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我们对治疗关系中的交换的理解,还会通过第三种方式蒙蔽我们的眼睛。临床医师听到的大多是导致关系紊乱的事情,常常注意不到病人生活中其他更为成熟的关系水平的情况。我们可能知道,当病人感到想要与一位女性亲近并且发生亲昵行为时,他会变得充满敌意且苛刻,这一点可能就会成为治疗的核心;但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他在公司作为导师,对年轻男性的慷慨和友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他的网球搭档作为知己对他的重要性,也不会知道他和祖父一起收集邮票时的喜悦。这些关系是我们的病人的健康部分(毕竟,并不是他的所有部分都是病态的),因此,在我们帮助他更好地整合他对女性的矛盾情感的过程中,这些可能没有被注意到。
虽然随着时间的进展,作为治疗师,我们在移情中会更多的看到病人内部关系模式的方面,但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不会看到。尽管这可能不会阻碍我们的治疗,但会严重地损害我们的理论。反过来,我们被损害的理论不会引导我们注意到病人生活中可能成为他(她)的困境根源的那些方面(或潜在的力量源泉)。
例如,玛朱瑞由于抑郁和无法选择职业或建立爱情关系而来找我咨询。我们进行了一年的个体咨询。在那段时间里,她对我产生了非常正性的移情,这一移情使她有力量在内心与母亲拉开一些距离,她的母亲对她控制很严而且对她要求很高。玛朱瑞有种感觉,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取悦母亲。同时,她的母亲似乎曾经“承诺”过她,有一天,她将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会照顾她并解决她所有的问题。在33岁的时候,玛朱瑞开始担心这一切不会发生。选择她自己的一份职业意味着脱离她与母亲共享的生命中这种迷人王子的幻想。
玛朱瑞非常聪明,富有洞察力并且自我觉察力高。但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无法明白是什么使她无法与男性建立关系。毫无疑问,她的期望太过完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进行调节。她说她有很多朋友,并且她看上去也是优雅得体的。她在治疗中很努力,但我经常难以倾听她的诉说。我发现我很难与她的自怜和应有的权利建立情感联系。我决定把她放入团体治疗中。
在团体中,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很显然,她几乎是立刻就完全忽略了其他人,几乎是没有看到他们。她真的无法对他人做出情感上的回应。由于缺乏共情的能力,她只能对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做道德上的评判。这些在个体治疗中是无法被看到的;它既不存在于移情当中,也不存在于我和她的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即使在团体中,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对那些她“瞧得上”的人,她的关系取向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治疗师,我是能够在个体治疗中熟悉所有这些情况的。或许是这样的。但是我逐渐相信,我们聚焦于移情而清楚看到的情况是那些早期与父母之间围绕依赖、控制、竞争、赞许等建立的关系的方面。因为治疗关系不可避免是非相互的、不平等的,我们常常了解到个体是如何体验非相互、不平等的关系的。在帮助人们解决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们从当前的成人关系中清除那些杂乱无章的婴儿期的、不再相关的片段。到现在为止,效果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我们接着就会假定,如果我们从成人关系中移走了神经症性的、重复的、婴儿期的愿望,个体就能够拥有“持久的、令人满意的、相互满足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似乎是基本的假设,只不过是被那些让渡性的基础性曲解所掩盖罢了!
移情的范例不能解释相互关系,人们必须与同辈一起来连接他们的生活。这种人际整合的过程正是我们要开始探索的过程。
较之其他任何方法,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固然能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人们对他人的需求。然而,在理论方面,我们除了深度,还需要增加广度。
作为治疗师,如果发现我们在患者的关系图中没有占据核心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会令我们感到羞辱。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我访谈过的接受心理治疗或长程精神分析的人经常把治疗师或分析师放在远离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地方(或者完全不考虑他们)。我们当然对自己的病人有意义,但这种意义与他们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的”人对他们的意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