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您是否认为,历史研究中根本就不应当涉及对是与非的价值问题的讨论呢?可是我们在您写的《内战与危机》一书里特别注意到,和过去革命史观全面否定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相比,您似乎相当看重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过的历史作用,比较您分析说明同一时期导致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种种问题,这一印象尤其强烈。这是不是说明您也并非不重视价值判断?
杨: 其实,不论强调还是不强调,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传统的中国必然会走向现代,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在内了。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格外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研究者要能够从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角度,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来回答人们今天所关心的种种问题。这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有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认知。比如,注意到胡主席提倡“八荣八耻”、数百万民众热购于丹的《〈论语〉心得》,不少学者就会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何时开始缺失的,到底是科举的废除使人们逐渐告别了经典,还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割裂了传统与现代,亦或是中共建国后全面引进苏式教育模式和破除“四旧”的意识形态运动,导致了黄钟尽毁?比如,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逐渐开始推行法制建设,大量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一些学者就会发出疑问:何以中共建国后几十年,除发布一婚姻法和宪法外,民刑商诸法皆无,其原因何在,影响如何?从晚清到北洋到南京,历届中国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成绩几何,不足几何?从中国现代社会演进的角度,这种历史的中断和延续,包括比较新法与旧法,又有什么值得汲取的经验与教训?显然,这种问题意识中都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在内。而左右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这种价值判断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肯定基于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冲击与裂变,势不可免。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问题,更多地不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的冲突对抗的问题,而是谁在何时何地如何应对了社会向现代转化,以及这种应对的方式和结果如何之类的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客观地描述和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理所当然的。依据不同党派、社团、人物在整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态度及其作用,突显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种种矛盾冲突和文化碰撞的复杂性,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 您在《内战与危机》一书中不仅着力描述了1927~1937年的中国政治史,而且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领域也用力甚多,这是否也是您想要借此来突显南京政府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迈向现代国家过程中所起过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