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这一方面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毕竟研究历史的时间还太短,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还缺少经验和感受。接触的课题多了,发现的问题多了,知道历史上的人和事有着太多的侧面,你们分辨真伪和提出质疑的能力自然也就会增强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还是和你们过去所受的训练有关。那就是你们还不习惯于自觉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过去一些年好像曾经很流行过一句口号吧,叫“理解万岁”。何谓理解?你不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以别人所有的知识、情感和处境,来了解别人的想法和观点,只依据你自己的地位、情感、知识和好恶,又如何能够做到理解别人呢?日常生活中都做不到理解,在历史研究当中就能做到吗?从没有听说过一个平常对人对事态度较偏激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会很客观。蒋介石过去是被描述成那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如今即使评价上有了许多改变,但在其反共这一点上改变的并不多。再加上他自己过去也刻意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就更增加了研究他的难度。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问题在于,如果你了解人是社会的,是受环境影响和制约的;如果你了解人是历史的,其生长和成熟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你就会了解,其实历史上的人物,不仅是在变化着的,而且其好与坏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人物思想,有时更多地要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当你相信某些神话时,不妨想一想自己和周围的人能不能做得到。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再伟大或再丑恶,到底也还是人。是人就要学习,就有局限性。很多事情他们也只是第一次面对,第一次经历,把他们描写成未卜先知而运筹帷幄,或能掐会算早就预谋设计的样子,不是造神,就是丑化。
问: 您好像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关于研究历史,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的说法。研究人物,要能同情,才能理解。但我发现,不少研究人物的学者会走另一个极端,即很容易深陷于同情之中,而不能对研究对象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我注意到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研究,在这方面似乎分寸能把握得比较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