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进到厂里办的“七二一”大学去学习一下。在“文革”那样一种环境下,能够留在城里,并且能做工人“老大哥”,已经很不错了。
在干校放羊的时候,因为闲极无聊,我自己看了一些书。在那种地方也没有什么别的书可看,就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之类的。结果慢慢地对理论的东西有了一些兴趣。到了工厂之后,因为车间里经常开会学习,读书念报,其他小年青儿大部分都没有学过这些东西,报都念不利索,更别说懂得那些名词了。车间的支部书记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算不错,也慢慢地让我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最后还让我参加过一段厂里的什么理论小组,见识过知识分子和工人理论小组怎么共同写理论文章。
因为那个时候学的都是些理论的东西,自然也就对时事政治非常关心。当时恰好开始在内部翻译出版一些西方的理论书,包括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著作,看了以后想的问题自然也就更复杂了一些,对于“文革”等很多问题,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在工厂外面有不少读书的朋友,不仅相互交流读书笔记,而且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观点。
想学经济考上党史专业
1977年有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没有学过数理化,语文历史地理之类也没有学过科班的东西,何况还要上班,因此虽然父母极力主张我参加高考,自己却毫无把握。当时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东找点书西找点书自己看,完全不知道考什么和怎么考。
所以一考下来自己就知道考得不好,首先数学就没考好,第一批录取时,自然没有录取到我。想不到第二批录取时,我的成绩刚好在分数线之内,就被录取上了。只是,当时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专业。因为父母都是学经济的,所以我的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当时惟一跟经济沾点边的政治经济学,只留了一个专业报的是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的历史专业。
得到消息后,我很犹豫,不大想上。当时还特别回家去和父母商量。显然,当时如果能确定高考还会继续进行的话,他们也多半会要我再等半年,再考一次的。我妹妹也是和我一起考的,这一批没录上,半年之后就如愿考上人大工业经济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