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鲁克一贯的思想结构来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回答了早期一本著作《工业人的未来》提出的问题:在大企业的所有人没有、也不能经营公司的时代,管理权威的正当性从何而来?“当社会普遍接受某个权力,普遍认定它符合某种道德规范或形式上的原则时,该权力即具备了正当性。”这是《工业人的未来》里的回答。然而在现代企业组织中,“任何人无法赋予经理人权力,经理人的权力来自他自己”。所谓欠缺正当性的权力,正是“那些未被发现、未被认同、未受抑制及不负责任的权力”。德鲁克说,在战后的工业社会,一般人均认可大企业是社会的中枢机制,可是当社会发生质疑这种权力是否正当的危机时,情况已整个改观。唯有当新社会开始正常运作时,此危机才会终结。可喜的是,就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的结尾,德鲁克宣称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了。他借用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私恶可以创造公益’,成为一个世纪后资本主义的崛起”的这句名言,展开论述道,要让资本主义变成人类可以接受的制度,基本前提是建立一套道德原则,而曼德维尔的逻辑在经济上可行,在道德上却行不通,换言之,要让管理人在组织里获得正当性,必须从道德上着手。“这套道德原则只有一个。它就是组织的目的,也有管理权威的基石——发挥人类最大的潜能。”德鲁克建议,在重建正当性的过程中,人们应该以“私力可以创造公益”取代“私恶可以创造公益”,作为新的社会格言。据此,德鲁克为经理人行使管理权找到了稳妥的道德基础。德鲁克曾发誓不随便作任何预测,但是他常常会忘记自己立下的誓言。就像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的绪论部分,德鲁克又忍不住为管理的未来信誓旦旦。他说:“在当今的发达社会里,就算没有贵族、大地主,甚至是没有资本家和企业界大亨,也离不开大型机构中管理者的领导。社会要依靠这些管理者的知识、愿景和责任心。可以说,这个社会里,一切都以管理——它的使命、责任和实务为中心:管理既是必需品,又是重要贡献,而且也是研究和知识的主题。”基于这样的自信,德鲁克在其巅峰状态之时创作出巨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方面是对早年他应允经理人的会将所有经理人用来强化绩效的“一切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的诺言实现,另一方面,也是德鲁克对自己毕生事业—管理的一次敬礼之作。从这个角度看,德鲁克不仅发明了管理,而且还使管理达到了一种高度。德鲁克说要使人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并以此为人生奋斗的目标,现在看来,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