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篇文章其实着重谈到的也只是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一是指出,共产党人历史上是严格按照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行事的,新民主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它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共产党人革命阶段论的一种延伸。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思想萌芽及其雏形,也早在中国革命“两步走”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之类的主张里面,就已经清楚地显露其端倪了。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还再三叮嘱中共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强调新政权在国内应当团结资产阶级,在国际上应当积极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贸关系,原因也在于此。其二是指出,革命阶段论本身就规定了上篇与下篇的关系,不断革命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共“一大”纲领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到以后不要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策,以及苏维埃时期那些彻底得不能再彻底的革命措施,都与其理论上的这种规定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党内之容易“左”倾,几乎不可避免。
讲到这一点,我想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那篇文章只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才能讨论和发表的原因了。有人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针对当年党内主张超越革命阶段的“左”倾倾向而提出的,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共历史的一种想当然。为什么?因为抗战以来,毛泽东等人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危险是右,而不是所谓“左”。毛泽东之所以不满王明的那些主张,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照王明的想法去做,已经被迫屈从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很可能会淹没在民族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因此,自抗战开始之日起,毛泽东从来都在设想如何使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最初,中共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但因自身力量太过弱小未能发生影响。红军被迫改编,苏维埃被迫改制之后,它又提出过“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试图用真假三民主义的争论来使自己切实站在高于国民党的地位上。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毕竟不是中共自己的东西。1939年夏,由于中共的力量已经空前壮大,毛泽东依据欧洲战争爆发和共产国际改变欧洲党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中国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加剧的情况,开始提出“资产阶级投降的必然性”问题。进而于1940年大胆提出区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政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就是想要从理论上解决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确立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内在的几个革命阶级的政策,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实行由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主张提出之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就围绕着应不应该继续团结仍旧抗日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分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