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访谈录(7)

由此不难了解,没有西安事变,红军长征不仅不可能就此结束,而且整个红军都可能会遭遇西渡黄河的两万多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难免会被改写。显然,这种把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割裂开来的作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对西安事变及其背后中共依据莫斯科指示实施统战新策略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估,而且也造成了对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某种误读。受此影响,几十年来大陆书本和影视作品中的长征胜利,或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取得领导地位之结果,或是数万红军官兵艰苦奋斗精神之成功,却鲜有人注意到在此背后许许多多更为复杂,有时更为关键的各种人和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甚至将起了拯救红军命运作用的西安事变与红军长征的历史割裂开来,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良多。

问: 提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这时在对中共命运至关重要的统战策略问题上的作用,我们发现您在自己的研究中似乎非常重视中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几个例子,包括您在《中苏关系史纲》一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受到俄国革命及苏联内外政策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情况,也都显示出您对近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及其国际政治内在联系的高度关注。我的问题是,您对外部世界冲击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性的强调,是否会导致“西方中心论”亦即“外因决定论”?

杨: 我想,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现象,都是不可取的。“西方中心论”行不通,“中国中心论”也一样太过简单化;不仅“外因决定论”难以普遍成立,就是“内因决定论”也同样解释不了所有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找到某种万能试剂,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分解成若干化学成分,或是去测定出其中的DNA。我最希望自己做到的,是能够借助于我的专业知识,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文字的描述,比较真实地再现一段又一段历史。我不会在意何者为“中心”,何者来“决定”。不会因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就去想象中国比西方更文明;也不会因为中国传统经典里没有“国民”和“共产”的概念,就认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只是一些舶来品。说实话,对于今天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让自己走近真实、“还原”历史,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了。我们始终觉得,我们这代人因为距离过去的历史很近,很多思想、文化、意识和观念相通,因此理解起前人来还比较容易,因此有责任在“还原”历史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理论方面、更宏观性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只能留给后来的人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