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例子是几年前我为《百年潮》杂志编稿子时，发现许多好的专业学术论文，就是找不到几个能够改写成通俗文字的理想作者。找那些编书匠来改，文字倒是通俗了，原作的思想性不是被阉割，就是被弄得支离破碎不成思想了；找原作者来改，这些能够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们往往费尽力气，改出来的东西不是扭捏造作令人不忍卒读，就是生硬呆板让人味同嚼蜡。
在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环境下，也难怪诸多历史学家纷纷都去钻象牙塔了。这不能不是当今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悲哀。
问： 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在实现其学术研究价值的同时表现其现实关怀呢？
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理应提到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即“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一说法在于强调，历史必须由今天的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如何才能赋予历史以灵魂，使之有生命呢？要达到这一数千年来治史者所渴求的幽深境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用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思想去重新体验历史，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
史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就历史的还原工作而言，要得出绝对准确和真实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今人所看到的历史，永远都只是过去史实的真实景象的部分缩影。能否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真实，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良心（史德）和能力（史才），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进行研究，和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还原工作，却要看历史学家具有怎样一种眼光（史识）。
选择历史研究的题材之所以重要，在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生命的价值，历史学家就要具有一定的远见与卓识。而任何一种远见卓识的培养，都与他对现实的关怀程度是分不开的。因为一个对现实缺少关怀，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只有立足于对现实的透彻和独到的观察，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找到那些能够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的题材。一个历史学家也只有在他选对了适合于自己，同时也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需要的适当题材之后，他才有可能在其成果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赋予历史以灵魂。
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史学家其实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见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