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座谈会发言(1)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相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藉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成社会基本成份的不同人群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观又宏不到关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与趋向,即既不适宜分析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适宜总结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特质,有其明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