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今天,关于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的目是什么,又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 说来话长,这里面一个很主要的诱因,与我早年在北京“大院”的生活经历有关。在机关、军队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殊供应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到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严重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更没有人会赞同不讲贡献、能力大小,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那一套。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 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