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访谈录(5)

问: 您对陈独秀所谓“右倾”问题的研究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吧?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看出,档案的利用更为重要呢?即使这些档案来自海外。

杨: 当然。陈独秀“右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纯粹的中共党史问题,因此对档案材料的需要程度要大得多。过去研究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时期的政策主张和政治态度,多半只是利用一些公开发表物,完全忽略了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其公开的言论是代表当时党的领导集体的言论,远不足以反映其实际的立场。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四川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讨论会时,就曾经讨论到陈独秀的所谓“右倾”问题,当时我们就认为这种观点很难成立。但那个时候一是缺少足够的档案文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二是没有那个刊物敢去发表辨正这个问题的文章。由于国内保存的关于那个年代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因此20世纪90年代保存有大量当时中国革命史料的俄国档案的开放,就极大地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讨论这类问题也不再那样敏感了,我才有可能写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这样的文章,来对这段历史做一个辨正与梳理。

问: 说到陈独秀研究,您好像很重视对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政治人物的研究,尤其重视探讨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像您写《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孙中山与共产党》《“容共”还是“分共”?》《走向“三二○”》《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以及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似乎都可以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