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访谈录(1)

■记者手记

在见到杨奎松之前,我听到过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杨老师讲课,没有多余的词儿,都是真材实料,顶多加几个字的评价,也不过是‘厉害’或者‘真厉害’。”听完这话之后的几个小时,我见到了杨奎松。

在我跟他聊天的两个小时之内,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是把力量蕴藏在平淡之后的叙述。

杨奎松的经历,在他的讲述里平平淡淡,但是却包含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杨奎松的讲述让我觉得,原来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可以用这种平淡的方式来叙述,也可以平淡得如此有力量。听完他的讲述,仔细品味,竟然都是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里面没有“我觉得如何如何”,全都是充满细节的故事。杨奎松这个人如何?通过这样的讲述,已经跃然纸上,至于读者怎么评判,杨奎松是不打算干涉的。

这种讲述的风格一如杨奎松研究的风格,通过我的阅读经验,杨奎松的著作几乎都是这样:不轻下断语,所有的论断都建立在大量扎实的材料之上。关于研究方法,杨奎松写过一篇《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那大概也可以看作杨奎松研究方式的夫子自道,其中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从“放牛娃”到“工人理论家”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

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

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朋友被抽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把羊群赶到很远的一个水库坝区吃草。中午就啃冷馒头,晚上天黑才能回来。

这个活儿虽然比下田劳动要轻松许多,但孤寂得很,整天没有人说话。

1970年12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开始中学毕业分配了。我们那一届和之后的七一届是当时北京惟一两届留城没下乡的。连续几年把学生都弄到乡下去,城里工人店员都不够了,需要增加新的人,我们这两届正好赶上了。我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大概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工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