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访谈录(3)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当年读史料时确曾有过你所说的这种观念意识面对挑战的问题。因为那时长期所受的教育都是正统的,猛地看到历史上领袖的言论做法与我所得到的知识不一样的时候,难免会有理解上的疑惑。但是,做历史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要去面对历史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在相当程度上只要你肯用心去读第一手的史料,就不难逐渐有所发现。你读的史料越多,自然也就越会发现当今的宣传或教育有许多虚假的东西。即使你不去关心为什么的问题,你也注定会像我当年那样,会想尽办法去搞清楚:到底是那位教授讲的对呢,还是存在着其他什么原因?我的进一步研究使我逐渐发现,教授的答案其实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毛泽东当年有很多类似的言论,这些言论有些是公开的,你可以说那是讲给外人看的,是策略。但也有很多是在自己人内部讲的,说这些话也是讲给外人听的,是策略,就说不过去。再结合毛泽东在多年以后所做的自我批评,比如说抗战初期幻想改造国民党,后来证明改造不了等等,就会或多或少地看出,其实毛泽东也是人,也一样会有在不熟悉的环境条件下学习摸索的情况。我们既不能把他看成神,好像什么他都能未卜先知;也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心地阴暗的阴谋家,总是想方设法算计自己的对手。

问: 杨天石说过,他对蒋介石的研究受过反对和攻击,您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杨: 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是不可理解的。连我们自己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何况那些不研究历史,更多地只是凭借个人经验和根据个人感情好恶出发来判断历史是非的普通读者呢?每个人的出身、教育、经历、学识及其生长环境都有不同,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及其关注的重点也会有所区别,这些不同和区别难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是非判断及其历史观,何况现在的教育宣传仍旧未着重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做调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正常的一种现象。很难认为这是怎样的一种压力。

还原不是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更侧重于解释

问: 即使在写“三二○”事件、“四一二”事件、皖南事变、四平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有花太多笔墨在事件本身,而是在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以及发展走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是否一直以来人们对不少历史事件的认识都存在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