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访谈录(9)

杨: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总是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和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地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是在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却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文革”初的1967年,全国只有他一个人在拿稿费,而他的稿费还特别多,当年的收入就已达到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这种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也会说说,但显然并不是特别在意,而是听之任之。显而易见,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他和许多高级干部一样,当年也确实很廉洁,不贪钱,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他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问: 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