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现实的打击(3)

詹妮弗来到我的办公室。当她走近我的大办公桌时,她显然很害怕,甚至是吓呆了。我觉得她对于JWT来说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要在客户面前表现得自信。詹妮弗在新环境中那么心神不定,被我责骂了一通。当我看她的广告草稿时,发现有一整段是从我之前给她看的福特汽车的其他广告里抄来的。这是一种剽窃,在JWT尤其被憎恶。或许因为我们自己是所谓的广告撰写人,我们无法容忍任何人抄袭他人作品的行为。詹妮弗犯下了一桩公司不可饶恕的罪过,至少是被我发现了。

回想起来,她可能并不知道这是违反了规定,当然我那时也并没有向她指出。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她愚蠢的过失正好给了我借口——到管理部门去说,詹妮弗可能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很好的秘书,可她要掌握更高层次的广告艺术还不“够格”。我没有给她时间,也没有给“民族多元化”的观念一点时间。

克莉斯多满不在乎地给我一个对我来说那么重要的工作机会,而我现在惊恐地发现,我在“帮助”詹妮弗时是多么地无情。我是个“老男人俱乐部”传统而伪善的成员,我还为自己在理论上相信少数民族发展政策而感到庆幸,同时却在现实世界中、在我所掌控的工作场所中,尽一切可能扼杀少数民族进步的契机。詹妮弗试图走入我小小的世界,我却有意无意地去阻挡,仅仅因为她是个非裔美国人,也没有我所看重的学历或经历。

詹妮弗被调到人事部去做文员了,我把她抛诸脑后,直到此时此刻才又想起她来。如今我感觉糟糕透顶。我想,克莉斯多可能会觉得我是个迟钝的白种老头,她给我这份工作是个错误。我永远不能融入她的世界、无法符合她的要求——就如同几十年前我对一个年轻黑人女性的感觉一样。

我还感到非常自责,多年前没有听我女儿劳拉的话。劳拉有一头棕色油亮的秀发,和她闪亮的淡褐色眼睛相映成辉。我现在还有一张她的相片,是当初我不肯接受她的观点时,她生气地直摇头的样子。她曾花很多时间想让我对世界有个更为现实的看法,可是感觉迟钝的我,根本没有听她的。劳拉精力充沛、积极向上,她很爱笑,但她也对世界的不公平深有感受,在她成长过程中也做了一些有关非裔美国人的事业,比如赞助性活动。她在晚餐时坐在我对面,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她会很沮丧地捋着她美丽的鬈发。我对劳拉的感受不予理睬,也不理会她要帮助那些不幸的、“无望地天真”的人的想法。我还沉浸于自得其乐的空想之中,自以为凭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有才干的人,理应在广告界身居高位、继而生活富足。然而我的地位和成功实际上不过是与生俱来,还要拜我幸运的肤色所赐——正如劳拉曾向我指出的——在这个由“我们这一代中年白种男人”所掌控的世界。劳拉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和我发生争论。好像从她才10岁的时候,她就把我一切富裕的生活方式看作一种侮辱——因为那么多的人还非常贫寒。

即便她现在已经读了大学,她对那些不太幸福的人还是充满了怜悯之情。我送她去为她精心挑选的大学时,她居然还哭了。

“怎么了?”我问她。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送进这所大学,甚至还打电话给一位认识的理事去说好话。

“这个地方一点点民族多元化都没有。”她说着,努力地对我和我的特权思想表示不满,“你还是不明白!”她指着那群全部都是白人的大学新生,他们正涌入她即将入住的新建豪华宿舍楼。

现在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一直想要扼杀劳拉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现实世界”对那些生来就没有很高的社会阶层、非白种人、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一刻我真的十分心痛懊悔,自己曾经傲慢自大地认为,上帝赋予我和我这类的人以支配权,因为我们就是比其他种族的人配得上这一点。终于,现在,我“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继承而得的优越条件。

但是,我这得之不易的认识会不会太晚了呢,还能改变我的命运吗?

或许是恶有恶报,我自忖。我是自食恶果。但我还是接受了克莉斯多给我的工作——不管她的态度如何。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猛地想起再过几周就到我64岁生日了。人们说四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我奋力地穿上星巴克工作所要求的黑裤子,一边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我可能就要干着卑微的咖啡店服务员来庆祝自己的生日了。

我匆忙从郊区的廉价公寓出门,跳上一辆开往大中央车站的火车,我真不知道该为自己战栗的感觉笑还是哭。我尽力飞奔着,随着人流去搭乘开往时代广场的地铁。尽管地铁几分钟就会来一辆,我们还是争相涌入面前这辆地铁,仿佛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真不敢相信人群能跑这么快——像在参加奥运会一百米短跑。干吗这么奔忙呢?我很多年没有这样乘车上下班了,我在JWT升到特权高层以后,就乘出租车和公家车上下班了,从来用不着搭地铁。这会儿我也无暇再去顾及这种向前冲锋的动作是不是心智健全的人所为——我和所有人一起往前奔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