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不错,我是重视人物研究,并且很重视人物心理和思想情感变化的研究。因为我们研究的历史,不管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或者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或民间村落的历史,说到底都只是许许多多人的历史。离开了对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人的研究,根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研究真正贴近历史真实。当然,对于我来说,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个人对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化后的一个结果。我最早开始写毕业论文时,研究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非常少,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自从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核心领导地位之后,一切政策就都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了。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只是起了些消极的作用。这样的文章当时发了不少,包括一些当时最权威的教授也如此说明,而他们并非完全不占有资料。但深入研究当时可以找到的各种公开的文献资料,我发现他们对资料的解读和利用存在着明显的各取所需的情况,如果把当时的各种相关史料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事情的经过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当时就强烈地感受到,对历史不能孤立地和静止地去认识,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是在各方面因素先后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个复杂的变动过程。我以后的文章,不少从题目上就强调“变化”、“变动”和“演变”问题,也就是想要说明,不能把历史看成孤立的和静止的。
注意到历史本身,比如一个政党的方针政策、思想主张和策略路线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动,自然也就会注意到作为一个政党或一段历史中,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件上发生作用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态度的变化了。像我早期研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变动时,就是因为注意到当时学界只看到李大钊较早出来欢呼俄国革命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完全忽略了他那些在思想上倾向于改良,而非主张革命的另一面。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当时往往更关心去发掘李大钊激进革命的历史,只盯住那几篇热情扬溢的文章,没有在意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倾向和在当时国内政治分野中他所处的位置,完全没有在意其思想从改良到革命不仅需要而且也确实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结果在解读他的文字时,难免会存在某些偏向,不注意分析其原本的语义指向,甚至忽略了他的其它一些文章和文字,错解了他的某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