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大街上,看见一个歌厅招聘歌手,不由心动。
唱歌一直是我的挚爱。从前每在电视里见到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登台表演,就油然而生艳羡和效仿之意。当时,之所以对自己能当歌手充满信心,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就在做歌手,我看过她的表演,演唱大家都半斤八两,而形象上我大概比她要周正一些。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走进了歌厅的大门。
在乐队的伴奏下,我唱了两首邓丽君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和《在水一方》。老板说我的表演还很稚嫩,但有培养前途,可以先试工一个月,每晚唱两首歌,报酬是五元钱。我那位同学每晚报酬是九元钱,这让我感觉有些不公,但也颇有自知之明地知晓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只得认了。况且每晚五元,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在1990年的贵州已经是“高收入阶层”,姐姐大学毕业当老师,月薪才八十多元。
走出歌厅后,我有些暗自窃喜。不知是由于父亲离世的打击还是因为错过了高考,我少年的桀骜与自命不凡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突然认定自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一辈子不会有大的作为,甚至没想过再考一次大学。我只想尽快解除母亲的经济负担,及早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无任何专长和技能,歌手这份职业还是不错的。
两天后,母亲知晓了我做歌手的事,坚决地予以了制止。她沉痛地说:“难道你父亲尸骨未寒,你就要去做戏子了吗?你要让别人指着脊梁骨,说,汪饱读诗书,他的女儿竟然堕入风尘,卖唱为生吗?”我只得妥协。一年前我自觉前程远大,繁花似锦。一年后我深感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后来我想,在这一步上我是幸运的,母亲用她的不放低生存标准的直觉帮我“拨乱反正”,才能有日后的汪洋。母亲的这种不放弃精神深深地影响和决定了那时期的我。在宏大的社会洪流面前,我的自负和狂妄被打击得灰飞烟灭,自觉渺小得像一只蚂蚁。几次找工作失败,最后总算在统计局找到一份电脑录入的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临时工,薪水也很低,但统计局听起来总算比较体面,上班的地点也在地委大院内,这安慰了一下我和母亲都有的虚荣心。
这份工作,就是对着电脑录入数据。比谁速度快,按劳计酬。我们招进去的十几个人,天天对着电脑勤学苦练。这些人大都是当年的高考落榜生,既然落榜,智商又没有什么问题,肯定是不够勤奋。但一走入工作岗位,竟一个个都玩了命似的刻苦,大家挤在一个闷热的屋子里,自觉地加班加点,赶都赶不走。
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理所当然”应该读书的,比如中学生包括大本学生,大都不知道珍惜,读书是为老师还是为父母,目的尚不明确,干劲儿也小了很多。就算成绩优异,也是“为父母争光”!由于以应付父母老师为主,能偷懒则偷懒,并不惜干些自欺欺人的事,比如抄作业或考试作弊。而脱离了学校的“金字塔”步入社会后,突然意识到学习是为了自己,与谁谁都无关,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实力,就都惦记着给自己补血充电,一个个盼读书盼得像失学儿童。而一旦获取了学习的机会,则倍加珍惜,勤奋有加。所以把不肯学习的孩子扔到社会上锻炼一番,再重新进校“回炉”,效果当大不相同。
我怀抱做一个令父亲喜悦和放心的人的宏伟志向,更是废寝忘食,连睡觉手指头都在神经质地颤动,几乎练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手脚这么笨的人,竟然三分钟能录入一万三千多次数据,且错误率在万分之三以内。简直不可想象。
一度我精神亢奋,自觉十分刻苦努力,收入也比别人略多,足以告慰老父。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从事的是一份机械运动,没有技巧也不用动脑筋,说白了就是一台录入的机器。我重新陷入苦闷。我知道哪怕自己的录入速度上升到三分钟两万次(实际上这不可能,录入像跑步一样,速度有一定的极限,无法超越),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单位没有传真机,就专门指定了一个人,楼上楼下地传送文件。有一天这个人要被调往别处,领导不乐意了,提条件说,“那走了,你们得帮我配个传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