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访谈录(3)

但是,那个时候“文革”刚过,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商量的结果,家里人还是鼓励我先上了再说。就这样,我就从一名工人,成了大学生,只是自己当时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人民大学里的“坏学生”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是人民大学的。因为人大“文革”中被取消,校址被二炮占了,“文革”后复校较晚,没有赶上列入招生名单,因此临时用北师大的名义和校园恢复招生办校。等于我们招进去时是北师大的学生,半年以后才回人大校址。而那个时候,学校连学生宿舍都没有,好在招的都是北京的学生,大家基本上都是走读。

进入人大党史系算是我跨进历史研究这个行当的一个起点。但是中共党史专业当时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划在法学的门类之中,因此,教学太过强调理论,除个别老师外,通常很少传授历史学的知识和进行史学研究的训练。我刚开始学习时最感兴趣的就是人大历史系讲中国通史的老教授郑昌淦先生的课,郑先生是尚钺先生的学生。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古代史,但是为了听郑先生的课,我还是不止一次地专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以便和郑先生讨论。

在人大时另一门我喜欢读的课是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读这方面的马列著作较多,另一方面是当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于老师思想很开放,也乐于与我们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人大上的其他的课程,我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多半都还给老师了。

说老实话,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包括对考试,自己也常常不按老师的要求去答。记得一次考试,我认为教科书和老师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就按照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论述,结果被判为不及格。后来还是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全班的成绩,班长和课代表专门去找任课老师进行疏通,最后才勉强给了我一个及格。

当然,人大中共党史系里也还是有学问上不错的老师的,像彭明老师写的《五四运动史》,就花了不少工夫,做了大量的考证。另外教思想史的林茂生老师,也是很有才气的一位老师,和他讨论交流是一种享受,只可惜他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像和他聊天那样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档案馆里最年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