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婴儿的成长,焦点从在容器当中发生的行动力转移到了行动和意志上。双臂环绕的体验是诸如主动和冒险之类的更为显著的体验的背景。当他们最佳的时候,抱持的功能就变得更为清晰了。随着发展的进行,被抱持的体验从生理领域转到了情感领域,并变得更加象征化。我们被那些很少碰触我们身体的人所抱持;我们也能被协会或观点所抱持。但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对边界感的需求(Fromm,1941)。婴儿期的“抱持”演变成了之后人生岁月的“支持”。
在那里
在我所进行的访谈中,被访谈者在描述他们最重要的关系时最常使用的词是“那里”(There)。1你的丈夫、母亲和朋友在你的生命中起着怎样的重要性呢?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会是,他(她)在“那里”。始终如一的(又有些令人惊讶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人们很少会更多的谈及“在那里”。当要求他们给出一个定义的时候,他们会专心盯着我,似乎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说诸如此类的话,“她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我就是知道她在那里。”那里似乎是一个描述基本心理体验的单词,并无法进一步拆分。我对它的最好的理解就是,某人“在那里”说的是抱持。这是一个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背景。
例如,卡尔谈到他爷爷的“在那里”。他从未感到与爷爷很亲近:他爷爷是一个冷漠的、令人难以亲近的族长,从未对他显示过任何兴趣。但当他爷爷去世的时候(当时卡尔25岁),卡尔感到活在世上的安全感低了很多。他爷爷是这个家庭的基石。当他去世的时候,卡尔感到这个家庭也破碎了;他不再确信有一个强有力的家庭照顾者能够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卡尔一直把他的爷爷当成一种力量,当成是他真正陷入困境的时候能够去的地方,而他一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卡尔诉说他爷爷的“在那里”的体验时要表达的意思。
在最早期的体验中,一个人只能被身体“在那里”的某个人所抱持。但抱持也提供了支持的感觉。在生命的后期,我们仍然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一种似乎能够阻止我们摔落在地的他人的“在那里”的感觉。
我的一个病人艾米丽提出要与她丈夫离婚,她丈夫对她冷淡且贬低她,在闹离婚的过程中,她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症。在一次焦虑发作中,她无法正常呼吸:她发现自己交替地压抑呼吸与强力呼吸。她反复出现坠落的感觉,为了试图稳定自己,她会抓住椅子的扶手。由于这些症状,她反复进行医学检查,但都没有发现这些症状的生理基础。
在一次治疗进行到激烈时刻的时候,艾米丽想起了一件被压抑多年的童年往事。当她4岁的时候,她和她的父亲去湖边玩。她父亲开玩笑地把她浸在水中,然后再把她举起来,逗她发出开心和兴奋的尖叫声。接着,他失去了平衡,没有扶住她。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艾米丽再次体验到了掉落到水中的那种感觉,那种在水中无助的乱摆,似乎时间已经停滞的感觉。她发现这种坠落的感觉和她这几个星期以来再次体验到的感觉是一样的。当然,对坠落水中的感觉的记忆能够与她的呼吸困难联系起来。
回忆起了这件事,艾米丽就能够将她的可怕的焦虑发作与她的感觉联系起来,她感到虽然她已经从与丈夫关系的结束这件事中恢复过来,但她还是感到坠落的危险;她不再能够依靠她丈夫的支持,也不再能依靠他们共同建立的生活结构。在潜意识里,离婚带给艾米丽的体验正如无助地坠落到水中的感觉一样。
坠落是一种最可怕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失去控制、失去了停泊之地、完全无助且无力的体验。我们不能飞翔:我们是一种必须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下面让我们立足的生物。我们自我和自主的练习,必须完全依赖我们是充分地“脚踏实地”这个基础。
从存在的意义上讲,察觉到人类境遇中本质的无根基性就是被坠落之感所淹没的感觉。最终,没有扶持我们的事物,然而,我们只能通过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依靠那些我们体验为坚实且可靠的事情来生存。
当我们的活动范围超越了母亲的臂弯之后,被抱持的体验或围绕我们的更具有象征性的臂抱的体验就存在于家庭之中。这是“抱持环境”中第一个沿着生命循环之路而成长的必不可少的事物。被抱持得很好的儿童会感到足够安全,并且被充分保护,可以开始在这个世界里探索他们自己的方方面面(仍会回到家中,把家当成扶持者或基地)。这样的儿童已经内化了埃里克森所称的“基本信任”的感觉;他们期望从世界中获取支持。基于早期足够好的抱持,儿童预期世界不会令他们坠落,儿童带着这种预期开始了他自己的体验之路。
引发青少年认同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体验抱持缺乏的认知能力。经过背叛的打击,青少年(至少是一些青少年)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无根基性。他们发现父母都不能真正地保护?们,他们自己也不可能获得全能感或不朽的名声。青少年令人头痛的行为背后往往是隐藏在儿童期快乐的幻想之下的对人类本质的无助感的愤怒。当青少年开始理解死亡是万事万物皆将坠入的深渊这一无法避免的事实时,他们会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