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依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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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把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在一个游戏室里。然后仔细观察儿童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并区分出安全型、焦虑-矛盾型或焦虑-回避型)。安全型的儿童反对母亲的缺位,但依然确信母亲会回到他们身边,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地冲向母亲。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性和可获性感到不确定,当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非常生气地靠近母亲,抗拒她伸开双手朝向他们的努力,内心渴望亲近的愿望和对亲近感的愤怒抵抗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焦虑-回避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没有信心,并不寻找母亲,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也不问候母亲。他们似乎努力着不需要母亲。这些依恋的模式能够预期6岁的行为(MainandCassidy,1988),显示了儿童早期依恋体验的稳定性。

在回应性和可获性方面,儿童逐渐学会期望自己如何被对待,这塑造了他在学校的行为调节,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强的品质经常是在安全依恋的背景下发生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是那些焦虑-矛盾型儿童的行为特点。安全型儿童在情绪方面最开放:他们也会有伤心、愤怒和孤独的感受,可能因为他们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岁的儿童会回避表达这样的感受,通过被动性或解离来回应投射性任务(Main,

KaplanandCassidy,1985)。

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恋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恋模式的调节能力仍是最好的。通过使用一项能够将依恋模式分成同样类型的访谈,考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结果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有爱心的且在他们遭遇沮丧事件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的学生在压力情况下最能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别人也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感更低,比同龄人更有社交能力。通过对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感到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是非支持性的,并且倾向于以鲍比所称的“强迫性自立”的方式来对情境做出回应。这些人不相信他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带有敌意且更为疏远的。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现的团体—“先占型”团体(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对他们的依恋是最为焦虑的。他们的同伴也认为他们极度焦虑。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恋的积极作用和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依恋的历史也塑造了养育方式,并有可能对下一代带来深刻影响。(Main,KaplanandCassidy,1985)。我们“依恋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于我们与最早期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体验,并形成一系列有关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们有一个回应性的、可获得的依恋对象,我们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对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也更有可能对待那些依恋我们的人也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有回应的,但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内容了。)相反,如果我们在依恋需求上遭到拒绝或感到失望,我们就可能试图回避依恋,屏蔽掉依恋事件的意识并努力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不可预测(有的时候有回应,有的时候很疏离)或者,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要求我们照顾他(她),我们也会变得对依恋感到焦虑,甚至可能被这种焦虑所缠绕,常常害怕被抛弃,总要寻找一个能在那里帮助我们的人。

鲍比的“依恋的工作模式”,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所说的内部客体的概念非常相像,都是描述发展中的个体在关于他(她)通过纽带或可获性能从他人那里期望什么这方面理解到的知识。但是鲍比相信这些工作模式是基于真实体验而不是幻想而发展起来的,这与内部客体不一样。儿童期的时候,他人是否是在那里且对儿童有所回应呢?父母是否使用要抛弃孩子的威胁作为规则的一种形式?

意识到依恋的需求是基本并且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之前被错误传授的发展理论。依恋的需求贯穿我们一生,是健康的象征而不是病理性(依赖)的发展。

我们在关于青少年的理论这方面一直有些误导。青少年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是分离和自主性,健康一直是与从与“主要客体”(也就是父母)的联系中分离出来或否认这种联系相关联的(Blos,1962)。这种推理中的逻辑在于,依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自我探索这一青少年的显著特点。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正是那些安全型的青少年在获取同一性的努力过程中最有可能胜任且具冒险精神。随着成长,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有所变化,但依恋是持续存在的。尽管随着成长,青少年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观点会发生变化,但他们努力抱持他们主要的依恋(见Salzman,1990;GrotevantandCooper,1985;Frank,AveryandLaman,1988)。一般到了成年期,这些依恋就变得持久不变了。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人都说他们一生都和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保持依恋关系。那些依恋关系曾发生破裂的人,很多都说在后期重新找到父母,并且比通常依恋感更为强烈。对那些我们曾经几乎失去的事物,我们往往会更加珍惜。

从青少年开始,个体可能依恋父母之外的新个体(通常是与他们同龄的异性)。尽管依恋可能弥散在很多重要的他人之间,但这些关系当中的任一种都有可能重复童年早期的依恋强度。

理论上关于青少年与父母的“分离”过程的强调,倾向于模糊青少年对依恋的关注。很多被归为“同辈卷入”的行为在现实中被归为个体能够从家庭之外的他人那里在忠诚、可靠和情感方面期望获取什么。青少年试图发现在他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可以依靠谁、以什么方式依靠;当他们需要陪伴或获取安慰的时候,谁将在“那里”。青少年通过很多方式将朋友如同家人一样作为安全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进行探索。青少年会谈论“拥有”某人,这种“拥有”使他们勇于与他人建立关系成为可能。“我‘拥有’爱丽娜,”琳达说,“因此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出去,看看她们是否喜欢我。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我就总去看爱丽娜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