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访谈录(11)

问: 听您这样讲,我一下子联想到近些年来在近现代史学界尚未争出胜负的史观问题来了。您对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和人文史观怎样看?事实上这涉及一个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价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人和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标准,或者没有必要刻意设定一个统一的参照系?

杨: 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们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的。简单的说,我不认为拿革命与否作为衡量近现代史中人和事进步与反动的标准,是合适的。但我也不认为简单地基于“告别革命”的理念来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对历史研究来说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这是一个在历史学家当中始终都在争论着的问题,但我相信,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历史的必然与规律并非完全触摸不到,拿现代化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关照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也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必须了解,正如革命不能当饭吃一样,现代化本身也绝对不是人类自身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研究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现代化不过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一部分而已。这是因为,所谓人类文明史,说到底还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历史,是以人的思想和活动来作为全部研究对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有以人为本才有实际的意义。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强调历史学的人文价值的关键所在,它也是我主张历史学家要有现实关怀的关键所在。毕竟,不管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改善和提高自身存在的形式和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正是以不断提升对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形式和意义的关注,作为其进步的尺度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不可能完全没有价值判断。尽管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清楚我们不能拿今人的认识来要求过去,但我们还是会基于我们今天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价值观,从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角度,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甚至为那些已经过去了人和事感到由衷的遗憾与悲哀,不愿看到那样的历史重现。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坚守我们的岗位,努力提供给社会更多更真实的历史图像。严格说来,只要我们能以求真之心,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细心地爬梳比较,客观地描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动机,既注意到历史中人纯粹理性的一面,也注意到种种非理性的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是有意义的。就这一点而言,标准的问题有时也并非就是最要紧的。

(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者为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