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爱别离 / 谈笑静主编.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86-4730-2

Ⅰ. ①我... Ⅱ. ①谈...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2695号

我们·爱别离

主编：谈笑静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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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别离

谈笑静 主编

中信出版社

爱别离

所有的别离里面最大的别离，是死别。所有的爱里面最大的爱，是示予实相。

第一次听说“死”，是在七岁那年的一个夜半。在睡眼惺忪中被父亲摇醒，他对我说“你外公死了”。“什么是死了？”我问，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匆忙把我带往医院。外公一向身体健康，却死于毫无征兆的心肌梗死。所有人都还在不知所措地哭着，我说我要进去那里看看，那里，是殓房。我被带到外公遗体的旁边，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跟睡着没什么两样。但很快我就被带走了，我那时候想，死，就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不是人人都相信自己会死的，是在我十九岁的那年夏天。那一年八十三岁的祖父因为肺水肿而住院多时，所有人都知道无法为他施行手术——除了他自己——他再也不会好起来了。祖父的一生，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每一次他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而在真正要离开的那一刻，他却矢口否认。祖父的遗体告别仪式前，我要求亲手为他的遗容化妆，用的是我自己的化妆品，很不专业，很难上色。化完妆我对祖父说：“阿爷，这次是真的了。”

懵然不知、措手不及，或者拒绝接受、极力否认，也许是我们对待死亡最常见的两种方式。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关于死亡的消息我们已经无法选择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甚至，因为资讯的过分发达，关于死亡的消息已经频繁得让人觉得平淡和木然。那么，在过分的抗拒与漫不经心之间，我们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恰当的情绪去对待死亡呢？我们能有多大的意愿和多大的幸运，去发现死亡带给我们的珍贵启思呢？我们有没有可能以一种清醒的觉知，站在与死亡并肩的角度，对生命表达出一种温暖的敬意呢？

《我们》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寻找那些在对待死亡时，能够不冷漠、也不惊惧，不侥幸、也不惶然的普通人，在这一期的《爱别离》里，你会发现他们在印度，在中国的西藏，在你我身旁，他们是失去孩子的母亲，是怀念父亲的女儿，他们是小狗的主人，是大学的老师，他们是身患恶疾的病人，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是独行大地的学者，是研究天体的占星师。他们不是得道高人，也不是莽夫烈士，他们用自己平凡的生命对视死亡，又通过死亡透视生命。而在这本书之外，他们，也许就是我们自己。

所有的别离里面最大的别离，是死别。所有的爱里面最大的爱，是示予实相。愿我们在面对无常这一生命实相之时，并非只以沉默、以叹息，而是以慈悲、以智慧、以爱。

谈笑静

微博：@扎西拉姆·多多

出品人：陈坤

出版人：张国辰

总编辑：谈笑静

执行主编：王抒今

本期主笔：秋微 东东枪 宗萨原人

视觉传达：陈骐

编辑：季思聪 倪倩

策划编辑：李静媛 肖诗雅

责任编辑：任培培

营销编辑：郭苗苗 范钦儒

contributors

扎西拉姆·多多
莲子清如许

原名谈笑静，汉族，1978年生。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医学博士。莲子在网上很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她的另一重身份——“莲子的小铺”手工坊的“掌柜”，她精心手工制作的香包、药枕等受到大家各种追捧和喜爱。作为医生，莲子的一言一行充满了浓浓的医学人文关怀精神。微博:@ 莲子清如许

唐恬
刘钊

音乐人，词作家，代表作 《如果爱下去》《笔记》。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其后留任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医师，现为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主治医师，负责中西医结合诊疗、教学、科研工作。传统文化学者，业余在十余家媒体兼任医学科普类节目撰稿人及主讲人。

王艾
车车

版权经理人。从业十年，不是忙着满世界找好书，就是忙着倒腾Kindle这件事儿。就着各种风景，边走边读，特别满足。
本名向原，自我观察者。

薛涛涛
秋微

前媒体人，如今是名自由写作者。
作家，编剧，主持人。热爱说话，沉溺写字，为能够以此两样为职业而心存感激。曾出版 《懒得哭》《流言流年》《狗脸岁月》等作品；曾主持《城市日记》《今晚聊什么》《相约东南》等电台及电视节目；曾担任大型景观剧《红楼梦》编剧。

鲍尔吉·原野
徐宁

蒙古人，作家。出版《原野文库》等著作48部，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课本，读者遍及海内外。
资深媒体人，文化艺术传播专家。他从IT记者开始，以大量的人物观察和对话作为写作的基石，在过去十年采访过数百位明星、名流、商界领袖、艺术家以及普通人。徐宁从2013年开始，进行一个独立采访项目——以男性艺术为视角，展现这个时代男性的性、欲望与焦虑，展现互联网时代下男性仅存的“脆弱与敏感”。

小总
杨鉴

家居撰稿人，家品自由买手，前新闻编辑。一生的追求是活得不像部电影。坚信每一个明天的剧本都是一个个昨天写出来的，所以，敬重过往，莫愁去向。
西北大学中文系、华盛顿州立大学艺术系MFA毕业，主攻摄影，现居北京，从事纪录片和电影拍摄工作。欢迎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合作，DO SOMETHING COOL AND FUN（做一些很酷和有趣的事儿）。

王菁瑛
宗萨原人

热爱电影、旅行、音乐的台湾姑娘，曾担任凤凰卫视主持人，澳洲麦格理投资银行副总裁。多年来，探索心灵和世界，脚步从未停歇。
80后台湾人。十二年前，当第一代数码相机刚上市不久，便前无古人地创办了以喇嘛在台生活报道题材的《喇嘛百宝箱》电子报（2007年改为博客至今），2003年因为在台湾听了一位藏人讲述其父亲在家乡重建寺院与社区文化的故事后深受感动，隔年索性跟随他回德格麦宿家乡开始学习藏文化，2010年将这些经验结集，在台出版《幸福的雪域宅男》（简体版为《我的雪域原味生活》），目前除了在当地继续学习与服务之外，也兼任宗萨藏艺通手工艺品牌“子乌”的美术顾问，磨刀十年，开始以雪域精神来推广有益于都市人的正能量。

周毅
周裕隆

心理占星咨询师、讲师。太阳摩羯座，月亮水瓶座。天生敏感脆弱，爱思考人生，总在融入主流与质疑主流中挣扎。2007年9月，流年土星合相本命星盘上升点起，透过心理占星学、心理咨询、身心疗愈、戏剧表演等课程的学习与实修，不断在激荡的自我情绪中练习安住。
2000年就职于奥美广告公司。2002年创立DTMPHOTO摄影公司。常年与国际4A广告公司合作，致力于全球各尖端品牌的广告执行工作。现为自由艺术家，摄影师。工作生活于北京。官方网站：www.dtmphoto.com

东东枪
陆晓娅

文字创意工作者，各种爱好者。曾出版文字作品若干，编导舞台剧一部。
脚步由新闻圈而至心理圈、公益圈，热爱阅读、写作、电影、游泳和荒野，近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公共选修课。

以神之名告别

“Ram Naam Satya Hai, Ram Naam Satya Hai, Ram Naam Satya Hai……”

Text_扎西拉姆·多多

Photography_Martin Dudek扎西拉姆·多多

“Ram Naam Satya Hai, Ram Naam Satya Hai, Ram Naam Satya Hai……”

又一阵念诵咒语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由远及近。很快，那四个人就要经过我的身边了吧，我往做鸡蛋灌饼的手推车边上靠了靠，给他们的队伍让出一点空间来，双眼却依然盯着正在厚铁板上煎得嗞嗞作响、开始飘香的饼子，嘴里轻念了一句“嗡玛尼呗咪吽”。一个念头迸出：在加尔各答满大街都是鸡蛋灌饼店，为什么到了瓦拉纳西就只有这一家呢？在印度，他们管这叫Egg roll（蛋卷）。

当老板开始要往饼子上打鸡蛋的时候，我想提醒他，加两个蛋！可那一群人已经来到近前，高声的咒语盖过了我的喊话。“这么晚来，他们该忙个通宵没法睡了。”我心里嘀咕着。那是一个送葬的队伍。我看了一眼那四个人肩上扛着的竹梯，竹梯上的死者盖着白布，是位男子。如果是女子，就会是红布或黄布。我接过鸡蛋灌饼，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起往旅馆的方向走去。

这次来瓦拉纳西，我住在从未住过的Harishchandra Ghat。Ghat是码头的意思，Harishchandra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连发音都发不准。要从外面回旅馆，我就跟三轮车夫说：“去第二个火葬场。”旅馆就在这个露天火葬场的上方，我的阳台除了可以看到绝美的恒河日出，应该还可以高价出租给想要偷拍恒河葬礼的西方人。我对我选的旅馆很满意：离恒河边够近，洗澡的热水够热，Wi-Fi够快，价钱够合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够安静——每一天都有人死，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死，每一分钟都有人死，不分白天黑夜。

印度教徒亡故后，他的家人会首先在死者的遗体上涂上蜜糖、乳酪、黄油、檀香油、玫瑰油、莲花油、茉莉花油，（为什么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会冒出“好像很好吃的样子”这种奇怪的想法？）然后口诵咒语，给遗体做全身的按摩，为的是打开身体里的七个脉轮。之后就会为死者穿上白衣，再在白衣之上覆盖各种彩衣，有橘色、红色、金色等。然后还要制作一副类似担架的竹梯，将遗体放在竹梯之上，由四个男性家庭成员抬着，徒步送往恒河火葬场。遗体并不会在家里久留，即使是在深夜也不会等到天亮再举行火葬。火葬场，也许是瓦拉纳西唯一24小时营业的场所了。

葬礼本身并不会很喧闹。女性家庭成员不允许参加葬礼，因为哭声会影响死者的解脱，灵魂无法安息，也因为殉葬制度已经被印度法律所禁止，寡妇们不再需要在丈夫火化时跃入火中——以湿婆[1]妻子的名义，这种仪式叫作“沙蒂之礼”。所以在葬礼上你不会听到有人哭喊，连呻吟、叹息都不会有，你能听到的只是搬动木头的声音，和不知道是木头还是骨头被烧得啪啪作响的碎裂声。此起彼伏的，只是到达火葬场之前，运送遗体时，送葬人不断高喊的那一句咒语“Ram Naam Satya Hai”。“Ram”是“神”的意思，“Naam”是“名字”的意思，“Satya”是“真理”的意思。整句咒语的意思就是：神之名即真理。

白天的时候，火葬场旁边的一个水塔下，是男人们聚众打扑克牌的地方，穆纳先生总是蹲在那里观战，但他从不参与赌博，因为他需要随时关注着有没有满脸迷茫与讶异的游客经过，然后跳起来、凑过去、主动握手，跟他们说：“你好，我叫穆纳，我是这个火葬场的负责人，你想了解印度的葬礼吗？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只有我们这个种姓可以从事火化的工作，我们是很低很低的种姓，甚至不允许跟别人握手……”穆纳先生只跟我套过一次近乎，当我告诉他，瓦拉纳西我来过五次以上，而且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他便把我剔除出“人傻钱多”的名单了。我更喜欢跟那个住在火葬场、几近赤裸、身上永远涂灰的苦行僧聊天，因为语言不通，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有时候他还会请我吃他做的硬面团——面粉揉成乒乓球大小，直接放在炭火上，烤熟就吃。但有的时候他抽完大麻也不爱搭理我，我就一个人转过身去看火。

“薪火相传”这个词，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具象的表现：火化用的火种，据说就是湿婆大神火化他妻子的那一团火，火种被日夜守护着，守了三千五百年。我无法想象，如果这团圣火熄灭了，将会熄灭多少人关于解脱的希望，葬送多少个家庭的安详。不要嘲笑任何人的心理寄托，你其实无法证明，此生的财富与名利，跟死后的天堂，哪一个更虚妄。

只有五种人不需要担心圣火断灭，不需要被圣火的炙烤所净化：萨度[2]，十二岁以下的孩童，孕妇，麻风病人，和被蛇咬死的人。过去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人不能火葬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不祥瑞或者污秽。了解到真实的原因后，我那被世俗常识、逻辑所长期训练的思维模式，再次被撼动与颠覆，印度人就是有这种神奇的能耐！原来这五种人不是不能火化，而是不需要再通过火化的方式被净化：萨度是出家的圣人，已经得到了净化；孩童还来不及造罪，是无辜者；孕妇不火化是因为她孕育着无罪的婴儿，婴儿不用火化所以母亲也就不能火化；麻风病人不火化是因为，麻风病者都受着女神的眷顾；被蛇咬死的人则是受到了湿婆的加持，湿婆的项链就是一条眼镜蛇。这五种人的遗体，会直接绑上巨大的石块，沉入恒河的深处。这到底是一种超级无敌的乐观，还是只有在痛苦的最深处才能迸发出来的转化力量？印度人总是可以把最悲惨的遭遇解读成神的慈恩，然后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除了这五种“幸运者”之外，圣火与恒河是人们最后的希冀与指望，人间的苦与伤、罪与罚，都可以在这火炼水浸之中得到化解与原谅。

而在点火彻底告别这副肉身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亡者被送到恒河边之后，会先浸泡在河水里，那是进入极乐世界之前最后的净化。这一次他再也不能自己拾级而下了，不能慢慢走到河水齐腰深的地方，用锡罐盛水自头顶淋下，也不能屏息潜入水中，一次，两次，三次，然后默念咒语：“Kashyam maranam muktih”——死在加西[3]是种解脱。今天，被默念一生的咒语，起效了，他正僵直地平躺在加西的怀里，身上被恒河水浸湿，口中，也被倒入恒河水，耳边，也许正响起湿婆俯身低吟于他的救世真言。随后他会被安放在已经整齐码好的木柴之上，虽然不是高阶婆罗门与巨富者使用的每公斤大约九千卢比的檀香木，但最起码，他不用像赤贫者一样。听说在印度也有很多慈善机构或善心者，他们会专门捐资为贫困者购买死后火化的木柴，而这不仅仅是对他人尊严的敬重，也是对自己信仰的遵奉。

现在，他还需要再躺上一会儿，因为他的儿子——必须是长子——正在河边剃除须发，准备换上白色的裙袍，然后到供奉、守护着湿婆圣火的神庙，接引火种。如果死者是一名母亲，为她点火的则会是次子，如果是一名年轻妻子，那么丈夫将送她最后一程。

当一切准备停当，长子会手持火种，绕遗体五圈，代表组成人体的五大元素——地、水、火、风、空，重新融入自然，肉身回归大化。记得我曾经问过生活在瓦拉纳西的一位校长先生：“对印度人来说，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本只是想形而上地向他讨教一下印度人的生死观，他却回答我：“哦，死亡！死亡的时候土元素会首先开始分解、消融，融入水元素，你会觉得很重，非常重；然后水元素开始分解、消融进入火元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干、很渴；然后火元素开始分解消融，进入风元素，火元素消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冷；最后风元素融入意识……”

我禁不住打断他：“等一下，您说的这是死亡的科学过程？”

他耸耸肩：“科学家怎么认为的我不清楚，但印度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问：“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原理？”

校长先生说：“当然，从小到大，街头巷尾，每个神话传说都是这么教的。”

我狐疑：“那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呢？他们也信这个？”

校长先生瞪大了眼睛：“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也得有个信仰吧！”

其实我也愿意相信，相信即便是这脆弱而无常的肉身也从未消失，它只是回归了本真，从火里来的回到火里，从水里来的回到水里，从风里来的回到风里……那些我爱着的故人，也许摇身化作青桃红杏？芳草碧云？每次风生水起，每次雨雪交际，会不会，是你？

不留恋，是不是因为从未分离？就像恒河边那最后决绝的一泼——

大火燃烧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渐渐微弱，只剩下残烟与幽微的余火。接下来，点火人还要用小陶罐装上恒河水，将灰烬浇灭。如此几回往还，直到最后一次往炭火中泼水时，点火人要背对着骨灰与炭火，将盛在陶罐里的恒河水，从自己的左肩向身后泼去，然后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开。无论心中有多大的不舍，多深的哀伤，这个时候都不能回头，否则逝者的灵魂将无法获得自由而变成鬼魅飘荡在人间。只有彻底地放下，才能给予对方最大的解脱，人间的爱别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这样的送别仪式，每天会在恒河边上演几百场，有条不紊，静默淡然，绝不会打乱旁边洗衣场上，洗衣工挥动着臂膀将衣物一下一下甩在石板上的节奏；也不会影响另外一边的浴场里人们沐浴、祷告、嬉水的心情；僧侣、掮客、游人、商贩穿梭自如，各行其道、各取所需。死亡，对这里的人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终点还是起点？是毁灭还是休息？是深苦还是极乐？又或者淡定只是因为冷漠？

Dr. Kamalesh Datta Tripathi

在瓦拉纳西的Assi Ghat（阿西河坛），有一家正宗的传统炉火比萨店，我把我的朋友，墨西哥人Kedar（凯达尔）和他的意大利妻子Rubi（露比）请到这里。他们居住在瓦拉纳西已经十年，是在印度做学术研究的梵文学者，Kedar研究的是印度教的圣地，Rubi的课题则是印度女神。我用一个十二寸比萨，试图交换他们对印度人死亡观的看法。Kedar却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Dr. Kamalesh Datta Tripathi。这位老学者，曾经是贝拿勒斯印度大学[4]的哲学教授，至今仍是该校的终身荣誉教授；同时他也是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的首席学者，在过去二十年间常在东亚与西欧各国做交流访问。Kedar告诉我，这位老先生就深居在瓦拉纳西城中，我应该跟他谈一谈。

找到Dr. Kamalesh Datta Tripathi并不难，他的办公室设置在一栋简朴雅致的小花园洋房里，只要他在，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子，会不时前来与老先生探讨各种问题，请求给予指导。老先生说，他希望做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人们了解印度的其中一个管道。所以当我贸然前来，直截了当地问他：“在恒河边，我看到葬礼与婚礼可以同时举行，我看到生与死可以并肩而坐，是不是在印度人看来，死亡一点也不可怕呢？”老先生丝毫不介意我的唐突，微笑着用仿佛讲述一部家书的语速和风度，向我娓娓道来——

死亡可怖的一面，亦为印度人所经历与理解，并不是对他们来说死亡就不那么可怕与令人惊惧。而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一挑战，首先他们了解生命的价值——这一世俗的存在并非不重要，人们对现世生命并没有抱持任何否定的态度，不，他们欢庆生命。人们非常了解生命的价值，生死相违，在生与死的对抗之中，哪怕只剩一口气，人们也要赢得一口气的战役。

然而，就像印度伟大的诗人迦梨陀婆所写到的：“死亡即自然。”他赋予了生命极高的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深的诘问：“生命何以如此尊贵？”在另一部史诗之中，迦梨陀婆又写道：“生命的终极目的、终极价值乃是实现生命中的德行、灵性内质，而终极的不朽就是‘MOKSA’（解脱）。”

因而，此生的价值并非仅仅在于享乐。当然，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一个生命阶段，享乐、追求生活的安适，甚至是狂欢式的生活，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在印度的传统文化之中并没有禁欲主义，而性也从来不是禁忌之事，无论是有性的生活还是无性的生活，都各有其作用、目的与重要性，都各有其价值。不过，生命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求感官欲乐，在此之外应有所超越，即灵性的认知——既然肉身之死是无可避免之事，我们就必须学会战胜这份恐惧，无惧无畏地面对它。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最大的怖畏就是死亡之怖，那份恐惧始终在那里，无法否认。但我们却不应该被其完全淹没，相反，我们要面对它，平静地面对它。这种精神，为《薄伽梵歌》[5]所教导。在《薄伽梵歌》的第一章，在俱卢之野大战之际，当阿朱纳王子看到双方阵营中都是自己的至爱亲朋时，面对生命中的执着他感到心灰意冷，并拒绝战斗，由此主克里希纳道出许多关于生命的意义与宇宙的奥秘。可见《薄伽梵歌》并非崇尚死亡与毁灭，相反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疑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死亡？”既然死亡无可避免，终将发生，我们就要学会战胜执着，以及由执着所带来的痛苦。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就在《薄伽梵歌》之内，而这样的观点在印度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千禧年以来，各种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无法保持四五千年来的原貌。但与此同时，有一些观念始终还在延续着，这种延续存在于印度的民众之中。我说的不是那些近年才在印度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中产阶级，虽不是全部，但这个阶层中的部分人显然已经远离印度传统，而更多地为时下的价值观所影响，所以他们的观点、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在这里谈的不是他们，不是那些鼓吹现代、后现代价值观的权势阶层。当我说“印度人”，我指的是印度的普罗大众，在他们的心里，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传统观念。

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逝去是生命中最大的不测和意外，然而即使在惊诧与悲痛的中央，人们仍然能觉知到一点：既然死亡无可避免，我就要平静地面对它。就是这种态度赋予了人们力量，由生而来，走向死亡。就好像你在恒河火葬场所能看到的——人们来来往往，那里有悲伤，有痛苦，但同时也有着祭礼，祭礼的意义就在于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在伦理上、道德上，人们接受了一个很强的信念：相信死后的生命，相信肉身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终结，相信存在生命的轮回。转世再生的观念不仅仅是印度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更给予人们以勇气去面对内心最深层次的信仰，去叩问：如果死亡不是我的终点，那么我是谁？谁在感受，谁在觉知，谁在意识？

意识之心是永恒的，我们舍弃的是肉身，这只是物质上的终点，却不是心识的终点。心识从无始以来就存在，并将继续永恒存在，与此同时，肉身在轮回，但根本上来说，我们必须最终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印度的轮回观。这也同时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有道德观念——假如死亡就是结束，假如我仅仅拥有这一副肉身，死后我将不再存在，那我为什么还要有所敬畏？我应该可以为所欲为，犯下各种罪行，为什么我要听从戒律，那些所谓的神圣诫命？你说那是神所制定的戒律，可是神在哪里呢？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为什么？我只是在及时行乐，这也是人性之一，那我就应该无所不为，只要我不被抓到，不会受到惩罚，我就可以做任何事，为什么不呢？

所以相信轮回也教会了人们：你所做的一切，终将要自己承担后果，不在今生就在来世。绝对不会是你犯下的错，却让他人替你承受苦果。你的一切所为，是善是恶，都要自己面对，自己承受。这就是印度伦理、道德观的主要特点。因为还有未来的生命，所以你要为你的来世做准备，假如你此生失败了，你还可以寄望于来生。而此生我所经历的，也许是因为过去生我的作为所导致的，我只是在承受其结果，即使不在今生承受，也必将来生承受。这样的观念在印度根深蒂固，也许很难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理解。不过相信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无论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他们都能够理解，这不是由印度教所独占的财富，事实上这是由佛教、吠陀、耆那教以及整个印度传统所共享的智慧。也正因为如此，它教会人们，在死亡面前，要有一种无畏。

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一听《往世书》[6]中的故事，会发现轮回思想就是这样以一个个神话、传说、隐喻所教授着，这些影响渗透到信仰中，渗透到印度老百姓的心中。你在恒河火葬场所看到的一幕，也许就是这种信仰与认知所影响的结果。你的问题也是很多西方人常常问到的，对于他们来说，露天火葬场的可怕景象是他们所难以理解、无法想象的。可一旦你了解到这背后的原因，背后的伦理、道德的基础，就不难明白人们对死亡何以表现出这样一种淡然的态度。但我要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对生命的悲观，绝对不是，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

这座城市被称为湿婆之城，传说是由湿婆所建造的。湿婆具有两个面：其一，可怖的一面，因为他代表了死亡与毁灭，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火葬场就在那里，相传这些火葬场是由湿婆亲手所建，他是死亡之神。其二，他又是吉祥的，并不可怕亦不骇人，他代表着昌盛与吉祥，任何吉祥之事，我们生命里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来自于湿婆。湿婆（又译作“希瓦”）这个词本身就有仁慈的意思。这就是“湿婆”所隐含的喻义。

湿婆是这个城市的主神。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在这个城市里有很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在恒河的岸边，弥漫着一种毫不在乎、无忧无虑，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的欢愉。你会发现这是在恒河边随处可见的状态。人们在那里沐浴、洗衣，将自己完全沉入恒河、祈祷，仿佛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担忧，这就是湿婆的境界，这是加西子民的特征。谁是这个古老城市里土生土长的子民，你会一眼就认出来，而那些新搬来的人，也许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发展出这种状态。就好像在中国，在一些古老的城市，以及在日本京都也是。我也发现了人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当我在京都的佛教寺庙中，我看到人们点灯，礼拜，合十祈祷，我觉得自己仿佛又身处瓦拉纳西，那种虔诚是如此的相像。

在瓦拉纳西，你可以在一切纷繁的变化之中瞥见传统的延续，瞥见一种独特的智慧：深知并非一切都是善好的，而能够接受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的共存，这就是智慧。

多么富有启发的一个下午，也许正因为瓦拉纳西是瓦拉纳西，所以总能在市井巷陌间遇见哲人，他可能是一名哲学教授，也可能是冥想的僧侣，也可能是买奶茶的老先生，更可能只是一名低种姓的入殓师，能否与他们相遇、对谈、被触动与被开启，全看你是否拥有对生命全然开放的态度，是否能够放下自己固有的意识束缚。

Kamalesh Datta Tripathi先生的一席话，解惑且宽心，是这一次瓦拉纳西之行最好的注脚——死亡，是一位与我们有约在先而且绝不爽约的客人。而灵性的生命，是永恒的主人。无论我们各自信仰什么，让生命的成色淳厚而丰盈，令生命的场域宽广而深邃，才是最好的待客之道。

[1] 湿婆(Shiva)，印度教三大神之一 —— 毁灭之神，前身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的生殖之神“兽主”和吠陀风暴之神鲁陀罗，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双重性格。

[2] 萨度（Sadhu），印度教圣人，苦行僧。

[3]加西，圣城瓦拉纳西的别称，意为"神光照耀的地方"。

[4]贝拿勒斯是瓦拉纳西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名字，这所创建于那个时期的大学也就使用了这个名字。

[5]《薄伽梵歌》：印度教圣经之一，为古今印度社会中家喻户晓的梵文宗教诗。

[6]往世书是一类古印度文献的总称。这类文献覆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宇宙论、神谱、帝王世系和宗教活动。它们通常为诗歌体，以问答的形式写成；其基本内容经常是不同人物联系起来的一些故事。

一个医生面对的生死

Text_莲子清如许

我所在的神经内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当年大学毕业分来这里觉得专家个个都是牛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慢慢地在临床上轮转，当住院医师，我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寻求最终诊断的人，专家们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甚至超过国外（因为中国人多，病种多，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但是这仅仅是诊断，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有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里能治疗的估计也是三分之一，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但由于疑难杂症多，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而难以建立个体化治疗，所以有着所谓“重诊断轻治疗”的行业传统，治疗捉襟见肘。我时常胡思乱想：号称科学先进的现代医学就是这样治病救人的吗？

我永远记得那年我当住院医师轮转内科时遇到的那个三十岁的晚期女肺癌患者，她的胸廓变形了，头上有两处颅骨癌细胞转移，包着白纱布，像“小龙人”。她整整三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只能抱着枕头端坐着或眯眼打盹儿。她那位可敬的爱人同志，没日没夜地守着她。我值班的那天，她爱人来找我，说她疼得厉害。我忙去看她，情况已经相当严重，血压全靠药物维持（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每日几乎不进食，整个人都浮肿了，是一种透明的白净，可以透过皮肤看见她孱弱的血管仍在顽强地搏动。我听了听她的肺，全是痰鸣音，她却没有一点儿力气咳出来，只能靠护士用仪器吸痰，但每吸一次都有一种像是要她命的痛苦。真正要命的肿瘤让她痛得神志不清，普通的止痛药已经无济于事，只能打杜冷丁，至此我才相信书上记载的癌性疼痛有多厉害。我给她打了一支，不是很管用，她仍疼得迷迷糊糊，我也不敢再打，不知如何是好。他爱人从冰箱里拿了支冰棍给她，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在这个寒冷的深夜，暖洋洋的病房，喂她一口一口的冰棍，她像个孩子一样，慢慢地吮吸着，食如甘饴。对她而言，每一次进食，每一次看见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种奇迹。我知道她每天都在消耗和维持着，直到那个早已料到却不愿面对的中午，抢救现场的气氛竟是一种无奈的平静，她爱人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媳妇快不行了，你们打车来吧……”电话那头的他已泣不成声，极度压抑悲伤的声音简直快让我窒息。那时她已经完全昏迷，脸肿得厉害，轻轻地喘息着，脸上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的“死气”。年资高的大夫还在进行临终抢救，大家都明白这对她和家人其实都是一种解脱，但我没法看完整个过程，也许是年资太低，工作时间还短，心里还留着一条缝——一条医生不该有的缝，我的整颗心都憋得很疼。她终于可以平躺在床上了，就这样她在这张趴了三个月却从未躺下的床上永远睡去了。这件事让我觉得异常沮丧，我尽我所能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和别人聊了半天以掩饰我这种不符合职业情感的心理，但结果却是更加郁闷。

工作了十年，见过各种死亡场面，感触很深。许多病人在急诊室去世时，身上被迫插着各种管子：输液器、胃管、导尿管、氧气管，甚至是气管插管。最后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真的是不忍目睹，这些管子既增加了临终者的痛苦，也增加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感。亲属急切地想要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命，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道德上的所谓“尽孝”。只进了NICU（神经系统重症监护室）三天，我就特别沮丧，每天都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来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医生的使命是什么，总在想：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

我们还治疗过一个七十二岁的女患者，脑肿瘤，高颅压，慢性脑疝形成。在神经内科我们只能用药降颅压，但是时间久了会导致肾衰，而根本的肿瘤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好转不了。所以当我们确诊之后想让家属尽快转科以便得到更有效的治疗，但是平时从来不出现的儿子、儿媳一听说要出院，就马上来跟我们交涉，似乎把老太太扔在病房，就等于上了保险，他们也就尽到了孝心，最后老爷子被这两对小夫妻弄得没了主意，也想赖在神经内科。其实转往神经外科，尽快手术，老太太获救的可能性更大，至少不是这样等死的状态。最后我把嘴皮子说破，他们终于同意转科，这样来回打太极又拖延了一周左右。我心气旺盛，恨不得抽那两个矫情的子女一大嘴巴子，这是为老太太好吗？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普通人对死亡的态度都是恐惧的，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死亡的含义。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面对死亡时该有的尊严，不能因为生者害怕死别，害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就强行要求医生盲目延长临终的时间。有希望获得治疗的，就应该拼尽全力去抢救，但是让患者感到痛苦却又丝毫没有意义的治疗，该放弃时还是要放弃。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抢救病人时抑制不住眼泪的通红双眼；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创抢救自己父亲的协议后，在地上“梆梆梆”磕的重重的响头；想起患者走后家属声嘶力竭地号啕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的场景；想起在无耻“医闹”后不让老爹及时入殓，反而盘算准备医护失误官司的子女……面对死亡，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在行医生涯中给我影响很深的还有我那英年早逝的大师兄。他身形魁梧，气宇非凡，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神经内科医生。不论是理解力、记忆力还是各种专业知识或者社科知识，他在众人中都数一数二，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优秀的神经科医生。他看病时，我们这些小字辈在旁观摩会觉得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从查体到诊断到治疗，从健康指导到心理疏导，既能让病人感到宽慰，也让我们对他的敬业精神肃然起敬；他给大家讲课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让我们觉得通俗易懂又幽默诙谐；他没出过一天国门，但用英文讲演时，英文地道和流畅的程度，让很多海归也觉汗颜。他在四十五岁时被查出患有肝癌，做了肝移植，一度还复出，悠闲地出门诊，他说自己是提前进入了耳顺阶段，并且在准备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我们探讨工作的目的时，他说，工作的低境界是为了生存，工作的高境界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而最高境界是没有欲求，工作就是工作。一年后得知他癌细胞再度扩散的消息时，他还发消息给我说不要担心，他这种类型的癌细胞扩散后的最高生存期是七个月，他要试试挑战纪录。他的这些短信我都舍不得删去，一直存在手机里。后来在八宝山，我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鲜花中，内心的悲恸久久无法克制。平静下来以后我想通了，生命的最后他应该没吃什么苦头，因为他爱人也是医生，放弃了一切有创抢救，师兄总算可以安静地走了，于是我在心中默默地说：“师兄，你先走一步，大家还会再见面。”

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

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该怎么去告别

Text_唐恬

住院前，医生说为了放疗必须把头发剪短。剪头发那天我特意叫了一个做视频的哥们儿来帮我拍纪录片。机器架好，美发店的气氛轰轰烈烈，镜头里的我笑中带泪。因为我都计划好了，电视里演化疗肯定会掉光头发，那么我要做一个关于“头发”的纪录片，讲的是我入院前把长发剪短，化疗后头发渐渐掉光，之后又生长回归的过程。拍摄可能要历时三年或者更长，主题是“新生”。我那哥们儿很仗义，拍着瘦弱的胸口说，只要你召唤，我立马扛机器出现，不管多少年。

“吃饭和生病，生和死，都是常事，我们能做的就是排着队，身在其中，不卑不亢，不急不缓。来，我受着，不来，我感恩。”

这个想法太酷了，我顿时觉得化疗都高大上了起来。可是，打完化疗针等着头发掉光光的我被医生告知：你打的是铂类药，不掉头发。这样啊，真叫人不开心啊，这样我的化疗就一点儿都不酷了。

不从坏的事情里找好玩儿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真的只有坏了。

入院不久，隔壁房住进来一位大叔，五十岁左右，江西人，是一枚生猛的土豪。我在放疗室门口碰见他，穿着长款黑色大衣，头发染成油亮的黑，精神十足地对我说：“小妹不要怕，要唱歌，要笑，晚上一起K歌去！”大叔平日爱聊天，老神神秘秘地要人猜他年纪，为的是得意扬扬地引出下一句：“我都快六十了找了个二十五岁的老婆，刚给我生了个儿子。”他自己来住院，没有陪护，我妈问：“那你吃饭谁照顾？”大叔手一挥，“有钱！叫饭店送！”一个月后再见他，已被放化疗彻底打趴下。人还是那个人，拍着胸口说老子有钱的生猛气场却被夺走了。我逗他说：“K歌去？”他摆摆手，给我看钱包里的照片，一个年轻姑娘抱着小婴儿。他说：“就是想儿子了，儿子刚满三个月。”按照时间来推的话，他查出病来时，刚刚老来得子。然后这个男人跟家人潇洒地挥挥手说，老子出国玩儿两个月，却只身赶赴北京治病。

隔壁床住着一位七十五岁的东北老太太，来陪护的是大儿子，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老太太瘦极了，体重不到六十斤，缩在被子里只有小小的一团。睡不着是她多年的老毛病，治疗后加剧，常整晚整晚地醒着，医生就给她开了安眠药。老太太不肯吃，也不肯说原因，就这样生扛了三天。实在扛不住了，忧心忡忡地决定吃药，半晌忽然一把拉着儿子的手嘱咐说：“你晚上要来看看我，你要喊我的名字。”那天夜里好几次，她在黑暗里睡下，又焦虑地起身，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儿子：“晚上要来看看我，你要喊我的名字。”儿子说 ：“妈你放心睡吧，我隔一会儿就去喊你一回，你放心睡吧。”原来睡不了，是怕醒不来。只有深怀恐惧的人类才看得到，夜晚是死神的白日，它拿着镰刀寸步不离，就在我们床边等着，等着把措手不及的人们带入无尽的黑夜。

2012年三月初春，北京下雪了。同病房唱豫剧的大姐告诉我这叫“三月桃花雪”。她说记得上一次雪下在桃花上的三月，二十岁的她登台唱戏，那时她还不是主角，台口催着快快快！她一急，里头穿着薄秋衣，外头挂着大戏服就上台了，冷得声音都在抖。当年那出戏叫《大祭桩》。正聊着，听到走廊里一声沉闷的哭，跑出去一看是另一个病房的家属。那女孩儿是我老乡，比我年纪小，陪着老公从湖南来住院。听说是主治医生劝他们放弃治疗回老家。哭声太悲痛了，其他家属就劝着别在这儿哭，一声声都是各家的眼泪，感同身受的人受不住，她就独自下楼了。我跟着下楼，远远地看着她，小小的一个人，穿着红色棉袄坐在大雪里。她呜咽一声，那团红战抖一下，像是一颗鲜活的心脏摔进冰天雪地里。我便是那一刻开始知晓，什么叫无能为力。

住院那段时间每天都在写微博，有个网友叫“走饭”，她说：我有抑郁症，决定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她讲得那么轻松，拜拜，我去死一死，然后结束掉生命。那会儿我正在放疗中渐渐失去味觉，看到这个消息心里委屈得要死：你不要，你给我好不好？世界上的事真是没道理，有人拼了命全力以赴的东西，有人却漫不经心地给扔了。

和我同期生病的还有女漫画家熊顿和美艳的“三爷”。我和熊顿差不多都是2012年4月出院，之后她出了一本漫画书，我休整几个月后也开始自己旅行。11月走到西安的时候听说了她忽然去世的消息。我站在钟鼓楼下抬头看青色的墙和天空，没有哭，开始一通暴走，一边流汗一边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走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忽然想到“三爷”——二十七岁漂亮的、得了白血病的“三爷”，突然心慌得要命，从那天起我绝望地知道有天也会接到她的坏消息，这想法让我恐惧极了，我停下给她发了条微信：“哭过之后使劲活下去！听到没?!”

我只知道“三爷”是温岭人，很辣的MM，常半夜在微博上晒美腿，大喊想谈恋爱睡男人。她最讨厌网友给她留言加油，为此专门花钱买了会员置顶了一条“此处禁止加油”。她化疗时因为白细胞很低，所以我把网友送我的野生灵芝快递给她。我们聊过几次，给过一些无能为力的鼓励。她是非常聪明剔透的姑娘，不想做骨髓移植，但不是差钱，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病，心里跟明镜似的。2014年初她在朋友圈里告知朋友自己时日无多，我说想去看她，她不见。现在想想，不见也好，见了她，她便化为实体，在我生命中真真实实地住过，那告别的痛会更加有血有肉。

这两年见了太多人太多事，每一个都称得上是平凡生活表面下的惊天动地。我困扰了很久，关于“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告别”。出院后我开始面对可怕的复查。健康的人很难想象每一次肩膀痛，咳嗽，头疼，这种小小病症都会被联想到复发转移，继而陷入大恐怖。我买了一些佛学的书，试图找到信仰，参透无常。朋友的离开和自身的恐惧交织成不能确定的明天的世界。2013年每一次复查前的夜晚，我都像被绑在椅子上，一双大手捂住我的嘴，头上悬着明晃晃的不知何时落下的刀。

为了找到答案，我开始行走，天南地北地听别人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人离开，有人相爱，可不管再悲苦亦有动人的篇章。我一路走一路哭哭笑笑，就这样发现有些课题根本没有答案。复查好似过山车，命运高高把我抛起，不知能否安然落地。可最后救了我的，其实也是复查。没有任何一种美好比我知道我平安活着更美好，为此我要走过大段黑暗。如果你根本无从应对突如其来的告别，那么就学着如何跟自己的恐惧相处。

我们之所以要修行上天给的课题，也许并不是要寻找答案，而是让这课题带领你跟命运达成共识。

现在一旦遇到糟糕的事，我便想，大不了去复查。复查是我独有的原地满血法宝。白纸黑字的检查报告成为救命灵符。只要还活着，天下无大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感谢这场疾病，让我从坏的事情里找到了好的东西。

接到这篇约稿时，主编告诉我主题是“生离死别”，主编大人说你应该有话要说。有什么话说呢？我想了很久。你知道吗？北京的大肿瘤医院任何时候都人满为患。走到大厅一看那么多人，哪个都不是小病，一个背影就是一个家庭的辛酸。我很少看到谁当众哭，在你前面排队的，等着拿报告的，人人都默默地走着流程，等着判决。生和死不是寻常的东西吗？这医院每一天每一个人最日常的事就是生离死别。最近一次复查，前面排核磁的两位大姐嘻嘻哈哈地聊天：你啥病？我肺癌。哟，我也是。你说今天怎么那么慢呢？我晚上还要回家做饭呢。吃饭和生病，生和死，都是常事，我们能做的就是排着队，身在其中，不卑不亢，不急不缓。来，我受着，不来，我感恩。

今天是2014年5月15日，写这篇稿的我刚去翻了下“三爷”的微博，忽然发现文字照片全部删除了，微信也删了号码。“三爷”是干净利落的“三爷”，我懂了，也没哭，哭哭啼啼对不住你的潇洒。

从困顿和绝望中走过，在失声痛哭后擦干眼泪的我，此刻的心安静又温柔。因为这便是我能想到的死亡的样子。它像湖水一样安宁，冷清，深不见底。如果它是我们最深的恐惧，那么最终，我们一定能最温柔地相处。唯有承认它，正视它，不妄想战胜它，才可与它比肩共存。

删得干干净净的“三爷”的微博留下一句签名“该怎么去告别”。原来这课题我们一同在修炼。所以，就用这句作全篇的名字吧，感谢你同行，愿你获得平静美好。

我看到一句话，献给你：

“那些你同样无法承受无法面对的懦弱和卑微，亦响亮。”

或许，我们可以活着离开

Text_刘钊

前些天，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喝酒。烛光摇曳，玻璃杯的撞击声之外，不时有几句男人的牢骚。酒吧有这样一个好处——一扇门便可以把世间的诸多烦恼隔绝在外面混沌的空气里；当然，还要剩下一点点，关在门里面，成为萍聚之人的佐酒谈资。我的一个朋友，斯文、腼腆、内向，在几杯酒下肚后，开始向我们盘点起他在公司的种种遭际，然而一番抱怨之后，他冷冷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告诉你们，自打生下来，我就没想过能活着离开……”

众人笑，然后沉默，似夜的悲凉。他这一句话是在逻辑学和文法学上都无懈可击的醉话。然而，酒后的豪迈并不廉价，因为它触动的是人心底最脆弱的心弦。

死亡，是我们不愿面对的前途，也是无法回避的宿命。生命是一条单行线，可长可短，但从出生到死亡，只有一个方向。人人生而为死，这句话恐怕不止是黑色幽默。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人类的一切恐惧，其实都来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有的人怕黑暗，有的人怕雷声，还有的人怕高、怕深水、怕老鼠、怕密集的斑点……其实，如此种种，都是因为人们在潜意识里把这些元素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对死亡保持着最深的忌讳。当年，孔子的学生子路向孔子请教有关死亡的问题，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挥一挥衣袖，说了句“未知生，焉知死”，把问题原封退了回去。“死”这个字太难说出口，所以中国人创造出了“崩”“薨”“殁”“卒”“捐馆”“填沟壑”等各式各样婉约的说辞，来掩饰渗透到骨髓的恐惧。这种回避，在另一部分古人身上，则像水中渐渐散开的涟漪，变相成为一种叫作洒脱的无奈。王羲之越醉越清醒，在酒后感慨“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一直知道人不可能真正地长生久视，只是在酒精溶解了灵魂的封印之后，才敢为现实的无助哭泣。

我是医生，是一个以治愈和挽留为职业的人。死亡是我每天要面对的事情。我也是凡人，一个食人间烟火的食客，所以和所有人一样，会有惧怕和无奈。记得刚上大一时，有一天，班上的一位同学生病了，我陪他去急诊。在他输液治疗的时候，不远处的抢救室外突然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过了一会儿，平车推着身覆白单的逝者从我面前经过，这是我第一次和素不相识的逝者距离如此之近。我站在输液室的门口，目送他远去，心中默念，愿他安息。我想，这大约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无论一个人生前做过什么，在他离去的时候，都应该被尊重。当家属们哭泣着离开之后，身边的人们继续熙来攘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忽然有点张皇失措，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感到不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变成一个看淡生死，最后淡到麻木得脱离了世俗情感的人。

在真正成为医生之后，我发现我多虑了。一幕幕的人间离合，只能更加丰富我的内心，震撼我的魂灵。在做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我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个患白血病的老太太。她的子女怕老人家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病情。但老人似乎早有察觉，每次查房，都要反复跟我们打听。我们受病人家属之托，实行中国式的保护性医疗，和她的子女保持了一致的说辞。每每见我的上级医生面对老太太的询问泰然自若地回答，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智太不成熟。老太太似乎也从我的不安中看出了什么，有一次，在我单独查房时，又向我问起了她的病情。我无法回答得那么流畅自如，老太太便不再为难我。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她其实什么都知道，又说了句类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世说新语·识鉴》）的话，还说“觉得我工作很认真，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只可惜她看不到我名医天下那一天”云云。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找了个借口，离开了病房。从那以后，我就常常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惑：人，究竟是不是该有知晓自己生命的终结的权利？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在现实的民俗中，这项权利往往难以实现。正是由于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导致了旁人把隐瞒当作了保护。虽然确实有一部分人承受不了真相的打击，然而，我们忘记，老人心中或许埋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愿和秘密，期待着能够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实现，如果让生命带着这样的遗憾离开，恐怕逝者和生者知道以后更加难以承受。所以，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如何进行病情告知，是一门充满了仁爱和责任的技巧，而对于全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跨越了情理法的善行。让人保有完整的尊严走完生命的旅程，而不是仅仅获得旁人的同情。也许，其中的冷暖，非要等我们看到自己的那一天时才能体味。

人逝去的时候心中总是有很多放心不下，尤其放心不下那些爱自己的人，怕他们因为思念而痛苦。我有一个病人，是不幸罹患白血病的小姑娘，开始来住院治疗时一直很坚强，但到后来病情加重后，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和看护她的妈妈争吵。这小姑娘家是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有时被女儿责骂之后，这位母亲会独自躲到楼道里落泪。我们医生护士都看不下去了，但母亲总是反过来安慰我们。几个月后的一天，女孩的病情恶化。抢救时，女孩拒绝治疗，她用最后的力气拔掉了输液器，咬住了氧气管，倔强地走了。她妈妈伏在她身上痛哭。后来，这位母亲来我们办公室跟我们道谢，她告诉我们，女儿前些天忽然问她：“妈妈，你有没有恨过我？”她才意识到，原来之前女儿故意气她，是为了让妈妈能多恨她一点，这样在自己死后，妈妈也许就不会那么想念她。我的上级大夫也是个母亲，有个三岁的女儿，听过之后，转过脸泪流满面。生命可以终结，但生命的印迹永远不会泯灭，它会变成一种叫作思念的病，传染给周围那些爱过的和被爱过的人。

生命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并不只是这一丝怀念的存在。北京的同仁医院，眼科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两个专业享誉世界。早先同仁医院有个老院长，叫张晓楼，他是中国眼科医学界的前辈大家。20世纪50年代，他和汤飞凡教授一起，冒着失明的危险，在自己的眼睛里接种导致沙眼的病原微生物，在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培养出沙眼衣原体。当他看到国内有大量的失明患者急需角膜的情况，就四下奔走，呼吁成立死后志愿捐献角膜的眼库。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同仁眼库最终成立，张晓楼教授第一个签名，宣示了身后捐献角膜的意愿。后来，在他辞世的第二天，他的眼球角膜，被移植给了北京顺义化肥厂和义利食品厂的两名工人，让他们重见光明。张晓楼老院长因此成为中国大陆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了捐献角膜遗愿的人。如今，不仅仅是眼角膜，各种实体器官的捐赠者也越来越多。在现实世界里，尽管这些人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生命在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他们依然活着，不仅是一部分躯体，还有他们的精神。还有一些没有直接器官捐赠条件的志愿者，在死后把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科研，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为更多人远离疾病和死亡奉上了最崇高的馈赠，他们的精神同样值得敬佩。

对死亡的恐惧，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和艺术，让生命的繁衍拥有更多的色彩和光芒。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增加，但我们和祖先一样，对生命延续的渴望永不衰减。其实，生命的延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肉体的方式，我们有了后代以后，我们的基因就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传递；另一种，则是通过精神的方式，借助语言和文字，可以让我们的思想和智慧得到永生。所以，如果对死亡的畏惧是与生俱来的本能，那么我们要勇敢面对的，就并非是死亡，而是这种畏惧本身。生命可以以各种形式继续下去，就像物质和能量不会湮灭一样，关键是看，你选择怎样度过你的人生。但不用害怕，因为——或许，我们可以活着离开。

分别，是另一段旅程

给爸爸的信

2012年11月12日，从此，你不在我身边

Text_王艾

Photography_王艾 南朗（题图）

爸:

想你了。

没有电话可以通往你在的那个世界,所以就写信吧。你知道的,我这个话痨实在没法忍受不和你分享大小琐事的感觉。尽管再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回答，可是只要想着是面对着你在说话，心里就会舒服不少，放下很多。

爸，2014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上回去看你的时候，上一年还没翻篇儿。你看，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来不及体会，就已经恍若隔世。想当时，你离开的前一周我还正在西雅图做幸福虚荣的小孩儿，而一周后却陷落在北京冬季清冷的夜里，一片崩裂。我常想，所谓“生离死别”的难过，其实与生死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那种卡在生死间的无奈与无助，才是人生最大的折磨。

不好意思，给这封信开了一个灰调子的头。其实，我最近挺好的，没有特别高兴也没有特别难过。2013年过得太快了，好多事儿只剩下某个细节纠结在心里才会记着不忘，余下的则已经转化成各种态度，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前几天单位写总结，一梳理才发现又悖了自己渴望的“简单专一”，横向的工作截面太宽，切口的深度却远远不够，看似各种忙碌各种花开，其实还是浅滩一片，见不得浪花，只是沉沙浑浊不断。希望2014年可以全心全意做好一两件事情。是否能成为焦点、是否被夸赞都不重要，能控制好情绪，更好地平衡生活工作就很好。爸，记得小时候你总是夸奖珊姐的细致沉稳，而我仗着自己的聪慧机敏对她的优点不屑一顾。现在想起来，原来你早就看清了我的性格，只是，有些事不到自己真的疼了悔了，怎会改变?

说到改变，这一年也有一些。我变得勇敢了。怎么讲呢？好像明白了什么才是重要和值得的，放下了别人的目光，把自己看得重要了。对了，用你的话讲就是“活得洒脱了”。你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推算一下，应该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爸爸了，一名站在大学讲堂上的青年教师，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面对众多选择纠结大过幸福，还是勇往直前洒脱畅快呢？好想和你聊聊，哪怕是个长长的电话，不对，哪怕只是个长长的梦也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年轻气盛的故事，还有那些因势利导、背叛自己的委屈。我开始感觉到，三十多岁是个爬长坡的过程，但凡松一点儿劲儿都会向下溜出很远，工作中如此，生活中也如此。

爸，你有没有那种在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爱上独处的感觉？现在的我特别渴望有自己一个人的空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看书、发呆、流眼泪，反而觉得特别地放松。你走后，我接妈来北京一起生活，出租车成为我独处的空间，说来有趣，虽然和出租车师傅共享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却怎么都觉得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车，整个空间里因为塞满了我的胡思乱想而把师傅的存在感降到了零。而这个时候，最常想起的还是你。我把这些琐碎的想念记下来了——不是为了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是为我自己。我怕有一天当生活变得更匆忙更复杂的时候，我将忘记那个孩子般脆弱而透明的自己：

“爸，春天来了。二环路两边的花都开了，一如你定格在相机里的那些美景，一样美丽，一样灿烂。你是个热爱大自然、乐观的人，一朵盛开的花，一片自由的云都能让你欣喜。这一点，我没能继承你，很遗憾。花开一季，来年还会绽放。可是人呢，也是如此吗？你会是我以后擦肩而过的某个陌生人吗？如果是，请你一定认出我，好吗？”

“爸，北京下雪了。如果你在，一定会给我拍最美的照片，不错过一片雪花的美丽和一枝树丫的造型。你那里四季分明吗？”

“爸，姥姥不在了，你们应该已经见面了吧。早晨在家里坐着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变得很苍老，心里已经沉沉的了，却还在往下坠落。姥姥的骨灰是我和舅舅一起捡的。对于死亡，到现在算是经历了一遭，不再有恐惧了。可是爸，我居然开始对生活也没那么迷恋了。怎么办？多想听你说说话，摸摸我的脸庞，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一切还有希望。”

“爸，一年了，开始接受你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也开始明白你用离别这件事教会我——人生只有经历残缺才算完整。”

爸，你看，现在你分明是无处不在了，虽然听不到也看不到，却成了我生命中越来越重要的依靠。有些事，和你在心里唠叨一下也就过去了，那些过不去的，我就想“我都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呢”，于是也就过去了。所谓成长，就是这样，经历了坏、最坏、更坏之后，不拿痛苦失望当宝贝般搂在怀里等着全世界来安慰，相反，遇见它们时能微笑着说“你好，再也不见”，才是真的经过了。

说点儿高兴的吧。去年看了一部电影，你最爱的那种好莱坞式卡通片，叫作《疯狂原始人》。故事讲的是在原始社会中一位父亲如何固执地保护自己的女儿，又如何转变思想拯救全家，走进幸福新生活的。当然，在这样一个父女冲突的桥段中，总少不了一个让少女春心大动、让父亲羡慕嫉妒恨的帅小伙儿。整部电影特别欢乐，充满各式小机灵，色彩虽然不如《里约大冒险》那么饱和，但想象力丰富，也足够享用一阵子了。电影一开始，作为洞穴人的父亲为了保命，给女儿定下了太阳落山必须进入洞穴的规矩，小时候听话可人的女儿慢慢长大后总是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希望打探外面的世界，终于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偷溜了出去，看到了由火种点亮的另一个世界与另一个她生命中的男人。你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对不对？嗯，让你猜准了，女孩儿爱上了这个不拘一格的男孩儿，而墨守成规的老爸气哼哼地横在中间，徒劳而可爱，最后在碰撞和理解中接受了男孩儿和新的生活方式。你看，是不是也很像我们的故事呢？爸，其实世界上的每对父女都是一样的吧，一样的爱恨交织，一样的互相妥协，一样的深爱对方。

还记得十一年前我二十一岁生日的那天，我把他带回家时，你五味杂陈的心情。有个小细节，我想只有我们两个人才会记得。从小，我有个小怪癖，如果特别高兴就会咬你的手背表示幸福（这确实有点怪，应该是由于长期被溺爱后导致的婴儿期陋习进化不完全的表现），你的手背因为我牙齿的经常光顾而留下了一个浅浅的暗色印记。谈恋爱后这个习惯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他的身上，于是——那天在家里一时没忍住，放口咬了他的手背。咬完了，我抬头看到了你，你转身进了厨房，好久之后才出来，眼睛红红的。那一刻我们都知道，我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小女孩儿了。

之后的三年我们过得都不太轻松，亲戚们也和你打趣问到底想把我嫁给什么样的人，克林顿行不行？你攥着我的手说：“谁都不行，就是克林顿，我还嫌老呢。”大家一笑了之，可我知道你把我这个宝贝女儿看得比什么都娇贵，只想一心捧在手里。随后的日子里，当妈妈和我的他相处日渐融洽的时候，你却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冷不热，甚至连我要结婚打电话给你征询意见都没有换来热乎儿话，你只是在电话那头冷静地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决定吧。”说实话，当时很快去领结婚证，是有些许和你赌气的成分——你明明知道我有多在乎你的意见和感受——好在，他是那个对的人，好在，这么多年看着你如何对待妈妈和家人，让我知道一个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一直都忘不了多年前在我的婚礼上，你一杯一杯地和学生、同事、朋友们喝着酒，居然一反常态千杯不醉，我知道你是真为我高兴。你说，你最大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爸，你知道吗？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祝福。

看这部电影也让我想起小时候你给我立的那些规矩，列几条，你看看我记得对不对：

不能因为不会做一件事情而逃避去做；

犯错误的时候你是爸爸，必须要听你的；其他时候我们是朋友，有事好商量；

胡萝卜加大棒原则，奖惩要分明；

大人叫我，必须在听见的第一声儿就得回应；

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不可以锁门。

最后一条，我记得最清楚了，你懂的。到现在我都记得你凌空一脚踹开了我上了锁的房间门，留下瞠目结舌的一屋子客人和哭哭啼啼写认错书写到半夜的我。尽管当年有百般斗争、千般不情愿，可这些规矩让我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善良、公正并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有朝一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会把这些规矩一一列给他/她，同时也准备好我的凌空飞踹。说起来，小时候这些规矩我还是遵守得很不错的，有限的几次挨打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打哪儿了，为什么打的，我早忘了。不能忘记的是你每次打完我，夜里你都会等我睡着后，到床边摸着我的头发难过地说：“爸爸对不起你，今天急躁了，不该打你，爸爸爱你。”关于挨打这件事，我有两个秘密一直没和你说——第一，你打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疼；第二，你每次夜里来和我道歉的时候，我其实都醒着。只有枕着你的手掌，知道你还和原来一样爱我的时候，我才能安心地睡去。现在才告诉你，是不是有点儿晚了？不过，我想你一直都是懂我的。有时候我觉得，“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个坏问题，只有充满遗憾的人生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而我们，不是。我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父女，分享所有好的坏的甜的苦的。

去年参加了大学毕业十周年聚会，突然觉得自己老了，配得上“阅历”“经验”这些老气横秋的词汇了。印刷学院还是那样的小，宿舍还是和当年你看我时一样简陋，六个女生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年轻的脸庞，不经世事，满是傲娇。对了，前几天收拾屋子拿出上大学时用的箱子，上面仍贴着你手写的有我学校和宿舍号的名牌——它就那么立在角落里，好像一打开，就能变出那个夏天所有的记忆。回头想想，成年后和你相处的日子那么短，从十八岁那年到北京上学开始，这十多年就过着候鸟一般的生活。今年，我在二外带的第二拨孩子也要毕业了，有些遗憾，二外的孩子课间从不问我关于青春啊迷惘啊恋爱啊之类的话题，好像他们的未来清晰到只剩留学这一件事情，而我又多么想告诉他们：如果心里的世界不变，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世界里，走得再远也不过是换个姿势趴在原地。爸，记得大学那几年咱家给我国电信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话题要讨论——同学之间怎么信任，怎么相处，老师讲的是不是一定对，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可不可以不写老师给的论文题目，我爱上一个不爱我的男生该怎么办等等，当然，我也不时在电话一头远程解决你和我娘亲的那些鸡毛小吵。爸，十年间，我已经觉出自己和这些孩子们的代沟，所以更庆幸，相差三十一岁的我们可以无缝沟通，谢谢你愿意接受我所有的成长和变化。现在的我，不怕时间流过，因为它会一岁岁带着我向你定格在六十二岁的人生历程中前行，越来越懂你，越来越像你，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爸,我有时候夜里睡不好,脑子里全是你的样子——记忆中的、照片上的、亲友口中的，一瞬间，仿佛时间静止成空荡的画廊，我一个人在里面游荡，又温暖又孤单。我看到了那个带领着小伙伴在路上设陷阱捉弄人的顽皮少年，看到了那个“文革”中“上山下乡”，迷惘失落、有着些许忧伤的翩翩青年，看到了那个在小黑屋里埋头苦读成为“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的风发学子，还看到了那个牵着我的小手四处炫耀幸福的年轻父亲，也看到了退休后开微博玩儿QQ的时髦老头儿。想着想着，就会起身翻看我们的照片，又哭又笑的，像个孩子。也想起妈说我在英国时，你总是想我想到睡不着，半夜在电脑前刷我的博客，盼着看到我这一天过得可好。当时听到觉得肉麻，说起这事儿，我们总是互相揶揄着一笑了之，现在想来，“父母在，还远游”的我当时做了一个多么自私的决定。也开始明白你为什么在咱家做了一面巨大的照片墙，挂满我每个时期的照片，笑脸盈盈，无忧无虑。想来，你当时站在墙前仔细端详的时候，也和我现在的心情一样，温暖又孤单吧？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下咱俩扯平了。

爸，你知道，第一次我在你面前得意扬扬的是什么事儿吗？对，是买房子。在此之前，基本上我是个乖孩子，大事都听你们的，也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在他的壮胆儿下，不顾你们的反对，用全部积蓄交了首付买房。时隔多年后，你提起这事儿总是夸奖我和他的前瞻性，从那以后越来越多地我成了你的顾问——相机买哪款，旅行怎么安排，存款怎么打理——虽说，我的话越来越有分量，你越来越听我的，可这个感觉一点儿也不好。因为，我不想时间将你变老，也不想长大到不得不离开你。当你的叮嘱从好好学习渐渐变成了好好生活，当我的话从如实相告慢慢变成了报喜不报忧，我知道，你衰弱了，我必须得长大了，而那一天正在不断地逼近着。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你住院那段日子的记忆现在变得特别地模糊，要特别调动才会浮现。只记得，最后那刻你躺在我怀里，软软的，眼睛晶亮，微笑着。我们和往常一样，吻别。尽管一万个不愿意，可是，爸，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就在我们以为明天还有很多很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从医院出来，我脑海里浮现出十八岁生日那天到北京的情形——西客站，闷热，你给我带的我最爱吃的葡萄因为箱子散了撒落一地，周围都是人，他们匆匆一瞥继续赶路，而我一片空白继而愤怒——像一个寓言，刹那间，拆穿人生。爸，这就是人生吧，越是依依不舍、意义重大的，越难挽留。

以前看龙应台的《目送》常哭，你走后，再看，反而不了。开始懂得她说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去年姥姥走时，我的反应出乎自己的意料。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书展上忙碌，背过人群失声哭泣，然后，去卫生间整理了片刻，平静地走了出来，赶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活动。谈笑风生，游刃有余。活动间隙，订了第二天返回乌市的头班飞机。然后继续我的第三场、第四场活动。回家路上，先是给妈妈打了电话，叮嘱她要做的事情和要处理的关系，然后发了短信给在英国无法赶回的小姨告诉她我会替她尽一份孝心，最后致电小舅告诉他我订到了明早的航班。爸，你不在的短短一年，生活已经把我打磨得如此冷静，不允许自己崩溃。一切妥当后，放下各种责任，那一刻，最大的感受，不是悲伤，而是孤独。从姥爷到你，再到姥姥，仿佛看得见你们每个人从我身边淡去的情形。奇怪的是，你们留给我的都是微笑、挥手而去，而我仿佛永远被困在原地，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着这一场又一场的离别。从十七岁经历第一次别离的不舍与恐惧，到三十一岁抱着你离开的不舍和无奈，再到如今终于体会到孤独，蚀骨的孤独，连眼泪都不能代表。

爸，记得你走后不久，在一个月偏食的夜晚，我在微信上写下这段话：

“爸，你在那个世界能看到月亮的背面吧。科学家说，月偏食是月亮有一部分进入了地球的影子而形成我们看到的月亮上的小缺口，学物理的你一定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可对于我这个学外语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也太不浪漫了。所以，我打算把月偏食翻译成一句想和你说的话——天上的爸爸，你是我美满生活中的一个缺口，尽管幸福却永远无法再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段有点儿矫情的表达居然使得点赞和发评论的人数一度飙升出新的历史纪录。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月亮上，皎洁白亮了他人，神秘孤独了自己。有时，为了忘记清醒时的孤独，我们必须假装生活继续，在人群里找温暖，在深夜里思念至亲。其实，人生怎会一切安好？所以我们唯有一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好。

一年又过去了，遗憾不多，亏欠有一些，明白多一点，算是“稳稳的幸福”吧。去了大连你读书的地方，也去了一直念着的暹粒，即将出发去巴厘岛和伦敦。现在，旅行于我，是为了体会那些在平行空间下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状态。好比是一个拼图的过程，每去一个地方体会一种状态，就能对身边的事释然些，明白得多了，也就对他人体谅更多，对自己宽容更多。想你的时候也越来越从容，有时等地铁仿佛看见你在远端车门处冲我微笑，有时心里难过好像听见你轻轻坐在我身边，静静的，就很好。

你说过的，分别，是另一段旅程。对吧？

好了，拉拉杂杂好像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给你，说完了，就轻松了。我想，那些没说出来的话，你也一定懂。

不知道你那里是否也四季分明，那就依据我这里的时节，祝，春安，爸。

艾子

二零一四年三月

又及：去年出了本口碑很好的书叫《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朋友特地送我，一看这个书名我就忍不住眼泪，没法看，放在书架上了，就当是你在和我说话吧。

车厘子打卡记

Text_车车

我从来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着的，反正我始终觉得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直到他登场。

2011年春天我在上海进行一项田野调查，时逢梅雨季，很少有机会外出作业，大部分时间留守室内与潮湿为伍。

共住的还有一个伙伴。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夜里回家。我白天听雨，晚上发呆，夜里睡觉。

直到有一天他问我：“要不要养只猫？”

“可是我又不会一直留在上海。你确定你想养吗？即使不考虑我你也会养？”

那是五月的一天，天阴但未见落雨。我们骑了很长时间的车到与本地救助团队合作的医院领养一只三个月大的小白猫。它在照片上看起来精力过剩，淘气顽劣。

我站在它住的笼子前面看着它，它在里面自顾自地玩着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的东西。我做了个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的动作，想问负责它的义工是不是可以这就把它接走的时候，隔壁笼子伸出了一只同样是白色的爪子，碰到我的胳膊。

“这只白猫也在找领养吗？”

“对的。但是它不太好找的。因为受过伤尾巴断了，后腿关节还有一块儿皮肤没长好。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了，还没有人要领。”

“那，剩下的这块儿外伤要多久能长好呢？”

“我们也不晓得。应该再过一个月就差不多吧。”

“要不我领它吧。”我这样说着，转身征求他的意见：“你看怎么样？小小白又年轻又健康，总有机会出手的，这位恐怕没那么好的运气。”

“我都行，你决定。”

后来我们把这只断尾的成年白猫带回家。它白白的又总黏着人，于是我叫它汤圆。

一个月过去了，汤圆的外伤不见起色。我略有点着急，联系了拿领养协议给我的义工，询问关于它上一次外科手术的更多细节。

又过了两周，在反复地尝试各种正方偏方均收效甚微之后，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再做一次皮瓣植皮手术。

我打听到可靠的医生，咨询了整套报价。

一个周末，我提出手术的事：

“汤圆老这样不好也不行吧。我问了一下大概得再做一次手术。”

“当时说一个月能长好，现在又变成要做手术了。如果我们照顾不了就把它退回去吧。”

“退回去它不还是不好吗？而且一直住笼子心情也不会好。它这个情况又不容易再找到领养人。”

“反正我不大喜欢它，长得像个咕噜。破腿又流血，不愧是汤圆四处流汤……”

“那你不想管就不要管了。”

“我以为有个小猫能让我抱跟我好，它这样又病又脏根本不像好小猫。”

“那你自己去领一只好小猫来。汤圆交给我。”

就这样我们又有了第二只小猫。是个性格乖张的上海小姐。开始叫皮皮，后来叫小啤，很快又成了小屁，并沿用至今。

小屁的故事不比汤圆少，我却顾不上再留意。因为就在开始为汤圆的皮瓣植皮手术攒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车厘子与车车的第一张合影

2011年7月29日自拍于上海常看日落的天台

那是六月的一天，天空看起来沉甸甸的，中灰调调的云里不时飘下雨来。我没有打伞的习惯，但多少被临出门前做的验孕测试试纸上的两条线弄得有点慌张。一把伞握在手里，走了几步才发现在下雨。撑开来过完一道斑马线却发现雨又停了。最后索性收起伞，蹚着水进了医院。

那不是一家正经八百的妇幼保健院，而是那种在移动广告位常常可见到的“女子医院”。我也顾不上会不会被认为是未成年人独自就诊，我只是需要确认一个已知的结果。

交费、挂号、回答医生的问题；拿着尿杯去厕所盛尿送检；用阴道接待了套着避孕套却并不是阴茎的来访者，得到一张黑白的图像。

天更阴了，医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用不着排队，很快取到各项检查的详细数据。

一叠单据经过两次对折以后安稳地待在我肩上的布挎包里。雨又下起来了，我没想到要把伞拿出来，也没想到包会被淋湿。就这么蹚着水走着，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

回到屋里。汤圆隔着阳台门上的玻璃朝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擦干净地砖上的血把它放进来玩儿，只是跟它对视了几秒。

我把已经有点儿湿淋淋的检查报告展开摊在下巴底下，搁在最上面的就是有一块儿黑白方块的那张超声波结果的单子。我盯住那团黑色里的白色，努力回想医生对我说的话：

“喏，这个就是了。现在大概有蚕豆那么大。”

“要不要流你要尽早决定。现在已经不能用药流了，但不管什么方法都是越早做越好。”

“你看起来年纪蛮小的呀。结婚了吗？”

“要是没结也不要犹豫了，早点做掉早点清爽。”

蚕豆那么大？我在心里比画了一下。真小。

现在怎么办呢？这种事竟然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啊？雨季百无聊赖果然是不行的。不过，现在怎么办呢？

车厘子与车车的最后一张合影

2012年1月19日自拍于北京租住地房间

胡思乱想用掉了两分钟。我开始打电话给别人。

第一个打给我很喜欢的姑娘。我还没有跟她怎么样，并且我想因为这颗蚕豆的缘故，我大概也没什么机会跟她怎么样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仍然想第一个告诉她：

“嗯，我是向原。你在做什么呀？我跟你讲一件好玩儿的事情哦：我肚子里长了个小人儿。”

她在电话那头七分惊讶三分欣喜地问：“真的啊？那你怎么决定？”

“直到刚才我也没有想好，所以打给你，不过大概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吧。”

她笑了一声，随着笑声传来一缕光泽划过我的眼前。那光与不久前我坐在她对面时从她身上闪现的光并无二致。

第二个打给一个常常跟我联系的姑娘，我常听她讲最近是失恋了还是恋爱了，变胖了还是变瘦了，高兴了还是难过了，却不太有机会讲一件自己的新鲜事以示公平。

“啊？真的啊？”

“是谁的孩子呢？他能负责吗？”

“那你要慎重考虑啊！”

“我劝你拿掉！”

“一定要慎重啊！”

电话还没挂我就已经慎重地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也很惊讶，但我没有因为这种惊讶或其他原因就剥夺这颗蚕豆变成别的什么的权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它成为它想成为的东西。

就是这样了。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蚕豆”是个男孩儿。

我开始称呼他车厘子，跟我的姓。

我还需要再打一个电话，给我妈。

在我简述了“我人在上海干活现在怀孕了所以我要生小孩儿了”这件事之后，她也将“谁干的还能找到人吗能就带回来不能你也不要回来”的立场告知于我。

我就想大概我要自己处理这件事了吧。

结果却变成了一个星期之内我就把“干这件事的人”带到了我妈面前，又在一天之内她和我爸把我们赶回了所谓的“公婆家”。并在六月的末尾花了几块钱告别了单身晃膀子青年的身份，成为一名已婚妇女！

更动荡的还在后面：整个七月和八月，都在幻想着“我这么不喜欢结婚的人都结婚了大家是不是可以和气一点”，而实际上仍扮演着“即使结了婚要产出下一代也不能令父母满意”的角色，在家乡与上海之间奔波了两个来回。每当我在家待的时间超过一周，老车和张检就会摆出一副“孺子不可教”“你真是无可救药”的气急败坏模样。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确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我想那大概就是我十七岁离开家的原因吧。所以与当年一样，我执行“拼不过就跑”的策略。只是肚子里多装了一个人，要悠着点儿跑。

九月，我第三次回到上海打包家当，把汤圆和小屁装在两个航空箱里送去机场，跟我的“婚育合伙人”坐夜班火车回到了北京。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合伙人带着猫住在公司宿舍，我则借住在“会发光的小龙人”家里。因为他有很多公事要忙，而且我们暂时没有钱重新租房子。

我用了两周去打听医院，之前几个回合奔波之后，已经错过了常规的建档时间。几乎没有医院能够接收。最后终于选定了一家“可以建档但不保证生的时候有床位”的医院。开始了从东五环的借住地到西北四环的医院进行产检的浩荡征途。

十月，又经过一周的找房看房看房找房之后，租下了在北京第七年的第六处房子。

终于可以把汤圆和小屁接回到身边。尽管汤圆的腿还是没有好，而短期之内也没有可能再给它进行植皮手术。

合伙人依旧很忙。每周回家一到两次。绝大部分时间，是我跟两只猫在空旷的屋子晒太阳。室内明亮而干燥，心里平静且孤独。

车厘子一天天长大。我有过几次收到他的信息，但不曾与他发生过对话。

2012年2月14日，零点刚过，我就感觉到一阵不同以往的收缩。我一边体会着身体的律动，一边用秒表计算。收缩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

凌晨四点，我摇醒合伙人：“大概得去医院了。”

他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穿好衣服，坐着等司机回复确认消息。

四点一刻我们出门，经过通道尽头露天平台的时候，夜色中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

我心里知道这件事就要发生了。

晚上七点，医生把手捅进我的阴道以后没有像前几次一样不耐烦地说：“才开了一指着什么急？这就嫌疼待会儿怎么生？”而是让我从待产室走进产房，把我按在一张床上进行了人工破水。她专注于用胎心监测仪的探头在我肚皮上游走，抬眼吐出一句：“这就要开始了。”

我被架到另一张床上，那是一张真正的产床。床尾的两个角落各有一个支架。但是医生不许我把腿架在顶端的凹弧里，而是要求我用脚踩进去。

在最开始的几分钟里，我还没有把握自己用力的方式是不是正确。因为剧烈的疼痛和产房里并不令人愉快的光照使我想把眼睛闭上，但刚刚合上眼皮就被医生吼道：“你给我清醒点儿！生不出来可就要剖宫了！”

我只能在心里叹口气，用尽全力把车厘子推出了自己的身体。

我看着他们把他抱走，放到产床对面相距几米的一张操作台上。他们摆弄着他，焦急而慌张。有人开始打电话，屋里渐渐站满了人。围着我的，一小堆，围着他的，一大堆。而我因为出血太多还不能移动，只能欠起身子朝他的方向望一望。

我向用手术钳把浸透血的棉纱从阴道里夹出来、又填进去新纱布的护士请求：

“让我看他一眼。”

没有人回答。

我向拿着钢针在阴道口穿梭，拉扯着特种线翻飞的护士继续请求：

“让我看他一眼吧。”

没有人回答。

我转头找到负责接生的医生：

“不管怎样抱给我看一眼好吗？”

医生只是不带任何表情地告诉我：

“你出血量比较大，撕裂也很严重，不要乱动先把伤口缝好。”

就这样我在那张床上躺了将近两个小时。前面十几分钟用力，后面几十分钟无力。

缝合伤口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几次直起上半身朝对面望去。

车厘子就躺在那里，头发很黑，脑袋很圆。

操作台周围很快挤满了人，我即使完全坐直也不能再看到什么。

躺在产床上，看着无影灯，我想：那就这样吧。

晚上十点半，医生把车厘子抱进病房。

我看到他除了浓密的胎发，还有一对厚实的耳垂。

我打开包着他的襁褓，轻轻捏了捏他的腿和脚丫。

我看到他尽管闭着眼睛，却很严肃。

我把襁褓恢复原样，手停在他胸口。

“我能给他拍张照吗？”我问医生。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对你自己也不好。”

“那就没什么我能做的了，是吧？”

没有回答。

我把他抱起来，在他一边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就伸直手臂把他交给医生：

“带他走吧。”

因为不要求解剖做尸检。交两百块钱就可以完成火化。

我发短信告诉别人：“火化人比火化猫便宜。”

三天后我出院回家。两周后恢复自理能力。一切如常。

三个半月后我与合伙人解除合作关系。回归单身晃膀子青年的队伍。

2012年11月和2013年3月，汤圆经历了两次皮瓣植皮与外支架固定手术和一次拔牙手术，住院十个月之后回家，尚未痊愈但已有起色。

小屁离开上海华山路公园的流浪二代队伍一路北上来到首都，仍然小姐脾气十足。外冷内热，人畜勿近。

而我，从来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着的，反正自己从来都觉得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直到他离开。

路过生死

Text & Photography_薛涛涛

hand壹

2003年4月。青藏高原的春天依然寒冷。远处是白皑皑、冷冰冰、海拨8000米的希夏邦马峰。

唐荣尧在青藏高原上已经游荡四五十天了，背着沉重的行囊咬牙走着，一个多月没吃到蔬菜，满口的牙都松了。去涅拉木县樟木镇的这段土路坑洼不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向远处延伸。

一股巨大的云团铺天盖地漫卷而至，裹挟着冰冷幽暗的气息瞬间笼罩住天地间的一切。整个人仿佛刹那间置身于一个幽冥世界。

这就是冰冷的死亡吗？他忽然很慌很恐惧，甚至后悔自己跑到这么一个像地狱一样的地方来。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感受到死亡。不是肉体死亡，好像生和死之间失去了界限，找不到时空感。周围熟悉的高原、雪山和外界所有的景象，都消失了，不存在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也不是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反正人的外在感知和经验常识通通没用了。

涅拉木的藏语意思是“地狱之路”。穿行地狱之路，他第一次体会到死亡或近似于死亡的感受。

当时因日喀则到拉萨的公路修路封闭，而他要赶到樟木镇，没时间等，偶然听一个经验老到的司机说有一段大概60年代修的老路可以走，他二话没说搭上就走。那时他没钱就搭顺路车。那一带的油罐车司机互相之间传话：有这么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人是个记者，能带就带上。

路上跟司机聊天时听说其中有一段土夯路。土夯和反手砌墙技术恰是西夏王国建筑的特色，是寻找的关联线索。他想要走一走。

为什么要步行？没有那么多原因，就是自己隐隐约约觉得一定要走，亲自走这条路，才会有答案。

快走完那段土路时开始打雷闪电下大雨，还夹杂着冰雹。轰隆隆的雷声在头顶上霹响，利剑般的闪电炸开在身边，茫茫高原空旷死寂，人好像突然置身于洪荒野蛮的久远年代。他甚至来不及去感受心里的恐惧，整个人就突如其来地被攫住！冰雹打得脑袋瓜生疼，人被大雨瞬间浇湿。幸好有辆车经过捎上他。车子走了没多远，忽然看见路边有个人，穿着绛红袍子，头上顶着一个羊毛毡叠成的三角顶篷，在惊雷闪电大雨冰雹中，盘腿静静坐在路边。

他怎么不回家啊？司机慢慢地回答：“这些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啊!”

这些人，他们就这样游荡在高原雪山、草地和沙漠中，以此为家。他们用歌声表达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关爱，高亢深情的歌声传达了生命的孤伤、隐忍、爱和真诚。他们对待生存的自然环境，有一种勇敢担当和宗教意义上的圣洁质朴的爱。

随着历史的沉默，有些东西注定被埋葬，而另一些，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叠加在隐秘的地方，等待发现者的开启……

从2000年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为了追寻调查西夏后裔隐身的线索，唐荣尧去了中国二十多个省区。他探寻居庸关的西夏文，杭州飞来峰的西夏佛教造像，北到内蒙古西夏黑城遗址，南到广西北海寻找党项军士的遗迹，西到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樟木镇探寻西夏后裔，关于西夏的研究专著也陆续出了六本。

“我写作，是以写作的方式一步步体验生命，是对我生命的自助。很多时候来回兜转，甚至在生与死的界点上徘徊，最后似乎总能够开启内心的一条条轨道，回归到某种自然状态。”

他的笑容温暖，有一点点腼腆，神情言语谦卑缓慢，似乎时刻准备向人行礼。

很多人都觉得他很传奇。第一个找到党项人族源，第一个徒步考察后发现党项羌人流亡迁移线路，第一个追踪到西夏王朝宗教源头，第一个走遍二十个省区并全方位考察了西夏后裔逃亡的去向和线路，并完整地描述西夏王朝历史图景，出版了《西夏史》。

他有很多头衔：中国第一行走调查记者、研究西夏著名学者、诗人、资深媒体人等等。还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奖项。

而他说，我只是个修行者，做了一些能做的事情而已。

hand贰

他曾经有一段刀锋般孤寒的青年时期，上面满刻着心灵渴望的诗句。

大学毕业后他去了腾格里沙漠南边缘一个叫景泰的小县城，在县城中学教书，开始他的写作。

“冬日，我蛰居在一个空荡荡的二层楼上，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二楼的寝室三面临空，另一面是空荡荡的物理仪器库房，房间因一个简陋的铁皮炉子和劣质煤更显得冰寒无比。那些个严寒的冬夜深处，我就在那散发着微弱热量的小铁炉边读书，在腿上围裹着棉大衣棉被，饿了就切几片洋芋放到炉子上烤烤吃。”

“他回到家。陈设依旧，桌子已经散架。他坐下，并写作于空气里。”他当日的情形就像卡内蒂这句话。

那时他所在的学校师生都知道学校的灯有三处通宵不熄：校园马路的灯，学校厕所的灯和唐老师宿舍的灯。冬日的凌晨，早起的学生常会碰上一宿未睡写字看书的他穿着破拖鞋在散步。“整个秋冬不分昼夜的苦读与写作在我生命中感到最寒冷的年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93年的春天如梦魇，他二十三岁。被冻坏的双腿因疼痛瘫痪长达九个月，一米七二的个子，体重仅剩七十多斤。拖着病残的身体，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诗歌不能写了，生命晦暗无光，他想到死亡。他在诗里写道：“空空如也漠风冽冽的腾格里/ 听不见素衣劳作的姐妹们在粮食深处歌唱/ 风依然吹在异乡人的头上身上/ 谁敢回想身前身后/ 岁月会瘫成怎样的一道蹒跚”“生者与死者/居住在碑石两端/ 大风吹灭的消息 / 要么通向地狱/ 要么递向天堂”。

2000年10月的某天午夜，杭州。唐荣尧的学生和朋友赵仁伟在睡梦中被惊醒，接到他从三千公里外的格尔木打来的电话。聊起他要出的诗集和其他事情，赵仁伟说自己疲软的神经一下子被那来自格尔木浸润了高原寒意和酒气的声音击中。在深夜的气息里，能清晰感受到一种坚实开阔的生命空间所传达的讯息。

而彼时的唐荣尧，“在十月的格尔木，看着整个格尔木的杨树开始落叶——”在他眼里，“青藏高原正变成一块儿巨大而又死寂的画布。过了唐古拉山口，离拉萨不远。但我去不了。缺钱缺氧，更没有充足的时间。”这一次“只能坐下来缓缓启开一瓶啤酒，一次为一生中罕有的幸福 / 偶尔，将目光投向更远处”。

“于是，此时这里成了未来的结束。”他用最喜欢的诗人约·布罗茨基的诗句表达他无法践行意愿的失落苦闷的心情。

在腾格里沙漠之南的小城隅居住近十年，“因而有了一种亲近。它不仅给了我一份未能发达未能饿亡的口粮，也给了我一片坚实的背景，巨大的写作背景和精神粮仓。我因了与它的同在，才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里蜕去了写作的幼稚和空妄的幻想，才感受到它的空旷、艰难和真正的忧郁，感受到腾格里的真正内涵。”

关于小城十年，他的讲述宽和平静：“以疲累和善良，宽容着诗歌以外的伤害。”

hand叁

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时间、精力、钱财去追寻那个神秘的从历史中消失的西夏王国？

他归结为因缘。他觉察到某种隐秘在内心深处发出的信号，微弱而执着。仿佛士兵听到战斗的号角，那是来自于身体里的一种强烈本能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抗。他所能做的，就是追随自己的内心，不做任何世俗功利的算计，事物自有其秩序和准则。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次次尝试、努力、完成、完尽。坦然接受一切，也是一种生命的形式。

又或者因1999年12月，读完研究生的他选择到贺兰山下的银川。西夏王国进入他的视野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因缘。

一个王朝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昔年那一座面朝黄河背倚雄浑贺兰山麓的城池，物产丰盛，楼阁峥嵘，人杰地灵，富庶繁盛……

一千年后，西夏王朝的昔日盛景，早已不堪回首。它被时间空间交织成的岁月洪水反复洗刷埋葬之后，成为深埋在大漠黄沙之下的一具残骸。身上的锦绣绫罗丝缎化为泥土，爱恨情仇与血肉躯体亦早已如缕缕烟尘消失殆尽。

似乎无人能触及它过去的生命。

他说不想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记录西夏历史，用一条条干巴巴没有温度的、枯燥的时间和空间标志的记录，告诉后人。

他选择了用行走的方式调查追寻，像苦修的僧侣，沿着当年蒙古人屠城后存活的西夏人及其后裔可能逃命的路线追寻着。他觉得物证会以生命的形式鲜活存在着，会使一些曾被忽略和蒙蔽歪曲的事件和情感自然浮现。借助文字的存留，复活那些早已无人可触的消逝的生命。

他要寻找的，不只是在书中潦倒的一座古都影像，而是要在山河之间感悟被遗忘、被摧毁的生命。

那个王朝那座城，成为他不羁人生的一个醒目标识。

他说写作就是他生命的修行，是必做的功课。选择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是生命赐予的机缘。身体经历的苦仿佛可以拆解整个人，让原有的“他”解散掉，再以新的形式重新组合，得到全新的生命形式。

这样的写作是一种生命存活的形式。在这条泥泞孤独的路上行走，在困惑、徘徊中摸索，在艰难中试图坚持发出属于自己的真诚敏锐的声音，坚信终究会有人能穿透所有妄想的泥浆，倾听到这声音。

2003年春节过后，唐荣尧开始第一次探寻西夏秘密的远行，从甘肃出发经青海再转去西藏。根据掌握到的一点线索一路边走边问边探寻。

他在甘肃玛曲县去往郎木寺时兜里只剩七块钱。搭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大雪山上一路颠簸，车里五六个人。在翻一座大山时车轴却断了，破旧的车子在黄昏的雪山垭口绝望无助。手机没有任何信号。如果得不到救助，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样高寒的山上熬过一夜。光线暗淡下来，黑暗就要降临，周围的环境显得很凄清，最恐怖的是明明没看到下雪，人的全身忽然就一层白。一个四川女人当即崩溃、号啕大哭。

他心里也异常恐慌，觉得自己面临死亡。他紧紧捏着没有信号的手机，绝望地爬到最近的山顶上发了个短信给单位。

再回到原地看看周围，那个同车的僧人正盘腿坐在地上，安静地一颗一颗拨着佛珠。

他坐在僧人旁边，从包里掏出进藏前刚买的《西藏生死书》，想翻开看看，找点安慰。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谈论这本书，出于好奇才买了一本带着进藏，根本就是虚荣心。翻开也看不懂书里在讲什么。他这样讥讽自己。

僧人看看他手里拿的书，捻着佛珠用藏语念了几句。接着用汉语慢慢说： “雪是高原上的精灵，是福袛和祥音。你与佛有缘在。”

僧人简单的几句指点让他觉得自己的心安稳了，不再焦躁和恐惧。后来，来了一辆农用车，解救了他们。

2005年他在青海调查资料时，遇到玉树佛学院院长丹求达瓦堪布，堪布给予他许多帮助，后来因缘成熟，他皈依成为堪布的弟子。

他感叹彼时彼地环境、情形的因缘巧合。生命的真相，有时候需要机缘、需要等待时间的呈现以突破。

他感觉到自己身体中的某一块儿旧的部分，轰然碎裂。

从涅拉木颠簸到樟木镇。穿越坡陡弯险的地狱之路，海拔高度从几千米陡然降到几百米，气候从高寒到亚热带，衣服也脱到只剩一件单衣。暖阳煦煦，空气潮湿，万物的生长本能自然生发着。春日的墙头一簇簇的玫瑰花树盛放，花瓣落满未经修葺的小路，屋顶绿叶中盛开着带刺的鲜艳小花，门前正在哺乳的女人半敞衣服，婴儿滋滋有味地吮吸着。同车一个会讲汉语的夏尔巴小伙子说这就是樟木镇。夏尔巴人，藏语意思就是“来自东方的人”。

从孤寒枯寂的高原到生机盎然的亚热带村落，唐荣尧几次说起初到樟木镇时乍眼见到所有情形时给自己心灵带来的震撼。

“人总在低处，你敬畏山河大地，自然不会亏你。”他认真地说，“选择步行，是我觉得必须以自己卑微的身体亲近和经历它。我不是王，不是主宰者。我只是它谦卑的仆人。”

hand肆

“你孤独吗？”

“我一直觉得孤单。从没离开孤独。”

“2005年4月，我想翻越唐古拉山去五道梁寻西夏后裔，搭了一辆油罐车。凌晨四点多，司机实在太困了，想停下睡觉。高原上缺氧，我不想占用司机的氧气，就留了个字条，自己先往前走了。

“附近是沱沱河上的黄河第一桥，我走过去看桥上立的石碑，然后把石碑上的字一个个大声念出来。天又黑又冷不能久留，我继续往前走，一拐弯就看到那头狼蹲在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盯着我。

“我的头皮一下子就炸了，头发都竖起来了，嘴里发干。脑子里本能地想怎么对付面前的狼。哆嗦着摸出口袋里的一个装着白酒的小锡壶，缓慢地打开，一口一口喝起来。动作幅度尽可能小地悄悄摸出包里的一个网眼吊床。

“人都说孤狼狡猾凶狠。我慢慢摇着吊床，一小口一小口喝着白酒，那是我能想到的所有招数。我熬着盼着天快亮、公路上能有车经过。

“狼蹲在原地一直没动，而我从头到尾都没敢看它眼睛。这样僵持着不知有多长时间，也许半个小时，或者更长……公路上终于有一辆车经过，车灯很亮，狼慢悠悠地走了。”

他经常会想起那头孤狼，想起那个缺氧寒冷的凌晨，一个疲惫孤单的人和一头饥饿游荡的孤狼的相遇和对峙。

他的朋友、诗人席云舒回忆，“那是秋天，大约10月份，荣尧来扬州。我们还穿着衬衫，他却背着一大包毛衣，说西北已经下雪了。我们在一个很简陋的小酒馆喝酒，我们都喝多了，荣尧大醉。我们在街上瞎晃，他抱着一棵树喃喃自语。走着走着，他又抱着一个垃圾桶大声唱歌。西北的冬天来得那么早，也总那么冷。荣尧说他心里很温暖，毕竟我们有诗有酒有朋友。”

他的内心就是，“寒冬的火盆，和黑夜摇曳的烛光，暗夜里相依相偎的肩膀，曾经在我流浪的路上……”

看唐荣尧所记录的探寻西夏历史秘密的经历，我设想，如果能完全走进去他的内心……但我确实无法真切体会那些久远路途中的苦。苦于没有路途费，苦于身体的孱弱，苦于没有充足的时间实践自己的想法，苦于没有同伴可以倾诉心里话的孤单，苦于周围人群异样的眼神和非议……

有些人在逆境中的生命像一面镜子，于此中我们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残缺。人生时常被挥霍为一种因脆弱而卑微无奈的自我放逐，最后草草以对死亡的畏惧痛苦和对亲人的依恋不舍而结尾。

活着是什么？生命也许就是为死亡而做的一种准备，对死亡的认知或许是生命必做的功课。生命的模式不是思维和智力所能设定解决的，它只是自然单纯地存在着。

活着不是要抗争什么，而是要一点点认识到自我的虚妄和幻想，认真、坦然地对待现实跌落的真相。

世界无垠空阔，人与自然和灵性两相归属。于我们是一种静默的昭示。

菲菲

Text & Photography_秋微

1999年以及之前的很多年，北京的赛特商场门口长期聚着狗贩子和换外币的人。那时候我特别爱逛赛特，也买不起什么，主要是在门口看小狗。后来，大约是自从要预备奥运会开始，北京各个街巷的半职业人群渐渐没了：昆仑饭店四周围不再有流莺，赛特门口也不再有狗贩子。

1999年1月20日那天下午——之所以记那么清楚，因为第二天是我生日—— 我和我的好朋友戴军去逛赛特，他换钱，我看狗。照平常，满地茸毛小畜生，我也就看看，摸两下，感叹几声“好可爱呀”，多流连忘返，也返。那天不知道怎么了，遇见一只小白狗，小身子骨软软的，嘴角往上，像海豚似的天生一脸淡淡的笑容。眼睛不大，然而目光如炬。被狗贩子喷了廉价花露水，很香，香得不伦不类。就算是香得这么廉价，这么不伦不类，依旧无法遮盖她自带的一股子系出名门的劲儿。好似《红楼梦》里被贩卖的英莲，命运叵测，然而不卑不亢。我抱了她一阵子，还给狗贩子。等要进商场，回头看她，她还在看我。等出了商场，再看，她竟然又看我。我就把她带回家了，没想后果。

她是菲菲，得名来自于我喜欢王菲。在她两岁之前，我不论带她去哪儿，都会连名带姓叫她“王菲”“王菲”，引过无数人侧目，我那时二十来岁，完全不介意被侧目。后来上了些年纪，渐渐开始知道息事宁人是基本修为，就此只有“菲菲”。

十五年后。有一天上午，我要录一个新节目的样片。早上化妆师黄明朗到我家，和平时很多时候一样，他帮我化妆，小孙做指甲，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妆很淡，茶很香，生活看似安稳，屋外有一点阳光。一切都很“平常”。菲菲走到客厅中间，在那儿摔倒，然后失禁了。在她过去十五年的历程中，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菲菲教养很好，即使憋到五官错位，也不会在家大小便。我有点尴尬，走过去擦地，然后安慰说：“没事的，你只是上年纪了，上年纪都会的。”然后我继续化妆，还跟化妆师笑说：“你看，菲菲老了还有我，咱们老了还不定怎么着呢。”菲菲歇了一下，又走了几步，和她平时很多时候一样，很乖很安静地在离我脚边不远的地方趴下。然后,她就走了。

我特别坚强地按原定计划去录了节目，除了每一节休息的时候间或哭成泪人，基本表现得也不算太失水准。同僚称赞了我的“专业”，只有我自己清楚，只有一半是不想影响工作，另外一半，扎扎实实是我不想面对菲菲从这个家里消失的事实。那天晚上，在朋友圈发了几张菲菲的照片，写了一句“这十五年，谢谢你的陪伴”，没有特别说生离死别的事儿，有不知情的人留言揶揄：“是哦，你跟任何一任男朋友都没这么长时间吧。”可不，历任男朋友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有这么长时间。没仔细算过。十五年，几乎是朝夕相处，就这么断了线。我的感受，惶恐大过难过。

从有记忆开始，死亡对我来说，就是人生最大的难题。五岁左右的一天，在家听长辈讲故事，那天说的是《西游记》。长辈说，某一天，花果山死了一只泼猴儿，悟空懵了，四处寻访，欲求长生不老，最终找到菩提祖师拜师学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思考到“死亡”这个问题。当时那一身冷汗，到今天还记忆犹新。死是唯一一件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消失”。如果矫情地用我自己小说里的句子，这句话就是：“我可以不见他，但是我无法想象，自己活着的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他鲜活诗意的存在。”或者说，如果没有那些鲜活的诗意的存在，又怎么证明自己确确实实地来过？

菲菲在她这一辈子，十五年，跟着我，用很多遭遇，见证了我们彼此的存在，彼此的来过。

菲菲天生丽质，尽管血统不详，但好看不问出处。她大概自己也知道，所以少小时候具备大部分天生好看的人的共性：傲娇，高冷，倔强，目中无人。我像所有虚荣的妈一样，带着她招摇过市，听人家赞叹“好可爱啊”，心里顿时觉得买她的钱和养她的钱花得都值了。然而好看的菲菲有着和好看指数相当的个性。她喜欢自由，随时随地跑来跑去，喜欢玩耍，不知咬烂我多少双鞋，喜欢热闹，见面熟，人来疯。

但人不这么想。为了看起来更接近和谐社会，菲菲开始接受一些训练。她必须遵从人类的习惯，泯灭掉一大部分的天性。在上百次被拒绝，被喝止，被要求，被强迫之后，她成了一个训练有素的狗。像所有听话的小孩儿一样，看眼色或听口令行事。听得懂“坐下”和“握手”。不再追逐野猫和麻雀，吃什么玩儿什么之前都习惯地看一眼大人的脸色。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她的眼神里开始闪动着动辄得咎的唯唯诺诺，以前海豚似的嘴型，渐渐没了。

更难的还在后面。我自己的生活也在颠沛。换工作，换男朋友，换小阿姨，换住处。菲菲在成年之初的那两年，常常被迫寄养在不同朋友家。她从一开始一脸惊恐地死命挣扎，到五次十次二十次七十次之后，终于，安之若素。她开始呈现出听天由命的低眉顺眼。我看得出，她表面上随遇而安，心底里是透彻的失望。大部分小孩儿对世界的失望，最初都源于没长记性或无法守信的家长。我是那个让菲菲对世界失望的人。说到底，狗狗的世界，就是简单的“说好了的陪伴”。狗狗不能理解，这么简单的事，你一个人，也挺大岁数的了，怎么就做不到呢？不消失有那么难吗？守时守约有那么难吗？有吗？菲菲不解。她也放弃了理解。

生活对她来说还有更多挑战。

盛年的菲菲常在我的安排之下出镜，拍杂志录节目什么的，最辉煌的业绩是被宁浩借去拍了一支MV。菲菲怎么想我不清楚，反正我很高兴。彼时忘了从哪儿听说路学长导演要筹拍《卡拉是条狗》，在找狗演员。我当即打电话给宁浩，听他在电话另一边跟路导说他有一姐们儿的狗要试镜。我沾沾自喜，有种加塞儿之后的快感，我们重要的陋习之一就是凡事必托关系，公平终是理想，门路才是现实。但世界还是有它的公平，菲菲没演成那部电影，说是“长得太像名犬”。我很气，争辩说：“什么名犬，她就是正宗的中华田园犬，短毛型。”第一次那么介意菲菲的品种杂得太不“挂相”。

菲菲过世之后，没几天，惊闻路学长导演英年早逝。我去菲菲的墓前闲聊，说：“路上若见了路导，问问他还记不记得你当时落选，你要乖，没准还有机会。”说完，想起当年有人问我：“你为菲菲争取得这么急眉愣眼，到底是你的梦想还是菲菲的梦想，你有没有问过菲菲愿不愿意？”这句话那么耳熟，太像我青春期时候跟我妈妈吵架的对白。我们常常把自己想干又没干成的事儿强加给下一代，还粉饰成“还不是为你好”。

我从菲菲五岁开始就非常坚定地知道这辈子我不会有儿女缘，因为，我开始清楚我没能力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好妈妈，看我怎么养狗就知道。而我也不希望他人的人生中，对我的决定有任何怨怼，我受不起，不愿辜负，因为我知道那个怨怼里的苦，有多绵长。菲菲对我没太多怨怼。或是有，我也不知。

后来，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越来越少。她常常叹息，不知道跟谁学的。再后来，她更老一些，开始有了老人的任性。她开始明显地对家里的阿姨更亲近，因为阿姨喂她，带她散步，重要的是，阿姨的行踪最有规律。我在发现菲菲不再迎接我回家之后，有一次跟她说了一堆肺腑之言。我告诉她我也很辛苦，告诉她我也想从一而终，不论对人对事还是对狗。末了，我还小人之心地对菲菲说：“阿姨陪你那是阿姨的工作啊，妈妈要是不给阿姨钱，你试试阿姨还陪你吗？”菲菲叹了口气。第二天，她还是没到门口迎接我。

我必须承认，菲菲在离世的前两年对我自然地冷淡，让她的离开对我来说变得要稍微容易一些。否则，我要怎么接受她的从此不见？

起初的两个月，进邮箱或增加APP，所有密码都是以“52feifei”开头，才想到菲菲没了。哭。

出去吃饭，打包食物都会自动地想到：带回去给菲菲。然后意识到菲菲没了。哭。

一个故旧久别重逢，问起近年各自的变化，他问完一堆亲友之后又问：“菲菲怎么样？”我又被提醒，菲菲没了。哭。

一堆人晚饭，闲聊，有个人讲我的段子，一个两个五个，每个段子里都有菲菲不同形态的串场。我好像才想到，必须要面对菲菲没了这个事实。哭。

去朋友家做客，她家的狗摇着尾巴冲过来跟每个人打招呼，那个扭腰摆臀的嗲样，像极了菲菲小时候，我当即哭成一团，悲伤得始料不及。

陈丹青在纪念木心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不是节哀的问题。哀伤不难承受。我要试着安顿，而难以安顿的，是应对消失。”是的，应对消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难的课题。

中午参加工作会，两个合作方，都认识了超过十年。其中一个人问我，你干吗还这么拼？另一个补充得更直接：你又不要后代，不需要那么拼嘛。说实话吗？是的，我知道我挺拼的。我拼，是因为我害怕，我惜命，我怕在消失之前，心头还有遗憾。我知道这是一个伪命题，没有遗憾不是做完了想要做的事，因为不可能有做完事的那一天。而是，把心放在它原本该在的地方，如果，那只是一个地方，而并非存在实际的心，那么，又有什么需要害怕？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离明白它，还有不知多少程的距离，或是说，还有多少尚未掌握的、观看和思考的方式。

菲菲的离开，刺激我不得不再次思考如何面对消失。我不想把这化装成为多么感人的爱。像《忠犬八公》一样只要想一想我就要哭了。然而，我们信口雌黄、没事就说的“爱”有那么多需要推敲，又有那么多不禁推敲。前一阵，我的禅修课老师在进山之前留了作业，让我写一篇很短的文字——对爱的解读。我思考了一个多月，未果。

如果这个问题有人在三十年前问，大概很容易回答：爱就是对妈妈的依赖，爱就是有人牵着我的手对我说“亲亲我的宝贝”。

如果这个问题有人在二十年前问，也很容易回答：爱就是我开始隐约对男孩产生的情愫跟依恋，用我们那时候的歌词，“爱是欢笑泪水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如果这个问题有人在十年前问，我也能回答得出。因为从小受基督教家庭的教育，我开始试着去了解。爱，如同《圣经》中《箴言》里所说的那样，“爱是恒久的忍耐”。或是像《新约》里耶稣说的那样，“你这小信的人啊”——当一个人开始真的信了什么，应当就是了解爱的开始吧。

可这个问题在今天，我反而没有答案。

甚至，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爱过。不论是对母亲的依恋，对情侣关系的依恋，对朋友的依恋，对菲菲的依恋，最多只能代表，我曾经沉溺于一种又一种被需要和被照顾的满足中。我开始不确定这些是不是爱。并且，这些也都无法说明，我真的爱过，我真的懂得过爱。那么，什么是爱？我不知道。这真不幸。不幸中之万幸是，我对爱仍抱有希望。但愿我有运气，在这一世难得的人生中，终将能够懂了爱。

清明那天，去菲菲墓前看她，煞有介事捧了花，还拿了一把麦粒。那些麦粒是去年在大昭寺的时候一个僧人给的，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终归从那么神圣的所在带回来的东西，足够表达我那点世俗的敬意。隔了几天，北京转暖了。每年飘柳絮的时候菲菲都会打喷嚏。我那天看到满街脏兮兮的春天景象，想起菲菲的喷嚏声，不禁眼酸，又去看她。走近看到一堆蚂蚁在菲菲墓前搬麦粒，我感到一阵欣慰。

几年之前，禅修班的一个学长，有次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平时没事可以刻意地喂喂蚂蚁。那是一位深得我敬重的学长，我对我真正敬重的人通常会无条件服从，不求甚解。之后每年从初春到深秋，三不五时，我都会在黄昏时分带菲菲散步的时候，顺便拿了馒头饼干沿路喂蚂蚁。

那天看到蚂蚁们串通一气在菲菲墓前密密匝匝搬麦粒，我高兴地说：“菲菲，你看，你活着的时候陪妈妈喂蚂蚁，你死了，蚂蚁就来陪你了，你不孤单。”其实，我也不知道，菲菲怕不怕孤单，我只是把我对世界的感受，强加于她，像她活着的十五年里的那样。

我从五岁开始看《红楼梦》连环画，大概八岁开始看程乙本。到今天，前八十回，看过几十遍总是有的。对《红楼梦》，最新的心得是：它根本不是一个悲剧，没有悲情可言，它只是在讲一个欠与还的因果。平实至极。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欠泪的，泪已尽”“分离聚合皆前定”。宝黛如此，蒋玉菡和花袭人如此，你和他如此，菲菲和这个世界，亦如此。

如果缘尽至此，还硬要在一起，才是真的悲剧，那意味着，新一轮的缘一起，要几时才可以尘埃落定？又要怎样的颠沛流离，风尘仆仆？如果我们对此并无所知，为什么此刻就算想一想都要哭出来了？因此，对菲菲，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一程，不舍，无憾。”

但愿真的可以无憾，也希望“无憾”是我面对一切消失，包括我自己终将消失时可以有的定力。木心说，“原来，爱是一场自我教育”，那么路上所见之事，所爱之人或狗，都是因着约定而来的。

遇见，消失。

但愿，风起花落，善始善终。

面相

呼麦 驱散黑暗

<Hoomii>

呼麦：蒙古语音译，另称“蒙古喉音”（浩林潮尔）。

Text_鲍尔吉·原野

这只公鸡看我的时候，眼里带着歧视。它只用一侧的眼睛就把我看透了——下蛋不行，飞不行，打鸣也不行。公鸡眼睛和所有鸟类的眼睛一样充满了幻想，仿佛一直在想念一个地方：那里铺满沙子，沙子底下藏着米，周围是贤惠的、埋头啄食的母鸡。咕——这个公鸡扑棱翅膀鸣叫，想吓跑我。我对它笑笑，它点点头，下颏的红肉坠微颤。唔？我发现这只鸡角质的喙上有名堂，像葵花籽一样伸出的喙的两侧有S形的花纹，像小提琴共鸣箱的透音孔一样。细看，这些花纹是刀子刻的，纹里有黄油漆。公鸡脖颈的短羽毛像一个灿烂的围脖，它脚上是浅黄带鳞的细皮靴。走路时，爪子轻拿轻放，肉嘟嘟的红鸡冠子由于过于肥硕而歪在一旁。

鸡喙上的黄S必定是姚千户用刨刃刻上去的。姚千户是木匠，我想象他双腿夹着公鸡在它喙上刻花纹的情景。他的东西都有印记，他养的马、牛的屁股上烙一个“千”字。他养了一只双爪不停抖动、剥不了花生的猴，后背也有“千”。猴是姚千户从森林里捡回来的，长期吃他用酒泡的花生得了酒精依赖症。

姚千户和他儿子姚四是图瓦屈指可数的中国人。姚四在这里开饭馆。图瓦流行一个笑话，说找不到一个不开饭馆的中国人，就像找不到一只下蛋的公鸡。在图瓦的首都克孜勒，我在唯一的中国餐馆“绿屁股柿子”吃炸酱面，见到了姚四。姚四人瘦脸窄，像五官身体都刻在一根木头上的图腾柱，那天他攥着我的手说：“我有救了，炸酱面免单。”

姚四说，他爸准备过生日，让他邀请中国人出席。姚四挺发愁，上哪找中国人去？图瓦国统共有六个中国人，他们爷俩占俩，去年死了一个，只剩三个中国人，是“绿屁股柿子”餐馆的厨师和帮工，跟姚四来到此地的吉林省梨树县农民。

“愁啊，”姚四说,“在中国，到处是中国人，走大街找个背人撒尿的地方都找不到。在这儿，中国人比猞猁都少。我爹说凑不到六个中国人他就不过生日了。我核计，不行就上莫斯科洼请中国人上这儿当宾客。算一下，一个人往返费用合五千多，两人一万块。还不如给我爹娶个媳妇呢。”

姚四按俄语的发音习惯把莫斯科叫作莫斯科洼。他说他爸太想念中国人了，见着中国人一劲儿乐。

“我一定参加。”我说。姚四的邀请让人感到当中国人挺好，这种感觉在国外很少有。

姚四住在克孜勒西北角的巴彦岱山的脚下，挨着清澈的安吉拉河。他的房子完全是中国样式，自己动手盖的。墙上挂着干透的黄玉米和红辣椒。门上对联残留“财源”二字。他家只有父子俩，雇的伙计在饭店住。

我到姚四家是下午三点，来早了，人还没齐。姚四院子里种植着图瓦根本见不到的黄瓜和茄子，用秫秸架着秧。这只公鸡从豆角叶子下面钻出来迎接我，尾巴羽毛上沾着花粉。姚四对我说他家的公鸡会表演节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来啦！”我抬头，一个老汉从院子外面走进来，手里掐一把野葱。姚四他爸，在中国人如此稀缺的图瓦，他要不是姚四他爸就没人是他爸了。

“姚千户。”他伸手自我介绍。我觉得姚四可能是他抱养的，他面宽体胖、矮个子，与姚四正好相反。

“看，”他爸指四周，“像中国不？指甲桃、胭粉豆、驴圈里的大绿豆蝇都像吉林的品种。我在这养了驴马牛羊，不为使唤，就为看着像中国，像我们老家一样。驴扯着嗓子一叫，你就觉着挨着供销社那片地里的西瓜快熟了。鸡打鸣后，村里的大喇叭该放二人转了。我腌酸菜，腌蒜茄子，半夜起来给马添草添料。我就为了把这个院子变成中国。不行啦，我快死了……”

我正准备感动，听说他要死了，吓一跳。“您不是很好吗？”

“这——”他手指着咽喉向下划，“长了个瘤子。上莫斯科洼照CT了，大夫说还能活一年。”他竖一根手指。

“不一定是一年。”我安慰他。

“对，也许是半年。我都准备好了，过完这个生日，我啥事都没有了，轻轻松松等着咽气。可惜死不到中国。”

“你咋不回国？”

姚千户眨眨眼：“说来话长喽。”

院外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国人的声音。姚四领着三个厨师进院，中国人全到了，达到了姚千户对生日宴会规定的“法定人数”，六六大顺。他们四人每人捧一箱伏特加，要命了。

厨师进屋炒菜。姚四家的铁锅是从中国运来的，超大，八印锅。厨师站在锅台上用铁锹炒菜。这是为图瓦人举办几百人的露天酒席准备的锅，不站锅台上铁锹够不着菜。今天人少，厨师拿铁锹扒拉扒拉就够了。

菜端上来，炖野鸡，炖野猪腿，还有野猪血灌的肠。姚四用牙咬开伏特加酒瓶的铁盖，一人发一瓶，说：“对嘴吹，喝完半瓶再说话。”这些人像喝汽水一样都喝下去半瓶，脸红得全似猴腚。姚四说：“我爹今天过生日，祝我爹福如安吉拉河水，寿比巴彦岱山，我爹万岁！”

这些人肃穆地用酒瓶在桌子上磕三下，咣！咣！咣！一起说：“老姚万岁！”仰脖把剩下半瓶酒喝光。

喝完，他们一起埋头吃菜。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纪律，有点像黑社会的人。每人前面鼓起一小堆骨头后，姚千户说：“谢谢你们啊，看着中国人喝酒最舒服了，走，我领你们参观一个宝物。”

姚千户领我们到房后，说：“我这个东西价值连城。我不愿回国就因为舍不得它。我要和它朝夕相伴。想到它，我啥愁事都没有了。”姚千户眉飞色舞，唾沫星子落在手背上也不擦。穿过地里的向日葵和几垄烟叶。姚千户说：“看——”烟叶边上放着一个棺材。姚四拍着棺木说：“这都是上千年的柏木，你闻闻，有香味。”

三个厨师探鼻子闻闻，点头。

“我爹最自豪的就是有这一副寿材，”姚四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这棺材是我亲手做的，”姚千户说，“选材、剖板子、晾干、刨木头、凿榫，整整用了三年。我一想我死后住在这么好的柏木房子里、埋在安吉拉河边就美——”

他从裤兜掏出一块儿红绸子，红绸上系着绿绸子，唱着扭起来：“正月里来，正月正，大姑娘小媳妇挂红灯。”

姚千户围着棺材跳二人转，进两步，退一步，表情带着调情和飞眼的动作，好像棺材是他的情人。厨师们鼓掌，在姚千户身后跟着扭。

“……大姑娘的辫子过了腰，小媳妇手上沾年糕。大姑娘屁股没小媳妇大，撒尿冲倒了黄瓜架。”

这五个人围着棺材跳二人转，像一群黄鼠狼。伏特加让他们的中国灵魂从脑袋里面飘出来，在烟草和向日葵叶子之间呼呼飞舞。他们的脸上无所谓悲喜，只有怪模怪样的笑。公鸡跳上棺材，打开翅膀啼鸣，好像它是个导演。

“歇歇、歇歇。”姚千户擦汗，说，“一扭达，酒还醒了。我再让你们参观一下棺材里面，很豪华的。最下面是白牦牛毛毡子，上面一层红缎子褥子，再上边绿缎子褥子，再上边黄缎子褥子，最上边是在莫斯科洼买的塔吉克毛毯，我试躺多少回了，不可能硌人，比光绪棺材里垫的东西好。”

姚千户撩起衣襟在棺材上蹭，棺材亮得能照出人影，不知刷了多少遍清漆。棺材盖垫两个小枕头，透风。

穿黑T恤衫的厨师上前掀棺材盖，掀一半，赶紧盖上，捂着肚子在地上转圈，脸色发黑，大口喘气。

边上厨师说：“啊，李广大气卵子犯了？吓着了。”

这个叫李广的人拼命攥自己的睾丸，防止气体下降造成无节制的膨胀。

“啊，”姚千户问李广，“你看着啥了？”

李广痛苦地摇头，意谓不堪回首。

姚四示意另一个厨师上前看看，这人掀开一点看，掉头就跑，穿过院子，跑到返回首都克孜勒的大路上。

姚四回屋拎起一把二尺长的砍刀，在水缸沿上把刀磨了磨。牛仔裤后兜别一把手枪，走到棺材前，发话：“谁呀？”无回音，如果不是人，问“谁呀”没用。

“咳，咳。”他又改为大声咳嗽。

棺材里面还没声。这些人都看姚四下一步怎么处置。

姚四用牙咬着刀，双手抬起棺材盖，往里看，眼睛似乎不眨了。他举棺材盖举了好一会儿，从我这个角度看，棺材里面并没有跳出、弹出、溅出、刺出任何人或物，姚四举着棺材盖还往里看，仿佛魂掉进去了。姚千户抱起大公鸡塞进棺材里。公鸡在里面扑腾乱叫，披头散发飞出来，像那个厨师一样往山下飞奔。

姚四举了半天棺材盖却毫发无损，我觉得棺材里未必有什么妖怪，我壮着胆往前走，姚四喊：“图图！”

“图图？”姚千户惊讶地反问，“他上我棺材里干啥去啦？他死里边啦？我的妈呀……”

姚千户跑过去看，我也跟过去。只见一黑面胖人躺在姚千户的棺材里，什么黄缎子褥子、红缎子褥子全都被他沉重的躯体挡住了。他的脸有不同寻常的黑，像毒死的，也像死亡时间过长形成的尸斑。我没学过法医学，说不好这个事。百忙中我仍然嗅了嗅空气里的味道，腐尸味还没发出来，倒有檀香味。

姚四合上棺材盖，看他爹。

“图图上我棺材里干啥去啦？”他爹问。

“我哪知道？你问他呀！”姚四急指棺材。

姚四坐地上，拿砍刀剁土。

“报官不？”姚千户问。

姚四摇摇头：“报了官，咱们咋解释？你能说明白图图是咋死的吗？”

“那咋整？”

“埋了吧。”姚四说。

姚千户拍腿，在地上蹦了一个高，没想到七十多岁的人还能蹦这么高。“不行，拿我棺材埋他？我咋办？”

姚四不满地说：“你的棺材另打呗，我给你打。”

“不行！”姚千户指着棺材说，“这是我的阴曹宝殿，我太稀罕了，巴不得早死一天住进去，怎么能让这个兔崽子住里面呢？”

姚四问：“你说咋整？再给图图打一副棺材？”

“打什么一副棺材，他是你爹呀？半夜背山上扔了完事。”

“爹，”姚四说，“咱们欠图图不少钱呢，咱们饭店的面粉和肉都是在他家赊的。人家对咱们挺好。”

姚千户问：“咱欠他的钱能顶这副棺材吗？”

“顶了，”姚四说，“再说，他住过的棺材你再住也不合适，串味儿了。”

他爹不吭声。

“怎么整啊？”姚四环顾左右，对第三个厨师说，“你把那俩小子找回来，咱们给图图出殡。”

厨师说：“咋出殡啊，告诉他家里人啊？”

“他哪有家里人，图图是光棍，就一个人。”

那两个厨师回来了，李广还弯着腰，下边的气估计还没撒尽呢。大伙用粗麻绳捆上棺材，四人用两根大木杠抬起，往山上走。公鸡跟在我们后面。

走不远，姚四说：“这地方挺好，前面是安吉拉河，身后有松树，挖坑吧。”

铁锹刚插进土里——这土都是松树的腐殖土，没乱石——就听着棺材里发出古怪声音。姚四说：“谁也别吱声，听——”

棺材里发出唧唧哝哝的声音，过一会儿好像变成了歌声，再听，又好像呼麦。

“完了，诈尸了！”姚四说，“全体下跪。咱们没给他举行葬礼，直接送到阴间，他不干了。”

姚四、姚千户和厨师们跪下给棺材磕头。姚四说：“大哥啊，图图大哥，我知道我欠你钱还没还呢，我这不把我爹棺材都送给你了吗？回头我再多烧点纸钱，好酒好烟祭奠你，送你两碗炸酱面，狍子肉卤的，行不？你安息得了。”

棺材里没声了。姚四说：“管事了，快挖。”

人着急力量大，这帮人嗖嗖挖出一人多深的坑。他们四人手拎棺材的绳往坑边拖。

姚千户喊：“别拖，抬起来，别把我棺材蹭掉漆。”

“咚！咚！咚！”这是棺材里传出的声音。

姚四说：“快往坑里拖。”

他们七手八脚把棺材顺进坑里。

“咚！咚！啊——”里面即图图发出声音。

“没摔盆，没奏哀乐，没披麻戴孝，人家不干了，”姚四说，“快填土。”

姚四铲第一锹土哗地撒在棺材盖上。

姚千户说：“我算看见我死后别人是怎么给我下葬的了。”

哗，哗，土撒在棺材上。

这时，棺材盖像有电动开关一样慢慢升起来，上面新鲜的黄土刷刷滑向后面。

“妈呀！”三个厨师趴在地上。我不知何时躲到了一棵松树后面，我发现姚四躲在另一棵松树后。我们等待尸体爬出土坑或重新躺进去。

那个坑里慢慢冒出一个脸，乌黑的脸，他的双手——十根雪白的手指扒在坑沿上。他的一只脚显然踩到了棺材上，脚一蹬，他蹿到了地面或者叫人间。

我不相信诈尸一类的事，图图的眼睛里还流露着人的情感，诸如困惑。图图身材高大，穿乌克兰式斜开襟的白布衬衫，领口和袖口绣花。他哭过，眼睑下有两道白印，像两根棍子支着眼睛。他脸上的黑是涂了油彩。

图图茫然看四周，目光最后落在躺在地上的三个厨师身上，李广拼命按他的睾丸，又有澎湃的气体冲入他的阴囊。

图图坐在土堆上，这是为埋葬他掘出来的土。他端详棺材、土坑和远处的安吉拉河。图瓦人死后不葬、放入河里就不管了。图图可能第一次见到棺材，他趴在坑边，仔细观察姚千户在棺材盖四周描画的凤凰、麒麟和龙虎图案，啧啧赞叹。

姚四从树后走出来，竟然像水蛇一样扭着腰，这是为了谄媚图图。

“图图。”姚四亲热地说。

图图转过身，见姚四窄脸上布满笑容。他指了指棺材和自己，说不出话来。

“图图。”姚四本来会一点蒙古语，一紧张竟说不出来了，他让我翻译。姚四清清嗓子，说：“图图，是这样。我们……怎么说呢？这个事其实是这样，到底怎么说才好呢？我们累够呛啊，你多沉。我们也吓够呛，你随便翻译吧。”

我用蒙古语对图图说：“姚四说，我们来到山上把这个珠宝柜子埋到地下，没想到你躺在里面。”

我把这番话告诉姚四，他眉开眼笑，说：“哥们儿，你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图图蹒跚站起来：“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珠宝柜子。”他用双手摸自己的脸，表示羞愧，手心沾满黑颜色。“我没拿你们的珠宝，你们检查吧。”他摊开双手。偷窃对图瓦人来说是最可耻的事。

我翻译，姚四听了更高兴了。问：“你是怎么进去的？”

图图向天空翻白眼，说：“这还是去年，不，上个月，也许是昨晚的事。我喝醉了。去找德力格尔玛，被她男人堵到屋里，我逃出来，跑到你们的珠宝柜子里睡着了。”

“你脸为什么是黑的？”我问。

“德力格尔玛用锅底灰掺上檀香粉给我涂上的，说即使被她男人发现，也不知道我是谁。”

“这是什么时间的事？”姚千户不知何时走过来。

“去年吧，我记得还下雪呢。”图图回答。

厨师们从地上爬起来，如释重负。图图拖过铁锹，往棺材上扔土，“我帮你们埋珠宝柜子。”

“别，别。”姚四说，“不埋了。”

“你们下去检查一下吧，看珠宝少了没。”

姚四说：“里面没珍宝，你就是我们的珍宝，你赊给我那么多的面粉和肉。”

图图笑了，他头一次笑，牙齿洁白，“但是你救了我，如果你们没有听到我呼喊，继续填土，我就死到珠宝柜子里了。姚四，你欠我的面粉和肉我不要了，而且我还欠你的情。”

“别！别！”姚四眉开眼笑。他的笑容说：“好！好！”

李广说：“我听你在里面唱歌呢。”

“呼麦，”图图说，“我眼前的黑暗越聚越多，我用呼麦驱散它们。”

图图坐在土堆上唱起了呼麦，我看到这位脸上带白泪痕的黑人唱呼麦，感觉很好笑。他用浑厚的喉音唱出两个旋律。这好像是个想家的歌。图图眼睛看着前方，安吉拉河水正缓慢流过，岸边蓝色的和白色的小花在风里抖动，花上不时飞起一只白蝴蝶，让人误以为是花瓣被风吹走了。

“你这个歌太悲，听我的。”姚千户把袖子撸到胳膊肘上，“公鸡，过来！”

大公鸡从树林里跑出来，呆呆地看大伙。姚千户用中指和食指放在嘴里，吹出锁呐的曲牌《放驴》。公鸡随着节奏伸脖子，一伸一缩，像安了弹簧。姚千户又吹了一支曲子——《我是公社饲养员》，公鸡扇起双翅，好像翅膀是个挑水的扁担。

大伙哈哈大笑，恐惧消散了。

“走啊，喝酒去。”姚四开始用蒙古语说话，他搂着图图的肩膀，图图搂着他的肩膀，像熊搂着猴往前走。

姚千户抱着公鸡走在我身旁。我问：“棺材咋办？不要了？”

他说：“棺材就放坑里吧，等我死了揭开盖往里一扔就完事了，省得重新挖坑了，你说对不？”

他用肩膀顶我胳膊，希望我同意。“对不？对不？”

我侧身看姚千户，他张着嘴笑，皱纹都笑开了，舌苔像盐碱地的白霜。他对死亡的态度竟然这么轻佻，这么不悲伤，因而不忠厚。就像他在公鸡喙上刻花一样不忠厚。姚千户还用肩膀顶我。我没打算笑，只好咧一下嘴，走走形式。

有感

The Boys in Art

黄宇兴：当我最需要爱

Text_徐宁/ Photography_黄宇兴

黄宇兴《当我最需要爱》，80cm×90cm，布面油画，2004

开篇语：

我想用一群艺术家的故事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性与爱，追求与欲望，压抑与自由。他们是男性，他们以艺术家的身份来描绘这个时代，而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又通常展现的是男性形象。

简单地说，这是一群画男孩的男性艺术家的故事。

站在艺术史的角度，历代杰出的艺术家几乎都是男性，所以女性成了艺术作品中的主角。但男人如何看男人自己？男性审美，男性艺术，对我们这个多元时代又有何意义？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男性画男性的过程就是一面镜子，性与爱的镜子，我们的镜子。

这个人物系列，我称为“画中的男孩”。

黄宇兴

1975年8月8日生于北京

200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

现为职业艺术家，生活于北京

“在我很小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悖论。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这样一个人，并且必须去拼命保守这个秘密。这注定了我奋斗的目标和周围人都不太一样，关于爱情、婚姻、后代……以及所谓的艺术。”

——黄宇兴

2004年，我画了一系列这样的作品，名字叫作《当我最需要爱》。

那是我疯狂接触互联网的时期。有一天，当我在Google（谷歌）里打出那三个字时，啪，那些我渴望的东西全部出来了，网络打开了我想认识的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批人，我觉得我在窥探他们，窥探他们的身体、欲望，甚至在窥探他们的心。

这种刺激源自一个秘密。在我很小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悖论。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这样一个人，并且必须去拼命保守这个秘密。这注定了我奋斗的目标和周围人都不太一样，关于爱情、婚姻、后代……以及所谓的艺术。

但网络瓦解了这个秘密，也瓦解了我整个青春。

我

1975年，我出生于北京。父亲在中科院工作，母亲在信息产业部工作，我姐是学建筑设计的。我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画画。

我认识到画画的好处是在初中。我发现画画可以让我控制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只要我画得好，我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别于别人，让别人对我感到吃惊。比如，我拿一张晚上在家画的画，第二天早上给同学展示，同学说真棒，这种东西为我赢得了一个初中生的尊严。我也为此特别上心，觉得自己的一切生活都和绘画有关，而不会考虑背后的意义。这也许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艺术态度：从纯粹的形式或者美感上去感受世界，哪怕是颓废的美。

我的父母对我很宽容，他们没有强加给我什么东西，除非我和他们真的有冲突时，他们才会无形中流露出上一代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他们是那种坚定的老知识分子加老党员，很正统，但我觉得他们的信仰在快退休时已经发生改变，但他们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被愚弄了。整个青春期，我都感觉到自己和周遭同龄人的不同，我关注的是春天里哪一棵树先长小芽，开始吐毛毛，我也有朋友、死党，但我始终觉得就是我自己在玩，没法和别人建立起两个聪明的灵长类动物在一起交流的感觉。

其实画画也一样。很多人画画是从素描、色彩开始，我却是一直在乱画，没有接触过正式的素描色彩训练，直到后来要考美术学院才开始学素描、色彩。父母知道我喜欢画画，但从来没想过我会一直画下去。他们都是理工科出身，一直把我画画当作胡闹。当时我的卧室墙壁全部被木炭涂画过，饭厅也画了小树、山坡。父母早就习惯这样一个我了。

那时，我的房间里藏着的唯一秘密，是一本古代罗马和希腊雕塑的画册。我已经忘了这本书的来历，虽然在别人眼中那就是一本书，但对我，那是我探索性与自己的唯一通道。

黄宇兴《当我最需要爱》

120cmx60cmx2cm，布面油画，2004

青春

性，也许是我这十年多的人生跨度里欠下的课，是再也补不回来的青春。后来，虽然很多事情都发生了，但我的心早已经被青春的压抑装满。我最压抑的时期是初中和高中，因为那时身体在不断成长，精力旺盛，而我又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特别容易被情感所迷惑，被美好的东西所吸引，所以受了很多很多苦。比如我会捡暗恋的男生吐出来的瓜子皮吃，会帮我喜欢的男生写情书追女朋友，我干过很多这样的蠢事折磨自己。

我以为这就是我该经历的。

当时我在北京美术职业学校也算个风云人物，在学校就办了个人画展，展览期间学生用上课时间集体排队参观。经过那个学校的教学楼和校门之间要穿过整个操场，下课时，经常有女生跑过来，要搀着我的胳膊一起走出这个校门，让很多人看见。

但我的那个秘密一直在折磨我。高四（高中考美术院校的补习班）那年，我和暗恋了三年的男生一起去新疆旅行。他不知道我对他的情感，这中间我还帮他写过情书，画过小画给他的暗恋女生，结果那个女生喜欢上了我。

在旅途中，他知道了我和他暗恋女友的关系，我们闹得很僵，最后在新疆天池痛打了一架，他把酒瓶子砸碎要捅我。我知道他特别在乎那个女生，甚至把她当作一个天使，他曾经把参加校运动会的奖品——一条毛巾和一块儿香皂作为礼物送给那个女孩，他觉得那是最特别的东西，因为是他跑步得来的。

在天山我们俩就分手了，各自回北京，身上没什么钱。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票很难买，我排了几天队，发现他也在那儿排队，但我们谁也不说话，也不打招呼，就这样各自回了北京。

其实我和他注定不会有结果，他完全就是一个直男。但我和他有说不完的话，记得当时在学校，我们拿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铺在操场旁边，两个人趴在地图上，计划去新疆的路线。我们从北京到平遥，从平遥到西安，然后到滦州，中途还要去夏河拉卜楞寺，到甘南草原转一圈，再回到滦州，然后还去了嘉峪关、敦煌、吐鲁番……我们按照计划旅行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发生，就此结束了。

事隔了一段时间，我准备去西藏，临行前弄了一个聚会，也邀请了他。那天我们俩一直喝酒，不说话，一杯一杯地喝，喝到最后他去洗胃，我去了西藏……这就是我的青春，始终欠缺一段好的初恋、像样的恋爱，我所经历的感情都太压抑、痛苦了，那种苦楚一直伴随着我的青春期。

艺术

黄宇兴《日志第三十八》

30cmx13cmx2cm，木板丙烯油画，2006

黄宇兴《日志第二十五》

30cmx13cmx2cm，木板丙烯油画，2005

沟。各种各样的根深蒂固的成见，蔓延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人知道解决的办法，但我却不知道如何解决。我觉得我和整个世界是不建立联系的，我是孤立存在的。这也许就是“意苦若死”。

2000年，我从美院毕业，选择做了艺术家。因为除了做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生活方式可以吸引我。父母始终没给我任何压力，反倒给我创造机会去法国留学，认为那样可以让我和艺术更近一些。我开始学法语，但因为去了西藏很多次，又一门心思想去印度，乱七八糟折腾了一年，始终没有个结果。

父母已经托人给我找好了工作。我想拒绝，于是要向他们证明我靠画画能养活自己。第二年我就去参加了一个艺术博览会，六千元租一个展位，那时候画的就是自己，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画我们内心的失落和美好。展览结束时卖掉四张画，赚了两万元，还签了展出合同——第二年去泰国办展览。

2004年，我疯狂接触互联网，网络一下子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批人，那些折磨我整个青春的秘密，一下子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画的作品，不管是《日志》，还是《当我最需要爱》，都来自互联网的图像和信息。我身边的人也被互联网改变了。这期间我又去了泰国，那些互联网展现的世界在泰国都能真实呈现，那是我最疯狂的年代，是荷尔蒙四射的时期，也是我用身体本能绘画的高潮。

和解

黄宇兴《你伤害了我之三》，58cmx85cm，油墨、喷漆与IKEA（宜家家居）产品，2007

黄宇兴《你伤害了我之一》，58cmx85cm，油墨、喷漆与IKEA产品，2007

我那时候画的男人，有肖像，有人体，有肌肉，有内脏，但都是解剖关系，场景通常是森林、树丛，冰冷的建筑。在解放自己之后，我对性、人性以及自己的生命都有了认识，完成了我的人生经历，完成了这不可躲避的痛苦。

互联网揭开了人性的面纱，原来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这么乱，玩得这么嗨。随着人的成长，对人性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不再为自己和别人的某些行为感到奇怪，更多的时候会去理解，甚至赞赏。互联网的刺激持续了几年，我也和自己的过去和解了。接下来我开始创作《改变中的生命史》，画的是一些男性肖像，他们其实是一些在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医生，我觉得他们从生理和生命的角度改写了人的生命史，改写了人的历史。

我知道，在中国，表现性与男性的艺术家将会被打入一个小圈子里。这么多年了，我该坚持的东西还是在坚持，我自己的线索一直在维系着，我无法脱离那个时代——互联网普及，冲击着这一代人的思维与生活。在这其中，我带着特别真挚的情感和特别真实的荷尔蒙参与了这场革命，并用艺术作品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性，隐秘的欲望，这些压抑我整个青春的东西，在我生命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就这样刺激着我，让我想去表现它，表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我完全不会去考虑这些主题是否暴露，是否有禁忌，我想呈现的是一个有荷尔蒙的艺术家，一个有生命的人。

有一次，我拿着画册去找一个画廊经理，她翻了翻说：“你能不能以后少画点儿这种东西？你这种东西特别无聊……”经历了这些打击，艺术家肯定是要变的，但最好的方法是变得更坚强，可以承受各种各样的抨击和误解，或者是漠视。

在中国，男性之间的感情很多时候是被漠视的，这比反对更可怕，是最残忍的一种方式。我把这些情感画出来，这是我留下的历史痕迹，我写下的生命史。

寻找

黄宇兴《光芒》

150cmx95cm，布面油画，2010

黄宇兴《栖息地》

230cmx170cm，布面油彩，2010

我经常幻想一个场景：有一道很淋漓的瀑布，瀑布下面有一座长长的桥，我在这个桥上走来走去，看到从童年到少年、青年的每一幕，那么多的煎熬与痛苦，那么多无处安放的欲望与爱情，最后我穿过这座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就是我对自己人生的感觉，可以叫作“瀑布下的长桥”。

现在，我画的主题是“栖息地”和“光芒”。这里的男性肖像，一个是我的助手，一个是我相恋多年的朋友，他们两个人的肖像在画中交替出现，我和这些关系最紧密的人有一片情感的栖息地，他们的肖像会和心脏、胃、肠子、生殖器、眼球静静地躺在那里，有几束光射进来。

我身边的朋友依然生活在痛苦中。有人得了艾滋病，有人自杀，有人选择虚假的婚姻，还有更多人在得不到爱情的路上徘徊。生活掩饰了我们的痛苦，但要自己一个人承受时却痛得心碎。我也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把艺术和工作、情感分得非常清楚，让自己变得更成功和成熟。但最终还是做不到，我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人。

艺术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艺术绝不是虚拟造作的东西，而是非常坦率地、赤裸裸地呈现我的生命、我所经历的一切。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

为什么采访黄宇兴？

●我认识黄宇兴差不多是在八年前，那时我刚进入《时尚芭莎》杂志任专题编辑。这是一本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而蓬勃发展的杂志，时装、美容、明星、名媛是杂志的主角。我当时加入杂志报的第一个选题是“70后艺术富翁”，关注当时刚刚冒出来的一批年轻艺术家。我在选题导语中这样描述：这是受益于火爆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群人，他们年轻、时尚，并且富有，他们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自信、最有活力和希望的族群。他们被称作“70后艺术富翁”。

●这个选题成为时尚媒体关注年轻艺术家的源头，从此年轻、新锐艺术成为一个时髦的媒体话题，到今天更是愈演愈烈，成为了艺术消费的前兆。

●黄宇兴是我这个选题的采访人物之一。他197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第一次见他，黄宇兴穿着白衬衫，嚼着口香糖，不爱说话，即使说话也不会看你的眼睛。他那时候开始画一些男性，男性的肖像、身体、性器官，他说那是来自互联网的图像，是他正承受的冲击。

●后来我和黄宇兴偶尔见面，他也确实成了70后艺术明星。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人，《当我最需要爱》《你伤害了我》《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作品的名字真是血淋淋的哀伤。我发现他对自己、对生活有超越常人的愤怒与痛苦，是个天生和自己作对的人，尽管通过作品他已经释放了一些东西，但我知道，他真正的矛盾还藏在他的身体里，藏在他的故事里。

●多么脆弱而敏感的男人。

●黄宇兴这样的人并不典型，在这个信息如此简单、便捷、单一的时代，保存着任何一点思想都是可怕的，因为你不仅要应付生活，还要对抗你不安定的心，扼杀你敏感的触角；因为今天的你已经很难去放逐，任由自己去漂泊……对我们普通人，这样的束缚已经够难熬了；对一个艺术家，这种被现代生活囚禁的自由又将是多么激烈，多么珍贵。

●我决定从黄宇兴开始进行这一系列采访，从这些创作男性题材的男性艺术家入手，告诉你关于男人的“脆弱与敏感”的故事。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正能量”时代，这样的题材太不与时俱进，但我知道你也有过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压抑，我知道你选择了漠视，但还有人选择了坚强地对抗。

●这是卑微的，也是伟大的。而对男性，这是真实的。

好物

好好生活，是对他们最好的想念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信，与其每年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地方，人潮汹涌地在一块儿石头前怀念一个人，不如带上这个我们所想念的人对生活的感知，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Text_小总

Photography_小总 南朗（题图）

一

2007年的夏天，我父亲因为肝癌离开了我们。我记得他走的那天，北京阴雨连绵。

两千公里外我的大学校园，正举办着属于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典礼。我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妈妈的腿上，对未来一无所知。

在北京郊区，父亲有套房子，这套房子距离我们平时生活的地方，有四十公里之遥，周边都是土喀喀的农村。几年来，家人每年来这里打扫一次卫生，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中去。而因为工作需要，我也一直在城里租房子住。

直到去年年底，我结束了需要坐班的工作，于是决定搬回父亲的老房居住。事实上，这么多年，这一直也是我的心愿，每次来到这里，看到荒弃的房屋，生锈的水管，心里都很难过。

二

这套房子是个三室一厅，其中一间是父亲的书房，里面维持了他走之前的样貌: 整面墙的书柜，他写字的台案，他做的手工，他收藏的瓶瓶罐罐。

我不打算对这个书房做任何改动，永远不会。

剩下两个房间，一间是主卧，另一间是客房（也就是我以前来时住的房间，事实上，我只住过一次）。

因为我的预算有限，屋子的地板都没有重装，我只铲掉了两个房间的墙纸，重新刷了墙漆。虽然我很不喜欢卫生间的雕花墙砖，但面对改造卫生间的巨额费用，我还是选择了保留。后来我带着一个钟点工，花了一整天，把卫生间从里到外擦了个遍，换了新的龙头、花洒，所幸那个十岁的杂牌儿热水器，竟然在换了个加热棒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整个改造工程，耗时一周，花费了10000元，这是我可怜积蓄的最后一部分。

还好多年来，即便是租房，我仍然坚持做一名囤物爱好者，大小家具、摆设，都从出租房搬了过来，基本不用置办新家具。

三

以前的客房改成了书房，因为暂时没有资金重装客厅，所以这个书房也融合了所谓会客的功能。大桌子是从以前的出租房搬来的，吊灯购于宜家，不过49元。

很多照片都是在大学时代拍的，那是我最有想象力的年纪，好在我拍了很多照片。我把它们摆在柜子里，觉得这也是另一种样式的照片墙。

以前的一张老双人床被改成了一个榻，那个巨丑的欧式床头被我果断扔了。竹制百叶窗造价680元，不要去“居然之家”这种高大上的建材城，价格会翻很多倍，小建材城的商户也能做得不错。榻旁边的竹灯是在清迈的一个小镇买的，那个圆形的“炕桌”，是去老挝玩儿的时候背回来的，后面的画是曼谷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我买走的时候他刚画完，他自己很喜欢，很犹豫要不要卖给我，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卖给我。靠垫是我和姐姐在木樨园挑的布料，姐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墙上的大布购于丽江，是货真价实的扎染，但因为是直接跟工匠买的，价格并不夸张。对于太喜欢的布，我的观点一直都是: 挂起来。

这个柜子是我爸留下来的，我曾经觉得他喜欢的家具都太古老又土气，但今年我看到这个柜子的时候，心中一直感慨，我真的长大了，我也真是我爸的儿子，现在看这个柜子，喜欢得没有语言能形容。柜子里和柜子上摆的，是我拍的照片，还有这些年收集的一些瓶瓶罐罐，因为以前租房子而且也没太多钱，买不了太大太贵重的瓷器，但这并不耽误我喜欢瓷器，我这些宝贝儿每个的价格也不过百元左右。而那些手工艺品，也让你不会忘记每一个你去过的国家和地方。

这就是我超级反感的那个雕花墙砖的卫生间，为了掩盖这个墙砖，我在角落里搭了一个不太“卫生间”的场景，用来吸引注意力。同时也用一个双头射灯换掉了之前的镜前灯，让光线更明亮、干净、聚焦。在卫生间里摆放相框和台灯，这是以前租房的时候就有的做法。

落地灯购于MUJI（无印良品），其实不过500多元钱，当时看到价格我震惊了，想都没想就买了。我把它放在了角落里，记得一本书里说过，落地灯和台灯的作用，是照亮那些黑暗的角落。事实证明，在角落有一盏明亮的灯，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安全感。

在宜家花400元买了一个看起来颇为高大上的水龙头，记住，水龙头和花洒是直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的东西，你不用砸钱，但也不要吝啬。搬进一个不喜欢的出租房，你其实可以为了自己换新的，这是对你自己好，别老想着便宜了房东。

黑色衣架购于宜家，不过百元，用来挂一些穿过一两次但暂时还不洗的衣服。如果你认真对待衣架，它同样可以成为你家里的一个风景。说实话，我也经常会把它挂得乱七八糟，但再说句实话，费一分钟把它整理整齐，你的心情会好很多。

卧室我选择了浅灰色墙漆，而且很“洁癖”得只容纳木色、黑色与灰色，这是任何一个男生都会喜欢的色调。床是姐姐淘汰的，书柜是多年前我自己找木匠定做的（多年来跟着我辗转过好多个出租房），木头椅子是在吕家营淘的，是个次品，才花了140元就把老板打发了，老板还感谢我帮他解决了一个“垃圾”。

这个凳桌也是我爸多年前收集的，也是在他去世后我发现的“宝藏”，我把从巴厘岛背回来的木头壁灯放在上面，形态上看起来很和谐。

这个条案也是老爸的，也是多年后他去世了，我才发现的，只是此时的我，已经和他一样，对此非常迷恋。条案上的莲花烛台是贝壳做的，购于Zara Home（飒拉家居），记得是100元左右，中间的三孔竹制烛台和右边的木质台灯都是泰国的手工作品。让我惊喜的是，这个台灯的木色竟然与老爸的这个条案完全吻合。

四

讲述这些文字和故事，拿出这些我家的照片，是想例证一些很简单但很复杂的道理。

家需要慢慢养成，每一次你“不错过”的积累，每一个“不妥协”的坚持，甚至是在经年累月、无数次辗转于不同出租房却一直不舍得丢弃的那些东西，都会成为日后家中当之无愧的亮点。

金钱，不是衡量一个家好与坏的标准。用心，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我觉得，家是记忆，是关于一切你爱的和爱你的人的记忆，是关于一切你在乎的经历的记忆。好的家，让你不畏惧变老，不畏惧孤单，不畏惧离别。

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

那些我们爱过的人，好好生活，是对他们最好的想念。

看见

LEFT BEHIND

忘迹

Text & Photography_杨鉴

作品《Left Behind》（中文名《忘迹》）大概前后拍摄了两年时间，图片中的场景主要是在美国西北部的几个州：Washington（华盛顿州）,Idaho（爱达荷州）,Nevada（内华达州）,Oregan（俄勒冈州）和Califormia（加利福尼亚州）,基本是用4×5大画幅相机拍摄，黑白底片，手工冲洗。我以拍摄自画像的方式来拍摄风景，影像中所有的中心物体都可以看作是摄影师的自我投影，例如那个小水塘里的沙发，荒原里斑驳的书本，整张牛皮上的篮球，山谷里废弃的货车……所以这套作品主题上可以看作是风物，呈现的是物衰屋败，影像的核心都是关于事件的流逝。

小时候有一次被送回乡下过寒假，和陌生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大多数晚上我都坐在祖父的院子，看着天色慢慢暗淡下去。那时候农村的晚上还没有电灯，空气里弥漫着烧麦秆的味道，零落的狗吠声让整个村子显得很荒凉。作为小孩子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意象，所以莫名地悲伤，觉得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随着暗淡的天色和狗吠声一起消逝了，不可能再回来。很多年以后，露宿在西部的荒原中，我感受到同样的意象、同样的悲伤。这也是我拍摄这套作品的动因。这套作品所有的存在物都在经历着物极之后的物衰物败，在事件的流逝中印证了世界本质的无意义或者虚无，这种对虚无的认知相比有目的的意义可能更接近人的灵魂状态。佛经里说，凡世界都要经历成住坏空，而人也免不了生老病死，时间在其中只是一个概念，物极和物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世界呈现的方式。只是物衰的状态可能更容易促使我们去感受器物世界的虚无，这虚无正和我们的灵魂状态暗合，对虚无的认识也治愈了我们的悲伤，就像Jean Baudrilard（让·波德里亚）曾经有过的那种感受，“这样的拍摄不只是物体的自我呈现，同时也是主体的消亡之处”。

这样的拍摄不只是物体的自我呈现，同时也是主体的消亡之处。

—— Jean Baudrilard

亲爱的，我们终将告别

Text_王菁瑛

亲爱的，一直很想告诉你，学会如何好好地告别，有多么重要。

从小到大无数次，我看着你，因为没有妥善地告别，在心中留下了许多无法释怀的悲痛与伤痕。

第一次的告别发生在十岁，你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逃难，我依稀记得，在那个深夜里，你被突然带走时，那张仓皇无助的脸。

开始有记忆以来，你的父母总是在不断地互相伤害，他们对彼此的爱与恨如同多生藤蔓，纠缠拉扯，难分难解。

背叛与占有的风暴、流沙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你父亲无法自控多次出轨，一次次打击着你情意深重的母亲。两人都辩才无碍，于是尖刻的言语成为有力的武器，三两句就能命中引爆点，强攻对方的死穴。

在幼年的记忆中，你的父母日复一日上演着淋漓尽致的恩怨情仇。上一秒还相安无事，下一秒就突然引爆纠结情绪的火药筒。最后，当恶语的子弹用尽，他们开始用肢体暴力伤害彼此，宣泄愤怒，经常彻夜交战。

你总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小小的你疲于奔命扮演灭火员，迂回、斡旋、协调，试图让倔强的母亲停止挑衅易怒的父亲。你一直是他们最偏心钟爱的女儿，每每在战役猛烈进行时，只有你不顾危险冲去抱住父亲的腿痛哭哀求，强壮又震怒的他才会暂时停手，姐姐才能想办法把无法招架却又歇斯底里的母亲拉开、逃离战场。

终于，在某个深夜，你父亲下手太重了，唯独这次，也是最后一次，你真的来不及冲过去抱住失控的父亲。

你来不及阻止，是因为你过于害怕而僵在原地。就像士兵被轰炸后失去听觉一样，你突然什么都听不见，你张大着嘴想哭喊，却发现自己连声音也没了，那一刻，你多希望自己最好连视觉都失去，那么，就不会看到那么残酷的画面了。

那个画面从此成为你生命中永恒的定格之一：父亲举起椅子，从母亲头上重重砸下，母亲顿时血流满面、跌倒在地。你看到父亲的青筋因暴怒狂跳，母亲的身躯因重击而扭曲变形，姐姐哀号，冲去抱住母亲，妹妹惊慌失措地大哭……而你，只能全身僵硬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也不能动，连闭上眼睛的能力也没有。

暴风雨最后如何恢复平静，记忆一片空白。再回过神来，你已经被安置在舅舅的车上准备离开。什么也来不及拿，就像天灾将至仓皇逃难，你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家。

你忍不住望着车窗外的父亲，他也默然深沉地看着你。当他的身影越来越远，你一直向他挥手，真的很想再抱抱他，毕竟他是最疼爱你的父亲，无论他做了什么，那一刻，你仍然舍不得离开，舍不得告别。

当父亲的身影完全淹没在迷茫的暮色里，你回头看着车内奄奄一息的母亲，熟睡的妹妹和沉默的姐姐，你突然又想起同班的玩伴们，你原来不爱上学，但此刻真的很想再去一次学校，跟大家说再见，提醒他们不要忘了你，一定要记得给你写信……然而，此时你才惊觉，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终于，你忍不住泪如雨下，却不敢发出声音。

十岁的你，突然明白：原来失去，如此无言，如此哀伤。

成长的过程中，陆续又发生许多分离的故事。每一次，都带给你无法释然的无奈与伤感，你患得患失，你越来越执着，你强迫自己勇往直前，奋发向上，往强大的目标大步跨进，希望得到更多财富，名声，人脉，影响力……你告诉自己，只要你强大，就有力量去留住你热爱的一切……有那么几年，你真的得到越来越多，失去的越来越少，于是，你甚至确定，自己即将控制一切，不会再经历失去。

这个美梦，持续了一段足以让你信以为真的时间。直到某年某日，你必须直面比生离还可怕的无常。

那个某年，是你的本命年。

人说本命年，大起大落。

那年大起，你的事业飞跃成长，财富与日俱增，生活缤纷绚烂，感情丰富多彩，内心长久以来的隐忧和阴影慢慢消散，如风吹散乌云，开始露出美丽的天际线，所有奋斗，没有白费，你开始享受如愿以偿的喜悦。直到某日，你接到一个电话。

那通电话，从此改变了你的生命轨迹，像瀑布冲过悬崖，急转直落，深不见底。

电话中你被告知，相依为命的母亲，在访日赏樱的旅行途中突然病重住院，命在旦夕。当时，你正准备盛装出席晚宴，你接完电话，像受到重击般一阵晕眩，接着呼吸困难，无法动弹。你感觉像回到十岁那年，那么无助，那么茫然，整个人，被掏空。

接下来的两个月，你奔波劳苦，竭尽所能，散尽积蓄，只想救回母亲一条命，却终究无能为力，事与愿违。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悲痛欲绝的你喘息的空间，紧接着，最受疼爱的表弟，情同父亲的舅舅，一老一少，同在下半年，相继因突发急性癌症离世。

这次，你彻底战败。接二连三的天人永隔，让你万箭穿心。

你无法思考，难以面对，甚至逃避为他们送别。你回不到原来的繁华浮生，也恐惧充满回忆的故乡。于是，你自我放逐，流浪远方。数不清的白天黑夜，你的脚步不停歇地走遍从未去过的国度，心却静默地任由悲伤吞噬。你不想停下，也无法停下，直到身心干涸，泪已流干。

因缘际会，你走到印度，这个在几千年前就开始探索如何跨越生死两岸的国度。你在恒河的两头，同时看到欢乐洗浴的孩子和尘土飞扬的骨灰，人们将生死契阔，悲欢离合，如此平和无痕地浓缩还原在这条母亲之河的日常里。生与死，净与秽，灵与欲，圣灵与凡夫，都在一处，无二无别。

你继续走着，走到灵鹫山，一直熟悉却从未深解其义的心经在心中响起：“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无有恐怖？这不就是你心底最深沉的愿望，你长年念兹、在兹努力强大自己，不就是为了填补内在恐惧的黑洞？然而，现在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像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和颠倒的梦想？你彻底困惑，毕竟，你从未有机会体验什么是“心无挂碍”。

最后，你走到菩提迦耶。在两千多年前有人大彻大悟，发现超越生死轮回智慧的那棵菩提树下，你静静地待了一夜。

那一夜，无眠。

此生过往的种种，如同电影胶片一样，一幕幕在脑海里重映，演员表里有你的父母、手足、爱人、亲友……不一而足，演绎着痴狂的爱、执迷的恨、深陷的情、燃烧的仇、爱别离的痛与怨憎会的苦。只是这一次，你不再主演，让自己像一名普通的观众，感同身受，却不深陷其中。你好像开始能明白，传说中那位尽弃荣华、权力的王子，为什么踏上孤独求道的旅程。再看看身边，那些跋山涉水前来，彻夜绕塔、虔诚祈祷的人们，你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面容背后，也都有着各自既完整又破碎的故事，而你的痛苦，其实，并不特别。

渐渐地，你开始感觉不那么孤独，一阵莫名难喻的清明与悲悯悄然浮现。你突然明白一件事，其实你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你经历什么，而是你始终背负着所有经历不愿意放手，因为你误以为只要不放手就不会失去，所以你紧紧抓住一切不放，像溺水的人死命攀住浮木，直到真正的大浪打来，浮木消失、晕头转向、再次沉溺。

你幡然醒悟。

从小到大，你几乎夜夜被各种追逐、欲挣脱的怪梦纠缠，梦醒总是记忆犹新、疲惫不堪。你终于知道，其实追逐你的，从来不是别的，而是自己。

甚至，这一路走来，所有的沧桑与苦难，或许也仅仅只是无尽的虚空轮回中，一场又一场随业力和因缘流转循环的，如梦之梦。

梦醒有时，聚散有时。人生如繁花开尽，在清风里落英纷飞的盛宴一场，再美，都会结束。然后来年，再开始。

你唯一该做的，只是在每一个临别之际，在心中，好好告别，怀着最大的善念与祝福。

原谅，放下。

归零，再出发。

亲爱的，说到这里，也到了我们该告别的时刻。

你是过去的我，在此生梦境之旅的前半段，你曾为我承载太多风雨晦暗，所幸你始终未曾放弃内心对光明的渴求，对此，我由衷感谢。

此刻，在肉身经受病苦之际，我决定将你轻轻放下，微笑道别。

然后，我会珍惜你留下的慈悲与智慧，心无挂碍，继续前行，往不辜负你的风景走去。

唯愿，我们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

在雪域死了 没人会想你

Text & Photography_宗萨原人

在雪域，

你不能想念他的笑，

想念他的羊皮袄和身上酥油的味道。

高中第一次上摄影课时，老师说：照片就是“时间之鸟”的羽毛。这形容本是浪漫的，但是当时我满脑子总是奇葩地幻想着：时间之鸟一直被摄影师们拔毛……不会被拔光光吗？

直到十多年后，我到了雪域高原，才在藏族朋友身上明白，这种象征、记录永恒的洁白羽毛，其实像白雪一样无法收藏。

不会死的人才能出现在纪录片里

进藏十年来，我第一次真正面对雪域版的死亡思考题，不是在西藏直贡提寺的天葬台，而是在一台藏人的剪辑工作电脑上。

2007年初，当时的宗萨寺主任洛热老师想让我剪辑宗萨寺的第一部官方宣传短片，剪辑过程中，他的儿女们看到素材中有许多已经往生的藏族乡民，说那些人不能放进影片里面。

我纳闷了，问：那岂不是“不会死的人”才能剪辑到影片里？

藏人听了之后，觉得无奈又尴尬，还是建议我这次先不放那些往生者的影片素材，但是不对啊！我又仔细一想，要是作为影片素材的人物在明天、下个月或明年死了怎么办？重新剪辑再版吗？过了五十年后岂不是全剪光了？

宗萨神山上的僧俗合影

每当有团体合照时，藏人最先注意的，不是谁以前好帅或好瘦，而是谁已经死了，所以每次拍摄大合照时，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其实是随着时光飞逝而略显沉重的，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亡笔记本。

这可是“纪录片”，又不是“永生录”，藏族人怎么会这么迷信？这又不是非洲某些部落认为的——摄影会夺走人的灵魂。

最后，他们还是无可奈何地采纳了我个人的剪辑脚本，虽然影片出版了，但是宗萨寺当地人几乎看过一次后就不愿意再看了，这个奇怪的风俗疑问在时隔多年之后才得到解答。

朋友圈不能发遗照

2012年秋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几张刚往生不久的藏族老者照片，他算是位寺院的元老，在佛法修行方面非常资深，本来想采访他，但是相见恨晚，所以想把他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上来表达一下我们应该要及时珍惜身边人的想法；但是，很意外地，我被一位藏族好友臭骂了，说我死定了，怎么可以不顾他们家属的感受？这样发亡者的照片是不对的！那时，我才得知，原来除了纪录片的情况之外，不允许传播往生者的照片。

藏族家家户户的墙上满满装框的照片中，除了已圆寂的喇嘛高僧之外，几乎不见俗人祖先、亡者的照片。

我觉得委屈之余，慢慢回想起来，还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藏族家庭里面除了喇嘛、活佛、法相之外，几乎不见他们已故亲人或祖先的照片（读者可以回想一下你去喇嘛或藏人朋友家中的墙上摆的照片），也难怪他们不在墓碑上刻亡者的名字（详见《我的雪域原味生活》中《乐在无名》一文），如此去个人化的风俗做得还真彻底，一连串的隐藏版死亡文化陆续揭开了高原民族的思念基因，而当地一位藏族诗人宓龙的诗为藏民族的素直做了最佳的注解：

我想用很经典或者很优美的文字来记住关于你的瞬间，

却发现实在没有，因为我只是简单地喜欢着你，

没有最初的邂逅，也没有期待的后来。

谜团一层一层解开的同时，我赫然发现，我长年以来送照片礼的习惯，瞬间成了鸡肋。

按照我在藏区生活十年的送礼经验，照片是性价比最高的礼物，六寸一张才一元不到，他们会好好装框在墙上收藏着，每天欣赏着，这样超低价且完美的礼物总是让我想用梁静茹《丝路》里的一句歌词作为比喻：“星星就是穷人的珍珠”。

但是，尽管收到照片后会珍藏好几年，如果影中人已离去，照片就会被烧掉或是深埋在某个铁箱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时候，一定要来一段仓央嘉措的经典名诗：“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除了照片禁忌之外，藏地各地一些牧区，还会有改名的风俗：如果该区有一位叫卓玛的姑娘死了，当地如果有与卓玛同名的人就得被改名，否则在草原上呼喊对方时会误让死者的家属思念。（背景音乐响起：“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

藏族传统木门都是用二段式铁扣环来上锁的，这种设计非常有趣，因为门上会随着时间流逝而磨刻出藏文化里最具标志性的“日月”印记，好似每开一次时光之门，记取一次生死无常。

还好这在地广人稀的牧区可行，如果换成是热闹的农区那还得了，因为藏名的重复率非常高，如果按照几世纪的死亡人数情况来看，在坚持不得与亡者同名的规定下，那藏族应该早都没有名字了。

一想起这事儿，由于信息量暴增，我脑子仍然无法把这种绝情的文化与爽朗且有因果信仰的高原民族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个性是这么阳光爽朗，藏歌里流传着多少传奇的情歌（再容许我点播一首藏族歌手亚东的神曲《卓玛》：“你像一杯甘甜的美酒/醉了太阳/醉了月亮/你像一支悠扬的牧歌/美了雪山/美了草原/啊/卓玛拉……”），难道这些情感都可以随时放下吗？

除非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喇嘛、活佛，否则没人会张贴你的遗照，因此，为了让你想起我，难道我非得拿出“赴京考上状元才能迎娶你”一样的精神来修行成为喇嘛大师吗？当然，这是非常可笑、本末倒置的愚蠢目标。我这么胡思乱想，一位藏族好友Sujata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耻笑数落说：你们汉人不懂，就是想太多！

好吧，你们对我而言，有时候却像是来自星星的你，文化与价值观截然不同。

遗照不能有，遗物呢？

佛门最常见的笑话之一：有些师兄会说自己学佛后已经了无挂碍，无所欲求。接着，旁人就会调侃对方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把你的钱包、银行卡号与密码都留给我吧！

宗萨佛学院的二手商铺

当地藏人为了帮亡者祈福，如果没有钱供养僧团，可以随喜给予寺院或佛学院一些物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几乎没人会捐这些亡者用过的物品，一大堆卖不出去的亡者衣物都已经火化处理，藏人们笑说：现在谁还会穷到买这些死人用过的二手货啊？

如果藏文化不允许用亡者的照片表达思念，那他们的遗物与财产呢？也一律烧掉或变卖吗？当然不会的，除了私人的普通衣物、杯具等日用品之外，比较贵重的物品通常会留下，聪明的藏族人在世时也都知道自己死后不会被留下私人用品，所以他们往往会收藏一些值得传家的宝贝，如天珠、佛像、喇嘛法器或金银皮草做的藏袍饰品套装，而不是某某明星的签名照或Hello Kitty的杯子这类太个性化的物品；当然，如果是现代，iPhone 5S或是电脑应该会被留下或卖掉。

当我问佛学院管家喇嘛说：这二手商铺里面还剩下什么最值钱？有位藏人马上拿出一个“百年”尿壶（照片中椭圆形物），这是旧社会之前就有的古董，只剩下这个最值钱。既搞笑又讽刺。

在断层的一代，或让藏族分成了两种人

宗萨寺山顶的大殿遗址纪念照（目前该处已于2013年重建新殿堂）。洛热老师认为无论是寺院或是藏房，都要在老墙的基础上修建才是吉祥的。虽然墙还可能会再倒塌，但是传承永不断。

不思念的谜团终究要追根究底的。

大家都知道，藏文化在半世纪前曾经有一段不可多言的特别时期。我想，无形中或许把藏族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懂得把珍贵东西藏起来的人，一种是选择不再纪念往事的人。而洛热老师是属于极少数的前者。

当我问起这种“不可以张贴遗照”的藏文化时，洛热老师似乎是第一次被问到这样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一脸纳闷且铁口直断地说：他们不懂。他说，这不是藏人习俗，也不是佛教戒律，纯粹是各地方的不成文规定。洛热老师接着补充说，从历代的藏史记录看来，如果是有文化的藏人家族（不一定是有钱的家族），他们会如实地把自家的族谱与财产一一归档记录，但是目前藏地会这样做的家族少之又少，毕竟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

有近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藏药手提皮包（第一世宗萨蒋扬钦哲旺波仁波切所属）

洛热老师早期学藏医时的藏药袋

洛热老师非常喜欢老东西，老照片也包含在内，但是他不是古董控，不会刻意花钱去收购，而是随缘保存，朋友送的照片、纪念品都会好好收藏。他认为对自己有加持的纪念品才是好的，什么都丢弃也不对，通通都收藏又太执着。

如此不保存亡者遗照的文化究竟是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还是藏族人民历代千古干脆爽朗的遗传基因使然？最终他们都默默地把这股思念汇聚在一起，大而无形。

在那个尴尬的年代里，二世钦哲仁波切的御用藏医泽仁彭措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因缘，跟洛热老师的阿妈说：我要你的孩子跟我学藏医。于是阿妈索性变卖了所有家里珍贵的家传宝贝，换来了洛热老师拜师学医用的几个普通藏药袋与行医盘缠，当时看似不值得，但是却换来了半世纪以来当地数千名百姓的健康。

放下，原来有这两种殊途同归的方式。

热情的草原藏族选择了舍弃任何会想起亡者的东西；外面世界的人则选择在墙上桌角或手机相本里放满故人照片，每天看着看着，反而渐渐麻木淡忘了，这样一来，倒是前者显得比较有智慧，因为他们要花的时间与金钱比较少。

我在宗萨寺待了十年了，彼此好歹也有深厚的感情了吧？但是，如果按照藏族的潜规则而言，在我死后，大家应该也会马上把我忘了吧？你的儿女们把跟我有关的合照全部烧进炉子里来煮快餐面……洛热老师听了却很欣慰地摇摇头说：“不会！不会！”

无私的思念静静地流淌在所有藏族人的血脉中，他们对思念取舍的潜意识就好比如他们任何一个藏人都会在路中央义无反顾地救起一只小虫那样干脆。

你天真地以为能用这江水的距离来阻断我们的亲情！

难道你不知道这江水里流淌的思念、虔诚与桀骜早已流进了我们的血液里吗？

——宓龙

他们的思念洁净得像白雪，稍纵即逝却绵绵不绝。

当初，洛热老师的母亲选择留给他的遗产是由所有家传变卖而换来拜师学艺的藏医药袋，虽然这些药袋现在已经破烂不值钱了，这份思念却一路转化成了对当地社区的医疗使命。我曾经在2004年初访宗萨寺时有幸见过他母亲一面，然而，在这十年来，我却从来没有听过她的家人说过思念她的话题，现在看着藏地的蓝天，尽管我自己仍旧做不到，但是好像开始懂了这种不可说、不用想的思念究竟为何。

最近，也有一位老阿妈选择割爱自己的几颗价值十多万人民币的家传天珠，用来印制更多佛经以延续信仰，他们总是自然地把金钱与精力花费在更有意义的事物上，这样的价值观对于现代急功近利的都市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这样总结吧：草原上的藏民族就好比自成一格的苹果系统一样，难以程序崩溃或中毒，初次接触好像难以上手，但是不久后却简单容易到难以替代。

经书，佛塔，寺院的一砖一瓦，都是藏人对故人思念升华而来的无私信物，绵延不绝的雪山与川河亦为时间之鸟的羽毛，他们对亡者的思念如同一滴水汇入大海，没有人会怀念那滴水。因此，在雪域，如果你死了，请别担心，他们会连同一切众生一起想你。

绝望 请告诉我炼狱在哪里

Text_周毅

学习心理咨询让我有机会做有关死亡体验的催眠，具体的感受与濒死体验研究报告的描述很相近，特别是带有安详宁静的自在与轻松的体验，是现实生活中从未感受过的。对此我不禁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如果死亡真的不是痛苦和寂灭，那为何集体潜意识中如此畏惧死亡，千方百计延长寿命呢？是我们对于死亡有着很深的误解，还是说死亡的概念在我们潜意识中有其他的意象呢？带着这些问题，我陷入沉思。

一些情景总浮现在我的脑海，所以去年的戏剧课程结束后，我恳请老师给我一个忠告。老师思考了一下，委婉地说：“你的心是宁静的，但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能让你感觉到有热情。”回想老师的话，我下意识地深深叹了口气，看起来击中我的要害了。

这几年，我系统地学习了从身体到心理的疗愈课程，其间有密集的情绪能量清理，加上童年创伤治疗，也持续练习情绪觉察，自己觉得身体和心灵比以前柔软敏感许多。或许是这样的经历使然，长时间没见的朋友，见到我都会说这人安静好多。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容易紧张焦虑，心也没有那么散乱，更容易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过也清楚自己总是有些活力不足，内向到喜欢独处。

想到这里，我带着自己是否热情的疑惑去观察自己的心，又是长长的一声叹气，胸口产生了强烈的堵塞感，又闷又痛，脑海里还蹦出了四个字——了无生趣。这时候，内心突然变得非常抓狂和愤怒，甚至有了砸东西的冲动，我试着大口地呼气，将内在的情绪宣泄出来。到了后来，人是安静下来了，但全身发麻发冷，如同掉入冰窖一般。这种感受让我想到了冥府，脑海中浮现出古希腊神话中著名歌手奥菲欧 (Orfeo)的故事。

奥菲欧是太阳神阿波罗与缪斯女神卡利俄帕的儿子。传说奥菲欧的琴声能使神、人闻而陶醉，就连凶神恶煞、洪水猛兽也会在瞬间变得温和柔顺、俯首帖耳。奥菲欧有一位情投意合、如花似玉的妻子，叫尤丽狄西。她生性活泼，最喜欢跟众仙女到山间田野嬉戏游玩。有一天，她正在原野上跑着，不料脚下踩到一条毒蛇，毒蛇出其不意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她只“哎哟”了一声便倒在了草地上，当同来的女伴赶来救护时，只见她已毒气攻心、一命呜呼了。

奥菲欧听到噩耗痛不欲生，他拿出金琴震颤地弹出一曲歌，那琴声就连冥顽的石头都为之流泪。为了再见到妻子，他顾不得恐惧，舍身进入冥府。冥府是一个凄惨可怖的地方，那里黑暗冷酷、悲凉愁惨，所有的亡魂都在里面呻吟，如同深秋落叶的沙沙声。奥菲欧虽然很害怕，但将妻子找回来的信念让他坚持来到了冥河，他用琴声打动了冥河上的艄公，驯服了守卫冥府大门的三只恶狗，连复仇女神们都为其琴声感动。最后他来到冥王与冥后的面前，请求冥王把妻子还给他，并用无比动人的歌声唱出他失去妻子的痛苦，冥王、冥后被他的哀伤深深地打动，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提出一个条件：在他领着妻子走出冥府之前绝不能回头看她，否则他的妻子将永远不能回到人间。

奥菲欧满心欢喜地谢了冥王、冥后，然后领着心爱的妻子踏上重返人间的道路。尤丽狄西的蛇伤还没有好，每走一步都痛苦地呻吟一声，然而奥菲欧却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他们一前一后默默地走着，出了冥关，穿过幽谷，渡过冥河，沿途一片阴森。终于看到了人间的微光，他们就要离开昏暗的冥府重返光明的乐土了!这时，尤丽狄西再也禁不住丈夫的冷遇，嘴里不高兴地嘟囔起来，可怜的奥菲欧听到妻子的埋怨忘却了冥王的叮嘱，他回过身来想拥抱妻子。突然，一切像梦幻一样消失，死亡的长臂又一次将他的妻子拉回冥府，只给他留下两串晶莹的泪珠……奥菲欧历尽艰辛结果却功亏一篑，他真想随着妻子一起去冥府，可是冥河的船夫怎么也不肯将他渡过河去，他只好一个人返回人间。

从此以后，奥菲欧孤身一人隐居在色雷斯的岩穴之中，始终对他的亡妻念念不忘，对世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就这样过去了四年，由于他对女性的冷漠，酒神手下的女信徒们误以为他仇恨女性，借着狂欢节酒后杀害了他，并将他的尸体撕得粉碎抛到荒郊野外。

我的心跟随着奥菲欧再次体验了这个熟悉的悲剧，耳边响起了他的那首著名的咏叹调《世上没有尤丽狄西我怎能活》，特别是最后反复哀鸣着的那句“世上没有你/我怎能活”深深地刺痛着我，那种彻底的绝望，不是比死亡和冥府更可怕吗？为了没那么痛，我只好将绝望冰封在内心深处，同时也把希望、热情与光明埋葬起来。如果说死亡意味着失去了存在感，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与珍爱事物的连接，那么活在绝望中的每一刻，不正是最真实与可怕的人间炼狱吗？

出于职业的习惯，我会将自己的体验与心理占星学连接起来，看看在心理分析层面是否有重要的启示帮助我更明了这份体验背后的意义。在心理占星学里，代表死亡、绝望和冰封这些感受的元素是天蝎座、第八宫和冥王星，这三个元素并称为星盘中的冥府炼狱。我的本命星盘天蝎座落在代表基础学习（小学和中学）阶段的第三宫宫头，第八宫宫头星座是象征勇敢成为自己的牡羊座（也称白羊座），守护行星火星落入象征自由的射手座，和代表原生家庭以及自我接纳的第四宫，象征被不公平对待的凯龙星落入第八宫。冥王星落入代表自己的资源和价值的第二宫。加上象征内心光明与力量的太阳落在了渴望主流社会认同的摩羯座，象征内在感觉舒适安全的月亮落在对主流价值观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的水瓶座。

当我将星盘的这些元素抽取出来，一段生命的经历浮现在我的眼前了，中学的六年是我生活经验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至今我还记得在初一上的一节思想教育课，每个观点都让我感觉到愤怒和恶心（月亮落在水瓶座），于是我去翻阅全部的教材。内心有个明确的声音告诉自己，这些观念全是错的。可能是内心的这份抗拒，渐渐地我很难集中精神听课，小学时那份对学习简单的热情荡然无存了，果报当然是成绩不好，排在班级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承受父母的失望，老师与同学的鄙视。如果没有摩羯座对于被主流认同的渴望，我想我会安然接受自己的叛逆，但悲催的是我内心真的很渴望父母、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和认同我。就在这不认同与渴望被认同中，我不断地纠结和失望，最后对自己的成绩完全绝望，转而投身在哲学（火星落入射手座）的海洋中，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下子对主流的抗拒就越发强烈了。当我试着将自己的人生观告诉父母（第四宫），传统的父母亲又如何能够接受什么“无为”与“空性”这些奇怪的观念呢？家里常常陷入关于人生观的冲突中（火星落入第四宫）。在无法获得认同，内心无比孤独时，我对自己的价值也开始质疑和否定了（冥王星落入第二宫），似乎每天都活在绝望当中，也常常诅咒命运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平（凯龙星落入第八宫），给了我独特的思维方式，却不给我被认同的出路。从此，那段经历就成了我内在的冥府炼狱了。

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这段经历是被触碰得最多的，我也以为已经基本被疗愈了。而且我现在虽然从事了很奇怪（心理占星师）但自己喜欢的职业，也越来越多人认同我，那份纠结也该离去了，为什么我的心还是感觉不到热情，为何心还是没有活过来呢？难道那个炼狱还在吗？还是我又为自己新建了一个冥府？于是我开始回想着这几年转换工作后的转变。做占星师前，我是一名公务员（很符合摩羯座身份），但却表现得非常叛逆（水瓶座），不参加政治思想学习，张口就是批判，敢于挑战权威领导，当然也就获得不了接纳和认同。做了占星师（水瓶座的职业）后，人变得严肃拘谨，处处要表现得成熟稳重、谦虚谨慎（摩羯座），但其实内心对于传统和权威（无论在主流社会还是灵性世界）充满质疑，却要表现得沉默甚至顺从，为的是保持这份难得的被尊重和认同（又是摩羯座）。

我想我明白了，不被认同为我打造了一个炼狱，被认同让我掉进了另外一个炼狱中。外界的认同根本给不了我真实的活力，反而让自己开始伪装，让自己越来越不自由。如果我不能真诚和勇敢地接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心必定会继续留在绝望的炼狱中。

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通过对古老的神话故事进行研究，发现集体潜意识（心理原型）在心理学的重要作用，于是开始研究与神话故事最有渊源的占星学，证实了星盘确实能有效地配合精神分析，了解人的心理制约模式，他那句著名的“性格决定命运”，让占星学从令现代人鄙视的算命工具，发展成为自我探索内在的一门工具。

占星这个工具再次帮助我找到了内在的炼狱，不过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要真正改变这些源于过去自我保护形成的内在炼狱，勇气与决心是下一步的关键了，冒着被否定与嘲笑的危险，敢于让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待在恐惧的中心不逃避不退缩，如同冥王对奥菲欧提出的条件，无论如何不能回头，不信任与恐惧是彻底走出炼狱的最大阻碍，冥王似乎已经将走出冥府的关键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个时候星盘特别需要彻底放下，不然很容易掉入等待苦痛时刻结束的妄想中。

十万个不为什么之大老高

Text _东东枪

大老高的本名儿叫高晓敏，1986年的某月某日，她出生在某省某县的一家医院的某间手术室里。刚生下来的时候全家都叫她“二丫头”，因为高晓敏她爸爸的哥哥的媳妇儿在半年前先于高晓敏的妈妈产下了一女，那是大姐，她就是二妹，所以叫“二丫头”。一个多星期以后的某天下午，高晓敏她爸在县劳动局财务科的办公室里翻看当天的某某日报，瞧见一条新闻说我国跳水选手高敏日前夺得了第5届世界游泳锦标赛3米跳板跳水冠军。当天晚上，“二丫头”就叫“高晓敏”了。后来还时不常跟她喊声“二丫头”的，只有她姥爷。

不过在外人的嘴里，高晓敏很早就被叫作大老高了。因为她确实高——小学4年级的时候是1米73，初中1年级的时候是1米86，高考那年就2米43了。

28岁的大老高身高2米87。这一年的春天她欣喜地发现自己的身高不再增长了，她把这个好消息跟身边的所有亲戚朋友汇报了一遍。可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不长了？没有吧？我怎么看你比上个月又高了？”她就又观察了几个月，发现自己确实还是2米87。可再去找朋友说，朋友还是一样的反应：“谁说不长了？这不又比上个月高了一截子吗？”

大老高就有点儿糊涂，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全世界都在糊弄自己。又想，可能是因为那些朋友只是些普通朋友吧。要是有个男朋友就好了，男朋友一定会说实话，到底长没长一问他准能知道。

唯一相信大老高已经不再长高的，是大老高的姥爷。老头儿86岁，老年痴呆，一辈子的精气神儿都没了，平时只会说两句话。一句是“嗯，没错儿！”另一句是“嗯？怎么还没睡？”大老高爱跟姥爷聊天儿，因为省心。她说：“姥爷，你看我是不是不长了？”姥爷说：“嗯，没错儿！”她说：“姥爷，那我是不是就能找着对象了？”姥爷说：“嗯，没错儿！”她说：“姥爷，我上回给你看的那照片儿上的小伙子，你觉得怎么样？我上回跟你说我得努努力勾搭勾搭他，你说没错儿，可我后来又有点儿犹豫⋯⋯”姥爷说：“嗯？怎么还没睡？”

姥爷说得对。上回就告诉你没错儿了，怎么还没睡？

不过姥爷不知道，大老高给他看的那张照片里的人是个韩国人，叫李准基。大老高要是真想睡人家，还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李准基的身高是1米79，脑瓜顶儿大约在大老高肚脐眼儿附近。大老高想，不知道这帮韩国人是怎么长的，否则多般配，真是可惜了。

算到28岁这年，大老高一共只谈过两三次恋爱。这个数字并不算多。这是有客观原因的：毕竟在这个小地方，像她这种身高的人还是比较少。县电视台的新闻栏目从13年前就在说，本县青少年的平均身高目前仍在1米97左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对此非常重视，打算下大力气真抓实干，争取在5年之内挤进全省前10名，用10年左右的时间赶超全国一流水平。一转眼13年过去了，当年的县领导们有一个得胰腺癌死了，有两个出了车祸，大部分不知所踪。哦，有几个是调到了省里，不再在县电视台的新闻栏目里出现，想瞧的话得把电视调到省里的卫视频道。站在县城的街上瞧瞧，一米六几的半大小子还多着呢。

头一次恋爱是跟李雨辰谈的。那时候大老高刚上高中，李雨辰是她同班的同学。某天，这个李雨辰忽然把她叫到空无一人的楼道里，说喜欢她。大老高没对李雨辰有过什么特别的好感，甚至不太熟悉李雨辰，但李雨辰确实是班里最高的男生，长得也有点儿像毛宁或是解晓东什么的，大家都知道李雨辰的爸爸就是李大龙——在他们这地方，提到李大龙，没人不知道，虽然很少有人见过。还有，全年级都知道李雨辰最近刚跟他以前的女朋友分手——是比他们高一年级的一个女孩儿，叫刘雪，特别漂亮。

李雨辰说那句“我喜欢你”的语气确实有点儿草率，但大老高还是成了李雨辰的女朋友。她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她从来没干过这么大胆的事儿，她害怕了挺长时间，她不知道答应做别人的女朋友之后应该做什么。应该陪着他一起放学回家？过生日的时候应该跟他要礼物？应该跟他一起去吃肯德基？后来，这些事儿，李雨辰都没做过。李雨辰最愿意做的事儿好像只是在晚自习下课后找到她，跟她说：“跟我走走。”

那时候他们都住校，下晚自习是十点钟，他们通常会牵着手走一小会儿，走到操场旁边的一个角落就不走了。他们坐在那儿，他抱着她，也不怎么说话，自己抽烟，偶尔说一句，也是没头没尾的——“你头发挺香啊”、“你爱听张信哲的歌吗”、“我爸最近出事儿了”什么的。她挺爱闻那烟味儿，过了好多年还记得起来。

大老高还记得，有一回，他们正在那儿抱着，忽然来了个人，在旁边不远处玩儿双杠。看身影就能看出来，是他们年级的体育老师郑宝刚，去年刚毕业分来的。可能是李雨辰抽烟的亮光吸引了他，郑宝刚练着练着就停了，往这边瞧，瞧见是两个穿校服的人抱在一起，立时来了精神，断喝一声：“谁？哪个班的?!”

李雨辰也不动，还抱着大老高，朝那边说：“滚！”

郑宝刚说：“李雨辰？”

李雨辰说：“滚！”

郑宝刚说：“哦，原来没人啊。”然后就捡起搭在双杠上的运动服走了。可能为了表示没看见人，走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哼着《运动员进行曲》。

李雨辰说：“白痴。”

郑宝刚改哼国歌了。

最开始那段时间，只是抱着。但后来，有一次，已经是秋天了吧。李雨辰抱着她，忽然说：“真冷。”

然后，李雨辰就突然把手伸进了大老高的校服里。校服里边是毛衣，毛衣里边是衬衫，衬衫里边没多远就是大老高本人了。

“凉！”大老高压着声音喊。

“哎！”大老高忍不住又喊了一声。

“疼！别捏⋯⋯”大老高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其实那天李雨辰趴在大老高耳朵边跟大老高说过：“没事儿，反正也没人看见。”但第二天，班里就有几个高个儿男生阴阳怪气地捏着嗓子冲大老高喊：“疼！别捏！”李雨辰当时就在旁边看着，嘿嘿地笑着，并不像生气的样子。

没过两天，全学校就都学会了“别捏”这句话。至少大老高觉得是这样。她去问李雨辰，李雨辰说，他跟谁也没说过，也就没法再问了。李雨辰于是又把凉手伸进大老高校服里的毛衣里的衬衫里去。

还是疼。

大老高后来回想起那段时间来，总觉得自己也说不好是不是喜欢李雨辰。好像是还没来得及喜欢就开始了，也没来得及不喜欢就结束了——高考前俩月，还是在那操场边上，李雨辰抱着大老高，跟她说：“快高考了，我肯定考不上。我爸让我当兵去，说给我安排好了。咱俩分了吧。”

分了也就分了。没过几个月大老高就上了大学。虽然学校很一般，但要是按照她自己的成绩，也未必能考上。

是李雨辰他爸李大龙给办的。李雨辰主动跟大老高提的，说：“不是跟你分了吗？也别白分，我让我爸给你办个大学上。”

大老高的爸妈都没觉出什么异样来。就知道是一个同学的爸爸愿意帮忙。光知道嘱咐大老高好好谢谢人家，还拿了2000块钱给大老高，让她给人家送去，表示一下感谢。大老高没去，说不用。爸妈还直怪她不懂事儿。反倒是姥爷看出来了——那时候姥爷还没傻，趁大老高的爸妈不在，一边儿嚼着一根儿黄瓜一边儿嘱咐大老高：“二丫头，别不踏实，没事儿。”大老高就一愣，说：“啊？您知道什么？”姥爷把黄瓜放下，说：“嘿，我什么不知道？”

上大学的第三年，大老高开始在外头做家教，给一个小女孩儿辅导初一英语。没人乐意找她所在的学校的学生当家教，大老高冒充自己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花200块钱做了个假证。大家都这么干。

她教的小女孩儿叫郭欣欣。郭欣欣是个小胖子，喜欢陈冠希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英语。大老高就老拿陈冠希教育她，说你看人家陈冠希道歉的时候说的英文多好。郭欣欣听了表示赞同，但并没什么行动。郭欣欣的妈妈就专挑大老高在的时候说，请了家教，成绩怎么也没见提高多少，高老师你可要多费费心啊，话里话外都带着埋怨。郭欣欣的爸爸则不一样，老婆说话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老婆说完走了，他跑过来跟大老高说：“小高儿，没关系的，不要理她，她有病。”

郭欣欣她爸叫郭志达，郭志达也是个高个儿，可能得有2米8左右，比高晓敏还高一头，所以才跟高晓敏叫“小高儿”，大老高从没见过这么高的人。郭志达在一个杂志社当副主编，开着辆白色的SUV，聊天的时候老会提起些妇孺皆知的名字，说是最近见谁谁谁的时候又听说了什么。每次聊天儿时他都跟大老高叫“小高儿”——小高儿冷不冷啊？小高儿累不累啊？小高儿要喝点儿什么？小高儿你是哪里人？小高儿你休息一会儿吗？小高儿你最近学习忙不忙？小高儿你都读什么书啊？小高儿你喜欢看话剧吗？小高儿你这样的女孩儿真是不多了！小高儿你喜欢我家吗？小高儿你别着急走！小高儿我送你吧！小高儿你坐前边儿！小高儿你有男朋友吗？小高儿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小高儿我送你个礼物吧！小高儿你别怕！小高儿没事的！小高儿你身材真好！小高儿你真软啊⋯⋯小高儿你别住学校里了！小高儿这是钥匙！小高儿你喜欢这个装修吗？小高儿我一会儿就到你先别睡！小高儿我到楼下了给我开门！小高儿你轻点儿！小高儿你上来！小高儿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小高儿你真是年轻啊！小高儿你看镜头！小高儿舒服吗？小高儿你太好了！小高儿我跟你说个事儿！小高儿你得理解我！小高儿她是不是打你电话了？小高儿都是我不好！小高儿你别理她她真的有病！小高儿我给你买个包儿吧？小高儿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小高儿你别离开我！小高儿你别这么说！小高儿我其实特别懂你！小高儿你怎么了？小高儿你再给我点儿时间！小高儿你是不是有别人了？小高儿你他妈是人吗？小高儿对不起昨天我喝醉了！小高儿你别接她电话！小高儿别说我又联系你了！小高儿我也是没办法！小高儿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了！小高儿我真的没办法！小高儿你别怪我！小高儿你以后少抽点儿烟！小高儿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儿！小高儿你把那房子的钥匙给我。小高儿我以后想你了可以去找你吗⋯⋯

这些话，有的是当面说的，有些是短信。那些短信大老高后来都删了，手机里只留了一条，就是那条“小高儿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儿”。那之后她也没再见过郭志达。

她其实有挺长一段时间没缓过神来，她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是谈了场恋爱。有一段时间她觉得特想跟姥爷说说这事儿，觉得姥爷一定能懂，可姥爷已经傻了。每次她到姥爷家，说：“姥爷，我看你来啦！”姥爷都只会高兴地说：“嗯，没错儿！”每次她离开姥爷家，说：“姥爷，我走啦！”姥爷都只会不高兴地说：“嗯？怎么还没睡？”

在那之后大老高毕了业上了班，一切都再正常不过。那些年里她喜欢过一个大学里的同班同学，被一个在山东做生意的网友追求过几个月，拒绝了公司里的同事二宝，还差点儿又跟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公务员发生点儿什么，但她喜欢的同班同学不喜欢她，山东的网友听说了她的身高就没再来烦过，同事二宝被拒绝之后也就没再提过这事，而已经结了婚的公务员毕竟是结了婚，她还去相过几次亲，但大多数男方都被她的身高给吓走了。碰到一些没什么感觉的，吓走也就吓走了。个别几个觉得不错的，大老高就特别耐心地给人家解释：“我其实已经不长了，好几年都不长了，我都28岁了我还长什么啊？也就这样了。所以也不会更高了。你不一样，你才26岁，你看网上说的了没有？26岁还是身体发育的黄金年龄呢。你这几年好歹再长点儿，咱俩就差不多了⋯⋯”

然后，大老高就28岁了。就像我们刚开始提到的一样，28岁的大老高身高是2米87。她确实已经不再长高了，但好像没什么人相信。很多当年的朋友都成了张太太李太太，大老高还是大老高。

再然后，大老高就病了。

大老高的病其实是27岁那年发现的。但当时并不严重。到了28岁，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恶化起来。她所在的那家小公司的同事们听说了，都纷纷在微博微信上四方求助，刚开始是寻医问药，后来就是募集捐款。最热心的几个人都是她在公司最亲的几个朋友：小米、桔子，以及被她拒绝过的二宝。

大家的推广很有效果，贴着大老高照片的长微博被转发了3500多次。不过很可惜，这3500多次转发，没有一次能救她的命。

所以，28岁那年，大老高病逝在了某省某市的某家医院里。去世之后她的父母马上就哭晕过去了，医生说了几句安慰话，就摘了口罩开着帕萨特下班去了，护士开始收拾房间，聊着单位最近在搞的一个号召大家签字拒绝收受红包儿的活动，还说某某院长最不是东西，跟好几个女大夫都不清不楚什么的，她们还聊着呢，晕过去的大老高的父母在其他人的胡乱抢救下就醒了，醒了又接着哭，但换了一个哭法，这个哭法比上一个哭法还让人不舒服，大老高躺在病床上听到大家的忙乱，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大老高被送到火葬场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本来不用这么着急的，但医院的太平间恰巧满了，只好先送过去。大老高的爸妈都已经哭得站不起身来，所以陪着她去的只有那几个自告奋勇的同事朋友：小米、小米的男朋友、桔子、桔子的男朋友。本来不用这么多人的，大老高也说没必要都去，但大家好像是有点儿好奇，所以就都跟着了。只有二宝没来，因为得在家陪媳妇儿——媳妇儿前两星期刚查出来怀了孕。他托小米转告大老高，说今儿就不陪着她去了，明天火化的时候他一定到。

一路上小米和桔子跟大老高说：“别怕，今天肯定烧不了，最早也得明天了。”大老高躺在那儿，特别懂事儿地笑笑，说：“没事儿，这怕什么，又不是头一天知道这事儿，早有心理准备。”小米的男朋友就接着话茬儿夸赞，说：“老高，还得说是你，要是小米跟桔子，早崩溃了。”然后又说：“哎，我们给你带了件儿大衣来，小米前几年买的，瘦了，穿不了了，一会儿冰柜里可能挺凉，我给你铺上点儿。”大老高说：“不用了，就这一宿了，忍忍就过去了。”桔子还是有点儿不高兴，还在那说：“非得这么晚送来吗？明天早上再来不行吗？”桔子的男朋友偷偷儿瞪了她一眼。小米的男朋友在旁边瞧见了，那眼神儿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不送放你家？”

大老高一直躺着，瞧不见，还在那儿客气地回应着：“嗨，多待一晚上能怎么着？早点儿过来也好，早来早踏实。”桔子这不高兴劲儿还没压下去，接着跟她聊：“不是，今儿把你送过来，明儿早上火化的时候我们还得过来，折腾两趟，还不如明天一块儿呢，又不是外人。”大老高就说：“嗨，照我说，明天你们就都别过来了，都怪忙的，何必呢？”

快到火葬场的时候桔子的男朋友想起一件事儿来：“哎？火化炉那炉膛的尺寸有多大？”大家一听，都赶紧掏手机上网查，查了半天，结果都不一样，有说2米4的，有说2米6的，反正没有一个能到2米8的。大家说：“坏了，老高啊，咱之前都没想到，你太高了，这炉子可能不够长。”大老高说：“不用担心，其实我想过这事儿，大不了到时候我把腿蜷起来点儿，实在不行就把我叠上，让我跪那儿，撅着，个儿高的又不是就我一个，人家肯定有办法。”大家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但一想到大老高跪在那儿的样子，就觉得滑稽。

那天晚上桔子和桔子的男朋友到家都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临睡前桔子还看了会儿电视，电视上正重播白天的新闻栏目，那栏目里说，根据六里庄菜市场的统计，本地近期蔬菜价格出现了集体下降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周边地区的蔬菜供给量增加，二是由于今年前期菜价较高，种植量加大，市场供过于求，因此从本月开始菜价下跌，全月下降的幅度超过了20%，比去年同期还低了3%。其中降幅最大的是茄子和油菜，降幅分别达到51%和25%。

小米和小米的男朋友住得远，到家的时间更晚。到家之后小米打开冰箱拿了一盒酸奶吃，小米的男朋友自己抱着iPad泡了会儿脚。临睡觉前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跟小米说：“哎，那大衣忘了给大老高了。”

大老高也是累坏了。朋友们走了没多长时间她就躺在冰柜里睡着了。睡着之前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姥爷家打了个电话。

她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大半夜的这样做不太合适，但还是想打。电话接通以后她轻轻喊了声：“姥爷。”就听见姥爷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嗯，没错儿！”她又说：“姥爷，我走啦。”然后又听见姥爷在电话那头不高兴地说：“嗯？怎么还没睡？”

那年，老人

图为《男人装》杂志拍摄

Text & Photography_周裕隆

我从母亲的病榻上还魂，走出病房。

走廊里到处是包裹着骚臭的皮囊，和一阵阵即将荒废的呻吟。心电图被搁置在床头，提醒着家属随时观照病人血液系统的变化。一些老人偶尔托起更年迈的老人，一手撑着他的腰，一手掀开被角，将塑料盆子插入下体与褥子之间的空当，等待排泄。下体在窗外刺眼的阳光照耀下格外明显，那些老人无力在乎，也没有旁人愿意看见。

此刻，距离我拍摄那几位老人已过六年。他们此时不论生死，都年长了六岁。

2008年的冬天，我与《男人装》杂志合作一个很棒的选题。编辑向几个九十岁左右的老人请教当下年轻男人困惑的问题，比如房子和汽车，股票和教育，婚姻和婚外情。后来，那组图片成为我那段时期最喜爱的照片之一。

那天天气晴好，但是很冷。老人们被搀扶着，很慢很慢地走进影棚（这样的季节，这么老的老人出来拍摄确是不易）。老人们最小的年过七旬，长者已近百岁。所有人都称他们“爷爷”。他们实在太老了，老得几乎哪儿也去不了，或者哪儿都不愿意去。编辑指派了助手亲自接送，避免意外。

造型师很礼貌地帮助老人更换了衣服。Gucci（古驰）的开衫，Armani（阿玛尼）的针织衫，Dunhill（登喜路）的雨伞和皮箱，爱马仕的衬衫和领带，配在老人的身上竟是如此得体。

那段时期，我刚好得益于几组广告人像的刺激。整组拍摄我都使用了广角镜头，将人物的头颅置于扭曲变形的空间里。我布置了五只灯，主灯放在头顶上方，其他勾边光将头颅环绕，那张面孔立刻被捏塑了出来。

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容易表现的面孔便是老人与孩子。

我希望画面呈现出某种神圣感和冷酷的气息。可是，年轻人眼睛里的冷酷又是什么呢？眼前这些老去的男人，皱纹里爬满了唏嘘，仿佛刽子手的刀，疾落之后，陷入深深的无力与空寂。时间包裹住男人们的欲望与无奈，最终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却被遗忘的历史。那些我们谓之冷酷的事物是多么软弱无力。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令我产生不屑与嫉妒，而后成为无聊。

最先拍摄的老人叫陆寿亭，九十一岁，同济大学毕业，为抗日战争造过军火。快门开启的刹那，我想起我的祖父。他曾经在国民党的工厂里做工并余下九根手指。童年的我常蹲在马扎儿上看着他老人家在躺椅里吹牛，有如看一名远古的武士将自己塑成浮雕。

第三位拍摄者叫穆家祺，九十岁。编辑为他准备了雪茄，虽然他已戒烟多年。为了节约杂志社的开支，编辑助理买来一盒五根装的雪茄，只花了十五元钱。那烟身倒是有拇指粗细，但颜色黄白，坚硬无比。老人只嘬了几口，便被干涩的浓烟呛得咳嗽。我仅仅拍了三张，即宣告结束。老人立刻把颤巍巍的手伸向前方，将烟递给编辑。烟灰随着抖动，轻轻散落在地上。这个时候，雪茄刚刚开始燃烧。

整整一个下午里，平均每个老人我大约只拍摄了五分钟。那短暂的时间里，老崔的歌词常常在脑子里萦绕着：“老人不会再年轻，年轻人慢慢会老的。”谁都不知道自己何时老去，没有人知道。我放下相机，收拾设备，擦拭镜头。镜头深处有我广角变形的面孔。

回来的路上，编辑在车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今天拍摄的一位老人，年逾九旬，老伴去世，儿孙辈们各忙其事，朋友也都早已归西。他住在国家分的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每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坐在窗口弹起古筝。老人说，这时候，他能感觉到老熟识们也会坐在左右，听他弹琴。他很开心。

我不知道那种境况是否就叫作“寿则多辱”。但那次拍摄之后，我渐渐开始关注死亡的命题，关于时间与无常。

我常常在上厕所的时候心生欢喜，庆幸自己能大小便自理——这实在是一种幸福。

死亡学·向死亡学习

心理学家陆晓娅老师谈生死

每个年过五十的人都应该写遗嘱

死亡学与生命感

——《我们》对话陆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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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则行，倦则睡矣。渺渺溟溟，如归大海，如归苍穹。”

每个年过五十的人都应该写遗嘱

我想在朋友中，甚至更大的范围内倡导一件事情：每个年过五十的人都应该写遗嘱。

我知道这样的倡导很“不得人心”，因为中国人忌讳说“死”，劝活得好好的人写遗嘱，简直就是当着人家面说“你没几年活头了”，是无理和无礼的。况且现在人寿命长，放眼望去，活过九十的都不少见，五十岁还年轻着呢，甚至按照新的标准，还没进入“老年”，干吗着急去想身后事？况孔老夫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

但正因为我们中国有这种忌讳谈死的文化，我才觉得倡导过五十岁的人写遗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过了五十岁身体走下坡路就是一种趋势了。哪怕你曾经是硬汉，曾经是“铁姑娘”，衰老也会“随风潜入夜”，一点点侵蚀你的肌体。疾病更可能潜伏在暗处，没准什么时候就跳出来偷袭。这几年，同龄朋友中不断有人故去，不断有人患癌症，也不断有人突发脑梗、心脏病。再加上频频发生的天灾人祸，让我越发感觉到生命的有限和脆弱。

对于死亡，我想大多数人是希望有所准备的。若死亡不期而至，什么都来不及说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一定会留下许多遗憾。

可以想象，你最挚爱的人，将听不到你对他们的爱和感谢，以及你对他们的期待和盼望，这本来可以成为他们未来人生宝贵的情感支持和精神财富。你的家人、朋友，不仅会为失去你痛苦万分，你留下的“未知”也会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最后为你做的事，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心意，也不知道你还有哪些未了之事他们可以去把它了结，他们可能为此长久地自责、抱憾和迷惑。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财产。若你“一言不发”地匆忙离去，这些财产就可能在家庭关系中造成某种微妙的冲突，甚至引起亲人反目。这样的故事，不仅是“侯门”戏码，也是平民百姓家的剧目。

这么说着的时候，好像写遗嘱是一件很世俗、很形而下的事情。形而下自也有其重要性，谁也不活在云端上。不过，以我自己的体验，写遗嘱也具有精神成长的意义，它让“向死而生”从哲人之言，变成了我自己的真切存在。

我第一次想到写遗嘱，是在我的大学挚友华华去世之后。华华的先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的留学生，华华后来也“陪读”去了，从此生活在北美大陆，有一段时间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后来她先生回国工作，居然通过“114”查到我的单位，把我从茫茫人海中“捞”了出来。我本以为我和华华晚年会有很多机会相聚，没想到再见到她已经是在北京肿瘤医院！

我不知道华华是否留下遗嘱，只知道她去世后，女儿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一张照片的底片，那是她悄悄带回来为自己的葬礼准备的。我猜想，关于死和死后的事情，华华并没有和家人讨论过，也许是害怕对方伤心让他们选择了独自面对。

华华去世后我写了第一份遗嘱。动笔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我没办法不去想，如果就此和这个世界别过，我是否会没有遗憾。欣慰的是，我对自己已经度过的人生还算满意，虽然没什么大成就，但至少我确定地知道，在世界的天平上，我这个渺小的生命放在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一边。当然，这并不能代表未来的日子会没有遗憾，写遗嘱让我更自觉地去思考，在真正的离开到来之前，怎么让自己活得真实、踏实和结实，怎样让剩下的生命有意思、有意义，到时候真的能平静地，甚至是心满意足地离去。

写到家人和孩子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在这样的时刻，亲情和爱的珍贵，一下变得无比鲜明和确定。能再一次对他们说我爱他们，并且感谢他们给予我的爱，给予我的支持和滋养，这样的想法让我感到非常安慰。将来有一天，我虽死去，但我的爱仍然会陪伴他们，会是他们内心深处一个温暖的所在。

后来由于电脑崩溃，我的第一份遗嘱消失了。

今年年初，经历了一次前景不明的手术，我决定再写一次遗嘱。选择了一个安静的日子，在电脑上写下了我认为最重要的话。后来，又改过一遍，添加了一些内容。有了这些内容，说不定我“上路”的时候会微笑吧。

也许，随着我对死亡和生命理解的加深，我还会再去修改它。每一次的修改，一定都是一番自我审视，一场自我对话，一次关于我是谁，我往哪里去的思考，它让我对于剩下的生命，对于爱我也被我所爱的人们，都更加珍惜。

我现在已经活过了华华去世的年龄，渐渐接近我父亲去世的年龄。前些日子备课，又自己做了一次“生命线”。我以“八十岁”作为自己期望活到的年龄。但即便这样，当我在生命线上标出现在的年龄时，心里还是一颤：人生已经过去大大半儿，剩下的日子无论如何都不再是“大把”的啦！

相信每个年过五旬的朋友多少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吧，那么也请你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自己和自己在一起，写下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说的话。做这件事情不容易，但是真的很重要，不仅仅是对你的身后很重要，对你的当下更重要。当你能勇敢地面对来日无多的现实时，你才能更好地珍惜每一天，活好每一天。与其拼命努力去增加生命的长度，不如好好改善生命的质量；与其把自己活成个行尸走肉，不如让活着的每一天都变成节日——学习的节日、工作的节日、创造的节日、思想的节日、美的节日、爱的节日。

“健则行，倦则睡矣。渺渺溟溟，如归大海，如归苍穹。”这是我父亲遗嘱开头的第一句话。他是我的榜样。

死亡学与生命感

——《我们》对话陆晓娅

《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显示，陆老师您是研究生死学的学者？

陆晓娅：谈不上研究，我只是为大学生开了一门课。我觉得那跟搞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您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讲"影像中的生死学"这一门课的呢？

陆晓娅：前几年北师大要开通识教育课，他们曾经邀请过我，但我退休后忙于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只能推辞。到了2012年，快六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第二次退休，因为要照顾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妈妈，自己也觉得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能再把宝贵的生命再浪费在通勤上了。而且我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做事，比如在大学开门课。但开什么课呢？这些年我仍在不断地读书。有一些人的书对我有挺大的影响，比如美国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龙，他写过很多心理小说，例如《爱情刽子手》《当尼采哭泣》《叔本华的治疗》等。前几年他出了一本新书，叫作《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从亚龙的书中我看到，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去成长的，或者说，死亡会逼着他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然后会有一些改变。另外一个因素是，2003年SARS（“非典”）以后，我曾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团队一起，在高校、中学和一些机构做危机干预、哀伤辅导的工作。加上我对大学生这个群体挺熟悉的，多年的青春热线服务，使我知道他们可能有哪些沟沟坎坎，以及他们对学习的渴望。所以我就想，有一门什么样的课，不一定完全跟心理学相关，它能够与大学生的生命成长相关，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拓宽视野。我觉得生死学可能就是这样一门兼顾两者的课程，它涉及到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法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非常广阔，同时又可以涉及到生命成长的一些课题，比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危机，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在生死学的框架下做些教育的尝试。我很希望在经历过多年的应试教育之后，能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去挑逗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是的，我用“挑逗”这个词，因为很少有自主性学习体验的人，要开始真正的求索、思考，是很难的。生死学没有标准答案，逼着学生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来思考，我想这个过程对学生的成长来说，也许比学习知识还重要。

《我们》：为什么您会觉得"生死"这个切入点特别具有挑逗性，特别能够激发年轻人们呢？

陆晓娅：人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面对自我和社会，就会有很多思考、很多纠结，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甚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他们活出自己的开始。当然，现代社会诱惑多，加上家庭与学校对学生的控制多，因此现在的年轻人要进行这样的思考会比较难，即使有一些思考，也很少有机会去讨论和交流，甚至被认为是怪异的。这种心灵上的隔绝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就希望创造一个机会，让学生可以谈论这些东西。从心理发展上来说，青年这个阶段往往是对死亡有好奇的，觉得它恐怖又神秘，你看他们会穿骷髅头的T恤衫，仿佛很酷。当然，我并不希望把谈论死亡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对学生来说神秘的切入点，然后去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挑战，比如：作为个体的我，怎样去寻求到自己的生命意义？从社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人类的生与死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课题？我的学生说，没有一门课的老师会让他们去想这么多问题，在生死学课上，一堂课想的问题比一个星期还多。我觉得这就对了！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播种困惑的老师，我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因为我觉得在生死学这样一个领域，谁敢说自己拥有真理？谁敢说自己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生？又怎样去死？重要的是，我可以跟学生们一块儿来探索。怎么探索？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电影来搭平台。电影是非常有趣的载体，它不是系统化的理论，而是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多义性、模糊性全在里头，电影不提供标准答案，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从中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也正因此，讨论的空间就出来了，思考的空间出来了。有些老师搞生命教育，会对学生说“生命很宝贵，你要珍惜”之类的话，我觉得很空。我们是通过电影看一个个故事，然后去问一个个问题。例如在《死亡诗社》里，尼尔自杀了，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还是不自由，仍可活？除了自杀，尼尔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去？学生就会很细腻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进行了多重对话，首先是和电影文本对话，他一边看电影，一边在心里发生对话；然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再来对话，每次我还会准备阅读资料，班上还有漂流书，他们还会和这些文本对话。伽达默尔说：“通过对话，可以超越自身的狭隘。”有时，这样的讨论和对话也让学生产生困惑。但困惑不正说明学生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了吗？这样的困惑也许比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答案要好得多。

《我们》：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陆晓娅：对！其实，我在这门课上是唤起了一些死亡焦虑的。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学生很年轻，常常会觉得死亡跟他没有关系，但其实死亡跟他是有关系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何况生命一天天地流逝，你每天都在死亡。所以，当学生意识到我虽然年轻，但我是必死无疑，而且我还不知道我哪天死，就会反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生。

《我们》：您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是否已经具有一定的死亡意识？需不需要普及死亡教育？

陆晓娅：我觉得是需要的。“死亡学”的概念是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得主梅契尼科夫在1908年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等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死亡教育的课程，包括大学，也包括中小学。我看到过一个台湾学者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比美国强，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有死亡教育。当然，文化也不一样，比如在电视剧《纸牌屋》里有一幕，女主角跑步，跑着跑着就跑到墓地里去了。欧洲甚至有墓地公园，里面有咖啡馆，人们就坐在墓园里喝咖啡。过去，死亡就发生在身边，比如在乡村，人死了还要在家里停几天灵。但是现在死亡都医学化了，人都死到医院里去了。离死亡越远，死亡就变得越神秘和越让人感到恐惧。我每期开课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去写“死亡离我有多远”。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会写得非常生动，写得有人情味。大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就写得很抽象，很空洞。

《我们》：那您觉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一个避讳谈论死亡的社会和一个愿意谈论死亡的社会，它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一直避讳谈论死亡，它的弊病在哪里？

陆晓娅：我觉得死亡毕竟会带来一定冲击，不管是社会性死亡，还是个体因为疾病、意外等的死亡，它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死亡是一种丧失。人死了，很多事情就改变了。面对这样的冲击，需要通过一些仪式、一些过程来接受、调整、适应，重新开始生活。如果没有机会或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处理死亡带来的冲击与改变，它就会成为“未完成之事”，影响人们今后的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有部电影叫《莎拉的钥匙》，犹太女孩莎拉和家人面临被纳粹抓走的危险，为了保护弟弟，莎拉把弟弟锁在了衣柜里，拿走了钥匙。莎拉被带到集中营后，千方百计逃出来去救弟弟，但是回到家中打开柜门时，弟弟已经死了。虽然莎拉后来得救了，移民到美国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最后还是非常抑郁地自杀了——对于莎拉来说，她的悲伤、她的内疚、她的恐惧，都还在那里。我自己也在心理咨询中发现，没有机会去言说、表达、处理“丧失”这件事，甚至会对几代人造成影响。

《我们》：目前看来，同学们在参加了生死学这门课程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陆晓娅：我不敢说有多大的变化或者多么深刻的影响，不过有学生告诉我，上完这门课他重新拿起了放下已久的画笔。看上去，这好像也不是直接跟生死有关的事情，但我非常高兴，因为他要开始重新找回他自己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什么时候丢了画笔的呢？在什么情况下丢的？那个画笔对他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学生马上去学架子鼓了，我觉得她发现了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可以释放她的激情。还有个学生说，上这门课好像找回了一块儿一块儿的自己，把生命重新拼接起来了。这些变化说明孩子们的生命感出来了，而不再满足于“活着”。很多人活着，但他的生命缺乏生机，缺乏“有机感”。中国的学生被应试教育和社会文化逼迫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但是上这门课会让他想：“我怎么活出我自己”“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活泼的”。

《我们》：嗯，虽然现在是个娱乐时代，却又同时使大多数人都觉得活得无趣。

陆晓娅：对！不好玩，活得不好玩。因为跟那个本真的我是完全没有连接的，他是在为别人活着的，他已经好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记得我第一堂课让学生写“死亡离我有多远”，有个学生就写了一句话：“我已经死了，我被中国的教育杀死了。”我还和学生做过一个叫作“谁和我一样”的游戏，有个学生站起来说：“谁和我一样，非常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很有意思的人，现在这个人没了！”

还有的同学说：“非常希望通过这门课重新燃起对生命的热情，觉得自己现在变得很冷漠。”

《我们》：那最起码这些同学们有一个意识，觉察到自己“死了”，觉察到自己很冷漠，成人世界里的人们可能连这个都没意识到。

陆晓娅：我上这门课，就是希望学生变得跟自己的生命贴近一点，让自己能拥有更加丰富的生命体会，恢复到一种活生生的有机状态，比说，看电影可以掉眼泪，看见春天的花朵会觉得很欣喜，看到天上鸟儿飞过就对自由充满向往，这都是活泼泼的生命的感觉。可以痛，可以大笑，可以默默地流泪。我觉得这些都是生命感的东西。

《我们》：说到电影，可否请您为读者提供一个帮助我们思考死亡的电影清单和书单？

陆晓娅：试试看吧。

陆晓娅推荐：十部电影，直面生死

《姐姐的守护者》 英国

导演：尼克·卡索维茨

为了挽救一个生命，是否可以“制造”另一个生命？当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地介入生命过程的时候，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有权利对他人的生命做出决定？这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个故事，是展现，是探索，也是警示。

《生之欲》 日本

导演：黑泽明

黑泽明的这部黑白老片，印证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亚龙的观点：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和半个世纪后的美国电影《遗愿清单》不同，它所表现的对死亡恐惧的超越，更具有社会性。

《深知我心》 美国

导演：迈克·尼科尔斯

许多俯拍镜头、许多女主角的独白，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冷静的疏离感。人到中年的女知识分子，因为罹患癌症，被卷入现代医学强大的、带有男性特质的技术气场，这似乎更加深了生命的脆弱与孤独。还好，两位女性陪伴者用温暖的人性，挽救了生命的尊严和安宁。

《活着》 中国

导演：张艺谋

在这部名为“活着”的电影中，有许多的死亡，它们不是自然死亡，也不是天灾或疫病导致的死亡，它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作“社会性死亡”。有些时候，社会性死亡会有一个“意外死亡”的外表，但“意外”掩盖不了这些死亡的荒诞与残酷。对于“活”，它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空间。

《雨中的请求》 印度

导演：桑杰·里拉·布汗萨里

人到底有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没有品质的人生是否可以放弃？这部热闹的、带给人视觉享受的宝莱坞电影，最终要表现的却是一个如此冷峻的主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安乐死，这个残酷的话题将会越来越多地被提起。

《遗体：面对明天的十日》 日本

导演：君冢良一

看这部电影需要一点儿勇气：大海啸过后，一具具遗体被运到体育馆，其状恐怖而惨烈。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请求加入志愿者行列，帮忙安放遗体和协助家人认领。在混乱与悲恸中，宁静和庄严慢慢升起，逝者由此获得尊严，生者因之得到安慰。

《永生之法》 西班牙

导演：古斯塔沃·罗恩

在死亡的灰暗背景上，两个白血病男孩演出了他们多彩的生命故事。有些时候，孩子就是上帝派来的信使，通过他们透亮的眼和单纯的心，让人们重新理解生命，包括它的艰难和沉重，也包括它的甜美和丰盛。

《呼喊与细语》 瑞典

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死亡是一种边缘处境，没有人可以逃避它。这种处境的一个作用，或许就是暴露灵魂、检验人性。伯格曼用一间红屋、四个白衣女人、一场死亡，不动声色地展现人类的痛苦与孤独，绝望与渴望，细腻的风格化的表达，战胜了故事的沉闷与压抑。

《入殓师》 日本

导演：泷田洋二郎

入殓，是一种行为、一个过程，是丧葬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这部电影中，它成了行为艺术。入殓，为什么可以如此精致、如此细腻、如此庄重、如此美丽？因为入殓师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非生命的过程，它无声无息地化解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别离的哀伤。

《特别响，非常近》 美国

导演：史蒂芬·戴德利

“9·11”事件以后，九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一把藏在花瓶中的钥匙，让他带着幻想开始了不可理喻的寻找。或许，每个人在经历了巨大的丧失之后，都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一次寻找。然后，重新发现生活，让心有一个着落。

陆晓娅推荐：十本好书，透视生死

《生命的余味》

鲁培希特·施密特 朵特·席帕著 吉林出版集团

德国一个五星级餐厅的主厨，在事业的巅峰期去了一家安宁病所，给临终者做饭。第一天，面对那些活不了几星期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该严肃点还是轻松点，不知道做的美食病人是否喜欢。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感到自己中了人生的大奖。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

欧文·亚龙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让你欲罢不能，让你泪流满面，让你豁然开朗，让你会心大笑——心理治疗家亚龙就有这样的本事，带着温暖和智慧，让你和他共同直面死亡。勇敢打开《直视骄阳》，走上对死亡的探索之旅，你得到的是启迪，是陪伴，也是疗愈。

《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

肯·威尔伯著 三联书店

肯·威尔伯的述说与阐释和崔雅的病中日记彼此交织，如同深夜里的一曲弦乐二重奏，开始时它只是在我的耳边若有若无地回响，渐渐地它渗入到我的灵魂深处。因为，它不仅仅是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癌症患者的心路历程，更充满着对心灵的拷问和对生命的思考。

《生死学十四讲》

余德慧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余先生是有哲学深度的学者，也是有情感力量的服务者。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在慈济大学重开生死学课程，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心莲病房为生命末期患者服务，也在那里送走了自己。他的书因此拥有哲学的深邃和对生命的真实关切，像暗夜中的篝火，让人在温暖中望向浩渺的星空。

《死亡如此多情》

中国医学论坛报编 中信出版社

死亡总是引起最强烈最复杂的情绪：纠结、无助、失落、哀伤、愧疚、怨恨和愤怒；死亡也是一个机会，让人可以把最温柔、最深沉的情感释放出来。因此，死亡“多情”。百余位医护人员的口述实录，让这多情的死亡呈现出真实的面目。

《最后一堂生死课》

辜琮瑜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生死学’不是学问，而是生命的态度与终极关怀的探索”，此话深得我心。作者是台湾的佛学讲师，带着从容不迫、开阖有度的气息，探讨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死之间应做何事。他在“生死学”的框架下，阐述中西哲学和不同宗教的生死观，也涉及生死学许多实务的层面，是很好的生死学入门之书。

《艰难的杀戮》

张娟芬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理”，死刑仿佛总是代表着正义的审判。台湾张娟芬女士的这本书，却用一个个案例，把这条“天理”变为一个需要思考和讨论的对象。死刑存废的话题，在当下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容回避，这就是需要去读此书的理由。

《时光队伍》

苏伟贞著 吉林出版集团

我愿《时光队伍》永远不拥有太多的读者，我宁愿自私地把它据为己有，虽然这不可能。这种能视为灵魂伴侣的书，应该深藏，不应暴露。作者把悲壮的家国故事和悲伤的死生别离，编织得如此浓稠细密，字里行间既殷殷泣血，又朗朗有声。“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

《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

戴维·里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封面上的桑塔格，我只能用“不屈”。她不屈于命运，不屈于疾病，不屈于死亡。面对死亡，她希望“减刑、缓刑”。裹在她乐观、坚强外表下的，我以为是恐惧，即担心自己在躯体死亡之前就已经死亡：放弃了“与众不同”的自我感，放弃了“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我是谁？那个叫作“桑塔格”的女人去了哪里？

《让“死”活下去》

陈希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自以为见过许多死亡，陪伴过许多悲伤，遇到这本书，才知道自己远远不懂悲伤需要多少尊重！史铁生说：“我要一直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铁生坦然赴死，希米却要在孤独中用漫长的时日，去让“想念落实了想念，悲伤驱走了悲伤”，然后带着“死”活下去。

【为什么是我们】

陈坤、许巍、扎西拉姆多多讲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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