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访谈录(6)

杨: 你说得没错。深入也好,超然也好,根本上是要达到理解的目的。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历史,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是因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要了解今日之种种,设想明日之所求,就非正确了解昨日之所为并探讨其如何为、所以为不可。此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大家也都在讲“以史为鉴”,却忘了你连历史这面镜子都造不好,一段段弄成了哈哈镜一般,照镜子的人又如何能正确地了解自己,改变自己?当然,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不是“告别革命”论者。革命,无论是怎样一种革命,它既然会在中国发生,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某种合理性。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结果不要说是那种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对一些看上去并不会有碍政治形象的历史问题,它也一样会按照其既定的标准去误读历史。

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如红军长征的问题。我们刚刚庆祝过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日呢?表面上,因为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宁会师的日子,因此可视为长征胜利“尽开颜”的标志。但实际上这却是和按照革命史观解读历史的某种需要相联系的。关于这种解读的吊诡之处在于,只要我们读历史时稍稍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之日,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因为,此前红军兵分三处,国民党军顾得了南,顾不了北。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兵多将广,吸引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因此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对作战消极的地方军阀武装一度对付起来还得心应手。而这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苏联援助的,但宁夏战役的迅速失利,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北上的官兵更身着短衫短裤,连御寒的衣被都没有。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并迫使过去与中共暗通款曲的地方军阀也只好听命进攻。进入10月底11月初,红军在甘北已再无回旋余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新的长征作战计划,准备向东突围,以一年为期,经山西、河南几省再争取打回到甘北和陕北地区来。要知道,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突围长征时87000人,一年后辗转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五六千人,算上沿途补充的新兵,损失超过95%以上。当时红军走的还都是国民党中央军尚未涉足的西南西北偏远之地,面对的多是地方军阀,如今各方面准备大不如当年几万红军的疲惫之师,要在基本上已是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地区再度进行长途征战,其险恶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为什么蒋介石会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下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说: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如果三军会师甘北的结果,是红军全军覆灭,这种会师的“胜利”又何在呢?这个道理并不难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