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抱持(6)

雷切尔的痛苦经历通过很多方式得以显示,但有关抱持的体验是尤为有启示意义的。例如,即使熟悉的挚爱之人被突然谋害,离她而去,雷切尔仍然非常深刻地记着被抱持的感觉,这一点非常显著。因为这一点,出于相信某人会前来试图照顾她,迟早会有人“在那里”的感觉,雷切尔能够建立一种存在的结构。人或许会变,但照顾的功能将会持续存在于世。当然,这种体验回应了AnneFrank的断言“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1952,p.233)—他是在说同样的世界因毁灭性打击而近乎疯狂的同时说这些话的。

但一旦安全了,雷切尔却不能感受到来自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基本的被抱持的感觉,这个社会的物质是富裕的,并且以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她也是成功的,但这个社会无法包容她的经历。只有当她能够舒适地定居在社会和种族理想的容器之中的时候,她才能够开始真实地展示自己。对雷切尔来说,以色列代表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在这种适当的抱持性环境之中,她能够开始处理一些由创伤性的早期生活带来的伤疤。

丧失和创伤,即便不如雷切尔遭遇的那般深沉,也会严重损坏人们对“足够好”的关注的期待。在这种时刻,存在的抱持功能让人怀疑,当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都在震动。随着我们日渐长大,我们内化了我们对世界在涉及我们的方面的运作方式的一些确定的期待,这些内化成为我们心理守恒(psychologicalpreservation)的核心。另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要将我们的存在基于他们身上,拥有包容我们或伤害我们的能力。

安娜特成年早期的生活是围绕着她的家庭的,她描述她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她的精力主要用在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身上。她和她的丈夫关系谐调,但情感距离很远,他们正集中精力装修他们新买的房子。在等待对房子进行最后的点缀时,他们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公寓中。一天,安娜特收到了一份来自她丈夫的律师的令人震惊的文件。文件中通知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且不打算回来了。他把他们的新房子卖了,把夫妻二人的钱都带走了。他们只付了当月的房租。然后,两周之内,安娜特和两个女儿就从相对富裕的生活中落到了依靠福利和社会救济粮票来生活的地步。除了剥夺和羞耻之外,除了找工作和重组生活的中断和必要性之外,除了愤怒和无助之外,安娜特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直认为她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受到人类共有的公正和诚实的标准的保护。(她也曾经认为她受到她丈夫的保护。)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人会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地“把毯子从我身下抽走”。

那么,在安娜特的例子中,坠落的比喻再次作为描述意义丧失的一种方式。人们赖以作为生活架构的东西化为泡影。安娜特陷入了自杀性绝望中,由于必须要照顾孩子,为了坚持照顾孩子,她从绝望状态中恢复过来,保护孩子不再遭受相似的空中坠落之痛。

关系的抱持功能不仅提供关心和意义,也提供希望。当我们感到被抱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将我们自己导向未来。这是杰罗姆•弗兰克(JeromeFrank)关于心理治疗的本质的观点。我们能够对病人有所帮助,对“抱持”他们有所帮助,不仅是因为我们直接的帮助,还因为我们提供了希望。正是我们自己对(推测起来是)抱持我们的意义体系的信任使病人有可能获益。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开出的仪式具体是什么就不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要求人们每当愤怒的时候就写日记还是让他们在沙发上躺上10年,说脑子里冒出的任何事),真正的治疗是我们抱持病人,这使我们的病人对未来有希望成为可能。从病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赋予意义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的要足够相容,这样才能成为共同的意义体系而起作用(一个他们也可以依靠的意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