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往不胜的职场丽人(3)

记得那天下午在电视台办公室召开会议,老师正在交代我们体检及文化考试的相关事宜,突然,有人敲开房门,说:“哪位是汪洋?有电话找!”天哪!得意忘形的我,竟然忘了家里还有一个紧箍咒呢!我仓促地跳起身来往外走,只听得老师不满地嘀咕:“怎么回事儿?电话怎么打到这儿来了?”我低头敛气,羞愧不已。

果然,电话是我男朋友打来的,嗅觉灵敏的他终于探听到广院来贵州招生的消息,辗转通过他贵州台同学的关系把电话打到了这里!

回家之后,他大发雷霆,坚决不同意我去读书,他的理论是我这一走,北京的花花世界还不吃了我,两个人的事岂不就黄了?于是,争来争去,是否去读书的问题演变成恋爱是否还要继续的问题。

这场风波为我和他日后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揭开了帷幕。每次都是以我要外出读书工作开始,以我向他妥协收场,如此周而复始,长达十年!

时光到了1994年,我已经22岁,自以为大学梦已经褪色。但是,我终于争取到一个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短期培训一个月的机会,由于时间短暂,他也算是同意了。到了学校后我才知道原来广院除应届毕业生外,还针对已参加工作的播音员开设了“干部大专班”,学制两年。我多年的求学梦再次无可遏制地燃烧起来!一个月的短训结束后,我回到家乡积极准备参加干专班的考试,他却积极着手装修新房,到了春天,婚事万事俱备,刚满二十三岁的我无可奈何地成为新嫁娘,求学梦只得再次搁浅。

由于我屡次想离开当地,每次又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分手”的问题,尽管最后都以我的妥协告终,却仍给他造成极大伤害,曾经融洽的感情变得有了裂痕,尤其婚后感情热度开始直线下降,两个人的关系愈来愈僵,不禁让我后悔当初为感情所放弃的前程,加之领导的偏见让我工作很不顺心,不得志,更加待得窝火又憋气。曾经我还前往四川电视台参加面向全国的主持人考试,一千多人报考,我是六个被录取者之一,当然最后依然由于他生生死死的表演而告吹,但我想自己既已具备至少是省电视台主持人的能力,何苦非要待在这家市级电视台受窝囊气?所以,外出求学的念头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1996年,我终于争取到去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一年的机会。

这次读书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长久的周旋换来的,我顶着与他决裂的风险毅然成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首先是经济的压力。从准备到北京读书开始,我就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节约下来做学费,可当时的收入实在太低了,攒了一两年也不过攒了一两万块钱。没见过世面的我还满心以为是一笔“巨款”呢,没想到学费一下子交去了一万两千元,“巨款”眼看就所剩无几了!我紧紧地捂着口袋,就像迂腐寒酸的孔乙己,五指叉开捂住茴香豆碟子,颤巍巍地吟诵:“多乎哉?不多也!”我脑中不断浮现出自己饥寒交加倒毙街头的情景,紧张得手脚冰凉!

然后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当时学生宿舍条件很艰苦(有条件好的可住不起),六个人挤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宿舍,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经常污水横流,公用澡堂热闹得像饺子下锅,饭菜夹杂木头石块。

最可怕的是,学习远不像我想像的那般顺利,那般有收获。

这座学院,有人称为“声音打磨机”,不同音色,不同口音,不同说话习惯的各色人等从这里出去后,从声音到语气到节奏,全都变得一模一样,毫无二致。这就叫“专业”和“标准”!

第一天上课,老师说我们这毛病那毛病,挑了一大堆,每个人都瞠目结舌,一时在老师面前不敢开口说话。尤其是我,一直因为普通话不够“标准”而备受打击的。我天真地幻想,如今进了这座学院,就等于进了语言的“革命大熔炉”,只要认真地跟随老师练习,我就会被打磨掉所有的“毛病”,我的声音就会变成邢质斌或李瑞英(那是大多数播音员心中的偶像和学习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