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严歌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居者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1-08716-0

Ⅰ. ①寄… Ⅱ. ①严…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37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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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3插页

字数：196千字

定价：32.00元

我很卑劣，爱情很高尚，

因而我通过卑劣实现高尚。

Ⅰ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2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杀，首都被更名。13世纪到15世纪从英格兰、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声打开底舱，里面装得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19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水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作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义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11月，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1938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刷、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的上海小女人”时，一艘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好像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离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寇恩浓黑鬈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1939年8月的上海，无尽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眸皓齿，看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但你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了。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1939年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处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蓝灰色的眼睛前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触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了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神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厮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六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事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把它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本人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考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水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即便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子（瘦子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子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粗，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干吗不去别处高就，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做沙逊、嘉道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姐翻谱。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旁。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黄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做嘉道理的潜质呢。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对老板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他做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交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姐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头疼脑热，总需要个B角吧？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乱，一团大乱。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种满心大乱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头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眼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美国海岸时，消防水龙头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一边做手里的事，一边做白日梦。我弹琴弹得不好不坏，手指头灵巧如飞，不过如果你让我打一份不关我事的公文，它们同样灵巧如飞。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道，谢谢。他问我干吗不请一个人做教练，训练小指头，用不了一年，小指头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练，他说。

我看他一眼。是个带些贵气模样的人。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年轻的瘦子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头。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白眼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子缺见识的女人。我在美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身边的年轻瘦子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感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处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点手腕让我雇用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

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有相当重的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

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浪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家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在某个宅子里私授钢琴课，远远不如这场面催他自省，策他痛疚。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张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

去哪里走走？

你说呢，May？

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

一点钟宵禁吗？

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

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

……

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家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仓皇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那条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我们走在法国梧桐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树叶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缩了，卷起边，风从树杈间穿过去，发出纸张的声响。我一边听一边想象那个维也纳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几个合伙人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做得勤勉至极，放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就是个优秀企业家。经理太太和其他犹太妻子一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理财方面无师自通。家里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这次逃离奥地利。母亲和父亲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干了起来，把房产出手，银行兑现，向十多个国家申请移民签证——不久后是三十多个国家，一年后是五十多个国家——而所有国家都拒绝了他们的移民申请。美国的领事对他们说，不服的话，欢迎他们半年后再次申请。

美国也是个排挤歧视犹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吗？彼得停下讲述，朝我睁圆巨大的黑眼睛，讨公道地摊着两只苍白的巴掌。美国给犹太人的签证定额并不因为纳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儿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儿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人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就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

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

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

母亲这句话使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 from 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像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回事，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一块儿拎上了囚车。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总领事，何总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总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作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留给纳粹啊！

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闸发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迹。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露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个时候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总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只有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才想到，该说一句冤案澄清是迟早的事，总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地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坐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人人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的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儿。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还不是情侣的人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唧唧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但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了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地，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失望。

我说：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他把我搂得紧紧的。

海关大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我叫了一辆黄包车，跟他挤在车座上。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然后车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间。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可我到达自己亭子间楼下，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俩人的车钱全付了。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

这时我猛地想到，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荡外滩荡得俩人忘了人间烟火，最后该交换住址电话时交换的是长长的一个注视。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什么都挡不住恋爱，饥饿、前途渺茫都挡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彼得能够在莫里埃餐厅找到我，就是我们相遇的那家法国餐厅。

每天下午五点，我去莫里埃餐厅上班，穿着老板指定的黑旗袍。从侧面看，旗袍开衩是一个完整的“7”，几乎裂到我三角内裤的底边。黑丝绒上攀爬着龙和凤，以及祥瑞云朵。半法国人难道看不出，他的餐厅没有龙凤祥云就已经似是而非得够呛了？

我每天晚上一面弹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个晚上，等来了我父亲。他是一个人来的，一看就知道在图书馆躲清静，读书读得忘了午饭，五点半就饿得头晕眼花，跨进图书馆外面第一家看上去干净的餐馆。

他被引往一个火车座餐桌。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我告诉过你们，我的理想工作是一面干活一面做白日梦。就是这种半梦状态下，我观察到餐厅布置的每一个细节：意大利北方尤比诺似的拱顶拱门、埃及图案的墙腰、洛可可式的吊灯、北欧乡村的桌布、后工业化的蜡台……所有的风格都在抬杠。我也同样观察每个客人，四个德国军人非常吵闹，一看就是年轻的庄稼汉；几对上年纪的中国男女自以为他们吃的是正宗的法国菜，面色肃穆，可见开如此洋荤之前痛下了一番决心。

我四下张望不仅是由于无聊，也因为我在等待彼得。在刚刚开始的恋爱中，恋人们的自尊非常娇弱，生怕自己过分主动，前一次约会流露过多而吓着对方。六十年前，坐在一个叫做“莫里埃”的餐厅里把琴弹得油腔滑调的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在外滩一定流露过分了，傻话说多了。可是我多么不甘心做个轻浮的年轻女郎让彼得·寇恩记住或忘掉。其实我掉进了那种男女游戏的圈套：因为想证实自己没有被轻视而对彼得更加死心眼儿，或者为了扳回自己尊严的得分而更执着地要等到他。彼得那么需要我要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怎么会不出现？他要养活一家五口，看在这份工钱的份上他也会利用一下我的痴情来把工作拿到手。我宁可给他利用，我顾不上那么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这悬疑在我心理上迅速形成压力，压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爱彼得还是更爱自己那被轻贱的尊严。

好，这就是我父亲在角落餐桌坐下时的我。他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正有气没处撒。假如不是他那个俗媚的、跟狗都发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个家弄得俗不可耐，我会落到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国餐厅来当女琴手！若不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到彼得，让他付了我的黄包车钱一去不回头？我一晚上的柔情诗意就值那点车钱？

我父亲桌上的蜡烛亮了。他居然不转过脸来看看，谁把《献给爱丽丝》弹得心急火燎，毫无真诚。他什么都不关注，什么都没给他看到眼里。他的漠视真彻底啊，朝我转了一下脸都没认出我。小夫人凯瑟琳鸡零狗碎、唠唠叨叨的幸福让他偶尔气闷，来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到这种地方来发发呆，对天下每天爆发的大灾难回回神。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一阵在打一个大主意，想独自去内地。因为他的小夫人绝不离开上海，他准备给她留一笔钱就悄悄离开。他将会把联系方式也留给她，假如她有兴趣，可以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路线到内地和他相聚。

假如彼得这时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父亲：喏，这是彼得·寇恩，我离家后的第一个“Date”（幽会人或艳遇对象）。

父亲在我搬出去的第二个礼拜找到了我。他找到霞飞路560弄来了。是闺中女友把我的地址卖出去的。那天我在外面吃了一碗摊子上的熏鱼面，又到弄堂口去拿早晨忘在那里的大号热水瓶。就在我提着一瓶热水走进弄堂时，父亲从一个剥毛豆剥虾仁的厨房竹凳上站起来，“布克兄弟”牌的风衣被风掀起，活脱脱一个潇洒倜傥的便衣。

他一定等了很久，等得房东不忍心了，请他进去等，遭他谢绝后，让娘姨端出这张竹凳。好在天不太冷，白天一直有个黏糊糊的太阳。没有那个小夫人，我和他是另一种父女关系，非常非常坦诚，也非常地相依为命。我和他都有小夫人无法参与的那一部分生命，就是我们在别人国土上成活的那部分人格。

我拎着热水瓶，他敞着风衣，相对而立，刹那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形影相吊的父女关系。谁也帮不了我们。再坚强再洒脱，在别人的国家成活下来，都是创伤累累。凯瑟琳是不会懂得这些创伤的，做了亡国奴也不会懂。

他说妹妹你吃饭了吗？

我知道他一定没吃，所以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高兴地说那么一块儿吃饭去吧。我们去国际饭店，还是梅龙镇？他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

父亲是客家人，除了客家菜他对所有菜都是门外汉，上海菜只知道个梅龙镇。我和父亲这个晚上是死党，干吗敲他竹杠？所以我说特别想吃大排骨年糕，父亲哈哈一笑，用英语说：今天我有个Cheap Date（省钱的约会伴侣）。

从那晚之后，父亲有空就来和我吃一顿晚饭。有时把我的坤包拿过去，问一声：可以吗？我不作声，他便打开包，往里面放几张钞票。如果我说“No”，他会尊重我的独立自主，把包还给我。每次收了他的钱，我都觉得窝囊，会好一阵不理他，他也会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的小夫人以为我真的硬碰硬独立自主了，而父亲却一直在为我这份独立偷偷掺假。

该是大批客人进餐的时间了，父亲转过身，四下望，看看自己周围怎么一下子如此热闹。如此的钢琴声大作。这琴声耳熟啊。等一等，那过分娴熟又总差那么一点力度的弹奏还能有谁？父亲站起来，往我这边看。一群美国水兵抽烟是链接式的，餐馆被他们抽得茫茫阴霾，所有人都让微辣的空气弄得微含泪水。所以我父亲更加不敢认黑丝绒旗袍上端的侧影。更不敢认，黑丝绒开了条“7”形缝隙，露出一整条腿的侧面。

我弹着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自己给自己翻谱。我知道父亲走过来了。

等我弹完，父亲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旁边的人乐得有人带头起哄，便跟着喊了几声：Bravo！我爸爸刚才喝了两杯葡萄酒，伪装满不在乎，豪爽率性装得更逼真。他站立起来，巴掌拍得震耳，抵上小型拉拉队。

我借着下台找水喝走到他身边。他的所有不满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发泄。

我说我找到这个工作才一个星期。怎么样，我的独立宣言特醒目吧？我的脚踢了踢旗袍前襟。美国水兵们个个在瞬间饱了眼福。

我去你的亭子间找了你好几次，父亲不理会我的挑衅，自顾说道，你每天夜里都回家很晚，身体吃得消吗？

谢谢关怀。

我最近收到一笔钱。在美国投资的一点股票——你伯父十年前帮我做的投资——卖掉了，赚得不错。

你看我父亲多可怜：他想给我一些钱，让我的大腿好自为之，别去喂养各国水手、大兵们的下作眼睛。但他怕直接说会刺伤我，就这样撒谎，绕弯地哄我接受他的钱。我知道他在美国从来没有一分钱富余供他去投资股票。他始终是个穷学生，只有别无选择地做学生才能拿到一笔养家糊口的钱。他是到了中国才过上好日子的。每个伯父都掏出点钱，为他们最小的弟弟在上海买下一幢房。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房子呢？伯父们鄙夷地否决了父亲的意见。从祖父开始，他们有点钱就买房置地，误认为这样买就能把人家的国土买成自己的。他们不知道，就凭他们的黄面孔，有多少地契都是寄居客。他们也想通过为弟弟买房把一只脚插在上海，可是这房所基于的国土已沦丧给日本人了。

半法国老板对我打着冷峻的手势，要我马上把屁股挪回琴凳上去。父亲看见了，那客家人的大眼就像点了捻儿的炮仗，嗞嗞冒火星。我赶紧向老板扬手一笑。

父亲说：这笔卖股票的钱，凯瑟琳不知道。

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定会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的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有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和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根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的时候，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培养成为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我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说：没多久。

父亲说：你算了吧。

我现在有资格评论你的私人生活了吗？我装成很经打击很经伤害的样子，笑嘻嘻地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过去我反对他娶那个小女人，他说等你懂得这种感情的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私人生活。

他问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很难说。我耸耸肩。看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学到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语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现在微笑着的伤感。好莱坞流行的表情有那么几种尤其典型：微笑着残忍，调侃着抒情，争执着浪漫，等等。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亲哼哼着说，连他在哪里做事，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说。

父亲不作声。他在某些方面跟我开洗衣坊的亲戚们差不多，假如我的某个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铺或杂货铺的男孩儿来往过密，我的伯母们会说：找了那么个穷鬼！

只要父亲再逼问我一句，我就告诉他，我找了个穷鬼，并且是个无国籍寄居此地的穷鬼。

父亲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着，什么也没再问。他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馆门口等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机看见我，小夫人就会知道我没出息到了做餐馆琴手的地步，也会知道他和他女儿在外面接头。我也不愿那小女人知道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亲在黄包车走出去十多米还跟在车后，满脸自责：他不能在这样混乱凶险的大上海把女儿护送到家。何况还是个正在饱尝恋爱苦涩的女儿。

就在那一瞬，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他突然停住了，一只手紧拉住车帮：他是不是犹太难民？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话：我真是白养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去和一个没钱没国没家的难民厮混，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跳芭蕾、弹钢琴、骑马？何必挥舞戒尺，左一声“为你好”右一声“为你好”地做你的死敌？

为了他这一夜能睡个好觉，我说：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

你要谅解我的拖沓。到现在，你想听的人物还没有出场。不过你应该快要看到了：貌似不搭界的一切实际上全都紧密相关。

Ⅱ

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是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猩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由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两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只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分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鬈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绺，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喷了半瓶古龙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更加丰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里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里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辆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辆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盥洗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

我瞥了一眼窄小的舞池里的人。弹奏变得恶狠狠的：我让你们跳！让你们醉生梦死！

……

我歇斯底里的弹奏让这些牛头马面领会成了狂喜，他们的屁股扭得越发的圆，面孔越发的无耻。我让你们酒绿灯红脑满肠肥！看看窗外的大街小巷，在日军轰炸中丢了腿和胳膊的人蜷缩在任何一个能避风挡雨的门廊下。守桥的日本兵把一盏煤油灯扔进一只住着中国人的船里，大喊这样的贱民就该沉入水底……

那是个星期六。我结束了工作后该领薪水。老板说你今晚弹得很棒，但我得扣掉你出去跟人说话的半小时工钱。我耸耸肩。本来我息事宁人，让他把七八分钟算成半小时。但接下去他就不像话了。他说：以后让他好歹洗洗头、换换衣服再到我的门口来。他看上去浑身虱子疥疮。我低着头，一动不动。一般我这副样子我爸爸就知道事情坏了，我给惹得太狠了。

你知道彼得是干什么的？我问半法国人。

谁是彼得？老板问。

彼得·寇恩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因为纳粹迫害到上海来给你这种人渣蔑视。

老板说：你说我什么？对不起，我英语不好。

好，我换个词：人类垃圾。你这人类垃圾。来上海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做够了垃圾。到了中国，你认为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当垃圾。

我口气婉转，一点火气也没有。因为我只是在好好阐述一个事实：来上海的各种鬼子大多数是因为在自己祖国混不出人样而到上海来碰运气。在上海即便混不出人样也有中国人垫底；中国人反正是可以不当人看的。

给我这个月的红包。我向老板摊开巴掌。他若不给，巴掌直接就上他的腮帮上去。我们说好每月有十块钱的红包。

你还想要红包？他用了一句法语骂我。

我不用懂。他过去是个水手，水手在全世界海港造孽，留私生子，搜罗各国下流话。

我的巴掌没上他脸上，而是抓住了他的领结。这种关键时刻你们能看出我是个求实的人。打耳光的动作是漂亮，但效果差些，他可以还手或忍让，把红包赖掉。我捉住他的领结，一只手不够上了第二只手。等拉架的赶来，老板已经把五元钱扔在地上。

他用水手法语一连声地骂。我在唐人街长大，难道会不经骂？

在骂声中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等我上了黄包车，发现自己抖得厉害。原来我并不经骂。我今天是怎么了？我难道因为彼得回到我身边，感到有所依仗，存心要惹一惹谁？还是彼得让我失望？他在垂死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我，我不是他垂死时的安慰和放弃自尽念头的理由，这些让我失望了？

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不满足感觉。初恋的人总是不满足，总觉得得到的比预期的和贪恋的要少。

黄包车夫的两只脚板“啪啪啪”地拍打着沥青路面。坐在车篷里的年轻女郎一晃一晃，渐渐离那片邪恶的热闹远了。女郎把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位置估计错了。天下双双对对的恋人中，总有一个更痴的。这没办法，我的心太不骄傲了。

等我到家的时候，彼得已经离去。他得赶在宵禁之前回到大宿舍去。他洗澡的药皂气味还浓浓的。空气湿漉漉的，我的头发很快上了一层水珠。彼得是个识相的人，他把地板上的水渍擦干了，顺便擦了一遍整个房间。早上晾出去的内衣内裤也被他收进来，给我折叠得方方正正。我一下子想象出他在我这间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和我过小日子的情景。

后来，我也是在他的药皂气味里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普家面试。菲利普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普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店堂内像中国人的商店那样，在空中拉开一根根铁丝，上面拴了许多铁夹子，每根铁丝从各种货柜、每个角落伸出，往中央一个高高的收款台集中，因而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网。你小的时候一定看到过那种收款网。犹太人就这点好，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汲取别人的经验。我为彼得付的衬衫钱就被一个犹太店员夹在铁夹子上，手一划，“刺啦”一声，铁夹子和钞票便乘着高空缆车到了收款台。收款员取下钞票，把收据和找还的零钱夹到铁夹子上，又是一划。等彼得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衫出来，交易已经在那边铁丝上成功地完成了。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土里土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那时他从集中营到了船的底舱，又从底舱登上上海码头——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我把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睁大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霎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普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普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普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普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普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普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普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 again，please.（请再试一次。）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鬈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雅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才行。

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年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间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普的儿子想和他搭讪几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时味道却不错。

Ⅲ

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普的家介绍一下。

菲利普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普的太太有十多个佣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普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着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1940年6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水，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水。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𠲎？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务，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精光四射，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交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两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至极的眼睛只看见世海。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干吗，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像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扫视。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儿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日本人通过一个翻译说，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学校里有反日分子，并且利用今天的音乐会进行反日宣传。现在他们的连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学校的所有出口。反日分子请不要连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们，请自己站出来吧。

美国人开始受不了了。请日本军人立刻滚出去，这里是美侨的领地，美侨好不容易开个音乐会乐和乐和，他们还要编借口来煞风景。

美国式大嗓门像美国牛排一样，这时特别解气。

打头的日本军曹说：好，没人站出来。我们就只好搜查了。

他们不一会儿就从礼拜堂的钟楼上押出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儿，就是先前满脸事关重大的那帮小男子汉。

他们的家长在客人之列，立刻站出来，质问日本兵是否有证据。

全城到处都是证据，日本军曹说。他们帮地下抗日分子到处张贴反日标语！其中一个日本兵“唰”的一声抖出一张“证据”：一条抗日标语连同寻人启事、租房启示、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一块被揭了下来。标语的大致内容说：俄国、英国、美国都将支援中国军队打回江南。

那你们怎么能确定是他们张贴的？一个相貌年轻的母亲说。要么你就抓贼捉赃，否则你就是胡乱栽赃！

翻译颇费了一会儿事才让日本兵明白了这两句话。

日本军曹说：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当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美国女教务长说：那好，他们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假如他们真的犯有你们所指控的反日行为，我们先要以校纪整肃。

日本军曹一摆脑袋，手下们一下子端直了枪，几步冲到温世海面前，用枪头杵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胸口上。谁也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从挂衣服的衣架下面拽出几张卷起的长条纸，不用打开就知道它们的材质和那张标语一模一样。

世海显然是害怕搜身，想趁早把“证据”转移，却被那个三十来岁的日本兵抓个人赃俱获。

彼得一直到这一刻才完全醒了。他脸色灰白地看着日本兵的枪托一下一下落在世海头上、身上。一米七二的世海滚成了一个球。我上去拉他，又惹那日本人来了火气，一枪托朝我的肩膀夯下来，若不是我躲打躲得好，肩膀一定脱臼了。

彼得大大地睁着两只黑眼睛，似乎伤心和委屈同时涌上来：怎么走到哪里都躲不开残忍和暴力？他原以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连厄运都可以降到零，可一回神，自己又在流血汩汩、狰狞面目的图景中了。

整个餐会起义了，各种语言在叫喊：停止打人！停止行凶……

十多个日本兵从院子外赶进来，开着冷气的前厅刹那间一阵热烘烘的汗臭。

日本军曹打人打得他自己脸也煞白。他拎起被他打成一团的温世海，指着前面被搜捕出来的几个男学生，问谁是头头。

温世海鼻子以下一片血肉模糊。他避开日本兵的逼视，身子尽量躲到一下子打不着的地方，左肩斜出去。似乎他练过拳击，正采取防御姿态。

日本人连吼几遍，世海终于抬起眼，朝那几个男学生看去。这时一位母亲说话了：詹姆斯·温，你自己做事自己当，往阿拉凯文这里看啥看？不作兴血口喷人的，阿拉凯文没证据被人家日本人捉牢！侬血口喷人也没用……

世海是好样的，赶紧把眼光收回，快速眨巴着松松的眼皮。

日本人通过翻译对世海说，他若不交出头头，就得去宪兵队坐牢。

我用英文跟世海说：别怕，你父亲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不会让你吃太多苦头。我这就去通知你父母。

不少人开始拿包拿帽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多岁的日本兵却宣布，每个人想要离开，必须要经过搜身。女士们相互搜身，坤包交给士兵。

又是一片各种语言的抗议。日本兵像是没听见，严谨负责地把男宾女宾分开，又看着女宾结成双对，把手伸在对方仅裹着袒胸露背丝绸衣裙的身体上。亏他们想得出这样失体统的法子。

唐纳德医生嗓门最大，雪茄烟一样粗的手指点着日本兵说，他要让美国领事馆发抗议照会。

所有日本兵都是只忙自己的，你们说什么话解气就说什么，随便，请吧，只要你们按指令抬起两手，脱下皮鞋，解下裤腰带。

女宾们都穿着绢纱的鸡尾酒会小礼服，坤包里的东西也一目了然，除了粉盒、小手绢，就是易带的香水、檀香扇，无非如此。我是最后一个被搜查的女宾，日本兵叫了一个学生的母亲来搜我的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在男宾队列里的彼得吁出一口气。

出了礼拜堂，我向美国女教务长打听，能不能用她的电话跟詹姆斯·温的家长联络，女教务长叫我放心，她已经吩咐人去通知了。

这时，两个日本兵正把世海架到三点钟的酷日下。彼得冰凉的手按在了我那挨了一枪托的肩上。

我转过脸看着他。我心里在说，彼得，看见了吧？有国土也没用，人家找到你的国土上来作践你。

他的手在我受伤的肩头抚摸着。

彼得说：你的阳伞呢？他看见我在毒太阳下皱紧眉头。

我走回礼拜堂，七八个穿雪白制服的侍应生正在撤下餐盘。摆得像珠宝一样的俄国鱼子酱图案尚未被破坏。地狱中的天堂塌了个墙角，四五个日本兵仍在对那几个少年反日英雄盘问。他们的父母坐在一旁，母亲们不时擦着泪或汗。那个叫凯文的学生西装上全是污黑的尘垢，显然在钟楼上某个积了半世纪尘土的角落和日本兵捉迷藏。

我对日本兵比划着：阳伞。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

就在这一刻，我和面前的年轻日本兵脸对脸。我真该服一服软，舍弃那把舶来品阳伞掉头走去。可是我的病态自尊心大发作。“啪”的一声，我按了一下小包的搭扣，金属的包口像贝壳一样张开。我取出我的美国护照，给年轻的日本兵看了一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你占领国的公民，别跟我神气活现。

他翻了翻护照。我在他眼里太神气活现。他干脆一横心，枪杆子抵在我身上。

按说他这样耍横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正在盘问那些小嫌疑犯。

彼得不放心了，从院子那头跑过来，一面叫我：May！妹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喜欢叫我的乳名了！）不值得的！

彼得，可怜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仍然落个斩尽杀绝的下场。那是我在心里说的。

彼得的规劝让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一闪，从步枪旁边绕了过去。我的伞就在那衣架下面搁着。我穿过日本兵的步枪射程向衣架走去。在租界打死一个美国身份的人，大概会有点后果，我正是倚仗这一点。他们在1937年冬天攻占南京时假装误击，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上面载着大半个美国领事馆，但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误击”。

站住！日本兵喊道。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语气我知道他一定勒令我“站住”。

我已经到达了那个衣架前面，无所谓站住不站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指指靠墙斜挂着的那把白色绸伞。伞是旧货店买的舶来品，用降落伞绸做的，十分牢固，晴雨两用。我的背现在是个好靶子，黑洞洞的枪口怎样发射命中率都会不错。

抗日小勇士们都不为自己担心，为我担心起来。

我从挂钩上取下伞。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底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

戏剧到这里可以完了——我已经跨出了礼拜堂，对站在碧桃树阴下的彼得笑了笑。日本兵对自己不精彩的收场也认了。你们知道当时舶来品里刚刚有自动伞：第一代自动伞。按钮一按，那一声“砰”，比现在的自动伞可响多了，伞就像点了捻儿炸出去的焰火，怒放在你的头顶。别忘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各种奇物。这把舶来的自动伞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买的不少舶来品是旧货商从犹太难民那里低价收来，包装一番，放在柜橱里，专供我这种女人去猎奇。

我已经走出礼拜堂的前门，可我又一次鬼使神差，抽下伞套。你发现没有，鬼使神差往往导致突然的灾祸和幸运。当我“砰”的一声按下自动伞的按钮，已经晚了：伞套中的纸片散落出来。日本兵们被那一声扬眉吐气的“砰”吸引了注意力，向我转过脸，看见的恰恰是这些散落的纸片。

只消一秒钟，我就明白它们是什么了。是油印的小报。也许是抗日小勇士们在危急中把它们藏进来的，也许是世海抬举我，想让我成为他们抗日主张的非自愿传播者。后来证实是后者。

日本兵在门里就吼得震天价响：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了！这些话都是我猜的，但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喊什么？

当翻译的娘娘腔男子马上就让日本兵明白这都是些什么纸片。纸质很差，不比烟纸店包大头菜的纸好多少，油墨味极浓厚新鲜，我应该隔着伞套就闻出来的。现在晚了。

彼得向我走了两步，看着日本兵们把我两只手扭到背后，看着我连衣裙的领口被扯得成了绞索。

误会了！他用漂亮的伦敦英文大声说，嗓音大幅度抖颤：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事！

全部日本兵都上来对付我，那些少年勇士们趁机在父母的掩护下匆匆奔出门，奔下台阶，眨眼间消失在一辆辆汽车里。

对不起，等一等，先生们误会了！彼得又向我的方向靠近几步。他的漂亮英文全白白漂亮，此刻没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日文的人做翻译。

我也在不断地跟娘娘腔汉奸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伞套成了抗日宣传品的储藏箱，对此我完全无辜。

汉奸心地倒不坏，为我没少着急，翻译得一头汗，还让日本人不要拧我胳膊，横竖我跑不了。女教务长带着一个学生跑来，那学生会日文和英文，她要他把意思转告日本兵：误会实在闹得太大，必须安安静静坐下来，请美国领事馆的二秘来听审。女教务长指着我：像她这样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姐，何苦卷到这种徒劳无益、聊胜于打嘴仗的反日文字宣传里去？明摆着是一场误会。

日本军曹烦透了这个美国女人，对翻译说，劳驾美国领事派人去日本宪兵队澄清误会吧。美国领事若自己去，更欢迎。

我看见彼得的大黑眼睛瞪着我，还是在向我讨主张：他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彼得，去找我爸爸！电话：4259！我用英文对彼得说。

果然他顿时有了主张，转身飞快地走去。

其实这时我已经非常后悔。女教务长的几句话提醒了我：徒劳无益。我闯进去取伞本来已经够蠢，还要把戏剧推向高潮：在自动伞上扣了一记扳机，为自己受辱的唐人街长辈和同辈爆炸一下吗？让中国同胞和彼得的同胞们的本性怒放一回吗？幼稚愚蠢啊。

我在拘留室里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拘留室是没有窗的，也没有灯。我的手表在进来之前被抹下去了。没抹下去我也不会看得见时间。不过有秒针细微的“嚓嚓”走动声要好过些。否则时间空间混成一个大黑砣子，实心的，我被铸在里头。

唯一可干的就是想念彼得。他这会儿已经见到我父亲了，肯定见到了。我父亲第一个感觉是：他看上去真像个难民啊。他们立刻让司机把他们载到美国领事馆。糟了，俩人大眼瞪小眼；这是星期日啊！美国人在某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或者被沙逊请到他在虹桥的别墅骑马去了。他们所能求助的，是一个值班的中国雇员……

情况比我在拘留室里想象的还糟。彼得连我父亲也没找着。接待他的是我的小继母，她除了会说“Charmed”就是“My name is Kathrin”。他怎么费劲也无法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所以五分钟后，彼得就从我家出来，在往美国总领事馆的路上小跑。彼得非常节省，只要能用两条腿的，绝不乘车。

我昏昏欲睡，听着上百只蚊子向我冲锋呐喊的时候，彼得到达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所有外交官们都消失在上海各种豪华娱乐中，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件，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儿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瘙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庞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儿，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我动也不动地坐在一个位置上。我怕一动会碰到什么不悦人的东西。似乎只有我屁股下的一小块地方是被我坐干净的，因此也就是安全的。外面的汽车、马车过往，偶尔也听见驳船鸣叫。我的希望上升又下降。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帮了忙的是那个女教务长。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真不该，她是一个我应该记住的人。我记得她的姓是D打头的，不妨就叫她D女士吧。D女士其实一直在和宪兵队交涉。我在小黑屋里喂蚊子的时候，她就坐在拘留室外面的长椅子上。她很硬气，说假如宪兵们在没有证人前对我动刑，日本方面就要对下面的连锁国际反应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一时无人对我下毒手。

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D女士是那种美国的开明精英，那种极少数对有色人种同情的人。这种开明精英有先知的素质，知道种族偏见迟早作为人性弱点被克服掉。

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人为我不眠：D女士、彼得、我父亲。D女士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打电话来，她好向他们报告我的不幸。可她没有等来电话。

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插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发情，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那是我从拘留室出来后他对我说的。

所以你知道，我有那么多人为我失眠为我奔波，我吃了一些苦头还是获释了。

还得回去说我父亲和彼得。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过去上海典型的里弄房就是这样的：朝南的大房间带阳台，归主人住，楼层之间的屋子朝北，叫亭子间，会过日子的主人就把这样潮湿阴暗的亭子间租给房客。我住的亭子间便是这种主、客格局，但没有虹口这边典型。虹口杂居着各种族的侨民，属于国际租界，外国侨民在邻区房租贵，我父亲这位日本女学生不愿把钱都花在七八平方米的住宿上，就到中国人的里弄里租房住。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1940年6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姨娘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

我没话了。

少佐：为什么他偏偏挑中你？当然是因为你值得他信赖，你们有交情。

我：你在说什么？我都给你绕晕了。

少佐：你不认识那个让你转移传单的人？

我：当然不认识！谁也没有让我转移传单……

少佐：你没有说实话。

我：……

少佐：其实对方已经承认了。他说你和他很熟，是半年前认识的。他说你们很谈得来。

我脑子嗡的一声：怎么把温世海给忘了？不管日本人是诱供还是逼供，温世海供出来的句句是实情：我和他不时谈到日本人的劣迹；我对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大大不敬，比如罗圈腿、多毛……种种他们日本人也没办法的审美遗憾。

审讯记录继续——

我：噢，你是说温世海啊！（我笑笑）他现在在哪里？

少佐：这个不关你的事。不要再撒谎。

我：好的。

少佐：现在你该承认你帮他转移窝藏抗日宣传品了吧！

我：你说呢？（我耸耸肩。）

我这时做洋式动作特别得罪人。少佐认为我倚仗两个大国来对他耸肩。我耸肩是我无奈，表示：我算讲不清了。可无奈被他看成无赖、不屑。你好好看看这个洋派动作，确实有美国式的无赖。有那么一丁点吧？

从那一次我领教到日本人是开不起玩笑的。这个军官把我的无奈看成无赖，因此就认为我取笑他，拿这么严肃的事不当事，开玩笑。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民族之一，对此他们也没有办法。

少佐走到我面前说：请站起来！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用他自认为是英文的那种语言说的。

我知道坏了。我认真严肃、英勇不屈都能让他心理平衡，我作为中国人英勇不屈多少还让他敬佩，可用一个美国动作来跟他耍，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左右开弓抽我耳光。

他第二下就把我打得向后跌去。但我后面是我刚才坐的椅子，让我一跌翻倒了。我头朝下一栽，脸从震动的麻酥中渐渐变得灼热，灼热刹那间流散开。我发现自己耳朵眼儿里都进了血。

少佐没法继续抽耳光，就上来踢我。他头一脚把我踢得翻向右边，第二脚把我踢得膝盖碰胸口。然后我就在他脚下一曲一张，一会儿是条虫，一会儿是个球。我的身体内部有什么给踢碎了似的，血大股地从我嘴里涌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惨叫了。大概叫了吧。我觉得他踢够了，周围似乎安静了好一会儿。我慢慢转过身，想撑着地面坐起来，突然看见他的左脚向后撤一步，抬起右脚，中锋要射门了——那临门一脚之准之狠，我听见自己身体发出一声闷响。接下去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后来验证出那是因为断了两根肋骨造成的。原来少佐一直等在那里，看看我是不是给踢得差不多了，但我挣扎起身的企图让他又补了那致命的一脚。

假如我是一个纯种白人，美国总领事会把我当个大事去办的。我的姓告诉他我是个华人，他想，无非是那些不知耍了什么勾当在美国赖下来的中国佬后代，就打发手下的华人雇员去交涉。为一个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跟日本人过意不去，何苦？日本人攻打南京时，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都没让美国太较真。从沉了的Panay上撤到荒岛上的美国使节们让日军飞机扫射追杀，死伤一片，那么大一桩事情，都没让美国跟日本太过意不去。

D女士、领馆雇员、我父亲找的日本说客，筹码全部加在一块儿，才把我保出来。

保释我的条件是在我伤好之后立刻离境，回美国或去其他什么国，反正日本人不要我继续给他们惹麻烦。他们警告我父亲，假如我不离境，再次给他们逮着，就不是断两根肋骨了。美国领事馆出面向日方担保，我出院之后直接上船。

彼得也站在迎接我出狱的人里。我倒是宁愿他别看见我的丑陋狼狈。

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朗姆酒。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天天抓抗日分子和共产党，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

总可以先求求看。我呼吸急促，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冷气也不帮忙，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

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他没有酒量，人喝傻了，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他走后已是深夜，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

醒来是下午一点，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其中一束是菲利普送的。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世海也获释了。

我无心去想菲利普和温世海的愧疚；我想的是，这一天真好。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从它开始，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在美国走到哪里，都向你要“工作经验”和推荐人。在唐纳德的诊所涂红药水紫药水，可以给彼得提供这两样东西。

这一天还好在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向，一个和彼得共有的生活方向。

Ⅳ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莲娜·迪特里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务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鬈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能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的。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可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上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辆黄包车。7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脚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浜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警耍指挥棒。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现了。他上来抱住我。

他说：你这个坏丫头，石膏都锁不住！我急疯了！你知道你多害人吗？你父亲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你去哪里了？

现在的局面很滑稽，我是个神出鬼没的独行侠，他是苦等等碎了心的怨妇。

找个地方坐坐好吗？我挽起彼得的手，同时扫视一眼身后。老爱尔兰人让我不要拖彼得下政治的脏水，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彼得不像我，拿美国护照，玩儿火玩儿得起，他是难民，德、意、日联合之后，纳粹可以借日本人延伸他们的恶毒意图。

彼得也往我身后看看，低声问是否有人跟踪我。我说这会儿没有，不过我从医院出逃，不按鬼子的意图滚出上海，一定彻底惹恼了他们。他说，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有人跟着我。我说谁知道。他看着我的脸。

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我可能感觉自己非凡，做了占领军的敌人。

我们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夕阳下去之后到路灯上来之前，这之间有一道暖色的昏暗，不知你注意过没有。我们又走回舟山路，水浅了一些，但还没有恢复成陆地。我脱下鞋，彼得看着我，皱起眉头。一堆泡糟的菜皮被一个消防栓挡住，纸片泡成纸浆，树干上蚂蚁走成两指宽的棕黑长带，从树下直插树梢，乍一看，像是慌乱浮动的咖啡渣。彼得见我已蹚进了这样的画面，只得跟进来，但他是穿着鞋袜走进水里的。他宁愿毁了那双皮鞋，也不让他的肌肤跟什么都可能藏纳的水发生无间接触。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坐下来。我点了一份香肠和芥末，他只点了一杯咖啡。他说他母亲一定准备了他那份晚餐，假如他不吃的话她会失望。

他从来没提到过要邀请我见见他的家人。

我此刻的沉默让他慌了一下神，然后说：我在攒钱，想租一个像样点的公寓，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能住得好一点。现在住大宿舍的生活，没体统，没体面，我父母绝不会接待你这样的客人。

我说：我父亲想请你们全家去做客。其实我父亲说过，别逼他见彼得的父母，不然真成了儿女亲家了。他怕我心血来潮一过去，说不定又去找个中国人家的小子。

不知你是否知道，那个年代亚洲人和其他人种生的混血儿是最贱的人，不仅父母两个种族都不认你，外族人更把你看成猫和狗杂交的怪物。

现在上海的房租涨得太高了，老爱尔兰人给你的工资大概只够租个亭子间，我说。

上海什么涨得不高呢？他悲愁地笑笑。他指指周围，这里的点心都涨价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是从他亲戚那里贷款开的店。高利贷。

我拉住他的手。他的手没有曾经那样柔顺消极，那种贵族式的不实际，现在他的手主动多了，反过来紧握住我的手，急急忙忙地转动我母亲留给我的老玉手镯。我眼里的笑意不善，他马上捏痛我一下。

你心里在说，高利贷最先是我们犹太人开始的，是不是？他下巴颏支在桌沿上，手改道了，到桌下来摸我不久前从污泥浊水里拔起来的小腿。

我说：还有更可笑的。我照搬他的姿势，手到桌下去找他的手。石膏背心只允许我手指尖触碰到他的指尖。

他问：什么？

我说：据说是犹太人建立了借贷传统，所以把犹太人杀了就不必还贷款了。这才有两千多年来的一场场大迫害。

他说：你还笑！他把手抽回去，坐直了，坐成一个悲愤的对立面。

我说：你知道美国人排华的时候列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梳辫子、挑担子、裹小脚，还吃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包括海里的虫子——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它叫虾。还有一条重大的理由，中国人肯多工作少拿钱，变相地复辟了奴隶制。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代价是林肯的生命，迫害华人驱赶华人是保卫以林肯的生命换来的自由。

他说：今天我不想谈这些。他把两个拳头揉进他的深眼窝。他被唐纳德医生奴役了一个礼拜，实在乏了。我们谈些快乐点的事，好吗？

我说：我父亲已经给我伯父写了信，两个月之内，经济担保书就会办好。

他说：他肯定会给我这素昧平生的人办这么重大的担保吗？

接下去我告诉了他一件好玩儿的事。旧金山移民局把1910年到1920年入境美国的中国男孩儿叫做“纸儿子”。因为1907年旧金山来了一场大地震，接着又来了一场大火，烧了许多房子，包括移民局大楼里所有的档案，所有中国人是否入籍的记录全给抹了。当然，他们入境出境的记录也都没了。谁想有多少个儿子就有多少个儿子。他们跑到移民局填写自己留在大陆有多少多少个儿子，然后用这些个胡乱填写的“儿子”名额把中国远亲近邻的孩子们接到美国。我爷爷自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还不够，又把他兄弟姊妹的儿子都变成了他的“纸儿子”。

我说：我们在移民局官员眼里早就是反派。

彼得的脸好看了，笑起来，我的故事娱乐了他。

他说：妹妹，你知道吗？我常常庆幸那天去莫里埃餐馆考试。

我说：我想说的是我伯伯他们不在乎多做一次移民官眼里的反派。不就是一份经济担保吗？他们有的是办法。华人在美国的公民权缺项很多：不能上法庭作证之类。不过办一张纸的担保，是太小的一桩事了。

这天分手的时候，彼得问我下回在哪里约会，什么时间。

我们约定三天后在唐纳德的诊所见。那天晚上彼得值夜班，他一个人既做医生又做看护，还兼清洁工。老爱尔兰人发现难民非常好用，给彼得的每一分薪水都能赚回本钱。在他的诊所约会还有一个原因：他将为我拆下石膏。他把工具都借来了，灯泡换成最大的。等我脱了衣服，他一身白地走进来，白制服加上口罩、帽子，两只眼更大更黑。

你一定明白，那时男女恋爱不像现在。现在的男女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恋爱所有进程。我们脑筋似乎不往性事上想，欲望很容易满足，拉拉手，拥抱一下，就甜美得无以复加。当然，还有接吻。一个吻能够点燃多少啊！可让点燃的部分只向心灵方向燃烧，正是我那个年纪的女孩所要的。因此，让彼得给我拆下石膏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进行这件大事，彼此不看对方的脸，我用种种玩笑来消除尴尬和持续上涨的压力。现在人们看开这种事了，管它叫性压力。

我的皮肤有一片溃烂，是一个热疖子化脓引起的。彼得轻轻地为我消毒，手指尖像蘸了碘酒的棉球一样冰凉、柔软，让我放心。我把我的身体给他了，他却把热恋者的角色和医生的角色以白大褂严实地隔开。

你真棒，他轻轻地说。

指什么？我问，感觉脸红了。

他说：有这么强的耐痛能力。

我不吭气了。

这时他已经注射了麻药，用手术刀在疖子上划了一下。然后他的手指狠起来，排出了脓血后给切口缝针。

我突然说：彼得，问你一个问题。

他把一块纱布贴在缝合的伤口上。

他替我问了：我是不是和其他女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

他说：女人都要问的。

他故作老练的样子更加傻乎乎的。

我说：那就是说，你有过？

他说：嗯。

我脑子里轰响一声。太意外了。

我说：爱她吗？

他说：爱。他的语法时态是过去式。

他毫不犹豫，毫不支支吾吾，毫不注意我由红而白的脸色。他宁可伤害我也不愿麻烦他自己，把这样的底细交代得婉转些。反正他诚实坦荡，我要觉得受伤是我的事，我找上门让他伤的呀。

我问他那为什么又不爱了。他还是客观冷静地说不怪他俩，是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犯法。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那个姑娘是不是奥地利人。

德国人。我们同校。她比我小一届。

我心里想，在美国，中国人和白人通婚也犯法。但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我在全力忍痛。

现在想想，我当时太不近情理，居然要求彼得的感情史和性史都空白一片，只能由我来填写。他怎么可以爱一个德国女郎？我觉得他在认识我之前已经背叛了我。爱一个自认为比你高贵优越的种族的女儿，爱一个盛凌于你、欺辱你的民族的女儿，彼得早早地就背叛了我，并且欺骗了我。我在那个爱起来蛮横无理的岁数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他说：妹妹你还好吗？请别这样拉长着脸。

我坚持沉默。

他说：你问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假如你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过去的事……

我说：我过去没有事！

他说：你有也没关系，我接受你，就要接受你的过去……

我没有！

他看我霍然站立在他面前，上身除了一块纱布什么也没穿。

你没有也不是我的错啊，他耸耸肩。

我低沉地说：你记着，你现在看见的身体，从来没让任何异性的眼光弄脏过！

他说：怎么能说这是脏呢？

我已经转过身，快步走到衣架边取下我的衣服，背朝着彼得穿上了。

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对你说他从来没碰过女人，你信吗？彼得用一种清醒局外的声调，在我身后说道。他似乎在为我和那个蒙冤的彼得拉架，找回公道。

我拿了小包就往门口走，目光划过他伤心委屈的脸，心软了。

然后他又说：你假如告诉我，你过去杀过人，我都不会因为你说实话而这样惩罚你。

我火又上来了。他居然热恋过蔑视他的人。真是贱。他和我这出罗曼史的开场只因为那一出不得不闭幕。假如他追求上了那个德国女人呢？假如没有那道法令，他不就犯贱成功了？我心里想着，一面从包里取出口红来涂。

彼得说：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过去如何。

我朝他扬扬手：再见了，明天一早还要挣口粮钱。我心里说的是另一句话：我的小彼得，我没有过去；我的过去空下来在等你。原来白等了一场；你的过去那么无情地背叛了我的过去。

他说：我说什么你才不走呢？他看着我的样子怪苦的。

我说：真得走了，太晚不安全。我住的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他说：你的口红全到牙齿上了，亲爱的。

那我的样子一定可恶而狰狞。他可真局外，真冷静啊。

Ⅴ

就是那样，从9月到11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忌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家米店，夜里人们让小板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面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的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8月初。他的生日是8月2日。我大概在8月3日或4日（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司令”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为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的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刺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摩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日报》，“刺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刺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人在需要安慰的时候，胃口就会退化到童年的饮食水平，我的父亲从我们没出息的食欲怀旧升华出这个理论来。甜酸肉是他童年记忆中最美味的菜肴，偶尔去广东餐馆才能点一份，全家分下来，他不过能尝到一口。而热狗是我的童年唯一能吃得起的洋餐。

结果我们都点了热狗。你假如看见那个环境就好了。所有的餐桌椅子台布都是美国东部的情调，沉重幽暗，墙上挂着油画，虽然美国人装腔作势充贵族让英国人笑话，但这个餐厅里还是要向你展示美国的殷实富有。牛排都有两指厚，龙虾盘踞整个盘子。所以这样一对中国父女在如此的豪华餐厅里吃热狗，让侍应生既轻蔑又感到无用武之地。

我问我父亲，去内地的事情怎么和他小夫人谈妥的。他说他本来早就要走，可凯瑟琳怀孕了。后来她承认是为了拦住他编出的谎言。俩人吵到离婚边缘，凯瑟琳求饶了。我父亲先去那边安置下来，再设法把凯瑟琳接过去。

马上就走吗？我开始讲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国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国，就和我一块儿去内地。

我父亲很少有这种时候，果断独裁，不容置疑。一旦这种时候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我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答复。

父亲说：给你两个星期。

我说：谢谢。

他说：但你最好别动歪脑筋，逃走什么的。

我说：彼得怎么办？

他说：这跟你去美国并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给他，到美国以后正好催促你伯伯。总不会三个伯伯两个姑母都不帮你忙。你是真要嫁给他？

我明白了。父亲请求给彼得担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绝。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纳税上都经不起推敲。担保书要求纳税清楚，并对所有动产不动产要如实呈报。伯父们心想，我疯了吗？向美国政府露富？

还有原因。一定还有。大伯父大概对我根本不想认了。难道没给鬼佬欺够？还要请个鬼佬回家？美国的白鬼佬都不请他进门，何况是个连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犹太鬼佬！

这些我没有向父亲证实。证实了更刺痛自己。

我们离开美国总会时，海关大钟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点燃了蜡烛，烛光四周，出现了低声细语的客人。我和父亲刚才谈话声调还是过响，因而我们走过一张张餐桌时，让蓝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划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楼我们往黄浦江边走，就是想走走。

一队日本兵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哇哇地叫喊着“站住！浑蛋”！我们不懂日语，但这两句话从1937年年底之后，就是日语盲也听懂了。

我父亲朝他们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悲剧，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如何度过离别彼得前的两个星期。这一走可就是阔别。

父亲用英语骂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自觉已经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顺着他走去的方向张望，汇丰银行对面，传来人类在猎杀时从喉底和脏腑中发出的声响。就是那种平时绝对发不出来的声音。路灯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团长有拳脚的黑影。不久，一大团黑影上方出现了一把长军刀，只在灯光里划动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亲已走到离那团暴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烧身，叫了句：“Dad！”在此期间那把窄长军刀又是几个上下劈砍。

请问阁下们出什么事了？父亲用英文问道。他还算晓得厉害，没有再往刀刃上凑。

一名骑马的英国警察跑来，对父亲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要他少管闲事，同时飞快地说：可怜的家伙偷错了人，他不知道那艘游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几个钱！我父亲说。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听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广东话为母语的人每个英文吐字都咬断最后一点尾音，尤其在他恼怒的时候，这种口音更重。

英国警察不加评论。来租界服务的警卫人员都是在英国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伤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其他种族间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杀人放火，管不过来。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开，一面在地面上搓着鞋底板。刚刚蹚在血里，总得把鞋底擦干净。我和父亲都没有再上前去。不用凑上前了。从我们站的地方就能看见地上那堆形骸一动不动，暗色的血从马路牙子上倾泻。一个小小的暗色瀑布，从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国骑警没有下马，从鞍子上向我们转过身，耸耸肩。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动作！中国人，死了。就这么回事。或者：你们瞧，五分钟前还惦着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呢。或者：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连叫都没叫一声。

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黄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黄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得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暴露了。必要时，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

第二天我去唐纳德的诊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现。值班的是另一个医生，一个上海人。他自我介绍姓文，文天祥的文。文医生告诉我彼得家有急事，这个周末改成他值班。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说谢谢了，他已经帮了我忙。这种对话很奇怪，无论我怎样用上海话对答，文医生就是不屈不挠地讲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脑子里记录下的对话——

侬晓得彼得屋里出了啥事体？

I think they are moving.（我想他们在搬家。）

搬到啥地方？

I don't know.He bought some old furniture from Dr.Donald.（我不知道，他从唐纳德医生那儿买了些旧家具。）

彼得终于如愿以偿，攒出了颇可观的数目，把全家从大宿舍里搬出来了。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待，想马上见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几条街。

这时一个中国男人扶着一个中国女人走进诊所，东张西望，就是没把我和文医生望到眼里。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一定走错门了，怎么没见那个洋医生？

文医生迎上去：May I help you？（需要帮忙吗？）

男人马上说：噢，没走错门。

文医生不屈不挠的英文原来很有用。我想给彼得写一张字条，但怕它先落到唐纳德的粉红的手里，让我的字迹和心迹失去贞操，也怕唐纳德给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诊所就往外白渡桥方向走。冬天偶尔有这么几个好天，可以称它阳光明媚。远处的船鸣声呜咽一般。

穿过外白渡桥，汇山路上停泊了几辆旧汽车。看见衣着摩登的人，车主就上来拉生意。这种短途出租车的车主都是犹太难民，几人合伙买下一辆破车，再偷梁换柱把它修理得返老还童，然后便和黄包车抢起生意来。他们对虹口每一家餐馆、酒吧、咖啡馆、小客栈——所有犹太难民经营的生意都了如指掌，他们介绍每个客人给餐馆或客栈，都能从店主那里得一份微小的抽头，同时再从乘客手里赚一笔车费。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你把他们种在钢筋水泥里，他们都会生根发芽。

那个叫莱茵河咖啡馆的店面漆了个新门面，做成了假欧式门面。里面的顾客一看就是那种一杯咖啡坐一上午的人。他们跟老板聊粮价，聊正在演出的业余剧社。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留在欧洲的亲属。每个人都留了一些亲属在身后，不知亲属们是否收到上海发去的收入证明了。笑话！不是吗？纳粹要看到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才肯发护照，才肯给他们出境许可！好像不大放心他们，怕他们到上海温饱无着落！好像他们到了上海流离失所会让纳粹于心不忍！

难民们把手上的报纸传来传去。只买得起一份《纽约时报》，传到读烂为止。他们都在等美国政府心软，对他们敞开门扉，因此他们关切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事物的动向。美国一定会心软的，你们看，只有美国才有宽大的胸襟和气魄，拿出钱给他们一天开两顿饭。饭不是好饭，但从1937年到1940年12月29日，“美国救助犹太难民基金会”已经开出了几万顿饭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寄居地。

我想象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会在人们提到美国时心跳异常吗？肯定会的。对他来说，他和美国只有一张担保书和一张船票的距离。彼得会不会提醒这些咖啡桌上的难友们，美国已经表现了它的冷酷？1937年罗斯福提出接受欧洲的犹太难民，被国会否决了。有没有必要让这一张张苍白瘦削的脸梦醒，告诉他们美国对犹太人只比对华人温和那么一丁点。美国人编派了多少有关犹太佬的笑话？犹太人求职求学，往往会改掉自己的犹太姓氏。彼得从我这里听了足够的故事，足以告诉他们：歧视和迫害到处都有。迫害别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个犹太人和碎裂的几千扇窗玻璃给人们带来多大快感，简直不能想象！正如19世纪火烧唐人街、追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的快感。

我面前放着一小杯醇香的咖啡，从热到冷。这么好的东西没一个人分享，我宁可不碰它。一小时过去了，现在进来的人是吃午饭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济餐去喂的人。

这里能尝到地道的欧洲甜食。深秋的烂苹果和梨在犹太店主这里可是好东西，做成苹果派和梨派，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归。人们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样饶舌，都静静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静静地重归故里。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门口，但那里没有出现彼得。

我朝侍应生招一下手。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宠物商店，来上海前被迫处死了所有的宠物。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眼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身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口，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种小字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同时写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1939年12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着这张字条，瞪着瞪着，眼泪瞪出来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字条，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字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性娟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点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痒的温和面孔。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

全是我的过错。我从诊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两截木桩子，载着我向前走。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出了没体统没体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物价？他那双总在讨主张的大黑眼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阴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他的形体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见了。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一个念头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头，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变了个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镜，个头也高了。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色接待他。

他说：上次的事体让你吃苦头，都是日本鬼子挑拨的！他说着，看了看身后身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子说你已经把我供出来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崇高感。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了台阶。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其实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小伙子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就是那次美侨学校冷餐会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里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称洋派的上海人圈子，稍微多拐个弯，大家都沾亲带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我实在看不出他笑眯眯地冒出来是什么企图。有几个老师从楼上下来。这是下班时分，教师们包裹上围巾大衣，露手指的手套捧着带回家圈改的学生功课，另一只手里拎着半袋米。我领着温世海下到一楼。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新年你有空吗？我父亲想请你用个便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脱口就会说“谢谢，不了”，他赶紧补一句：也请了寇恩先生。

我说：你怎么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脚趾上的冻疮一阵刺疼。

他说他们家和彼得从来没断过联系。他不久前还跟彼得谈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见到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的事，对谁也不是个秘密。

你看，我很没用的，马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请。少年抗日分子出卖我的事实，我马上忽略不计。

去世海家之前，我去了趟理发店。注意：这对我可是大事。理发店是我一生中顶讨厌的地方之一，跟牙医诊所、邮电局、公共厕所并列。我尤其讨厌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阅内衣广告、明星艳闻、毛线衣针法。理发店读物在我印象里有独特的行文，那种香波、头油、剃须膏气味扑鼻的文字。然而为了出现在彼得面前能有些光焰，我居然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看起“毛线衣针法”来。介绍毛线衣针法的女人们个个都有个刚从圆桶烘箱里烘焙出来的头型。

我的头发也烘焙成型，一叠叠浪花八级台风也吹不动。理发师捧一面木框镜子，让我看到侧面后面，一朵浪花也不少，一份理发费买了层层叠叠多少浪花，我傻了。我不要做自己，要扮一个角色，一个相亲的时髦女郎角色。

出了理发店我越来越难受。这个扮演的角色让我自己一点自信也没了。我掏出小镜子，手指左刨右刨。这个头真是烘熟了，烘出的陌生人头像还不那么容易捣毁。我几乎想跳下黄包车，逃掉。

我总算成功地把满头浪花毁了一半。但一看还是刚刚从圆桶烘箱下获得了明星们最新艳闻，或学成了某种编织针法的时尚女郎。

彼得一见我便拿着高脚水晶酒杯走过来，两眼又大又亮，很高兴能再一次和我从陌生到熟悉似的。他说：你今天真漂亮！这是一声耳语的惊呼。

我痴痴地看着他。随他的便吧，说真话说反话我都不介意。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俊美透顶，但还是比不上我心目中的他俊美。我满心感触又满心委屈：我父亲给我的大限将到，他却不留踪迹地消失了。现在他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句“你今天真漂亮”就打发了我。

他酒杯里是粉红香槟。我以为只有我才能让他破例喝酒。在我进来时，我就看见他和客人们聊得很高兴。我在他生活中没留下什么空白啊。

你看看，我多不近情理，在恋爱上就这么得寸进尺，患得患失。他高兴有什么不好？不，不好，他如此真切的高兴不应该有别人的份儿。我此时对彼得爱得咬牙切齿。

我说：不漂亮。我是在说我的头发。其实话中有话。

彼得怎么听得懂我如此层次丰富的不满和矫情？他马上说：还好，稍微刻板了一点，不过不妨碍你的美丽。

这时被他刚丢下的对话伙伴又追上来，继续他们搁下的话题。他们谈球赛。奇怪吧？那时男人们和现在一样，也热衷谈球赛，这一谈谈了半个多世纪。球赛把各种不同的人物、人等谈得彼此彼此，球赛是他们超越种种政治、种族、道德分歧，唯一能谈得来的事物。他们谈日本人和英国人刚赛完的一场足球，又谈巴斯克的回力球表演赛，接下去，又谈黄牛票卖到天价的美国篮球表演赛。

其中一个人说：最好日本倭寇去跟美国人赛赛！

没人接话。他这一句挖苦有把谈话政治化的潜在危险。人们的政治面貌都藏在好客人的笑容后面。菲利普好心好意给大家好吃的好喝的，别撕下好客人的面容，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打起来。

我们被请到温家的正餐厅里。这间餐厅大得可以打壁球。菲利普的房子虽然豪华，但一看就是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想法的拼凑。大餐厅原来是一个天井，上面盖了一个玻璃屋顶就成了餐厅。屋顶上落叶不少，一只去年秋天死在上面的大蟋蟀标本展览似的趴在玻璃上。客人们和印尼群岛来的木雕神像挤得水泄不通。菲利普是这么一个人——假如他请客的这天正好有个裁缝来量衣服，或者一个瓦匠来修水池，他也会招招手：别走了，来来来！随便吃点儿！随便！

午宴极丰盛，却又很随便，中西菜肴，家制的、外卖的都有。温太太一头汗，还是没法把每个人安置舒服。最后她代佣人们抱歉说：这几个佣人把人数算错了，否则在大客堂再开一桌好了！

我和彼得紧紧挤坐一起，我一抬脚，再想放下，几乎办不到，只能放到他腿上。

我说：彼得，我要走了。

彼得说：这么早！他从和别人的谈话中抽回注意力。

我说这个“走”可是去美国。他问我什么时候走。订的是下星期六开往旧金山的船票。都准备好了？有什么可准备的？

一个英国口音和一个美国口音窃窃私语，把如此之大的计划变异谈完了。

我说：差一点见不着你，就走了。

彼得说：是你不让我见你啊。

我说：可是你可以从詹姆斯·温那儿知道，到哪里能找到我。

彼得说：如果女人不邀请我见她，我要尊重她。

我心里想，热恋的人哪来这么多尊重？！但我口头上谢了他，谢谢他的尊重。

他这回听出我的“谢谢”简直是骂人，但他顾不上了，因为我远航在即，这消息太具有爆炸性。客厅里有人弹琴。温世海在弹。旋律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人们闹哄哄地吃喝，谈着各种可能发财的路径。悲怆、幽怨的松花江流淌在这样的谈话中，好不怪诞。

彼得无心吃饭了，他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消化。我要远离的消息不那么容易消化。

音符敲出了“九一八……九一八……”。这年纪的世海什么都和成年人不一致：他有自己的饮食、作息时间。除此之外，他的情怀用“松花江”展露给你们，你们鱼肉吧，痛饮吧，少年人的傲慢全在那一丝油腻不沾的音调里。

我站起身朝客厅走去。没人看见我走了，就像没人在意世海绝食弹奏的“松花江”一样。

彼得跟在我身后。我们在客厅门口手拉起手。他轻声地说他会等我的消息。我轻声说担保书一办好，就寄给他，然后我就会等着到旧金山码头去欢迎他。他看着我。什么都很渺茫，我也知道。

我和他，他的下巴抵在我肩膀上，就那么站在世海的松花江里。世海也像我父亲说的那种小年轻，以为自己太年轻了，有得活呢，不那么容易死。他弹“松花江”远比弹肖邦、舒曼、舒伯特弹得好。弹得真好，让你明白他从来没弹懂肖邦、舒曼之类。这首“松花江”他是弹懂了。他弹得彼得都懂了。我听着，听着。这个少年人做了什么我不能原谅呢？我全都愿意谅解。

我们走出温家的门，彼得告诉我，因为菲利普的朋友的船运公司聘用了他，薪水比唐纳德给得要好，所以他和唐纳德商量解除合同或加薪，让老爱尔兰人不高兴了。他用攒下的全部积蓄，加上向菲利普朋友预支的工资，付了房东租房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总算把全家搬进了一个带亭子间的公寓。父母住亭子间，大房间一隔为二，一边是弟弟、妹妹和他的卧室，一边做客厅和餐厅。可惜没有浴盆。房东把浴室隔开，隔出放煤灶的地方，为此拆了浴盆。

我问：一大家子怎么洗澡呢？

他说：忘了洗澡这桩事吧。彼得很大度地笑笑。反正在上海生活是暂时的，洗“海绵澡”也可以。

我知道“海绵澡”目前是犹太难民中盛行的洗浴方式：用海绵蘸了水和肥皂，全身或半身、半身地擦洗。

我已经很满足了，彼得又说。到了美国，我要连洗三天澡！他热烈地说，恶狠狠地吻我一下。

我告诉他到了美国头三天真正该干的是什么。旧金山的海滩，礁石上大群的海狮，海狮群落的上方，有座灯塔。一个多世纪来，灯塔像朝着大西洋的自由女神一样，朝着太平洋，朝着渡洋而来的亚洲移民。那个叫“灯塔礁餐馆”的窗子，就开向这座灯塔。坐在窗前望出去：落日、大洋、礁石、灯塔。往北看，是一片沙滩。

灯塔和落日，加上沙滩，都成了我的，成了我许诺给彼得的。一刹那间，我忘了灯塔礁餐馆不让白人和华人共坐一张桌，彼得将和我咫尺天涯地坐着，各看各的落日。一直到我回到旧金山，登上那个高高的礁石，才想到我是拿不属于我的东西许诺，而代替彼得陷入这场种族尴尬的是杰克布。

你向我打听杰克布和我的关系由来，好，我们很快会开始的。

去美国前，彼得送给我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我把它看成一件信物。那是一条床罩。由碎布拼缝而成的单人床罩，是彼得的祖母去世前做的。老太太用了几年的闲暇时间才把它做成。每一块三角、正方、梯形都来自彼得从小到大的衣物和床具，从他出生到他十八岁，连奶娃时戴的白色蕾丝小帽子，也拼在上面。一个多愁善感的老祖母，对于放逐是那么一切就绪，打算撇下一切带不走的，而能带走的，都缩写着历史。彼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感动。彼得的成长流年将覆盖我的身体，我掌握和占有着从摇篮到成年最私人化的彼得。并且，它将终究回到彼得身边。那时它已成我们俩人的了。我们共有的第一件家当。

我果然把我和彼得共有的第一件家当丝毫未损地从太平洋东岸又带了回来，带回到上海。经过海关检验时，我的箱子被打开，日本人把一件件衣服、一双双鞋子翻出去，箱子底下就是这件珍贵家当。我抢上去一步，抓起它，使劲抖了抖，正面反面地亮给那仁丹胡上面的眼睛：请吧，看吧，劳驾袖起你的手，这是件看得碰不得的神圣物。

我旁边的杰克布笑嘻嘻地看着我。他让这一个月太平无事的航程养得又黑又壮，我如此挑衅的动作对他来说倒蛮好玩儿。

杰克布说：很漂亮的手工艺品。你母亲做的？

我没说话。那上面的蕾丝一看就很欧式，非常贵气，不是唐人街居民的东西。

你一听就会明白，我把和彼得的关系瞒着杰克布·艾德勒。中国有句现成的话形容我这种做法，叫做“脚踩两只船”。中国人对脚踩两只船的女子很不客气，认为她们卑鄙下贱。我不在乎。为了彼得我什么也不在乎。

我不驯的样子让日本人窝火，所以想多麻烦麻烦我。他叫来狼狗，把我皮箱里外嗅了个透，另一只皮箱里装了几件男式服装、一套西装和一件羊皮夹克，统统交给狗去审核。彼得曾经说：他母亲在他们的内衣橱柜里放着干薰衣草，我便为他买了一大袋干薰衣草来。狗把那袋干花叼出来，到主子面前请功。

杰克布看我又要有冒犯的动作出来，马上在口袋里摸一摸，摸出几张美元，用个几乎是暧昧狎昵的动作，往日本人手里一塞。

日本人一扬巴掌，掴在杰克布脸上。还没等杰克布反应过来，他又是一掴。他嘴里不再是那种没有“F”音的英文了，全改成日文。一用语言暴行，大家都回归母语。

杰克布怒火中烧，两眼把对面的仁丹胡子能瞪出洞来。但他嘴角已经上翘，大致可以算作笑容可掬。

日本人说他竟敢贿赂官员。他说误会误会，那是他为禁带之物付的罚款，怎么能用“贿赂”这种下作词汇呢？主动付罚款是最诚意的道歉。虽然杰克布英文带德国口音，但他说得流畅自如，油嘴滑舌。这一刻他整个人看上去圆滑谦恭，一枪打上去，子弹都会在他这块橡皮上弹跳，再弹回来。

每当这种时候，就不由得我不去怀念彼得。我那小彼得多么单纯羞怯。其实杰克布比彼得小两岁，在1941年夏天我们登上上海岸时，只有二十四岁。

箱子大开膛，我的衣服装不下，一部分装在杰克布的箱子里，而我自己的两只皮箱腾出一只装我为彼得买的东西。这对杰克布是个秘密。我向杰克布撒谎，说那些男人衣物是我为我父亲采购的。反正我又不打算让杰克布和我父亲认亲。

杰克布的箱子里有一半是我的裙子、丝袜、高跟鞋、晚礼服。虽然都是来自旧货店，但也是旧货中的精品。一看就是个交际花的行李。那一段时间，我在我伯伯、伯母眼里是个妖精，特别爱打扮，在他们面前走过去走过来，他们心里都在说：哼，干不出什么好事的！

确实是在干一件很不好的事。我指的是跟杰克布——我简直在造孽。有时，为实施一件善举，必须要造一回孽，我就是那样在心里为自己开脱的。再说爱昏了头的女孩子有什么善和恶？她可以把黑的看成白的，把死亡当成盛典。

Ⅵ

我必须说说我和杰克布·艾德勒是怎么碰上的。我们是在我表姐的婚礼上见面的。那个婚礼是唐人街的大事，可了不得！洗衣大亨招女婿了。几百客人被请到唐人街圣玛丽教堂，客人里有几个意大利家庭。唐人街和意大利城是隔壁邻居，成大亨非得有意大利人的关照。意大利家庭带来的客人就不纯了，什么人都有，爱尔兰人、荷兰人，还有两个犹太人。

我一看见杰克布就发现他眼熟，但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那天我是伴娘之一，穿着淡紫色的长纱裙，不必跟你假谦虚，那天我确实很青春，很美。一个个结过婚未结婚的男人都不时看我一眼，所以我找上门去跟杰克布搭讪，说他面熟。他说：我喜欢这句开场白。他的样子暗示：男人才用这个不新鲜的开场白去骚扰女人呢。

我使劲盯着他看：他个子比彼得矮，身材匀称紧凑，后来发现他爱玩儿水球，也爱玩儿跨栏。他对什么都只是玩儿玩儿，什么都能玩儿两下。他的面孔很少有定在那里给你好好审视的时候。一秒钟的一本正经，他马上就会挤一下眼，或鼓一鼓腮，把一本正经的表情搅乱掉。

杰克布·艾德勒的历史不用我介绍，人们早就清楚。60年代末就有人写过他的传记。到现在为止，美国、欧洲大概有不下十个人写过他的故事，他的人生版本于是也就真假难辨。

有关他怎样跟着父母、兄弟一块在1933年移民美国，记载都差不多。1933年突然发现美国有一笔遗产需要继承，对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是得到了天堂的邀请函。那年希特勒对犹太人已经开始露出恶毒端倪。杰克布传记中也提到了这个亲戚是谁。她是杰克布母亲的姨妈，守寡后自己唯一的儿子也生癌死了。她的产业不大，在纽约百老汇街有两处房产，她只能把它们留给杰克布一家。

杰克布跟我就这么认识了。一直要到几个月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在哪里见过他。

婚礼之后不久，我收到彼得来信，说我为他寄去的经济担保仍然帮不上忙。因为美国的签证官员要看他在德国的纳税证明和五年内无犯罪记录。我焦灼得不能忍耐一封信的邮程，赶紧到美国电信局服务楼给他发了电报。那时发电报很贵，十美分一个字，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钞票，用刚领到的一礼拜薪水买了一百多个字——我从小就闻够了唐人街洗衣作坊的气味，掺了廉价香精的洗衣粉和熨衣浆的虚假香气，所以我在一个唐人街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宁可少拿工钱也不在我伯伯的作坊里当摩登洗衣妇——电报上我叫彼得告诉签证官，他当时是大学生，怎么会有收入？至于无犯罪记录，那是不可能的，在纳粹眼里，犹太人个个是天生的罪犯。剩下的我说到旧金山的灯塔礁餐馆空着一个位置，是为他空的，海滩也空旷无比，因为那一份不可替代的心灵上的缺席。总之是这类小布尔乔亚的词句，一个字十美分地传送过大洋，传送给彼得。

没想到回答第二天就来了，彼得也发来电报，说他在维也纳郊区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帮过忙，俱乐部老板是父亲的朋友，让他在那里当了一个暑假的实习医生，挣了收入。

那你就跟他们说谎，说你从来没挣过收入。我在下一个电报里气急败坏。发电报的美国人长时间地瞪了我一眼——中国佬花这么大价钱说话还不说点真话。

彼得回来的电报很干脆：太晚了。

太晚了，他已经说了实话。他把乖孩子做到美国签证官那儿去了！可这正是我爱他的地方，火什么火呢？再接到他的信，是一个月之后，他说只能听天由命等奥地利税务局开恩，翻出他的纳税记录，给他开一份证明。

他还不如等耶稣（或者摩西）接见呢。

我是在绝望中灵机一动，突然看出了杰克布·艾德勒像谁。应该说我早在1939年初夏就见到了杰克布的脸，或者，见到了他那脸的影子，他的面影糅合在彼得的面孔里。我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把他的栗色头发揉松，让它堆在那高大的额头上。假如这头发是黑的，杰克布可以很像彼得。

我把杰克布带到上海，你可以猜到，我就是从这里开始造孽。

当然，我明白杰克布对婚礼上的那个淡紫色伴娘好感十足。婚礼结束时，杰克布和我已经在华尔兹中交换了彼此的姓名。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穿着一步裙小高跟鞋走在唐人街的珠宝行相接的路上，杰克布向我招招手。我问他怎么会在唐人街，他说他工作的罐头工厂离得不算太远，所以他在这一带闲逛，看能不能碰到我。这个时间从太平洋来的风极狂，两边的珠宝店晶莹璀璨，不是路灯照亮了我们，而是珠宝照亮了我们。

他说华人律师真是奴隶主，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奴役到晚上七点，能跟犹太律师们媲美了。他大哥那样的犹太律师奴役员工十几个小时员工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奴役自己二十个小时。

正像那些给杰克布·艾德勒作传的人描写的那样，杰克布和人自来熟，他的语言有感染力，在抵制他的同时你其实已经给他逗乐了。他不会让你感到某种庄重的关系正在开始。年轻女孩子对庄重的情感关系总是暗暗渴望，因为它是壮丽浪漫史的基础。而对杰克布这样的人往往不设防。不够庄重啊，什么重大结果会从这里产生呢？

所以我根本没防备。他那种漫不经心的魅力渗入其实已经开始。他站在珠宝的四射光芒中也不起眼，头发需要好好洗一洗，再吹一下，领带的颜色也够呛。他请我吃晚餐，我没有答应，说我伯母会等我的。打个电话告诉伯母吧，请她别等了，今晚工作太多。他为我编谎言。我请他不必费心策划，来日方长，改日再说。

他非常痛快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也没有马上组织第二次攻势。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再次拦截到我。我和我的表姐们一块儿，从一个珠宝店转悠到另一个珠宝店。那时唐人街的女人们玩儿什么？除了打牌，就玩儿玩儿珠宝，而且是只玩儿不买。一件件首饰拿出来看、比划、试戴，讨价还价，做个某天攒足钱来买它的梦，就玩儿得很高兴了。所以杰克布跟在我们一群女人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项最没出息的游戏。这个游戏够我们把一条街的首饰店员们耍个够，从中午耍到晚上。杰克布又是在珠宝琳琅的奇幻世界里向我走来。他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狭窄的兴趣和不雅的品位了，但他装成和我们不期而遇。然后他就向我们一行四个女人发出了晚餐邀请。

跟杰克布熟了之后，我谈起文学和戏剧或者音乐时，他脸上总有一丝坏笑。后来我恼了，问他笑什么，他才说起这个下午，他看到我如何玩儿兴十足，把那些钻石、祖母绿、鸽血红都变成了我的玩具。所以你们看，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我的俗气，不过他全盘接受。

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人们概念中的单相思、追求什么的。他只觉得我可以做个有趣的异性玩伴，婚礼上华尔兹旋转出不少相互的底细，比如我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杰克布对于上海的兴趣不亚于对于我。我描述的上海，让杰克布想起淘金时代的旧金山，有胆子有赌性都有发财的可能，最好的一点是道德是非的马虎，人人都能不择手段地开拓财源，再给自己的道德瑕疵开脱。杰克布认为他来旧金山太晚，发不法之财不义之财的大好时机已经过去。你要对他的这句话横眉瞪眼，他立刻瞪眼回来：哪一个豪富家族的发家史禁得住考察呢？财富是人性邪恶的积极副产品。

我们表姐妹一行接受了杰克布的邀请，在唐人街的一家中档餐馆吃了饭。那时唐人街不少老板都在店堂里放一个募捐箱子，为中国抗日军队募捐医药费。表姐们都习惯往这类箱子里投一个五分币或一角币。杰克布和我最后跨进餐馆，他问募捐箱两边的标语说的是什么。我解释了“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意思。他像是把那几个字吃进去了，然后吐出一口气，说对一个有国土的民族来说，事情简单多了。也就是从这偶然的一两句话，你会意识到杰克布·艾德勒另有一层心思，一层很深的幽暗的心思。

杰克布和我一起去上海并不光由于他认为正在和我热恋——他是为了躲避他惹的祸事。那家意大利食品罐头厂本来挺重用他，让他做营销经理，他却设法把一批批的罐头转运出去，经过他的营销网络谋利。从工厂到库房的途中他做一下手脚就行。工厂出货是他去点验的，库房进货也经他的手，中途改一改数字十分容易。意大利人对数字不像犹太人那么有天赋，所以杰克布越干越胆壮。我们那餐丰盛的晚饭——鱼翅、清蒸老鼠斑鱼实际上是意大利老板掏的腰包。杰克布暗中截流了意大利老板的利润，买了我表姐们一致好评。中国女人大多数都对舍得为她们付账的男人刮目相看。

后来，我和杰克布一次次去灯塔礁餐馆，他和我讲到他的家庭。他说他的大哥、二哥小时候会乘一辆儿童车，由他祖母推到公园去散步时，人们和老太太搭讪，说两个天使真可爱呀，几岁了？老太太正色回答：律师先生三岁，内科医生一岁半。这是人们编的笑话，挖苦犹太人功利心的，但老祖母一点也不觉得它是个笑话。早早地为孩子设定生活目标不对吗？不功利他们将来怎么成功？成功的犹太人还让人当牲畜宰，何况不成功？

杰克布和我第一次发现彼此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不爱音乐，也不爱歌剧，更不爱芭蕾，总之，那些只求上进的人必须爱的高尚东西我们都不爱，而且也为自己的“不爱”找到了坚实理由：因为这些高尚的东西是强迫灌输进来的，这种强迫才不把你直观的、天性的取舍当回事。换句话：高尚的东西不尊重我，我宁可不高尚。我和杰克布谈到这些话题就非常投机，会开口大笑，笑得灯塔礁酒吧的人恨不能把我们扔到太平洋里去。

May，你看，我成了我们家的败类，用我父亲的话说，是犹太种族的败类。我大哥、二哥让我祖母如愿以偿，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轮到我，只剩下个会计师。逃到西部来，就是逃避预先给我设计好的会计师角色。我记得杰克布这样告诉我。

那天他和我坐在餐馆窗口，他右面应该有一轮夕阳，但云雾太厚，只能看见余晖投在太平洋水面上一个不亮的倒影。从这里一直漂，就能漂到我的彼得身边。我常常和杰克布来这里，就因为我对彼得的想念可以一无阻碍地从太平洋漂过去。餐馆领班也不再来烦我们了，杰克布跟他饶舌了十多分钟，没能把我安置到白种人用餐区，结果他只能陪我到有色人种用餐区来，好在太平洋、灯塔、落日都是人种色盲。

也就在那段时间，我没命地打扮。我要保住我对杰克布的魅惑力。我已经在实施惊世骇俗的计划。其实比我形象魅惑力更重要的，是我的性格，这点杰克布不久就会告诉我。我跟他那么有话可谈，对许多事物能谈得那么投缘，是他更加看重的，也是我牵扯他兴趣的最大砝码。

所以他不在乎向我道破他不高贵的方面，他以为能在我这里找到认同感。但他万万没想到，每当我看到他玩世不恭打趣一切，我就会想到，幸亏我有我的小彼得。彼得跟他多么不同，吃尽苦头，把自己化成父母和家族的理想。他什么都想做得尽善尽美，做得自己成为自己的理想。我爱彼得正因为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理想，我讨厌成为谁的理想。怎么会是这样呢？让女人感到浪漫得要死的东西是她达不到的，先天缺乏的。

每当杰克布讲起他从小到大怎样瞎混钢琴课，我就想到彼得的认真和真诚，哪怕他没有做音乐家的指望，就把它当作修行也弹了二十余年，一颗心弹得那么清静单纯。人不可以都像我和杰克布，人应该找到一两种途径自我提纯。

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和杰克布亲近，我越是苦恋彼得。

我问杰克布，假如我去上海，他会一块儿去吗？

他回答，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关系太可疑了，是否先订婚再订船票。

他就是这样满口浑话。

我说犹太人家里规矩那么大，要和中国女人订婚恐怕不容易。

他说中国人家的规矩也很大，不过那是对守规矩的人来说。

我们有关订婚的半游戏讨论先搁下不提了。

让我看看，1941年初夏的事件发生在什么场合下。那事件让我决心要牺牲杰克布，去营救彼得。对，是这样的——杰克布常常去一家爱尔兰酒吧打弹子。酒吧在金融区，我上班的律师事务所常常派我把一些文件送到移民局，所以我会趁机到金融区的一家寄卖行打打猎，碰到运气好能猎到相当不错的衣服、首饰。跟男人打猎一样，即便没有猎物也是一次消遣。我也不图猎到什么。这寄卖行旁边，就是旧金山一条著名的不名誉小街，暗娼、地下赌场都有。

我在寄卖行瞎逛时，看见杰克布和两个男人走进街口。我叫了他一声，他们谈话谈得入神，没听见，似乎进了街上第三个门。那是一家爱尔兰酒吧。

走出寄卖行，揩老板的油让我自己度了这么个小假期也该度完了，我打算去酒吧跟杰克布打个招呼就回律师楼接着上班。

杰克布正在和两个男人争吵。他们说的是意第绪语，我听不懂，但杰克布理亏的样子我能看懂。那两个人看我进来，表示给杰克布留面子，转身到吧台上去了。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很正常啊，打弹子有输赢的。我问他输了多少钱，他说没多少，一贯讲俏皮话的他嘴老实了，催我快些走。

我向寄卖行老板借用了一下电话，打回律师楼，说还需要耽搁一阵，才能把文件送进去。移民局官员对华人的事务爱使性子，送的文件常常没人签收。所以我的谎言老板没有追究，只用广东话骂了句：丢！

我又回到爱尔兰酒吧时，杰克布在地上躺着。他刚刚挨了一阵拳脚。

两个债主的最后通牒是一个星期内，杰克布必须还上赌债。

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叫我别问了，反正我没那么多钱。我说总比一无所有好。他说我那点薪水也就强似一无所有。他居然还笑嘻嘻的。

我们此刻坐在酒吧的角落，坐在跟我祖父一样年老的沙发怀抱里，悄声谈话。

我告诉他我有两件首饰可以寄卖。他叫我别卖，说不定他赎不起它们。

我还是把项链和戒指放进了寄卖行。祖父祖母苦做了一生洗衣公洗衣婆，每个儿媳就送了点金器。金器从母亲手里传到我手里。当我把寄卖金首饰的钱给杰克布时，他感动得心碎，俏皮却照样俏皮，说猫把午餐让老虎充饥，还不够老虎塞牙缝。他说他一定会把我的首饰赎回来。其实我希望他赎不回来，这样我对他的预谋会让我心安理得些。

结果我那点可怜巴巴的钱还真缓解了他的危机。他在一周限期到来时用它付了利息。下一个限期没那么客气了，债主只给了他三天，就要他付清全部债务。

我问：你到底怎么会欠那么多钱？

他说：打弹子赢的钱，我投机股票了。股票把我所有的钱都陷进去了。

我说：三天限期，你怎么也凑不出这笔钱还债！

他突然火暴地说：我最讨厌人家提醒我明摆着的事！你根本不该帮我！我让你去寄卖首饰了吗？

我一点也不火。他的缰绳已经牵在我手里了。他越是还不起我的钱，缰绳越是牵得紧。

那时我看不出杰克布有任何伟大的地方。我基本上把他看成了人渣。很谈得来，很容易逗我乐，可也不妨碍我把他看成人渣。

但你发现没有，其实我和他已经像小两口一样共同应付卑琐的麻烦，为非常实际的家常事务在争执。

他比我想象的更低劣。我问他为什么不用股票赚的钱还打弹子的赌债。他告诉我，他还有其他债务要还。更大的债务？更大——大得涉及自由。自由？没错，自由。一旦还清那笔巨大债务，他就可以离开让他恶心的罐头工厂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到如何暗地打劫意大利罐头厂老板。他说得轻轻松松，没办法呀，出发点只是想暂时打劫一下，把最致命的债务还掉。

这是一个欠债还债的漩涡，一圈一圈急旋，他已经身不由己。先是赌弹子，赢了钱去投机股票，股票沉浮无定，如同泥淖沼泽，越动弹越动弹不得，再回来玩儿命赌弹子，私贩罐头。他打算一旦在股票上大发洋财，就把打劫的罐头连本带利全还给老板。

三天的限期里，他打劫打得太穷凶极恶，意大利老板也发现被他挖了多大的墙脚。

杰克布跟我偷偷约在金门公园见面。他是来跟我告别的。在他进监狱或逃亡加拿大（或墨西哥）之前，他没法兑现他的诺言——为我赎回首饰，但他一定会给我更好的项链和戒指。他说：我知道你爱珠宝。

我说：谁说我爱珠宝？

他说：你爱珠宝我不介意，我照样喜欢你啊。

我说：那你就和我一块儿去上海吧。我脱口而出。这句预谋许久的话在一个非常自然的上下文中出现了，杰克布一点破绽都看不出。

女人大概是这样的，当她真要葬送什么的时候，就看见它的种种好处来。我看杰克布感激涕零，接受我这个邀请时，觉得他和我那么投契：不安分，爱玩火，异想天开地发大财或异想天开地去生死恋。我牺牲他就因为他有跟我一样不规矩的本性，仅因为此，他就配作为牺牲，换取彼得的自由？这不等于我自己也只配去做一份高贵者供案上的牺牲品？这样一想，我抬头看着杰克布。

记得那天大雾。旧金山是雾城，但这样的大雾天也值得载入气象史册了。金门公园在旧金山西边，太平洋的雾一上升就淹没它，如此的大雾把柏树林浇铸在混凝土里似的。我和杰克布破雾而行，一旦对峙而立，也是两个铸入混凝土的人形，灰面灰头。

我说：就这样，我们一起去上海，那儿的人才不管你闯过什么祸。

他说：你觉得行吗？

我说：行。

他的表情既复杂又朴素，说：谢谢你，May！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拥抱，接吻。没办法，要救出彼得首先要背叛彼得。反正我欺一个瞒一个，三角关系只有我看得见全局，一女二男永远不会有当面对质的时候。

所以远洋邮轮上的乘客把我和杰克布看成蜜月中的小两口。我们只买得起三等舱，八个人一个房间。杰克布也得陪我住到有色人种区域来，尽管他在甲板的躺椅上一下午就晒成了一个“速成有色人种”。

杰克布把他去上海发财的计划告诉了家里。他的父母竟然觉得计划有相当的可行性，便给了他一些钱。用现在的生意行话，就算是一笔风险投资的“启动费”。他用这笔钱买了我们俩人的船票，又给自己置了一些衣装。一等舱的旅客常常举行鸡尾酒会和舞会，他便打扮得大明星一样挽上我去揩油喝酒跳舞。我们混进去狂欢了一次，第二次守门的人让他进去，把我拦下来。他独自进去跳了大半夜舞，回到三等舱，口袋胀鼓鼓的装满名片。

我记得他整天接到船上犹太乘客的邀请。请他喝茶，抽雪茄，玩儿牌，礼拜五在船上吃安息日晚餐，也邀请他同餐。船上厨房为了几个虔诚吃犹太斋的人专门隔出一间冰室，储藏按犹太教规屠宰的牛羊。

你看，我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又回到杰克布和我下船的一刻。

日本人把杰克布打得够狠，从他发蒙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耳鸣眼花。

他听着日本人训诫，不时点点头。我想他一定没少挨德国人训诫，听不听得进去，点头总是有好处的。然后他却非常认真地对日本人说：我是口腔见习医生，我可以免费为你矫正这些东倒西歪的牙齿。

你完全看不出他在调戏那个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不得要领地看着他。

他又说：我们认为牙齿是长寿的关键。牙齿好，肠胃才会好。牙齿也是面孔的楦子，楦子不正，鞋会歪，所以牙不正，面孔就歪，你再义正词严也没用。

日本人心想，他苦口婆心什么意思？是取乐还是真的为他好？日本人的英文程度有限，怕自己漏听什么，伸着脖子僵立在那里。

你真该看看那个日本人的样子！

谁都会以为杰克布不记仇，就算日本人给他那两耳光让他挺没面子，他也拿日本人的牙齿取乐，找回心理平衡了。其实不然，他刚下船挨的两记揍其实跟他后来的一生都有一定关系。那两个耳光让他想到很多。

我会告诉你，他在那一刹那想到了什么。现在我得先告诉你，我们给关在海关的隔离室里，坐了三小时，听着乱七八糟牙口的训诫：就是你们这些无视法规的外国邮轮把疾病疫菌带进上海口岸的，云云。

然后我们踏进了上海1941年的11月初。那是上海这个“商女”恬不知耻，对于亡国恨基本失忆的时期，变本加厉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统计数为：一百三十七个市民中就有一个以娼为业的人，居全世界娼业之榜首。相比之下巴黎也徒有风骚其名，仅仅是四百八十一人对一个娼妓。黄浦江岸、苏州河畔含菌带毒的空气温暖稠浊，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娼妓中可有些手眼通天的人物，据说一年后对犹太人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一位顶极婊子透露的消息。至于她是中国婊子还是日本婊子，传说各执版本，但一定是个绝代尤物，才能接触这样的绝密。

“终极解决方案”就是希特勒党羽弄出的对于逃亡犹太人的处死方案。这你一定已经知道。就在我和杰克布下船的时候，一个叫梅辛格的德国人已驻扎在日本东京。一天，他召集一帮日本高级军官开会，转达了希特勒老大哥对他们的私人问候，并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处置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佬。三万从欧洲漏网的犹太佬，不能总任凭他们逍遥自在，总得有个最终的处理系统。这就是后来他到上海拿出的“终极解决方案”的前提。

梅辛格杀人不眨眼，在波兰杀犹太人就杀疯了。犹太人给了他一个名字：华沙屠夫。1942年6月，也就是在我和杰克布下船的七个月之后，泄露绝密的高级娼妓提到悄悄住进了理查饭店的德国人叫约瑟夫·梅辛格，上海的犹太人就像看到了末日。

杰克布和我走出海关，跟在给我们挑行李的挑夫后面。江边停靠着一排排豪华轿车，一个英国老绅士牵着一头苏格兰牧羊犬，边漫步边和狗进行跨物种交谈，几个穿白色海军裙的金发女童正在打板球，远远地，从外滩公园音乐亭传来露天音乐会的铜管乐，营造着激昂向上的错觉。

我走在杰克布身边，喋喋不休地讲着这座大厦叫什么，那座大楼什么来由。但我发现他和这个假和平假繁荣的气氛格格不入，他心不在焉，或者说专心一意注视自己内心的某个死心眼儿。

后来他告诉我，他在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迫害。他企图想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力迫害另一些人。为什么只有对他人迫害了，他才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推演下去，也就是，越是对他人进行迫害，他越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

不过这是后话。他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把他由两记耳光引起的思考告诉我。在那时，他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思考题上也能做他的谈手，因为我也常常钻牛角尖地追问人类从来不断的各种迫害到底是怎么回事。

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挑到黄包车聚集的地方。黄包车比乘客多多了，杰克布被抢生意的黄包车夫扯斜了衣服和裤子，最后是靠我给他解了围。他很困惑地看着这种前面带两根直木的车子，琢磨着如何前进后退。等我示范地乘坐到车椅上，让两个皮箱乘坐在我大腿上，他才明白这车没有引擎，全部动力来自两条绛色的胳膊，两条静脉曲张、肌肉暴凸的腿。

他说：啊，你居然让他做马来拉你？

我说：你不让他拉让谁拉！

他四下看了一眼，无数只破草帽下的黑眼睛直直瞪着他，希望他不满意他原先挑中的车夫，他们可以再有一次入选机会，可以来为他做“马”。

他说：我不坐把人变成牲口的交通工具。

我不耐烦了，问他到底走不走，江边风又大又冷，路还远着呢。

他说：你懂吗？这就叫非人化。希特勒就是把犹太人非人化之后，才让其他种族这么恨犹太人的！

我心想，他怎么不幽默了？他不是善于从所有事物里找笑料娱乐他自己和别人吗？

我问他：那你想怎么办？

他说：去找辆汽车。我不信上海除了把人变成骡子来拉车就无路可走，就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

我说：好吧，我等着，你去找汽车，祝你好运。我从黄包车上跳下来。我的打扮像是一切就绪，马上要进入某贵夫人的下午茶会，又尖又细的皮鞋跟儿每一步都有插进石板缝的危险。

黄包车夫一看到手的生意砸了锅，马上拦住我，求我开恩，家里老的小的，都等他的车费去买米，现在米吃不起了，吃珍珠米、碎挂面，米价比一年前涨了许多倍！他叫我别让他们全家今朝夜里吃西北风哦。

我还没说什么，杰克布已经又回来了。没有找到出租汽车。不用我翻译，他也懂了一多半。他想出个折中办法：我和箱子乘黄包车，他自己则步行。

杰克布习惯乘黄包车是到达上海的三个月之后。他无奈地说：把自己变成马去拉车，为了孩子妻子能吃上饭，是了不起的。犹太人做不到这样。

杰克布在船上就买了一张上海的地图，没事便向水手们和我打听，随手圈圈点点，什么电车、公园、大市场、娱乐场，在他心里一盘棋。所以他跟着黄包车快走时，还不时打开地图，一次次核准罗盘。好极了，现在我不用拿出什么主张，这个杰克布主张大得很。人行道上，每一平方尺的路面上都行走或站立着一个人，不急不忙浮动的人脸人头一望无际，杰克布绕过一个人，却立刻跟下一个人撞个满怀。他不停地从人行道上对我耸肩、做鬼脸，表示他对上海的人灾虽然有心理准备，却是远远准备不足。

每一次拐弯，他都机警地看看路牌，再看看手里的地图。最后居然对我说：准备了，快进入你们家的领区了。

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他。这是个机灵人物，生存能力极强，用不了多久就能认上海作故乡。把他丢在这里，不必担心他活不了。

我的计划就是要把他丢到上海，把彼得带回美国。这个计划可真需要胆大、心硬、想象力丰富。心硬，是指丢下杰克布，把他丢在对于他来说事事古怪人人陌生的异国城市。

我把杰克布领进我父亲家的大门，上来迎接的是女佣顾妈。父亲去内地快一年了，凯瑟琳还赖在上海。父亲绝没有想到我杀了个回马枪，回来了。顾妈一边打量“艾先生”，一边讲凯瑟琳的坏话。这是女佣们的一套外交手段，对你好不必讲你好话而只讲你对头的坏话就事半功倍。再说顾妈和我的交情从我十二三岁开始，凯瑟琳嫁进来的时候，早没她地盘了，老女佣心理地盘上，我是个受后妈排挤，终于给挤出门的灰姑娘。

顾妈说：这个艾先生一表人才，做什么事的？她挤眉弄眼地欢欣。

我皱起眉头说：他就是一般的熟人，住我们家付我房钱的！

顾妈又说：哎哟，你不要留这样一个俊先生在家里住，那样你的小妈也不出去打牌、逛商店了，专守在家动艾先生的脑筋！

我说：临时的呀，寻着地方就让伊搬场！

反正杰克布听不懂顾妈和我的对话。我们一个扬州话，一个上海话，热热闹闹地把他讨论了一遍，讨论让他一天付多少房钱够我零花。

顾妈说着，拿起杰克布换下的脏衣服去洗：那我要好好服侍他，你好多赚两个零用铜钿。

我听了哈哈大笑。

上海正在发生粮荒，连我们家都处处可见饥荒的阴影。凯瑟琳的糕点盒子全空了，漏在缝里的饼干渣一股哈喇味，说明她被迫改掉吃零食的习惯已经很久。顾妈在厨房里也出现了一些下意识动作，比如往锅里倒油之前，先把油瓶举到光亮里飞快地看看，倒了油之后，手指头自下往上飞快一刮，往瓶口里一抹，再举起油瓶看一眼，看自己的手指头是否刮下一点油，也看被抹进瓶口的细小油珠是否正顺着瓶子的喉咙口往下流。她对这些新动作并无知觉，但我觉得它们是对我的提醒，更大灾难来了。大灾难终于朝着租界这座孤岛来了。我把杰克布带来的正是时候！我必须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不择手段、伤天害理地来营救彼得。所以我见了彼得就说，彼得，我回来是接你去美国的。

他的大黑眼睛马上聚拢焦点，我的脸被他盯得一团火热。我抱住他，呼吸着他海绵浴的檀香皂气味，浸没在他的体温里。

彼得倒是比我刚见到的时候健康许多。集中营、轮船底舱、难民大宿舍染到他肤色上的菜青色，已经褪尽了。所以他看上去白净而俊秀。在粮价激涨的1941年秋天，能有个健康白净的彼得让我好满足。

彼得说了一句什么。我的脸埋在他胸口，没去注意听。他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见了。他是说奥地利税务局不寄给他税务凭据，谁都无能为力。

我说不用他管这些，就做好出发准备。他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他从危机四伏的上海朝着安全的彼岸出发。我说以后再告诉他。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请我务必告诉他。

我笑着从他的怀抱里撤出，一边说：你可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成的。得有多少恶心的环节才能做出美味香肠，你千万别打听。等盘子摆在你面前，好，请吧，滋味好不好是关键。滋味好就行了。

我满嘴胡扯，嬉皮笑脸。他也疑惑地跟着笑了。

Ⅶ

最关键的问题，是船票。船票价钱也跟着其他物价往上涨，一些犹太难民得到了美国亲友的经济担保书，但因为买不起船票还一直在上海搁浅。我们家附近的马路上出现犹太人的流动货摊，卖手织花边，卖头发饰物，卖丝绸假花，都是犹太妻子们在帮丈夫挣收入，其中一些是为了集资买逃出上海的船票。有的女人胆子大一些，到下只角的中国贫民地界去买长筒袜、丝绸衬衫和领带之类的零售物品，再贩到高档住宅区去，赚每件东西的差价。彼得告诉我，他母亲就常常去南市区买绸料，再让一个伞匠替她加工成欧洲式样的洋伞，拿到霞飞路上去卖。有时她还带着彼得的妹妹到洋房区挨户去敲门，向阔绰的英国、法国女主人兜售工艺品似的洋伞。

在杰克布看到的犹太小贩中，或许就有彼得的母亲。他们皮肤晒焦了，鞋子的后跟磨斜了，指甲缝里是上海的污垢。杰克布被如此的求生精神惊呆了。当他为难地对小贩们耸耸肩、摇摇头，小贩们马上知趣地走开，一种朝着无望更走近了一步的笑容在他们脸上浮起。正是这种笑容要了杰克布的命。他在小贩走了很远还被他（或她）认命并且不失尊严的微笑定在那里，半天不知东南西北。

杰克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难民们闲聊。他在虹口区走了几趟就把舟山路走成了他的故里。他会走进一个个课堂，里面都是些老学生，五十岁以上，没有体力出去走街串巷做小贩，在中国人的工厂也没力气可卖，于是就戴着老花镜学起了裁剪或者木工或者草编。杰克布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柏林同乡，找到了跟他父母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一旦跟那些人谈起他儿时崇拜的足球明星，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马上把他们谈成他的发小。

杰克布的闲聊对象是教授、律师、建筑师、影剧或话剧明星。他们眼下动着上了岁数而僵硬的手指头编结草帽辫，或在老花镜后面瞪着一起一落的缝纫针，要么就守着个难得有人光顾的杂货摊。稍微年轻的人运气好些，能到浦东的英国船厂，或中国人的火柴厂碰运气。英国和中国老板肯用他们，他们就非常知足。中国工人比他们更认命知福，做的活儿比他们更重，挣的钱却比他们更可怜。

杰克布在闲聊之后回到家，告诉我，他发现那些前教授前律师们的衬衫是如何拼凑的：领子和袖口是维护体面的关键，因此他们的妻子（或老母亲）把袖口和领子拆下来，把磨烂的表层翻到里面，再装上去。两面都磨烂了，只好让衬衫们自相残杀，大卸八块，把肢解下来的完好部分拼接起来。然后他们穿着熨得笔挺的衬衫七巧板出现在中国人的车间或办公室，该儒雅还是儒雅。

杰克布似乎忘了他来上海干什么。我向他讲述的上海简直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人人都野蛮淘金。杰克布来上海就像当年全世界的人投奔美国西部。他到虹口本来是为了发现生意机遇。那些把钻石或金子藏在鞋跟里、孩子的玩具里甚至假肢、假眼球里的犹太难民，也有投资成功一夜间混成大亨的，但凤毛麟角。杰克布没找到任何机遇，却把他父母给他的钱糟蹋得所剩无几。

一个月过去，眼看战火往地球上最大的水域蔓延而来。人们都知道罗斯福总统和日本首相的谈判礼貌地破裂了。船票开始紧缺，每艘驶出上海的邮轮都超载，上面塞满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怕美日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他们会陷在上海，做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人质。

靠杰克布自来熟的性格，他居然带着我去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去的第一个活动是一家难民开设的阅览室剪彩。从儿童读物到宗教、哲学经典，阅览室募集到十多种语言的书籍，供人租赁和当场阅览。阅览室的房子在三角地菜市场附近，本来是最热闹也最混乱的地段，但在1937年日本空袭后，三角地菜市场被炸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后来经过大致修建，租给了犹太难民。所以除了阴魂不散的菜场垃圾气味之外，也算热闹而不失秩序。

阅览室有上下两层楼，楼下地基很低，三分之一埋在街面下，门口做了防水排水工程，以防虹口恶名极大的水患。我和杰克布挤坐在中国式的窄长板凳上，听人用德语朗诵自己写的诗歌。所有人都是即兴上台表演自己的作品，气氛是温存而肃穆的，一时间我忘了可能出现的彼得，忘了我必须在彼得面前巧妙地介绍杰克布，必须为杰克布胡编一个身份，反过来，我也必须在介绍彼得时，不暴露我的图谋。关键是绝不能让杰克布看出我只拿他做一件牺牲品，他存在的价值仅为了顶替彼得，顶替他留在上海忍受饥荒和日本人，因为从太平洋上来的战火最终会封锁上海。

阅览室里的人们似乎也忘了许许多多：难民营里越来越小的面包，稀薄得可以当镜子的汤，持续下降的体重，以及那场刚刚带走了十几条性命的伤寒。我周围都是穿着熨得一丝不苟的旧西装、许久没有洗过澡的难民们。高涨的热情把体味蒸发上去，这才让你发现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读书环境，几乎会毒死在其他同伴的体味中。窗子被封上了，因为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墙角装了两个换气扇，主人只舍得打开一个，从那里旋转进来的空气被上百副奋力鼓动的肺叶争抢着。

杰克布却什么都意识不到，他睁着两只过分热情的眼睛，朝一个朗诵者张望，又朝周围每一张面孔张望。我对他的耳朵说了一句话，他转过脸，报以精力过盛的人特有的那种笑容。他显然没听见我的话。我说的是：听说一家犹太难民自杀的事情吗？包括一个半岁大的婴儿……

杰克布听见了，一直欢欣鼓舞的脸暗下来，忙个不停的眼睛盯在我脸上。他问我是听谁说的。我后悔了，我可真会挑地方来讨论这桩事。他还是追问不休，我只能告诉他，因为这家人觉得太平洋上一开仗，他们退路出路全没了。与其在上海慢慢饿死，不如把所有过冬衣服当掉，把钱买成黄油牛肉，一顿吃完，吃饱，饱得要吐，然后吞下敌敌畏暖洋洋死作一团。

他问我听谁说的。我是听彼得说的，但我当然撒谎说听一个犹太难民的治安员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听了一礼拜了。那为什么一直瞒着？这怎么叫瞒着？犹太难民的事，听听就过去了，谁存心瞒呢？好像这事特别新鲜似的。

他看着我，说：你不是不认识犹太难民吗？

就像一般心怀鬼胎的人在此刻都会反应过度一样，我大声说：你什么意思？

他不说话了，转过脸去听一个老头朗读他自己写的诗歌。

从阅览室出来，天快黑了。

杰克布突然说：我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我对你是基本诚实的。

我说：谢谢！

你一听就知道我是在骂人。可以听成：谁稀罕你诚实！

他说：我觉得你还有事瞒着我。

你是知道的，英文把隐瞒说成隐藏。隐瞒是话语的疑点，隐藏听上去整个人都可疑。

我以心虚人特有的过激语气争执，说难道认识一两个犹太难民是罪恶？何必隐藏？

我这时的心理是这样的，杰克布任何带刺伤性的语言，都让我舒服。我要对他大大地造一次孽，等同于置他于死地。他的语言越有虐待性我就越欢迎，什么欺骗、撒谎、隐藏，这些词汇来得狠毒，我欠杰克布的债务就勾销一点。勾销一点是一点，我真希望他在我心目中坚守住他人渣的地位，千万别变，对一个人渣，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榨取价值，然后践踏，然后摒弃。人渣假如还能有点可榨取的价值，用于一个高贵的生命，这该是人渣感到有幸之处。好吧，杰克布，来吧，语言还不行，不够流气，远远不如他在旧金山爱尔兰酒吧里的语言符合人渣的角色。

杰克布把脸对着一棵叶子落了多半的英国槐树。

我站在他侧后方，看着他剪裁可体的法兰绒大衣。他为上海之行真是置办了不少行头，花他医生哥哥和律师哥哥的钱，反正是花惯了。他为阅览剪彩和随后的诗歌朗诵会打扮了一番。其实他这副打扮站在阅览室黑洞洞的空间里，与一群变卖东西填肚子，变卖得只剩一套破西服的难民们为伍已经是厚颜无耻。

虹口公园里暮色四合，树丛里，某人在小号上校音和试奏。天暖的时候，工部局常常在这里举行露天音乐会，我和彼得来过几次。

杰克布的太阳穴一跳一蹦。我从来没注意到他面孔上会出现这些脱出他控制的小动作。他从轮船上得到上百张名片，每张名片都是他的敲门砖。他住在我家里样样都不碍事，就是整天占着电话让凯瑟琳的女友打不进来，而让凯瑟琳撅起嘴和他娇滴滴地抱怨：I want telephone, too！这些敲门砖还是有用的，几乎天天给他工作面谈的机会，但他像我一样爱逍遥，难以遵守纪律，什么工作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混够几天饭钱，就异想天开要弄一笔资本做一桩大事。所以在虹口公园的这个冬天傍晚，他太阳穴蹦跳不已，就是他跃跃欲试做一桩大事的模样。可惜的只是他一直不知道这桩大事是什么。

这时我看着让那桩未知的大事情烧灼的杰克布，心想他刚刚辞退了一个老板，下一个饭碗还不知去哪里找。他的律师大哥和医生二哥一定受够了他：他又打电报去向他们借钱，一大笔电报费花在他信誓旦旦的还债保证上。

从虹口公园回家的电车上，我看见杰克布掏出他西服暗袋里的钱夹时，连同护照一块儿掏出来了。美国护照。我很想要过来看看，却又做贼心虚。他在临出国前慌张地办理了护照。拍护照相片时，我站在摄影机侧面后方，欣赏灯光下自己一手炮制的“彼得第二”。彼得穿西装花样不多，只穿深色的，式样古典，有些老气横秋。体现彼得的活力的，是堆在他额前又黑又厚、自由自在的头发。一根根发丝都有动作，有表达力。假如说彼得从脖子以下看是个银行家或公司主管，那么脖子以上呢，他是个钢琴家或业余剧社演员，节奏音调或语气表情全在他年轻的头发上。所以我亲自动手把杰克布的栗色头发弄得蓬松，弄成彼得的。在快门就要按下的刹那，我说等等，又跑到杰克布前面，再次把他额前的头发刨了几下，让一绺头发耷拉到他眉毛上。照片贴在护照上我只看过一眼。什么都混得过去，只有眼睛那么不同。即便把杰克布的眼圈扩大，描黑，植上足够的睫毛，也不能把它们变成彼得的。彼得的眼神只能偶尔从以《圣经》为主题的古典画中看到。被委屈了的，被误解了的，被虐待了的，这么一个灵魂，他还是为你的粗野愚昧而难为情。因为他知道，你对你的粗鄙也没办法，一切天性使然，这正是他为你窘迫的地方。

杰克布对什么都吊儿郎当不拘小节，但护照却时时揣在贴身口袋里。我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把它拿到手。一切要快，一旦窃取到他的护照，就要马上登上去加拿大的船。

你看，我把什么都想好了。从加拿大混入美国，很容易。唐人街早期没女人，人贩子把上千妓女从加拿大边境线走私到美国。如果我带彼得乘船直接入境美国，他也许会在海关落网，因为丢失了护照的杰克布一定会挂失，一旦挂失的护照号在一个多月后出现在美国口岸移民局官员的记录上，就用不着狡辩了。我呢，在移民官眼里，就是个人口走私主凶。

乘船到温哥华，再从陆路混入美国国境，应该是一条万无一失的路线。为了把彼得带出战火正在封锁的上海，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能想象吗？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会那么有心计，把后来了不起的杰克布·艾德勒一步步诱入他将发挥功用的方位。现在只差一步，你就该看到他怎样不自觉地发挥他牺牲品的功用了。

因为我常常和杰克布在一起，和彼得的约会自然少了。我对自己的住处支吾搪塞，说住在亲戚家，我怕他突然造访我家，出现在杰克布面前。那时我在两个男人之间踩钢丝，摇摇摆摆地迈着每一步。有时快要进入睡眠，却突然“轰”地一下醒来，发现自己两手紧紧攥成拳，拳头松开，手心全是汗。这个时候，我就想不顾一切地去见彼得。

杰克布时常独自出门，夜里很晚不归，我从不向他打听什么。报纸上天天能读到局势评论。日本人也到处散发宣传品，在他们和美国人彻底翻脸之前，他们还想尽量把舆论铺垫做好。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不时从房顶上过去的飞机声响都没有让我警觉，想到这个冬天夜晚的反常。

隔壁的英国人家在院子里焚烧什么东西，烟从我的窗缝溢进来。每个逃离上海的人都是先喝完贮存的酒，再烧毁所有带字的纸张。主人们在房子内开Party，仆人们在院子里焚烧纸张，所有带字的纸张，如同送亡灵上路。这个高档社区，你听见谁家留声机响得通宵达旦，鼎沸的谈话声通宵达旦，那就是在告别上海的好日子。在上海做上海人的主子做了多年，最后的上海良宵将非常怀旧感伤。上海是个谁来都要做它主子的地方，因此谁走都会舍不得它，舍不得做主子的好日子。

两三架飞机飞得很低，天花板都让它们给震动了。我披上衣服，两脚摸黑蹬进鞋子。

我是个由着性子来的人。年轻时长辈们对此有不少恶评。一旦我热血冲头，非得痛快一下，什么也挡不住我。我就是在这个热血冲头的时刻跳下床，跳上路口的黄包车，直奔虹口。今夜我必须看到彼得。

那时一定是十点过后。街上已没什么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爱寻欢作乐的美国人一多半都逃离了上海。路过一两家舞厅，门口静静的，霓虹灯自讨没趣地闪动。听说有一家舞厅在日本人组织的防空演习中手脚不麻利，没把灯光用黑窗帘遮挡严实，被日本人封了门。远处，横过来的西藏路上，一辆卡车蒙着帆布飞快开过去，是日本人的军用卡车。帆布下面货色统一，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接着，又是一辆卡车开过去。黄包车夫慢下来，跟我一样，听着黑夜里藏着的隆隆卡车声响，许多卡车，由远而近，从模糊到清晰。

到了这一刻，我还没感到什么了不得的兆头。其实正是我看着十来辆日本军车开过的那一刻，成群的日本飞机正在飞越太平洋，向东南飞。黑暗的天空里全是发动机的声音。

我坐在黄包车上东想西想。我在想彼得一直没有把我引见给他父母。自从我回到上海，身边有个杰克布，仿佛做了亏心事，怕自己不再是表里如一的纯情女郎，就不再催问彼得带我回家的事。后会有期，来日方长，是我那个时候常对自己说的话。彼得和我，在相遇之前的那段历史，已经不加取舍地被彼此接受，何况我们的未来，那是被我们的过去注定的未来。

黄包车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条街时，已经接近午夜。我不能确定彼得家具体在哪个门洞，因此只得站在带阳台的那一边弄堂里，等着运气降临。也许碰上晚归的邻居，会告诉我寇恩家的门牌号。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只是舞台调度相反。我那时真是个无救的小布尔乔亚。

弄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家开了盏蜡黄的灯，灯下无非是个读书或者玩儿单人牌戏的夜猫子。

我越站越冷，脚趾头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狭窄的夜空不时飞过几架飞机。我顾不得脸面了，跑到那家有灯的门口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个俄国男人，五六十岁，一具多毛臃肿的身体，一个多肉的脑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灵机一动，脱口就抱歉，说自己按错了门铃，以为这是寇恩家的门。俄国男人问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么。他却说，寇恩有两家，前面弄堂里还有一家。这条弄堂里的寇恩刚死了一个儿子。自杀身亡。彼得·寇恩吗？不，好像叫大卫·寇恩。

我想起来了，彼得在讲到他们的奥地利故居时，总说大卫养了一只鸽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火车飞……大卫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卫到邻居家向那对宠爱他的老夫妇告别，但他们没有开门……

我都不知道俄国男人什么时候关上了门，也不知道我在关上的门前站了多久，面孔离门只有半尺。大卫才十八岁呀。大卫还有一大段人生没被启开，就不愿再去启开它了。大卫都不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就走了。

我对自己猛烈谴责：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彼得，我在这两个星期里干什么？陪着杰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厢，逛犹太难民区，听他大而无当地发表有关迫害、种族的宏论。这两个星期的历史应该改写：我和彼得全家相会，跟大卫聊得很开心，聊美国的拳击和篮球，聊百老汇肤浅快乐的歌舞剧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园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辽阔，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圆滚滚的屁股。我可以让他看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无助，或许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条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国了，不是吗？一旦买得起船票就去，然后寇恩一家整盘棋都活了，不是吗，大卫？

设想一下寇恩家现在的气氛吧。我该做什么？最应该做的是让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静静地把最无法忍受的忍受过去。换了我，这时有个外人来啰里啰唆地安慰我，我会对她说：饶了我，别理我吧。

我又回到静安寺大街上。国际饭店门口也没有一辆车。这可有点不对劲。我鬼使神差地走进门，上了电梯。我不想立刻回去睡觉。彼得的弟弟自杀了，我需要定定神，理理心里的头绪。进了酒吧，我坐了一阵，希望能碰上一个不太讨厌的男人请我喝杯葡萄酒。结果我自己买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紧一阵慢一阵地想着彼得一家的不幸。哪里冷清也冷清不到国际饭店，这天夜里酒吧却没几个人。美国人英国人走了，法国人日本人不会停止过日子啊。他们过日子就必须来这里消遣，交换消息，拉扯生意关系。清晨时分，我有点困了，走出饭店叫了一辆黄包车。

我记得黄包车从国际饭店跑出去两百多米的时候，身后的黄浦江边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现在我告诉你那是炮声，其实当时我根本听不出那是什么声响。天崩地裂，五雷轰顶，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黄包车夫“哦哟”了一声，身子向后仰，两脚使劲搓着地，生怕车子在减速时翻掉。与此同时，我不知自己在叫喊什么。我一定叫喊了什么。车夫停下来，回过头看，嘴巴张得老大。炮声把我的声音压住了。我一定喊了什么，因为车夫飞奔起来，从大马路拐弯也不减速，人和路面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户户都装聋作哑，炮声里，一条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战。

炮声停止了，黄包车夫的喘息声在我知觉中越来越响。车子停在一大摊污水旁，路面陷进去一段，积下了头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邻区在此时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紧闭，所有观望的、恐惧的面孔大概都藏在窗帘后面。

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无线电寻找波段的嘈杂之声。

见我进门，杰克布从沙发上欠起半躺的身体，两束目光拒我于千里之外。他摇身一变成了主人，要对我开审。他说什么理由都不能弥补我的过失——日本刚刚轰炸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和日本开战了，这样的时候我出去找死！他急得喝下一瓶滋味如下水道污水的烹饪黄酒！

凯瑟琳和顾妈都帮他的腔。炮响的时候，她们发现我不在卧室里，都急疯了。两个女人见我毫发未损地回来，叫着说天真冷啊，同时缩起身体抱紧胳膊各自回去睡了。世界大战发生在这一刻，但她们看不出它的重大意义，也看不出事情还能往哪里恶化，米价还能往哪里涨。

我也正要上楼，杰克布走上来。他的劲头加酒的劲头，一下子全在那一搂抱上。他重手重脚地紧紧抱着我，就像扳手拧紧螺丝帽那样，紧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还是哆嗦到我肉体里。杰克布的表白就是这样，没有甜言蜜语，但让你从骨头缝里都明白他表白了什么。他问我怎么能在如此危险的夜里跑出去。我说美国总统一定都让日本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谁会预知这个夜晚藏着那么大的祸心。他不放过我，说这是个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踪的邪恶城市，难道一个年轻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只身来往吗？我说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个爸爸。

这种时刻，一切都大乱。有些东西是扯不清的，意愿非意愿、理性或感官，你以为你恪守心灵的从一，但心灵也是肉体的一部分，心灵首先是血肉组成，到了杰克布和我紧密相偎的一刻，什么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杰克布面前流眼泪，这时他任凭我流泪。我不告诉他我为什么流眼泪，但他知道我的泪水是为夜里外出得到的某个消息而流，无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顶不新鲜的事，门口街上刚刚看到一只手伸上来接你施舍的一枚铜板，等你一个差事办完回来，拿着铜板的手已变了色。难民营里常常有人死去，草席摆出的零售摊子，某天换了主人，新主人告诉你摊位被他买下，因为老摊主死于阿米巴或伤寒或猩红热。

我昏昏地睡在杰克布怀里，他靠在沙发上，一个肩尽量给我做个好枕头。这个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摊口水。

天亮后，外面马路上有无数只脚在走动，走得急促整齐，似乎整个上海都是操场，所有人都在操步。后来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开进租界。

杰克布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从外面进来。他早上没有洗漱修面，隔夜的胡子长黑了他半张脸。他手上拿了几张纸，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脚印。我发现那是日本人撒的传单：“因为同盟国的错误以及日本方面的处事不当，日本与同盟国之间已十分不幸地拉开战幕。”

我第一个念头是，必须马上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带着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许已经太晚，我白费心机，把杰克布带回来，一切都成了一场荒唐玩闹。

我再次出了门。杰克布坚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别管我。他突然问：是谁死了？我一愣，然后说：一个朋友。我以为他还会问下去，但他只嘟哝了一句：Sorry。我又说：是自杀的。

他看着我。

街上的人个个眼发直，看着日本兵一列一列走过，打着他们难看的旗子。一时还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坏。满地都是传单，白色纸张落在屋顶上，树梢上，大街小巷，在服丧似的。一架直升机朝着人们扬起的脸转动着螺旋桨，同时飘出一个白色条幅：不准混乱！不准制造传播谣言！制造混乱者必当法办……

奇怪的是照样有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在路边摆开。也有黄包车上来向我揽生意。路面上的粪迹也证明马桶车刚刚通过，昨夜降临的世界性大灾难并没有阻塞上海的新陈代谢。不知为什么，这些给上海带来恶名的马桶车辙使我感动，给了我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Ⅷ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面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那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那时的烟纸店什么都可以零买，包括一根香烟。大卫是在难民大宿舍养出的烟瘾。

谁也想不起大卫显露过任何异常。父亲从轮船底舱出来之后，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晕厥病，无论是过马路、坐马桶还是登楼梯都会随时晕倒，所以大卫尽量不离父亲左右。

大卫每天下午六点左右，都拿一个竹篮去不远的菜市场买菜，那时蔬菜都是残枝败叶，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场中段，都会碰到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卖一种梗子又厚又长的绿叶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卫有时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竹篮仍空着，不是菜太贵，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认识。走过去走过来，老人筐里的菜还是卖不掉。

这天老人对他招招手，说他的菜横竖卖不出去，不如送给大卫。大卫问他，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卫，用下巴点一点破烂棉鞋前面蔫头蔫脑的菜，要他全都作礼物收下。大卫若放下几枚零钱，老人便做出一张老虎脸，奓起脏兮兮的胡子。老人的这些礼物给彼得母亲做成各种炖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黄油，阴沟里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卫自杀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带了一篮菜回来，什么异常也没有。

谁都无法猜想，大卫怎样对父母“就会好的，只是暂时的”这类话听够了。或许，他自杀的念头产生得很早。也许在奥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车上就产生了。他看着他的鸽子一程一程跟着火车飞，便萌发了不如一死的闪念。或者，在他认识一个中国的卖菜老人之后，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国老人那样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让他明白，他的忍受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大的余地。人对于忍受原来有如此惊人的潜力，他可不要发掘自己的潜力。老人对他那样笑眯眯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这样的微笑，对所有忍受下来的和将要忍受的如此宽厚不计。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递到我手里，只说了一句话：大卫是服毒死的。为了防止蚊子消灭臭虫，彼得母亲的六六粉储存非常丰厚。大卫从家里拿了足够的毒药，独自去黄浦江边饮尽了它。

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柜台边站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德国犹太女子，化了一个大妆，严严实实罩住了她灰暗的脸。她非常多礼地告诉我们，由于租界沦陷，昨天的面粉供应停止了，所以她今天卖的还是前天剩下的糕点。她宁可面包卖不出去，也坚持诚实。她怕不新鲜的糕点破坏她店铺的名誉，我们会以此来给她的货品质量一个总体打分。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老板居然投其所好，供应犹太面包圈。一个犹太老头穿了一件面粉口袋改制的棉袄，背后一个醒目的红十字。难民营不少人开始穿这种面粉口袋改制的衣服，因为跟着他们漂洋过海而来的衣服被肢解拼凑，终于化为乌有。老头聚精会神地读着一份英文报纸，一面端起茶往嘴边送，害帕金森病的手把茶抖到报纸上，他也不在意或者无所谓，似乎到处是不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人们。犹太难民和刚来时不大一样了，渐渐跟中国人一样对事物和自己马虎将就起来，听从宿命比什么都省劲。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

彼得现在某些句子不说完，而用这种“呵呵呵”的笑声来结束：

我父亲还想着他埋在维也纳家里的一包钻石呢。以为将来……呵呵呵……

我母亲受一个英国女客户邀请参加茶餐会，发现那女人原来是想雇她做狗的保姆，呵呵呵………

我妹妹异想天开地想买一架钢琴，呵呵呵……

好了，现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去美国？别逗了！所有犹太佬只能烂在上海，呵呵呵……

彼得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才笑出如此不快乐的笑声？我回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跟表姐们逛寄卖行首饰店，跟杰克布荡来荡去，他在这里经受了怎样的日子，让他现在笑得我浑身发冷？这样笑着，他还能相信任何事物吗？我呢？他这样一笑，还能相信我吗？相信我可以要他而不要命吗？

我告诉他，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澳门，再从那里乘上去葡萄牙的船，然后，就直奔美国。一切都在准备中，放心好了，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呵呵呵……

我心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冲他叫唤：这种笑声太不可爱了，太不像你了，亲爱的！可我使劲忍着。他向我诉过苦吗？有过一句怨言吗？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在城市里蹬着咔啦啦作响的自行车飞窜，他自哀自怜过吗？没有。还不允许他为这样的重负打几个冷哈哈？

下面他说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在此之前他说了两遍，船票可以解决。船票的费用相当可观，靠我从家里偷字画和摆设出去变卖——此勾当我从美国一回上海就着手了——根本办不到。彼得说他做了几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到一些钱。

彼得做生意？我看着他。我回美国不过才大半年，他不只学会对失望和希望打冷哈哈，以及吃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他竟然学会了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大米。

大米？！

对，是大米，有时也做做面粉和珍珠米（他用上海话把玉米说成珍珠米）。

怎么……做呢？

别问了，May，反正什么钱都不是那么好赚，呵呵呵。

我慢慢拿起盛着豆浆的粗搪瓷勺子。一勺豆浆举在我嘴巴前面，动荡不停。绿色的笨头笨脑的勺子上面，我的脸一定很傻。奸商们囤积粮食，造成粮食大恐慌，这在前一年就有。难道彼得也干这个？在人为的粮食大恐慌中，捞哄抬米价的油水？

我喝下豆浆同时对自己说：这是你死我活的年头，若想不死，他们或许就要置他人死活于不顾。他一家的命是从希特勒手里抢出来的，现在正要从日本鬼子手里再抢一次。

豆浆里的糖精片放过头了。

彼得告诉我，他是向菲利普贷了第一笔款做粮食生意的。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一个部门经理从中搭桥，给彼得提供了门路。从美国回来后，我去过菲利普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下人们都静悄悄灰溜溜地在曲里拐弯的家具和摆设的夹缝里擦灰、打油，比以前更像影子。我坐在客厅里等待菲利普的几分钟里，留声机一声不响，钢琴也一声不响。在这幢房子里，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一块儿沉默。

果然，菲利普一看见我眼睛就红了，世海不见了，不知去向。好好一个世海，某天傍晚出门去看美国对英国的拳击赛，走前还要他妈妈给他留一碗他爱吃的闽南式花生猪蹄汤，结果就没了这么个人了。菲利普断定这个小鬼头不知怎么又惹了日本人，让日本人收拾掉了。日本人加上汪伪政府的特务，收拾起人来快当得不得了。温太太在如此打击下得了嗜哭症，晴天雨天都让她想到儿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的一个个细节，熟人生人面前，她头一句话总是“侬阿晓得阿拉世海”……眼泪就下来了。

菲利普自从失去世海，对聚财敛富无心无意，船运生意随它自己的惯性去运转。谁上门去求职，他都对总管说：弄桩事体给伊做做吧。总管若说：做啥呢？没空缺呀！他便说：随便做点啥，事体是人做出来的，多做就多出事体来了。

一年之内，他公司雇了七八个犹太难民。有一个犹太人是化工天才，用垃圾提炼天然气，可以作燃料。所以菲利普就开了一个分公司，让犹太人去研究垃圾提炼。菲利普把款项借贷出去也懒得问彼得做什么。彼得和他的协议是一个月之内还本加五分利。物价天天飙升，五分利息的贷款等于菲利普在送礼。

囤米是危险的事，日本当局和汪伪政府都会给这种商人判重刑，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地劝阻彼得。我父亲偶然托人带回的信中，谈到在内地的学生和教授已经谈不上什么营养和口味，现在只图饿不死。奸商和官僚，一个哄抬物价一个贪污腐败，轮到师生们，通常一天只吃得上一顿饭。我曾经当过代课教师的那个江湾的私立中学，教师们几次参加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发国难财的粮贩子。那些教师都饿急了，这会儿可以扑上来生撕了彼得。

我十分婉转地说，如果赚够了船票钱，就趁早洗手退出。我非常含蓄地劝他千万趁早：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没有把目光转向你这犹太瘪三，把你当制造粮荒的奸商除掉之前，赶快金盆洗手。

彼得说他在上海可饱尝了做下等人的滋味，到美国，他至少要和体面的白人地位差不多。再说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想到母亲和妹妹走街串巷，推销伞具……呵呵呵……

彼得！我突然拉紧他的手。才半年多一点，这双手上，那白皙的贵气不见了。这是很实际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手。彼得这么个人，他可以把一切事情做到理想。做一个囤粮的奸商，他也勤勉无比，事必躬亲，每花出去一份气力，就完成一份任务，收到一份成果。一旦彼得这个事不厌精的人来了，大多数人是要败给他的。

这是我一贯爱彼得的地方。

没什么可说的，世道连一个无邪的彼得也不放过，活活地要把他逼邪，逼恶，逼成江洋大盗。一旦爱上了，就爱上了，他是江洋大盗也没办法，我的爱非常包容，非常护短。哪一个死心塌地的女人会去挑三拣四她爱的人呢？我的爱也像一件衣服，弹性极大的衣服，可体随身，包裹着彼得，他胖也好，瘦也好，长着长着长歪了，畸形了，都不要紧，它是随着伸缩的。

彼得说到他的下一宗买卖。所有的环节都铺排得完美无缺。谁谁需要送钱，谁谁却只需要两张日本相扑的门票，谁谁需要引见一下犹太医院的董事长，等等。他的周密和认真简直可怕。每天每时，他从来没有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事事都达到他的预期目标。

而我，做十件事至少八件是因为“我开心”！不做，是因为“我不开心”！

听彼得头头是道地说着，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杰克布来。他和我狠狠地嘲笑过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点，其中一点就是目的性。这两族人因为受够了灾难，因此都非常现实，每做一件事都要得到一个结果，有结果的事还来不及做，何况没结果的事。

我突然笑起来。彼得的囤粮计划做得多完美呀，他那双曾经不谙世故的眼睛多么咄咄逼人啊，我还为着杰克布相片上和彼得形象的差异担心什么呢？

彼得问我笑什么，我不说话。他又催问一句，我叫他现在别问，留着，等我们上了去美国的远洋轮，再提醒我回答我现在笑什么。

你好漂亮啊，彼得说。他这方面教养太好，过头的话和太有想象力的词汇都属于非上流。不自觉地，我又想到杰克布，那是个绝不掩饰欲望的家伙。

谢谢了，我说。我还能怎么说？我一心只想打扮漂亮，讨他欢心，讨出他一句不同凡响的夸奖，可他在我们见面一小时后才看到我似的。

从1942年早春到初夏，我的记忆比较混乱。无非是打打零工，在杰克布和彼得之间两头跑跑，谈恋爱或随意调情。我只记得这么一个晚上，好像是6月初，典型的梅雨季。我教了两堂钢琴课回到家，在门厅里脱套鞋。杰克布不在家，因为他的套鞋不见了。这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在美国和日本交战后毫不低调行动，照样出入公开场合。他的德语和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帮了他大忙，路上偶然遇到日本人盘查，都不把他当作持敌国护照的侨民拘到郊外的敌国侨民集中营，而把他当成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放过了。

老旧的房子在雨季有一股朽木气味。我听见凯瑟琳在问顾妈，父亲收藏的那个白玉度母哪里去了。十多年前我父亲刚回中国时，看什么什么是宝，那时钱经花，家里收藏了不少艺术品和佛器。

我把脚伸进毫不干爽的拖鞋，一面朝凯瑟琳叫喊：别找了，卖脱了！

凯瑟琳说：啥人卖脱了？

我说：还有啥人？我！

她问：啥辰光卖脱的？

我回答：老早卖脱了！

我走进客厅，打开电灯，小继母马上又关了它。她特别要面子，电灯也只开给客人看看，没有客人她可以昏暗到晚上七点。父亲的积蓄早已见底，内地挣的薪水还不够他自己吃饭。凯瑟琳继续在上海做寓婆，不出去正经找份事做，只能和我一样下作，偷卖父亲的收藏品。

她迎头瞪着我，问我为什么把好好的白玉佛器卖了。我说这很简单呀，我不卖她会卖呀。

她说：侬勿要觉着有个外国人住在这里为侬撑腰！

我渴得要死，自顾向厨房走，走过贴在门框上听壁脚的顾妈也当看不见。然后我端起冷开水瓶，往玻璃杯里倒水，动作过猛，水溅出一大朵花，落在六棱形黑白瓷砖上。凯瑟琳跟到厨房门口，我正把杯子举在嘴上牛饮，杯口扣住鼻子，厚实的绿玻璃杯底正好是个单筒望远镜，凯瑟琳在取景框里又远又变形。她真无知啊，犹太人跟其他高鼻子凹眼睛的西方人在她那儿完全没区别，统统是外国人。顾妈精神十足地出去了，这年头吃不起好吃的，我和凯瑟琳闹一闹，还是能给老太太提提胃口，解解馋。

凯瑟琳还在一口一个外国人，我把嘴和脸从杯子后面露出来，说要是她觉得外国人好撑腰，我可以把这位外国人让给她。

凯瑟琳和杰克布虽然话讲不通，却不少打情骂俏。我这句话捅了她的马蜂窝，骂我“勿要面孔”，“多少勿作兴讲这种闲话”！

门响了一声，顾妈存心吊起嗓门：哦哟，艾先生回来啦！淋着雨吧？

凯瑟琳不作声了，做个小动作叫我也别作声，别给中国人和家里人丢脸。她在所有外国人面前都有点自卑，这一点让她完全属于她那个上海中下等市井阶层。

电灯马上全打开了，冰镇的杨梅、枇杷也端了上来。每天早上送冰的车到门口，凯瑟琳都会痛苦一刹那，想到是否就此停掉这项奢侈开销，但犹豫之后，还是为艾先生忍了痛把冰钱付出去，因为杰克布喜欢什么都冰镇过。家里的开销来自艾先生，所以凯瑟琳的殷勤是有来由的。只有我心里好笑：这位阔气而豪气的艾先生从他父母那里借了钱，又从哥哥那里借钱。他的电报一份比一份长，谎称要做的生意一笔比一笔宏大。杰克布总是通过我把钱交给凯瑟琳，支付煤气、水电、伙食，渐渐地，他这个身份模糊的客人在这幢房子里住成了主人。除了我之外，房子里的其他成员全对他赔小心，摆客套。反客为主的变化，除了杰克布自己，我们全看清了。

杰克布用英文小声跟我说了句话，告诉我，我不在家的时候，来过一个客人，他是跟这客人出的门。我问是什么样的客人，他说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这位客人从门缝塞进一张字条，写了句英文：Hi，May，please come to the tea-stall around the street corner.（玫，请到街角的茶摊来。）当时家里没人，杰克布拿着字条便替我接头去了。

杰克布把字条刚展开，我就认出了温世海的字迹。世海写一手老掉牙的花体字，原先塞在我伞套里的油印传单，不少题目就用这种字体写出。

我看着字条的眼睛半天不会眨。什么鬼年头？天天有人死，偶尔也有人复活。

我转身便去抓电话。杰克布上来便捉牢我的手腕，一面说：千万不能告诉他家里。

我问杰克布，世海是否说了找我的事由。

杰克布替我拿了把伞，说要和我一道出去走走。

不久我们已经走在了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林荫道形成了大致的拱顶，雨又小又密，打上去的声音像无数条蚕虫在啃噬桑叶。这一带洋房集聚，即便打仗没一块好地方了，这里还是如故。仅仅截下这一小段上海，似乎宁静宜人，还淡淡地有一层寂寞。

杰克布说詹姆斯·温是个很有趣的男孩子，开始神秘多疑，但很快就忘了杰克布和他不过萍水相逢，热烈地讲起抗日活动来。他告诉杰克布，只要一出上海，到处都有抗日武装，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上万人马，只要有好武器，部署得巧妙些，他们可以一夜间端下日军驻上海司令部，然后眨眼间消失。

等杰克布跟世海去了一趟浦东，詹姆斯已经称新四军为“我们的人”了。

我问杰克布，世海带他去浦东做什么。

他说：詹姆斯·温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做工。

我说：可我还是看不出来，他带你去那里的必要性。

他说：那家厂里缺一个会讲英文的总管，薪水很好。我去看了看，这家厂加工机件，把它们伪装成美国进口的，利润不错。他们什么都干，大杂牌，有个车间加工钢管，我怀疑是土炮管。

我说：给谁加工炮管？

杰克布咧嘴一笑说：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我说：我还没问完我的问题呢——温世海起死回生，专门来找我是为什么？

杰克布说：那你得让他回答你。走，去跳舞！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很开心！我来到中国这么多天，第一次有个好心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见了侵略军立不了足。哪儿这么容易？抗日分子就在他鼻子下开兵工厂！詹姆斯的同伙偷运出去的钢，都给新四军造武器了！那个满嘴大牙东倒西歪的日本赤佬（注意：杰克布的不雅词汇添了上海特色），动手就给人耳光，挨打的中国人撅撅屁股行个礼，转过身就造炮管去了！

他一只手挽在我腰上，我不自觉随着他的步子出左脚出右脚。他的邀请向来不客气，并武断地代受邀请一方接受邀请。我们坐黄包车往外滩走的路上，他居然玩起水手们常玩的把戏来，让两辆车并驾齐驱，他好拉住我的手。几个月前，他宁肯车夫们把西北风当晚餐，也不肯让他们变成马来拉车。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跟着他起哄，唱起淘金人留在旧金山的老旧歌曲来。年轻就这点好，只要有个人陪你哄你热闹，你就忘情。杰克布把他皱巴巴的手绢拿出来，结起四个角，做成一顶犹太小帽戴在头上，这点儿把戏也挺有玩头，让我们乐半天。

他的样子像口袋里有掏不完的钱，先点了两杯香槟，又点了两杯白葡萄酒，我渐渐开始担心再点下去他和我会付不出账进巡捕房。上海夜总会在晚上八点还有些冷清，跳舞的人还有点羞羞答答，杰克布把我旋转在露台上，江面上来了一阵小风，酒意经风一吹，十分爽人。

十点钟敲响，露台上的舞伴多起来。杰克布又点了冰激凌和咖啡，对他这样耍阔，我紧张极了，好几回想借口去漱洗室扑粉补口红悄悄逃掉。

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见两个非常华贵的女人，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俩人都旁若无人地盯着自己，把扑了粉的胸脯向外多展示一些，再多展示一些。这类不是小姐也不是夫人的华贵女子很多，上海是个让各种族人做不名誉事情的好地方。我在她们眼中也是这么一个女子，往嘴唇上涂鲜红唇膏，涂了厚厚一层，肥腻得要汪出油来。

老远就看见杰克布在和一个穿小礼服的男人说话。对于杰克布，你看不出他和他的谈手是刚认识还是旧相识，他上来就是很开怀的样子，十分钟之后就开始讲他自己的坏话：

我这人肤浅，只能看看赛马……

我对中国历史的知识等于零……

用不了半小时，他就可以拿出自己的一个秘密去交换对方的秘密，对方若不跟他交换秘密，和他的亲密程度也会激增。比如他说：老实说我来上海是风月上的原因。对方先是让他的口无遮拦吓一跳，接着便拍肩打背，笑声也是那种单身汉狐朋狗友间的笑声了。

所以我看他和那人哈哈大笑，就知道杰克布要么刚说了自己的坏话，要么刚说了和我有关的什么话。他俩笑着向我转过脸来，杰克布把一杯酒递给我，气度不凡地向那位新友人和我举了举还不知将由谁来付账的“约翰走路”。

这个新朋友也是犹太难民，四十岁上下，只介绍几句，就发现他在挣谁的钱。菲利普不久前开的那个燃气公司头头，正是这位罗恩伯格先生。罗恩伯格是个天才发明家，被赶出德国之前，被迫丢弃了二百多项发明专利，杰克布兴冲冲地向我介绍。假如他弄的燃气发明成功的话，上海就不会坐落在垃圾山谷里了。

我一再证实一个挺乏味的事实，上海的所谓上流圈子就那么几个人，很快就让你看不见新面孔。盥洗室里珠光宝气的女人们跟罗恩伯格也是熟人，跳舞时翩翩地送一个媚笑过来，或一个飞眼过去。

喜欢她的项链吗？杰克布突然凑到我的耳边说道。别抵赖，你一定喜欢！我会打听出她是从哪家珠宝店买的。

我笑起来。这时我没办法，知道自己酒后会厌恶自己，却还是会趁酒兴做些夸张的表白。我说好啊，我等着他去为我买，然后就一头栽到他怀里。又一轮伦巴开始了。

我们玩到天蒙蒙亮，有钱来堕落一回真不错。杰克布和我在一夜间都长了不少酒量，酒做燃料我们都不觉得累，累也是一种舒服的累。我不停地跳舞，杰克布在舞池边略略歪着头看我跳，他为自己有能力纵容我而自得，而感慨。

他跟罗恩伯格谈了许多许多，一定是相互交了底：家庭，如何逃出德国，如何在国外生活。本来就不爱掩蔽自己的杰克布，异国遇到同类，都是寄居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是环球性的。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没有发生，杰克布林林总总掏出的钱居然凑了个很大的数目，付了我们的账，他的律师和医生哥哥请了我们所有人喝酒跳舞。

走到刚刚休闲下来的马路上，他捏捏我的胳膊，叫我别担心，说他有一份薪水很好的工作了。我说好极了，但愿从此不必去电报大楼了。他不理会我的打趣。我们在上海清道夫哈欠连天的清扫中都有着醉汉的好脾气——什么都好说，吹牛或说谎，揭穿或附和，彼此都包庇地笑着。

Ⅸ

你一定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听说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的。约瑟夫·梅辛格此人，大概你已经很清楚。从欧洲来的犹太人把他看成索命恶鬼。据说连日本人听了他对犹太难民的“终极解决方案”都觉得他该进疯人院，或者干脆就是恶魔附体。

1942年7月，梅辛格从日本到达上海，行踪诡秘，在理查饭店包了一个房间。那时候的犹太难民事务局由日本领事馆代表，日本宪兵队和驻军代表，以及三个德军代表组成。光听听这种组阁，你就可以设想，难民们落到了什么人手里。日本领事馆代表叫柴田，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把他吓得失态，当时就要退席，惊叹说：啊，原来就是把人当垃圾处理啊。不管是把三万犹太垃圾集中到几条船上，运到公海去沉没，还是让他们去崇明岛集中营，在那里当人形白鼠提供做科学实验，都需要大笔经费，总不见得全部摊派给日本政府。柴田在钱上借题发挥，其实是想了解更具体的屠杀细节。梅辛格在冷气充足的豪华套房里不断擦着光脑袋上的汗，基本是以一种欢乐的口气把每一步怎样走谈了出来：船嘛，从中国人那里找些废旧的就可以了。哄骗犹太猪们，就说是送他们去日本移民。送到崇明岛，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暂时还得喂养这三万个人形白鼠，试验要一批批来，一下子用不着这么多五脏和大脑。实在喂养不起，也不妨学欧洲，用“旋风B”。

旋风B，你知道吧？就是往密封的房子里喷毒气。这是当时集体屠杀犹太人效率最高的方法。

最好的时机是犹太新年。9月1日晚上，犹太佬们会倾家出动，到各个犹太会堂去过他们的新年，这时候下手会不费劲，屠夫梅辛格把屠宰的日期钟点都想好了。

柴田的情人是个中国人，她把这消息走漏给了她的中国朋友。那个中国朋友给一个塞法迪犹太人打工，便把消息传给了他的老板。

与此同时，柴田也找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物，把梅辛格的计划告诉了他们。那时离犹太新年只有一个半月，就是说，逃脱或制止这项大屠杀，只有四十几天时间。

杰克布和彼得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个噩讯的。

那时只要杰克布有点钱，就会带我去寻欢作乐，夜里晚归，白天一直睡到中午。醒来时，床头常常搁着一大把栀子花。花不是寻常的插法，而是浸在一个豁了口子的玻璃鱼缸里。一个小小的球形鱼缸，带许多叶子的栀子花插在里面显得异常丰满。杰克布不知从我家的哪个角落找到了这个废弃的鱼缸。

这天杰克布照旧乘早班轮渡去浦东上班了。就是去那个伪造“美国制造”机件的工厂当总工头。

我跳下床，一面下楼，一面把听觉伸向楼上楼下，看能否听出我的小继母和顾妈当下的活动。房子里非常安静，凯瑟琳一定又从全家的开支里贪污了一点小钱，到女友家打牌去了。顾妈大概排队买米，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直扑杰克布的房间，头一眼就看见他昨晚穿的那件细麻布西服挂在衣架上，它是杰克布最满意的一件夏天礼服，很适合他。杰克布非常适合穿逍遥休闲的衣服，即便别人都穿上隆重的深色晚餐服装，个个都冷峻得像个时尚杀手，他也不去合群，他的打扮总是缺乏一点庄重。我往衣架迈了两步，又听了听四周，确信家里没有别人，才摘下西装。我一阵口干，心跳得好重，远比偷字画和白玉度母时犯罪感要强烈。

护照并不在西装的内袋里。我一愣，怎么忘了呢？杰克布当然不会把护照装在口袋里：现在美国护照可不像一年前，可以做护身符，现在它只会惹祸。它变得一无价值，仅仅对即将冒充杰克布进入美国国境的彼得是个宝贝。我翻起他的枕头，下面什么也没有。抽屉、衣柜、床头柜，我一样样翻查，就是找不到杰克布的护照。

我早就把护照上的栏目背熟：杰克布·阿龙·杰克布／生日：1917年2月22日／出生地：柏林。只要我眼睛一闭，就能看见扉页上面的照片。我总是在干这件事，闭上眼，看着记忆中杰克布的护照相片。这么做只是要进一步说服我自己，彼得完全可以被伪造成杰克布，并且，不用什么手艺去伪造。我盯着记忆里杰克布的照片，还有别的用意，因为它看上去相当讨厌，绝不可能让我爱上相片的主人。像所有的证件照一样，杰克布的护照相片摄取了他一生中最丑最傻的瞬间，因此只要把彼得糟蹋得足够丑、足够傻，他会看上去和杰克布一模一样。

我看到床边扔了一双脏袜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清晨我们跳舞回来，他站在门厅里对我所做的。要不是顾妈的脚步声，他已经把我变成了上海滩另一个身份暧昧的女人，那种夫人不夫人小姐不小姐的女郎之一。我对自己说，就凭他对我的放肆我也不该内疚。我的色相还没轮到彼得享用就让杰克布抢了先，凭这点我也饶不了他。等着吧，他将为他在我这里尝到的甜头付出代价，我可不像那类女郎那样便宜，他可玩不起我。

这天夜里，杰克布回来了，但他没有惊动我，谁也没有惊动，拿了几件衣服、一瓶“十滴水”就走了。他的行动是顾妈听见的。我又到他的屋里，打开衣柜，看看被拿走了哪些衣服。我想根据这点来判断他会离去多久，或去干什么。我发现他最贵重的一套礼服不见了，依他的性子，去国际饭店吃晚宴或者参加某要人的葬礼也不会穿得那么周正。我拉开床头柜的小抽屉，什么也没找到，我也不知道应该找到什么，一张字条，表示他对我的牵挂？

我稀罕吗？

第二天，杰克布还没回来。我急得在一个地方坐不了五分钟。开始我还宽自己心，谁能怎么样他？他别坑害别人就行，我急什么呢？慢慢地，我发现我自己不光挂念他，而且很想他，他像那种见面就烦、不见又想的表哥，整天看他一无是处，但在他缺席时，你会觉得他的一无是处正是他的可亲之处，还有他的人情味。

第二天晚上，我等杰克布等到十点，心比外面的夏夜还闷热。我冲了一个冷水澡，换上一件素色旗袍。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我那个年代衣橱里的存货，大部分是刺激异性感官的，那种不学好的年轻女子的行头。只有两三件冰清玉洁，礼拜天去教堂的女孩子的行头。我记得这天晚上我换了件浅蓝色带白圈圈的布旗袍。出门前，我顺手掐了两朵栀子花别在第二颗纽襻上。

看见彼得我幸福得浑身一飘。他穿白大褂比他平常更好看，有人生来是该穿某类衣服的，杰克布生来就该穿热带殖民者的亚麻布西服的。

彼得迎着突然出现的我站了起来。我不请自来的习惯让他越来越头疼。

你们中国人太随意，他无力地笑笑，对我说。在中国住得越长，他对中国人的总结性剖析越多。

他领着我走出办公室，走过长廊，我纳闷他这是要带我去哪里，下了一段楼梯，他停下来。这是五层和四层之间，他郑重地亲吻了我，轻声说：你有我的电话呀，亲爱的。他的意思是埋怨我不事先用电话和他联络，即便自己邀请自己，也应该先有个电话通知。他哪知道我有多忙，在两个男人之间摆渡。然后他又轻声说：不过见到你就好。见到你是每一天所祈求的最美好的事。

他说得非常真情。我什么也不说，跟他走回办公室。他又在做他自己的理想了：认真地阅读每个病人的病例，以及这种病的临床研究，甚至所服的药的成分、好坏作用。现在他在我眼里，也是我的理想，我很想成为他那样一身用处的人。我几乎是崇拜他，这一点我不说，他也应该看得出来。

实际上我在最甜蜜的时刻让自己闭嘴，是跟杰克布学来的。

我告诉彼得，让我们快走吧，逃到澳门，从那里再跳上远走高飞的轮船。

彼得几乎自言自语，把一句话说了好几遍：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父亲的三封信一块到达。邮路太复杂太不可预料，所以他只能托人带信。信是写给凯瑟琳的，其中一封要她如何把屋顶上的片瓦换成新的，把花园的花修剪一下，再把不怎么畅通的雨漏通一通。他抱歉自己走之前未来得及做这些琐事。假如妹妹在家就好了，他信上说，妹妹在这些事上很能干。我的老父亲不知道他的女儿眼下带了个更能干的人回来，在接到他信之前把房子里外都收拾了一遍，只要不是挣钱谋生的事，杰克布玩着就干了。第三封信父亲提议把房子卖掉，假如凯瑟琳坚守上海的话，房子变卖的粮食够她吃几年了。父亲说，假如凯瑟琳仍然想去内地和他相聚，千万打消念头，那里的官员几乎人人贪污腐败，克扣教授和学生们的福利，已经有不少人得了黄疸型肝炎和肺结核。

我有幸读到父亲的信，是因为凯瑟琳拿着信来找我，要跟我拉起统一战线，抵制父亲卖房的破落户主张。她说就是一座金山，卖卖吃吃，也吃得空的呀！她要我出去再拉一两个杰克布这样的冤大头来寄居，外国人做房客好，手面阔，小事不计较，再有一个好房客，买米买小菜就够了。有两个更好，横竖书房没人用，把书捆一捆卖掉，能隔出两间睡房来，多几个房客，大排骨总吃得起了。凯瑟琳跟我筹划着。她脸上光泽暗下去了，衣服光泽也暗淡了。家里买一点油荤，她都省给我们的好房客吃。不知怎么，她这副模样倒比曾经好看，更像她那个阶层精打细算、聪明贤淑的小家碧玉，那个当教授夫人之前的懂事女人。不知我爸爸怎样看，我是看她顺眼了许多。再去找一个房客来试试，我答应了凯瑟琳。

找房客的主张遭到了杰克布的否决。他自认为是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是未来的女婿，有义务做这个家福利的唯一提供者。他常常夜不归宿，有时中午或下午回来，洗了澡换一套衣服又出门。隔三差五地，他丢下一些钞票，毫不计数。有一次我装着不经意地说：你别把美国护照带在身上，万一被日本人搜出来，会把你抓到敌对国侨民集中营去的。他让我放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在外滩一号的中法银行开了个保险箱，把护照锁进去了。我看着他，心想，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拿到你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不久我发现，杰克布的钥匙环上一共五把钥匙，排除我家大门的那把，其他四把里，有一把样子跟一般钥匙不同，红铜的，样子笨拙，方形匙把，半圆匙头。它一定就是中法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必须承认杰克布·艾德勒的能力，尤其是乱世中办事的能力。很快他在犹太人、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那里都有了熟人，跟他去外滩附近的餐馆，去理查饭店顶层的花园餐厅，他都用名字招呼侍应生。每个人对他讲过的事物，他都记得惊人的清楚。进入国际饭店的电梯，他会跟人聊起来，问某人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到上海没有，或登广告想卖的马驹卖掉没有，或者某人某天去看的那场跑狗赛赢到钱没有。他在犹太难民区更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好几次参加难民的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他样样玩意儿都玩得不错，却不精，实在是有精力没地方发挥，就什么都玩。假如不是因为他跟彼得完全不同的性格，就凭他在难民区混得那样烂熟，说不定最终都会和彼得混成哥儿俩。

他有时去浦东上班，一去两三天。路太远，工作太多，在总管办公室的桌子上睡了两夜。他就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笑容是说，我知道你不信，不过你再追问我还是这些话。

上海有的是走私禁品的人，走私烟土、西药、止痛灵都能发财。我怀疑藏在杰克布那笑容后面的就是这类不三不四的勾当。那些勾当变成凯瑟琳和我的大米饭、咸菜肉丝和爆腌黄鱼，我才不会去过问。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那时干的事情有那么大。

我倒是从世海那里听到了不少杰克布的好话。一天，世海几乎撞在我身上我都没认出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几天一个样，何况我快一年没见他了。他戴的眼镜是黑框的，穿着旧工装，一丝阔少气也没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技工，这就是1942年8月温世海给我的印象。他才十八岁出头，在我看已经是个大谜团。他身后是带白色凉棚的茶摊和下午五点的阳光。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刻回家。他笑笑说他总是能把我等回家的。那次等到的是杰克布·艾德勒。要不现在的工厂总管交椅可能就是我的了，世海对我说。我怀疑他们的厂主花钱雇的就是一口好英文，管他男的女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帮他营销假冒“美国制造”的机器配件就行。

我说：我可不行，我绝对不可能口若悬河地说假话。

世海说：对待邪恶，正义没有必要说真话。

这种十八岁的哲理，能让我拿它怎么办？我定睛看着他。

世海，我问你，你和杰克布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守口如瓶。

你不会是为你父母的安全，让他们哭瞎了眼吧？

当然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这个呆气的孩子真拿他自己干的事当真。

我问他今天找我什么事。

他说他只想问问我，他母亲可还好。他知道我会跟他们常走动的。

我说他母亲最近开始吃点干饭了，前几个月一直喝粥或喝汤。就是背着光，隔着他的平光镜片，我也看得见他的上下眼皮松泡泡的几层褶子，包着忽闪忽闪的泪水。哪个家庭的父母不养个把冤家？这倒把我、世海、杰克布归成了一类。

世海擦了擦眼泪，用伤风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帮他，去他家偷偷拿一些他的衣服出来。8月一过，雨就会把秋天带来。我说这事我怎么也帮不了他。他说有个叫阿文的女佣是他小时的乳母，可以买通她。我火了，说温世海，以后别器重我干这种内外勾结的事，别指望我每次对日本人的拷打都嘴严。

说完我从茶摊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安息日聚会。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巴尔·科赫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是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安息日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把杰克布跟前的我和彼得面前的我并列在一块儿，他俩都会不认识我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条变色龙变出的哪一种色彩是真实的。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杰克布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一旦要说什么甜蜜傻话了，就马上让自己闭嘴。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没错，我不能为上海狡辩，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满苍蝇的尸体。每天清晨，清道夫、淘粪工的车里都放着婴儿的小尸首，他们的父母们穷得连最小一笔丧葬费都花不起。假如对那个刚扔掉儿女尸首的父母表示一下哀悼和安慰，年轻的父亲会指指妻子说：不要紧的，她很会养的，只要明年吃饱肚皮，再养一个就是了。彼得会在这种时刻认同他弟弟大卫的做法，对如此一个地狱，活着逃不出去，死了总能逃出去。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绎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飙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这就是几十年后中国流行的“干一行爱一行”）。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有什么要紧？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我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

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与其说彼得在跟我说话，不如说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德勒。他那一阵忙的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方案”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地位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由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安息日聚会。那个聚会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特有的，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德勒，美国公民，1933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德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杰克布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杰克布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工厂主的罐头时，我尽量把杰克布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极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这样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杰克布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杰克布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德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的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杰克布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杰克布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的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势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被“终极解决”，呵呵呵……

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风作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

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

好的，没问题。

Ⅹ

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

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德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来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城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德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杰克布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杰克布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是：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1942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德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簿，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侬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就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只用了两天，瘪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的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儿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了让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激凌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坐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

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像老女人的乳房。我在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看着玻璃丝袜脱了一串针脚，露出我的皮肉。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车子经过福州路上了广东路。老的和新的“会乐力”弄堂口，路灯亮得灰蒙蒙。窑姐们东倒西歪地站在街边嗑瓜子，瓜子壳在灯光里飞得如同落花时节。这一带是杰克布逛不够的地方，小吃店、小酒肆一家接一家，他尽管很忙，也会抽空带我来小酒肆里小吃小喝，一笔笔从他父母和哥哥那儿得到的贷款从这条街上流走不少。他用贷款给我买过几块丝绸，要我去置新行头。他自己也置办了几套贷款的真丝西服，但回到家就不喜欢了。每回他带我来这条街，享用贷款酒、贷款小吃，我们都极其快活，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快活，一旦我劝他适可而止，他总是叫我别急，他明天开始一定好好存钱。

许多人家把竹床、门板搭在马路上，睡的睡，靠的靠，从车上望去一片起起伏伏的蒲扇。家家都点了蚊烟或者熏了艾草，满街都是灰白的辛辣云霭。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普，阿玫来哉！

菲利普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普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普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德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普。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普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杰克布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普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当嫁不嫁，净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世海“活过来”，他这个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的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也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普。

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普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因为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普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普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普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选了部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我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

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

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

又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

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

那个夜晚我上次已经讲过。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个重要的夜晚：为了杰克布，我去求了一个汉奸。我出现在那张书写了若干语重心长、由卖国而救国文章的书桌前，一无所有，只有脸上一副笑容，一副导向许多男女之间的可能性的微笑。

第二天我下楼时觉得一个世纪过去了，我把无限漫长的一段无可奈何地睡过去了。从栏杆拐弯处看见楼下坐着的彼得时，我竟然毫无意外。所有的无奈苦闷过去，从另一端走来的，当然应该是这个面目清纯、黑白分明的彼得。

自己是怎么在两个男人之间踩跷跷板，玩杂耍，我真不愿去想。

我叫了一声“彼得”，两手撑着木头扶手便跳到了楼底。这是我十二岁的动作，那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的我。

从我的小继母脸上，我才看到我的窘境：彼得一旦发现我和一个年轻的、身份模糊的男寄居客同住一个屋顶之下，我可就身败名裂了。

彼得来了有一个钟点了，凯瑟琳告诉我，他不许她叫醒我。她比我慌多了，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杰克布挂在大门口的草礼帽以及顾妈替他擦亮的一双时髦的浅色皮鞋。凯瑟琳眼光贼溜溜的，用上海话教我：就告诉彼得，家里招进一位房客是没办法的事。样样物什涨价，收点房钱贴补家里开销。

凯瑟琳说：就推到我身上好了，就说我一定要招这个房客进来！她慷慨极了，拿出她曾经最看重的脸面让我大用特用。她一面教唆我，一面给彼得续上热茶。茶叶是二手的，有时泡了茶客人没喝或只喝了一道，凯瑟琳就让顾妈把茶叶滤出来，晒一晒，重新装进茶叶筒，所以这所洋房内自1941年春天到1942年秋天，茶水有其色无其味，徒有其表，没有灵魂。

彼得根本没去注意另一个男性居住在此的迹象，上来便问我有没有温世海的消息。我怕凯瑟琳那点英文理解得一知半解，反而断章取义，回头来盘问我，便请彼得一同上楼，到我房间里谈话。

凯瑟琳更慌，瞪着楼梯上的彼得和我。她看到的这个穿着皱七皱八睡裙的女子简直就是大白天接客的暗娼。

彼得一进我的绣房就看见那个床罩，它已经陪我在太平洋上两度往返。他说看见我如此珍惜这件旧物，他非常高兴。再好的事都别去说破它，然而彼得偏偏说破了它。一旦说破，你就非常地不甘，因为你预期的远比说出口的这点饱满丰厚，魔力都在不可说的那部分里。

我就不必说我当时怎么垂死地抱住彼得了，你反正知道热恋男女在私下里的动作。我关上门，小继母听见“咔”一声锁住门闩，让她在彼得走后说我“老勿作兴”好了。我们在锁住的房门内发生的事是静默的，这静默让小继母痛不欲生，从门外走过去走过来，清嗓子或叹气，破旧的绣花拖鞋抽打着木地板等于抽打我的脸颊。

十分钟之后，彼得重提刚才的问题，温世海是否和我联络过。

我问他是否有急事找他。

他问：你觉得这个小赤佬靠得住吗？来上海快三年了，他的上海话说得最地道的就是“小赤佬”三个字。

然后他告诉了我，在我大睡的两天一夜里发生了什么。温世海在他上夜班时找到了医院，叫他设法弄一盒盘尼西林，他可以出高价收买。彼得把盘尼西林送到了一个他们约好的接头点，可是来取药的是另一个年轻人，钱只付了原先说定的一半，说是要证实药的货真价实才付另一半，这年头什么假货都有。彼得坚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个小青年恳求他说，这些药要去救一条神圣的生命。彼得说为人处世守信用在他的价值观里是最神圣的。他正要揣着那盒盘尼西林离开，小赤佬一下翻脸，从腰里拔出手枪，彼得在枪口下接受了这桩有辱尊严的交易。

我问彼得哪里买到的盘尼西林。

你知道，那年代盘尼西林刚发明不久，一滴药一滴金子。

他叫我别问。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可不要知道这类肮脏勾当……呵呵呵……

接下去，他告诉我，被日本人抓获的五个犹太人里出了叛徒，又有一批更高的犹太社区领导被日本人抓进了桥头大厦。日本人指控他们造谣惑众，诬陷日本当局。他们原意是要阻止“终极解决方案”的实施，但说不定会让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将计就计，把犹太难民圈到崇明岛上，筑起与世隔绝的集中营，再逐批屠杀。这就是为什么他冒生命危险跟世海做交易，他急需凑足钱，跟我逃出去，再设法把他的全家偷渡到澳门。

在我一场昏睡中发生了这么多变故。德国人和日本人巨大的阴谋无声地进行着，如同乌黑的苏州河一样不可告人。

你知道我在垂暮时总想到什么？我想到杰克布说的这么一个现象：一旦迫害开始，就收不住，它的能量要彻底挥发。它会乘着惯性，推波助澜，它的能量自然释放时，像性能量被释放一样具有极大快感。没错，我觉得他是对的，那能量的释放肯定能和性能量释放时的快感相提并论。甚至，那快感超过性行为的快感，否则它不会弄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同时亢奋。我直到今天也为那种千万人、亿万人同时发情般的迫害狂热而疑惑。

阴谋稳稳地朝我的彼得湮没过来，可我却在昏睡。

彼得说：你必须帮我找到这个小赤佬。

我看着彼得，我的眼睛一定在说：啊？！

彼得说：詹姆斯这个小赤佬，简直耍流氓手段！是在打劫！

我劝他别急，可能没那么糟糕，世海的同志们一旦确定那盒盘尼西林是真的，就会把欠他的另一半款项补上。

我抱住彼得，我这样一抱就看不见他愤怒的脸了。楼下电话响起来，我竖起耳朵听凯瑟琳那没有动词的英文在答话。

我可以在楼上接电话，但我怕电话和杰克布有关，便快步跑下楼，彼得在我身后叫道，若是詹姆斯·温的话，告诉他一声，他有话跟小赤佬说。

我的慌乱脚步在楼梯上踩住了睡裙下摆，把裙摆和上身扯分了家，现在我可好看了：一手抓着裙裾和上半身接缝的地方，抓得它勉强掩体。

电话里的男人自我介绍是菲利普的朋友，叫格里高利·黄。寒暄了一两句之后，他问我钱是否准备好了，一千块美金应该够了。

黄先生，再给我一天时间，行吗？

一天时间对于桥头大厦是老长的，跟日本人顶撞一句会怎么样，我不说小姐你也清楚。小姐听说没有，他们把一个犹太社区领袖从很高的台阶上推下去，摔得血肉模糊，拖上来，再推。

黄先生你晓得，这个数目不小，我总要想想办法，假如黄先生你需要钢琴……要么我可以暂时抵押房契的话……

钢琴在英国人、美国人撤退时是最不值钞票的东西，小姐你晓得的。

那我会去想想办法的。

要快点儿想。

好的，谢谢黄先生。如果小姐你能弄到点金条，顶好了……

彼得这时从楼上下来。我得赶紧结束谈话，对着电话猛说好的，再见，谢谢。我看着彼得，跟姓黄的格里高利说我还有急事，失陪了。他却想起一大堆话，说其实这几个犹太佬嘴太硬，跟日本人自首，承认一下过错，再做个保证，画个押，总归出得来的。我抱歉必须挂电话了。他不理我的抱歉，又嘱咐我快点想办法弄钱，弄到钱之后，就送到菲利普·温家好了，温先生晓得怎么跟他联系。

黄先生说：只要不是抗日分子，自首一下，老命总会保得牢的。

我说：非常抱歉，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电话挂断后，彼得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说是我家房客的电话。

彼得说：可是刚才听你在谈钱和抵押房产。对不起，我企图不让自己听的，但那两个词堵也堵不住。他看着我，大眼睛和他的语言一致，也在说对不起，为他一刹那的教养沦丧而害羞。

房客遇到了一点麻烦。这就是我告诉彼得的。

我心里好奇怪，他怎么对这位房客不打听一两句。一个年轻的男性房客，在多少文学作品中是女主人公浪漫史或堕落的起点啊。这一位呢？会变成他的情敌吗？彼得居然毫不起疑，也不妒忌。

可是他的不妒忌让我十分地不甘心。我记得跟你说过，恋爱的双方很少有同等疯狂的，往往是一个比另一个更痴傻。因为彼得的平常心和大度，我对他反而越来越贪得无厌，总想再从他言语之外多榨一点。我说不出来究竟想要什么，只能用这种不甘心来形容我那时的感觉。

彼得说：我还要赶去上班。他匆匆地凑上前，吻吻我的左边脸颊，再吻右边。拜托你了，万一和那个小赤佬联络上，想方设法要把他留住，然后给我打电话。我下午五点会去医院。他转身拉开门闩，开了门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已经隐在门厅的昏暗里。

我叫道：彼得！

他转过头看着我。他心想我这种惨叫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们的房客叫杰克布·艾德勒。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我自己弄得更乱。你知道他怎么被捕的吗？

彼得的眼神在说，他压根看不出我说的事和他有什么关联。

我说：他就是那个杰克布。我跟你提过的杰克布先生。彻底忏悔的冲动在我喉咙口冒了冒。

彼得说：哦，想起来了。

我告诉他杰克布就是那几个被日本人逮捕的犹太人之一，现在还不知下落。

那种我最熟悉的无邪面孔，又复原了。大眼睛里全无主张，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要他看到的，他错过了。我要他看到杰克布·艾德勒似乎并非人渣，他在人格上的改善让我不知所措。

彼得说：你刚才接的电话，和杰克布有关？

我说：一个帮会里的人物，他在帮忙救杰克布。

彼得眼睛又在我脸上定了一会儿，转开了。我的样子真是看不得，破旧睡裙被拉扯得一边高一边低，头发大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下面的脑瓜里想法更乱。

凯瑟琳不知从哪里弄到两块奶油蛋糕，供品一样端上来，搁在茶几上。这事她做得有点像个长辈，并且是那种自卑的长辈，痛苦地接受了晚辈以不堪启齿的谋生方式提供的赡养。

彼得在这种时刻都不忘礼仪，对凯瑟琳点头笑笑。笨蛋也能看出我和杰克布的关系不一般。他的大眼睛抖了抖，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块暗伤那样抖了一下。不看见伤是不觉得痛的，现在看见了，伤得挺难看，疼痛于是变本加厉。

我的泪水汪在眼眶里。彼得的痛苦原本可以免去的，可我就是不饶他。好吧，你不妒忌，你大度，我看看你能挺多久。

现在看见他痛苦，我满足了。

我说：杰克布一被捕，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彼得的眼睛又一抖。另一种抖法，振奋了，或者说再一次看清我。看清我什么？冷静而手辣，为了他和我们的幸福小日子，不惜伤天害理。

其实我都被自己那句话吓得一哆嗦。原来救杰克布是这么个动机？至少有部分动机是为了彼得？我向汉奸媚笑，跟黑帮挂钩，名为营救杰克布实为营救彼得？我并不是要救出杰克布，而是要救出他身上那把钥匙，红铜的，半圆匙头方形匙柄，能打开中法银行里的一个保险箱。

彼得问：需要多少钱？

一千块美金。

我手里有一笔钱。到了澳门，要用在去葡萄牙的旅费上，还有从葡萄牙去美国的船票。

我说他的钱无论如何不能动。彼得不同意，认为救不出杰克布，一切都是空的。

那一会儿我烦死了。这个彼得，难道他非得把事情弄得更乱，把我弄得里外更不是人吗？

彼得强硬起来：为什么不能用我的钱？他那张单纯清秀的脸看来也可以撕破，变得固执、凶暴。他们家老老小小靠他的收入过活，渐渐让他乾纲独断，动不动给点脸色让大家看看。

我已经说过理由了。

那理由不成立。因为它不合逻辑，救人应该是第一位，总不能让人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犹太难民中有人蹲过日本人的监狱，从里面活着出来是奇迹！让他在里面多蹲一天，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就减一分。彼得说。

我脑子开了小差，假如我在杰克布的房间里找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还会不会救他？前天晚上我在那个汉奸部长家里，先是巧笑倩兮，笑得引火烧身，然后又慷慨陈词，把我祖父都端了出来，想煽动起汉奸万一还没泯灭的民族良知。那一刻我想到救杰克布是要图他什么吗？我似乎没想到。

彼得说：把人先救出来，是最要紧的，不是吗？他在我满脑子回忆着在汉奸部长面前的讲演时，结束了他的逻辑推理。他以为我被说服了，要我立刻换好衣服随他去银行。

原来在我激昂正义的同时，就在下意识地实践我的谋算。爱情是不是原来就不高尚？不管你犯了怎样的罪过，只要为了爱情，就可以自我正义，从古至今，不都是这样吗？我很卑劣，爱情很高尚，因而我通过卑劣实现高尚。

通过彼得的钱，赎救杰克布；通过杰克布的护照，使彼得脱险；通过毁掉我们所有人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实现爱情。

我那时当然没有把那一切理得这么有头绪。那时的我跟彼得坐在江西路上的德华银行阴森森的大厅里，听职员用上海英语应付彼得提取的一千美金巨额款项，来不及梳理那几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有什么拧了，很不对劲，但来不及细想。反正有一辈子可以去想。你看，五十几年后，我面对你，已经把当时的事情理得清清楚楚。

彼得把我和这笔钱一同护送到温家。在我跳下黄包车时，我又说了句蠢话，我说：彼得，你真的不妒忌吗？

他说：我妒忌什么？你又不爱他。

他做了鬼脸。彼得脸上肌肉从来不是用来做鬼脸的，所以他刹那间变得很丑，宛如陌生人。从这里我明白他心里有多紧张，怕从我神色中看到哪怕一丁点破绽，向他证实他想刺探的。我的疑点可不少，那些跟杰克布之间不干不净关系的疑点。

我固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在营救彼得的策略上。营救了彼得，也就营救了彼得的一家子，也许还营救了彼得父母的至亲友人，比如那一对开餐馆的维也纳话剧明星。这样的大营救，总有人要付出惨痛代价，彼得以我的贞洁付出这代价，这一点他迟早会想通。在生命存亡之间，所有伦理道德要重新定义，不是吗？

彼得塞了几张钞票在我手里，要我支付我以下几天的生活费用。他提醒我一句，可以买条新睡裙了，然后他转身让黄包车开路。钞票在我手里犹如异物，我很久都不愿把它放进钱包。彼得的提醒显然是带些嫌弃的。嫌弃我什么呢？外面穿得人五人六，私密空间里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淑女们在绣房里也要做人的，首先是为自己做人。自己左顾右盼，问心无愧，做的是个品行端正的人。

他若知道我们一家子吃杰克布的、喝杰克布的已经好久，还不知道会怎样恶心。

到了温家，佣人告诉我温太太出去买菜了，菲利普一早就出了门，兴许去十六铺了。

我又转身招呼刚才的黄包车。车夫正靠在电线杆子上歇气，脱光上身，一根根肋骨在极薄的皮肌下起伏。他一看这么快生意又回来了，马上套上上衣，对跳上座椅的生意咧开嘴一笑。

去十六铺码头，我说，快一点！

这个把自己当成马的精瘦男子飞快地跑起来，我看见的就是两只迅速向后翻的脚底板。现在杰克布的心已经硬了，上了车也会像我这样说：快一点儿！假如车夫跑得好，他会在车费外额外加一笔可观的小费。有几次他在夜里带我出去吃喝玩乐，让拉着我和他的两个车夫赛跑，谁跑赢了他奖一块大洋。杰克布到了上海，很快就用上海方式玩耍。

我到温家的公司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温家船运公司是一幢旧楼，从菲利普祖父那一代，它就立在十六铺了。楼里又黑又潮，地板高一块低一块，有些地方显然漏水，铺了帆布，所有打碎的玻璃都没有更换，只是用三合板代替。

三楼走廊上二十多个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脸色都很难看。我敲了敲董事长的门，出来一个老小姐模样的女子，自称是秘书，姓吴。吴秘书把我请进办公室，说菲利普躲出去了，因为他一早来吩咐了几个部门裁员，被裁的人不肯走，想找他求情，愿意降薪水，与公司共渡难关。菲利普不忍听他们说全家要饿死之类的话，只好逃出去了。现在走廊上还有人在等他回来。

我问他会躲到哪里去。

老小姐说：这就难讲了。菲利普朋友多啊。她打量人的眼锋飞快：小姐，寻问老板阿有要紧事体？

我心里的火一下蹿上脑门儿，脾气很大地回道：没啥事情，我就是来白相白相！

等我跺着劈了叉的半高跟鞋走到楼梯口，老小姐叫住我，塞给我一个地址。我一看，是理查饭店的一个房间。

我赶到理查饭店是下午两点，粗粗一算，发现自己有三十多小时水米未进。理查饭店的楼顶餐厅稀稀拉拉坐着衣冠楚楚的人们。在这里上海话是外国话，而全世界各国的语言是本邦语言。

侍者把我领到一个小休息室。我刚刚敲门，里面就响起菲利普朗朗的招呼声：珠珠，Darling！

门同时开了，里外都是尴尬的面孔：我不是他的珠珠Darling，菲利普听了吴秘书的传话，想当然地把我当成什么珠珠，把临时的秘密藏身之地暴露了。像菲利普这样的老少爷，若不在宅子外面养些Darling，就不正常了。

他马上变成了一贯爽朗率性的菲利普，丝毫不解释自己无意中败露给我的私生活隐秘。

这是个供友人喝茶或餐聚或玩儿几局桥牌的小室，沙发和扶手中间，摆了张方桌，上面盖着紫红绒毯。假如谁犯了瘾，可以躺到沙发上烧烟。上海男人有点钱，都是做做人又做做神仙，好几重日子轮番过。

我把一千美元拿出来，让他赶紧去交给格里高利·黄。

菲利普说六个犹太人中已死了一个。他的死吓住了另外几个人，所以出了变节分子。现在除了他的燃气公司总工程师罗恩伯格和杰克布仍然被囚禁着，其他人都被释放了。因为要让这个变节分子鱼目混珠地和其他难友一块儿获得自由，才能保障他在犹太人中的安全。变节分子使更大一轮逮捕正在展开。

菲利普又告诉我，用黑道的人等于用虎狼药，他们帮忙是帮忙，但回报也要得狠毒，他不得不答应他们，替他们走私。我猜想一定是走私烟土。菲利普叹了一声，说他曾祖父创业艰难，走私过一些造孽的东西，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孙们，他造孽是为了他们不用再造孽。

Ⅺ

1942年8月15日这天，杰克布·艾德勒出狱了。很难弄清，是汉奸刘部长还是黄先生，到底谁使上了劲。我现在还记得杰克布走进门来的样子。头上裹了一条围巾，脸上是淤血和血痂，嘴肿歪了，领带把一只胳膊吊在胸前。五天的监狱生活催出一大片原野般的胡须。

他一见我就说，还好吧？基本上没有变成个陌生人吧？

真不知道他怎么从监狱回到这所房子的，一路上会吓坏多少人。然后他对紧跟进来的顾妈说：我没有钱，请你去付一下车钱。

这是上午，凯瑟琳出去找女友们喝茶聊天了。顾妈要我拦住杰克布，让他把泡足了血的两只鞋子扔在客厅外面。

我对自己的眼泪毫无预感，看见他摇摇摆摆地走近，泪水突然就出来了。曾经让你烦也好，让你开心也好，这个你不拿他当回事的“表兄”在此刻好亲。

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好好的绸围巾包在脑袋上，还嫌自己不好看吗？

他已经把自己在沙发上摆置舒服了，说他是在路上临时“买”的绸巾，赊账买的，那犹太小贩看见他遭难的兄弟时，同意下回见面再收钱。他包着条围巾完全是为满街的人着想，也是为我好，否则我会吓死。

我坚持要解开围巾看伤势，他坚持推挡我的手，说没什么好看的，只差一点，枪托就砸穿了颅骨，让满脑壳对我的思念以及他关于人类迫害的思考滚热地一泻而出。他声音空虚，说话非常吃力，但还要胡扯。

二十分钟后，我从附近私家护理站请的护士到了。她打开那条围巾，看了看，要我马上准备热水。女护士四十多岁，又红又粗的手指头惊人地灵巧，她在顾妈和我惊恐的瞪视下，把杰克布剃成了个光头。中年女护士说话总是轻描淡写：那，头发长起来呢，也快的，就是这块疤上不会长头发了……喏，我缝一缝……不太好缝，口子张了好几天，皮都干掉了，要用大点的针。

顾妈和我都没有去看那个大张的口子究竟多大，但从护士缝补的动作看，确实费了不少针线。护士缝好了杰克布的头，又用碘酒擦洗他的脸，话仍旧轻描淡写：这里稍微缝个两三针就可以，头发盖一盖，针脚看不出的。脸处理完毕，轮到上半身了：这条手臂膀，我是不会接的，顶好请个接骨师来。我倒是有个人可以推荐给你们，他接起臂膀来只要十分钟，麻药都不用，喝口烧酒就好了。身上的伤痛是痛一点，个把月就会好的。倒是要用听诊器听听你的内脏，看看哪有打坏掉的地方往肚皮里流血。胃伤得稍微厉害点，血吗是要吐一阵子的，硬东西少吃点，血就少吐点……下头吗，也会得尿血咯，腰子给他踏了一塌糊涂咧，血总要给它撒几天的。没事情吃吃困困，小馄饨，鸡汤面吃吃，就会好了。

吃吃困困的日子杰克布只过了两天，就烦死了。他的胳膊果然是那位接骨大师花了十分钟接好的，但痛得他长嘶短啸，脏字骂得连凯瑟琳都听懂了。

战争似乎头一次打到凯瑟琳的世界来了。她头一次把个人琐屑的是非暂放一边，全力主持美国伤员杰克布的康复工作。从早到晚，监督杰克布吃吃睡睡，听听留声机。第三天，为了买一只乌骨鸡给杰克布炖汤，她把留声机搬出去，搬进了路口寄卖行，然后就对我说：弹弹琴给艾先生听，不然他闷死了。

我打开落满灰尘的布帘，下面是不久后也会变成鸡、鸭、鱼、肉滋补到杰克布身体里的立式钢琴。我东弹一曲，西弹一曲，把杰克布最后的养伤耐性也弹没了。他从我肩后伸过一只手，是那只健康的手捂在琴键上。他说我根本没心思弹，他也没心思听，不如出去一趟。

他装扮起来，穿了一件风衣，竖起领子，把半个青面獠牙的面孔藏在里面，又在头上扣了草编礼帽，帽檐压到眼睛。尽管这样，还是半人半鬼，他站在穿衣柜的镜子前，一站站了好几分钟，眼神冰冷，像要拔出枪来撂倒镜子里的丑汉。

我的伤算最轻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监狱里天天枪毙人。

……

有一些比詹姆斯还年轻的学生，在我眼前给打死了，十来个人一块儿给打死了。就是要我看看，浑身打出洞眼的也可以是我。

他和我走到了静安寺大街上。雨前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脏。大街上人很多，却是些快活时髦的人，不知他们大白天不工作凭什么这样花枝招展，一个餐馆出来，又迈进一个甜品店。

几个在放假的日本海军，和两个日本女子响亮地谈笑着走来。他们沉默起来和打破沉默都颇可怕。你看，在上海的大街上，光天化日，他们炫耀着他们的放肆。连他们的放肆也显得比别的民族彻底，因为那正是他们的沉默蓄养出来的放肆。

他们有什么权利……不，我是说，是什么让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别人的国家把人当粪土？为什么总有一部分人有这个需要，这个把别人当粪土对待的需要？杰克布站住，看着日本人从他旁边走过去。我敢说，他们在自己的东京、大阪、横滨一定不这样放肆大笑，杰克布说，只有把别的国家的人当成粪土，践踏烂了，他们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大叫大笑。他们为了这种肆无忌惮的痛快，需要把别人看成粪土。这就是为什么，他没办法比你高，就用残酷血腥的办法迫使你低，这样他就比你高了。迫害是自卑的表现，迫害者都是心理残缺、内心孱弱的人。迫害是个非常幼稚的把戏，把比他高大比他强的人用非自然的力量——比如武器，比如舆论，比如氓众——压低，压成他脚下的粪土，嗬，他就感觉好极了。

几个日本人消失在人群里，我拉拉他，说，好了，可以了，他们有什么看头？

我们继续走着，走得很慢，不时停下，让杰克布把气喘上来，或把一阵疼痛忍压下去。

我问他我们要去哪里。他好像目的地明确，跟以往一样。

我听说他们会把人的指甲一根根拔下来。他们每次把我带出去，我都浑身发抖，在等待这一刻。假如说我过去害怕过，跟那种害怕相比，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害怕。也就是说，我过去根本没有害怕过。这样的害怕也让人智力低下，要么是糊里糊涂叛变，要么是糊里糊涂硬顶，做烈士。当场殉道和很快变节的都可能是我。一个人在那情形下不死，不变节真是偶然。

杰克布说：但现在我感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感到最严重的恐惧我都经过了，我对恐惧基本上免疫了。

他和我那时一样。从拘留室出来，我也以为我对恐惧免疫了。

他那只接好的胳膊吊在绷带里，草礼帽檐下面露出大半个面容，紫色的淤血正在往青黄转变。这个脸像出窑陶器，烧出了意外的窑变。杰克布已经忘了他出门前在镜中自己看到的尊容，忘了他该体恤一下满街好心情的人们，别像现在这样恐吓他们。

我们坐进一家咖啡馆。他财大气粗的样子又来了。我提醒他别瞎花钱。他说他会写信给他父母在瑞士的朋友，让他们给二老打电话，说他英勇被抓，光荣受伤，请他们通过瑞士电汇些钱来。

我声明自己一点胃口也没有，让杰克布别给我叫什么蓝莓蛋糕、巧克力布丁，或者新鲜掼奶油。

他才不理会，照样花花绿绿叫了一桌子，瞬间就花掉了凯瑟琳一周的伙食费。

我只好再一次提醒他，为了打通黑道关系，菲利普使了很多钱救出罗恩伯格，我也借了一千美金。

他皱皱血痂已经变黑的眉头，似乎生死大关刚过，我怎么会拿如此不搭界的鸡毛蒜皮的事来烦扰我们自己。他舀了一勺掼奶油放进嘴里，过瘾地长长哼了一声。两天前他都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吃上掼奶油了。

杰克布说：别担心，我会在信里告诉我父母，保释我出狱的钱是两千块。日本人抓我，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那就成了借日本人勒索他父母。

他说只要照张相片，让他父母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多少钱他们都愿意付。连他的两个哥哥都不会像平常那样，对老弟他的贷款请求左盘问右审查，他们会立刻给他寄钱。杰克布轻蔑地笑着，对他远在纽约的两个哥哥直摇头，说医生先生和律师先生有多少钱都没个够，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有多少钱、多少房产才算够！难道被赶出德国、奥地利、波兰的犹太难民还没让他们看到教训？什么钱财都会在刹那间变成零。难道几千年历史的重复还没让他的父母、哥哥想开？11世纪威廉一世把犹太人放进英格兰，是图用他们的钱财，既贪图他们的资本也贪图他们的金融才能。这两样东西能让英格兰富强起来。但威廉国王的规定非常苛刻，行行业业都不准犹太人干，只准他们做金融信贷。当时统治意识形态的天主教把有利息借贷看成罪恶。一次王室为战争征款，很小的犹太人口就摊派了整个国家征款的四分之一。小小的犹太社区一次就拿出了全部的摊派款项。

杰克布咽下一大口掼奶油，长把银勺子在高脚杯里无目的地搅和，碰出危险的声响。我提醒他，那个又薄又高、头重脚轻的杯子很容易翻倒。他看看杯子，手安定了一会儿，不久又忘了，让勺子和杯子继续挥发他的亢奋能量。

他的叙述线索一点没断：征款让犹太人在英国人眼里露了富。1190年的大迫害就是犹太人以财富引火烧身。英国人拿了犹太人的钱，认为这些天生会让钱生钱的人低劣，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得帮帮忙，让犹太人赎罪。大批犹太人在伦敦被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被围困在约克城堡里，不皈依基督教就烧死他们。城堡里所有的犹太男人杀了妻子和孩子，又相互帮助，杀死了彼此。到了1290年，英王下令把所有犹太人逐出英格兰。他们一无所有地走了，跟历代被逐的犹太人一样，跟杰克布一家一样。

他说：我的父母到了美国，纽约的东南西北还弄不清，就开始没命地赚钱、存钱。

我一句话没有，还是盯着那个被他搅得黏黏糊糊的掼奶油高脚杯，杯子在他手里转过来转过去。大批华人登上南洋的海岸、美国的海岸、大洋洲的海岸，晕船的肠胃还没平定，就没命地开始赚钱、存钱……一样的。迁移和寄居是人类悲惨的生存现象之一。所有寄居者都一样，珍惜自己的零起点，勤劳、忍耐、爱财如命，不管你怎样告诉他们，到头来很可能是一场徒劳，他们还是想不开。

喝了咖啡，吃了点心，杰克布又是一条好汉，气宇轩昂，走出咖啡馆时说：犹太人错了几千年，误了那么多代人，还要错下去，以为有钱终究会有一切。

可是没钱什么都没有，我在心里这样说。

他果然去照相馆照了一张正脸相、一张侧脸相、一张全身相。几个等待照相的新婚小夫妇换得一身崭新，站在四周，看着这个可怕的活宝。杰克布用半英文半中文说他是小日本行暴的活证据，大家可要好好看看。他过去可不是长得这么难看，这是活活让小日本给打成丑八怪的。

照相馆老板原先在楼下开票，一听楼上有人做反日宣讲，跑上来，让杰克布行行好，别砸他的小本生意。然后他对周围的新郎新娘们说：你们都没听懂，对吧？大家都不懂他的英文对吧？

新娘新郎们轻声说：对的，一个字也不懂。

老板对摄影师说：快点快点，快给他照好请他到马路上去宣讲。老板又跟杰克布说，只要他住嘴，他的照相费由店里请客。

杰克布不肯接受老板这份礼物，接着说：中国人胆小怕事是没用的！像犹太人那样明哲保身，独善其身，给谁都省事，根本没用！还是被纳粹和日本人任意宰割！

老板说：大家都听不懂先生你在讲什么，所以请你别讲了。他把杰克布的衣服从衣架上取下来，迅速地替他穿上，又把草礼帽扣到他头上。

杰克布把照相费用往老板手里一拍，他才不领这个没种的中国人的情。

Ⅻ

我们还必须接着杰克布照相那天说。

凯瑟琳告诉我，杰克布夜里走了。她半夜饿了，起来冲点炒面吃，发现他卧室开着门，一看，他床上一摊被子，人却没了。伤成这样，他深更半夜能去哪里？还落了一夜雨。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一面从床上支起上半身。

凯瑟琳以为我会马上起床，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但见我又缩回毯子里了。她似乎有个大话题在舌尖上。

可我不想和她谈她的大话题，管它是什么。

阿玫，你父亲来信了，凯瑟琳说。

哦，我说。

他知道你从美国又回到上海了。

我不吱声，把毯子往上拉一拉，再木的人也看出我这是在关闭门扉，逐客出门。还用问吗？一定是这个长舌妇把我如何为非作歹通报了我父亲。峰回路转，迢迢千里，也挡不住她在我和父亲之间搬弄是非。

凯瑟琳又说了一两句旨在挑起我好奇心的话，就讪讪地走了。我和她俩人，只要有一个不配合敷衍，局面就会这样干巴巴、讪讪的。

等她走出去，我听见她进了她的卧室。我赶紧跳起来，去楼下洗漱，打算找点吃的再回到床上。一场夜雨，气温低了，到处阴湿昏暗，这所到处欠修理的洋房只有被窝一个安乐处。我的生活要到天黑以后才能开始，像上海身份暧昧的年轻女郎一样，我每天的阳光灿烂时间是夜幕降临之后。我会在夜幕中新鲜得像刚发芽的嫩白菜，带着露珠的湿润在彼得面前出土。

在厨房柜里找到几颗花生米，其他什么也没了，这个家惨淡经营，连做样子都做不了了。

顾妈进来，不知从哪里端出四个生煎馒头，还是热的。她总是背着凯瑟琳给我一口两口好吃的，似乎这个小继母真的是传统戏剧里的后妈。我说我只吃得下两个，顾妈做出“不要作声，乖乖地吃下去”的强烈手势。我请她一块儿吃，她眼泪突然掉下来。

我慌了。这老太婆的疼爱常常让我心烦意乱。

你吃吧，下趟也没有人省给你吃了，老太太说。

我问她什么意思。

她说凯瑟琳不是个东西，今天一早告诉她，要给她买火车票回苏北去。明面上是雇不起人，她自己来做马大嫂，实际上就是嫌她老太婆护着我。

我一听火冒三丈。凯瑟琳怎么可以让一个大把岁数的孤老太太回乡下呢？她扬州乡下的亲友自南京失守到现在也没消息来。慢说路上不太平，就是太平也不能做这种事。

顾妈说，我跟她讲我不要工钱，就这家里一个老人，你烧饭多添半碗水，烧粥用水荡荡锅，就有我这一口了。她心黑哦，一定不肯留我！

原来凯瑟琳要跟我谈的是这么个大话题。

我什么也吃不下了，站起来就大声叫喊：凯瑟琳！

然后我转头对顾妈说，家不是她凯瑟琳一人的，就算我和凯瑟琳都请你走，还有父亲呢。我发现那么一眨眼工夫，生煎馒头又不知给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凯瑟琳从楼上传来一声带呻吟的回答。她胃痛，不想下来，有话就去她房间说。她知道一下楼她便是少数，会寡不敌众。她要先瓦解我，硬化我的感情，让顾妈成少数。

果然她亭亭玉立站在她卧室的窗子前面，劈头就说这件事她决定了，我不必再费口舌。

我说她休想把一个照顾了我十多年的老太太撵走。我的口气恶劣，其实是在告诉她，还不知道该谁撵谁呢，凭什么她四肢健全，活蹦乱跳，不出去找点挣钱的生活做？

喏，侬“大的”给我和侬的“雷特”，她说。自杰克布入住，凯瑟琳越来越荒诞，一个如此之短的句子里，她要放进去两个发音错乱的英文单词，“Dad”说成“大的”，“Letter”听上去像“雷特”。

我打开信笺。内地的纸张又粗又脆，对折线已经快断裂，我小心地拿着干面饼似的信纸，读着父亲两个月前的状况，他得了肺结核，胃口也不好，天天发低烧，假如不好转的话，他将设法去重庆治病。他一旦到了重庆，希望凯瑟琳去跟他会合，等等。父亲的意思是，这所房子就将作为凯瑟琳的路费和他自己的医疗费。

我父亲在相片上显得非常潇洒，头发长长的，留着唇须。看不出来那件几乎褴褛的风衣下面，那败色的领带下面，那个身体裹着一副被病菌吞食得血迹斑斑的肺。但你仔细看就能看出他的面颊塌陷得多厉害，他的眼睛多么做作地聚起光芒，要你相信他乐观、不惜命，当初放弃上海优越生活，做了痨鬼也决不反悔。

顾妈迟早要走，留她也只能留到房子卖掉之前，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至于她这么大岁数，离开之后再也找不到雇主，那一切可悲后果是没办法避免的，房子一卖，这房子里是主是客，都得各自为战。

父亲对我又回到上海没做什么评说，他只说他了解我。他指的了解是说我在哪里都待不惯，不甘心把任何地方作为自己的最终落脚点。就跟他一样，有着寄居者的悲剧习性。

我放下信纸。凯瑟琳两手交握在肚子上，姿势有点像个穷苦老婆子。我们都苦恼地发了一会儿呆。我们或许都在想象不久后的一个画面，顾妈一个人拾着行李走出这扇门，不知该往哪里走，不知有没有必要往任何地方走，不知是否还走得出生路。

我说：能留顾妈多久，就留多久。

凯瑟琳说：老太婆说不要工钱，那是她说说的，我们能不给伊工钱吗？

我说艾先生昨天不是给了钱嘛。凯瑟琳马上又像被揭了短似的，嗓门又尖又沙，说现在四个人吃饭，开销要多少钱，请我这个小姐顶好打听打听去。

除了教几节吊儿郎当的钢琴课，我大部分时间在做寄生虫，所以真的不清楚钞票贬值贬得多么快。我不吱声了。

本来嘛，侬的事体我不想多闲话的。凯瑟琳长辈面孔出来了。我马上看她一眼，这一眼比拿英文叫她闭嘴还厉害。她英文懂得不多，在我父亲跟我争论时，她常常听到长辈对晚辈吼叫“Shut up”,偶尔地，晚辈也嘟哝“You shut up”。我这个晚辈造反，拿“Shut up”回敬长辈，是在长辈自认为亏心，娶了个年少的太太之后。总的来说，这一对从美国回来的父女，他们之间没上没下的程度，还是惊坏了凯瑟琳，所以她知道，我白她的那一眼里，含有上百个“Shut up”！

她又开口时，先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女人不是都能够走运，嫁给自己欢喜的男人的。绝大多数女人嫁汉，都不是因为她欢喜那个男人。她说她看得出来，我在彼得和艾先生中间摇摆不定。

我随她去说，要是我告诉她我对彼得从来没摇摆过，并且一生都不会摇摆，她一定会拿出过来人的笑容，更不肯Shut up。

她请我别怪她多嘴。她忍不住得多这一嘴，因为她觉得艾先生对我更合适。

我挑衅地转过脸，现在我正视她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的手从肚子上放下来，拿起一件拆了又织的毛衣，一针进一针出地织起来。她在干这类女人活计的时候，还是有魅力的。

她要我相信她的能力，她看人不会错。艾先生对我来说更合适。这年头漂亮些的、有点洋教育的女孩子脚踩两条船也不是大事情，但踩久了，自己摇晃晕了，倒会落到不合适的人手里。再说，总不能长期两面瞒，两头坑人，两个人总会对账的，一对账就是女孩子里外不是人。

我突然问她和我父亲是怎么回事，当时有没有另外一条船，让她两头踩。

她闷了一刻，然后说：有的。

这种坦白和诚恳，打了我一个冷不防。凯瑟琳彻底逗起了我的兴趣。

我听了我姆妈的话，嫁给了你父亲，凯瑟琳说。

那你不欢喜我父亲。

谈不上的，婚姻又不是白相，要过日子的。

我看着她不到三十岁已经焦黄的脸。为了让我接受她的苦口婆心，她不惜出卖她的秘密。这个做给人看、那个做给人看的凯瑟琳，原来也能豁出去，拿出了真相，只要是为我好。

她说她不怕我恨她，也不怕我告诉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心里清楚得很。“能和凯瑟琳白头到老，能和她做一生和睦夫妻”便是我父亲所求，至于年轻的凯瑟琳中途要克服多少不甘心不情愿，他并不计较。

所以她要我别犯糊涂，艾先生是出去做强盗都会让我无忧无虑过好日子的人。

我嘴上无话，心里却想，现在事情有点麻烦：我一旦偷了杰克布的护照，跟彼得逃出中国，还得永远把这个掉包计隐瞒下去。凯瑟琳会替艾先生仇恨我。我倒从不在乎谁仇恨我，我在意的是减轻对杰克布的伤害程度。如果按照我设计的那样，让我自己和他的护照一块儿不知下落，一块儿成了存亡未卜的谜，他只会为失去我而伤心，但不会被我的狠毒绝情而伤害。让我们设想一下，当一个男人明白自己对一个女人的价值只是一个身份替换，提取了这点价值，他就被扔掉，不管死活地作为敌国公民扔在集中营，那是怎样的伤害？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连同凯瑟琳、我父亲，以及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一块儿隐瞒，让一切人都当我下落不明。战争中下落不明是死亡的同义词。我将在他们所有人的余生中做个已故人，同时和彼得在纽约或者芝加哥或者洛杉矶隐姓埋名地生活。我们的日子将会过得非常好，牺牲太大了，投资太高了，我们的好日子务必过回本钱来。多大的牺牲啊！让我父亲牺牲了他的独生女儿，让杰克布牺牲了他心爱的“未婚妻”，让我的表哥表姐们牺牲了他们古怪但不失有趣的妹妹，让顾妈牺牲了她终老可以投奔的阿玫，让凯瑟琳牺牲了她偶尔可以吐一吐肺腑之言的继女兼女伴——像她眼下这样肝胆相照，我有指望做她的女伴。这牺牲在一大群人的现实里将是一个大坑，得要许许多多岁月去填，但终究也无法填满。为了这么多人的牺牲，我和彼得也该把日子过得加倍美好，不美好对得住谁呀？

这样想着，在织毛线的凯瑟琳眼前，坐着的就是个黯然神伤的我，眼神呆钝，嘴角厌世地下垮。

凯瑟琳哪里知道我心里的黑暗计划，她以为我就是那种不经事的小女子，正在忍耐割舍的疼痛。总归要痛一痛的，她以怜爱慈祥的长辈目光笼罩着我，送我慢慢走出她的卧室。

ⅩⅢ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景物在记忆的黑暗中突然闪现。闪现这词不如英文“Pop”，十分动感，带有声响，并带有爆破力。

“Pop！”某个记忆中的场面或景物“Pop”上来了。

在我的一生里，不断“Pop”上来的景物和场面可不少。我的一生不算短啊，在我十岁那年，几个白人少年从中国人的水产商店买了一条活鱼，是鲤鱼还是鲫鱼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条一尺左右活蹦乱跳的淡水鱼。他们一口一个中国佬地叫着：中国佬最恶心！居然吃活着的鱼，连头带尾地吃，肚杂也吃！白人男孩们让一个老中国佬当他们的面把鱼的鳞剥下来，要像表演那样，细细地刮，让他们不错过任何细节，看着鱼怎样扭动痉挛，尾巴狂扫。一面看，他们一面说中国佬真残忍，简直是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天哪，看他就这样刮鱼鳞，慢慢处死一条鱼！然后他们叫老中国佬剖鱼肚子，从里面取出五脏六腑和鱼卵，鱼继续弹跳挣扎，在自己一堆脏器旁边扭过来扭过去，嘴巴张到最大限度，腮帮子支起来，支得大大的，露出一鼓一鼓的血红的腮。男孩儿往后退缩，蓝眼球、灰眼球、褐眼球比鱼还痛苦恐怖，同时说，狗娘养的中国佬，看见了吧，他们把鱼养在水缸里，就为了要这样杀它们，活吃它们。那些眼神不光是恐怖和痛苦，还是超饱和的疯狂喜悦。老中国佬不懂英文，对他们笑笑，表示他还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他把鱼卵和鱼泡摘除下来，满手是血，又在一堆脏器里摸出一块肝，摘下里面的胆囊。这时男孩们惊呼一声，鱼的心脏在强有力地跳动，血红的一颗，如同自己泵压汁水的成熟樱桃。

男孩儿们看着看着，一个个伸出食指，去拨弄那颗裸露的心脏。他们把心脏放到鱼的脸庞边，看着鱼对自己心脏瞪眼鼓腮，大张其口，都被这道奇观震住了。鱼一直在扭动身体，一会儿头尾着地，身子向上形成弯弓，一会儿是腰部着地，头和尾向一块儿靠拢。渐渐地，在那蓝、灰、褐色眼睛的追光中，那弯弓的幅度变小了，心脏却还在强有力地搏动，一下一下，搏动出鱼在水中的活泼自在，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跳了，它失去了鱼的美丽身躯为它遮体保护，在一双双眼睛的瞪视下，赤裸裸地跳动，是可悲的。可它跳得非常奋力，就在它死去的躯体边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跳，没有任何停歇的迹象。

男孩儿们嘱咐老中国佬替他们保存那颗活着的心脏，他们稍后来取。

当时十岁的我觉得莫名的不适，我希望鱼的心脏不要再徒劳地跳下去。它原本是为一个生命跳动的，是为了一桩使命跳动的，而它并不知道它的使命早已结束了，只是为了一些居心不良的眼睛在跳，在演出。

那颗心脏一直跳，一直跳。老中国佬把心脏和鱼各放在一张油纸上，鱼的肉体外撒了层薄盐，男孩儿们再回来时，对不再感觉疼痛的鱼的遗体早没了兴趣，他们惊呼着围着外表已有些干燥变色的心脏，看它一起一搏，一起一搏……

我们家的一个洗染店就在这家水产店对面，我从七八岁开始，就会站在凳子上点查柜台上客户的衣物。这个傍晚，我看见三个白种男孩托着那颗赤裸裸的心脏走过去。这颗小小的中国鲤鱼心脏一直跳了多久，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颗裸露的小心脏跳动的情景，在我长长的一生中，不断从我记忆中“Pop”出来，我不知道它向我喻示什么。它不断地“Pop”总是有它的道理，它一定想让我明白它的寓意。可我一直不明白，因此它一直“Pop”出来。有时我的眼皮下，我的太阳穴，我的脖子和锁骨交接的地方，都是它在一起一搏，它好像说，这意义有什么难理解呢？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在我和彼得对视而坐的时刻，我发现这颗小心脏就“Pop”出来了，在头顶的灯泡钨丝里起搏，让我非常紧张、不适，让我无端地想到彼得和我，挣扎求生，也许注定不可逃遁。也许我们挣扎在一个巨大的掌心上，那掌心可以随时合拢，掌心上方一双双巨大的眼睛，射出惊讶、好奇、亢奋、狂喜的蓝色、绿色、灰色、褐色追光。我们赤裸裸地挣扎在这些眼睛的追光中是徒劳而可悲的，是他们一个短暂的娱乐。

整个犹太难民社区，两万多手无寸铁的肉体和心脏，在更加巨大的掌心之中，何况又不止如此，他们的上空，被蓝色、绿色的日耳曼眼睛，黑色的日本眼睛射出的追光罩住……

我和彼得常常在十一点以后约会。我这次在医院门口等到他，就来到这家不比壁橱大多少的咖啡馆。老板是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六十多岁，跟妻子把一个前自行车棚改造过来，摆上家庭式的桌椅。只有三张桌，但咖啡极好。

这天晚上我带了个好消息来，温世海把另一半盘尼西林的费用付清了。世海下午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在虹口公园门口见面，然后把一卷法币塞在我手里就走了。他现在已然是个身手漂亮的江湖侠客。我问他为什么让一个陌生人去彼得那里取药，还用手枪威胁，他说地下党人不能同时在一个接头地点出现两次。

喝咖啡是我和彼得最温情的时刻。我们常常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因为越来越坏的局势让我们不敢开口，一开口所有的温情就会荡然无存。法国人都在搬出上海，到处是卖房子卖家具的招贴广告，饥荒撂倒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店家早上开门开不开，因为门板外面躺着好几具皮包骨的尸体。关着门醉生梦死了好几年的租界已不存在了，处处有孩子在哭号，哭他们饿死的长辈，哭他们自己的饥饿，哭一觉醒来已被父母丢弃在行色匆匆的无数腿脚之间。

在我们温情的对视中，我们偶然会悠闲地讲讲不相干的事,犹太社区正在上演话剧，图书馆又进了一批欧洲流行小说。跟彼得闲谈，我还是比较高雅的，彼得爱一切美好高雅的东西，因为他明白他必须爱它们，爱它们有好处。

我们绕开最最敏感和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如何利用杰克布，再把他作废掉。宁静的暮夏夜晚，我们心事重重，但还是竭力维护它的宁静。宁静的对视和闲话中我们互相无声地问过：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

一切就绪了？

一切就绪。

老头老太太看我们这样一对情侣缺点什么：鲜花或蜡烛。一会儿，老太太把一支蜡烛点燃，放在我们桌上。蜡烛是假的，石头中间有个洞，里面放灯油，外体漆成蜡烛的黄白色。火苗一呼一吸，那颗小心脏又“Pop”在火光里。

无端地，我想到杰克布。他带着伤又投入了什么活动，更加神出鬼没的活动。也许他也在日本人和梅辛格的掌心中，像鱼心脏那样，自以为强有力地跳动，跳给他们看。不死的心脏不知道它有多么可怜，被日本人、梅辛格看着，娱乐着，也被我和彼得看着。

世上总有一些生命像这颗小小的心脏这样不甘心，它要给你看看，你剥掉它所有的掩体和保护它还要跳动，它面对粉碎性的伤害，傻乎乎地跳，傻乎乎地给你看它的生命力。它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荡荡的渺小生命。

我眼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物会“Pop”到眼前。常常“Po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眼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彼得的妹妹是个美少女，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到身材都没得可挑。她在我进来不久，就下楼去了。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我敢说她不知道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处，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出来。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一个人在僵硬的礼貌中总是很丑。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筒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当地往膝盖下滑，只要我站起身，它就会掉到脚脖子，在那里像肠子肚子一样缠成一堆。我心里懊丧至极，仇恨自己在临出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套臀部包紧的西装裙。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色带白花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弄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头发，他夫人的头发颜色是深红。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种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出来，最终出来彼得这样的结果。说俊美有点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眼，一举一动都达到你预期的得体，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蕾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滋补是理性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处，你必须爱对你有好处的东西。

用我们80年代的话，叫做“优生优育”。彼得家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出大汗，只想早点结束这种有问必答的局面。长筒袜温热地绕在膝部，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他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孩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底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

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人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我“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时，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里买的。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现在这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位教授合住一间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

我谈到国民党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国民党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这时我听见彼得的妹妹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两个人都将就着对方的语言，说着马桶不通的事。

然后寇恩小姐进来，对母亲说了句德语。不用懂她的德语，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个中国人，你更懂她对中国人的不屑和厌烦。寇恩夫人用德语回答了一句什么，寇恩小姐不情愿地走到酒橱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枚零钱。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话是：那么就给他点钱好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房东按照合同来修马桶，发现扳手被扳断，便说这是损坏器械，应该由房客付买配件的钱。彼得的妹妹在外面力争了一阵，争执不下，求援于母亲。寇恩夫人便轻轻一翘下巴颏：拿钱给他，不就是两个钱吗？她心力交瘁，淡泊地笑着，瞧不起对方也瞧不起自己，这场争执谁也不怪，只怪贫贱。

寇恩先生还在和彼得交谈。他们是那种绝不在不懂德语的人面前讲德语的人，他们不能容忍那样没教养的行为。他们的教养提醒了寇恩夫人，她对我笑了一下，请我务必原谅她说了德语。寇恩先生问彼得到了美国没有工作怎么办，彼得说可以先用带去的钱生活一阶段，然后从最低的工作做起，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工厂上工，听说美国的工人挣得不错。

寇恩先生转过头来问我：May，他说的可行吗？

我心想，彼得把美国调查得比我还清楚。但我表面上装得跟他一样胸有成竹，有板有眼：可行的，美国工人有工会保障收入。

寇恩先生说：以后彼得还要靠你多关照，May。

我说当然会关照彼得。

他们以为我是谁？人口走私贩吗？彼得在我出现在他家之前，到底把我说成了谁？假如我没有一再提出要见他的父母和妹妹，我对于这个家庭是什么？是千千万万帮助了犹太难民的中国人？就像从中国员工那里抠出口粮工钱，聘用犹太难民的菲利普？

后来彼得告诉我，他们的家规很严，属于最保守的犹太家庭，不主张儿女和外国人通婚。我顶了他一句：尤其是中国人。当然是在脑子里顶他的，但我敢说，假如我真说出口他会默认。即便他们在踏上中国国土之前对中国人没概念，住了两年也不一样了。中国人的苦难之深重让他们胆战心惊，这不是一世一代的贫穷苦难，这贫穷苦难一看就知道是几千年的累积。而我就是他们之一，是那个往墙根一蹲就吃东西，或打盹，或解手，或死去的庞大人口的一分子，是其中的走运者。他们知道冬天的每个早晨有多少冻死的尸体，春天则是饿死的，而夏天，有多少是中暑加各种传染病死去的，我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分子，他们对我们既是悲悯又是嫌弃。

彼得的妹妹再次走进来。这次她用英语说：该是去某某家过安息日的时候了。

彼得立刻跟我说：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说不行，我晚上有约会。

彼得叫我把那约会取消。他说假如我不想和他父母一同去他们的朋友家过安息日，他可以在晚祈祷后和我去溜冰。

他是够敏感的，明白自己得尽快补救这次不太成功的会见。不成功谁都怪不着，每人都尽力而为了。或许除了敏感的彼得，其他寇恩家成员都会认为成功极了，不是偶尔还有哈哈大笑吗？前银行家寇恩先生的哈哈大笑特别讨人喜欢。

我说好吧，那就去溜冰。

他们家里的人要梳妆更衣，我知道他们在急切地等着我回避。但我的长筒丝袜马上会把我窘死。西装裙刚过膝盖，只要我从椅子上站起，长筒袜立刻会让我成为他们记忆中最狼狈的中国人。假如是一身褴褛他们不会奇怪，因为那属于没办法的事，但我费了多大力气打扮，对谁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收效一塌糊涂，所谓狼狈，正在于此。

我急匆匆地用上海话告诉彼得，我正面临的危机。

彼得礼貌而文雅，请我再说一遍。

我指指大腿，又说一遍，一脸气急败坏。

指大腿的动作和气急败坏的表情都十分不雅。彼得脸涨得通红，问我需不需要他妹妹来解决我的麻烦。他不想让他父母看出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亲近到了可以讲女性的麻烦。我没办法，只好用一只手拎着又紧又窄的裙子里面的袜筒，希望自己能保持个完整的形象从椅子走到门口。

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来，我知道他们在想：怎么？连握手告别的礼节也免了？

彼得也觉得我不给他争气，那么潦草就告了别。

这时我已走到了门口，一手提着长筒袜——在别人看是毫无必要地提着裙子——给寇恩夫妇和寇恩小姐深深鞠了一躬。

看看他们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归结为“她是中国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没提这次会见的任何细节。

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玩主，什么东西都爱玩，玩玩就会，一会就扔。溜冰也是。我喜欢的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穿着短裙、紧身裤，戴小帽子，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瞎晃悠。彼得溜冰也溜得相当好，我说过这人干什么都不把自己当龙套。

溜冰场在大世界里面，夜里十点多了，还是喝彩、口哨、欢呼、尖叫……谁也听不见自己说话，但每个人还在不停地说。上海就这么可怕，什么时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乐，没有明天似的。空虚无聊的人不得不享乐，他们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发了财心情好的必须在这里飞旋，破了产要跳楼的更需要在此横冲直撞。像彼得这样满心向往的人，一步一驰都离大洋彼岸更近似的。我和他手牵手，热风擦着面颊而过，我原来心里的窝囊和疑问都不再烦扰我。享乐是恶性传染病，溜冰场上有不少犹太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子都得赚到手。

我跟彼得热得一头一鼻子汗，红脸蛋对红脸蛋，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水，狂喜的脸如同面具一样罩在我们脸上。面具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在进入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头：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干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的、运南洋木器的、运藤器竹器的船只，向葡萄牙远航。彼得像这溜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体带到前面，而把思维落在后面，脑子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进发的一步。

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眼，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露出来了。日本人一旦彻底出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种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子在这一刻玩忘了，跟一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点，浑身玩儿散了架，也玩儿空了彼得的皮夹子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我厌恶”这句的英文叫“Self-loathing”，非常恰当，自暴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这就是我在1942年8月23日那天凌晨的感觉。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塞几张钞票。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食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马上乘车，便独自沿着马路往前走。婆娑的树影浓黑，莫测得很。我这样一个蓄意谋害别人的人怕谁害？

我的心情越来越坏，自我厌恶到了极点。我真是无救，一遍遍重复这种让自己心情恶劣的事：我会无端地花掉一笔钱买一对耳环或项链，明知道自己不会去戴它们；要么无端地睡一个大懒觉，向自己的钢琴学生撒谎告假。总之我会做出一件又一件在事后极其厌恶自己的事。这很不合算，为了图一时痛快，而受到三天“自我厌恶”的惩罚。

尤其跟彼得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毫不愧疚地又去开始他一天十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而让我有漫长的一整天来自我厌恶。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条，每个行为完成一项任务，每个任务离预达的目的地更进一步，可我玩完了什么都完了。他把几张钞票塞在我手里，我跟那个红衬衣犹太小伙子的中国舞女有什么不同？舞女比我实事求是，告诉小伙：喂，Darling，那是上个月的价钱了，我们也要吃大米的，大米涨了我们也要涨的。

我终于叫了一辆黄包车是因为我想省鞋。皮鞋成了那时最昂贵的东西，因为只有鞋很难去将就穿旧货。我走路为了省车钱，坐车又为了省皮鞋，就这样一个寒酸女人玩儿起来也是不要命的。

到家快五点了。我从热水瓶里倒了些热水，马马虎虎地擦洗了一把，就把自己扔上了床。竹席涩涩的，盗汗似的。蚊子的叫声很响，有一两只拖着长腔，越来越近，突然就断了，一定是隔着帐子咬住了我。我猛地出击，帐子、蚊子一块抓，但马上就发现出击方位完全错误。自我厌恶这一刻就在蚊子的嘤嘤之声里。我的心情不是坏，而是腐烂了。

一早凯瑟琳就来敲门，说昨夜艾先生叫人送了一些钱来，还有一张小字条给我。她把小字条和钞票都从门缝下面塞进来。我赤脚跳下床，捡起字条，把钞票又推出去，大声说钱就用在家里的开销上好了。

杰克布说他一时不能回来看我，如果我想见他的话，今天晚上可以乘轮渡到浦东去。他会接七点半那班船，不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不会在办公室。

我匆匆起了床，让顾妈烧了一大壶水，上一天为了去见彼得一家，我在头上抹了不少发蜡，必须彻底清洗。涂发蜡的我，让我厌恶，但每到这种时候还会去涂，每次涂彼得还都会捧场。

ⅩⅣ

七点多我就走出门去。早晨的上海让我自新，该看到的美景和苦难你都看得到。搬运工瘦瘦小小的，在年轻的太阳里哼着号子，行走在码头和巨轮之间的独木桥上，一大群没被雇用的搬运工缩在一起，等待下一个好运。

我穿着白帆布力士鞋，步行到了十六铺。我找到了菲利普介绍给我的一位老板，他在澳门、南洋以及中国大陆之间走私烟土、妓女、劳工、猴子，还有就是马戏团用的驼背和侏儒。此人有个嗜好，再忙都会到粤剧团票戏。所以我按照菲利普的建议，背熟了粤剧名角们的身世和唱腔特色，跟他聊了十多分钟。菲利普告诉我，粤剧对于这位老板就像老酒，十分钟就把他聊醉了，然后什么都好说。我厚了厚脸皮，问他能否在把彼得和我走私到澳门去的价钱上给个折扣。他果真醉了，手指头捻了捻我的脸蛋，说可惜我不上台，否则他可以把我捧成个角儿。

那一阵我随身带有一张备忘录，上面记着逃离上海前必办的事务。当我从人口走私贩的办公室出来，成功地把价钱杀下去三成，我用笔在备忘录上又画了一道。太阳把白纸照得晃眼，最后一项该办的事是给彼得染头发。一个自称法国混血的俄国犹太女人在南京东路开了个理发沙龙，她会把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染成金色。把彼得的一头黑发染成杰克布的深栗色，太不在她的话下了。

快离开董家渡时，我突然觉得肚子饿得作痛，昨天夜里溜冰，彼得和我都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心照不宣，我们要为未知的彼岸生活做准备，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我走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边，买了几个浑身创伤的桃子当午饭，然后借了果贩的刀，打算剜下溃烂的桃肉。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油污工装的男人。

至少花了几十秒钟，我才认出眼前的人是谁。日本人的桥头大厦几乎给罗恩伯格造了另一张脸：额头到鼻梁再到颧骨，一道大疤斜劈过来，疤痂刚刚脱落，露出鲜嫩粉红的新皮。

我跟他握手时说，要是在晚上，我恐怕得花十分钟才能认出他来。

花了我母亲十五分钟！他笑呵呵地说。

他那脸一笑更烂。

他跟我说杰克布刚刚走，假如我不是弯着腰挑水果的话，说不定杰克布会看见我。我问杰克布来这里做什么。罗恩伯格说是来他们公司谈生意的。菲利普投资的燃气基本上可以投产了。

罗恩伯格说他要去吃午饭，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个好吃而便宜的中国餐馆，我说我很乐意做饮食向导，说着我悄悄地把千疮百孔的桃子丢在水果车下面的地上。我跟我的小继母学得很好，吃一肚皮糠，面子还是光溜的。我的白力士鞋底子磨得纸一样薄，面子却给鞋粉涂得雪白无瑕。顾妈涂的鞋粉比老日本歌伎脸上涂的妆粉还厚，脚步重一点，粉白的表层就龟裂出旱田般的口子。

我们吃的是上海最便宜的馆子，罗恩伯格也不讲究了，鸡也好，鸭也好，不按犹太教规宰法，他都只管吃。食物的紧缺在哪里都看得到，馆子的小二端来的米饭全是碎米粒，用硫黄熏过，白得瘆人。

我们就着两个菜和两碗碎米饭谈罗恩伯格的第二百零九项发明。因为燃气公司涉及的技术程度很高，菲利普又在犹太难民中招聘了二十名化工学科的大学生。现在温家的产业亏空是休想堵上了，菲利普索性撒开手让罗恩伯格去经营。盈也好，亏也好，就是挣扎不好，菲利普停止了力扳亏局的挣扎，反而舒服了。

杰克布要买的，是他的另一项发明，一种膏状燃烧剂。

跟罗恩伯格谈到杰克布时，我觉得那是个不同的杰克布·艾德勒。我根本不认识罗恩伯格嘴里的杰克布·艾德勒。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讲起来比较抽象，比较造作，但实际上他确实是有一层抽象人格的。那个杰克布渴望大动作，不放在大动作中他反而是假象。他的父母、两个哥哥、我、他自己，看到他足够的假象。你必须给他行动，否则他那种攻击力和毁坏力，他那躁动不安、神经质的能量就会毁坏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所谓大动作，就是硬碰硬的对抗冲突：生对死，善对恶，我对敌。他的家庭带着他在1933年离开德国，错过了“水晶之夜”那样硬碰硬的对抗冲突，而在上海，他心里一定常常呐喊：啊哈，我可没白来，我可终于没白活！

这个1942年8月下旬的晚上，当我见到杰克布的时候，我就试图把罗恩伯格描述的杰克布和我认识的他交叠，但是办不到。他这人和我有同样的毛病，自我厌恶。谈着谈着，他就嬉皮笑脸，恶嘲那个庄重的自己；他对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那个杰克布是自我厌恶的，而他对嬉皮笑脸、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的那个杰克布也是自我厌恶的，因此他在说“我太想你”的时候，一个哂笑马上冒出来，表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呢，信不信都行。

我从渡船上走下来，他迎着我站着，早就等烦了的样子。我想他千万别动，别当着挑菜担子或者独轮车上装满鸡笼子的人群冲上来，把我一抱什么的。这件尴尬事总算没出现，看来杰克布挺尊重中国国情。他现在学会悄悄把你的手一捏，或在你脸蛋上飞快拍一下之类的偷袭式亲昵。偷袭式亲昵适合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尤其上海。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黄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射我一下，又照射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家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春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干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

我必须在这里，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

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捏紧。他眼睛大了，又大又黑，成了彼得的眼睛。我撬不开他的嘴，正如日本人的刑具也撬不开。但那眼睛里的恐怖是足够的，足够让他突然崩溃，秘密像血一样被喷出来。

小吃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看就是几年前从浙江跑来的难民。他们照应着十几个顾客，但还是给我们额外款待。老板娘从后面拿来长长一条蛇形蚊香，放在桌下。后面一定是他们的住房，大概孩子们刚才还借蚊烟屏障在温习功课。

我跟老板娘说：请烫半斤加饭酒。

杰克布加了一句：煮花生和茴香豆！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吃懂了土头土脑的小菜。

其实烫酒是我的计谋。杰克布喝不惯黄酒，半斤酒就能醉倒他，然后我将闪电似的朝他口袋里的钥匙下手。

一杯黄酒喝下去，杰克布用手掌横抹额头和脖子上的汗。他受不了黄酒的味道，喝得龇牙咧嘴，我不住地笑。

我说：热的话就把衬衫脱了吧。

他站起来脱衬衫，短汗衫的袖口露出他胳膊上的淤血，颜色也正是青黄交错。我朝他的两个裤兜扫一眼，初步的侦察完成了。右边那个口袋看起来沉些，钥匙一定装在那里面。我从鞋匠补好的小包里拿出手绢，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做扒手是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一秒钟里做完一整套动作。你得把钥匙掏出来，再把它藏进小皮包。在我的手指向杰克布的右边裤兜伸手时，馆子里七八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啦呼啦”吸面条、喝汤、抽鼻涕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跳像是一座巨大的老爷钟，所有人都听得见。

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错觉。

我刚张口想说什么，喘乱了的气息让我喉咙一阵痉挛。扒手是令人恶心的行当，自我厌恶使我一杯杯地猛喝酒，这也是我重复干的蠢事：为了舒缓自我厌恶而灌自己酒，又因为酒醉而加倍地厌恶自己。

杰克布笑着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容纳了多少像你这样看起来不到二十一岁的酒鬼。美国法律禁止年轻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喝酒。

脸上的伤疤使他成了个丑汉。他端起酒盅，传递着丑汉的风情目光。

我举起杯子说：为我远行美国，为我们在美国重逢！

他端起豁了口子的土瓷酒盅说：这就好，你是听话的好孩子。

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他酒醉的第一个迹象是不再喝得出酒好酒歹，什么酒他都喝得兴高采烈。

我说：亲爱的，我在旧金山等你。

喝了酒扯谎一点都不难受。

又一壶热酒上来了。我和杰克布瞪着对方，却不记得谁又点了半斤污泥浊水般的酒。

我脑子只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等酒把杰克布放倒，我可以从容行窃。等我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后，马上带彼得去染头发。最迟三天，我们就在驶往澳门的船上了。

杰克布现在是七分醉，正是醉得花好月圆。泥汤般的黄酒盛在豁了一块瓷的酒盅里，跟“Remy Martin”白兰地毫无区别。酒盅上烧了青花图案：三根兰草叶片，一枝兰花。乡村粗工匠描画同样的三叶一花，描了一辈子，企图把几十万只杯子描得一模一样，而正因为他失败的复制，酒杯才有了一点偶然性，才有了一点看头。

偶然是这世上最难得的东西。

我跟彼得、杰克布的相遇都是偶然。眼下，我必须把偶然变成必然，变成万无一失，让杰克布按照我暗地里严密安排的必然一步步走下去。与此同时，彼得和我自己，都必须严防偶然，因为偶然对我不利，偶然太叵测了。我的性格瑕疵比较多，所以常常被偶然裹带到未知中去。

杰克布大汗淋漓，讲着国际战局的戏剧性，我偶然往墙上一靠。这一靠坏了，我是没有这种自制力让自己再振作起来的。酒足饭饱，软绵绵的身体，我怎么能抵制这样的舒适？所以你知道，我蓄意让杰克布走进我安排的“必然”，结果是“偶然”安排了我。

我感觉自己被搀扶起来，往馆子门口走，这时所有的吸面条、抽鼻涕、喝面汤的声音倒是真静下来了（这是杰克布后来告诉我的，所有人都静悄悄看他扶着年轻的女醉鬼走出门），担心我别一脚踩空，跌进门口那比浴盆还大的面锅里。杰克布搀扶得很紧，几乎把我搀得双脚悬离地面。

别搀我，我又没醉……我说。

对的，没醉，杰克布说。

人家会笑的，我说。

不会，人家都怕死了，他说。

怕什么呀？我说。

怕一个醉鬼，万一她撒酒疯就糟了，他说，同时手一挡，几块被我撞得摇晃起来的门板给他挡住了。

这段对话和动作我一点也不记得，是杰克布事后告诉我的。

我在他床上醒了酒。那是个什么床啊，就是个牲口圈、人圈。一条光秃秃的棉花胎铺在一摊新麦秸上，算作褥子，上面放了条草席，一条带红十字的灰色毯子盖在我身上。

几点了？我问那个煤油灯光里的人影。

十点了，人影说，小声点，隔壁有人睡觉。

两小时前，我以为他被我灌醉了，现在我怀疑是他把我灌醉了。

我想起身，但那麦秸把我深深地陷在里面。这是工棚隔出来的一间小屋，墙只砌了一大半，离天花板还有两尺多距离，所以只要你站在凳子上，就能看到墙那边熟睡的工友们。

在哪里上厕所？我问道。

他指指门外说：除了这里，哪里都行。

你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半年多以前还没见识过抽水马桶以外的如厕工具。

他做向导，把我带到工棚外一块菜地里。跟他回到工棚时，我想，今天晚上是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轮渡已经停了，我只能留下来过夜。

那时候一男一女在一块过夜，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假如我当时不是对杰克布心怀图谋，我是一定不会让这件大事发生的。看看那泥土的地面，就够受了。泥土地在搭这个工棚前一定长过白菜萝卜，施过上海弄堂来的粪肥，夜里返潮，一股悠久的臭气。我站在灯光里，似乎随时会有蚯蚓在我脚边拱出，或从角落跑出一只还未来得及搬家的田鼠。太奇怪了，这个除了席梦思没睡过其他床的杰克布，居然能在这里读书、工作、安睡。

我也奇怪我自己。这个一塌糊涂的生活环境让我对杰克布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是一种柔情。

他关上门，熄了灯。这些动作一做，我就没路可逃了。我认了。要牺牲他，首先让他牺牲我，我是替彼得牺牲我。这个一报还一报的环链我已经想了很多次，我已经把自己准备成了一具完好的牺牲品。

可再充分的准备也会有意外。意外的是那疼痛，我没想到会疼得那么尖锐，于是我的身体起义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当时的委屈和仇恨。我简直是委屈冲天，怒不可遏，张开嘴就咬在杰克布的肩头上。他一声没出，事后他告诉我，因为半堵墙一点声音也隔不断，他怕断墙那边的工友们听见，所以忍住了。

我一边咬，眼泪一边往下流。仇恨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彼得报仇，因为他的女人被另一个男人抢先占有了。或者是为了杰克布而仇恨：这个女人欺骗你呀，骗了你的真情，还要骗你的护照，你这蠢蛋还不醒醒，看你快活的！或者为我自己仇恨这两个男人，你怎么斗得过两个男人呢？到末了苦的总归是女人，失去最多的总归是女人，心碎肠断的总归是女人……世道太邪恶太残酷，把一个好好的女人逼得这么邪恶这么残酷！

我感觉杰克布痛得浑身发抖，但他却更猛烈，我也就咬得越发狠，心里对他说：你让我疼，你以为我疼疼就完了？你要为这疼痛付代价的！你从认识我那一天就等着这一刻的快乐，鱼肉我的身体，你可不知道什么在你身后等着你。你以为你时不时提供点钱，就算把我养起来了？我可没那么好养，这时你得到的，我会让你加倍偿还，不止加倍，是双倍。不，是百倍。也许要搭上你的性命去偿还……

他抽了一口冷气，把他的肩头轻轻从我牙关下松出来。他没有说话。假如他说“你激情上来真野”，或者“你好像哭了”，或者什么类似的蠢话，我可能会克制不住自己，站起来穿上衣服就跑。这一跑后果会不太好，也许，我的所有谋略都前功尽弃了。

他就是默默地摸了摸肩头上的深凹的齿痕，躺下了，那只接骨之后短了一点的臂膀从我脖颈下塞过来，把我的脸靠在他胸脯上。他的心跳就跳在我耳鼓上。他在想我那样狠地咬他是怎么回事。一个中国女人，总有足够的神秘让他去猜想。

那堆麦秸铺垫的人圈比猪圈好不了多少，蚊子飞沙走石地打在脸上。杰克布起来点了一盘蚊香，又摸出一小瓶薄荷油，涂在我的胳膊和脖子上。他还是一句话也没有，我渐渐感到这样一个荒唐夜晚也不失美好。不，是相当美好。杰克布拥抱我的姿势跟彼得完全不同，他虽然不如彼得个头高，但他这时像要用他的形骸围筑一座城堡一样，把我抱得很小、很柔嫩。

人在男女上有了点经历，就免不了做对比，尤其是女人，尤其是我。看看这个杰克布，他跟彼得模样相像，可个性那么不同，让我真是没办法，每时每刻都要拿他们俩对比。

一觉醒来，杰克布不见了，和他的钥匙一块不知去向。空气又湿又凉，我成了收获后被落在田里的一棵菜。杰克布似乎把我的体温也带走了。

我迷迷糊糊，醒了一阵又睡了一阵，终于听见门开了。

我哑声说：我醒着呢。

进来的人居然说中文！他说杰克布叫他来通知我，马上离开，赶最早一班轮渡回上海。

这人有二十岁？听上去不比世海大多少。

我光火了。杰克布这混账，把我当福州路上专接洋客的“咸水妹”？一夜过完，就派小厮来轰我走？

我叫小狗腿子滚出门外，我要穿衣服梳头。我本意是要拿到杰克布的保险箱钥匙，现在可好，一无所获，大败而归。

等我大致上把自己收拾停当，走出门，田地边缘升起一块灰白天色。

那个替杰克布承受我恶言恶语的小伙子真的很年轻，比世海还要面嫩。他等我稍一安静，便说因为昨夜有一个工人偷偷跑了。

我瞪着他说：所以？

所以杰克布连夜把工厂的一些产品藏起来了。他和世海还有另外几个人忙了一夜，就怕……

就怕什么？

小伙子不说话了。他们有组织和纪律，纪律让他们常常装聋作哑。

那个偷跑的人可能会去投敌，杰克布防止他把日本人带回来搜查工厂。我这样推测。也许那个人只是个小毛贼，偷了一些打着“Made in USA”的机械零件到外面去零贩，畏罪逃跑。杰克布是不存任何侥幸的，对可能发生的搜查做了缜密准备。

那么他到底在制造什么违禁品？除了制造假冒的“Made in USA”机件，他难道在做更造孽的事？

小伙子用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在菜田里穿行。天还没有完全亮，公鸡打鸣此起彼伏，果林弥漫着水雾，秋季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小女孩般青涩地待在树叶后面。我有一种感觉，可以把它叫做美妙的遗忘，就是一刹那忘了身在何处。我突然好不想离开这里。战争没有触碰到这里，触碰了也没关系，春天多少生命会活回来？活它们的，照样有花有果。一个世纪前上海所受的耻辱也没触碰这里，或者触碰了也没关系，草木和泥土不像人，会学得卑躬屈膝，学得在稀薄的尊严中苟活。

一艘轮渡之遥，那边的上海多么不同，身上同时压着法国、美国、英国、俄国、德国，然后是最肆虐的日本。

因此越是码头在望，我越是不舍得身后的农舍和菜田。又湿又臭的泥土地也是好的，蚯蚓和田鼠都不无善意，一切都是好的，我可以在这里生活。我这个三脚猫一样站不稳坐不住的天生寄居客，居然留恋起一方土地来。在这方土地上，我可以和一个爱我的，或我爱的男人共同生活，战争永远在别处。爱我的，如杰克布；我爱的，如彼得。真奇怪，浦东一夜荒唐，让我看到了和杰克布一块生活的图景。

ⅩⅤ

第二天下午，杰克布打电话把我约出门，说晚上请我看话剧。我先到达虹口公园，等了几分钟，突然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杰克布已经走到我跟前。他比往常更风尘仆仆，两眼放光，熬夜熬过头，人的眼睛就会发出野猫的光亮。他说昨夜幸亏他们干得快，否则真会出麻烦，那个偷跑的人把日本税检局的人招来了，其实谁都明白他们是日本便衣。所有违禁物什早已被藏妥，他们没找出任何茬子，但杰克布估计他们一定会再次突袭，下次不会那么客气了。

你到底在制造什么？我问他。

问得好，他笑笑，又想蒙混。

我都不能知道吗？我说。

做了未婚妻就可以接触高一等的秘密，他说。

你必须告诉我。

什么都制造，除了合法的，他又笑着说。

你现在的状况叫什么你知道吗？我说，用中国话，叫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这句俗话，还是知道危险程度？

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安分点？我不是把你带到上海来送脑袋的。战争不会因为你担当风险而改变什么……

他说：可是风险总得有人担当。

我说：战争是几个大人物在打牌，不靠你的勇敢……

他说：没人勇敢，只好我来勇敢。他翕翕鼻子，鼻梁上的伤疤令他不适。他的手在那个带机油污渍的裤袋里挖，挖出一个小东西，包了一层印花棉纸。差点忘了，他说，这个你要吗？

我想这样的包装里面可能只是一块巧克力。打开一看，吓我一跳，竟然是一枚戒指。戒面是长方形的蓝宝石，左右各一颗小钻石，不是了不得的瑰宝，但从眼前这位不修边幅、形容邋遢的人口袋里挖出来，还是令我瞠目了一大阵。

我抬起脸。他嘴角动起来。我现在一看他这种笑容就知道他要讲自己坏话了。

他说像他这样品位低下的人，买不出比这枚蓝宝石戒指更高雅的订婚礼物了。

我心想，谁说要跟他订婚呢？他自作主张要把我下半辈子归属到他那儿去呢，而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归属到哪里。他从德国晃到美国，又晃到上海，晃晃悠悠做了二十四年寄居客，倒想跟我从长计议？我心里是那样想，但话还说得蛮漂亮，说我多么喜欢蓝宝石，说它是最朴素最低调的瑰宝，所以我喜欢它远超过钻石。

我现在也能看懂杰克布的笑容。哪一种是在笑我满口胡扯，哪一种是笑我胡扯扯得动听，他不相信，但是他爱听，等等。他看着我把戒指在手指上摆弄，让八月底的夕阳投射到那一滴海水般的蓝石头里，脸上就是享受我胡扯的笑容。他可是把我看得太透了，我在唐人街专门挑最大的钻戒试戴，跟表姐们说发了横财一定来买它的情景，他可没忘。他用一个月的薪水，逛了所有旧货店，买下这枚戒指，是倾其所有。

喜欢就好，他说。

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间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位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位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地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住，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1933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之一……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铺子后面是个天井，摆开四张小桌，顶上有葡萄架，中央有一口井。这里是消夏的小天堂，井边吊下一个木桶，木桶拉上来，取出水凉的瓜果、啤酒、汽水。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着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颌，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样的侧面轮廓。紧接着，彼得的妹妹、父亲都从人群里一一浮现。装束讲究的寇恩家成员在向每一个人昭示着，他们有过怎样辉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医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头了。

我在人群里东钻西钻，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发现我。这个难民大营地对我有利，几百张上下铺可以障眼，所以他们陪着男女明星往外走时，没有看见我。

出事就是在话剧上演的夜里。我原先和彼得约好，十一点在他办公室见面，可我被杰克布绊住，只能让他空等。回浦东的渡船已经停了，杰克布提议在汇山路一家小客栈住宿。这家客栈的老板是苏州人，对犹太难民很照顾，一些刚到的难民还没租到房子，他提供低价客房，所以德文、英文都能说几句。老板用英文说房费涨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杰克布说那是应该的，米价涨了那么多，老板也是天天要吃大米饭的。老板说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现在天天吃大米粥就是福气，偶尔还要吃珍珠米粥。一边说闲话，老板问道：有证件吗？

杰克布掏出他的假难民身份证时，碰响了他衣袋里的钥匙。没有比这天夜里更好的机会了，我可以很容易就拿到钥匙。最迟后天，我和彼得就可以离开上海。

老板找出许多话来聊天，其实是想细看身份证上模糊的字迹和照片。杰克布抱歉说，洗衣服不当心，证件在肥皂水里稍微泡了泡。老板转身把身份证放进了柜台内一个办公桌的抽屉里。

杰克布对我的耳朵悄声用英文说：怕我们夜里偷偷跑了，赖掉房钱。

老板听懂了，笑着说并不怕我们赖账，而是怕违反日本人刚定的新住店规矩。一旦日本人来查夜，会首先在柜台查看住店人的证件。

常常有犹太难民来住宿？杰克布问道。看他的样子又要热情搭讪了。

老板回答了几句英文。我慢了半拍的理解力翻译出来是这样：对呀，难民营一屋子几百人，小夫妇们没法过夫妻生活。老夫妇偶尔也会来的。有时他们住店的钱不够，他就给他们打很大的折扣。

老板从一大串钥匙里取出一把，尾巴上拴的布条上写有房间号，又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条毛巾、两双木拖鞋、一只便盆，说：喏，都消过毒的。

我们刚要走，他又说：不过像你们一对这样，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我第一次接待。

我们没听明白，请他再讲一遍。

他刚说完第二遍，杰克布哈哈大笑，说：我妻子怎么惹你了，你要中伤她？把她说成日本人。

然后他搂紧我的腰，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不用告诉你，我再一次做了长长的、大汗淋漓的牺牲。然后我躺在熟睡的杰克布旁边，感觉到时间在我太阳穴里敲打，一分一分，微微疼痛地过去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牺牲太大了，把这个杰克布带到危险的上海，让他陷在他那些不可告人的危险活动里，也是牺牲。还有彼得，我的小彼得，不得不去冒囚禁杀头的危险去偷贩盘尼西林，囤粮欺市，多好的一份品行，也给牺牲了，我不成功对得起谁？

杰克布听见我悄悄起床问我干吗。我说我受不了便盆，要去走廊尽头的厕所。他说当心一点，谨防厕所没有灯。后面两个字在他嘴里含混了，再一听，呼吸又扯得很长。我站在那里，黑暗渐渐淡了，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家具的轮廓浮现出来。杰克布的喘息声又深又长，气息从嘴唇吐出时，轻微地爆破一下，类似活门的声响。世界上竟有如此酣熟的睡眠。下面的一切，我做得近乎完美。就是换了彼得来做，水平也不会更高。

我在走廊辨认杰克布那串钥匙环上的每一把钥匙，然后摘下那把半圆形匙头的。等我把钥匙轻轻放回杰克布的裤袋，海关大钟敲了十一下。一桩长达十分钟的偷窃终于完成。杰克布睡得还是那么好。我再次走出门，在走廊里扣好纽扣，系上鞋带。快要到楼梯口时，我用手指把头发理整齐，又从皮包里掏出口红，抹了抹，一边在想，这个钟点抹口红真不是个东西。

走到柜台时，看见守夜的是个年轻男人。我留了张字条，写了几句话给杰克布，大意是告诉他我回家了，怕我继母担心我。

我皮包里剩下的钱只够付黄包车费。我不知道心急火燎往家里奔是奔什么？也许预兆这东西是存在的，但当时我只想快快回家，快快洗个澡，把麦秸上的一夜、客栈里的半夜，通通洗下去，把自己再洗成彼得的。不洗，我自己都没法和自己相处。

那个夜晚是必须清清楚楚告诉你的。那时上海还没有这么热，离现在热门话题所说的全球变暖还早。所以1942年8月30日的夜风一阵一阵过来时，凉得激人。我到家刚洗了澡，电话铃就响了。午夜的电话都是不能接的，一接肯定没好事。果然，世海万分紧急地请我立刻去找彼得，有个受重伤的垂危的人急需救护。

我问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他的声音和萨克斯管混在一起。

他在我家附近一个舞厅里，用的是公用电话，趁着红男绿女的笑声把消息传递过来。我们的英文对话让凯瑟琳和顾妈听去，大概是小两口的无聊斗气。

我说我疯了吗，半夜十二点去把彼得叫出来。

接下去温世海拿出了另一种腔调。他说彼得不敢不救这个人，因为他就是盘尼西林的买主。彼得从他手里赚过多少钱，好几个人都清楚。

我说他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搞讹诈算什么抗日好汉！

我把电话一挂就上楼睡觉去了。五分钟左右，我卧室的窗户被一颗小石子击了一记。我怕凯瑟琳和顾妈听见，在第二颗小石子打上来的时候，匆匆套上衣服。

温世海一见我便用英文说：May姐姐，你不愿被牵连进去，就把彼得·寇恩家的地址告诉我好了。

你去见鬼！我怕什么牵连？你不是早就牵连了我！我的美国平民英文又快又侉，揭他的短：曾经把抗日宣传品藏在我的阳伞里，又在吃不消拷打时把我介绍给了日本宪兵。

我们是迫不得已来求助你的。

这时我才看见马路对面还站着一个人，身后停着两辆黄包车，车夫当然是他们的同志。我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你们为什么不送他去急救室？任何医院都有急救室！

如果能送他去急救室，我会来这里求你吗？

你这是求？你在绑架我！

那是你的理解。

我只好跟他们一块往虹口去。两辆黄包车开始飞奔，温家小少爷坐在我左边，眼睛看着我，好像说只要我狗胆够大，敢跳车，他会露出好汉本色，对我拔出手枪。

快要到外白渡桥了，世海把手枪往身子下面的坐垫里一塞，伸手搂住我的腰。日本兵搜身时，世海和他的那位同志的鞠躬和日语都非常正宗。日本人眼里，我们一行无非是上海滩的纨绔男女，对此类男女，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可以做我们的主，谁来了谁去了都不碍我们的事，一样的夜夜笙箫。

过了桥我们的英文对话又续起来。他说这个伤员是日方通缉的新四军军官，在上海领导地下党为新四军搞募捐，买药买兵工设备。十点左右他们正从苏州河起航，被鬼子的巡逻艇发现。牺牲了两个新四军，那个军官也负了重伤，但在几个同志掩护下逃了出来。两船的药品和枪械修理机床，以及一些初步实验成功的特殊武器，落到了敌人手里。局势非常严重，也许紧接而来的是全城范围的大搜查，因为日本人发现居然有人在上海开抗日兵工厂。

这事杰克布知道吗？我问。

我们找不着他，世海答道。

整个事端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头绪。温世海这个小抗日英雄把杰克布拉入了抗日武器的秘密制造。他们用了犹太难民的精华，比如罗恩伯格的技术发明，杰克布的社交周旋能力，把相当先进的军工产品输送给了抗日力量。所以下面我不是用提问而是用推断把细节侦察出来的。

那种燃烧油膏做的燃烧弹摧毁力很有限，我说。

如果一个班的鬼子在睡觉，扔一颗进去，能烧伤一多半，他说。

主要是烧仓库、停泊的飞机，比较好用，我说。

那倒不见得，袭击火车、运士兵和军械的卡车，都很好用，他说。

我心想，原来杰克布整天就在忙这个。

罗恩伯格在你爹地的公司搞出这项发明，看来是间接地反法西斯了。

罗恩伯格和我爹地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派了什么用场。

真不知道？

我爹地是真不知道，罗恩伯格是不愿意知道，所以请你帮着隐瞒。

我也不愿意知道，所以等于不知道。

温少爷呵呵地乐，一派久违的顽童感出来了。借着路灯一看，他上下眼皮那些未老先衰的皱纹全没了。过去他只是没找到有劲的事做，才会没长大先长老。

凌晨的路好走，我们很快就到了彼得家的弄堂口。

温世海把烟纸店的窗子敲开，说是要付双倍的钱打电话。

我拨通了彼得家房东的电话号码，用英文堵住他的啰唆，请他务必叫彼得·寇恩来听电话。三分钟后，睡意蒙眬的彼得来了。

我说：听着，彼得，我被绑架了。

什么？他下了夜班，刚睡了一小时，一定以为噩梦成真。

你马上到弄堂口来。

……要我给巡捕房打电话吗？

彼得呀彼得，这种时刻还向我讨主张。

你到弄堂口来，什么都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把枪口顶在我脊梁上的是温世海。他们需要你的救护。

伤在哪里？

我看了一眼世海，他飞快地指指肝部。我对着电话筒说：肝。

叫他把能堵塞上去的东西立刻堵塞！衬衫、棉衣里抽出的棉花什么的，压住！以免失血过多！我这就下来！

我鼻腔酸胀，两眼泪水滚烫：彼得这么在乎我。他上了钩，就因为在乎我。

世海的那个同志始终没吭过一声，此时说：你俩别动！他不是本地人，听上去带常州口音。看不清他的年纪，但从他动作的敏捷程度看，惯于非侠即盗的生活。他横着身屈着腿，紧贴楼房的一溜门洞跑过去，跑得比我这样的人正常短跑还快。然后，他脊梁贴在彼得家门洞的旁边，身体贴得又薄又扁，都贴没了。他两手都拿着手枪，枪口一只明一只暗，明的对准即将出现的彼得，暗的把可能发生的突变都罩在里面。

我和温世海等在弄堂口的黑影里。世海那支枪对着我，我耳语说他别一慌神走了火，真把我毙了。他耳语安慰我说不会的，枪保险关着呢。

门一响，彼得走出来，正在愣神，双枪大侠已把右手的手枪抵在他后腰上。我在黑影里看得清清楚楚，彼得的双手飞快地举过头。

我用上海话骂了温世海一句：下作坯，求人家救命动枪做啥！

我的一声骂让那位大侠火了，一支枪口马上指向我。

彼得两手举在耳边，头半耷拉着。他已明白温世海并没有受伤，而他们挟持我和他，想必有更危险的目的。

他们把我们押到里弄口，我还是跟世海乘一辆黄包车，彼得旁边坐着那个双枪好汉。

车跑起来后，世海的手在口袋里弄出一声响，是金属的碰击声。我用英文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关上手枪保险。

我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释说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们同志之间也不敢完全信任。现在他真的把枪保险关上了。

也就是说，刚才在弄堂口，他对准我的枪口，果真卧了一颗充满杀机的子弹。假如我朝还没出门的彼得喊一句：别出来，这是个圈套……那颗子弹也许已经在我正冷却的身体里了。世界上刹那间转变的敌与友、亲与仇、生与死还少吗？1938年11月，那个犹太青年在法国向德国领事馆三等秘书开枪的刹那，给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实，导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温家小少爷的一颗子弹，险些划时代地改变了我们的亲、仇关系。

到了毕勋路，我看见一辆马车停在犹太医院门外不远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把另一个人抱下来。彼得动作也飞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脉搏，检查他的枪伤。

他对温世海说：要手术。我没办法手术，没有执照。

温世海跟那个双枪大侠小声嘀咕了一句，又回过头对彼得用英文说：有没有执照我们不在乎。

彼得说：我在乎。没有执照，就是技术不过关。

温世海又从大侠那里讨来了指示：过不过关都得做。

然后彼得改口说了一句德语。世海犹豫了一下，让彼得再说一遍。他听德语的时候脸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这样就可以离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说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强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简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门铃被按响了。门房是个中国汉子，把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打开，问道：啥人啊？

双枪大侠右手的手枪已经捅进那个方洞。常州话被他一说，毫不软弱：出一声就打死你！

大门被拉开，常州人先进去把门房绑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后把我们放进去。穿过冬青树通道，就是主楼。楼上只有每层的医护值班室亮着灯。虽然在枪口的逼视下，彼得依然冷静地向这一行人打手势，让他们闭住嘴，放轻脚步。

就在我们进入一扇大门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语问了世海一句话。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话。

温世海这次是用德语回答他的。俩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得轻轻地推开门，下巴向里面一摆。人们一点声响也没有，飞快地沿着走廊小跑。

我赶到彼得旁边，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这样就好了许多。我们非得这样定定神，压压惊。

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筒，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至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

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

那一枪打在哪里？

打穿了动脉。

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

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住，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别，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飘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ⅩⅥ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8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辆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汇山路的小客栈还在睡懒觉。昨天见过的店主在柜台后面看《申报》，手里拿着个苍蝇拍子。他一见我，嘴猛一张。我知道这一夜的惊魂未定都留在我的脸容上。

杰克布先生大概还在睡……老板说，没有看见他出来。

我一边请早安一边往楼梯的方向走。他还礼的话还未落音我已经上了楼梯。

杰克布已经走了。毯子乱七八糟，木拖鞋东一只西一只。他一定走得很急。是知道那个新四军军官受伤和两只装着他工厂产品的船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消息之后走的。杰克布这时候会在哪里？在浦东？该转移的要转移，该藏的要藏，够他忙的。

我在枕头下面找到了戒指。昨夜我是否在上床时摘下了它？一点记忆也没有了。你肯定听说过弗洛伊德的“记忆的防御性”，人的记忆有一种防御功能，它会把不愉快的记忆过滤出去。

房间还有一股杰克布的气味。为了和我约会，他往身上洒了过量的“科隆4711”，所以你能嗅出昨夜在此留宿的是个花花公子。

浪子和他的女人在这床上缠绵了小半夜。在他心目中，那小半夜已载入他的私密史册。之后，他东渡黄浦，投入大行动去了。

我下楼时想，昨天晚上是我今生最后一次见杰克布。这想法把我定在一级楼梯上。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是报纸翻动时那种特有的刺耳声响。

老板从《申报》上露出梳得油亮的分头和笑眯眯的眼睛。

这里也能叫咖啡的。要送到侬房间去吗？老板说。

我说谢谢了，我丈夫已经去公司上班了。

他问我是否要结账。我说带的钱不够，能否用物件抵押。一颗蓝宝石戒指丁零一响，落在木质柜台上。老板的双手赶紧一挡。

No，no，no，请侬收起来。我店里不能扣押任何值铜钿的物什。我可以等的，不要紧，侬啥辰光有钞票啥辰光送来好了。不急的，噢。

我知道我的脸红透了。老板已经回到报纸后面，只让我看他的头颅两侧，雪白的发根已经在漆黑的头发下面露出。是个不年轻的老板，小心翼翼经营一家客栈，每天有多少像我和杰克布这样的人要应付，稍不当心，就会让全家湮没在粮荒中。

我跟老板又道了一句谢，说一定会在天黑之前把房钱送过来。老板说他相信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太太，又连说了几声“不急的，噢”。

从虹口步行回家，看见凯瑟琳一身正装，长旗袍、高跟鞋，头发高高绾起，正在招待一家杭州人看房子。一看就知道是杭州乡下富豪，“有钱不如砌在屋上，有金子不如镶在牙上”的那种土财主。一家子从老太爷到老太太，再到少爷少奶奶，阵势庞大，把我这个房主挤得没处立足。老太太和少奶奶都是浑身珠宝，像一个个移动的微型首饰店。他们用乡土音很重的话，批评地板太老，玻璃窗太多——冬天会多冷啊？生炭火盆会多费炭啊？

我走到凯瑟琳身边，问她能不能给我一些钱，我有急用。

她马上抹去温婉的笑容，把一张愁苦的脸转向我，说：要多少钱？

随便，我说。

你稍微等等。他们走了再讲，好吗？

她的脸越来越愁苦。现在这所房子里的三个女人，一提到钱就是这副愁苦面容。

卖房子的钱还没到手，大家已经把它给花透支了：有一份给我，其余的凯瑟琳要买一套石库门房，还要给我父亲带一笔钱到重庆去，为他治病买药。最后，要留一小笔钱给顾妈（这是在我的坚持下做出的决议）。

乡村富豪一家轰隆隆地走上楼梯。老太太批评楼梯的每一格太陡，一步一步伸长腿——谁有那么长的腿呀？又不是鹭鸶！少爷说，这房子是洋人盖的，洋人的腿不就跟鹭鸶一样吗？搬进来把楼梯重新做好了，少奶奶说。少奶奶是批评最少的，大概看在离此地不远的小都会舞厅和大沪舞厅的面上。这些进了城的少爷少奶奶都会恶补大都市的功课，各种娱乐场所都看得见他们。

老太爷问凯瑟琳，房子是什么时候造的。

凯瑟琳微笑着说她不清楚。她的样子像静安庙会货摊上卖绣品的女子，抛头露面做生意是迫不得已，因此羞怯得很。

我说：1899年盖的。门口的台阶下面，有块砖上刻了年月日，就是房子落成的日子。

凯瑟琳的锋利的目光向我一剜，划痛了我。

老太爷说：哦哟，这座房子高寿哦！

我这才知道自己嘴快，又帮着买方降了降价。我们卖房的广告登出去很久了，买主都像是看透我们的经济窘迫，迫不及待等钱用，一个比一个压价压得狠。上海现在肯出好价钱买房的只有三种人：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富豪、黑道人物、日本人。黑道人物看不上我们这样的老旧失修、面积窄小的洋房；阔气点的乡村富豪讲究门面，也看不上它；日本人呢，我们是不卖的。他们在中国占了太多也毁了太多，我们这一小方土地，就不跟他们客气了。所以先后来的几家日本人，都被告知已经有买主在商议价钱了。

乡村老财一家看见楼上书房放着一个铅桶。

漏雨漏得蛮厉害，少爷说。

凯瑟琳说还好还好，屋顶上的排水管刚换过，大概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瓦太老了。雨大风大，把碎瓦冲到水管里，水就流不出去了，少爷说，换换瓦要不少钞票的！

他们每个批评都把房价往下降一截。一个小时不到，房价眼看落了三成。三位伯父买下的一小方国土消失起来多么快。

四世同堂的买主一出去，凯瑟琳就对我说，父亲已经到达重庆，住进了医院，马上就要把钱给他带过去。

书房里所有的书籍、文稿都从书架上进入了纸箱里。凯瑟琳和顾妈一定熬夜完成了这桩工作。一部分书籍要卖掉，另一部分将寄放在凯瑟琳父母家，垫箱子垫床腿，或者放在阁楼上让老鼠磨牙。

她说：你“大的”会责怪我的！一定要怪我不拦住你，让你在外面过夜！

我说：我会跟他讲清楚的。

兵荒马乱的，你电话打一个回来也好啊。马路对过那家邻居太太问过我，到底侬结过婚没有，总是看到你夜里很晚出门……

我给了她一个她熟悉的“Shut up”眼神。

随你便。你老大人了，我管也管得苦死，侬听也听得苦死，现在好了，房子要卖了，大家各管各。

我把巴掌往她面前一伸：钞票给我。

啥钞票？

你刚才叫我等等，等买房子的人走了再给我钞票……

我哪里来钞票？就是今天把房子卖掉，总不见得人家今天就把钞票数给我！

能使凯瑟琳和我之间一刹那转变敌友关系的就是钞票这东西。任何时候只要这东西介入，你发现她面前早就竖起森严的城墙，剑拔弩张，把你矮矮地置于墙下，把你变成徒劳的攻城者。让我火大的是，我从来没想要攻她这座城。或者说，她从来看不出我赤手空拳，满心懵懂，怎么就值得她那样森严防御。

我一句话也不说，从她的城墙下调头便走。我从柜子里翻出两件衣服，用丝巾把它们包好，飞快地下楼去。我的脚步声在凯瑟琳听来，一定是撤军的鼓声。

这回我典当的是我仅有的实用衣服：两件质地精良的羊毛衣。它们应该值点钱，至少够我去汇山路的客栈把杰克布的声誉赎回来。

我把两件毛衣放在当铺的柜台上。这是跑马厅附近的一家小当铺，玩儿赌马的人疯起来什么都当。店员里外翻动着一件黑色、一件米色的细羊毛衣，没挑出毛病，然后便唱戏似的把羊毛衣的质料、新旧程度、颜色一一报给里屋的账房。唱到“Made in Italy”时，我心里一抖。不久后，一双陌生的手会翻弄着毛衣后脖领上的商标，两束来自陌生眼睛的目光照射在上面，顿时热了：哎呀，意大利货呢！正像一年前，我跟表姐们逛旧金山富人区的“联合街”时，在一家旧货店发现这两件意大利旧货。当这两件从属过多位主人的毛衣包裹住一个或老或少的陌生身体时，我会在哪里？和彼得在远洋轮的甲板上，脊背朝着葡萄牙脸朝着纽约？或者更走运些，已经成功登上了新大陆，住进了曼哈顿或皇后区的小公寓？……等那或老或少的陌生身体把它们穿旧，肘部磨薄，袖口脱线，终于不得不把它们拆整为零时，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叫另外一个名字。跟现在这个叫May的人，以及和这个名字相连的人物、事物早就断清了。

店员终于发现了一点美中不足：米色毛衣领口的一粒小纽扣线松了。这是微不足道的瑕疵，我一分钟就能补救。店员却说那可不一样，用其他线来钉牢这颗纽扣就会暴露它有多么旧。他红口白牙又把可怜的价钱杀下去两成。

我没时间和精力争什么。梅辛格和日本占领军的“终极解决方案”正在最后完备每个细节。明天晚上，一艘前往澳门的船就要起航，那上面必须要有我和彼得。我要让梅辛格刀下留人，哪怕只留下一个彼得。我对店员说：你说值几钿就值几钿。

我口袋里揣着当铺里来的钱，急匆匆穿过人群。上海到处都是人群，你慌他不慌，没钱却有的是时间。人群是在等跑马场开门。许多锡克大包头在礼帽和草帽以及千般百种的仕女帽上面浮动，不时转动方向，或急或缓，看看有谁在趁乱干见不得人的事：卖走私品、拐带小孩、手伸进别人口袋或伸到女人身上……上海是这么个大地方：视平线之下，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在发生，难怪各国商团和宗教界为这个城市的道德行为操碎心。曾经各租界的联防军动不动就要在跑马厅大操演，给视平线以下的活动者们点颜色看看。

从人群中钻出来，我握住钞票的手发潮了。顾妈在我十二岁时就教过我：碰到人多的时候，谁碰痛你都不要去管它，不要去张望，因为你一张望，或者寻两句相骂，钱就到人家手里了。

我跳上静安寺至虹口靶子场的电车，过了外白渡桥就跳下车，然后蹬着两只半高跟鞋小跑。跑什么？我不清楚。急于让客栈老板收到房钱，早一点打消对杰克布（以及犹太人）品行的疑惑？踏进那家小客栈，老板正在门口打苍蝇，我把钱交给了他，他马上把杰克布的假身份证还给我。

老板说：再来哦。以后手里不宽裕，也没关系，房钱好说，噢？

我脸红了。

谢天谢地，幸亏这辈子替杰克布收拾此类尴尬残局的人不是我。往回走时我又想，还不知是哪个女人，将会长久地跟在杰克布·艾德勒后面，还这种或那种债务。

太阳虽然在云层里，却不妨碍它升温。我沿着汇山路往回走，黄包车夫们在我身边慢下来，看不到希望，又快步离去。外白渡桥下一声声船鸣。我突然记起客栈老板最后的告辞：再来哦——

不是再见，而是“再来”。

那是一家不错的客栈，但老板不会看见我“再来”了。

我走到桥中间，一个年轻男人从后面超上来，然后在离我五六步远的地方转过身，接下去就飞快地倒退着走。非得职业摄影师才能倒退着走得那么快。他笑着说：密司，我给你照张相吧！快门和他的话一齐落音。

我愣住了。

他说：笑一笑！我跟了你一阵子……我特别喜欢照相……我不是坏人！

他最后这句自我介绍让我笑起来。我们俩之间的坏人是我。我怀揣着阴谋和窃取到的他人护照，准备消失到一个永久的阴谋中去。这是一个阴谋者消失前的最后形象。

我真的不是坏人！他一再地阐明。

我又笑起来。他要知道我是个坏人会不会掉头就逃？

我以为你不会笑，你是我看到的最忧悒的人。摄影师由于我会笑而大为惊喜。我就是特别喜欢照相，没别的意思。假如你有空，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照的相片，就在我的摩托车上放着。他指了一下桥的那边。

他看起来有的是空。包罗万象的大上海，也包罗着这样猎取图像、形象的公子哥。我丧魂落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成了他的猎物。

1942年8月30日的上午，某个玩摄影的公子哥无意中跟踪、猎取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形象，作为May的最后一个形象。这可是了不得的一天，所有的阴谋，大大小小，都在云层里水波里弹膛里脑海里煨煮，一点点煮到火候；一切都在趋向开锅。

我向摄影师道了歉，向西走去。

凯瑟琳说杰克布来过电话。我马上在门口呆住，一只脚跷起，两手正在脱鞋。

他电话里说什么了？我问。但同时心里苦笑，说什么凯瑟琳的英文程度也懂不了。

没讲啥。

至少讲了他还活着。我心里说，那只跷着的脚落在地板上。顾妈在厨房里做午饭，泡饭溢出焦煳的气味满房子都是。自从她知道这房子里的三口人都要走上不归路，焦煳泡饭的气味常常从厨房冒出来。

剩下的时间，我全部用来清理东西。能给顾妈的我都给她了，除了晚礼服之外，她也都接受下来。从十二岁到现在有多少东西要处理？有多少东西不能落入陌生人之手？每一张纸片都要仔细阅读，我不能让陌生人知道我仇恨过父亲、凯瑟琳、凯瑟琳的父母。我也不能让陌生人知道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的暗恋：那些中国、法国、美国、英国的电影银幕上的男子。当然，还有一次次无后果的情书互递，生日祝贺……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证据，不需要毁灭。我理解英国人美国人撤离之前，全上海的黑夜里那一蓬蓬焚烧证据的大火。

把该烧的烧完，我突然想到，杰克布这一会儿回来我该怎么办。他若回来晚一步，发现再也找不到我，会怎么办……顾妈把一堆灰烬装进铅桶，每弯一次腰或屈一次膝都发出关节炸裂的声响。她留在都市，或回到乡下，这样“噼噼啪啪”的还能卖多久苦力？

什么叫做“惶惶不可终日”？那天的我就是最好的写照。

直到车子在菲利普家门口停下，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打着造访的幌子来探消息的。或许从罗恩伯格那里，会有关于杰克布和浦东工厂的消息传到温家。

温家的女佣告诉我，主人们都去龙华殡仪馆了，因为世海少爷死了。用人没有跟我谈下去的意愿，马上就要关门。

我抵住门，不让她关。我记得女佣中有一个是世海的乳娘。

什么时候死的？

不清爽。

怎么死的？

日本人打死的。昨天把尸首从浦东运到殡仪馆的。用人眼圈红了。

我赶紧转身，走开。这位女佣一定是世海的乳娘。我怕她当着我“哇”一声哭号起来。我心里还不乱还不吵闹吗？

杰克布怎么也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坐卧不宁，几次出现幻听，听到电话铃响起。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了。我关上了两只皮箱，全身压上去，才把锁扣住。

房子里都搬空了。凯瑟琳还是能干的，把家具寄卖行的人请来，估了价，半天就把这个家搬成了空壳。这里那里还有些漏到毁灭之外的小物什：一根少年时代的发带，一颗找了几年的水晶纽扣，两张我作弊藏在地板缝里的扑克牌……每个年龄都留了一点什么证据，真是没办法，一所老房子都不肯轻易忘却，不肯轻易另外从人。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一听是彼得，我大失所望，一直牵挂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呀。彼得有一生够我去牵挂呀。

晚上有事吗？他问我。

嗯……

去放松放松。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上海。我马上来接你出去。

彼得不管我的反应有多消极，决定要在告别上海的前夜做一回上海人。他也累够了，勤勉够了，乖够了，稍微坏一坏，不枉来一回上海。

他的脸虽然是那种疲劳过度、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苍白，那种冷调的白，但他神采飞扬，动作过猛，发射着神经质的能量。有点像杰克布在设想一项大计划，或思考一个抽象大主题，比如“迫害”时的状态。

我们先去国际饭店吃晚饭。走到楼下，彼得犹豫了。花这么大一笔钱吃晚饭，他下不了手。我自告奋勇，带他到了福州路上的得和馆，让他吃一次上海本帮菜。福州路上的馆子我和杰克布常来吃。得和馆的老跑堂眼尖，马上上来招呼，管彼得叫“艾先生”。

彼得问我“艾先生”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杰克布·艾德勒。彼得不过是提前一天做了“艾先生”。

彼得问我是否和杰克布常来这里。我说来过两三次。他失神了，玩味着我一手操办的这桩掉包计到底有多么不堪细察。细察的话，这家考究的菜馆没有一碟菜你敢吃。一旦有了新名字、新身份，我们会自新的。自新的我们，会对新身份的来由失忆，或者，当一个玩笑，偶然提及。新身份下的我们有多少新的事务去忙？安家立业，置房产，选家具，生孩子……

彼得，我们的第一件家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要转移他的神思，让他浪漫起来。为了浪漫，一切牺牲都情有可原。

他微微一笑。

为了把它装进皮箱，我把许多衣服都扔出去了。

他“嗯”了一声。

看来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祖母为你做的那条床罩。我们俩的第一件家当，对不对？

现在我也觉得浪漫是件挺吃力的事。它像是舞蹈，长期不练，就失去了自如和自在，再想轻歌曼舞，只能是造作和窘迫。

这时彼得跟我说，他要去打个电话。馆子的电话在柜台上，而我们坐得离柜台不远，所以我听他吃力地用上海话跟对方讲着数字。最后终于讲不下去了，向我求援。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把谈话主旨告诉了我。最后一批大米还没卖出去，他要这人在卖出去之后把钱交给他的父亲。

我按他的意思把话传过去。那边的人说：请你问问寇恩先生，中介人要提成两成半，涨了一成，怎么办？

彼得一听，拿过话筒，用跑了调的上海话说：甩掉中介人，跟店家直接接上头，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回到餐桌上，彼得对我说：我们走了之后，家里还有一点收入。

菜上来了，我向跑堂要了一副刀叉。老跑堂话多，把刀叉摆上来时，用洋泾浜英文说：艾先生会用筷子的呀，今朝怎么要用刀叉？

彼得和我对视一眼，笑笑，都笑得不开心。

吃了饭走出来，福州路上的妓女们开始上班了，彼得和我手牵手，仍然不时让妓女们撞撞肩，碰碰屁股，或者甩一两句俏皮话。彼得看着这个妓女比电线杆还多的地方，目瞪口呆。

此刻正是“夕阳西逝，怒马东来”的辰光，外滩和江西路各大楼里闷了一天的男人们不守法规，开车的，乘马车的，一齐杀向福州路来寻欢作乐。

我牵着彼得的手，一路把他拉到南京东路的一个弄堂。老远就能看见霓虹灯广告“娜塔莉法国理发厅”。店主是俄国女人，会说几句法语。

我看着俄国娜塔莉的手在彼得头上变戏法：一层层的颜色，一层层的布单子，她嘴角不断地换着烟卷。在她脚下有了一堆烟蒂时，布单子下冒出了深栗色头发的彼得。

镜子里，彼得以他两年前的无辜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走上前，朝娜塔莉比划着。叫她修一修这里，剪一剪那里。短一点，薄一点……杰克布护照上那张相片，也是在我操控下照的，我也像现在一样，亲自下手。那时是仿照彼得重造杰克布，现在是仿照杰克布再造彼得。

九点钟，我们回到静安寺大街。一条大街上有许多家舞厅。大华舞厅的舞女是上过小学甚至初中的，会初级英文。我向彼得介绍一家家舞厅的特色，从杰克布这个活的“上海娱乐大全”那里获得的一知半解，我此刻毫无保留地贩给了彼得。

彼得和我先在酒吧的高凳上坐下来。舞女们还在热身，表情和动作都还有些腼腆。喝了两杯红葡萄酒的彼得有点浪漫了，不再那么神经质。

菲律宾乐师们把《蓝色多瑙河》奏出了热带风情，一个舞女发出高音阶的大笑，气氛悦浪起来。

彼得的长腿从高凳上戳在地板上，看着我：可以吗，亲爱的？所有绅士都用这句话把他们的女伴邀下舞池。

杰克布会说：你会请我跳个舞吗？或者：我才不会跟你跳舞呢！一面说着，已经一把将我拉下了舞池。还有一些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就开始浑身不安分，已经舞起来，舞着舞着就已经在舞池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舞得形单影只，一把扯下个舞伴，再一看，这舞伴是我。这就是我们咯咯笑着，放浪形骸的时候。

彼得舞得很秀气，热烈也是规矩男人的热烈。十点钟一过，灯光开始挑逗，你眼前是飞旋的走马灯：红的嘴唇，白的牙齿，斜翘着的雪茄，捧住丰满臀部的毛森森的手……

我的额角抵住舞伴的肩，想着上海的种种好处。想着汇山路上客栈老板的告辞：“再来哦！”那个客栈的房间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有时间在记忆中好好地打量它了。它非常小，墙壁漆成苹果绿色，一对迷你沙发，是深绿的，搭着白麻布抽纱镂空垫子。床上有帐子，床头柜上的两盏台灯吊着一圈白色流苏。非常娇嗲的小屋，跟外面的战争、饥荒对峙，谁在笑话谁也不得而知。一看就是老板投其所好为犹太难民们布置的蜜月小窝，让那些辛苦赚钱的情人或夫妻在这里忘怀地夫妻一场。

换了一支快节奏的舞曲，全场起了旋风，一条条裙子盛开怒放，长头发短头发成了兽鬃……彼得全力以赴地舞动，你看得出他是下定决心要找乐子。今晚他在认真地让自己做一个吃喝玩乐惯了的人。

我对什么都马虎，跳舞也马马虎虎。尽管如此，我应付专注的彼得还是绰绰有余。玩和乐属于生性马虎的人，所以我在别人眼里，什么都玩儿得不错。

苹果绿的小屋却非常凉爽，杰克布的身体于是便非常地烫。他的肩头，留着牙齿咬伤的疤痂。一盏台灯没熄，杰克布的面孔还是个花脸：疤落掉的皮肤全是粉白色，和那常常暴露在浦东太阳下的深色肌肤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花脸使我再次咬紧牙关，抵制心里由远而近的温柔。我必须抵制无耻的人性本能，抵制低下的荷尔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要偿还的！你在我身上寻欢作乐，你将会知道代价有多高昂：梅辛格和日本人的屠杀包围圈正在合拢，你会作为难民彼得·寇恩留在包围圈里……

我偷到了杰克布·艾德勒的护照，我才不会为此负疚。嫖娼一夜还要付十元大洋的——那种会英文日文的高级娼妓。

不过客栈的小屋是很难忘的。就像那些旧金山灯塔礁的落日，那些斯丁逊海滩的下午，那些总是伴有争吵斗气的对话，那些过后必定引起自我厌恶的自我放任，那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有关“迫害”的闲扯。跟杰克布在一块儿，除了他这个人该被狠狠遗忘，其他都将是难忘的。

舞厅的鼎盛时光到来时，我觉得我把杰克布忘得差不多了，但彼得在一曲未终时突然停下舞步。他的强健理智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都有极大益处。

他把我送到家门口，转身离去。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一生的时间用来恋爱，所以不必图眼下的缠绵。

他走出去三四十米了，我又叫住他。他看我跑向他，脸上出现了早有预知的微笑：恋人们的告别总不会那么利索，总会拉扯几个回合。

我跑到他面前，说：世海死了。

什么？

一看就知道彼得也像我一样，让这消息砸得头晕目眩。

日本人杀了他，我说。

彼得喘出一口气来。毕竟他们也师生过一场，他那么认真地给世海上过钢琴课……

世海还不到十九岁，我又说。

……我正要去找他，彼得说。

你和世海约好见面？

嗯。

刚才他跟我告别时，并没有说急着要去见世海。我以为他早早离开我，是为了和他父母、妹妹有个长一些的道别。

你们见面有什么事？我问道。

彼得看着我。

我马上说：假如只是你和他之间的事，就别告诉我吧。

我又转身走去。我家的窗子全黑着。人心事多，睡得就早。

地板上铺了一张竹席，就是我的床铺。我越躺越心浮气躁。这样就消失了？从凯瑟琳、杰克布、顾妈、我父亲……许多人中消失了？这样就算交代了？似乎哪里令我不满，大大地不满。

我跟彼得约好，清晨五点钟从各自的起点出发，在码头的一等候船室碰头。我们先乘船到海宁，再被塞入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三千吨货轮前往澳门。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在码头上的咖啡店坐一会儿，吃一餐不慌不忙的培根煎蛋。那时即便顾妈对凯瑟琳说：清早我听见阿玫出去了，凯瑟琳也不会想到我已经永远消失。也许，直到我们坐上从澳门出发的远洋轮，凯瑟琳才会觉出不对头。当她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会看见窗台上放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家具卖掉后，我们都睡地铺，窗台下一张竹席，一条薄被，枕头上的凹陷是我后脑勺留下的，那一切就是我金蝉脱壳的现场。万一凯瑟琳还有机会联络上杰克布，她会用可怕的英文夹杂着中文千方百计地让他明白：妹妹不见了，留下一枚戒指……那就是杰克布付偿代价的开始。

从窗缝里传进轿车过往的声音。上海的夜生活刚刚才开始，大华舞厅正在被最正宗的夜生活派占领。我怎么睡得着觉。再说，也没有几小时可睡了，最晚四点钟就要起床。

我来到静安寺大街上。在我二十一二岁那段时间，我像所有一无用场的年轻女人一样，把自己当花养，漫无目的地绽放。因此常常是睡懒觉，闲逛，有心无心地看书，有一搭无一搭地弹弹琴，也常常昼夜颠倒，脑筋和肠胃以及血液循环，都是在夜里更功能正常。当我走回到静安寺大街上的时候，思维像暮夏的星空，十分清亮。

我一遍遍回想彼得听到温世海死讯的反应。他和世海今夜有个约会。为了什么而约会？彼得不像杰克布，后者的生活中总有我涉足不到也探察不着的灰色地带。彼得对于我是透彻的，所作所为，对我毫不设防。相反，我对于他倒是一段明一段暗，有些段落，干脆是严实封闭的秘密。我不知不觉往虹口方向走，听见“叮叮叮”的敲打声响在附近，起着回声。我几乎没有意识到那“叮叮叮”的敲打发自我的鞋跟：一对磨掉了皮垫，露出金属的鞋跟。

唯一不透明的就是他今夜和世海的约会。在给那个新四军军官动手术的时候，他和世海用德文进行的问答是什么？世海去了，假如彼得不告诉我，或者用假话搪塞我，那么它就是一个永远休想解开的谜。

我招了一下手，马路的阴影里跑过来一辆黄包车。

在舟山路上的酒吧和餐馆里打听一下，说不定能打听到罗恩伯格的住址，甚至碰见罗恩伯格的可能性都存在。犹太难民虽然有三万，但相互间直接或间接都是有联系的。

我的运气不坏，在一家德国酒吧打听到了罗恩伯格的电话。我用餐馆的电话拨了号。叫醒了一连串的人之后，总算找到了罗恩伯格。

我是May，我说，真抱歉……

没关系，罗恩伯格说，你一定知道，最近出的事有多么可怕。

我说我已经知道詹姆斯·温的死讯了。

他叫我不要再说任何话，他马上到餐馆来。

十分钟后，罗恩伯格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各自要了一杯啤酒。

世海是在浦东的车间里被日本人打死的。杰克布买通了耶松船厂的一个德国工段长，要世海把可能引起日本人怀疑的机械转移到船厂里隐藏。他原来是派世海去送这些机械，但世海坚持留在车间，把正在制造的燃烧弹埋起来。日本人进了车间，世海临时着慌，想跳窗子，中了十几颗子弹。

你知道杰克布现在在哪里吗？

躲起来了。

没有办法找到他？

现在最想找他的是日本人，当然，除了你之外。

罗恩伯格的这句话旨在制造点幽默，但在我这里似乎讨了个没趣。

你这么晚找杰克布有事吗？罗恩伯格问道。

我摇摇头，站起身。他赶紧起来为我披那条雪纺的小外套。

罗恩伯格，Bazahlen se dez？是什么意思？我从肩头转过脸问道。

罗恩伯格一时没听懂。

我又说了一遍，根据记忆调整着发音。

应该是Bezahlen sie das，罗恩伯格说。

对，就是Bezahlen sie das。

罗恩伯格说：你们会付钱吗？就是这意思，不过此人这样说可不够客气。

那么，Ja daz bezahle ich，是什么意思？我又问。

我会付的。罗恩伯格马上就翻译出来了。

我明白了。彼得两次用德文问世海：你们会付钱吗？世海回答：我会付的。就是新四军长官不付钱，世海也会设法从他老子或亲戚那里搜刮到一笔手术费，付给彼得。第二次彼得问得急切，气粗，所以可以听成，你肯定会付钱吗？或者听成：你不付钱，我手里可是掌握着你们的一条命呢。

我坐在跑得嗖嗖响的黄包车上回家，脑子和心都是空的，只有这个强硬的德文句子：你们会付钱吗？我们赶在了宵禁前穿过外白渡桥。

彼得真够胆大的，两支枪口对着他，也不妨碍他捞一笔。他冒生命危险给不相干的人做手术，捞一笔不是应该的吗？从此，彼得对于我，又是通体透明，毫无隐晦。

尾声

这一天征兆很好，不冷不热，水鸟也不像平时那么带侵略性，在太阳和水面之间优美地绕着圈。

彼得一家都跟到码头上来了。他们一个个地跟彼得说话，这个没说完，那个又想到什么了。他们的德语激烈而沉重，嘱咐了又嘱咐，交代了又交代。彼得一定是在安慰他们，一旦登陆澳门，就设法打通关节，接应他们过去。谁也无法确定“终极解决”离他们还有多远，但彼得肯定是逃出去了。彼得的母亲表情很少，人在使劲控制眼泪时就是这样面孔麻木。彼得的妹妹一直在哭。寇恩先生很想和我找话说，但双方都紧张，每个话题刚刚展开，就发现都是废话。

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吓人，一夜未眠，心急上火，舞厅和酒吧里的葡萄酒、啤酒、黄酒在下巴上催出一颗巨大的粉刺。最糟的是我的头发，像每次失策的打扮一样，我在上面抹了过多发蜡，江风把我的裙裾和帽子飘带吹得横舞，头发却一动不动。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彼得那天上午的形象。你已经在那形象上看到了一个前途远大的生意人或者是企业家或者医师……一切女人可以引以为傲的正职正派的模样。他穿了一身深蓝色西服（是我曾经从美国给他买的），打着紫红色带细细的黑色斜纹的领带，皮鞋一尘不染。两年来他没添置过新皮鞋，但他的家风使他从来不露出寒碜。

九点多一点。是上船的时间了。

我们在彼得全家的亲吻拥抱眼泪笑容中走远。

甲板上挤满了人和铺盖卷。这是驶往海宁的船，乘客都是做生意和走亲戚的。我和彼得挤到最前面，上半身从粗铁链上端倾斜出去。他的一家早就等在那里，隔了偌大一片水面还是送吻，送根本听不清的嘱咐……

彼得两眼泪水，紧紧搂着我。

你离开奥地利的时候，有送行的吗？

嗯，我弟弟那只鸽子。

没别人？

我的奥地利女朋友。

……

但愿我们尽快能让他们逃出上海，一定要让他们逃出这里……彼得的泪水流下来。

我拿出手帕，要给他擦眼泪。他狠狠地说：别擦！我母亲看见我哭，会更伤心……

我自由了，从真实的名字、身份、历史中逃脱出来，彼得在向全家挥手。我也挥挥手，朝岸上真实的那个我挥手。

彼得……

嗯？

我一直想问你……

莫名其妙地，他紧张起来。

你是不是没有救那个手术室清洁工。

他浑身绷紧，像凯瑟琳听到“钞票”那样，筑起森严的城墙。

因为他知道了你的秘密，不仅救新四军，还倒卖医院的盘尼西林？

就是救，也是徒劳，动脉打穿了。

是吗？

是！

我把目光转开，就像从凯瑟琳的“城墙”下败退一样。

轮船长鸣一声。它鸣叫第二声时，我跑到了岸与水相接的桥上。然后，我头也不回地向上海乌烟瘴气、臭烘烘的岸跑去。我应该拿上行李的，但那不重要了。我把杰克布的护照留在了我的行李里，那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向着岸跑去。把真实的我留在岸上，那可不行，尽管那个我经常遭到自我厌恶，厌恶得简直想扼杀她。岸上有我爱吃的小馆子，我爱闲逛的寄卖店和小铺，有爱说我闲话的邻居，还有我的真诚、热情、恶习和坏名声。

最重要的是，岸上有一个灰暗地带，那儿藏着杰克布·艾德勒。

我告诉你的这一段在杰克布·艾德勒的一生中，是个灰色地带。除此之外，杰克布·艾德勒的身世很著名，就不用我来述说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叫做杰克布的报业集团创始人，是人们熟知的。和这位杰克布连在一起的女人很多。在他的传记中交代过一笔的那个M小姐（就是跟他一同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那个中国女子），就是我了。只有一本传记印了一张小照，杰克布拄着手杖，旁边的中年女子两手放在外套口袋里，背景为一幢老房子，廊下晾满床单和尿布，注解说：杰克布先生于1972年回到中国上海，和他的旧时朋友合影于旧居。那中年女子也是我。所以，你可以猜到，杰克布谅解了我为彼得·寇恩所做的一切，但并不是因为他理解了我而谅解了，我到现在也不真正理解那两年我的感情是怎么回事。背叛和热恋，我在之间疲于奔命。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我。当然，我是谁，对于世界和你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在1941年，有个中国女子把杰克布·艾德勒带到了上海，此后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成全，似乎是这次来上海的偶然后果。但任何偶然都不会偶然得那么纯粹，都包含着必然。

后来得知，彼得·寇恩真的成功地作为杰克布·艾德勒，登上了自由女神身后的新大陆，我为此偷偷地开了一瓶柠檬汽水，代替香槟。

我和杰克布·艾德勒最终没有流俗地做幸福夫妇，他很遗憾这一点。其实他该庆幸，我是个没长性的人，正像我父母说的，干什么都凭兴趣。

假如我为你想写的杰克布·艾德勒贡献了一点儿什么，哪怕给了你一个并不重要，但很不同的角度，我很高兴。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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