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那么,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是不是只能通过比较通俗的表述形式来表现呢?
杨: 这倒也不尽然。陈寅恪的东西今天的人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等于说陈寅恪缺少对现实的关怀。哪一个历史学家愿意自甘寂寞,不想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现世得到回响,只寄希望于来世的人能读懂自己的文字?从历史上看,一个正直历史学家的寂寞,往往都是不容于社会大环境、大背景的一种无奈。陈寅恪晚年之所以“著书唯剩颂红妆”,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两个清代女子生平故事的研究上面去,说到底还是因为生不逢时倍遭困厄,才不得不“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绝非其心之所愿。不见其诗云“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他哪里是不关心民族盛衰文化兴废,实在是他对现状充满了无奈,以致只能学乾嘉学派,钻故纸堆以远离现实而已。他内心深处振兴民族文化的抱负与志向,怕是比我们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大得多。从振兴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角度,陈寅恪坚持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表述形式,自有其意义,故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又恰恰是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才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重点所在。而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并不要求历史学家们非用文言文或专业术语来表述不可。因此,形式问题就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争读者、争学生,乃至于争历史研究生存权的问题。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说明历史的工作,历史学家不去做,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或历史小说陈袭旧说,却影响甚广。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他人,绝对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责任,甚至应当说是历史学界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我这里讲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大约十年前,近代史研究所评职称,一位专职研究民国史的青年学者参评,本来写了一部关于民国电影史的专著,既属于民国研究的范畴,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却因为被研究所的众多专家批评为不务正业,以致不敢填报成果。
另一例子是茅海建教授写过一本非常好的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名叫《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