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儿事（腾讯大家）

腾讯大家 著

中信出版社

爱写作，爱自由

“腾讯·大家”自上线以来已经走过近三年历程，一直以“洞见、价值与美感”为标尺，给读者提供当今中文互联网里最熠熠生辉的文字，这些文字，也是这个乖谬时代里最富洞见的记述与明证。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办“腾讯·大家”？我们知道，中文互联网每秒产生的信息量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的数百倍，大部分信息如流水一般逝去，只有披沙拣金之后，才能将那些最富洞见、最有价值并洋溢着美感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腾讯·大家”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产品。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洞见、价值与美感？因为我们在写作，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价值与美感，甚至，这是我们的全部。

有的人因为自己而写作。他对自己不了解，他迫切地想要知道，他本来的样子，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与他的生活。写作就是他的镜子，他站在镜子外面，和那个他不认识的自己对话，孤独地和他的灵魂对话，每看一次自己，都是一次蜕变。

有的人因为他人而写作。他满怀悲悯地看着他的周遭的每一个人，从深爱的父母妻子到至交师友，乃至陌路仇雠，满脸菜色的乞丐，地铁口的卖艺青年，甚至从未见过的人。他试图读懂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体会他们的痛苦与欣喜，记录他们的波折与命运。

有的人因为世界而写作。他关心门前的河，岸边的树，树林里的鸟鸣，PX项目，大楼的光污染。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他不断发出看上去是满腹牢骚的东西。我知道，他的文字就是最后的审判。

有的人因为心灵而写作。他每时每刻都在幽暗隧道里，寻找照耀自己的那一束光。他把灵魂放在显微镜下翻来覆去地看，他要做上帝的信使，他要想从中找到人类的奥秘。

所有这一切，在晦暗的中夜，以文字组合的形式从笔尖淌出，从键盘上洋溢出来。因为所写下的这些文字，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与他人不同的人，但相同的则是，我们因为写作，找到了自己，并且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人。

但是环顾四周，我们知道，做一个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我们要忍受很多苦难，很多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苦难，很多外人并不知道的苦难，我们把自己剥开，检视历史留下的疮疤，甚至要一再揭开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枷锁，努力挣脱它们，有时候，却留下了更多的疮疤。我们还要面对各种试图进入我们大脑的力量，抵御它、消解它、批判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诱惑与欲望，如何能够不被它们侵蚀而持续写出干净而有尊严的文字。有时候，因为写作，我们要面对恐吓，面对那些之前都不曾想象过的那样强大的力量的逼迫。甚至，因为写作，我们有可能失去整个世界。

所有的这些，让写作变得危险、艰辛，每一篇文字的诞生，都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但最终，我们会得到我们想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让“腾讯·大家”坚持了下来；基于这样的认识，“腾讯·大家”将这些具有“洞见、价值与美感”的文字汇集成册，呈现给更多的读者。

“腾讯·大家”编辑部

2015年6月

第一章
中国足球之殇

它永远是段子手的最爱，每次关键比赛前后，总会诞生无数关于国足的段子流传坊间。有的并不新鲜，有的甚至略带恶意，但却总能得到众多围观者的认可，传播频率极高，国足是一个奇特的存在。

这真的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

沈雷

2015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在高调中结束。在七座城市的八个赛场，入场观众总数超过20万，场均突破2.5万，场面不可谓不热闹。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在过去一个冬季转会窗口的花销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高度。尽管对于欧洲球会而言冬窗只是一种补充，其重要程度远低于夏窗，因此世界第二的高度只是“田忌赛马”，但能在转会支出上完胜日韩及亚洲竞争对手，也可以看出中国足球目前拥有的资本力量之强大。

对于一度灰头土脸、暗无天日的中国足球而言，近两年来逐渐看到曙光。携巨资闯入足坛的恒大，的的确确实现了“成为亚洲冠军”的诺言（一度被部分足球业内人士视为可笑的狂言），广州球队的连续称霸也未打压其他投资者的热情，越来越多的资本力量介入足坛，形成强大的整体竞争力和购买力。2015年中国足球的开局尤为美好，国家队在亚洲杯上做到了“赢下该赢的比赛”——这也是国足在过去差不多十年时间内一直被其绊倒的底线——联赛也是一片春光之色，过去不敢想象的高级别外援来到中国；几乎是不求回报的大手笔投入在各地出现；在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的引领下，职业联赛的市场回报率将显得格外超值……在赢回了球迷与赞助商的关注后，中超以及中国足球似乎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批评者认为，接踵而来的资本正在让中国最大规模的职业联赛日趋泡沫化。这不无道理。在像样的电视转播费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亚冠赛事参赛资格又无法如欧冠那样带来高额津贴的当下，中国的顶级甚至是全体足球俱乐部都不可能靠自身造血系统实现盈利，而不得不仰赖实际控制者直接或间接的输血。而除去一些针对民众销售产品的企业可以将投资足球视为一种不错的品牌营销手段，不少介入中国足球的资本，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想从足球中获得什么，似乎与显性的名与利皆不沾边。职业化20余年来，这恐怕是困扰中国足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中国这个体育营销理念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的市场中，往往很难确认理应趋利的资本投资足球（或体育）的意图。过去有许多实例证明了，有着对足球强烈偏好的地方大员之处，往往更容易出现愿意主动投资俱乐部的商人（无论他是不是红顶）。但很遗憾的是，一旦当地方大员离开，这些俱乐部的结局都颇为凄惨，资方往往会迅速撤离，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接手者，因为其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从某种意义而言，如今的中国足球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又一位毫不掩饰自己对足球之爱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而其公开提及足球的次数与频率显然高于后者。2012年2月，在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爱尔兰时，习近平在“盖尔式足球”场地上当众秀球技的照片是早期的公开证据。其实早在2009年出访德国时，习近平就明确表示，“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全世界可观的足球市场，但目前水平比较低，希望可以迎头赶上。”值得玩味的是，对中国足坛打假扫黑工作的力度在同期陡然上升，最终成为一次颇有成效的风暴。在出任最高领导人后，官方渠道对于习近平喜欢足球这一点的展示更为密集。有出自妻子彭丽媛的角度的阐述，“在彭丽媛眼中，丈夫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喜欢吃陕西、山东家常菜，朋友聚会时还会喝酒助兴。他喜欢游泳、登山，爱看篮球、足球、拳击等比赛，有时也会在深夜看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2012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有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态，无论是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德国还是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习近平高访时都安排或被安排了与足球相关的环节。而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足球也成为一个高频词汇，与巴西记者聊起“章鱼保罗”，向印尼媒体阐述自己喜欢足球的原因——“足球是一项讲究配合的集体运动，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团队合作才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这是我爱好足球运动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习近平喜爱足球，已经是世界皆知。

(资料图：2012年2月，习近平在都柏林参观爱尔兰盖尔式运动协会总部时，曾上场展现自己的脚法。)

而2015年的前两个多月，最高领导人与足球一同公开出现的频次居然已有三次：全国两会期间在上海团与代表聊起中超，与来访的英国威廉王子谈及中英足球合作，最重要的则是在2月底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的公开报道中，出现大段关于中国足球的内容，并将发展振兴足球上升到“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而体育强国梦又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息息相关——这样前无古人的宠爱，是否与如今的足球资本热潮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可能性不小，至少在相关的时间点上非常契合。

在看到资本对职业足球发展的必要性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投机分子对于足球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在中国足球不长的职业化历史中，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远的不提，就近处而言，留下世界杯提前三年出局、1比5输给泰国队等一系列惨剧的卡马乔入主中国国家队，正是强势的投机客对中国足球的一次打击。商人本应趋利，这无可非议，但当可能的利益处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性状态，却实在并不值得欣喜。从目前流传出的部分内容来看，《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仍以宏观视野为主，其中大部分“正确的道理”早已为足球界与媒体圈所公认，但依然缺乏更细致、更直接的具体措施。对于需要吸引资本介入、更需要长期留住资本的中国职业足球，如何能让投资者看见并能实现显性的利，这可能才是最急切想要解决的问题。让资本可以从行业获得正大光明的回报，这才会引发正常的市场行为；以政策的方式给予一个行业以扶持，这才能体现“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的体制保障”。

这真的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也许还只是也许。

中国足球凛冬刚至

沈雷

中国队未能赢球有很多因素，可能是运气差点、裁判误判。就算我们面对其他球队没赢球，都可能会找这些借口。但大前提是，若你真的很强，就算裁判误判都能赢球。

中国足球的世界杯之殇，已如同例假一般形成了生理周期，四年一次，不见不散。随着国足越来越早地被淘汰出局，间隔时间上略有变化，而对那些仍对中国足球怀有情感之人的伤害却弥深。

今天连读了两篇国足随队记者的感慨之文，一位前辈一位同侪，二人平素观点颇多交锋，但在这个失落的夜晚，他俩的笔下都只记录了自己近乎绝望的哀呼，难得的统一步调。可以肯定的是，随队记者（至少是大部分）一直是国足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便少不了严苛的批评，大抵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毕竟，除了足球从业者，也只有记者可以将个人的荣辱兴衰与中国足球联系在一起，利益只是动力中的很小部分，没有巨大的情感力量，谁也无法支撑十余年。然而这一夜，再坚固的情感也有了垮塌的迹象。

自2004年11月17日到2015年11月17日，连续11年的四届世界杯预赛，中国足球都无法突破第一阶段小组赛。无论是赛制变更令出线概率增大，还是对手看起来比过去更弱，但提前被淘汰的结局始终未曾改变，而且过程变得越来越蹊跷——德国世界杯没算清规则，少一个进球出局；南非世界杯罚丢点球错失胜局，国足与国奥两派互相内斗；巴西世界杯预赛赛前十天，新帅方才到队；到了这一回，两战香港，180分钟八中门框，只有一次球弹向网内，却被对方门将生生从门线里捞出，一个有效进球被无视，如此场景怕是只能称之为“匪夷所思”。

每一次，看似国足距离“活下去”并不算遥远，若是几个细节处理得当，本有机会更进一步。但最终不是这里便是那里，总会有意想不到之处报错，而后成就预料之中的溃败。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35年的主旋律便是“失败”，早年苏永舜、高丰文乃至戚务生时代，多少还留下了几场荡气回肠的胜利，为失败多少抹上些或悲壮或遗憾的掩护色，而如今呢？在还没遇见亚洲真正的顶级队伍之前已经倒下，除了不丹、缅甸之流的不入流队伍，中国队赢谁都不顺畅，输谁都挺正常——憋屈，连续四次的憋屈，可能会对信心产生最大的杀伤力。

还有人在归咎于运气。若是足够幸运，以上诸多离奇场景或可避免一二。但连续十几年都需要以运气不佳作为理由，那实在太没有说服力。诚如昨日将已进之球捞出的香港门将叶鸿辉所言：“中国队未能赢球有很多因素，可能运气差点、裁判误判。就算我们面对其他球队没赢球，都可能会找这些借口。但大前提是，若你真的很强，就算裁判误判都能赢球。”幸运眷顾强者。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现下的这支中国队仍未出局，但实现这个奇迹需要其他多个小组的小组第二都犯下错误。又有谁会相信，自己都把握不住运气的人可以有机会享受别人奉送的运气？

在每一个技术环节都做到完美，兴许中国足球在未来一两届内仍有机会冲入后一个阶段的世界杯预赛（绝非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一旦其中任何一环出现状况，国足的生理周期仍将准时到来。每四年一次的周期内始终进行着“从国足失败到足管中心（即足协）高层换人到更换主帅直至继续失败”的死循环。赛后的这一天里，仍有无数人著文谈论这支国足的问题，以及未来如何提高中国足球的可能性。恐怕连写作者们自己心里都是那么清楚，所说的这一切与十余年前又有何区别？小到个别队员的使用与征召，中到球队主教练的选择与聘用，大到足球主管者与主管部门理应交给更专业的人士……这些话题同样是不会带来结果的死循环。

这次的失利或许会加速某些环节的变革，譬如已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的“管办分离”——但从行政系统中剥离后，成为民间团体的足球管理部门是否真的可以从整个官僚体系中脱身？没有了行政级别的管理层是否真的可以不收到来自非专业却更高层面的压力？不妨先看看，这两年内被疾速吹大的职业足球泡沫，接踵而来的资本的动力究竟是看好市场需求，还是附势政治风向？足球这项特殊产品的生长土壤，岂又是资本市场或专业人士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城镇化过程中体育场地被边缘化、郊区化，青少年缺乏运动的时间、保障与动力，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常年互相不待见的“划江而治”，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现代体育精神的错误理解……以上种种的根治，无不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但这又不得不陷入一个逻辑悖论：土壤只能由体制提供与改造，其最高端的产品却试图与整个体系无关。

过去近四十年时间，中国用精英培养模式在其他体育项目中不断取得胜利，而足球却注定失败。这是一个为世界各地所追捧、竞争空前激烈的成熟项目，只承认数量产生质量、成绩来自市场的逻辑。而以区区千余位职业球员、不足百万人的自掏腰包观众之中国足球规模，也只能接受徘徊于亚洲二三流之间的现实。中国足球的凛冬，不过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足球既要讲政治，又要讲郑智

张晓舟

1999年，我去上海看中韩对抗赛，当时是霍顿带的国奥队。赛前在八万人体育场的酒店，我闲着没事旁观球员打桌球，有个小哥们儿打得非常好，非常淡定，不管一旁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如何滔滔不绝地跟其他球员谈心，他都自顾玩儿自个的。后来到球场一看，果然年纪轻轻有大将风范。这就是郑智，当时他是最小的一个。

后来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中国足球要讲郑智》。果然，中国足球讲郑智一直讲到现在他都三十五岁了。郑智经历了这十几年来中国足球的坎坎坷坷，熬成了一个镇山老妖，见证了一个新时期。

尽管对澳大利亚似乎凶多吉少，但中国队小组赛三战全胜，已经有所交代，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曾在高洪波时期昙花一现，但3比0狂扫韩国的奇迹，在至今黑幕依旧没有调查清楚的卡马乔时期，又沦为1比5惨败给泰国的奇耻。

佩兰这次总算捅破了一点东方的鱼肚白，没准还能迎来曙光。中国对澳大利亚历史战绩并不算难看，5胜3平7负，若以巴西世界杯看，中国完全不是澳大利亚的对手，但澳大利亚也在老化中，再说中国俨然成了此次亚洲杯另一个东道主，也并不怵对手。澳大利亚媒体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日本队身上，正可以激发中国球员的斗志。

自从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以来，此次亚洲杯是中国足球面对的舆论环境最好的一次。央视曾一度扮演了屏蔽中超、无视中国足球的急先锋，但此次据说派出了多达五十人左右的采访团。

这不是最高领导人喜欢足球可以解释的。

应该说是中国足球刚好结束了一个糟糕的时代周期。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我在现场，现在重温中日半决赛杨晨进球时，甚至还能看到我竟然在日本队大门后雀跃。但从十强赛出线那天开始，中国足球就从顶点坠落了，这个圈后来道德底线之低，到了我必须远离的地步。但十几年过去，上一代人的光荣与噩梦，都跟现在这帮球员没多大关系了，这一代球员不应该背负上一代人留下的包袱。1988年亚洲杯的最佳门将张惠康后来得了精神疾病，2004年亚洲杯的最佳门将刘云飞最近再次因吸毒被捕，而如今的王大雷在被罚点球时心态潇洒到去请教球童该往哪边扑。当年陈涛在国奥队有一次在底线玩花活儿，用迪马利亚式剪刀腿传中但失败，赛后竟遭到领导特别批评。——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中国足球的苦大仇深，这种环境只能随时扼杀足球的快感，而如今王大雷竟能即兴发挥到球门后面，将澳大利亚球童也拉进来充当第十二人，我只能说，这才叫健康！中国足球总算有了娱乐精神。

（2015年1月12日，2015亚洲杯小组赛B组，王大雷与在上一场比赛中“指点”他扑救的小球童相见。图片来自CFP）

形象在郭德纲和郑大世之间飘荡的翻译赵旭东也成为难得的娱乐明星。有媒体人批评他抢镜了戏过了，但有这么个开心果，那是额外赚到了一个形象代言人，赵旭东的形象正好符合这一届中国队的气质。谢天谢地，总算没有领导批评张琳芃的文身以及张呈栋的发型。

佩兰的战术也打出了新气象。我认为他不是里皮的粉丝，而是瓜迪奥拉的粉丝。首先在选材上，他对中超的考察完全有自己的一套，并没有过于倚重一家独大的豪门恒大，联赛中游球队江苏舜天居然有多达六人入选。更重要的是他的打法灵活，可以在三后卫和四后卫之间、在无锋和中锋之间切换，并且很多球员都能打好几个不同位置，场上阵型和人员进行调整时能够无缝切换，这在中国国家队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佩兰还把郑智牢牢定位于巴萨式的“4号位”，由他来充当攻防枢纽和发动机，在对沙特和乌兹别克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勇于尝试单后腰，吴曦更多前插而郑智殿后；瓜迪奥拉擅长的高位逼抢，佩兰甚至也敢学。一个字形容佩兰的战术——潮。米卢长于临场指挥但拙于长期规划，导致世界杯期间球队体能状况不佳，但此次面对素以跑动能力强著称的乌兹别克，中国队在体能上也能压倒对手，说明佩兰在集训体能储备上也有一套。

中超近年的水平持续提升当然也是主因。最近被亚洲杯掩盖的中超爆炸性新闻是：邓加麾下的两员猛将高拉特和塔尔德利分别加盟了恒大和鲁能，这标志着中超引援竞争进一步白热化。勒夫也曾是邓加第一期的前锋但早就过气，而塔尔德利可是在鸟巢对阿根廷“梅开二度”的邓加新宠，但塔尔德利年近三十，下一届世界杯恐难指望，去年九月曾在巴西对厄瓜多尔一仗替补出场的高拉特年方二十三新鲜热辣，虽然只是边缘球员，但也属于邓加重点考察培养对象，里皮急于给天河体育场找到一个孔卡接班人，而邓加也想给奥斯卡找个好替补。高拉特这么年轻就来中超，似乎缺少了一点志气，但也足以说明了中超的吸引力，至少是吸金力。恒大同时引进的萨尔茨堡红牛队巴西射手阿兰卡瓦略也有进国家队的潜质，问题就在于：邓加会不会屈尊来中超考察塔尔德利，高拉特和阿兰卡瓦略（以及埃尔克森）？恒大花1500万欧元和1100万欧元分别引进高拉特和阿兰卡瓦略，跟俄罗斯乌克兰引进的众多巴西球员身价相比，这只不过是均价甚至“起步价”而已，但现在乌克兰政局动荡，俄罗斯卢布贬值，邓加如果能在考察俄罗斯乌克兰联赛之后顺便来一趟中超，那才是中超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一大标志。

虽然貌似中超更有可能拖累高拉特和塔尔德利在巴西队的前途，但他们的到来只会带动中国球员进步。

球衣的新设计也体现了中国队的新气象。穿着纯红色球衣的朝鲜队看上去反而有些像过去的中国队，踢得不可谓不认真，但是严肃紧张团结有余，就是一点不活泼，始终一副忍辱负重赤脖红脸苦大仇深的模样。郝海东和黄健翔在解说中忍不住大谈改革开放，郝海东甚至谈到法制和民主，尽管黄健翔及时地把话题引到了无辜的后腰蔡惠康同学身上，但这已经堪称本届亚洲杯的另一经典时刻：中国队居然能让一个享有“大炮”美名的功勋名宿心情好成这样，哦也，中国足球要讲政治。

（2015年1月18日，2015亚洲杯小组赛B组，中国VS朝鲜。图片来自CFP）

凤凰网记者文涛前些天去延边采访，当地一位叫熊开兴的长者告诉他：“朝鲜太穷了，所以不难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冒着风险越境来要饭。”不过他又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经济条件比大陆要好，“那时都是中国人往朝鲜跑，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熊说，“我们结束了文革搞改革开放，富了，朝鲜继续搞个人崇拜，什么主体思想，不就是文革嘛，能不穷么？”

而摄像机也对准了赛场上中国球迷打出的标语：习大大，你在看社会主义德比吗？

虽然据一位马列主义博士的最新研究，社会主义的倒奶和资本主义的倒奶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足球目前的小小起色，仍然要拜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赐，鲁能买得起塔尔德利，是因为鲁能是国家垄断企业，恒大买得起高拉特，是因为地产是吾国改革开放的支柱。

电价几何，房价几何？那是众生的天问，问号先悬着。

且先上一碗佩兰牌疙瘩汤。

中国足球，非进世界杯不可吗

马立明

写下这个题目，注定遭遇一番口诛笔伐。就算是十年前的自己，也会质疑这个论题：一代代中国足球运动员从事这个行业，不就是为了进世界杯，圆“国人的足球梦”吗？说更直接一点：不进世界杯，踢球干吗？

等待，能让乐观者变成悲观者。我成为一个球迷算起来已有20多年，经历了6届世界杯，亲眼目睹了中国队5次在外围赛折戟沉沙，只有2001年10月，靠着世界杯在亚洲举办获得了一些“红利”。成功带来了短暂的高潮，但结局同样让人失望：三战全败未进一球，丢盔弃甲打道回府。我不知道中国球迷还需等多久，“五一九”的第一代球迷已从学生哥变成快退休的老伯。讲到中国足球，便是一张张失望的脸。因为世界杯，中国人的足球梦显得特别苦涩。

做了几年的体育编辑，我对中国足球的情绪反而变得平和。麻木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明确的一点是，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足球不可能成功。如此贫瘠的足球人口，需要“拼关系”才能上场的青训，黑哨与假球盛行的国内联赛，糟糕的足球舆论氛围……中国足球缺了根。无根之木不可能开花，更不可能结果。就像成绩一塌糊涂的“学渣”，参加多少次高考，都不可能考上一本。即使有千分之一考上的概率，也是被开除的命运。

中国足球要发展，只能暂时“忘了”世界杯。

【一】

理智的球迷，大概都能客观评估一下国足的实力。

中国足球目前在亚洲排名第11位。以这个档次进军世界杯，恐怕只有垫底的份儿。今年的世界杯，亚洲球队全线溃败，日本、韩国、伊朗在小组赛结束后一场未胜打道回府。如果中国队去了，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奇迹。如果碰上了德国、巴西这样实力强大又不讲情面的队伍，很可能会成为被痛宰的对象，甚至可能如朝鲜、沙特一样，刷新悬殊比分的记录。这显然是中国球迷不愿看到的。

前文讲到，中国足球没有基础。13亿人口中，真正从事职业足球的，或许只有几千人。不要说比不上巴西、阿根廷、德国等足球大国，就连波黑、乌拉圭、瑞士等国家的足球人口都要比中国高。以德国科隆为例，每个社区都有体育专业的大学生担任孩子们的教练，教他们站位、战术，培养他们对足球的兴趣。如果地方俱乐部能培养一个“三星级”的球员，将获得德国足协30万欧元的奖励。整个足球培养梯队严谨而有活力，涌现大批有实力的青年才俊，这是德国足球长盛不衰的奥秘之一。

我们常说一个国家是否有足球底蕴。慢慢我才明白到，“底蕴”不是抽象的词，而是实打实的培养机制。缺乏这样的机制，无力在世界杯赛场上逞威，哪怕是13亿人口的优势，也无从发挥。

世界杯32强中，每支球队都有几员主将在欧洲或南美主流联赛效力的球员。哪怕是波黑队这样的“弱旅”，也有效力于英超冠军球队的哲科；“实力平平”的瑞士、厄瓜多尔队，也有沙奇里、瓦伦西亚等在俱乐部威风八面的球星。再看日本、韩国，还是有不少球员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但中国呢，不要说国家队整体实力不济，就连一个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都没有。也就是说，翻看整个阵容，没有一个位置是真正强大的。虽然很残酷，但这是现实。

一些足球“弱国”也能诞生大球星。比如利比里亚的乔治·维阿（曾效力AC米兰），伊朗的阿里·代伊（曾效力于拜仁慕尼黑），亚美尼亚的穆西塔扬（现效力于多特蒙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约克（曾效力于曼联）。他们的成功带动着全国的足球。先有球星的闪耀，才有国家队的兴起，这些都是足球世界的必然规律。而中国，至今未有这样的球星。

通过这次世界杯，我们发现，以欧洲—拉美为中心地带的世界足球版图进一步强化，而亚洲、非洲球队进一步边缘化。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理论在足球世界同样适用，那便是，边缘地带的足球兴起将越来越难。这届世界杯，只有波黑一支新军，其余都是“老面孔”。换句话说，中国想打破既有格局，相当难。

【二】

世界杯足球赛是什么？中国人在当了多年的观众之后，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足球是当代的战争”。中国要冲出亚洲，冲向世界，与世界诸强一争高下，最好还能打赢个世界劲旅。我们对足球赋予了太多含义，将它与“中国崛起”联系起来，还有诸如“东亚病夫”等臆想症结合起来，认为外国人玩得好的，中国人也一样能玩好。所以，中国球迷渴望中国队能打入世界杯，并认为它与国运之间有某种秘密联系。

（资料图：1993年6月，出线无望的中国队回到成都赛区。面对无意义的比赛，受伤的中国球迷仍然表现出了对中国足球的支持。CFP供图）

但今天，我们也看见了，世界杯就是个大派对。它是一个足球盛事，32个国家队因足球而聚集在一起，大家为足球而疯狂；它是一个文化聚会，各国的文化有了展示的舞台，比如巴西的桑巴舞、阿根廷的探戈舞、德国的啤酒文化、日本的和服、墨西哥的风情小调，等等；它更是一出商业大戏，是全球商业巨头的集中展示，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国际足联布拉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将足球变成一个产业，将世界杯打造成一个商业品牌。国家之间的所谓“世仇”“冲突”，只是他拿来做宣传的“看点”“噱头”，点燃球迷的狂热情绪。实际上，在21世纪的今天，足球只是一门生意。在世界杯开赛后，国际足联一天就能赚到7亿欧元，如此吸金能力令多少办赛机构羡慕不已。研究中国足球产业的学者刘孝五直接指出：“世界杯就是一台印钱机器。”中国球迷说什么足球与国运相连、男足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等等，完全就是自作多情。

再说，不少球迷也隐约感到，这次世界杯或多或少地存在黑幕：或者有赌球集团的渗透，或者有国际足联与欧足联之间的明争暗斗。一些球队获得了庇护，而一些球队却被有意地“做掉”。至少，被商业化、政治化侵蚀的世界杯赛场早已不是“足球的圣殿”。

世界杯足球赛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把它看得很重，它就很重要，似乎要比生命还重要；你不把它看得很重，它也就不过如此，只是一项运动，像朱广沪说的，就是“图个乐”。虽然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但说白了，与别的运动并没什么不同。在体坛上，中国人错过的运动多了，板球、马术、橄榄球、短跑、相扑、斗牛……也不见得有多遗憾，更扯不上什么国运。巴西人、阿根廷人也未曾染指过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的冠军，但又如何？

再说，如果你足够自信，根本不稀罕参加世界杯。伊布、贝尔、吉格斯等球星无缘世界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巨星之列；瑞典、巴拉圭、丹麦等球队无缘世界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球队的实力与人才储备；瓜迪奥拉、穆里尼奥、温格等豪门教头从未执教过国家队，也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国际足坛的顶级名帅……足球世界并不是只有世界杯。

而且，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世界杯只有32个名额，注定有六分之五国家的人民要成为“旁观者”——既然如此，只好放宽心态，接受中国足球进不了世界杯这一现实。

【三】

而每年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似乎都要拼死一战。中央5台的广告，总是万分煽情，似乎这批队员即将“抛头颅洒热血”走上战场。当然，赛事需要关注度，广告赞助商需要造势。但是，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这一批球员注定铩羽而归——要战术没战术，要组织没组织，找卡马乔没用，找佩兰没用，就算是里皮执教，也无法创造奇迹。

我们的足球需要“去世界杯化”。中国足球不要再与“进军世界杯”联系起来了。这种功利心态会妨碍我们看清前路。发展足球就好比种树，打造足球文化、建立培养机制是根，诞生出优秀球员是花，在世界杯取得好成绩才是果。我们总是太急于求成，忽视了根的培植，还没开花就急着求果，必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这种失望，又加深了困境——急躁、闹心必然滋生负面情绪，最终毁了整个培育体系。有调查显示，中国的父母中愿意让孩子踢球的不到5%，而在德国、法国、墨西哥等足球强国，愿意让孩子踢球的比例接近95%。

这次世界杯，很多球迷笑话日本。赛前，中场大将本田圭佑就喊着要“夺冠”，最后他们两负一平，小组赛惨淡出局。从本届世界杯成绩来看，日本足球确实很不理想，这个“果实”显然不甜。但必须承认，日本足球这棵大树已经相当茂盛，“根”扎得很深，“花”也开得不少。

足球已经成为全日本广为普及的运动，大批优秀足球少年被挖掘出，并有机会远赴欧洲赛场。本次世界杯，日本全队有12人效力于欧洲联赛，其中香川真司、本田圭佑、内田笃人更是效力于欧洲顶级球队。香川真司更是在两年前入选德甲赛季最佳阵容。说日本具备了挑战世界杯八强的能力绝不是恭维。如果日本能延续这种势头，获得佳绩是迟早的事。

曾几何时，我们也有中国球员挑战欧洲联赛，10多年前，杨晨在法兰克福、孙继海在曼城、李铁在埃弗顿、马明宇在佩鲁贾、邵佳一在科特布斯……这些留洋先驱本为中国球员开了道，但可惜后继无人。中国足球之树上曾盛开过寥寥几朵小花，之后就在极端的浮躁下丧失了生机。连续错过几届世界杯，中国足球气急攻心，变得“走火入魔”。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球员培养体系，也开始走样、崩盘。

哪天，中国人将足球看作一种运动、一种休闲、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用来谩骂，用来发泄；哪天，在皇马、拜仁、切尔西等顶级球队，逐渐有中国球员的身影……那中国足球其实已经崛起了。进不进世界杯，也变得没所谓了。

（资料图：世界杯来了，辽宁鞍山的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足球带来的快乐。CFP供图）

奔跑吧，中国足球起势日

吴志刚

（图片说明：有钱任性的中国球迷，将布里斯班变成中国队主场。）

满头白发的谢亚龙在高墙大狱里为了减刑一年，百般辛苦地积攒六次表扬时，新一代中国队正在布里斯班的潇潇夜雨中，汪洋恣肆地挥洒青春。除了郑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他队员基本上是“泛90”，他们在经历中超、亚冠摔打之后百炼成钢。

命运就是这么吊诡。在南勇、杨一民等所谓的足球蛀虫先后与中国足球切割，在国家队经历惨负泰国、亚洲杯预选赛险遭淘汰的历史最低谷之后，中国足球终用刮骨疗毒换来脱胎换骨。

澳大利亚亚洲杯两场小组赛，1:0击败18年A级赛不胜的沙特阿拉伯，2:1逆转14年的苦主乌兹别克斯坦，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名。这一届中国队带给我们的惊喜，就像注定悲情的西西弗斯，某一天居然将如磐巨石推上了山巅，不由得感动得你热泪盈眶。

就像当前的中国股市，以前中国队也曾有过长阴反转的苗头，可我们重燃希望之时，就是冷水浇头之日。久而久之，连我等铁杆球迷，都将对国足的期望放低到尘埃里，只求不要诈和，偶尔放个炮就算花钱听个响。

但1月14日晚击溃乌兹别克斯坦一役，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完全焕然一新。整场比赛，除了上半场的意外失球，无论是赢下沙特后主动变阵，还是失球后淡定调整，以及流畅的全攻全守，都完全将中亚雄鹰摁在地上，使其毫无起飞的机会。

我们并不是赢在运气，而是整体实力确实高于对手。

再联想到第一场对沙特，我们在经历点球考验后发力拿下比赛，那种拼搏、自信、从容让人眼前一亮。我感觉，中国队终于走在了正确的路上，并且会走得很远。

2015年1月14日，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以后再回首，她也许会成为一个标志，被称作“中国足球起势日”。

日出日落，命运起伏，多少过往，翻成新章。一个国家，一支球队，也许会在沉郁低徊中蛰伏多年。我们可以走弯路，但绝对不能走死路。只要心中有理想，就犹如麦田有种子，总有发芽的那一天。不屈不挠向前的动力，驱使我们拨云见日，终有一天犹如猛虎出林、潜龙腾渊，那势头是谁也按捺不住的。

于海、吴曦、孙可，他们的位置和经历并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曾参与亚洲职业最高水平亚冠的搏杀，相同的是他们各为中国队打进了创造历史的一个球。这就是职业联赛水平提高对国家队的贡献。

中国足球的起势，与中国国运的起势一脉相承。1.2万名中国球迷将遥远的大洋洲变成主场，背后隐藏着人民币的坚挺；一万多件中国队球迷服一夜之间空运至现场，中国制造的超强执行力谁与争锋？首次为所有球员的双腿买下巨额保险免除拼杀的后顾之忧，以人为本的理念远胜精神说教。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国队，都只是起势了，还没到腾飞的日子。这期间，令人咂摸和感叹的故事会有很多。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少不了南半球的1月22日夏夜，我们与澳大利亚或是韩国的旷世对决。

连恒大也无法改变的中国足坛

沈雷

卫冕冠军折戟1/4决赛，这在足球界里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况且广州恒大输球的方式亦不算太难看——客场进球制度原本就为足球运动所特有，只是为了避免更冗长的加时赛与更不公平的点球决战而设立的权宜之法，其本身的争议性也不小。

从很多层面，恒大的这次亚冠出局，都可以被解读为一次偶发的意外事件：若非上轮遭遇不公判罚导致多位主力与主帅里皮无缘这场比赛，若非埃尔克森罚丢点球、吉拉迪诺射中门框，卫冕冠军本有大把的机会干净利落地赢出比赛。比起西悉尼流浪者，广州恒大具备强大得多的实力，对手阵中的球员有中超中甲的外援弃将，亦有从意大利二级联赛球会租借来的无名之辈。但在这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星光暗淡，结局凄冷。足球比赛出现实力与结果不成正比的案例，又多了一桩而已。

负于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弱者的戏码，为失利增添了额外的苦涩感，但由此断言恒大输了未来面临重建，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尽管在国内的统治力不及之前，尽管亚冠无缘四强，但广州恒大仍是亚洲最顶尖的三四支俱乐部队之一。如果保持现有基本班底并对个别位置略作微调，未来两三个赛季里，他们仍将是国内霸主、亚洲热门。但这个前提能否确保，却是一个问号。

（2014亚冠1/4决赛：西悉尼流浪者VS广州恒大，里皮进场怒斥裁判。CFP供图）

从中甲到中超到亚洲制霸，曾经落魄的广州足球摧枯拉朽地毁灭旧势力缔造新王朝，有功之臣数不胜数，统帅却只有一位——恒大，或者说许家印——正是其不计回报的巨额投入，才让广州队能以最快速度登上巅峰，一睹未曾见过的风景。靠许氏“烧钱”起家，也几乎成了广州队的原罪，反对者无一不爱揪此“短处”，就如同非切尔西球迷愿意念叨阿布拉莫维奇的金元、非曼城支持者总会揶揄曼苏尔的石油。

恒大甫一介入足球就玩得相当高调。只不过起步阶段，足球界的传统势力并未感觉到它的杀伤力，只是心想多了一位愿意出大价格购买己方球员的“冤大头”，围观者也大多带着好奇之心。随着表演舞台的升级扩容，恒大开始毫无顾忌地炫富，不时摆出与老人们“较劲”的姿态——关于某位南美球星的转会费坊间曾有如此传说，对方俱乐部开价×××万美元，许老板主动要求出××××万美元，成就了足球世界难得一见的逆向抬价，有心人换算一下，此数额与几乎同时高调宣布重返中国足球的某地产大佬所投金额大体相当——如此强硬而异类的姿态，很容易造成他队拥趸与国内对手的集体反感，公开嘲笑许家印不懂足球的有之，等着恒大出丑看好戏的亦有之，及至今日，已发展成恒大输了球居然会有多家国内球会为赢球者发去贺电的局面。

但恒大对中国足球这几年的影响是利是弊，此争论绝无标准答案。平心而论，许家印制造的鲶鱼效应，令中超变得更具观赏性，恒大的巨额投资也会分流一部分给中下游俱乐部以及基层足球，而广州在亚洲赛事上的胜利，也确实会让更多远离中国足球的人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孔卡、穆里奇、埃尔克森们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些孩子的偶像。这家摆出一副“我与他人不同”的球会，亦力图在市场运营等细节上努力，譬如其赛前海报时常令人耳目一新，譬如其在大赛中将旗下品牌推向前台的做法也有不错的效果。

但仅仅如此，远远不够。

在中国职业足球不过廿一年的短暂历史中，靠着投资方的注血“烧钱”而闻名的队伍倒颇有几支：甲A早期的前卫寰岛就曾名噪一时，一度被对手的老总们认为破坏了市场价格，但还没等到砸钱攒满一整套豪华阵容时，就因中央党政军系统不得办企业的要求出台，原属公安部的东家寰岛集团放弃了球队。那个年代的转会市场受制严重，每年五个名额且实行倒摘牌制，即使有钱也难以找到消费之处。霸主只能是大连万达/实德这样的队伍，一方面投资方稳定，球员享受着比他队更优渥的薪水，外援也属于国内顶尖，另一方面地区足球底蕴雄厚，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输送。此后的中超时代，山东鲁能、SMG及朱骏治下初期的上海申花，或许再加上前些时候的大连阿尔滨，亦都有过一段烧钱烧出名的日子……但最终的结局大致相当：无以为继——除了国企背景的鲁能能保持稳定，他者均遭受巨幅跌荡。

足球俱乐部的造血与盈利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职业化以来，中国足球从业者在这方面的探索没有任何成果，甚至可以说缺乏探索精神，大部分的现行模式与十年乃至十五年前无甚区别。虽然近年来随着打假扫黑的落幕与高层领导人再三表现出对足球的兴趣，中国足球的信誉与市场吸引力逐渐回升，但现状依然尴尬——中超公司的商业收益分红，对于俱乐部运营仍是杯水车薪，在低潮期签下的某些大单如今反倒看起来有负面效益；大部分国内球迷依然欠缺忠诚度，支持度与成绩直接挂钩，且消费能力一般；国内转播机构不会为比赛支付像样的转播费，这个状况亦无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俱乐部与球队的名称成了最容易挖掘的财富，又多以东家的直接冠名了之，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仍然是多数人的生存之道。简而言之，绝大多数俱乐部完全不具备造血能力，不得不依附于投资方，一荣俱荣，但毁灭也同样只需要一分钟。

以上种种又与廿年前有何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化初年的几乎全部俱乐部，都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并由政府以各种方式注资，即便当年一向以市场化运作闻名的上海申花，在创办头几年，每年可以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立项获得一定数量的政府拨款。而如今，纯国企背景的俱乐部仅剩北京国安、山东鲁能、天津泰达，另有小部分球会有政府推荐赞助商的红利，大多数玩家都是民间身份。但如果“商人逐利”是真理，那么这些足球投资客可能的利益又在何处？多年前，这也成了中国足坛最有可猜测性、且当事者们最为讳莫如深的话题。虽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无外乎“喜爱足球”“回报社会”，但坊间猜测的理由从职业化初期至今一成不变，无非三样：东家品牌的广告效应，与热衷体育的高级干部建立亲密的关系，又或者借体育之名拿地拿政策。

回到恒大的话题上来。许家印从介入女排到闯入足坛，初期都有着一定的广而告之的意图，一场比赛招来全国百余家媒体，相当数量来自足球欠发达但有其楼盘的地区，而上赛季成功的亚冠之旅，让其主品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正面曝光度，顺便营销了一把恒大冰泉。至于足球的政府公关作用，恒大亦有一定收获，多次大型事件都有本省本市的高层列席参加。至于第三项，不足为外人道也。上赛季亚冠夺魁，倒令恒大面临一个兴奋却小有尴尬的处境：没想到那么快就练满了级。登上巅峰终能看到另一侧的风景，但不过尔尔。许家印若继续巨额投入，又能再换回什么？显然，没有答案了。这也不难理解，今年的一系列动作都显示作为投资者的恒大开始收缩足球战线，拉马云入伙的举动解释为找人脱盘也是合情合理——如果恒大对足球的投资收益合理的话，拉来另一位大佬平分俱乐部股份，只可能存在资金链问题，或者许家印是中国“首善”。

这一场亚冠失利不会令恒大足球队伤筋动骨，它依然是中国足球最成功、最拿得出手的俱乐部代表。但很遗憾，即便是财力雄厚、乐于搅局的恒大，也无法建立出一种有市场化操作可行性的俱乐部模式。它的成功是一种必然，因为中国从没人为足球俱乐部投入这么多钱；它的失败也是一种必然，因为高额的投入总有无以为回报的那一天。（值得一提的是，当女排通过砸钱达到成绩顶峰后，恒大已将其彻底摒弃，中国首家职业民营女排俱乐部以与广东队合并的方式重新回到体制内。）

在恒大掀起的这一拨“烧钱”浪潮后，退潮只是时间问题，而中国职业足坛就好似是上百年不变的沙滩，潮涨潮退，没改变任何模样。

（马云、许家印现场观战）

在葡萄牙失落的中国足球梦

张海律

（纪录片《遥望》）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Onde a terra acaba e o mar comea）。作为欧亚大陆的最西至，葡萄牙罗卡角迎海灯塔上刻着的这句话是再合适不过的。这绝对是一个适合拍照抒情发微博的好地方，我也不例外地到此一游过，无论是否矫情，它总能让人思绪万千吧。于是，当纪录片《遥望》的第一个镜头温柔抚摸罗卡角时，我已确信这是一部有着离愁和希望的好电影，而且陪伴西至的歌声是来自圣母合唱团的Fado，远行葡萄牙人不可或缺的乡愁之声。

纪录片关于那个只在体育新闻里闪现过几次、没多少人记住的“中国足协500.com星计划”。百度“中国海外球员”贴吧里一个不痛不痒关于这批球员的问询帖、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首映时寥寥数人的尴尬影厅，佐证着这个项目忧心忡忡的初衷——近年来，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参与人数、水平质量持续下滑。在青少年球员缺失、金字塔基松垮的背景下，中国足协联合500.com集团推出“中国足协500.com星计划”，按规划，未来五年内，中国足协将携手企业界，每年选送百余名球员送到欧洲足球发达国家，5年内外送球员总数将不少于500人。

悠扬的Fado唱咏，从大西洋飘至夕阳下的绿茵场，来自中国的足球少年拿一瓶矿泉水掩面清洗汗水后，用力挥脚抽向黑白相间的皮球，Desire Lisboa（梦想里斯本），英文片名告诉观众，这个计划实打实地执行了。2011年8月，首批24名九○后飞赴里斯本，渴望在对方良好的青训体系下，锻炼升级成可供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备选的新星。导演朱禹之也适时跟上了这个“养成类项目”，带着镜头深入孩子们从训练到生活的一个个24小时。

随后，近两年的光阴里，共有41名小球员登陆葡萄牙，分散在不同的俱乐部中，白天学习文化，晚上分组对抗，闲时对战魔兽，无聊乏味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主题曲。小小年纪就被国内体校牢牢锁住，让他们丧失了对知识的兴趣和获取能力，语言上几乎为零的进展，导致了在俱乐部与队友和教练无法沟通，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身处异乡的孤独感，也就更加热衷于扎堆以寻求集体温暖。

抵达一年后，足球小将们集体前往西班牙赫雷斯，跨级挑战同样访欧的U22国青队，两战一胜一负，被中方教练朱广沪称作“希望队”的这群孩子，不免有些飘飘然。纪录片大篇幅呈现了场上的对抗和场下的喜怒，完全没有像不少“好看的”台湾体育纪录片那样，去选择几个有故事的角色，来精心组织故事结构并以平行蒙太奇呈现矛盾冲突。大段大段的训练对抗场面和完整呈现的采访素材，让纪录片更似那种导演绝不干预事件进行的“真实电影”。可我不免纳闷儿，作为即将上星的北京纪实联盟买下电视播映权的片子，如此直接呈现事件本身的纪录片又怎能适应电视观众的阅读习惯呢？就连在芳草地首映的影厅里，放到下半段都仅剩三位观众了。莫非重剪成适合15分钟插播一段广告的Discovery式纪录片？

说回纪录片里的这群小将。那些接纳他们的葡萄牙俱乐部主席和教练，很容易就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的严重不足，选择以较为客气的方式告知纪录片观众。“身体素质优势明显，临场应变能力很差”，并将其归咎为可能的“文化差异”原因，“西方绘画色彩绚烂，变化丰富；而中国山水画仅用黑白两色勾勒，呈现简单大气的美。没有孰优孰劣，只是变化能力更适应现代足球。”

其实，中方球员和教练在文化撞击后，也都明白，这其中就透露出青训体制的巨大差距，我们的体校通过日复一日的枯燥跑圈和颠球，打造着田径运动员和杂技表演者，而足球运动如果不上场对抗找差距，什么基本功训练都是瞎扯。

和让小将们尽可能参加葡萄牙成年联赛的初衷相悖，中国少年彻底没机会登陆葡甲，更不用妄想葡超。由于中国足球越来越像个笑话，在欧陆的青训又难见好收成，在国内的家长也就不敢跟朋友同事提及自己孩子是去国外踢球的。孩子们对此也心知肚明，“没有可以对口欧洲的国际转会机制，国内俱乐部花了那么多钱培养我们，哪怕我们水平再突出，也不可能让我们就这样白白走掉。”

幸好，他们能够确信出来的日子，对自己技战术水平有着显著提升，并非常愿意找机会留在葡萄牙踢球。2013年大年三十，从来都以严父形象面人的领队陈祺，在几巡酒后，难得地赞美起孩子来，再过些日子，全运会即将开始，少年们将各回各家替省队效力。而见证了一轮轮从希望到失望的朱广沪，却滴酒不沾地站在一旁赔笑。

次日，希望队乘大巴出发，去一家当地俱乐部进行友谊赛。迎着晨光，导演用上了窦唯早期抑扬顿挫的过瘾摇滚《希望之光》，“只有被迫接受这发生的一切，尽管你有话还想说……”节后综合征加诸对回国炫技的渴望，让场上的孩子们分外毛躁而粗野，一位动作愈发失控的球员被葡方教练替换下场，骂骂咧咧地冲进更衣室。领队陈祺见状，跟进房间一阵痛骂，孩子竟暴躁得几乎动手起来。比赛不欢而散，“全部给我停练”，陈祺下了军令状，务必让这群球技没多好脾气倒不小的球员冷静下来。摄像机非常难得地抓住了这剧烈冲突的一幕，也让观众忧心会否又诞生出一支注定与世界杯甚至亚洲杯都再没关系的“国家功夫队”。

几个月后，2013年全运会在沈阳开幕，不少归国孩子确也成了队内主力。或许因国内俱乐部和赞助商瞧不见目所能及的前景，500星计划就此终止。镜头跟着Bossa Nova般的《答案在风中飘》，从阴沉的辽宁球场飘回晴空万里的葡萄牙。从那个“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海角，数百年来远走了包括国王若昂六世在内的千百万葡萄牙人，塑形成为今天的足球王国巴西。而中国的“希望少年”也曾站在海角，遥望着那边，大西洋那么宽广，巴西依然那么遥远。

国足仍未学会赢得该赢得的比赛

沈雷

中国足球之奇，又在于自身。这是一支始终没有运气的球队，当你祈祷奇迹或者哪怕是寻常结果在它身上发生，结果总是反向而行。

国足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

它永远是段子手的最爱，每次关键比赛前后，总会诞生无数关于国足的段子流传坊间。有的并不新鲜，有的甚至略带恶意，但却总能得到众多围观者的认可，传播频率极高，尽管多数传播者平日毫不关注中国足球，但却认定了国足与“臭”有着正关联。

国足球迷

屡战屡败是国足过去三十余年来的主旋律，这段黑历史应该是伤了不少人的心。但平心而论，除了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情感损失，国足确实没有对其他民众造成大面积伤害，比起股市、房市或者你身边其他的林林总总，中国足球看起来更接近于人畜无害。但它却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痰盂，谁都可以往里吐上一口，连带着其实与足球无关的愤懑与抱怨。

而始终能将一片真心留予中国足球的那一小拨球迷，也着实活得憋屈。这些铁杆是国足感情债的最大债主，伤得最深却又最快忘了痛，所谓“瘌痢头儿子自家好”，如是而已。但在中国支持中国男足，绝不是一件时髦而值得炫耀的事，甚至在大部分社交场合需要隐瞒自己的立场，否则难免被身边人冷嘲暗讽：“居然能对国足有憧憬”的人，大约不是傻就是二，再不就是缺心眼儿。倒是呼喊着自己是英格兰、德国、巴西、阿根廷或者荷兰铁粉的人多如牛毛，每逢大赛站队者众。

这事若是发生在美国倒也并不稀奇——德国世界杯时结识一位洛杉矶同行，此君不随同美国队左右，倒是追着墨西哥、韩国、伊朗的比赛跑，原因也不难理解，在美国看足球者多是这几国移民或移民后裔，反倒是“正宗美国人”对英式足球无甚兴趣——但发生在几无移民的中国，可谓真心奇景。

2002年，在万众球迷的期待中，中国男足最终以三战皆负、进0球失9球的战绩结束了世界杯首秀。

中国足球之奇，又在于自身。这是一支始终没有运气的球队，当你祈祷奇迹或者哪怕是寻常结果在它身上发生，结果总是反向而行。从第一次冲击世界杯时的新西兰放水沙特阿拉伯开始，厄运就一次次笼罩着这位可怜的家伙——第二次的“五一九”翻船中国香港，第三次的两度“黑色三分钟”，第四次的伊尔比德与也门一战，第五次的“金州不相信眼泪”，第七次的少算一个净胜球，第八次的为北京奥运会练兵，第九次的开赛前两周换帅卡马乔——每次看起来其实距离实现下一步都不那么远，甚至就差那么一个点球，却最终连最简单的机会也会错过，以致全局崩盘。只有第六次的2002年世界杯是一次例外。而这次前无古人、短期内后无来者的成功，早就被烙上了“张吉龙抽出神签”和“日本韩国不用打预赛”的标签。可能很多人还会记得米卢·蒂诺维奇的“零距离”，却忘了他最有用的一句教诲——“赢得该赢得的比赛”——这可能是这位机会主义派教练成功的最大秘籍。

对于包括中国男足在内的大部分足球队，总会遇上一些并无胜机或是并无实际意义之战，不必纠结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那些正常发挥实力应该拿下的比赛，就必须拿到该拿的分数。

2018世界杯预选赛：黄博文、武磊破门建功 中国男足2-0卡塔尔，图/CFP

这一次的奇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其实并不需要制造一个奇迹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两战中国香港拿下6分，国足早已晋级，何必把惊险留到最后一刻，还要看着“半个亚洲”的结果。从技战术方面，已经无法解释与中国香港的那两场“闷蛋”，在主客场系列赛占据绝对优势，每场比赛都打对方四次门框，更是有一个有效进球被误判——除了“点背”，恐怕确实找不到更妥帖的解释。

从某种意义而言，“朝鲜不胜菲律宾”“约旦不胜澳大利亚”以及“阿曼不能净胜伊朗六球”的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或许也是两战香港八次门框的霉运所换来的幸运（其实后两者本实现概率很低，真正的“他者奇迹”只有第一条而已）。找回一点点运气的中国队，至少这次自己没掉链子。自助者天助，相比以往，这是莫大的进步。但也别忘了，这支队伍仍未学会“赢得该赢得的比赛”。

未来的十二强赛或许仍会是以上这个局面。铁杆们不会奢望眼下这支国足已经有了挑战本洲霸权的实力，他们没有过高的期待，但依然有着被刺痛的可能。关于国足的段子依然将在赛前赛后一次次流传开来，旁观者们仍会带着偏见看待这尊社会之痰盂。至于国足，他们在下一个舞台中将不会再遭遇今天这样的对手——对卡塔尔而言，对中国的最后一战不属于“该赢得的比赛”之列——也很可能不会再有乐于助人的菲律宾，奇迹的剧本已经落幕，下一出戏的主旋律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

老猫

1978年6月25日，阿根廷世界杯决赛被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的央视转播。漫天飞舞的彩屑和纸带，狂野的球迷和狂傲不羁的球星们，让中国的观众目瞪口呆。很长时间内，年轻人的主要话题，都是“肯佩斯”“荷兰”“全攻全守”这样的词汇。

那个夏天，世界杯通过转播信号，第一次“来到”中国。

20年后，19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人们获得世界杯的消息依旧要靠报纸。我在一份小报办世界杯特刊，每天熬夜，为的是把刚刚结束的比赛结果印到报纸上，在早晨7点前送到地铁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就从4千份狂飙到了8万份。清晨结束工作，走出报社，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报贩，开着面的、推着平板三轮、骑着摩托……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在印厂外排起长队，等着运走油墨未干的报纸。在地铁里，那些提着包匆匆上班的人们，买上一份报纸，急切浏览，他们就想知道谁赢了。

看着这火热的场景，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没有中国队参与的比赛，竟然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如痴如狂。四年一次，世界杯就像水和粮食一样，成为很多人的必需品。他们为之癫狂、哭泣、欢乐，甚至计算着今生能看到多少届世界杯。但他们没有主队！

细分之下，这个奇怪的心态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这一阶段中国的球迷关心世界杯，主要还是盼望着中国队闯进决赛圈，看世界杯的最终目的，也是要看看中国队和人家差距有多大，有没有打败世界强队的能力。那时候中国足球在亚洲还是数一数二的，很多国外队伍和中国球队比赛后，都会留下一句话：怎么这么有实力的队伍会进不了世界杯呢？当时还有一位足球名宿说过一句话：世界杯是门小院子大。言外之意，只要能闯过预选赛，到了决赛圈里，踢腾出多大动静可就没准儿了。

那时候的中国队在亚洲没什么可怕的，“恐韩症”还没有发作，踢日本更是不在话下，唯一势均力敌的对手是西亚的沙特、科威特、伊朗那些队，但交手也是胜多负少。但倒霉的是三届世界杯预选赛都倒在了阴沟里，1981年是被新西兰和沙特联手算计，人家打了默契球，把中国队卖了；1985年是意外在小组赛中输给了香港队，酿成“5·19”事件（又称“国足黑色5·19”，指发生在1985年5月19日的北京的球迷因不满国足比赛成绩而恼羞成怒，引发了暴力冲突的历史事件）；1989年是连续两个“黑色三分钟”。很多球迷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实力问题，仅仅认为是运气不好。

“5·19”那天，我在工体现场看球，散场的时候球迷砸了汽车，好多人被抓去劳改了。我回家的路上，听见有球迷郁闷地说：“等中国队进世界杯，我儿子都能打酱油了。”

他没想到的是，他儿子的儿子都会打酱油了，中国队反倒一蟹不如一蟹，离世界杯越来越远了。

如果能给20世纪90年代前的球迷的心态下个总结的话，就俩字儿：“不服”。看世界杯，“不服”的心态居多，瞧见亚洲球队被虐，大家会说，还不如让中国队去。

1994年到2002年这三届世界杯，可以说是中国球迷关心世界杯的第二个阶段。那些年，央视和地方台开始大量转播欧洲联赛，人家比赛的水准之高，让中国球迷如醉如痴。渐渐地，很大一批拥趸有了自己的偶像，这些球星所在的队伍，也成了球迷心中的主队。但在这一阶段里，中国队的表现越来越差，1993年预选赛小组没出线，1997年竟然因为最后一战对沙特算分错误，采取了保守的战术失去出线资格。2002年，日韩不参加预选赛而沾光进入正赛的中国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如果说以前几年还有什么不服的话，这几年是彻底服了。

记得1998年办世界杯特刊，夜里看球做版的时候，有编辑看着电视屏幕，满脸艳羡地说：“我如果是一个巴西人，一个德国人，该多么幸福，哪怕是尼日利亚人喀麦隆人科特迪瓦人也行啊。”

和世界杯上那些队伍相比，中国队确实有着让人无法理解的一面。你说经济决定竞技水平，非洲那些穷国也能出线，也能打败强队。中国经济搞得不错，可足球却是一地鸡毛；你说国运兴球运兴，可刚刚发生过战乱的伊拉克就能打败你中国队，运气还有比他们更衰的么？你说是体制问题，朝鲜踢得都比你强。你说是饮食结构问题，但人家日本韩国却风生水起。

结论只有一个：足球的管理者和参与者水平太低，要上进心没上进心，要责任感没责任感，甚至廉耻都没有了，他们自甘堕落，他们自暴自弃，完全不值得为之动容。其实很多领域都有这种现象，凡是越搞越砸的项目，都与管理者所处的环境及其素质有关。

既然失望已到极点，索性就不去关心。人们发现，如果不念及中国队，世界杯就更让人愉快。在这些年里，巴西、阿根廷、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这些球队，在中国都拥有了大批拥趸，庞大的足球消费市场已经形成。可惜，这个市场不是给中国队准备的。

这个阶段的总结也是两个字：“剥离”。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中国队的糟糕战绩，不再被拿来痛心疾首，而是被用来调侃与嘲讽。“足球”与“中国足球”，已经成了两个范畴的事情，是两种运动，完全不在一个次元。

2002年以后到现在，中国人的世界杯情结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段时间，互联网迅速发展，人们能获得大量的信息与互动，这段时间，中国队进一步沉沦，与世界杯越行越远。而球迷的性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元了。

很多人不再为看球而看球，他们看帅哥、太太团，看时尚，看风景。女球迷群体増加，她们表现得像听音乐会一样癫狂，市场份额让陡增一倍。真正的伪球迷群体也在形成，他们不关心比赛本身，而关心结果，因为他们下了注。而还有一批明星、富人们，平时从来不关心足球，但此时会努力站到世界杯赛场的观众席上，自拍照片，发上网络。是的，抖豪车、名表、皮包都有风险，但抖一张世界杯门票，没人说你炫富，虚荣心还会得到天大的满足。

无数搭调不搭调的人都能从世界杯上分一杯羹。餐饮业的老板们会抬出电视，通宵招揽顾客。电商会大促食品、酒水，狂赚一笔。而那些作家、明星们，爱不爱球都没关系，爱钱就成，写点专栏，当回嘉宾，一个月下来，多少能赚得一笔。

中国人的世界杯情结变成了“商业”二字。这个离世界杯无比遥远的国度，大家却都在为世界杯疯狂着。人人都能消费和被消费，人人都是参与者。真正被冷落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足球。

当年的激情澎湃到现在已经巨变，中国人也从睁眼看世界，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参与。当年是不服输，现在是多赚钱多花钱。

球迷们世界杯的情结，能体现出时代变迁。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应该感谢有足球的时代。它能让人神游世界，能伴随很多人的一生，带来四年一个忘我的、忘掉一切烦恼的夏季，尽管在决赛之后，大家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世界杯回到南美，使人不得不想起36年前那场如仙境般的世界杯决赛。从那时起，中国人看了9届世界杯，历经36年，到现在，总算一个轮回了吧？中国足球，也该到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再无起色，那一定是中了魔咒，万劫不复了。

（资料图：2011年11月15日，新加坡，2014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加坡VS中国。球迷助阵。CFP供图）

第二章
当我们讨论欧洲/世界杯时，我们在看什么？

人们乐衷于给欧洲/世界杯总结出许多可以被部分验证的规律。

德国足球的复兴：结果缘于准备

沈雷

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日耳曼的土地上流行着一首为东道主球队鼓劲的球迷歌，歌词的核心部分如此写道：“1954年是奇迹，1974年是运气，1990年是应得的褒奖……”

这恰如其分地描写出了德国人对于本家国足三夺世界杯的一致心态：在伯尔尼击败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球队匈牙利，或许真是虔诚的信仰赐予的礼物，这次不可思议的胜利也被视为日耳曼人战后崛起的一个标杆；拿下本土举行的首届世界杯时，德国队已经强大很多，但最后一击的成功也仰仗荷兰队突然的迷失——决赛前一日德国报纸曝出的荷兰队员裸泳丑闻，究竟对对手造成多大的杀伤力（尤其是传说中克鲁伊夫太太的“夺命连环call”），迄今仍是世界杯史学的一个谜；至于意大利之夏，虽然没人拥有马拉多纳的天赋，但那支聚拢了一代精英的德国队确实是当年最强大的整体，胜利实至名归。

（2014巴西世界杯决赛：颁奖典礼举行，拉姆高举大力神杯。CFP供图）

“2006年的冠军，将是最大的惊喜。”这是彼时的德国人对于正在重建中的德国队的期冀。在经历了2000年与2004年两届欧洲杯的不堪回首（2002年世界杯的亚军只是一次“回光返照”），德国足球尚未让自国拥趸建立百分百的信心。对常年浸润于光荣传统中的德国足球，2006年是一次罕见的“青春革命”与“血脉革命”，也是一次略具颠覆感的冒险。

时间终是证明了冒险的价值。当年的年轻人历经8年的磨炼，已经具备了重新征服世界的实力，“Bereit Wie Nie”——“准备从未如此充分”，这句出征巴西的口号又再一次透满了德国式的自信。

如何来评价2014年的这次冠军？最接近的评语，恐怕还是24年前的那句“应得的褒奖”——没有闪亮整个夜空的超级明星，更接近人而非神的克洛泽，却恰恰打破了由一位“外星人”保持的进球数总纪录；这是一支均衡的队伍，说不出哪里才是他们的短板，无论纸面实力还是临场发挥，保持着相符的稳定性；他们也继承了德国足球曾引以为傲的强大意志力，有过接近困境的时刻，却能熬过极限；这支队伍同样成为继1990年后又一支创造了当届杯赛最高胜场比分并最终夺魁的王者……

但与24年前不同的是，现下的这位冠军更年轻更多彩更融入世界，而非当年被打上的力量派烙印，他们是整届杯赛传球次数最多的队伍，并赋予西班牙式的“tiki-taka”足球以全新的生命力，而其多元化的阵容中亦不乏以技巧见长的队员。想必会有许多文章总结德国足球从跌入低谷到再建辉煌的原因，重塑青训，可能是被提及最多的一处，尤其是德国始于2002年的全国性青训计划。

任何体育项目的成功，在总结原因时列入一条“重视青训”永远是不会错的解答，但德国足球这次重返巅峰，又怎会是“重视青训、重塑青训”这一言足以蔽之的呢？在决赛中进球的格策（1992年出生）、比他更小一岁的德拉克斯勒，都早在2001年就进入了顶级职业队的青训营序列。2002年全国性青训计划的威力若真全面爆发，恐怕还在四年后乃至更远的未来。

德国足球重获成功，建立在一系列宏观的勾画与微观的执行之上，重塑一套更现代化的青训体系与其严密的部署执行，是其中之一。依葫芦画瓢不难，而令我们这些中国旁观者模仿不来的，倒是德国在足球运动上的“大国地位”。8000万人口之于中国，不过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的级别，但其拥有令我们难以想象的650万名注册球员，14个级别的庞大联赛体系、细致到每位球员的注册管理系统，这才是真正的大项目。

大国之大，人口是一个而非全部的元素。一个有了足够经济基础的大国，其民众才不会整日为衣食忧，才能匀出更多的时间参与、投身体育，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投机的可能。一个有了足够吸引力的大国，其足球界才能引来诸多外裔人才，因为价值观而非金钱为己效力，也能拥有宽容的胸襟接纳这些族外人群。一个有了足够自信的大国，同样不会将竞技运动与国运挂钩，让体育承载其不该承载的责任。足球流淌在许多德国人的血脉中，这一点毋庸置疑。除了在1954年这个战后重建的特殊年代，德国人不会将足球的成功与民族的复兴之间做太多的联系。足球仅仅是足球，体育仅仅是体育。

很遗憾，这些中的许多，我们只能遥远地抱以空洞的羡慕。过去的若干年里，中国足球也在开展某种合作式的进校园计划，但在具体执行中，多部门间别扭的关系、整个社会文化的背向而驰，都是可以事先想象的。但让我彻底感觉这项计划中短期内将不会产生明显的正面效应，是从不止一位的教育系统官员嘴里听说，他们试图营造一个有别于体育系统的体系，那里将制造出新一代的足球明星——作为全世界最为流行也是对运动员本身客观条件限制最少的项目，足球从来无法通过“精英教育”得以拔尖，校园也好，青训也罢，只是一次让年轻人、让所有人爱上这项运动的普及，只有当参与者达到数十万计乃至更多时，优秀球员与明日之星才有机会得以系统出现。无成绩意识的准备，才会得到有成绩的结果。

塞普·赫尔伯格，1954年德国队主帅、伯尔尼奇迹的缔造者，曾有名言：“Nach dem Spiel ist vor dem Spiel”，可直译作“一场比赛之后就开始下一场的准备”，若再作引申，亦有“结果缘于准备”之意。这便是德国足球水到渠成的精辟总结。而我们却似乎总在试图走“为了结果而准备”的捷径，此路不通，至少对于足球。

克鲁伊夫：烟、足球、左翼斗神

马立明

克鲁伊夫已经是一个文化图腾。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足球场，成为那个时代最闪烁的星。年轻的他，吸烟、吸毒、乱搞男女关系，可谓放浪形骸、无恶不作，但这些丑闻并没有让他失分，相反令崇拜者更加为他迷狂。

一个噩耗惊动了全世界。一代荷兰足球巨星约翰·克鲁伊夫，昨日夜里与世长辞，享年68岁。他的影响力早就超出了球场，与格瓦拉、列侬等人一样，成为那个年代左翼青年的反叛偶像。留着长发、烟不离口、桀骜不驯的他，天然就是反体制的代言人。而他秀丽的脚法、丰富的足球智慧，让他成为绿茵场的极致美学。在那个乏味的时代，他用足球叩打着人们的心灵。

1974年世界杯决赛，他与贝肯鲍尔的斗法，真是双星璀璨、一时瑜亮。虽然最后荷兰1:2不敌联邦德国，但两位巨星的演出难分伯仲。遗憾的是，中国当时还没直播世界杯，因此我们都无缘看到他们的风采。当国内开始转播西甲集锦时，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我第一次在电视画面中见到这位足球之神，是在1995年，他已经是巴塞罗那的教练，而他的儿子朱迪·克鲁伊夫也已经登上球场（尽管入选过国家队，但朱迪只是平庸的球员）。尽管克鲁伊夫当时已是下课边缘，焦头烂额，力不从心，但是他却为这支球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现在的巴萨传控打法的奠基人瓜迪奥拉，就是克鲁伊夫昔日的弟子。巴萨之所以在2006年之后四夺欧冠，每一个球员都会将成功上溯至克鲁伊夫。

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

著名球评家颜强将克鲁伊夫誉为“思想家”，我觉得还不够准确，他更应该是一名“哲学家”。在众多队员之中，他是如此地与众不同。这不仅是他发达的运动神经，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种哲学的角度审视这项运动，将它升华成一门艺术，一门宗教。他不仅有黄金左脚，他还有黄金大脑。他独立思考，他特立独行，并以一己之力颠覆了这项运动。他会告诉队员，你们都得听我的。他会告诉教练，你坐着就行了，我们负责赢球。1974年荷兰的攻势如此水银泻地，来自于他的指挥。此外，他是个享乐主义者，喜欢美女，喜欢抽烟，经常彻夜狂欢。但对于既有的社会制度，他极端反抗，包括后期与荷兰国家队的决裂，也就轻描淡写两句话。因此，新华社记者贺灿铃形容，克鲁伊夫就是“球场上的切·格瓦拉”。

克鲁伊夫定义了一种人——那就是“战斗的左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人们已经厌倦了没完没了的冷战，左翼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在巴黎，在伦敦，在东京，在华盛顿，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的呼声空前响亮，各个群体走向街头。披头士的歌声《Love Me Do》响彻了天空，随处可见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的画像。在大学课堂上，萨特、波伏娃、雷蒙·阿隆等左翼学者成为“最危险的导师”。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运动接连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特立独行的克鲁伊夫就是一道闪电，照亮了阿姆斯特丹的天空。他的行为方式，他的价值体系，他的战斗姿态，他的歇斯底里，就是左翼斗士的标本。奔跑着的“发条橙”，让全世界都为之喝彩。虽然1974年的决战，贝肯鲍尔夺得了冠军，但平心而论，稳健而古典的贝肯鲍尔，更符合保守派的口味，暴烈而富有攻击性的克鲁伊夫，却获得大量左翼民众的支持！全街橙衣为谁而穿？当他从阿贾克斯转会巴塞罗那的时候，加泰罗尼亚那是漫天旌旗。一个孩子可以不认识西班牙首相，可以不认识市长，但不能不知道克鲁伊夫，那个像神一样的男人。

（1968年，巴黎一家餐厅的厨师声援学生运动。）

讲到这里，相信各位也明白，克鲁伊夫已经是一个文化图腾。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足球场，成为那个时代最闪烁的星。年轻的他，吸烟、吸毒、乱搞男女关系，可谓放浪形骸、无恶不作，但这些丑闻并没有让他失分，相反令崇拜者更加为他迷狂。在死气沉沉的政治低气压中，电视里反复播着勃列日涅夫、福特等人的无聊透顶的画面，欧洲人需要一个像克鲁伊夫那样的反体制英雄。左派足球对欧洲球迷来说，就是一杯欲罢不能的烈酒。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让克鲁伊夫走上了真正的神坛。

同时代还有一位传奇球星，脚法不亚于克鲁伊夫，名叫乔治·贝斯特。此人在英国赛场所向披靡，而他的做派风格，也是桀骜斗士一名，与克鲁伊夫有得一拼。此人热衷酗酒。有记者问他为何天天喝酒，他说不对，不是天天喝，而是一喝四五天。果然，2005年他如愿死于酒精之下。而克鲁伊夫呢，踢球的时候就烟不离手，如今就因肺癌而死。加上此后的球王马拉多纳，差点因吸毒而暴毙。这几位巨星都以叛逆、反抗作为自己的诠释，是足球赛场最热血、最激荡、最迷人的部分。可见，叛逆听起来很酷，但同时也是在作死。烟酒都不是好东西，毒品更是不能碰。贝斯特和克鲁伊夫都走得太早，而马拉多纳身体状况也长期欠佳。激进的斗士们都跌入了自己挖的坑里。

所以，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愤世嫉俗者到最后都要回归生活。晚年的克鲁伊夫，坐在巴萨的观众席中，看着驰骋的梅西，满眼都是自己20岁时候的样子。

因布拉特而分裂的足球世界

沈雷

过去的一周，体育世界里没有谁能比国际足联更抢镜头。

从美国与瑞士司法部门联手冲击国际足联总部，逮捕多名足坛政要；到贪腐门的舆论持续发酵，足球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布拉特理所当然地被牵涉其中；再到万众瞩目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险些因为欧足联的提议而延期，又因为收到炸弹威胁而在全世界媒体的镜头前手忙脚乱了一阵……似乎具备了所有戏剧元素的这出戏，最终却无法拥有一个好莱坞式的“圆满”结局：79岁的塞普·布拉特将继续统治国际足联，直到2019年。

这是布拉特第五次在国际足联主席的竞选中胜出。如果他真的在2019年兑现“我那时会退出”的诺言（至少2015年他没有兑现承诺），这位身材矮小、时常语出惊人的瑞士人就将执掌世界足坛权杖整整21年。

从1998年甫一上台后，布拉特就一直是欧美主流舆论的嘲讽与攻击对象，但早年的话题通常只是挖出他凭空想出的各种奇葩主意——无论是身为秘书长时力推的“金球制”还是成为主席后创造的“银球制”，如今看起来都像是笑话——当年关于他最著名的一句评论莫过于此：“布拉特每天脑袋里都会蹦出100个新主意，这其中101个糟糕透顶。”而这场以他为主角的连续剧没有往喜剧与闹剧继续深入，反倒逐渐向黑帮片与警匪片发展。

布拉特的亲信鲁菲南在2002年时的叛变，揭晓了诸多关于FIFA高层与最高领导人的经济黑幕，但这其实算不上太大的新闻。布拉特的前任阿维兰热就曾受到过相似的指控，而关于FIFA混乱的财政状况，也经常有丑闻缠身的国际奥委会早就有过经典评述：“他们像家庭妇女那样理财。”

但情况却在越变越糟。在卡塔尔取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后，舆论的攻击进入了高潮，布拉特与他的FIFA失去了正面的印象。有趣的是，瑞士人的统治地位却没有受到与之相符的威胁。

在其经历的五次主席选战中，形势最为激烈的当属1998年。阿维兰热退休之时，更热门的FIFA主席人选是瑞典人约翰松，这位当年的欧足联主席象征着足球世界里的理性与精英，而担任了17年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似乎更胜任幕僚而非领袖。自认为站在正义这一边的约翰松，宣布如果胜选将会调查阿维兰热在任期间FIFA的财政问题，这个动作也彻底激化了自己与阿维兰热阵营的关系，阿维兰热钦点的候选人布拉特最终得以以111比80“险胜”对手。

这位昔日的幕僚长在坐稳了主席之位后，牢牢地把握住了权力的精髓——2002年，竞争者哈亚图只是一个“托”，这位非洲足联主席背后站的是FIFA副主席郑梦准和“叛变”的秘书长鲁菲南，哈亚图本人倒意愿并不那么强烈。比起139比56的悬殊票数，日后2010年世界杯主办权给了非洲、哈亚图又成了FIFA一群副主席中唯一被官方带上“senior”抬头的那位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2007年无人竞争，2011年临选前竞争对手哈曼因涉嫌腐败被“终身禁足”，这两次选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言。至于眼下刚落幕的这一回，发生在布拉特的名声最糟糕之时，但约旦人阿里也仅仅获得73票而已。

布拉特获胜没有任何悬念可言，一切的紧张气氛，不过是媒体们借着美国司法部门与瑞士警察点起的“虚火”而已。没有资历、没有资源、没有权力背景的阿里王子，真的可以统治好这个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的庞大组织？阿里所得的票数中的大部分，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莫如说是出于对布拉特的不信任。如果菲戈没有退选的话，也许可以得到更多几张的选票，但依然不足以对布拉特的统治形成实质威胁。

在国际足联全会使用的“一个会员协会一票”的投票机制中，少数派的精英绝对无法占据主流，尽管拥有53票的欧洲已是第二大票仓，但与亚洲、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总共135票相比，实在势单力孤。虽然亚洲与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中有个别发达国家经常站在欧洲这一侧，但欧足联自身却也并非铁板一块——西班牙等南欧协会一直与瑞士人关系暧昧，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部分东欧协会更是因为2018年世界杯而力挺布拉特。

布拉特分裂足球世界的方式简单而直白。世界杯是FIFA最赚钱的机器，更是布拉特权力分配的宝物。比如“授予”世界杯主办权：看看俄罗斯与亚足联的官方态度，就知道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对于他们各自的重要程度；往前看，2010年世界杯给予南非也是对非洲的补偿与关照。又比如分配参赛名额，世界杯决赛圈从16队增加至32队后，非洲、亚洲、中北美及加勒比这三大票仓一直以来都是得益者，而只有10票出头的大洋洲至今拿不到一个“直通”名额，逼得澳大利亚不得不“脱洋入亚”。

对足球弱势地区拨出大量的资金援助，又是布拉特的另一大招。毫无疑问，对于类似几内亚比绍、不丹、海地这样的小国，FIFA每四年上百万美元的资助或许意味着全部；而对于英格兰、德国，那不过是顶级球星的数月薪水而已——而在投票时，每人一票，分量相等。这也是为什么当布拉特与他的庞大组织深陷贪腐丑闻时，关于其本人的评价却愈加两极化：欧美足球政要与主流媒体将布拉特描绘成“独裁者”，而来自小国的代表却高歌其为“圣人”。其实布拉特的这一切招数并非独创，不过是拷贝于其师阿维兰热。通过种种直接或间接的诱惑与足球非发达地区站在一起，巴西人早就屡试不爽，只是布拉特干得更彻底而已；至于“独裁者”的帽子，阿维兰热也早已戴过，只是舆论在抨击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正是阿维兰热建立起了现代世界杯与足球世界的基石系统。

围绕布拉特与国际足联的争议，暂时不会有终点。即便美国与瑞士的司法系统查证出被捕的足坛政要确有贪腐行为，也很难对国际足联这个跨国体育组织有所作为。亦很难指望欧足联势力愿意从内部掀翻国际足联——代表精英的普拉蒂尼们要的只是布拉特的妥协，比如卡塔尔世界杯必须在夏季而非冬季举行（一旦在冬季举行，欧洲主流联赛将面临赛季中至少两个半月的停摆，损失难以计量）。至于罢赛乃至退出FIFA，这也许只是被报道点起了正义感的看客们的一厢情愿。看看普拉蒂尼在选举后与布拉特的微笑握手，想想普氏之子曾在卡塔尔世界杯申办的相关公司里任高管，这不过是一场政治秀而已。

足球在文艺复兴的路上

麦家

20世纪90年代，戴帽子的球评家和长胡须的教练，异口同声地指出：意大利足球是防守反击的代名词，象征着功利。这似乎源自保罗·罗西的1982并在之后的若干年，被害怕犯错的教练和颟顸的口诛笔伐无限发扬光大。直到马尔蒂尼脱下蓝衫后，一叶障目的蓝色瞳孔和傲慢的口轮匝肌才吃惊地发现：文艺复兴的典籍里，竟然藏有一切的梦想和企及梦想的阶梯。于是，深谙防反要领的里皮做出了第一次改变，而继承者普兰德利天性中的冒险精神，似乎可以测量出若干光年外星团的心率，只要他的决心足够坚定和滚烫。

意英大战的上半场，无疑是开赛以来技术含量和艺术水准最高的四十五分钟，与新泡的咖啡香气达成了幸福的共谋。那时，身披白衣的三个黑人小伙的纯青炉火，如厉剑，锋芒毕露，无处不在，酣畅淋漓。老辣的基耶利尼显然低估了利物浦边锋的天分和革命意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镇守左半场的他和帕莱塔好像一对醉泥的酒鬼，一次次不合时宜的跑位，一次次莫名其妙的触球，一次次不知所措的倒地，饱尝了手忙脚乱的耻辱。幸好八年前洋相百出的巴尔扎利和顶替布冯的巴黎门将有着卫生模范的光荣，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他们有惊无险地度过危机。更幸好，英国绅士远射的准心尚欠运气的眷顾，使肩扛钢筋混凝土之名的继承者们才不致犯下审美或道德上的错误。

但一隅的迷失尚不能改变整个战局的力量，问题的核心在于杰拉德和皮尔洛鲜明的对比。同样是三朝元老，前者在度过开场的兴奋后，便陷入力不从心的泥淖，身体和意志都同时远离旗手的要领，狮子的爪牙恍惚了目标，少年英雄的进攻形如散沙，事倍功半的努力换来了集体抽筋，死亡无疑在巴神凶猛的头槌之前便已注定。

地中海蓝的21号，则显然用细琐的岁月兑换了玫瑰、月亮和汗牛充栋的书籍。这位蓄满须发的中年人，怀揣着罗伯特·巴乔的一招一式和哲学，并深得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们的要领，举手投足都是呼风唤雨。在他精确制导的计算之下，蓝衣人举重若轻地解开了微积分、相对论，甚或哥德巴赫的难题。全场602脚传递，超过90%的成功率，数据计算出蓝衣军团中场非凡的控制力。摆脱了礼数、困惑和说教后，米兰、都灵、佛罗伦萨和罗马，这些来自中世纪的天生审美师，在绿茵场上不再是迷宫，或主义，或形容语。35岁的大师在马尔基西奥进球前那销魂的一让，以及终场前误差仅一厘米的电梯任意球，都注定将成为意迷长久难忘的集体记忆。至于2:1这样恰到好处的胜利，不过是足球在文艺复兴路上迈出的又一个坚实脚步。

（2014年6月14日，巴西玛瑙斯亚马逊竞技场，2014巴西世界杯小组赛D组，意大利VS英格兰。CFP供图）

德尚：足球的卢梭

麦家

齐达内的退役，令法国足球出现了技术与勇气的致命真空，巨轮失去重心后的惯性，其破坏力是一种绝对的危险和不道德。当它在黑暗中划出朦胧而繁杂的轨迹，一个罗盘的命运比深不可测的大海更加神秘。几乎所有人都在耐心地等待下一个勇冠世界的船长的出现，因为图谶上空气和水的法则在说明：没有阿伽门农的历史，海伦终究遥不可及。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人故作沉默，有人无奈老去，有人在加紧退缩，有人则进入了其他人的生命……但雄关漫道不可回避，即使是无华又平淡，它也就在前方，任你喋喋不休或战战兢兢都是枉然。

所以，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那位于十年前运筹帷幄，率领摩纳哥与波尔图的穆里尼奥在欧冠决赛赛场史诗对决的少帅德尚，那位在十六年前纵横沙场，带领齐达内、德约卡夫、德塞利、巴特斯和年少的亨利高举“大力神杯”的领袖德尚，洗尽了世俗的喧哗，抛弃了朗月的安稳，带着绚丽的理想和平庸的信任，带着齐达内的友情和恩师里皮的智慧，带着少年时的理想和青年时的勇气，在黄昏暗淡的香榭丽舍大街，在冰冷肃穆的埃菲尔铁塔前，固执地接过了另一位好友布兰科的责任与使命。骄傲的足球帝国，就此迈向书卷的谜团，迈向了巴斯克人铁血牧鞭的命运。

回首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祸福相依的中国哲理在战栗的长矛上尽致淋漓。炼狱般的预选赛：支离破碎的武器，鲜血淋漓的进步，危如累卵的胜利……出人意料的难题提前给了德尚蜷曲的沉稳和白热的冷静，留下了一个充分的、向前思考的余地。

来到巴西，里贝里突如其来的伤病令原本就不受瞩目的法国队沦为浓雾中黑白色的配角。球迷的焦躁，媒体的寡淡，钟表的不安……这一切来得恰好。德尚可以在千金难买的安静中想得更深，算得更远。这位顶尖全能中场出身的智者，像熟悉自己掌纹一般熟悉足球的过去现在，并深谙其内在奥秘和自然之妙：足球绝不仅仅是运动学，也不仅仅是战争学，它也是思想，也是哲学。齐达内如凯撒大帝般的成功固然宝贵，但是自由，卢梭的自由，罗伯斯庇尔的自由，戴高乐的自由，成就了今天文明耀眼的法兰西。既然井井有条的理性已然无法获得尼姬的微笑的垂青，那么，就让卢梭的思想在绿茵场上飞翔吧，坚定的词句才能抓住感情，坚定的自由才能将胜利进行到底。

于是，本泽马让出了中锋的正印，在左右两翼更大的空间幽灵般游弋，寻找大师巴乔统治比赛的奥秘；于是，马图伊迪、西索科或者博格巴，他们已不必在中场过度纠结，前方更加自由的开阔地，才是信笺的地址，明朗的战场和丰收的庄园。自由将速度推向了极致（杀死了浮夸），速度将效率推向了极致（杀死了口号），而效率令自由更加团结。小组第一的出线足以向世人宣告，后齐达内时代的法国队，已然找到了指引足球未来方向的《社会契约论》，虽然武装还是原来的武装，虽然人还是原来的人，但他们已然完成了团结的整束和思想的革新。

（资料图：2014年6月25日，马拉卡纳竞技场，2014巴西世界杯小组赛E组，厄瓜多尔Vs法国，德尚与队员相拥入场；CFP供图）

请记住，因为德尚，他们已今非昔比。

足球：文明人的战争

李伯杰

在当今世界，除了美国，足球大抵都是第一运动。每当足球世界杯来临之际，全世界都为之欢腾，足球世界杯的规模、震撼力和号召力足以同夏季奥运会抗衡。一个小小的足球何以牵动如此多的人的心？何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

关于足球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一项足球运动，特别是当代这种有组织的、有规模的、职业的、高水平的足球运动，既涉及足球运动本身的魅力，又涉及与足球有关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那么从文明与暴力的关系来看待足球运动，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安全感乃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需求之一，所以与之相关的热爱和平是人类的基本诉求之一。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从野蛮向着文明发展的进程。随着文明的步步胜利，和平也作为文明的基本价值而逐步得到实现。回想一下欧洲文明的进程，这一点便一目了然。想当年，在中世纪的封建制时代的法国，法兰西那些大小领主们居住在自己的城堡里，俨然就是他们领地上的小皇帝。在其领地上，他们拥有各种特权，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司法体系、财政体系，他们可以称王称霸，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为所欲为。对他们来说，在城堡内部、在领地上，自我克制是多余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乃是无须控制的，包括愤怒的爆发，以及相连带的暴力的爆发，也是无须控制的。每年的比武大会，都是他们展示武艺和力量的机会，也是暴力合法表达的舞台；这时，他们的攻击性可以随意发泄。可以说，粗鲁和暴力就是城堡里和领地上的日常生活。而当法国的君主专制体制踏上胜利之途时，一个个小霸王被强大的王权征服了，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堡和领地，来到巴黎，住进了冰冷的凡尔赛宫。在宫里，一切都由国王说了算，由不得他们好勇斗狠、为所欲为，一个个小皇帝不得不收起野性，学习宫廷里的种种礼仪，以保全自己的仕途甚至性命，暴力被和平所征服，西欧的文明化在君主专制时代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非暴力成了上流社会的价值之一。

但是人性是复杂的。人既有爱好和平、厌恶暴力的一面，同样也有爱好暴力、攻击和挑衅的欲望的一面，可以说，攻击欲或曰侵略性同样也是人类的基本冲动之一。这种欲望与生俱来，就连小小的婴儿也会表现出攻击欲。再加上生活中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而当愿望得不到满足时，特别是当人们因为生活中的不如意而导致心情不好时，攻击欲就愈加强烈。若是攻击欲受到压抑，人们的心里就会发生扭曲，甚至导致心理疾病，所以人们就需要种种渠道、各种阀门来宣泄。

为了排遣攻击欲，人们想出了各种招数，例如日本公司里把拳击的靶子制作成老板的形象，让有发泄需要的人们去击打，使之宣泄对于老板的不满。再说说君主专制时代的法国，想当年，在凡尔赛宫里，那些我行我素惯了的、后来又被文明征服了的各路诸侯，暴力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内容之一，自由的生活与暴力倾向共生。而现在，他们的野性，如攻击欲等侵略性质的冲动，被套在文明、和平的桎梏里，突然受到文明严格的限制，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郁闷，甚至会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所以法国巴洛克时期的宫廷，想出了许多招数，来构建宣泄的阀门，如把宫廷变成一个巨大的剧场，把宫廷生活变成戏剧，把宫廷的日常生活变成节庆；于是乎舞会取代了比武大会，戏剧取代了现实，情场取代了战场，这些武士们的攻击欲等心理得到了有效排遣。欧洲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非暴力克服暴力的进程。但是即便到了现在，人的野性虽然受到了文明的驯化，但是仍旧困兽犹斗，时刻找机会宣泄。所以经历过了几场世界大战之后，和平已成为世界性的诉求，暴力则成了文明社会里被谴责的行为。但是即便如此，文艺作品中的暴力不断，酗酒之风屡禁不止，与攻击欲的排遣也大有关系。而涉及到攻击欲的宣泄时，足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作用，成了现代社会的“Karthasis”（古希腊悲剧文化中的“宣泄”）。

足球是文明人的战争，是文明社会的战争。文明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摒弃暴力，暴力仅仅被国家所掌握和实施，一切关系都用法治和规则来协调。民主政治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当然也就继承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非暴力不但是民主体制的根本规则，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基本法则之一。作为人类创造的破坏性最大的活动，在理论上，战争已为二战以后的世界所摒弃。这本来是人类的福音，不过凡事有利而皆有弊，非暴力的原则被广泛接受，使得文明社会中人的不良情绪的宣泄阀门又被堵塞了一个。在这种格局中，一个个既不违反非暴力的原则、又最大限度地协助发泄攻击欲的游戏就产生了，而足球运动就是这样一种特别能满足攻击欲、但是又极为遵守非暴力法则的优秀游戏。

拳击等搏击运动的激烈程度和暴力等级远非足球可比。但是正因为如此，拳击又太过于暴力，拳击的目的就是要把对方打倒，打到对方爬不起来为止，只有在双方无法决出胜负时才数点数。所以一场拳击赛下来，运动员鼻青脸肿、血流满面的场面比比皆是，拳击选手被抬下场的场面亦并不鲜见，令许多人感到血腥而不忍投眼观看。橄榄球亦很激烈，对抗性或许比足球还要高。比赛时，运动员一旦拿球，对方便可以冲撞、拉扯拿球队员，把他压在身下，运动员受伤的概率很高，其暴力程度亦很高。与此相比，足球比赛的暴力等级就低得多。而与篮球相比，足球又激烈得多，身体接触不但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一；除了合理冲撞、铲球之外，抢断、争顶头球、对脚等动作都较危险，相应的暴力等级也高。犯规虽然有违规则，是真正的野蛮和暴力，是不允许的，但是同时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也早已属于足球的一个固定成分。这些动作受到允许，增加了比赛的激烈程度，也增加了足球的暴力和野蛮程度。

但是这些野蛮和暴力又受到文明严格的控制。身体的冲撞是被允许的，但是也必须是“合理”的，所以叫作“合理冲撞”；铲球也是被允许的，但是只能从侧面铲，而且必须铲到球又不伤人，否则便犯规。在极端的情况下，还有红牌罚下场、禁赛的惩罚，以确保竞赛的安全性和文明规则的效力。这样，一定程度上合法的暴力，保证了竞赛的激烈和对抗性，让运动员和观众得以宣泄野性，宣泄各种不良情绪，保证了比赛的激烈；另一方面用规则降低了暴力等级，把野蛮限制在最合理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暴力和残酷，尽量保证运动员不受伤害，因此可谓文明得多，残酷程度低得多，不使其流于野蛮的滥觞。一场成功的足球比赛，就是野性与“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的完美结合。

德国文化学者哈特穆特·别曼则把足球的这种宣泄功能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看，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制度要求在体制内“存在几个非民主的野性文化区域”。原因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能够提供的“狂热”“狂喜”太少。换言之，民主制度虽然可以确保现代文明之存在、公意的实现，但是民主制度摒弃了野蛮之后，人们的行为被严格的文明规则所制约，从而导致生活本身太过于缺乏刺激，因此太过于无聊，太过于平淡、乏味，所以需要一些能够在民主框架内的野蛮来提供刺激和宣泄。而足球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强对抗性的群体性体验，可以让球迷体验战争，体验这种文明人的战争带来的胜利、失败，让球迷“为它欢喜为它忧”。

此外，110米乘90米的足球场开阔广大，不显得那么狭小局促，教练可以尽情地实施其战术。每一方各11人的比赛人数，使得排兵布阵更加有余地，前锋线、中场和后卫线的分与合，正是考验教练智力和意志的大好时机。开阔的场面、众多的人数，使比赛具有了大型战争的野战的性质。个人技术与整体配合的完美结合，乃是胜利的保障。在一对一的较量中，单打独斗的竞争可以让个人尽情地施展其能力与技术，但是个人的能力又必须在整体的配合中得以实现。其他集体项目当然也是如此，但是足球比赛人数众多，对于个人与整体的关系要求更高。而且篮球、排球等许多球类用的是人身上最灵巧的器官——手，而足球用的则是除手之外的其他器官，而用的最多的是人身上最笨拙的器官——脚。足球比赛似乎正是人类对自身能力的挑战，越是笨拙的器官，越是要让它灵巧听话；球踢得好，球仿佛被拴在脚上，对方用尽一切也不能把它夺走，证明运动员克服了人类自身的缺陷，把“脚”这个如此笨拙的器官运用得随心所欲，极大地满足了人类征服本能、战胜自身的欲望；这也正是文明的特征之一。

足球，是文明人的战争，是文明社会中被允许存在、并受到热爱的几个野蛮区域之一，是非暴力原则统治下的一个暴力特区。足球比赛中的暴力和野蛮不多也不少。如再少，则其对抗性和激烈程度将降低，故其魅力亦将大减；如再多，暴力和血腥亦将超标，为文明人所不齿。故文明与野蛮、和平与暴力的比例，在足球中达到了最佳值，足球的性质和魅力正在于此。

作为掌权者玩物的足球

——俄罗斯队缘何让人失望

方亮

俄罗斯队在小组赛结束后就打道回府了。卡佩罗说丢球前阿金费耶夫被激光笔晃了10分钟，但这没法拿来解释俄罗斯足球此次败走巴西。这些年俄俱乐部队两夺欧联杯，还曾在欧洲杯上闯入四强，有关俄罗斯足球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此次世界杯也颇有人对其寄予希望。但是这希望还是破灭了。

(2014年6月26日，俄罗斯队球员亚·萨梅多夫在比赛中被放倒。当日，在巴西世界杯小组赛H组最后一轮比赛中，阿尔及利亚队逼平俄罗斯队晋级，俄罗斯队被淘汰。 )

普京亲口承认没有收看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关键比赛，或许他很清楚俄罗斯队真正的实力。梅德韦杰夫倒是快人快语，直接道出俄罗斯队实力不足的直接原因：“我们每三名球员中便有一人可以进入国家队。”

他说，在俄超联赛中踢球的俄罗斯籍球员总共只有60多人，而俄国家队总共有23名球员。

这是一个奇怪的数字，梅德韦杰夫所指的60多名球员或许是有机会上场的球员。去年俄超联赛公布数字，该联赛注册球员数量974名，但外援比例为52.7%。这个俄罗斯顶级联赛执行“7+4”的上场规则，也就是说每场比赛每支球队最多可以派上7名外援。

如果俄罗斯球员能够遍布欧洲联赛，那么这种规则对其国家队不会有太大影响，可惜俄罗斯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所有球员来自本国联赛的球队，其该国强手无不在本国豪门效力。如果俄罗斯能够较多地归化球员为国家队效力，那么这规则也不会有问题，可惜他们也没打算让外国人替自己代表国家出战。

也就是说，俄罗斯将选材范围集中在国内，但是却只给本国球员有限的上场机会。卡佩罗在观察了俄超联赛现状之后很是着急，提议减少外援上场名额、增加联赛参赛队伍数量、归化外援为俄罗斯国家队效力，但是这些建议无人理睬。

减少外援上场名额的建议早已有之，但是“泽尼特”等豪门却要求将外援上场名额提高至10人。豪门们的这一建议很可能成真，因为他们背后的老板无不是在俄政坛广有影响的大国企、大寡头，比如“泽尼特”的幕后老板“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豪门们每年拿出大笔钱来支持球队，给优秀球员开出高薪。这甚至惹怒了欧足联。

今年5月，欧足联向“泽尼特”“安郅”“喀山鲁宾”三支俄超球队开出罚单，指三队的高额预算及每年赤字违反了欧足联“金融公平竞赛”原则，将“泽尼特”参加欧冠的报名球员数量从25人减至22人，后两队则可能在未来被减至21人。此外，三队分别被处以1200万、200万、600万欧元的罚款。

统计指出，俄超联赛各俱乐部2013—2014赛季预算总额超过15亿美元，其中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豪门们预算无不超过2亿美元，“泽尼特”达到3亿。这些巨额投资的刺激下，球员工资猛涨，扎戈耶夫等好手们纷纷选择在本国踢球，哪怕欧洲高水平俱乐部伸来了橄榄枝。本国球员的生存空间便也因这种“工资壁垒”而被进一步压缩了。

这就难怪对阿尔及利亚比赛中俄罗斯队首发里有2名32岁、1名30岁、3名28岁的球员，卡佩罗的选材面实在是太窄了，这让这位意大利名帅非常无奈。

近些年俄罗斯俱乐部队在欧洲大放异彩，但国家队却未能表现出同等实力，这实在是因为俄超各俱乐部纷纷倚重巴西国脚浩克这样的实力外援。国内球员狭窄的生存空间难以为国家队进行有效的人才输送。

其实，俄罗斯人有能力培养出世界级球星。苏联60年代和80年代两拨球星带回了欧洲杯1次冠军、3次亚军、世界杯1次四强、一枚奥运会金牌的成绩。即便这些离不开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的贡献，在新时代俄罗斯也可以培养出阿尔沙文这样的好手。

但是不合理的政策却从国家队层面阻碍了俄罗斯足球的发展。

探究俄罗斯足球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块土地上的足球从来都是掌权者的玩物，其兴衰也都拜掌权者所赐。

就像苏联足球中克格勃系统的“迪纳摩”队与军队系统的“中央陆军队”的较量一样，足球一直是大佬们用来给自己“长脸”的工具。苏联功勋足球人尼古拉·斯塔罗斯金在《足球往事》一书中介绍了贝利亚与足球的故事。这位克格勃头子像自己的前辈捷尔任斯基一样酷爱足球。后者为克格勃创建了“迪纳摩”队，前者则长久地供养着这支球队。在某赛季连续输给“莫斯科斯巴达”之后，贝利亚把“迪纳摩”对主教练找了来，问道：“我只有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主教练磨蹭了半天小声答道：“‘斯巴达’那边工资更高。”

“什么？‘羽毛和羽毛笔’（对‘斯巴达队’蔑称）们赚得比契卡们多了？这得搞清楚，然后予以纠正！”贝利亚说。

“还有什么？”他继续问道。

“我们防守不太好。”

“那好吧，我给你们派去一个机枪连监督你们训练！”

书中未交代贝利亚是否派去了机枪连，但外界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贝利亚将“斯巴达队”的主力球员斯塔罗斯金兄弟赶到了劳改营里。1952年苏联队输给南斯拉夫队而惹怒了斯大林后，贝利亚撺掇他将来自“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国家队球员流放至了西伯利亚。

如今，发生变化的不过是俄罗斯的掌权者，从苏联官僚变成了普京官僚和寡头们。所以，俄超联赛不顾本国球员生存空间一味拿钱砸人去换取在欧洲俱乐部赛场上的好成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寡头和官僚们同贝利亚们一样，需要给自己长脸，需要用俱乐部球员们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来向强人表功。

足球大众化因为大众愚昧

王冠绪

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多梅内克先生有一天发觉阿根廷第二大足球俱乐部河床（River Plate）的球场被拆了，于是决定找童年老友也是当红球队Abasto Juniors的老总萨瓦斯达诺先生了解一下情况。

老友的架势及办公室的气派让多梅内克有点不自在，他趁两人正分享着马黛茶的时候，开口恭喜了萨瓦斯达诺的球队又赢了一场球赛，借此缓和自己内心的紧张。没想到老友竟然毫不客气地质疑：“不会吧，你还相信球队及明星球员？你活在什么世界啊？”多梅内克这才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对话被老板的日常业务打断了好一阵子之后，多梅内克鼓起勇气问道：“所以球赛结果都是预先商量好的？”萨瓦斯达诺再次毫不客气又更坦白地回答：“没有分数也没有球赛。球场早就成了废墟。当今一切都在电视及广播上发生。最后一场真正的球赛在1937年6月24日踢完了。此后所有球赛及其他运动赛事都跟戏剧一样，是播报员在直播室或演员在摄影棚里完成的。”

这一位多梅内克先生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及好友毕欧伊·卡萨雷斯（Bioy Casares）共同创作时使用的笔名，而以上段落来自名为Esse est Percipi（拉丁语“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意思）非常短的一篇故事。这个故事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Crónicas de Bustos Domeneq（布斯多斯·多梅内克纪事）一书当中。其实“布斯多斯”及“多梅内克”分别是博尔赫斯及卡萨雷斯的某一代祖先的姓氏，这个共同马甲能让两位作家发挥各自对当时社会、文学、艺术、媒体等领域的反讽，扩大了两者的幽默空间。多梅内克的语言别扭、笨拙、故作严肃，反而会让读者常常很难严肃地读下去。除了自得其乐，博尔赫斯及卡萨雷斯能借着这个虚拟作者及其近乎虚拟的语言进行比独立写作时更赤裸、更戏谑地评论及反省。

博尔赫斯及卡萨雷斯年纪相差15岁，虽然有人认为卡萨雷斯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很深，但分别阅读两人的作品还是能体会到写作风格的差异。可是一旦两人共同写作就能创造出第三个人格。其实“多梅内克”不过是共同马甲之一罢了，两人也用过别的笔名甚至不用笔名合作过。因此，1968年乌拉圭文学评论家莫内加尔（Rodríguez Monegal）将这第三人格命名为“Biorges” (即Borges及Bioy Casares的结合)。如此一来虚构的马甲成为具体的独立人格，被感知就是存在了。

除了写作风格两个作者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博尔赫斯对体育完全不感兴趣，而卡萨雷斯热爱橄榄球及网球。卡萨雷斯接受访问时曾说过一段话：“他对体育一窍不通，觉得我常打网球是莫名其妙的事。假如某一天他问我下午有没有空，而我告诉他我要去看一场橄榄球赛，他的反应让我觉得他完全不能理解我的行为。”有野史称博尔赫斯曾经热爱足球，因在一场球赛中失明而从此痛恨足球，而球场上还有多梅内克先生……这说法就不用认真以对了。

博尔赫斯曾公开批评足球为“英国对世人犯下最丑陋的罪行”。传说1978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的那一年，老作家故意将自己大学讲课时间安排在阿根廷队出赛时。也许博尔赫斯对足球的鄙视来自他的精英背景，但更可能来自他对球迷那种机体亢奋、群体非理性化的深层忧虑。

博尔赫斯那一代阿根廷人一生历经多次政治风波。从挑动基层群众的庇隆主义（Peronismo），到中上阶层所支持的反庇隆主义，当中还历经多次的军变。法西斯主义、游击队兴起、镇压演变成国家恐怖主义，对这一代人来说，历史的每一幕都记忆犹新。

20世纪40年代的阿根廷见证了曾经参与政变的庇隆上校（Juan Domingo Perón）改头换面成为劳工运动领袖而当选总统。1946年，获得执政权的庇隆上校立即解散了几乎所有曾经支持自己的团体。此后，他持续拉拢基层，打压反对者。因树立了不少政敌，庇隆亦难逃被政变的命运。阿郎布鲁中将（Pedro Aramburu）取而代之。

“布斯多斯·多梅内克纪事”出版的前一年，民选的伊利亚（Arturo Illia）总统被翁佳尼亚中将（Juan Carlos Onganía）拉下台。所谓民选，也是用违宪条款将庇隆党排除在外的前提下当选的。被拉下台时，不止庇隆派系的群体支持政变，连属于社会精英的专栏作家都发文批评伊利亚。翁佳尼亚中将属于当时阿根廷军中的蓝派——此派系有别于红派之处就是蓝派认为庇隆主义中的爱国情怀及天主教信仰有助于阻挡军方共同敌人共产主义；红派基本上认为庇隆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应全面遏止其发展。

翁佳尼亚的政策保守：禁止外国电影上映（包括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著作《放大》），禁止外国芭蕾舞在布宜诺斯的克隆剧院上演。任期内还破坏了学界独立性，打压学生运动，使得不少学者自我放逐海外。翁加尼亚以改革为名破坏体制，解散了所有工会及政府部门，成立以工商团体为代表的直接“参与式政治”。国内工潮不断，加上庇隆党的左翼极端组织Montoneros暗杀1955年推翻庇隆总统的阿郎布鲁中将，造就军中排斥庇隆主义的红派崛起，属于蓝派的翁佳尼亚落马。阿根廷社会在二十世纪中期如此不断被庇隆、反庇隆的两股力量拉扯，阿根廷的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上街抗议、支持、失望、再上街。

与其说博尔赫斯鄙视足球，不如说他把盲目的支持球队与盲目支持任何派系或不容置疑的信仰画上了等号。很难摆脱精英主义大帽子的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足球大众化因为大众愚昧。”但他同时也表示过“足球隐含的那种霸气及强势让我不安”。

或许多梅内克寓言般的故事其实不那么严肃，八百多字中可能也没有企图剖析大众传媒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借用哲学家贝克莱的拉丁语名句“Esse est percipi”当标题，也不代表要认真讨论主观唯心主义在二十世纪不同哲学派系当中的学术地位。卡萨雷斯曾受访表示这故事是老人家在跟自己开玩笑，描绘一个根本没足球比赛的世界里，群众依然如此坚信足球的存在。

当时阿根廷刚引入电视，主流媒体还是报纸及广播，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虚构任何“事实”想必不难。博尔赫斯如此轻而易举地将哲学观念套用在自己的一个玩笑当中，戏谑大众文化中的愚昧，同时不经意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隐忧。

故事中的多梅内克得知足球不存在——以及人类登月是苏联及美国联手创造的另一个假象——之后，又追问球队老总萨瓦斯达诺：“万一人们觉醒了怎么办？”萨瓦斯达诺格外冷静地回答：“怎么可能梦醒！”接着又说：“随便你怎么对外说都无所谓，不会有人相信你的。”

足球与德国人

李伯杰

足球是文明人的战争。不过这一点对于所有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文明地释放攻击欲、还是人类挑战自身的缺陷，对于各国各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但是足球之于德国，却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德国人之于足球，却还有另外一份情缘。在德国，足球不仅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关系到国家的面子，以及创造体育产业的巨大利润，而是甚至还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正是足球运动，在德国人恢复自信、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足球是德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德国既是一个足球大国，也是一个足球强国，因此德国人也自诩为一个“足球民族”，而德国人也的确担得起“足球民族”的称号。论普及程度，德国有大大小小27000余个足球俱乐部，足球人口65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8%。酷爱结社的德国人，有各种社团57万余个，而其中规模最大者当数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拥有会员18.8万人。其余社团中，最大者也都非足球俱乐部莫属。论及足球运动的水准，德国队战绩显赫，德国队曾经三夺世界杯、四次争得世界杯亚军、四次获得世界杯季军；另外，德国队还三夺欧洲杯冠军、三夺欧洲杯亚军，德国足球甲级联赛被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转播。如果说五次夺得世界杯的巴西被誉为“五星巴西”的话，那么三捧“大力神杯”的德国至少亦可称为“三星德国”。

（2014世界杯德国队）

职业足球在德国受到的喜爱，球员和球迷对于足球的狂热，完全可以用宗教来形容。在一个新闻报道里，电视记者采访沙尔克04俱乐部的球迷，问他们沙尔克04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回答简洁而干脆：“沙尔克是宗教！”的确，对许多德国球迷而言，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和爱好，而且是信仰的替代品。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里，许多德国人都被世俗化了，宗教信仰淡薄，于是出现了信仰危机。而足球在许多方面能够极大地弥补信仰的缺失，因而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本来意义的意义。

德国的足球运动产生很早，很早就被引进了德国。1873年，足球作为一项竞技体育传到德国，德国人也开始用脚来与球较量。1875年，德国第一个足球俱乐部在一所中学成立，是为足球体制化在德国的开端。随后，地区性的足球赛出现了，接下来则是全国性的比赛进入德国人的生活。到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起初对足球采取排斥的态度。但是纳粹很快就发现足球是一项可以利用的体育项目，于是也就把足球纳入自己的地盘，足球也被划归纳粹的“专业局”管辖，纳粹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比赛。不过直到二战结束时，德国的足球水平并不高，德国队两次败在人口仅为德国十分之一的瑞士的脚下。

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足球亦然。这时，德国人站在二战的废墟上，背负着“杀人犯的国度”的恶名，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大屠杀沉重地压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头，国家形象和民族自信、民族自尊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然而一个民族犹如一个个人，必须要有自尊和自信，心理方能健康。战后，面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德国人亟须找回自尊和自信，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到哪里去找？找什么来树立自尊和自信？寻寻觅觅，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有两个历史事件给予了德国人以民族自豪感，多少找回了些自尊和自信。这两个历史现象就是两个“奇迹”，一个是始自20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所谓“经济奇迹”，而另一个则是1954年的“伯尔尼奇迹”。

所谓“经济奇迹”，指的是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政府实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获得成功，西德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奇迹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大量的财富；特别是德国的商品大量出口，成为经济奇迹象征的、大众公司生产的“甲壳虫”小汽车，畅销美利坚和全世界，“德国制造”重新找回了过去的好名声，给西德、给德意志民族赢得了声誉。这一切，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西部德国人的生活水准，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信。正是因为这一点，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才敢于信心满满地说道：“我们又是不一般的人啦。”

而“伯尔尼奇迹”则是指联邦德国国家足球对于1954年在瑞士伯尔尼赢得世界杯的事件。1950年，西部德国刚刚才被国际足联接纳，被允许参加国际赛事，而4年之后便赢得了世界杯冠军，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德国跻身进入世界足球强国之林。而且这场比赛也颇有戏剧性，更加令德国人为之疯狂。当时，匈牙利队纵横国际足坛，所向披靡，在决赛中与西德队相遇，上半场刚开始不久，第6分钟和第8分钟便已连进了两个球，以2:0领先。但是第11和第18分钟，德国队连扳两球，上半场以2:2打成平局。中场休息时，教练重新调整战术，给队员们打气，阿迪达斯公司的老板也来到休息室慰问队员们，并且送给每个队员一个颇有分量的红包。不知道是教练的调整奏效，还是被阿迪达斯的红包所激励，下半场德国人表现神勇，离终场前6分钟，德国队拉恩再进一球，反而以3:2反超。匈牙利队随即还以颜色，也进了一球，眼看局面即将出现僵局，但是这个球被判越位，是以德国队得以3:2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当英国籍的裁判威廉·凌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时，匈牙利队遭遇了自1950年以来的第一场失败，但却是致命的一次败绩。而对于德国队而言，一场本来不被看好的比赛，却变成了一场胜利，这种剧变带来的刺激无与伦比，德国队每进一个球，德国电台的解说员都要狂喊：“射门！进了！”当裁判吹响终场哨的时候，德国的解说员声嘶力竭地高喊道：“德国是世界冠军！”其疯狂的程度远非黄健翔能比拟。

然而，足球除了帮助德国人恢复自尊和自信之外，还起着另极其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维系和增强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又是与众不同。自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就显现出一个特点，即国家－民族认同出了问题，德国社会缺乏一种可以凝聚全体德国人的意识和力量。而只有在足球运动中，酷爱足球的德意志民族才找到了可以凝聚全民的纽带。

历史上，所谓第一帝国，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存在了一千多年，但是这个政治组织只是一个松散的诸侯联盟，实际上有其名而无其实，邦君们在各自的领地内自成一体、各自为阵、各行其道，各个邦国有自己的法律、税收、军队、警察、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实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人们所能认同的只是每天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邦国，那个表面上存在着的帝国与他们的生活无涉，其实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人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与之认同。简单地说，就是历史上，相当多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汉堡人、科隆人、莱茵兰人、法兰克人等，至于是否是德国人，多数人不清楚也不关心。这种所谓“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严重地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形成。所以诗人歌德才会痛心疾首地说出了那句名言：“德国？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直到1871年，俾斯麦率领德意志发动了德法战争，打败了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多数德意志人才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内，一种共同的相互归属感才缓慢地开始成型。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迟到，严重阻碍了德意志人民族认同的形成。

但是好事多磨，第二帝国才走过了46个年头，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解体。继之而来的魏玛共和国是一个乱象丛生的政体，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尖锐到不可调和，一种共同的国家—民族认同殊难出现。而对德意志民族认同给予致命打击的，则是12年的第三帝国。这段不长的历史对于二战后的德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死局。二战后，由于历史负担过重，许多德国人认为“生为德国人”“我是德国人”乃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一个耻辱。他们或者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干脆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人”，然后才是德国人，德国社会中左派一脉尤其是这样。所以到了二战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被人们归纳为“认同缺失”“认同赤字”，甚至是“认同危机”。20世纪50年代，每一个德国人都无法面对这个问题，德国人普遍的态度是回避和压抑。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国，这个本来应当不是问题的心态，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虽然随着1990年的两徳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大为增强，但是还是不能彻底根除这个民族顽疾。

此外，本来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变得越来越个性化、独特化，由此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要找到一种共同的东西，把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困难。鉴于德国人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负担，要构建全民的共同归属感又何其难哉。而认同感又是人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支柱，特别是在这个个性化的时代里，人们如果缺乏归属感，会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从而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一个个体是这样，一个民族亦然。正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缺乏共同归属感，德意志民族才患上了集体的心理疾病，这就是被专家们称为“德国人的恐惧”的安全感缺乏症。所以在战后德国这样一个富足的、发达的国家，人们才会经常流露出一种悲观情绪，看待问题才会如此负面，德国人才会成为“世界上最悲观的民族”。而要消除这种局面，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客体，为之心动，爱护它，认同它，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一个千万人同心同德的局面，就难上加难。足球与民族认同，就这样被历史拴在了一起。

每当足球赛季来临之时，那首著名的足球冠军歌《我们是冠军》“Ole, ole ole ole, we are the champion”（英文版和德文版）便响彻德国大地，所以这首歌也被许多德国人戏称为德国的“第二国歌”。说得夸张一点，德国人可以不认同黑—红—金三色旗，但是可以认同德国队的队旗；德国人可以不认同自己的国歌，但会认同那首“第二国歌”。能够给予绝大多数德国人以共同归属感的，正是德国的国家足球队。

包括德国的国歌在内，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德国人都难以趋同和一致；足球，成了德国人之间最有共性的客体。每一个俱乐部都拥有大量的拥趸，在这样一个群体里，人们才会有“我们”“万众一心”的感觉。每当自己支持的球队比赛时，球迷们便如同过节一般兴高采烈，无论认识与否，大家都感觉到是“自己人”，那样一种相互认同的感觉就出现了。每当德国国家足球队进行比赛时，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德国队，为德国队呐喊助威，为德国的胜利而欢呼，为德国队的失利而痛苦，无论欢喜还是痛苦，大家都是一致的，大家都在“自己人”当中，德国社会中终于有了难得的一致和团结，于是，只有在德国国家队的比赛时，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才出现了。

当然正是因为关心德国队的德国人太多，德国队的教练也是最光荣、同时又最艰难的职业。因为正如德国人所说，德国队的教练不是一个，而是8000万（德国有8000万多人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高见，都会向着主教练指手画脚、各抒己见。所以如果德国队赢球还好说，如果一旦失利，8000多万“教练”一齐发喊，口诛笔伐，主教练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就这样，本来只是一项简单的体育运动，却被赋予了构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大使命；德国之作为一个足球民族，就这样成了。

独立还是不独立，以足球的名义

张晓舟

上周在诺坎普，内马尔收获了在巴萨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凯尔特人队成为他的牺牲品。比赛进行到17分14秒，球场响起一阵掌声，当然你也可以把掌声当作送给巴萨球员的，但掌声另有渊源：加泰罗尼亚于1714年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征服。对近年愈演愈烈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来说，诺坎普17分14秒的掌声也越来越响亮。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3年9月18日，13/14赛季欧冠小组赛G组，巴塞罗那4-0大胜阿贾克斯。图为部分巴萨球迷在诺坎普球场挥舞加泰罗尼亚区旗。东方IC供图。）

有趣的是，虽然凯尔特人队在苏格兰的象征意义远不像巴萨在加泰罗尼亚那样，但苏格兰最近再一次——而历史上已经无数次——掀起了独立的声浪。那么今后，巴萨和凯尔特人会不会作为两个新成立的欧洲国家的俱乐部代表队来进行欧冠比赛？

11月26日，苏格兰发布苏格兰《独立白皮书》，宣称如果——当然只是“如果”——2014年超过半数投票支持独立，那么到了2016年，苏格兰将开启建国大业。

12月13日，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将会在2014年11月进行独立公投。

到了2016年，因为破产而在去年被罚至苏丙的格拉斯哥流浪者队——目前已在苏乙——就可以在苏超跟凯尔特人队继续演百年双雄会。然而假如苏格兰的经济形势很好，流浪者队也不至于为了区区2500万英镑债务而破产。苏超本来就是凯尔特人和流浪者两家的天下，以至于屡屡有人提出干脆让这哥俩加入英超。假如苏格兰独立，格拉斯哥城市德比可就上升为国家德比了。假如加泰罗尼亚独立，那么巴萨和西班牙人队之战也一跃成为国家德比，而巴萨与皇马则成了伊比利亚德比（当然，这个说法也会受到葡萄牙人的质疑）。

但苏格兰独立这个话题在英国足坛引不起多大反应，因为苏格兰足协和英格兰足协本来就是分家的。而西班牙主帅博斯克则对加泰罗尼亚公投发表了看法：“很难想象西甲没有巴萨，或者西班牙队没有加泰罗尼亚球员。”

民族主义情感和文化身份认同（加泰罗尼亚还有语言因素）当然是独立的前提，但是社会经济状况才是最大的诱因，“独立”这个崇高的民族主义理想，显然必须建立在民众实惠的基础上。从实惠的角度稍微算一算，就知道为什么“苏格兰独立”一直只是一个话题罢了，苏格兰如果独立，按比例分摊的英国政府债务得占到苏格兰GDP的约85%，只能通过大幅增税来解决，但苏格兰人会愿意交那么多“爱国税”？估计流浪者队的球迷宁可捐钱给俱乐部，也不愿意把钱扔进一个政治无底洞吧。说到底，足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寄寓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地域文化认同。

英国驻华大使馆设有一个“苏格兰事务办公室”，他们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叫“发现苏格兰”，12月8日他们发出这么一条微博：“‘苏格兰对世界的贡献’的老广告招贴正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进行展出。1：消化饼“之父”是苏格兰人Alexander Grant，他同时是国家图书馆的主要创始人；2：高尔夫；3：生命之水威士忌；4：电视机的发明者是苏格兰人；5：第一张私人贩卖的明信片来自爱丁堡；6：玛丽皇后号游轮——苏格兰造船业黄金年代。”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官微博随即转发评论说：“再加上一个新年季的保留曲目，苏格兰诗人彭斯的《友谊地久天长》。”

苏格兰的独立风波，往往被“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掩盖，最后还是变成英国国内的“苏格兰事务”。而加泰罗尼亚就难说了。稍微算一算：加泰罗尼亚人口占西班牙全国约10%，收入占西班牙全国约20%，但纳税却超过全国20%，同时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又严重赤字而得不到中央支持。在近年经济形势恶化情势下，独立声浪必然看涨。但从目前的自治状态到公投，到真正独立，中间还有很多博弈，以及其他选项——比如联邦制也是其中之一。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3年9月11日，西班牙巴塞罗那，民众组成长度为400公里的“人链”，发起争取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的活动。东方IC供图。）

在诺坎普随便找一个铁杆球迷问一问关于独立的问题，多半会回答：“是的，要独立。但是……”但是什么呢？他们关心的倒还不是一旦加泰罗尼亚独立，巴萨的去向问题——理智的选择无疑是以“特殊”的身份继续留在西甲——而是独立和不独立，区别到底有多大？很多加泰罗尼亚人显然并没有被逼到非要改变现状不可的地步。但不管如何，不像苏格兰独立总是停留在新闻话题和学术层面，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始终是一场戏份跌宕的大戏。明年11月的公投无异于一场政治的德比。

（资料图：2013年5月，巴萨官方发布2013－2014赛季新球衣，客场款以加泰罗尼亚大区区旗的红黄间条为主色，极具地方特色。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同样值得质询的问题是：加泰罗尼亚人对这场政治德比的关注是否真的会超过对足球德比的关注？也就是说，巴萨已经承载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情感和地域文化认同，但这是否足够？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新阶段，始于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但也正是在2008年，西班牙队一举夺得欧洲冠军，并且在2010年世界杯和2012年欧洲杯接连夺冠，几乎统治了世界足坛。

2008年欧洲杯决赛前夕，我曾引用一位欧盟官员的话来说明欧洲一体化时代的国族差异。一位叫本尼迪克特·拉佩尔的女官员讲述了发生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的一幕：各国10岁左右的孩子在老师的组织下去上滑雪班，为了方便辨认，每人要头戴小红帽，结果，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欧洲！

德国孩子列队整齐，帽子戴得很规范；荷兰孩子虽聚在一起，但并没想到要站得更齐一些，有的个子奇高；旁边的法国孩子很难排好队，个子有高有矮，头发有带卷儿的，有褐色的，有棕色的，老师在那里维持秩序；再远一点的是意大利孩子，他们的老师还没到呢，帽子的颜色也不一致，有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橘黄的，有的甚至连帽子都没戴；英国孩子很守纪律，但也很冷漠；西班牙孩子则在那里东张西望。

在那届欧洲杯的决赛上，东张西望的西班牙人最终不再东张西望，他们战胜了整齐的德国人。

如果非要从国民性去分析，那么西班牙人确实太过个人主义，缺乏协作精神，从其地理分析，西班牙国土被崇山峻岭分割得支离破碎，强化了文化隔阂和民族分离主义倾向。西班牙拉丁式个人主义在足球上，反映为出众的个人技术和即兴表演的天分。西班牙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在《西班牙现代史论》中对此一语中的：“西班牙人与英国人一样讨厌抽象，与法国人一样放纵；不像法国人那样感到自己是一个平等主义国家的公民，不像英国人那样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社会的成员，也不像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从前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帝国的臣民的臣民。西班牙人是人。”

如果说德国的国民性是他们太像国民了，那么西班牙的国民性就是太不像国民了。西班牙人的地方主义往往胜过（至少是冲淡了）爱国主义，如果非要说是爱国主义，那么这种爱国主义也更体现为对所在民族、地区乃至小村庄的爱。

也是直到2008年西班牙国歌才确定了新的歌词。1925年6月14日，在里维拉军事独裁时代（国王是阿方索十三世），由于在一场巴萨主场比赛中巴萨球迷嘘了当时的西班牙国歌，西班牙政府勒令关闭巴萨主场6个月，后来减少到了3个月。1931年独裁政权被推翻，那首国歌歌词也被废止，直到佛朗哥上台又换了新的歌词，但1975年佛朗哥死后，国歌歌词又被废止。直到2008年初，西班牙政府通过西班牙奥委会的征集，最终选中52岁的失业工人保利诺·库韦罗写的歌词，作为新的国歌歌词。

而好多西班牙球员还没有学会唱这些歌词，似乎唱国歌比罚点球还难，更重要的是你绝不可能要求普约尔或哈维去唱西班牙国歌。好在在西班牙，人们懂得尊重差异，懂得适当妥协和搁置争议。而西班牙足球队的伟大在于，它不可思议地用足球弥合了民族隔阂乃至裂痕。

难道2014年世界杯真的会成为皇马和巴萨球员并肩为西班牙而战的最后一次机会？

梅西和马拉多纳的距离

沈雷

闲人们热衷于给世界杯总结出许多可以被部分验证的规律。

譬如所谓的“1982对称轴”，或曰“3964定律”。以1982年为轴，时间轴的两侧能找到不少对应点——阿根廷1978+1986，德国队1974+1990，巴西队1970+1994以及1962+2002，至于例外的1966年与1998年，信者也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你看，英格兰与法国都是在主场拿下冠军的新王者。对称轴定律曾在2006年世界杯前被反复炒作，直到巴西队早早出局才告平静。

部分验证也意味着更多部分的不能验证，诚如红极一时的诺查丹玛斯预言，人们关注的只是“不幸言中”的，“胡乱扯淡”的部分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由“1982对称轴”改头换面的“3964定律”（冠军年份相加总数为3964），如今又出现在了朋友圈中，只是成了揶揄中国男足的段子：“他们将在3964年夺得世界杯”——这样的表述并不严谨，依高俅超群的球技，中央帝国足球队有很大的机会赢下1110年左右的“世界杯”，依此计算，中国男足的下一次捧杯差不多在2854年前后，如果我们有幸再活840年，大概是有很大的机会目睹这个神迹。

相比之下，“26岁法则”比“1982对称轴”或“3964定律”更接近于扯淡。好事者得出结论：“巨星都在26岁时于世界杯赛场达到了‘球生’的巅峰：1986年的马拉多纳、1998年的齐丹、20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勉强被拉入这一行列的罗西（1982）、克林斯曼（1990）和伊涅斯塔（2010）……”先无论巨星真伪，这些人的年龄计算方式却是既有周岁也有虚岁，为的就是把论据队列尽量拉长，令其看似能够证明这一法则的真实。法则的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6月24日梅西度过了自己27岁的生日——支持者认为26岁的尾巴将有助于阿根廷人创造奇迹，而反对者自然觉得他已经错失了最黄金的机会。

(6月25日，巴西贝拉里奥球场，尼日利亚VS阿根廷，梅西打入球队第二粒进球后庆祝。图片来源：CFP)

毫无疑问，莱昂纳尔·梅西是我们亲眼目睹的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仅就俱乐部层面和个人荣誉，阿根廷人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连续四届世界足球先生、连续七次入选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阵容，这样的统治力已经无须多用语言表达；单赛季进球73枚、单年度破门79次，这两项数据几乎将时光拉回了“足球史前时代”，即便在防守松散、进球繁多的五六十年前，也没有哪位前锋可以做到如此“猖獗”；他也不是狂刷个人数据却没有像样冠军的倒霉蛋，伴随着“宇宙队”先后拿下二十余座冠军，就俱乐部层面已经实现了一切梦想。

但如此伟大的梅西却始终生活在质疑声中。尽管交出的数据光辉无比，却与他在全球的受欢迎度却不成正比。有很多人爱他，却也有更多人忽视他、不屑他、埋汰他，因为他的娃娃脸，因为巴萨的tiki-taka足球的杀伤力，更因为他的唯一空白——

“我是四届世界足球先生！”“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我一年能进79球！”“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我拿了三次欧冠冠军！”“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我有奥运会男足金牌！”“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你在世界杯上是一坨屎。”

世界杯赛场，是梅西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软肋。虽然“球王”的定义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但贝利、马拉多纳以及罗纳尔多、齐丹，前辈们联手抬高了这个至上头衔的准入门槛：在世界杯赛场上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成了一个必要条件。19岁世界杯初鸣就制造进球，曾经的梅西令人期待，但此后故事的发展却有些让人始料不及，无论对手是韩国、希腊还是墨西哥，无论队友是贝隆、里克尔梅还是特维斯，这个“1”停留了整整两届杯赛、七场比赛。在阿根廷的这个梅西，不是在巴萨的那个梅西，在国家队，他没有（或是无法）使出全力——这几乎无法辩驳，也是为什么无论梅西在欧洲赛场取得多大的成就、即便梅西为国效力的次数已经超越了迭戈，他在祖国的地位却仍然距离马拉多纳如此遥远。

在梅西身上，很难找到阿根廷足球的传统特质——叛逆、桀骜不驯、强烈的自尊心，甚至是如烟花般灿烂却略带伤感的结局——他们奉马拉多纳为神，不仅因为他率队捧起大力神杯，更因为他用魔鬼加天使的方式击败了英格兰，他用精确到毫米的传球干掉了巴西；他们奉雷东多、巴蒂斯图塔、里克尔梅、特维斯为偶像，尽管统统没有世界杯的辉煌履历，或强悍或细腻，却都刻着阿根廷足球的深刻烙印，都愿意为某样信仰与事物付出一切，比如自己的长发，或者是对华丽却落伍的足球的执念。但梅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旅居欧洲的远房亲戚，他还操着罗萨里奥口音，还在家乡保留着祖宅与故友圈，却不曾于阿根廷暴烈的足球氛围里浸润，举手投足都带着tiki-taka的味道，欧洲式的温婉洗走了潘帕斯草原的桀骜。

对于很多球员，世界杯不是全部。但对梅西，这是他“赢”回阿根廷人的身份、“赢”回他早该被认可的地位的唯一途径。从“储君”到“帝王”，这也是最后一个台阶。至少在26岁的尾巴与27岁的头一天，梅西似乎正在完成进化，但三场比赛四个进球的崭新表现依然堵不住批评，或称他已谋得了主帅萨维利亚的实际指挥权，或云他不过是散步90分钟发威1秒钟。在率队夺冠前，这一切困惑梅西的置疑，仍将不停发酵。

当苏亚雷斯去找苏格拉底拔牙

——圣杯出神

张晓舟

苏亚雷斯咬完基耶利尼，听到对方凄厉的尖叫，赶紧也用球衣捂住自己的牙，也急忙发出凄厉的尖叫，并紧随基耶利尼倒地，似乎那意大利糙哥的肩膀肉质太糙太厚太硬，把他的牙给生生弄疼了，于是牙疼并发炎症刹那间扩展到眼睛，于是他又赶紧捂住眼睛喊疼。

无疑，苏牙将遭到文明世界的又一次严惩。而这厮又反过来印证了足球神魔合一的魅力：它是文明世界的丛林运动，再怎么优雅文明，其魅力相当一部分仍旧来自于那个狗咬狗肉啃肉的丛林世界。

(资料图：2014年6月24日，巴西沙丘竞技场，2014巴西世界杯小组赛D组，意大利VS乌拉圭。苏亚雷斯在对方禁区抢位时偷咬基耶利尼，基耶利尼翻身回肘，二者双双倒地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CFP供图）

整个世界杯都被丫给活活咬嗨了。最兴奋的应该是僵尸迷，他们现在翘首以盼，等着看基耶利尼会不会变成僵尸，稍微令他们遗憾的是，苏亚雷斯部位没有吃准，没有对着脖子咬，对着脖子咬的话，基耶利尼变僵尸可就妥妥的。可惜的是意大利出局了，否则世界杯会变成一部僵尸大片。

唯一能找到一丝安慰的，恐怕只有利物浦球迷，他们真不用担心苏亚雷斯被皇马或巴萨劫走了。不管是皇马还是巴萨都极爱面子，实在担心苏牙有辱门庭。

苏亚雷斯的龅牙终于还是战胜了苏亚雷斯的脚，一举进入了世界杯历史圣殿。他应该立下遗嘱，死后将自己的牙埋在纳塔尔沙丘竞技场，或者作为舍利供起来。

英格兰主帅霍奇森不愿承认苏亚雷斯是世界级前锋，结果尝到大苦头。若论本赛季表现，苏亚雷斯确实是唯一可以跟梅西和C罗比肩的球员，表现至少超过梅西，照这势头发展下去，如果他在数年内转会皇马这样的超级豪门，是有可能追随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与两位桑巴神人并称“世界足球史三大龅牙”的。

(资料图：罗纳尔迪尼奥)

罗纳尔多是巴西电视台解说嘉宾，但他没有解说乌拉圭对意大利之战，不知道罗龅牙如何评价苏龅牙。罗纳尔迪尼奥则随米内罗竞技在中国巡演挣钱。可惜去年八月，小罗已经做了个手术把标志性的龅牙给除掉了。小罗能做的，就是把给他做手术的牙医诊所介绍给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显然是个病人，某种狂躁症患者，唯有把他视为一个真正的病人，我们才可以稍微原谅他。他无疑需要立刻就医。

但在看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之前，或许他可以先去牙医诊所，把龅牙给清除了，至少冲一冲火气和晦气。

他可以去趟马德里，不是去找皇马谈判，而是先去找乌戈·桑切斯拔牙——他在马德里有一家牙医诊所。

你不会问我乌戈·桑切斯是谁吧？好吧，就是那个皇马八十年代的墨西哥超级射手，他进球后的空翻比克洛泽翻得漂亮多了。二十几年后，该不会有人问“苏牙是谁”了，因为苏亚雷斯怒咬基耶利尼，和齐达内怒顶马特拉齐一样永垂青史（只不过这次吃亏的是意大利人）。

戈丁轰开了天堂的大门，而苏牙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在那里，被他咬过的三个厉鬼——巴卡尔、伊万诺维奇、基耶利尼——在鲜花丛中相拥而泣，而泰森远远地冲他拈花微笑。

苏亚雷斯还可以去地狱，去找苏格拉底博士拔牙。我说的是踢球的那个苏格拉底，其实他只是牙医学士，他是以牙医学士的头衔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并且退役后也开过牙医诊所。

（资料图：苏格拉底，英文名Sócrates）

苏格拉底已经在三年前去世。1982年巴西队对童年的我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足球启蒙，所以我宣称自己作为球迷“生于1982”，然而苏格拉底后来却说：“桑巴足球死于1982年，后来我们变得和别人没有两样。”苏格拉底还是一个足球活动家，球员时代在科林蒂安他发起过“科林蒂安民主运动”，在足球界推动了民主进程。在退役后又发起了一系列足球改革计划，除了荡涤巴西足球腐败的提案，他还有一些堪称天真幼稚的提案，其中一项是将11人减少为9人，目的是减少身体对抗，增加足球美感。

天真与经验难以兼得。即便阁下重返伊甸园，也会悚然惊见，咬人的不是蛇，而是人。亚当和夏娃的牙尖上有血。

亚当和夏娃人家可能只是在玩SM游戏，而足球可不是基友SM运动。

恐怕在苏格拉底看来，当年意大利那个难缠的盯人中卫詹蒂莱跟如今的佩佩相比，简直就算天使了。苏亚雷斯在高强度对抗的当今足坛中，已经是技术流的典范，或者说是艺术与力量结合的典范。这哥们儿左右脚和头球都出色，以至于连龅牙也不甘寂寞。

那一口凶残的龅牙，或许只是病理个案，但或许，正好也象征了现代足球发展失衡的代价。

所谓的足球古典主义时代，是相对温良恭俭让的世界，而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足球在全球化市场的疯狂刺激下超速发展，财源滚滚机关算尽，足球已经成为一种世故的后现代社会游戏，没想到一不留神杀出了一口苏牙，梦回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苏亚雷斯不只是一个足球天才，还是一个非凡的人性标本，他充分显示了人性的惊人跨度，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毫无过渡地来回跳跃。

而我们将继续期待他咬人，正如期待勒夫抠鼻子。

罗纳尔多的龅牙和罗纳尔迪尼奥的龅牙，阳光灿烂。

而苏神，不愧为暗黑之神。

足球，不是用来“从娃娃抓起”的

——圣杯出神

张晓舟

假如说当年在日本登顶的罗纳尔多像铁臂阿童木，那么如今的内马尔就像彼得潘。

巴西电视台对巴西队训练的报道有一个几乎每天例牌的镜头，就是小孩冲破封锁冲入场内拥抱球员，然后合影离开。内马尔当然首当其冲（其次是大卫路易斯），如果内马尔实在离得太远，孩子们才会就近选择猎物，扑向其他球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理了一个跟内马尔一样的发型，一撮染黄的黄毛像答案在风中飘扬。

（球场外走红的“小内马尔”）

（小球迷向内马尔索要签名）

糙老爷们儿和花姑娘就不好意思扑过来了，即便扑过来，保安和球员也绝不会像对待小孩一样厚待他们。

这样的镜头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巴西足球的魅力——一种天真的活力。2002年世界杯，在日本，罗纳尔多在决战前故意理了一个日本武士头，一下子征服了日本人，世界上一下子多了无数跟着理了武士头的小孩，其实中国北方年画中大胖小子的发型也差不多这样。肥罗和小罗天生的龅牙，里瓦尔多僵尸般的面容和走姿，都成为深入人心的卡通形象。

（罗纳尔多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的新形象）

巴西险胜智利之后，电视台迅速做了一个点球决胜的动画版滚动播出，绿巨人浩克和内马尔身材的比例被夸大到差不多十比一。在哭爽之后，巴西人又笑翻了。

跳舞要从大妈抓起。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怎么抓？集训圈养，然后再搞一支加多宝队派去巴西练五年，让这二十几个人代表全中国去“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样的东方魔水敢死队在十多年前，竟然真的吊起了国人的胃口。现在想想：难道不是一个经典笑话？

第一个层面是：足球从娃娃玩起。这是一个完全审美的、游戏的、非功利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才是：足球从娃娃抓起，也就是功利的、实用的、竞技的层面。没有第一个层面，就谈不上第二个层面。一个“抓”字，尽显吾国的军事化思维——文化战线、体育战线、卫生战线，卫生纸卫生棉战线其实也是成立的。

然而“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话听上去很反讽，卫生棉可以用手抓，但足球用手抓没用，用手抓那只能培养捡球的球童。

足球是用脚来玩的。巴西是一个“盗版内马尔”的王国。

在圣保罗迷人的大戏院对面，在fifa fan fest附近，我就见到一个身高和长相酷似内马尔的家伙，在街头颠球卖艺为生，身穿内马尔的巴西十号球衣，发型也是一小撮黄毛像答案在风中飘扬。这哥们儿的绝技还不是颠球，而是颠弹珠，用脚和头颠，一只手拿着一个矿泉水瓶，他的绝技是：颠到最后，把弹珠精准地颠进瓶子里！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做了一期迈克尔·杰克逊纪念专题，王小峰老师在前言中指出：“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至今还停留在皮毛阶段，我们在接受过程中本能地把(精华)过滤掉了，接受的可能是最庸俗的那一部分……在某些城市的娱乐场所甚至大排档，会有模仿太空步的表演，惟妙惟肖……实际上只是一种廉价无趣的噱头表演罢了。”

关于迈克尔·杰克逊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关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样的课题，搞垮一万个燕京学堂也缕不清。但本文不能跑题，我想说的仅仅是，这段话显示了对大众文化认识的一个经典误区，本能、庸俗、模仿、廉价、无趣、噱头，这一串贬义词成功构建了一种大众文化的等级制。本来，等级制只是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建立，不料在迈克尔·杰克逊这个符号底下，在大众文化的内部，也耸立着这样的金字塔。

那么，把迈克尔·杰克逊替换成内马尔如何？——

他们在接受（内马尔）的过程中本能地把（精华）过滤掉了，接受的可能是最庸俗的那一部分……在某些城市的大街甚至大排档，会有模仿颠球杂耍的表演，惟妙惟肖……实际上只是一种廉价无趣的噱头表演罢了。

首先，“本能地过滤精华”是一句常用的逻辑古怪的废话，而大众文化，至少就摇滚乐和足球来说，其精华恰恰就在于本能，在于肉身，或者说，其精华必须经由本能肉身去获取；其次，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廉价的——这里所说的廉价并无道德和美学意味，而仅就其经济和传播层面而言，它是可以大规模生产、复制和传播的，而引发模仿本来就是大众文化题中的应有之义，然而把廉价和无趣组合成一个常规词组，却多少是中国文化人的爱好。在大排档学太空步，在大街上学颠弹珠，在我看来廉价但却有趣之极。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噱头表演”，少了太空步就不成其为迈克尔·杰克逊，至少他就是只是一个纯粹的歌手，而不是一个“全身”全媒介的大众文化巨星，而“全身”和“全媒介”恰恰是MJ的突破性意义所在。同样，少了桑巴式的奇技淫巧就不成其为内马尔。这种所谓“噱头”恰恰是他们的符号标志。天才只有一个，但模仿者可以有千千万万，大众和天才相辅相成。

一个内马尔崛起，千千万万盗版内马尔前仆后继。内马尔掀起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或者说，内马尔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吐纳的一颗绝世珍珠。

麦家说德尚是法国足球的卢梭，那么坎通纳呢？他是法国足球的波德莱尔还是兰波？这厮有一句名言，其意义不亚于他最漂亮的进球：

“看了罗纳尔迪尼奥踢球，全世界的孩子们都想去踢球；而看德尚踢球，全世界踢球的人可能都凑不齐一支球队，而且那些可能还都是德尚的叔叔啊侄子什么的。”

（巴西足球运动员内马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