人，被称为“职人”。此称谓通用于各个行业的技术工人。

“匠人”是一个极高的技术称谓，据伊藤雅词介绍，它是专指纯传统手工劳动的技术工种，通常职业生涯要达到 20年以上，才有可能被称为“匠人”。

在承接很特殊的装修任务时，才会有“匠人”出现。最常见的是定位高端的日本传统风格的饭馆、旅店。譬如用竹、木等材料装修时，不但不能使用现代装修材料，而且不能使用现代施工技术。只有手工工艺极高的工人，才能做出工艺品般的作品。

今天的日本，早已无城乡之别，无论是“职人”还是“匠人”，都不会来自特定地域或社会阶层。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对职业很容易产生强烈认同甚至热爱。

而中国装修工人多自农村来，虽然比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人收入更高些，但相对他们的城市雇主，则有明显的社会地位高下之别。大多数人只将其视为谋生手段，缺乏基本的职业认同，更谈不上热爱。

这种看似简朴的传统装修需要极高的手艺

一个用传统手工装修的店铺

另外，在家庭装修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除了上述的巨大不同外，对预算的态度也明显有别，中国部分城市的住房价格已与日本相当，但中国人可接受住房高价，却很难接受在装修上一次投入大量金钱。不过，由于中国人往往 10年就会重新装修一次，算来算去，中国人一辈子花在住房装修上的钱，很可能与日本人是一样的。

黄章晋

被利用的口舌弱点

你的弱点被利用了。食品工业异常熟悉我们在饮食中的偏好，以便怂恿你吃下更多高热量的食物。与食物有关的行为和认知，是人类经历极长时间演化而来的，当代的食品工业迅速冲垮了这一切。

你有多少次在看电视或上网时，不经意间吃掉了一袋袋的膨化食品、油炸食品？那包装袋里面的酥脆食物仿佛具有魔力，一拿起便停不下来。不必责怪自己，这是因为现代食品工业异常熟悉我们的弱点——只要利用人们对酥脆食品的喜好，商家就可以怂恿人们吃下更多高热量的食物。

美国菲多利食品公司，或许是最能代表技术方法论强大力量的食品企业。它雇佣了将近 500个食品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技术员，试图攻破人们节制力的防线。哪种酥脆程度的薯片最受欢迎，是其中的一个经典项目。

为此，他们采购了市面上的全部薯片，并制作出一台咀嚼模拟器，用以测试嚼裂薯片时的力度。研究发现：最受市场欢迎的薯片会在每平方分米受到 195克的压力时崩裂。主观的美食感受，就这样被精密的实验和计算所定义。

人类对酥脆口感的热爱，在空间上是普世的，以清淡著称的日膳中也有天妇罗和唐扬。哥伦布登陆美洲前，印加帝国就有了爆米花，玉米淀粉和蛋白质高分子成分在爆开瞬间形成的泡芙状外壳，满足了无数人对酥脆的渴望。曾有人统计过美国人爱吃的中式菜肴，前两名为糖醋鸡和宫保鸡丁，这两道菜的共同点除了食材、偏酸甜的味道外，便是鸡肉外皮那酥脆的口感。

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魔力来自烹饪，火改变了一切——至少要追溯到数十万年以前。

当远古人类用火加热其食谱上的重要食材时，来自各种动物的肉质或其他一些植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便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反应（人们用发现者名将之命名为美拉德反应）。产生了棕褐色的大分子物质以及数百种有不同气味的中间体分子，它们便是我们今日所认为的“诱人色泽”与“宜人风味”。

伴随美拉德反应而来的往往是酥脆口感。在此之前，早期人类体会酥脆口感只能依赖咀嚼昆虫或新鲜的植物。烹饪不仅大大拓宽了酥脆种类食物的来源，更因其易于消化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营养，并大幅缩短了花费在进食上的时间。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 ·兰厄姆推算：体形与早期人类相仿的灵长类动物，每天需要用一半的时间来咀嚼食物。因烹饪节省下来的时间，可被用于狩猎，这又让人类有机会进食更多的肉类，从而促进了脑容量增大。同时，消化系统压力的降低使牙齿、下颚和消化道都渐渐缩小到今日的比例。

酥脆食物往往是高油脂高糖分食物的子集。因为有利于生存，早期人类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食物。“向往”具有分子层面的证据：当人们获得和食用高热量食物时，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令其感到愉悦，食物和心情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

根据美国神经人类学家约翰 ·艾伦在《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一书中的观点，可能酥脆食物的吸引力在一开始并不广泛，只不过是那些喜爱酥脆食物的早期人类更热衷烹饪，于是慢慢积累了演化上的优势。烹饪的益处及其对人类演化的影响可以部分解释我们对酥脆食物的喜爱。总之，可能是自然选择的力量塑造并巩固了我们对酥脆食物的喜爱。

子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在于，酥脆食物提供了热量、味道之外的体验。过去十年内，人们在口味方面的知识激增。当食物吃进嘴里后，味蕾先辨别出五种基本味道，但这远远不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适量的气味分子同时被挤到口腔根部，被鼻腔中的气味感受器检测到。

气味信号和味蕾传递出的味觉信号相结合，形成的感知便被称为口味。单纯的浓郁味道很快会让神经组织疲劳，会对口味产生“感官饱腹感”。这种机制是一个“奖惩系统”，通过发出神经信号指示何时进食何时停止，控制着体重。

但是，酥脆提供了更多的感官刺激渠道，调动了包括听觉在内的感官互动，延缓了习惯化的出现。

工业社会到来之前，人们长期处于接近温饱状态的边缘，没有多少资格去选择食物。但是，工业化改变了农业的传统形态，人类获得了自然约束外的更多选择。漫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饮食偏好，在快速消费时代得到了无节制的发扬。

寻找哪种“酥脆”最美妙的过程，并不单单是为了讨好消费者，经过科学指导而生产出来的膨松油炸食品，确实有着入口即化的舒适感受。著有《为什么人类爱吃垃圾食品？》一书的食品科学家威瑟里说：“如果某个东西很快化掉，大脑会以为里面没有什么热量……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而这，叫“隐没热量密度（ caloricdensity）”。

现代食品加工业勃兴前，一般的食物中不会有高度压缩进去的糖分或油脂。但是，厂商们依赖现代化农业生产廉价的淀粉类食物，在热量密度上撒了谎。这不仅欺骗了人们的感官系统，更让肥胖现象渗透到各阶层。穷人比富人更加肥胖，已不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

与食物有关的行为和认知，是人类经历极长时间演化而来的，当代的食品工业迅速冲垮了这一切，导致饮食习惯在每一代人身上都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快速现代化的后发地区。所以，即便与酥脆有关的故事构成了饭桌上的优雅谈资，您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大口塞下酥脆的食物——谁叫我们的“出厂设定”就是这样呢。

王家骏

进击的格林尼治时间

工业革命初期，世界各地时间没有统一标准，导致火车剐蹭与相撞事故时有发生。在铁路与航海大发展的背景下，格林尼治时间统一全球，用了 100年。

1853年 8月 12日，美国东部罗德岛州，两辆火车迎头相撞， 14人因此死亡。事故的原因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两车工程师的手表差了 2分钟。

在此之前，类似原因的剐蹭已发生多次。那时，工业革命进展迅速，但时间测量还沿用中世纪的方法：以日晷等测量的太阳时为地方标准。这是火车事故的重要原因：各地的时间标准不同。

当美国人还在为此事故震惊时，在铁路轰鸣中，伦敦时间已经完成对英国各地方的统一。 1855年，不列颠岛与爱尔兰 98%的公共时钟调整为格林尼治时间。这是第一个将时间统一的国家，此后，客观、精确的时间体系随着工业、贸易、殖民的发展，占据了世界的每一块土地。

火车与电报的合谋

现代时间标准的建立，离不开准确的钟表。最早能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出现在 14世纪初期欧洲的修道院，以满足僧侣们准时祈祷的需求。

1857年美国的主要城市时间参照表，共 102个城市

这种钟十分笨重，只有时针，用整点报时的方式宣布时间。由于精度有限，僧侣每天至少要对时两次。机械钟楼也很快在市镇中出现，为世俗生活服务， 1335年法国北部的利斯河畔艾尔镇建立单独的钟楼，因为需要“让布匹市场的雇员能按照特定的时间上下班”。

随着技术的完善，机械钟的精确度不断提高， 1475年第一次出现“分针”，但直到 1665年才将时间精确到秒。这一时期的钟表产量稀少，十分昂贵——中世纪缓慢的节奏，也没有出现对精密时间的需求。 1851年钟表大规模生产前，它们只是贵族的玩物。

中世纪的节奏还体现在地方时上。甚至工业革命初期，各地时间仍然没有统一标准，散漫随意的设置仍然普遍。工程师亨利 ·布思在 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坎特伯雷、科尔切斯特、剑桥……无数的城镇，各自有教区时钟、市场钟，每个都在宣示其独特的时间。”即使严格按照太阳时，各地与伦敦也有差异：牛津时间慢 5分 2秒，利兹慢 6分 10秒，康福斯慢 11分 5秒，巴罗则要慢 12分 54秒……

这时，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铁路发展 30年后， 1839年，出现了第一张火车时刻表。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方法，它把时间作为客观的控制对象，将运输的效率与时间的分割联系在一起，整个流程精确到分钟。这与中世纪散漫、差异的时间观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另一件重要的发明也诞生了：电报。电报能跨越遥远的距离即时通信，使得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校对变得准确可行。 1854年，通过电报线路，格林尼治天文台与东南铁路站台相连，能准确地传递天文台时间信号。 1860年，英国的主要城市都能由电报线接收格林尼治的报时信号，一年后，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都能由电报线与格林尼治时间随时保持一致。

在铁轨和电报大规模建设的帮助下，交通与通信网密集地相连，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时间误差的容忍度越来越低。铁路公司开始强硬地要求经过的城镇，都修改为伦敦（格林尼治）标准时。一些城市的居民为了交通和电报的方便，发起了“与伦敦时间一致”的请愿活动。

在社会的普遍要求下，虽然没有法律规定，英国大部分的市镇都调整为伦敦时间。

这种调整也改变着生活方式。“我准备就寝，却随时都想起火车时刻表，随时想着早晨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起床，这让我无法安稳睡觉。”著名的外科医生福布斯 ·温斯洛博士（ Dr. Forbes Winslow）在《柳叶刀》杂志写道。

甚至有赶火车过于兴奋猝死的案例。 1854年，《协和医学期刊》的一篇文章写道：“兴奋，焦虑，紧张，为了登上那准时的可怕的列车，产生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多起猝死记录都与急迫赶上火车相关。 ”

1868年，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德 ·哈维兰（ Alfred Haviland）出版了专著，书名表达了他的忧虑：《急迫致死：特别写给火车乘客》。

法国人想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火车站的时钟显示正常时间，但是火车运行的时刻则调慢 5分钟，以便为法国人的懒惰留出余地。这种双轨制时间一直运行到 1911年 3月。

但是这些问题不能阻碍火车的发展，人们只有适应铁路前所未有的管控。这种管控直接反映在时间上，催生了近代的标准时间。

1868年，新西兰殖民政府委托赫克托博士（ Dr. Hector），以东经 172°30′为准，制定新西兰全境的标准时。通过电报线路，新西兰标准时与格林尼治标准时相协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经度设定标准时的地区。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经度与时区

陆地标准时间离不开铁路，全球时区的建立，则离不开航海业。与铁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不同，航海对标准时间的需求，是为了确定船舶的地理位置。

在海上，纬度的测量很简单，只要量出正午的太阳高度就能知道。但是经度测量则比较困难，先测量出当地时间，再参照一个标准时间，才能计算出结果。麻烦在于，传统的时钟都经不起海洋的颠簸，失去了测量准度；而不同的轮船选用标准时不同，增加了海洋上的混乱。

1707年，因为在暴风中无法测量经纬度，四艘英国军舰在锡利群岛沉没， 1400余名士兵死亡，极大地刺激了英国人对精准经度的需求。 1714年，他们设立“经度奖”，为“能够将精度确定在 30海里、 40海里、 60海里”分别悬赏 20000、15000、10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百万美元。

无数的钟表专家开始了海洋钟的研究。经过四次改进， 1761年约克郡工匠约翰 ·哈里森提交了 10周内误差不超过 10秒的海洋钟——“ Sea Watch”。不过，由于几十年间规则的变动，哈里森最终累计收获 15000余英镑。

此后，西方的船舶揣着哈里森钟表，开始了全世界的航行， 1807年“克莱蒙”蒸汽船诞生，让长距离的跨洋航行更加便利。

不过，经度的另一个问题，确定标准时间，在此时变得突出：要以哪个天文台观测的时间为标准时间？哪个地方受得起本初子午线这一殊荣？

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 1871年安特卫普的第一届国际地理学会议。学者们最终推荐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但是，这个结论却无法推行， 1875年的第二次国际地理学会议，法国代表提出，只有英国接受公尺制长度单位，他们才同意以格林尼治为本初子午线。会议僵在这里。

但是轮船不会等待会议结束再航行。由于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如图所示，越来越多的轮船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876年，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被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 ·弗莱明提出：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建立东西半球协调一致的 24个时区，是时区制第一次系统的表述，也是如今通行时区的雏形。它将全球纳入统一的标准时间系统，各地区将抛弃地方时，而归入格林尼治为中心的各个时区。

这个建议逐渐被人们接受。最终在 1883年，经美国提议， 41个国家参加了华盛顿的国际经度会议，通过了格林尼治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 180°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格林尼治天文台时间为标准时，称为 GMT（Greenwich Mean Time），建立全球时区的方案。

此后天文学、物理学的发展，增加了时间测量的精确度。 1937年，国际天文学会议提出了格林尼治时间的精确版——世界标准时（Universal Time，简称 UT）。

1958年以原子共振频率标准计算、保持时间的铯原子钟，比天文观测更稳定、准确。 1967年，国际度量衡会议正式采用铯 -133原子钟作为秒的基准依据，世界标准时也修改为协调世界时（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简称 UTC）。20世纪末，美国研制成功了 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铯原子喷泉钟是该系统的基础支撑技术。

桑福德 ·弗莱明在国际经度会议上展示的数据，说明国际上大部分船只采用了格林尼治标准时

各国接受格林尼治为世界时区标准的时间

以上的变化都是 1884年决议基础上的改进，进化的格林尼治时间在 20世纪完成了世界时间的统一。

时间与政治

全球时区制在会议上虽然通过，但施行过程仍有阻碍。这些阻碍与政治因素、民族自尊心相关，法国便是很有趣的例子。

1891年，法国人以巴黎为标准，将法国全境统一为一个时区。巴黎位于东经 2°左右，其太阳时比格林尼治早 9分 11秒。 1911年 3月，法国突然宣布将巴黎标准时向后拨 9分 11秒，仍称为巴黎标准时间，丝毫不提及已经完全对应的格林尼治标准时。《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报道中说：“一些法国科学家曾提出，为了挽回政府的面子，应该选用海边与格林尼治经度一致的城市，而不是巴黎，来作为标准时。”这次调整还改掉了火车站内站外 5分钟的时差——就是前文提到的法国人为了应对迟到做出的创举。

1890年后，欧洲中部德国、意大利、波兰、立陶宛等国以东经 15°为标准时间，统一归入东一时区。这下法国人坐不住了， 1940年，法国人抛弃了修改版的巴黎标准时，加入到东一时区，即使巴黎与东经 15°的实际时差达到 50分钟 49秒。

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 1940年，佛朗哥宣布调整为欧洲中央时间。在此之前，自 1900年起，西班牙一直使用格林尼治时间。西班牙经度范围偏离格林尼治时区（零时区），但离欧洲中央时间更远。实际上，这是佛朗哥为了与德国、意大利保持一致的措施，沿用至今。

19世纪 80年代不同国家的地图中所采用的本初子午线

印度的时间则以 1947年独立为标志，显现混乱和统一的两极形态： 1802年，东印度公司的 Goldingham决定设立单独的马德拉斯时间，比格林尼治快 5小时 21分（ UTC+5:21）——在孟买与加尔各答之间，新设一个时区，造成了铁路运输上的麻烦。

1884年，英国政府以孟买与加尔各答为标准，设立了两个时区，但是铁路公司则将马德拉斯时间作为中间时区，印度的标准时间变得混乱。直到 1945年，加尔各答仍保持着特殊的时间。 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新政府将全国统一为一个地方时，虽然从东到西，它整整跨越了东五、东六两个时区。

除了印度，另一个跨越多时区而只采用一个标准时间的，是中国。

现代化的新时间标准的推广，离不开其他现代要素的传播，尤其是交通。近代国门打开之前，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时间尺度，时间制度也带有节奏缓慢、周期性的特点。

清末的工厂引入严格的时间管理，引发工人的普遍焦虑，此时钟表尚未普及，工人很少买得起，迟到又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一些人根据公鸡打鸣、启明星的位置提醒上班，阴雨天则会失效，偶尔有工人在后半夜气喘吁吁跑到工厂，发现远未到上班时间，再瑟瑟离去。

随着国门打开，各式运动兴起，铁路和电报铺设更引发社会上时间制度、观念的变化，上海等地“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钟楼也进入内地，交通工具对时间标准化的作用，同样开始在中国发生。

不过，要在全国范围接受和维持新标准时间，行政权力的运作必不可少。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南京宣布中国分为五个时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昆仑时区、长白时区，分别比格林尼治时间快八、七、六、五个半、八个半小时，第一次与国际标准时区相协调。同时，不再使用北平地方时，重要节庆时间以接近南京的东经 120°经线为准。五时区制历经修补，一直运行到 1949年。

由于战时的指挥需要，解放军各部队均使用中原时间。 1949年后，旧称呼“中原时间”变得不合时宜。很快，北京新华广播开始播放“北京时间”，在各省市广泛传播。 1950年后，除了新疆、西藏外，各省份陆续采用北京时间，其含义等同于原民国时期的“中原时间”，为东经 120°的东八区区时。

杜修琪

集会游行的人数统计学

集会人数意味着事件的重要性、民众的关注程度及其所展示的能量。长期以来，为了统计出可靠的集会、游行者总数，学者和媒体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2014年 3月 30日，台湾地区爆发“反服贸”抗议游行。下午 1点，游行民众在凯达格兰大道集结。晚间 7点 40分左右，学生代表林飞帆宣布凯道活动告一段落，但强调占领“立法院”行动不会停止。

对于前往凯道参加“反服贸”游行的人数，各方说法大相径庭。截至当天下午 2点 06分，台湾警方估计人数已突破 21万人，学生团体则估计高达 35万人，而台湾“警政署”公布的统计数字则为 8.1万人。

政府和组织者对集会人数各执一词的情况并不鲜见，它几乎每年都要在香港发生两次。比如在 2011年的一次集会中，组织者对媒体宣布参加集会的人数为 15万，而警方公布的数字则是 7.7万——几乎是组织者公布的一半。

集会人数意味着事件的重要性、民众的关注程度及其所展示的能量。这对组织者和政府来说，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各方所公布的数字也因此总是天差地别。然而，事实的价值不在于服务政治。长期以来，为了获取可靠的集会人数，学者和记者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深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国内反战集会此起彼伏，而校园则是“重灾区”。集会人数较为可靠的计算法首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诞生。

计算集会人数的冲动或许来自新闻学教授哈伯特 ·雅各布斯无意中的一瞥——从他的办公室窗外望去，底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学生们正在校园内发动反战集会。棋盘格的水泥地为统计创造了便利：

雅各布斯挑选了几个方格，数出方格中的人数，然后计算出样本方格中的平均人数，再用这个数字乘以总方格数，就得到了集会总人数的近似值。

经过计算，雅各布斯将“松散人群”的密度划定在 10平方英尺 /人（ 1平方英尺 =0.09平方米），“密集人群”的密度在 4.5平方英尺 /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墨尔本大学研究者雷 ·华生和香港大学研究者保罗 ·叶认为在前文提到的那次香港集会中，组织者公布的数字 15万是不现实的——要在 4.2万平方米的面积上容纳 15万人，则意味着人群密度会在 2.7平方英尺 /人。在两位研究者来看，那堪称“狂舞密度”。

如今，人们虽然已经可以动用卫星等工具来统计集会人数，但是雅各布斯的方法依然占据指导地位。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利用 GeoEye-1军用卫星统计 2009年参加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数（统计结论是 80万），而纽约警方则用限制人群的围栏数，乘以每个围栏对应的平均人数，来估算集会人数。

当然，简单的密度乘以面积的方法也有弊端——在集会场所中，人群密度并非均质、稳定，这就意味着，为了得到更精准的数据，人们需要采用更复杂的办法。

2010年，著名媒体人格兰 ·贝克（ Glenn Beck）在林肯纪念碑发动集会游行，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佣了 DDIS（Digital Design and Imaging Service，数字设计与影像服务）公司来计算集会人数。 DDIS所用的多密度计算法，就是对雅各布斯计算方法的一次升级。

为了预测参与者人数， DDIS首先测量了集会地点，绘制出标志了人群可能聚集点的地图，并与之前类似事件发生时这些地点的图片互相参照。 DDIS要找到人群聚集的预期地点：冬天，会寻找避风口；夏天，则留意阴凉处。人群面向舞台、超大电视屏幕，而背对着高音喇叭。

事先的测算帮助 DDIS选定具体的观测地点，之后，他们在集会场所的高地上升起带绳子的气球。气球带着一组远程控制摄像机升入空中，短时间内，就可在 200英尺、 400英尺和 800英尺的不同高度抓取 360度的人群影像。不同高度的机位可以拍摄到树下或其他较隐蔽地点的人群。

随即， DDIS将合成的影像覆盖在 3D模型上，开始检查人数。他们的团队用网格标出各区域的密度，接着，用区域面积乘以相应的密度，最终加总，得出集会的总人数约为 8.7万，并将统计结论的误差空间设定为 10%。

不过，即便有如此高科技水平的统计方法，各方报出的集会人数还是相去甚远——参议员米歇尔 ·巴赫曼集会当天在舞台上宣布总人数达 100万， NBC报道的数字是 30万，而格兰 ·贝克自己估测的数字则在 30万到 65万之间。

用图片来计算游行人数是个不错的方法——如果人们总是保持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是，当游行人群在不断移动时，统计者走到游行队伍之中就会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是相关课题最新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为了测量行进中的人群，统计者最常用的方法是在人群中设置一个或者两个数据采集点。

在第一个方法中，研究人员在游行、示威人群的中心位置设置观测点，记录给定时间内通过的人数。但这也有不足之处：一些人会在遇到研究人员前就离开了，或者躲避了研究人员，还有人会在通过这一点之后很快离开队伍。这使得进一步用电话采访来了解参与者的游行时间变得必要，但数据仍不够准确。

对此，一个更快速、更准确的计算方式，是在队伍中分别开设两个计算点。两个点的研究者分别记录通过的人数，并随机提问参与者是否通过或预计通过另一个观测点。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若设置观测点超过了两个，则无助于提高准确性，只会增加经费。

香港学者苏钥机和钟庭耀在估算 2003年香港的一次集会人数时，就用了两点计算法。他们在游行的主路线轩尼诗道上，选择了近波斯富街及柯布连道的两座行人天桥，在天桥上架设摄像机，抽样拍摄游行过程——每小时抽录四分钟后，马上把录影带运送到一个设有放映器材的地方，用定格在电视大屏幕上点算人数。

基于技术考虑，研究组只用了柯布连道天桥底的数据，推算游行人数，得出的数字是 26.4万人。 7月初，研究组通过电话抽样调查，发现游行者中有 57%曾于轩尼诗道经过湾仔修顿球场对面马路， 75.4%于黄昏六时正在街上聚集。

于是，再将经过计算点的人数，除以经过天桥计算点人数的百分比之后，研究组推算出游行者总数为 46.2万人。电话调查本身的误差率（正负 4.5%）也被考虑进来，则整体游行人数的上、下限分别为 42.9万人和 50.2万人。

至于这两个数字到底哪个更可信，这基本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使用简单的计算方法，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人数统计。不过，若要做得精确，独立的学术界或许比较合适。而如果多个团体都同时进行独立和科学的人数统计，就可互相比较印证，会令彼此的推算变得更加谨慎，数字也更趋近真实。

当然，香港、台湾等地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游行还都是小儿科。历史上，中国内地官方组织的游行不仅规模巨大，且阵形整齐、密度均匀。相比之下，朝鲜的游行经验也不逊色：每年 6月 25日，都是朝鲜的“反美斗争日”，游行人数常年保持在 10万级别。 2005年 5月 17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亲自引领 120万（超过首都哈瓦那人口总数，占全国的 1/10）古巴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反美游行。

此类游行的总人数，新闻界当天就会快速通报。而令学者们寒心的是，他们苦心研究的人数统计模型在此毫无用武之地——因为要按人头发放补贴，数字通常相当精准。

伊力哈木（ I.Issak）、杜修琪

魅力、财力、权力与声音

为什么低沉浑厚的男声、明亮清丽的女声更吸引人？一个人的声音会与其魅力，甚至财富和权力有关系吗？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留意到：涉及汽车、名酒、豪宅等高端消费品的广告，因需要强化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多会采用嗓音低沉浑厚的男声；而化妆品和时尚消费品之类的广告，则多用声音清澈明丽的女声。无论是电台或电视的广告，几乎很少出现声音尖细的男声，更无声音低沉的女声。

不同的音色听来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而且对声音的相同偏好是跨文化和跨地域的，背后是什么原因？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留给我们的礼物。

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教的萨拉 ·科林斯是“人类好声音”的早期研究者，不过这个“早期”也并不早了。她在该领域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一篇是在 2000年，另一篇是在 2003年。此前，进化心理学家通常都在研究人类审美的视觉线索，比如什么样的面孔和身材更吸引人，没多少人关心什么声音好听。考虑到人类从视觉中获得了大多数信息，这种选择似乎情有可原。不过，除了人类的好面孔和好身材，声音通常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

通常来说，男人的声音低沉浑厚，女人的声音高亢尖细，孩子的声音清脆响亮。只听声音，许多人都能准确地判断说话者的性别，甚至是年龄。当然，除此之外，声音也许还能暴露许多其他有用的信息。对于声音的重要，柯林斯心知肚明。她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什么样的声音才是好声音？于是她分别找了一批男人和女人，让他们大声朗读多个英文单词，有时是四个，有时是五个。朗读时会录音，录音完成之后，柯林斯招募一批学生专门评价这些声音好听不好听。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结果很快出来了，女人认为音调低的男声好听，男人觉得音调高的女声好听。

柯林斯的发现引起另一个研究者的注意，他就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大卫 ·范伯格。范伯格执掌该校的声音研究实验室，有一批人专门做声音知觉和面孔知觉的研究。他认为，柯林斯的发现很重要，不过她使用的声音样本较少，每个样本都只有三四十人，也没有考察声音特征跟吸引力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与同事招募了 100多名女生录音试验，同样发现女性的音调越高，越被男性认为有吸引力。这是对柯林斯发现的再次确认。在随后的研究中，范伯格等人从这些女性录音中选出音调高低不同的三组，用软件对声音样本进行修改，或升高音调，或降低音调，或保持不变。他们又找了 342名年龄跨度较大的测试者（ 17岁到 64岁），有男有女，要求他们评价这些声音的吸引力。

结果发现，不管原来的音调是高还是低，升高音调都会增加女性声音的吸引力，降低音调则起到相反的结果。这一效应在男性身上更明显。其他研究者也发现，提高音调会降低男性声音的吸引力，降低则会增加吸引力，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这种音调改变的影响。这样看来，人类好声音就是高音调的女声和低音调的男声。

答案有了，故事完了？没有。好声音背后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呢？范伯格认为，女人的好声音是她们生育力的线索，而男人的好声音是他们好基因的标志。

女人的好声音跟生育力有关，这可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在一个月经周期内，女性在排卵期音调最高，此时她怀孕的可能性最大。而在月经期，女性的音调最低，此时她最不可能怀孕。在一生中，女性的生育力跟年龄关系密切：对成年女性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生育力不断下降，过了更年期生育力骤降为零。在更年期之前，女性的音调同样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降低，这跟生育力的变化非常一致。

而且，柯林斯发现男性通常认为音调越高的女性越年轻。与更年期女性相比，他们也的确更喜欢年轻女孩和成熟女性的声音。女性生育力的一个线索是腰臀比，富有生育力的女性腰臀比通常介于 0.67到 0.80之间。来自奥尔布赖特学院的苏姗 ·休斯（ Susan Hughes）发现，女性的声音吸引力跟她们的腰臀比负相关：声音越吸引人，腰臀比越低，这也暗示女性的生育力越高。

腰臀比的标准

某些身体信号意味着个体拥有较高的健康度和生命力，而这些信号通常能传递给自己的后代，因而被视为可遗传的健康优势。这些信号就被称为好基因的线索。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男人至少有两个好基因线索。第一是身体对称性，第二是睾丸素水平。

在个体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任何外界压力或内部压力都可能带来身体的不对称，因而身体对称性可视为发展稳定度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个体能扛得住种种压力。睾丸素较高会给免疫系统带来损害，因而能维持较高睾丸素水平的男性恰恰是在打广告，告诉人们我可以扛得住这种损害，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

研究发现，睾丸素水平高的男性较少生病，医疗记录也表明他们具有较高的健康指数，他们对乙型肝炎病毒能产生更强的抗体反应。音调低的男性更有吸引力，而声音越有吸引力的男性身体越对称，这间接意味着音调低的男性身体更对称。

青春期，男性体内的睾丸素迅速增加，这导致了男性变声现象：脆生生的男孩子变成了嗓音低沉的男子汉。睾丸素在随后的岁月里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被用来维系男性化的低沉嗓音：睾丸素水平较高的男性音调也较低。这些事实说明男人的好声音意味着他们拥有好基因。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范伯格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男人的好声音通常也意味着他们拥有资源优势。我们知道，男人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积累的社会资源都跟年龄有关，年长的男性在这方面占有优势。而在 50岁之前，男性的音调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 50岁之前，音调较低的男性通常更年长，因而也拥有更多资源。

这样看来，对女人来说，拥有好声音的男人是一个潜在的好伴侣。男人的好声音意味着他们的资源优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拥有支配性和领导力。在动物界，大块头的动物嗓音更低沉。在人类中，大块头的男人音调更低，被认为更有支配性。他们能为女人提供更好的身体保护。他们拥有更高的肩臀比，身体更强壮，身材更高大，像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勇士。女人很容易被这样的英武之气俘获芳心。

2013年，来自杜克大学的威廉 ·梅耶（ William Mayew）跟同事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发现男人的音调跟他们的商业成就关系密切：男性 CEO的音调越低，他们越可能执掌大公司，也就越可能拥有更高的年薪。在控制了从业经验、学历水平以及嗓音的音色特征之外，梅耶等人发现：对于中型公司的CEO来说，他们的嗓音每降低 22.1赫兹，公司的营收就增加 4.4亿美元，相应地他们的年薪就会增加 18.7万美元。这一发现为我们的资源假设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好声音的男人挣钱多。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声音的频率不是可以改变的吗？的确，哪怕是同一个人，他在一句话中的音调都会有所不同。其实，我们在本文中谈及的音调，更精确的说法是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这是决定音调的一个声音参数：基频低，音调就低；基频高，音调就高。基频是声音片段中所出现的最低频率，因而可以用来作为音调的指标。基频是物理特征，而音调是相对应的心理特征。

那么，人类是否能通过改变说话的音调而制造出好声音呢？恐怕这要看你是男是女了。苏姗 ·休斯等人发现，当要求男人和女人伪装出更有吸引力的声音时，只有女人能做到，而男人似乎缺乏这种能力——他们伪装后的声音甚至被认为更难听。苏姗 ·休斯推测，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安排：在找对象时，男人比女人更在乎对方的年轻貌美，因而女性进化出了相应的嗓音操纵能力——那些能伪装出好声音的女人无疑能在择偶竞争中占尽先机。单纯从声音上判断，她们听起来会比其他女人更年轻，而这正是男人需要的。而对男人来说，女人在找对象时并不那么在乎他们的长相，也许通过声音伪装带给他们的好处不够多，因而他们并没有像女人一样进化出同样的能力来。

但是，对专门从事声乐或录音工程专业的人来说，苏姗 ·休斯等人的结论过于绝对，因为人声的频率是基频和泛音一起的复合物，固然基频不可改变，但通过专业的发声方法训练，是可以大幅改善音色的。譬如打开共鸣腔，用气足就能发出更多的泛音，通过技巧性的改善，可以使人的声音变得更有吸引力。

撒切尔夫人在当首相前，为了使形象和气场符合其身份，曾私下接受专家的系统训练，除了训练让形体语言变得权威有力外，还特意训练呼吸和发声方法，使其声音显得权威而不容置疑。今天，对需要靠演讲来获取政治地位的西方政客来说，形体语言和发声训练几乎就是一门必修课。

吴宝沛

同志大哥靓仔先生，你们好 

2008年春，吉林延边人罗永浩被一干广州当地朋友带到大排档吃夜宵，罗坐定后，一年轻服务生问他：“靓仔，要什么？”罗惊问：“你这是在叫我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罗整晚都在试图说服朋友们接受“你们南方人真 JB虚伪，靓仔多 TM肉麻”的观点，未遂。

很多南方人同样会遭遇罗永浩式的不适，只不过情形相反——北方洗浴中心多是东北人开设，顾客准备更衣入浴时，操东北口音的服务生多会亲切上前道：“哥，我来帮你拿。”南方顾客多半会被这声“哥”叫得浑身打战。因此罗永浩的南方朋友们认为，相比“靓仔”“靓妹”，东北服务员叫顾客“哥”或“姐”才是虚伪、肉麻、乱套近乎。

“靓仔”罗永浩

父亲的亲戚遍天下

不过，回溯二三十年前，罗永浩和他的南方朋友们在称谓上的分歧或许不大，那时中国南北方虽有方言差异，但对陌生人、熟人、朋友之间的称谓习惯是一致的——模拟亲缘关系的称谓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即便在 20世纪 80年代之前，“同志”这一政治性称呼在全国普遍用于各个场合时，民间的熟人社会依然给拟亲属称谓留有一席之地。

受儒家等传统文化因素影响，汉族的宗族观念极为强烈，强调内外亲疏有别、长幼尊卑有序，有着世界上最丰富发达的亲戚关系称谓系统。相比英语用 aunt（阿姨）和 uncle（叔叔）两个词就可称呼一切父辈亲戚，汉语能清晰地表达父系与母系之分、宗亲与外亲之分、血亲与姻亲之分、直系与旁系之分。

由于中国这套亲戚关系称谓系统，其实是强大父系文化的产物。而父系血缘关系要高于母系，故父系亲戚关系在长幼尊卑的清晰度上明显高于母系，譬如母亲的兄弟无分长幼全都是舅舅，而父亲的兄弟则因排序而有伯、叔之别，甚至有的地区最小的叔叔还有专门的称谓。

汉族的血缘观念，也延伸到了非亲戚关系的熟人社会。除了必须用“先生”“老爷”“太太”“小姐”之类称呼以体现社会地位尊卑有序的特定场合，在多数社会地位平等的场合，人们会在称呼时模拟亲戚关系，并且自动使用最高等级的亲戚关系。

所以，中国模拟亲戚关系的称呼，无论对方性别年龄，几乎用的都是父系称谓，譬如男性长辈，我们使用的是爷爷 /伯、叔这套父系称谓，而不用外公 /舅舅这套母系称呼，对女性长辈，同样用的是奶奶 /伯母、大婶这套父系称呼，而非母系的外婆 /姨妈。

这套对熟人和陌生人通用的模拟亲属称谓习惯，使得除了亲戚之外的所有人，理论上都是父亲的亲戚。

日本、韩国同样在日常交往中喜欢使用拟亲属称谓，不过，并不能将之简单视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日本并没有强大的父系文化传统，其亲属称谓中不分父系、母系，亲属称谓较为简单，模拟亲戚关系的称谓也并无父系色彩，并且使用度并不广泛。韩国与中国一样，是个父系文化极为发达的社会，亲属称谓的复杂程度与中国难分高下，而且日常交往中模拟亲属关系的情形也非常普遍，甚至犹嫌不足，还要加上复杂的敬语。

同志是个严肃的问题

不过，中国社会拟亲属称谓的习惯在 1949年后被打破。革命化的“同志”一词扫荡了中国人称谓传统中的温情脉脉和礼制秩序。

“同志”显然是个抹掉了传统社会性别、年龄、亲疏远近的好称呼，它大幅简化了称谓的复杂性，长辈是“老同志”，晚辈则是“小同志”，体现出人人平等的新气象。但“大家都是同志”这种平等，其实仅限于平级之间或上级对下级，下级称呼上级只可用姓氏加职务，直接用“同志”称呼上级则是大不敬。

之前被称为“老爷”或“先生”的那些人，在新社会却多半没有资格获得“同志”待遇。除非是民主人士，否则“先生”一词多半不是好称呼——若突然被用嘲讽语气重新称为“先生”，多半意味着此人前途不妙。

不配使用“同志”一词的人群经常会面临尴尬，譬如监狱内的犯人没有资格称管理者为“同志”，好在后者是政府的象征，以“政府”称之恰如其分。比较难的是犯人之间怎么称呼，互称“同志”显然等于罪加一等，于是，“同犯”这个词及时地发明了出来。

当然，革命并不完全排斥中国人的拟亲属称谓的习惯，只不过，这种称谓方式同样要服务于革命——国家机器与人民的关系、人民内部不同的阶级和身份都被模拟为亲戚关系。

譬如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所以对青少年来说，解放军后面是必加“叔叔”二字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警察。虽然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工农联盟还是长幼有序，教科书谈到农民，一定是贫下中农某大伯，而工人阶级只好屈居叔叔。

“文革”后期，国民普遍对政治运动疲惫厌倦，称谓上的政治色彩悄悄淡化，更具温情和敬意的“师傅”一词，从蓝领工人阶层逐渐在城市中蔓延，一直延续到今天。

至于“同志”一词，今天党政军、公检法这些国家机器仍是其自留地。但“同志”也不免被温情化，高级官员互称或背称时，姓名是三个字的，会去掉姓氏以显示平等、团结、亲切。官场外的人若私下用这种方式称呼某高官，则是为了显摆他与某某同志私人关系非比一般，与官宦子弟以“老爷子”称呼自己父亲有同样的妙处。

在南方不少地区，“同志”甚至已经难保有一席之地，党政官员开始喜欢被下属称为“老板”，各级党报以“‘老板’称谓与领导作风”为题敲打这种风气，收效却不明显。“老板”也在高校内流行，一些研究生用其称呼自己的导师。

师傅、老师和亲戚

但在北方，官员们通常不喜欢把自己与老板混同在一起。东北有些城市的服务场所，工作人员被要求必须迅速分清顾客是官员还是老板——通常他们根据顾客体貌行为特征及与同伴的互动，判断是否该称对方为“领导”。

“师傅”这个脱胎于对体力劳动者的尊称，今天在不少地方已被“老师”这个对脑力劳动者的尊称替代。譬如山东、河南多数大中城市里，“老师”已赶跑了“师傅”。或许济南人有理由认为他们有“老师”一词的发明权，但在四川等西南地区，“老师”取代“师傅”显然是独立发明。

在“同志”的高压时代，中国民间尤其是农村，模拟亲属的称谓方式仍如野草不灭，在“同志”退入国家机器大院后，更如春草般迅速复生。

除去党政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等人群开始有了专属称谓外，模拟亲属称谓现象也因城乡、阶层、地域乃至受教育程度而出现巨大分化。

陈松岑在《北京城区两代人对上一辈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变化》中提到，工人比知识分子更喜欢用亲属称谓语。而年轻一代称呼长辈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几乎没有父系色彩的叔叔、阿姨；并且根据统计，前一组称谓更多用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农民、小商贩，后一组称谓则会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军人等。

同为北京人，胡同里长大的年轻人在关系非常好时，称对方父母会用上“咱爸”“咱妈”，而大院、机关的北京年轻人，通常不会如此。

同一城市，传统世代熟人社会和流动性较高社会在使用模拟亲属称谓时的差异现象，在中国各地程度不一地存在。

整体而言，北方使用模拟亲属称谓的习惯强于南方。不过新疆是个例外，其日常称谓中模拟亲属的痕迹极淡，可能因为新疆的汉族社会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组成，他们一开始就被组合进等级序列严密的体制之中，“同志”文化来得特别强烈。在兵团里，汉族过去称少数民族为“老乡”，这个称谓系革命军队对老百姓称呼的遗留物。今天，新疆汉人在广泛使用“师傅”一词时，依然为“同志”留有一席之地。

天津、东北等传统熟人社会文化浓厚的地区，模拟亲属称谓的传统依然稳固。两个陌生的典型北方人，在火车上相遇半个小时后，对方的太太就成了嫂子，对方的父母则很容易变成咱爸咱妈——广东人通常很难接受这种迅速“同父同母”般的亲切。

帅哥美女的北伐

不过，潮汕人、客家人等保有极为强烈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民系，今天其传统社会的印记依然极为深厚，互相之间的称谓还保留着强烈的拟亲属色彩——他们可算是岭南文化中的异类。

而广州周边地区这个中国最早因为大量移民打破熟人社区的地方，称谓上的去亲戚化特征最强烈。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同志”就逐渐被革除，在经历过一段先生、小姐的过渡后，靓仔、靓妹或帅哥、美女，已成为陌生人的最广泛称呼。

这种称呼是中国所有取代“同志”的替代性称呼中最特殊的：对几乎任何年龄的人都通用，第一次打碎了年龄界限；完全彻底的赞美原则，并且是集中在对外貌的赞美上。这两大特征都与中国传统称谓通常的原则相悖。

靓仔、靓妹这种称谓是 20世纪 80年代后香港的舶来词，但它并非粤语文化的产物，更像是英语文化的产物。即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总结的“称谓和日常交往的礼貌六原则”中，唯一在中国很难找到对应性的赞扬准则：对他人尽可能缩小批评，增强赞扬——这甚至会让中国人觉得虚伪。

1916年美国征兵广告的海报，山姆大叔，是美国国家精神的拟人化

英国少数地区依然保有模拟亲属关系称谓的习惯，用 aunt和 uncle称呼非亲属成员，但更流行的是熟人使用 Mr（先生）、Mrs（太太）、 Miss（小姐），陌生人使用 Sir（男士）和 Madam（女士）。英语中的这类称呼带有强烈敬称色彩，都源自贵族和平民分野清晰的等级社会时代，其内在逻辑和原则是权力等级，而非中国式的辈分和血缘， Sir 和 Madam至今仍是骑士头衔正式称谓。

靓仔 /帅哥、靓妹 /美女是一组脱离了任何中国文化习俗的称谓，既非传统的模拟亲属，又非今日权钱崇拜文化中的“老板”。广东部分地区如今流行熟人相见一律以姓氏加“总”，这更符合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更崇尚商业成功）的高流动性社会的胃口，所以，它能一路北上，在长江流域部分地方广泛流行。

——在高度使用拟亲属称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罗永浩听来，以无条件赞美为原则的称谓，听上去当然刺耳又虚伪。

只不过，高度拟亲的人际环境，有时也会让罗永浩感到不适：在默默无名的潦倒青年时代，他曾经常去一家天津的东北餐馆吃饭，服务员见他每次只点蔬菜豆腐之类，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他俯身凑近翻来覆去看菜单的罗永浩，亲切地说：“哥，咱今天吃点啥好的吧。 ”

黄章晋

爱她，就送石头做的“脑白金”

钻石并不保值，甚至难以兑换。但是，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人类才在第一次表达爱情时，比起雄性螳螂送蝗虫，要高贵了一些。

雄螳螂并不比男人更看重爱情。广泛流传的雌螳螂交配时弑夫之说并非事实，只有百分之一的雄性螳螂成了爱人的点心——与雌螳螂婚配确实也有危险。实际上，很多雄性螳螂会给雌螳螂送一只蝗虫作为聘礼。对于螳螂来说，蝗虫的贵重程度与人类的钻石戒指差不多。

送钻石戒指表达爱意的历史并不算太长。有案可查的第一枚钻石订婚戒指，是 1477年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一世送给法国公主玛丽的。

那一年，马克西米连一世为玛丽的美貌倾倒，但玛丽已许婚于法国王储。于是，他采纳了亲信大臣的建议，送了一枚镶着又薄又平的 M形钻石戒指给公主，打动了她的芳心。

而钻石被用于订婚仪式，是从 19世纪 40年代才开始的。

什么最能表达爱意

按一些人类学家的说法，在以打猎采集获取食物的原始时代，男女两情相悦表达爱意的方式颇具螳螂式的古风：男子会向心仪的女人送上一只小猎物，以博取心上人的欢心。

然而，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倒退：在大部分文化中，婚姻的基础并非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而是双方家庭的互相认可。双方家庭的财力才是决定性因素。除印度等少数文化，缔结婚约时，总是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输送财物，而非向女方本人。

整体上，无论农耕社会还是游牧社会，婚姻的聘礼总是偏向实用性，农业社会是粮食和纺织品，游牧社会是牛羊马匹或骆驼。

越是富裕的家庭或社会，聘礼清单上的物品偏离实用功能的物品越多，譬如黄金和贵重装饰品这类物品都是财富的符号。在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担萝卜就能娶回一个新娘，新娘的价值倒退回了穴居时代。

然而，如果男女双方在婚前就已情投意合，他们互相赠送的礼物才能更代表爱情本身。

虽然兰花花给放羊的情哥哥送的手帕、汗巾依然带有强烈的实用性特征，但亲手做就，并特意绣上各种花纹图案——不具备兑换的高附加值，才象征了爱情的非物质性特征。

文化人送给情人的礼物更有脱离实用性的特征。譬如给爱人献一首诗，谱写一首曲子，绘一幅画、绣一朵花或者以某些离奇的举动展示其浓浓的爱意。总之，比较东西方爱情故事，不难发现人类表达爱情时互送的礼物，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一、礼物是直接送给对方的；二、倾向于偏离实用性而强化其精神性；三、可兑换性很低，并且，如果成本越高而兑换性越低，其价值越高；四、必须是送礼一方的劳动，最好是抽象劳动（这条很重要，“文革”时代结婚时互送的红宝书，具备了前三个特征）。对于能接受到这些礼物的多情女子来说，这些礼物的价值，远远高于获得她父母首肯的另外一个富裕家庭的聘礼。爱情的确是无价的，不能用财富来衡量的，至少在结婚前是如此。

只是，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浪漫的行吟诗人、四处游荡的文人才子、头脑发热的骑士，只是极少数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其稀少和罕见，在东西方，各种流传的爱情故事，都是由他们写就的，奠定了爱情表达的基本技术套路。

在金钱没有污染大学校园爱情的浪漫年代，中国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手段，基本没有超出诗人、骑士、才子与兰花花和王五构成的技术区间。

工业革命让人类拥有了爱情的机会和权利。大家庭模式解体，每个民族的包办制婚姻都因此动摇瓦解，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自由，爱情在每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前呼唤，而闪闪发光的钻石，也在正前方不远处等待着。

婚姻保证金与订婚标配

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才是爱情存在的广泛土壤。

即使在“二战”前的西方，女性婚后相夫教子的婚姻规则，也依然决定了女性在婚后处于从属地位。与农耕社会不同，缔结婚约时，男方向女方家庭大笔输送彩礼的习俗，逐渐改为送给女方本人。

并非所有人都是浪漫诗人或艺术家。缔结婚约时表达诚意的最好方式，是实用性价值低但却贵重的黄金、宝石之类装饰品。而戒指从来都在西方的婚姻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11世纪末 12世纪初的夏尔特尔主教，通过对以往有关文献的整理，提出合法婚姻的缔结，除了双方同意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公开发誓、婚姻聘礼与陪嫁、交换结婚戒指、牧师祝福。

如果是贵重的钻石戒指，那自然是更好的信物。而钻石戒指之所以成为爱情的信物，被认为是 1888年组建后的、控制了全球钻石产销的戴比尔斯公司的伟大营销成果——它让物理特性稳定的钻石成了爱情的象征。

钻石价格走势图

不过，要让钻戒成为订婚的标配，单纯靠营销因素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美国乔治梅森大学长期从事与家庭相关法律研究的教授玛格丽特，对钻石戒指成为订婚标配的历史源流，梳理出一条独特线索。

她以美国为例，发现钻石戒指的销量变化，与相关婚姻法律和性观念变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193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先立法废除了解除婚约的诉讼，它很快成为一个潮流，到 1945年，美国 16个州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今天即便在还未废除解除婚约诉讼的州，相关诉讼也已经名存实亡。

这项制度的存废带来的变化是：此前婚约被视为一种正式的契约合同——如果未婚夫毁约，准新娘可以将他告上法庭，并索要赔偿。

男方不仅要赔付女方为准备婚礼付出的实际成本，还可能支付悔婚所造成的精神损失。

受清教徒文化影响，当时美国人的性观念极为保守，不认可婚姻外的性行为。但年轻人缔结婚约后，很可能会发生性关系，如果男方悔婚，女方会因为不再是处女，名誉遭到毁灭性打击，是日后婚姻和终身声誉的严重威胁。

玛格丽特怀疑，正是在此背景下，寻求婚姻安全感的女性将目光投向了钻石戒指——这是一笔昂贵的押金，它会大大增加准新郎的悔婚成本。

这项研究中，玛格丽特将包括戴比尔斯公司的大规模营销等诸多因素也包含进来，设计了尽可能多的变量，分别评估它们与钻石销量之间的相关性。

这些变量包括：价格、广告量、废除解除婚约诉讼的州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二战期间的投资额以及适婚年龄人口比例。

研究结果显示，废除解除婚约诉讼是影响钻戒销量的最大因素。当法律不再是向“负心汉”讨说法的工具之时，钻戒成了女性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的来源。

而戴比尔斯公司的营销攻势，恰巧撞上了法律修改后为社会习惯留下的重构空间，拿下了订婚仪式所要求的奢侈品市场。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性解放，处女情结已成过往，被悔婚的女性也不会太多“贬值”。

1965年至 1980年期间，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持续上涨，但钻戒需求竟然开始下降。为此，戴比尔斯公司不得不调整策略： 20世纪 80年代，钻戒之外的钻石首饰大量出现在广告当中。从 1980年起，钻戒的销量从未超过钻石首饰总销售量的 20%。

是的，戒指依然是爱情与婚姻的象征，但未必一定是钻戒。而在只同居不结婚比例奇高的北欧国家，甚至戒指的地位都不复以往。

钻石不需要价值？ 

1982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是否尝试出售一颗钻石”的长文，详细分析了戴比尔斯公司在全球的钻石营销策略。它粉碎了一个神话，认为钻石并不保值，甚至无法兑换。

其实，无需此文，就能发现钻石根本无法保值——一件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加工，却几乎永远不会被损伤的物品，必然无法长期维持高价。

虽然黄金也是抽象的财富符号，但黄金可随意熔铸再加工，钻石一旦加工成形就永远无法再改变其外在特征。

除了炫耀功能，钻石只有些微的工业价值。可以说，钻石是迄今为止价格与实用性背离最远的东西，它与同具这一特征的文物、艺术品不同，不识字的人也会喜欢这些闪闪发亮的东西，比起玉石、玛瑙，因为它来自文化先进的西方，它具有全球认可性。

必须感谢戴比尔斯公司日复一日的全球营销，像脑白金“送礼只送脑白金”一样，省却了无数人送礼的心思——如果你不是一个诗人、艺术家或满脑子奇怪创意的人，只是一个普通人，为打动爱人芳心，还有什么比送钻戒更省事的办法呢？

所以，在今天男女已经高度平等，早已不需要各种形式的婚姻保证金的中国，钻戒作为一种普世文化的象征被广泛接受。

不要因为你在网上看到了《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的翻译稿，就向她们介绍钻石不保值，甚至难于兑换，其实这无所谓，钻石只需要被认为是高价值的符号就可以了。

理想的爱情信物本来就该如此，如果有良好的变现特征，它就离钱太近，而谈钱总是伤感情的。准新娘们也不傻，万一谈崩了，钻戒可以退，彩礼坚决不退，中国近年大量的悔婚案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大家都清楚，钻戒其实就是一种石头做的“脑白金”，它除了象征性，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人类才第一次在表达爱情时，比起雄性螳螂送蝗虫，要高贵了一些。

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