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访谈录(6)

现实关怀,也是历史作品思想性的源泉。

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思想性,也可以没有思想性。具体史实的考证,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工具,就像考古的野外发掘工作,做得好,就有价值。但是,历史研究并不都是具体的史实考据。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李德在1949年波士顿年会上曾经这样谈到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说:“事实上,他(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发现的东西往往就是他想从历史中寻找的东西。在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的事实材料时,他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某种图式(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概念)进行工作的,他经常用这个目标来研究社会的进化。对他来说,朝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发展的就是进步,背离这个目标的就是腐朽。这样,用寓意的话说,他为过去描画的曲线当然也就会延伸到未来。他要么就是像斯宾格勒那样指向灭亡的道路,要么就是像托因比那样指向得救的途径。正是在这里,他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正是在这里,他掌握着不是造福社会就是危害社会的有力工具。”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讲明了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换言之,每一个历史学家其实都有为社会服务的条件和机会,问题在于你是否真能立足于现实,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强烈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你与众多普通人一样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个社会的危机和问题时,也只有当你相信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充当社会良心的艰巨角色时,你才可能成为被现世所重视的有所思想、有所创造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题纪念碑碑文中特别要写下这样一段话,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敢反潮流而动,于不疑处有疑,不仅敢而且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自由之思想”,就是要能够“神游冥想”,大胆思考,勇于探索,不拘泥于一党一派之立场,不固守任何意识形态的界限,真正做到创造性思维。而只要我们能够跳出党派立场情感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能够发现,历史上许多恩怨是非,你死我活,其实并不都是如我们过去和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只要我们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我们就有可能摆脱情感和观念的纠缠,对于过去我们所不理解的历史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而一旦我们不再把视野局限在党派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觉,相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过去历史中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和去总结借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