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从喝拿铁到给人端咖啡(3)

对我来说,这个年轻女人拥有很大的权力——雇用我的权利。是的,我需要一份工作。当我说出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惊异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呀?但是同时,我知道自己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而且我还认为,我要在星巴克找一份工作简直轻而易举,只不过我到底要不要接受呢?

这位星巴克工作人员把一叠纸放在自己面前,收敛了笑容,严肃地看了我一眼。“那么,你是真的要找份工作吗?”她带着怀疑的口气,摇着头说。显然,当我真有可能在她手下工作的时候,她又变得矛盾重重了。

我恍然大悟: 她问我要不要找工作,只不过是开我的玩笑罢了。可能她突发奇想要跟我逗会儿乐子——我看上去是个无趣、落魄又似乎自得其乐的人;或许她只是受人怂恿。可结果我却接受了,这倒让她大吃一惊。

她带着怀疑的目光:“你愿意在我的手下工作?”

我非常明白她话中的挑衅之意: 我,一个白种老年男人,真的愿意在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手下工作?

她后来向我吐露了实情: 她那个对一切都满怀愤恨的阿姨在她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向她灌输:“白种人是敌人。”因此在她眼里,就算只是给我一份工作,对她而言却是在冒险。在她确信我不会给她惹麻烦之前,她其实不愿越雷池一步。

我自己也充满了矛盾。这情形似乎调了个个儿。在我的世界里,我才应该是那个出于善良仁爱而给她工作机会的人,而不是向她乞求工作。我知道这样想是不对,极其不讲人权,可这个念头就是萦绕不去。这个年轻女子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接受她提供的工作,她怎么就成了赢家了呢?我的世界一片混乱。

那是在1945年,纽约市。我父母频频出去参加鸡尾酒会和宴会。我是个孤独的小男孩。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乘着巴克利学校的校车回家,爸爸妈妈又不在家,不过娜娜在等着我,她张开双臂、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扑进她的怀中。

这位老妇人和我们一起住在78街那幢雄伟的褐石楼房里。我小时候很爱她。她是我们家的厨师,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所有的时间都和她在一起,呆在地下室温暖而香味撩人的厨房里,我给她模仿查理•卓别林,把她逗得大笑,她给我吃好吃的果仁和葡萄干。她住在弗吉尼亚的父亲病了,我跟她说她应该回去看看他。两周以后,她父亲去世了。娜娜觉得我是“上帝的恩赐”。她说,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一位圣徒,一名牧师。我长着一口龅牙,耳朵又很大,可娜娜说:“你是个英俊的孩子。”她说我今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令人为之心碎的人。

后来,我无意中听到父母在藏书室里谈话。他们压低了声音,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娜娜年纪太大了,爬不了楼梯了。”妈妈说。

我们的褐石房子有四层楼,有73级很陡的楼梯——我无聊的时候数过好多次了。

爸爸也同意妈妈的话:“是啊,我觉得她有点不堪重负了。”

我的心坠入了谷底。他们绝不能解雇娜娜!我哭着冲到她面前,却不能把自己听到的事告诉她。

几周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娜娜没有来接我。她离开了。妈妈雇用了一个拉脱维亚难民来做我们的厨师。她19岁,妈妈说雇用她是在做善事。她做事很卖力,但是她几乎不会说英语,不和我说话,甚至看也不看我。她很怕靠近我、靠近所有的人,很久以后我才听说,那是因为她曾惨遭纳粹的蹂躏。

然而,那时的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只知道,娜娜走了,硕大的房子里又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了。没有了娜娜,厨房很冷,空荡荡的,但我不愿离开,那是娜娜曾经待过的地方。我静静地坐在厨房的窗台上,看着雨滴沿着窗玻璃流下。我还选一滴雨点和另一滴比赛,看哪一滴可以先流到窗玻璃底下。如果我选的那滴先流到底,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可以实现一个愿望了,然后我就许愿娜娜可以回来。

我5岁之前都住在这幢褐石房子里,离现在我正应聘的这家星巴克才不到一百码的距离,这让我突然感觉到了内心的那点缺失,不由地缅怀起那位近60年未见的老妇人。娜娜比今天我面前的这位星巴克店员年纪要大多了。娜娜那么慈爱,身躯肥大柔软;而这个年轻女子,是一名专业人士,身材小巧而玲珑有致。娜娜的笑容那么温暖,笑起来有好多皱纹;而这个年轻女子,笑起来那么完美无瑕、光彩夺目。娜娜对我来说像是妈妈一样;而这个年轻女子摆明了她和我就是老板与属下的关系,仅此而已。

这两个女人真的没有一点共同点——除了一点,她们都是非裔美国人。像很多我认识的白人一样,我赞成取消种族隔离,但是我越长大,越发觉在我所处的美国上流白人社交圈中,白人和白人为伍,而黑人和黑人为伍。对我来说,和一个非裔女子单独坦诚相见,唤起了我对娜娜的回忆,那是唯一与我有着真正亲密关系的非裔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