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访谈录(9)

杨: 也不尽然。传统的通史写法更多地侧重于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教育、科学学术等等注意不多。但近二三十年来通史研究著作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多侧面和多层面,尤其是近些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兴盛,更是推动了人们多维度地了解历史的强烈兴趣。任何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由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相关的人和事所构成的。一个社会也好,一段历史也好,原本就没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等严格的区隔与分野,所谓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等,不过是后人为了研究的便利人为地分类梳理出来的。因此,真的要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应当注意到历史发展和影响这一发展进程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严格说来,我虽然在这方面用了点儿心,尽了点儿力,但因为我的研究一向较多地侧重在政治外交史方面,因此在你所提到的那些方面我自认为着力还非常不够。因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十分欠缺,因此本书中这些方面的努力更多地还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的。而由于目前涉及这一时期的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能找到的多数研究也不很深入。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书中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令人满意。

关于民族国家

问: 在《开卷有疑》一书中,您几处都谈到了落后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在《内战与危机》一书中,您具体地谈到了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今天的大陆读者多半仍旧难以完全摆脱革命史观的思维方式,而容易习惯于从谁更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当时的国共两党。如果让您在这里做一个概括的话,您认为应该怎样评价1927~1937年这一阶段国共两党的成败得失才是适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