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访谈录(11)

杨: 依我所见,是工业化水平过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还不存在一个由于在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民主国家早年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欧洲各国走向现代社会,逐渐从承认人民主权发展成为民主制度,根本上在于在他们那里早已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第三等级。凡是盛行商品经济的地方,自然也就信守等价交换原则,知道权利平等是维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中国之所以无法像当年法国那样,首先把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就在于在国内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各种势力,熟悉的只是强权和特权,是权利的不平等,他们既没有等价交换的意识,更不懂得权利平等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要求他们良心发现,来限制自己的特权地位,而给人民以取消自己特权的权利呢?列宁当年所谓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少的论断,正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和世界其他落后国家。事实上,上百年来,凡经济落后国家,都有此种痼疾,并非中国所独有。消除此痼疾别无他法,只有发展资本主义,使经济成长达到相当水平而已。当然,此种发展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某宗主国或某强国主导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实现之。一种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造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加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进而由经济而政治,逐渐提出各种权利要求,最终改变专制体制走向民主。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国民党在1927~1937年间统一中国的尝试与努力,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蒋经国1987年能够自主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尝不是这种内在的逻辑力量作用的结果。

(本文由《南都周刊》记者谢海涛书面采访,经杨奎松先生修订提纲并作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