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我研究历史,一是注重还原,二是注重解释。在我认为还原不是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更侧重于解释。我并非没有花任何笔墨去交待事件经过,其实很多事件我都做了详细的交待,比如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如果不详细说明它发生的经过,只是按照传统的大陆上一些史书的叙述,那就无法厘清蒋介石是否有意要制造陷阱消灭新四军军部的问题。相反,只有细致地交待清楚当时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才能一一证实我对事件发生原因的新的判断与说明。而有些事件我采取了简约的写法,比如西安事变,一来是我有专书研究这个问题,不必在这本书里大段去重复,二来是我所讨论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着重讨论的对象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并非地方实力派,故不打算面面俱到。至于历史解读的误区问题,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年对国民党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一种大是大非的观念来进行的,不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
问: 您还注意对人物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书中蒋介石有相对丰满的形象:暴躁、任性、多疑、恪守传统礼义,有时候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痛哭”,您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蒋介石的性格。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杨: 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研究人的历史,不注重人的性格、情感、思想及其所生存的环境等对人的言行举止的影响和作用,就不可能客观准确地了解历史的由来与发生。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往往把历史空洞化,想当然地用阶级的理论或其他什么理论,把历史中的人仅仅看成某种符号,给人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不是讲张三李四如何如何,而是以讲张三李四的名义,去讲这个或那个抽象的阶级或抽象的符号,完全忘了历史中的每个具体的人物其实都是不同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正是与这个或那个历史人物的个性或他的情感、思想或视野、经验乃至于职务、地位以及信息来源的情况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你提到的中山舰事件,如果换了是汪精卫,而不是蒋介石碰到当时那样的情形,我们就很难想象汪精卫会像蒋介石那样多疑和神经质,更难以想象汪会像蒋介石那样处理问题。
国民党人也曾是极端的爱国者和狂热的革命者
问: 这本书新发现的史料多吗?又有哪些新的观点和结论是与以往研究所不一样的?
杨: 所谓新发现的史料,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指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料,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海外相关学者,过去都没有注意到,是我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严格地说,这种史料并不是太多。二是指虽然过去已有出版或提供学者查阅,就史料所藏的档案馆,包括刊发的杂志或资料书人所尽知,但鲜有人利用,或利用者亦未能发现史料的价值或未能正确解读,这类史料则是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