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关系的所有其他形式和维度,依恋要求另一个人的身体存在。我们依恋的那个人必须在某个地方“在那里”。例如,一个人可能感到被内在的一个代表所抱持或欣赏,但一个人不可能依恋一个只存在于内心的人。依恋要求特定性。另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回应性或充满感情,都无法取代一个失去的依恋对象。
虽然鲍比将他对依恋的定义限定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感到被另一个更强壮且更明智的人所保护,但大多数成人依恋关系并不依靠保护。看上去婴儿期之后的依恋已经超越了原始的、生物的基础;从寻求保护的亲近性转到寻求情感支持的心理接近性上。在成年期,对依恋对象的选择是根据他们的可获性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即使在儿童期,依恋也可能是建立在回应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保护性的基础上。例如,艾琳•辛普森(EileenSimpson)在她的自传性著作《孤儿》(1988)中描述了她童年时对只比她大10个月的姐姐的依恋的令人痛苦的故事。这种依恋使她们两个渡过了孤儿的童年期的剧变。儿童期后,人们报告了对很多不是保护者的依恋,包括对自己孩子的强烈依恋。失去孩子时无法平息的痛苦,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孩子对父母来说也是依恋对象。
韦斯(1982)赞同认为在成年期对同龄人的依恋通常并不是根据对方可感知到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一个被依恋的同龄人可能是被感知成能够培育我们自己应对挑战的能力的人。我们从依恋对象那里获取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壮,而是因为他们的可靠、他们的“在那里”给了我们力量。只因为他们的存在,依恋对象就成为自信的源泉。
随着个体的发展,依恋可以通过更远距离的交流来维持。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依恋是一种持久的结构,成人依恋可以维持多年的情感联系而不必有身体上的接触互动。依恋作为困境中的承诺或是未来的模板而存在。我们只要想想夫妻之间的依恋,被战争所分离的家人或远程雇佣的必要性就可以明白了。我们通过信件,或在现代社会中,通过电话来保持联系。用语风格的心理意义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保持“能够联系上”,通过象征来维持这种预示依恋的联系(尽管有距离)。
然而,当关系处于危险中时,远距离维持与朋友或亲属的依恋似乎需要身体上的存在。例如,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人生了病,通常会引发另一个人的探望行为。(我需要来看看你是否一切安好。)类似的,异地恋人之间愤怒的争吵可能会使其中一人急迫的要去见另一个人,确认他们之间的依恋纽带没有被破坏而使自己放心。
依恋的快乐和情感的纽带
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在早几年,与母亲分开的儿童可能会抗拒,并试图恢复与母亲的接触。随着我们的成长,“接触”的维持可通过其他的交流形式(象征接触的形式)。这种可能很少发生的接触,使我们确信依恋对象仍然“在那里”。
分离会导致焦虑这一事实,使儿童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触。与儿童不同,作为成人,我们在“安全基地”中寻求这样的知识,即依恋对象是可以获得的,否则我们就变得焦虑。那么,随着发展的进行,依恋的体验和行为越来越不同于焦虑,依恋本身就可能成为快乐的来源。
依恋的快乐是亲密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快乐。有所依恋的快乐,部分反映了一种确认感:如果我们受到惊吓,依恋对象就会对我们有所回应。然而,婴儿期后,这种快乐越发变得是一种广泛联系的快乐,一种即使我们目前没有需求或没有潜在需求也不会感到孤独的快乐。
依恋发展成一种情感纽带(Ainsworth,1989)。换句话说,依恋的情绪体验是情感。在依恋很强烈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被体验成一种爱的平静且深刻的形式。甚至,当个体清楚地拥有一个初级依恋对象的时候(在我们伤心难过或受到惊吓的时候首先会求助的人),很多成年人也会有一个次级依恋关系的网络。这些人是能够被依靠而且有所回应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情感纽带作为丰富成人情感空间的一个方面而得以维持。
韦斯(1982,1987)对未婚人群的研究显示,孤独是由于缺乏初级依恋对象所导致的结果。韦斯将孤独看成是没有客体的分离痛苦;因此,从字面上来说,未婚的人正经受着依恋对象缺位的痛苦。因为婚姻能提升依恋所倚仗的接近性,配偶通常是依恋对象的第一候选人。但当依恋在成人生命的变迁盛衰中蜿蜒前行的时候,就会采取复杂的形式。
汤姆的关系史是我听过的最贴切的关于依恋的“纯粹故事”。他的生活的显著特征是与他人之间的强烈而持久的依恋。保护这些依恋是他情感生活的主导动因,他最强烈的悲伤是在他没来得及说“再见”的时候,关系就破裂了。
汤姆的故事并不是典型的,但很好地展示了成人生活中的一些依恋现象。我将整个关系图谱呈现在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依恋系统与关系的其他方面交叉在一起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