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访谈录(4)

这种情况恐怕是这位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但又是今天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很难避免的一种尴尬情况。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在研究中尽可能深入于历史之中,同时又努力超然于历史之外,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来说明和评述这种历史上的外交纠纷,这种麻烦就会如影缠身,没完没了。

问: 这确实是挺吊诡的一个现象。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您所说的那种超然呢?我注意到,您在《开卷有疑》一书的序言里也承认,“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既然如此,您又是怎样做到尽量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呢?

杨: 我在《开卷有疑》一书中收了一篇评黄仁宇《黄河青山》的文章,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大家了,他的“大历史”观其实强调的也正是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早年的国民党军官,黄先生力求客观公正,不拘泥于一党一派的情感立场来认识历史,解释历史,可谓身体力行,非常不易。但是,历史学家是不是就可能完全没有情感和价值判断这种东西呢?不可能吧。这就是我不同意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不夹杂任何个人情感立场和价值观的看法所在。我所以举出黄仁宇在解读中共军队作战勇敢这一点上存在的问题,和他在解读自己与美国大学及相关教授恩怨纠葛时不能完全客观的情况,就是要说明,纵使像黄仁宇这样力倡“大历史”观的华人史学大家,要想完全做到不受个人情感立场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极其不易的。这也是过去许多史家相信,历史研究要距离今人愈远才可能愈客观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