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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不哭 / （美） 郑洪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

　　书名原文：Nanjing Never Cries

　　ISBN 978-7-5447-6666-1

　　I. ①南…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34549号

Nanjing Never Cries

Copyright © 2016 by Hung Che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186号

书  名　南京不哭

作  者　[美国] 郑 洪

插  图　赵 顺

历史顾问　姜良芹 王卫星

责任编辑　宋 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字  数　208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66-1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敬致中国读者

半年前，我写成一本英文小说，题为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我生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月之前。二十岁赴美国，专攻理论物理。

多年前，我曾动念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在美国大学任教，“不发表，就灭亡”。研究工作与学术生命攸关，我不能分心。

这十年来，读小说的人愈来愈少。美国书商鉴于经济风险，不愿接受新人。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美国人都叫苦连天，一个中国人加入竞争几乎绝无成功的可能，大都只能自费出版，卖个百十本，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为何忽然动手写这本小说？

我的决心来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点多钟，我的美国朋友哈维·格林斯潘和威廉姆· 马尔克斯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正在进行的会议。

“那边的主讲人在扭曲历史！”两位教授都说。

我走到麻省理工的9-150室，看见大厅里坐满了人。台上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

会议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广岛事件。

我听了一会，忍不住举起手站起来。我说：“我要请问四位主讲人：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打进屋来制服了强盗，救了你的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执法的故事吗？”

全厅沉静下来。一位主讲人回答了几句，然后台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话题：如果不是某事阴差阳错，投掷原子弹的罪恶就不会发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议。

会议结束后，我走出大厅，忽觉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来，身后是几分钟前站在台上的那个日本人。他对我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刚才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要求日本政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道歉。

其后我给《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广岛事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恶果。几个月后，这封信被登出来，一些警句被删掉，只剩下短短半页。前述会议的一位主讲人，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明白原子弹的杀伤力，也为死伤的日本平民悲悼。但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们，身历八年抗战的煎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教训传下来，留给我们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子孙。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宿舍里，过着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路。这是我在南京最骄傲的一刻！这个人不把我视为外人。

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我有幸和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面长谈。这两位老者向我叙述六十二年前的惨事，讲述中不免流泪。我的妻子志洁当时在旁，也频频以手帕拭泪。

《南京不哭》里面的许多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演绎。例如，陈梅家庭遇害的许多情节，是两位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任克文许多奇特的个性是我从几位师友身上观察到的。魏特琳女士被掌掴的故事源于《拉贝日记》。帕奈号炮艇事件的信息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中包括一部环球影片公司的现场纪录片。

感谢至今不识的苗德岁教授的热心，把这本小说的消息传给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宋旸女士。感谢宋女士立刻和我联络，此书始得和国内读者见面。

我谢谢汪柄业博士，把《南京不哭》仔细地读了一遍，给了很多建议。王凡和张连红两位教授，为我牵线与有关人士认识。孙宅巍教授给我提供了历史资料。张鑫博士带我领略了南京的不少风光。

我感谢伊丽莎白·查迪斯女士将本书的英文稿Nanjing Never Cries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社长艾伦·法兰最初一口拒绝，理由是他们不出版文学作品。法兰女士又说，她愿意在闲暇时翻一翻此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看后给我一些意见。两个月后，她写了电子邮件给我，说她没“翻”此书，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读完，后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全书后，又从头再读一遍。她告诉我一个想法，愿意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体制内创一个Killian Press子公司（Killian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长的名字），接受文学作品及其他的作品，问我是否愿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虑后答应了，由此Nanjing Never Cries始得面世。

楔 子

南京，中华民国之首都，一九三七年。

钟山虎踞于左，长江龙盘于后。

南京，烟雨之城！肥鱼在灌满雨水的湖里泼剌地游来游去，稻苗和野花在温柔的雨丝中唰唰地生长。每当春日清晨，鹅卵石的小巷里，小姑娘叫卖杏花——沾满露珠的那种，两个铜板一束。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此筑成全国最牢固的城墙。花岗石为基，尺余长的大砖为壁。以桐油与米胶满灌其隙，滴水不入，坚韧无比。墙周三十五公里，高逾十八米，墙顶可容数马并行。

五百余年来，南京恃此金屏铁障，易守而难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

五个多月后，隆隆的日本坦克直抵南京城下，攻开深逾三十米的城门，冲入南京的断垣残瓦之中。一群群的日本步兵蚁随其后。一名军官挥起一面惊心骇目的太阳旗，五万士兵齐齐奋臂举枪，呼声动地，震起一大群饿鸦扑扑地飞上通红的天空。

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老百姓习惯称它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原为一个绿茵、月门、飞檐、荷花塘组成的静谧世界，此刻却成为两万余名惶惶妇女的避难所。

金女大校园有一幢红砖大楼，大楼底层有一小办公室，二十七岁的约翰· 温思策正在里面匆匆忙忙地为难妇们安排床位。

这位褐发的美国教授原是中央大学一个研究团的领军人物。研究团的智囊任克文教授积劳成疾，已被护送出城。其余的研究团人员，除了约翰之外，亦已纷纷离开南京。

此时，约翰披着一件黑呢大衣，打一条蓝色领带，左臂上佩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红十字。他整齐的衣着与衣衫褴褛的难妇们成了对比。

难妇们穿着臃肿的、蓝黑的棉袍和棉裤，带着她们认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旧衣、生米、咸菜、萝卜、火腿、雨伞。有人还倒提着咯咯叫的母鸡，散发出一股霉浊的臭味。每当远方的炮声穿透大楼的厚墙时，女人们便吓得龇牙咧嘴，把怀中的孩子紧了紧。

男人都被拦在校外，不准进门。一个淌着口水、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呀呀呀呀地叫着，紧紧地抓着一个女人的袖口不放。女人面临两个选择：抛弃儿子或甘冒被强奸的危险。女人流着泪不停地在泥地上磕头。明妮· 魏特琳，金陵女大当时的负责人，决定借给这对母子一顶帐篷，让他们在刮着北风的荷花塘的岸上度过寒夜。

每逢有空，约翰必从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去张望一下。他不放心陈梅，一个十八岁的邻居女孩。

一年来，约翰教陈梅英文，陈梅带约翰找古董，两人成为了朋友。

邻居们管陈梅叫黑毛。黑毛的爸爸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这间铁皮小屋同时也是他们一家八口晚上睡觉的地方。

六个月前，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两人满头大汗地从蜂房也似的古董摊子中钻出来。约翰提议去买两杯酸梅汤。陈梅黑宝石似的眼睛亮了一亮，但她立刻摇头：“我没那么渴。你买一杯，分我一点就好了。”

约翰有时疑疑惑惑，陈梅有没有男朋友？他知道她很少和男孩说话。也许她的爸爸不准。

一场骤雨给了约翰初步的答案。一个早秋的下午，他和陈梅走在街上。忽然雨水如幕，淋了他们两人一头一身。陈梅挽起他的膀子就跑。这无心的动作对约翰不啻是一声轰雷。一个路人白了他们一眼。难怪！几天前他去店里找她，但觉眼前一亮，随之蓦然暗惊：何时开始，这女孩已出落得犹如一束沾满露珠的杏花，而他却浑然不觉？

看不到陈梅，约翰怏怏地踱回办公室。明妮正坐在一把藤椅上，侧着头听一个农妇讲话。

“我家住在常州城外，”那个黝黑脸上刻着深深皱纹的农妇说，“一天早上，闺女发高烧。我男人进城替她买药，在城门口被几个日本兵拦住。他挣手扎脚地被他们剥光衣服，缚在一辆军车后面。一个天杀的日本兵发动了马达，把他拖成一条蹦蹦跳跳的泥龙。留在城门外的几个日本兵你指我，我指你的，笑得前仰后合。”

“日本兵尽干些莫名其妙的坏事！”明妮咬牙切齿地说。

“你的男人后来怎么样啦？”约翰问。

“过了几天，我们把他的尸首从河里捞出来了。”

从荷花塘那边传来一连串急促的爆炸声，像黄豆在火热的锅中蹦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难妇们尖叫着抱头跌在地上。大厅像一壶烧开的滚水。

猛烈的敲门声。又是满厅的尖叫。

一个工作人员喘着气跑来：“魏校长，日本兵！”

“他们要什么？”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花姑娘！”工作人员回答。

“要花姑娘，先跨过我的尸体！”明妮大声说。

“魏校长，你小心点。日本兵不讲理。”工作人员说。

“明妮，我来打发他们。”约翰接着说。

“那不成！你是客人。”明妮说完转身就走。

约翰连忙跟在后面。

大门外站着一个日本军官，呢军服，双排纽扣，小胡子，单眼镜，两肩各一道红带，腰间挂着手枪和匕首。后面站着十来个日本兵，黄色卡其布军服，高尖的羊毛军帽，闪闪的刺刀。

“午安，长官！”魏校长说，“请问您有什么贵干？”

“你是什么人？”日本军官用生硬的英语问。

“我是明妮· 魏特琳，金陵女大的负责人。”

“中国大兵躲在你的房子里，我们捉！”

“我们这里只收容儿童和妇女，长官，连男人都没一个。哪来的中国大兵？”

“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不会变化！”

“我非常抱歉，长官。您不能进入这幢大楼。我们的校园属于南京安全区，长官。”

“胡说乱叫！跪下！”

“什么？”明妮瞪起眼睛，“我是美国公民。我不跪，你敢怎么样？！”

啪！日本军官扇了明妮一记耳光。女传教士掩住脸不住地倒退。

“喂，你违反了国际公法！”约翰踏上一步，用他的身体阻住门口，“这里是美国的领土，我不准你进来！”他指着门外的星条旗大声说。

“你有中国兵。你反对红十字会规定。我们抓！”日本军官把两根粗手指重重地点在约翰的胸上。

约翰将手指一把抓住，踏前一步，只见荷花塘岸上有一男一女倒在地上，血水汩汩地流。

他的脸倏然变色，“上帝！”他喊了一声，“你们做了什么？”

“不过杀了两个支那人。”日本军官面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约翰厉声问。

“那个男的要逃。”

“什么男的？他不过是个智障小孩，理解力还不如一个三尺童子，”约翰沉痛地说，“他害怕，就跑。没有一个文明人会认为这是死罪！那个女人呢？”

“她袭击我们的战士。”

“一个弱女子，手无寸铁，能袭击什么人？你们这些军人真是日本的耻辱！”

军官勃然大怒。他拔出匕首，扑向约翰。约翰啪的一声把匕首打在地上。

日本兵齐声大喝，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指住约翰的眼睛。

日本军官望着比他高了半头的约翰，大口喘气。几秒钟后，他挺出的胸膛忽然像被刺穿的气球，一下陷了下去。他举起右手,日本兵们便一齐把刺刀收回。

军官蹲下身拾起地上的匕首，狠狠地说：“你碰到中国兵，叫他投降。我们不杀他，还给他饭吃，给他水喝。”

他悻悻地带着日本兵走出校园。

下午两点钟，约翰跟着明妮匆匆赶到红十字会厨房。约翰狼吞虎咽地把一个三明治塞进肚子，便一个人赶回办公室。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软弱地靠在办公室门边。他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为什么穿这么大的红毛线衣？”然后他才认出这个年轻的女孩正是他寻了千百度的陈梅！

陈梅的长发盖住她的脸颊，血污的眼睛半开半合，手臂晃晃荡荡，破裤里露出大腿。她的嘴唇在颤动，身体在发抖。她的眼珠左右乱转，但没认出他来。他温柔地去握她的手。但她把他甩开，然后凶狠地瞪住他。过了好久，她的敌意才慢慢消失，眼神也柔下来。她似乎想举起她的右手，整个人却无声地软下去。

他一边把她撑起来，一边祷告:“主呀，这女孩是一张纯洁的白纸。我希望你没有让她受到日本兵的污辱。不然，她清醒以后就会自杀！”

在办公室门口，他的鞋底被门槛绊住，几乎跌了一跤。

“约翰，小心！”明妮的声音。她刚刚赶到。

“谢谢，明妮，”他竭力把脸部绷紧的肌肉放松，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我的视力实在糟糕！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了九年书，就是这种结果。”

明妮这时才看到陈梅的样子，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一边帮着约翰把女孩安置到一把椅子上，一边问：“陈梅怎么啦？”

“我想都不敢想。”约翰说。

“医生差不多逃光了，这个时候不容易找。我们先给她喝口茶，再把她送医院。”明妮说。

明妮递来一个茶杯，滚热的瓷器烫了约翰的手。但灼痛模糊了他的心痛，反令他好过些。

“陈梅，你觉得怎么样？”他问，把茶递过去。

没有回答。

“你的父母弟妹呢？”

没有回答。

“没关系的，陈梅，”他安慰她说，心却猛跳，“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身上痛吗？”

她点点头。

“你能走路吗？”

她摇摇头。

心痛一下子全回来了：“我去找一辆黄包车，送你去医院！”

还没走出校门，就碰到约翰· 拉贝，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这个秃头的德国商人答应把他的私家汽车借给他。

约翰赶回楼房的大厅。他惊讶地发现，刚才软瘫在躺椅里的陈梅不但已经站起来，而且像一头负伤的野兽似的在大厅里团团乱转。看见约翰她就高声大叫：“他们杀了我的爸爸！他们杀了我的爸爸！”

全厅的人都转过身来望着这女孩。

“冷静点，陈梅。”约翰温和地说。

“我恨死他们了，约翰！”陈梅大声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每一张脸！”

她眼中的猛火一下烧到他的脸上，把他吓得倒退了一步。

他鼓起勇气，拍拍她的肩膀说：“哭吧，南京的女孩！哭个痛快，你会觉得好过些。”

“不！不！不！不！我不哭！”女孩说，然后大声喊道，“南京不哭！”声如雷轰，把约翰的耳朵震得嗡嗡发响。“约翰，你瞧着！”她又喊道，“有一天，我会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我要把他们统统杀掉，挖出他们的心、胆、肝、肺，全部活生生地嚼烂，一口一口地吞进肚子里去！然后再把他们的尸体烧成一堆灰，一概丢入猪栏里去喂猪！”她的声音是嘶哑的，她的眼睛是通红的，但完全是干的。

一个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温教授，日本人在校门前架起了机关枪！”

约翰唰地一转身，冲向大门。

第一章 陈梅的故事

陈梅生于一九一九年。爸爸管她叫黑毛。

她刚出生时，陈家三口都住在一条十尺长的小船里。

黑毛的妈妈眼眶深嵌，颊骨高耸。根据河上的谣传，她吸过英国军舰押运到中国来的鸦片。

春天，妈妈老是咳嗽，冬天时分又常常怕冷。但爸爸要妈妈赚钱帮补用度。所以即使怀了孕，妈妈还是出去找些零工来做，心情常常不好。

每当她闹情绪时，黑毛就躲在一边，以免挨骂。

每年端午节，水上有个龙舟竞赛。黑毛三岁那年，妈妈又被叫去帮忙，把黑毛单独留在船上。南京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到了中午，太阳犹如一团猛火，把黑毛晒得汗水直流。小女孩便从河里舀了点水浇在头上。只觉一阵清凉，直透脚底，于是笑得咯咯的，又舀又浇，忙得不亦乐乎。等到裤上湿了一大块，才觉得情形不妙，妈妈回来看到，又要挨一顿骂。因此她急忙把裤子脱掉，晾在船板上。

不料妈妈那天回来得早，看见女儿光着身体在船上玩耍，急得冲上船去。船在水上本来就是不稳的，在妈妈沉重的脚步之下又是一阵乱晃。妈妈摔了个脚朝天，怒火冲天，还没爬起来就在船板上大叫：“死丫头！还不赶快把裤子穿上！要是给混账男人看到你的光屁股，我把你活活打死！”叫完后大声呻吟。

黑毛看见妈妈胯下有一块湿痕慢慢扩大，心里害怕，拖了一条毯子把妈妈的下身盖住。

爸爸回船看到这种状况，唰地一下脸色变成惨白，掉头就跑。十分钟后，死活拖了个接生婆回来。

妈妈叫唤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生下一个男娃。

接生婆告诉爸爸：“今天算你行运。南京城除了我，没人保得你母子平安。你得付我一百个铜板。”

于是爸爸倾家荡产！

爸爸管他的儿子叫大毛。

黑毛听了不乐意。她比弟弟大了整整三岁。大毛应该是她才对。

奶奶，陈家一个远房老亲戚，对黑毛解释说：“别担心，你和大毛几乎一样重要。你要知道，你满月那天，你爸爸弄来许多红蛋！”

“干吗？”

“小娃常常活不长。你一个月大还撑手蹬脚的，你爸爸高兴得很，见人就送红蛋。”

“这么浪费？”黑毛睁大眼睛。

“那可不关我的事。其实，一个大男人整天笑嘻嘻地抱着个小娃娃，真是不成体统！”奶奶说。

爸爸这种德行，黑毛知道。今年灯节，爸爸带她到新街口看灯。她骑在爸爸肩上，见到人山人海，很兴奋，抱着爸爸的头直叫：“喂，爸爸！喂，爸爸！喂，爸爸！”

爸爸乐得合不拢嘴。

虽然如此，她还是宁愿被称为大毛。

产后的妈妈常骂黑毛：“败家精！我们辛辛苦苦攒了些钱，一下给你败光了！”

妈妈炒菜的时候，常叫黑毛把油或盐拿过来。如果小女孩慢了些，妈妈就骂：“黑毛，你死到哪儿去了？”一巴掌拍在黑毛的屁股上。

有时妈妈和卖油的小贩争吵：“我已经付了一个铜板，怎么只给我这么一丁点油？”

吵输了，她就重重地推黑毛一把，“笨小娘！你要钻到哪里去？”然后转头狠狠地盯油贩一眼。

妈妈闲得无聊就用鸡毛掸子从头到脚地抽她的女儿。掸柄是竹子做的，打在肉上非常痛，在黑毛身上留下许多紫黑瘀痕。小女孩往往不明白她为什么挨打。

但黑毛从来不哭，不躲，也不求饶。打一个布娃娃没意思！妈妈泄了气！

一年后，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娃。爸爸管叫他二毛。

两个男娃尿了开裆裤，船里一股臊味。爸爸骂妈妈不勤快，妈妈垂下头。但泥人也有土性，有时妈妈也会回嘴：“这是什么鸟话？我又没三头六臂，每天在外面做牛做马，哪有力气把你的破船擦成个亮晶晶的宫殿？你有本事，买个小老婆替你打扫。没本事，别在我面前装老爷！”

她骂得兴起，就列举了爸爸所有的罪状，包括他答应过但一直没买的那件毛线衣。爸爸连一个字都插不进去。

“你有完没完？”爸爸大吼。

妈妈把一个碟子砸在船板上。

爸爸回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妈妈呆了半晌，一跺脚，转头走上岸，一路大喊：“你打，你打！我饿死也不回来了！”

下半夜妈妈偷偷回家，见没人理她，便坐在船尾抽噎了一夜。

他们每天最多只吃两顿饭。

每次妈妈准备晚饭，总从缸里装两碗米倒入饭锅，对着锅子发半天怔，又从锅里抓出一把米放回缸去。没有下饭菜，就端出一碟豆瓣酱。每次大毛把这酱蘸得又多又快，她就用筷子敲一下他的手背，叫一声：“贪嘴！”豆瓣酱吃光了，如果没有钱去添，就用一碗盐水代替。

爸爸称赞妈妈会过日子，他说：“晴天防阴天，阴天防生病。”

黑毛知道，晴天就是爸爸带着一身臭汗，蹒跚归家的日子。他一出现，妈妈便连忙数出两个铜板，赶到市场买一包豆腐。几天前在岸上采来的毛菇，舍不得吃，现在正好和豆腐炒在一起，香气扑鼻。妈妈把半锅毛菇炒豆腐倒在爸爸的碗里，其余的分给两个儿子——黑毛没份。

爸爸把碗里的豆腐拨一半给黑毛，妈妈看着干瞪眼。

如果两个大人整天都找不到工作，这天就是个阴天。爸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没有收入的一天往往也就是米缸空空的一天。男人不能丢脸，只好由妈妈出去讨饭。

黑毛很少吃饱，瘦得像河岸上的一根芦苇。

黑毛七岁那年，妈妈要她照顾弟弟。

一个小孩舔着根棒棒糖走过，大毛和二毛见了也要。黑毛只好采一些野花，教他们从花梗里把糖浆吸出来。

另一天，一个小女孩走过河边。她比黑毛高了半头，短发齐耳，看起来像一个日本小武士。“我叫任克美，”她笑着说，“我家离这儿五条街。”

黑毛连忙自我介绍，又说：“我的爸爸每天挑米到下关去，他很有力气。你的爸爸呢？”

“我的爸爸在大学教书，他很有学问，”任克美回答，“我的哥哥更不得了。他在美国念书！”

“什么！”黑毛吓了一大跳，“他有什么本事，跑这么远？”

“他考了个试，拿到一个什么奖学金。”

“老天掉白米了！”黑毛说，“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任克文。他还有个英文名字，可是我忘了。”

“他在美国念什么？”黑毛问。

“物理！”

黑毛听了很感动——虽然她不知道物理是什么。

“本来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任克美笑着说，“进入初二以后，大家才知道他有些奇怪。”

“他在学校考了第一名？”黑毛问。

“没那么厉害。但是一天他去图书馆，找到一本高中的数学教科书。他翻了翻，发现大部分一看就懂。”

“要死！”黑毛叹了一口气说。

“他就开始看一本更深的数学书，叫作什么微积分，”任克美说，“几个月之后，他的老师要他参加全市数学比赛，他拿了第二名。”

本来黑毛只崇拜爸爸一个人。现在她在爸爸的名字后面加上“任克美”三个字。这个女孩有个了不起的哥哥！

几个礼拜后，奶奶带了个荷叶包来，笑嘻嘻地对爸爸说，“恭喜恭喜，长命百岁！”

原来这天是爸爸三十岁的大生日。

爸爸把一层层的荷叶打开，里面是一块五颜六色的米糕。

“八宝饭！”爸爸惊喜地说，“真不敢当！”

爸爸用菜刀切开米糕。两个小男孩在他身边兴高采烈地跳跃着。爸爸把最大的一块孝敬奶奶，然后招手叫儿子们过来。

两个小鬼一拥而上。二毛把凳上最大的一块占为己有。大毛却从后面把二毛的战利品一把攫去。二毛想把米糕抢回来，但大毛把它高高举在头上，二毛怎样也够不着，不禁号啕大哭。二毛人虽小，哭声却震耳欲聋。爸爸在旁边也不言语。

黑毛明白，大毛是长子。在奶奶面前，爸爸得给他面子。

“我不爱八宝饭，”黑毛说，“二毛可以吃我那一份。”

二毛立刻不哭了。于是爸爸也有了面子。

爸爸在下关码头做苦力。他挑着一根竹竿，两头各挂一个藤篮，每篮装一袋米。他一边吆喝着“唏嗬——唏嗬——唏嗬——唏嗬”，一边以极其细碎的快步从中华门一路走到下关，轻松地赶过许多两手空空的行人。

一天爸爸借了些钱买了部手推车。这车比竹篮能装更多的米袋，推起来又便捷。每次运完一批米，米商就拍拍他的肩头，取出三斤米送他。

可是爸爸的生意不好，负不起沉重的利息。每到他付不出利钱，债主就把他骂个狗血淋头。爸爸一回家就摇头叹气：“好毒的嘴！给他一骂，我的头就大了一倍。”

“车子买得好！”妈妈拍着手说。

一天妈妈警告黑毛，要她小心：爸爸要把她卖到一个陌生人家做童养媳，满了十三岁就圆房。

妈妈的话，黑毛不完全懂，但她立刻去找爸爸说，她不要去别人家，不要圆房。

爸爸听得睁大眼睛，高大的身子忽然颤抖起来。黑毛以为爸爸生气了，等着拳头下来，半天没有动静。她抬头一望，原来爸爸哭得稀里哗啦的。黑毛常常看到小孩哭，但这次哭的不但是个大人，而且是她爸爸。她想替爸爸拭泪，但个子小，够不着爸爸的脸。爸爸看见她一跳一跳的，便蹲下身把她抱住说：“黑毛，爸爸欠了很多钱。这样下去，我们全家恐怕都得饿死。你听爸爸的话，离开爸爸，就可以活着。”

小女孩就哭了。

爸爸说：“黑毛你不要哭，你哭爸爸心里更难过！”

黑毛立刻拭干眼泪，很乖地说：“爸爸我不哭。”

“这人家跟我们家又不一样，”爸爸说，“他们住在陆上！我去看过他们的儿子，有手有脚，眼睛又大又圆。”

“爸爸，你等一个月再说好吗？”

“为什么？”

“我要做给你看，我能挣钱养活自己！”

“女儿！你不知道，挣钱养活自己有多难！”

“爸爸，我想试一试，”小女孩哀求着，“我不要离开家。”

爸爸擦着脸不停地点头。黑毛心里快乐，因为她明白，其实爸爸是舍不得卖她的。

一个小男孩曾对黑毛夸口：他有办法可以赚很多钱。一天他说溜了嘴，就泄了底。原来离她家不远有个火车站，每次火车到站，就有“二炭”可捡。

“什么叫作二炭？”黑毛问。

“没有烧透的煤炭，”小男孩压低了嗓子说，“你捡了去卖钱，可以发财！”

第二天，黑毛一早便带了个竹篮子到车站去。只见很多脏小孩在里面打着闹着。每次一有火车停下来，抛出一堆煤渣，他们就停止互相追逐，一哄而上你推我抢。黑毛人小力弱，挤不进人堆里去。

傍晚黑毛两手空空地回家。

“我已经吃过饭了！”她对妈妈说。

她的肚子痛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赶到车站去。站内一个人都没有，静得像个乱葬岗。光线很暗，但是黑毛眼尖，看到铁轨旁边有一堆灰色的煤渣，中间有些乌亮乌亮的东西！她的心怦怦乱跳，急忙过去把所有的黑块拣出来，足足装了半篮！

等到天亮，脏小孩们才陆续来到。这时黑毛已经占定了她认为最有利的位置，死也不肯让出来。小流氓用强，她就咬他们的手。她是豁出去了，一点也不害怕。一个工人从一间小屋里出来，朝这些男孩喊道：“凭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就敢在这里充老大吗？我呸！你们有种，到山东走一趟，把日本混蛋一气儿赶出中国去，我就服了你们！在这里欺负豆荚大的小姑娘，丢人现眼，干你老娘！”

脏小孩们吓得纷纷溜开。

到了下午三点钟，黑毛拖着装满二炭的篮子，走出车站外面。那里有许多面摊，摊主都是些粗汉，肥肥的肚子围着油污的汗巾，短衫露出半边胸膛。

“老板，要二炭吗？”黑毛挑了一个胸上没有毛的摊主胆怯地问。

“去，去，去！不要，不要，滚开！”老板头也不回地喝道。但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嗬，是个小姑娘！”他温柔地说，“好吧！好吧！别这样看我。给你一碗阳春面！”

面里没有油水，但黑毛吃得津津有味，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好不好？”老板一边说，一边把二炭倒入一个桶子里。“不许再来了，听到没有？”

但看到这小女孩舔嘴咂舌的样子，老板咽了一口唾沫，无奈地说：“算了！算了！明天捡到二炭，你可以再拿来。”

这天晚上回到家，黑毛问她父亲：“爸爸，日本混蛋在山东干了什么事？”

“嘴巴放干净点，黑毛！”

“可是，爸爸，这话是火车站伯伯说的。他恨透了日本鬼子。”

“没有中国人不恨日本鬼子！”

“为什么？”

“他们在济南，杀了我们几千人。”

“什么？我们的警察伯伯呢？”

“蒋介石派了个姓蔡的代表和日本鬼子谈判。鬼子把他的眼睛、鼻子、舌头、耳朵，全部割掉了。”

“哇！这位伯伯还能活吗？”

“当然不能。不单是他，他手下的官员也同样被杀了。”

“我们的兵丁伯伯怎么不管？”黑毛喊。

“蒋介石把他的兵丁都调出了济南。”

“为什么？”

“蒋介石不敢打！”

“为什么不敢？”

“他怕日本人。”

“爸爸，日本人到处杀人吗？”

“你去问奶奶就知道。”

“奶奶怎么知道？”

“奶奶从前住在旅顺。一天日本人来了，奶奶的男人被他们拉去砍头了。”

“鬼子敢砍我叔爷的头？”

“旅顺人的头被他们砍得几乎一个都不剩！”

“爸爸，日本人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他们到处砍别人的头？他们不是人吗？”

“他们样子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们干的不是人干的事！”

“为什么，爸爸？”

“我也不知道。”

“爸爸，日本人会来南京吗？”

“但愿不会。”

“不怕，爸爸。他们敢来，我就砍他们的头！”

“哈！”爸爸大笑。

黑毛学会了从垃圾堆里捡旧报纸和玻璃瓶。她把玻璃瓶拿到河边洗干净，把报纸叠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捆好，每天能赚一个铜板。有空时她去捡菜帮子。她把那些枯掉的河草晒干后拖回家，给妈妈用来做柴火。

一天黄昏，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了爸爸，手上拿着一个荷叶包。

“八宝饭！”她接过来惊喜地喊。

“我替你解了约，”爸爸说，“你不用离开我们家了！”

荷叶包掉在地上。爸爸蹲下来，把它拾起塞在她的手里。她发现一边望着爸爸，一边剥开荷叶包是件不容易的事。但她要用她的眼睛对爸爸无声地说：“谢谢！谢谢！谢谢！”

第二章 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名

约翰· 温思策在一九一○年出生。他的曾祖父在同治年间，曾远渡太平洋，到中国经商，赚了不少钱。约翰在五岁前入学，身体瘦小，常被高大的同学欺负。于是他苦练体格，希望变弱为强，可惜效果不大。在高二后的暑假，他忽然长高了四英寸。开学之后，他便去找学校的足球教练，要求加入校队，几天后被淘汰。于是他埋头读书，一年后，以全年级第一名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而且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

开学一个月后，约翰碰到一个名叫任克文的中国学生。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新英格兰，即美国东北地区的几个州。很少有学生从别州来，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一天在宿舍的餐厅里，约翰意外地看到一个细小瘦弱的东方学生，静静地坐着用餐。同桌的美国学生大声谈笑，却没有人理他。

约翰起了义愤，就特地走过去，在那位陌生人旁边坐下。两人自我介绍，握了手。

“很高兴认识你，克文，”约翰说，“真巧，我的祖父曾经在南京的圣公会做过主教。”

“真的吗？”任克文几乎叫起来，“他是怎么去中国的，可以问吗？”

约翰听到声音中的惊喜。他看着那张犹未从少年蜕变成青年的脸，心中明白，小小年纪，一个人来到异国，是不免孤单的。

“我的曾祖父以前常到中国去买丝绸和瓷器，在中国住过一阵，”约翰说，“他的儿子——我的祖父，从小就立志在中国传教。”他本来还想描绘一下他在麻省沙林市的祖屋，但转念一想，中国学生对安妮皇后型的老房子恐怕兴趣不大。

任克文说，他这天早上刚到此地。约翰心中怀疑，这样的小孩子，能应付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吗？

“你缺了一个月的课，恐怕不容易赶上进度，”约翰说，“明天有个微积分小考。我建议你去见麦菲教授，要求宽限几天。”

第二天一早，约翰来到圆顶方形的十号大厦。几百个学生已经紧张地坐在一个电影院大小的讲堂里，看着麦非教授发试卷。十几个迟来的学生在急急忙忙地找空位。约翰看见任克文坐在这些人中间。这个瘦小的学生向他的方向一望，银丝边的浑圆眼镜闪闪地刺了他一眼。

题目很难。不久约翰就陷入长考之中。十五分钟后，讲堂前面一阵骚动。约翰一抬头，看见任克文正在把卷子递给麦菲教授。坐在前排的几个学生小声窃笑，这个中国小子要想通过考试恐怕连门都没有。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时常讨论他们之中的顶尖人物。很多同学认为全校第一人应数阿佛· 爱弗朗。此人身有残疾，手脚挛曲，不能站立，也不能握笔写字。走路要用拐杖，上课做笔记要靠打字机。但爱弗朗是个奇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打分很苛刻，拿到C的平均分数也不容易。爱弗朗的平均分是A+，连理工学生最怕的英国文学都是一百分。

“谁能和爱弗朗打个平手？”大家都这样说。

但是不久，校园里忽然多了一个传言：有一个中国学生没上一堂课就来考微积分，还拿了一百分。全班次高分数是七十八。

从此，有些同学认为全校第二人是任克文。而且他和爱弗朗的距离还不算太远！

任克文的室友是红头发的丹尼士。一天下午，这个美国学生怒冲冲地去找舍监。原来丹尼士有一张崭新的二十元美金大钞，夹在一本很厚的大一化学教科书里面，书插在书架中间，他自以为天衣无缝。这天他心血来潮地去检查一下，不料这张大钞竟然失踪了。他不肯说谁是嫌疑犯，只表示不愿和任克文继续同室。舍监问了两个学生，但没有人愿意接受任克文。舍监去找约翰，希望他帮忙。

“都是些种族偏见的狗屁家伙！”约翰愤愤地说，“我要代他们向克文道歉！”

第二天，约翰和丹尼士交换了床位。

约翰原先的房间面临查理士河。这时枫叶遍野，把他的窗口化成一幅金叶与河光交织的图画。很多同学都奇怪，为什么约翰要搬出这个风景房？

知道原委的同学不多，更没有人谈论此事。

约翰在中学上过物理课，学到如何运用严谨的推理方法，步步为营求取答案。但任克文的物理思维犹如天马行空。他常常抛开传统步骤，反从一个假设出发，轻轻一跃而抵终点。不服气的同学去挑破绽，但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任克文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

任克文认为一个科学问题不需严格的数学证明。结论才是重要的，过程不必深究。他每一个猜想，都以几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验证。如果数据两相符合，他就认为他的猜想成立。任克文的物理科学架构，几乎和全校所有的教授相反。

约翰是个雄心勃勃的学生，从早到晚泡在工程图书馆里。但任克文可以坐在马桶上一边出恭一边作计算。这个面带稚气的中国学生对科学充满激情，但对英国文学毫无兴趣。教授指定必读的莎士比亚剧本，他略翻一下就丢开。这个人的总成绩赶上爱弗朗是绝无可能的。

任克文有许多令人意外的生活习惯。譬如说，他就寝之时，房中必须百分之百地漆黑。电灯关掉还不够，所有窗帘都必须严严实实地拉上。连房门的底缝也要用毛巾塞满，以免任何室外的光线透进房来。

“克文，你的臭毛病真多！”约翰诉苦。

约翰也不能理解任克文对食物的挑剔。这个人不大在乎吃什么，但他的西芥蓝必须保持完整的菜梗和菜叶。

“这是我们孔夫子的要求。”任克文说。

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时，约翰对异性似乎都全无感觉。但到了高三，他忽然对女孩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由于班上的女同学年龄都比他大，他要鼓几个钟头的勇气才敢向她们请求约会。但他说话时结结巴巴，因此常常约不到人。

约翰升上大学以后，这种情形最初无大改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虽然自夸又能玩又能苦读，事实上他们的社交环境相当贫乏。麻省理工招生固然男女兼收，但申请入学的女学生不多，教室里面往往是清一色的男士。校园的气氛没有女性的滋润，学生的生活和海上水手几乎无异。校外有不少出色的女孩，但往往由哈佛商学院或哈佛法学院的男士先作选择。

比利·萧佛是约翰的高中同学。两人在高三时常抬杠，辩论加州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两校孰优孰劣。高中毕业后，比利去了加州理工学院。一次比利暑假回家，约翰带他去麻省理工参观，两人在校园里逛累了，想知道时间，但都没有戴表。约翰看到大街对面站着一个女孩在等公共汽车，便走过去询问。

这是个不幸的决定，因为约翰走近这个女孩时，发现她十分美丽。他站在女孩面前，话说不出口，脸也变得愈来愈红。最后，他只好假装咳嗽不止，然后转身逃走。

比利说，这就是加州理工胜于麻省理工的证明。

第三章 上学记

在地球另一端的南京城里，一个夏天的早晨，一位米商有一大批货物要送到码头去，却只雇到一个壮汉来替他搬运，心里十分焦急。

爸爸马不停蹄地跑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八点钟，他汗流浃背地回到家里，手上提着一包米，看起来足足有五斤。他把米注入米缸，一个鼓胀胀的小袋子忽然跌了出来。爸爸把袋子的绳结解开，原来袋里塞满了银圆！

连妈妈脸上都有了笑容。她数出五个铜板，走入岸上的黑暗中。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包豆腐和三只鸡蛋！晚餐的时候，小孩子看到豆腐上面铺着金黄色的蛋条，都欢呼起来。

第二天爸爸一早起来，不住地打哈欠，看来一晚没睡好。

“我要把银圆还给老板。”他说。

“还什么还？蛋都吃过了！”怀孕的妈妈没好气地说，“你也不想想，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娃娃。”

“我想的是在你肚子外面蹦着跑着的三个娃娃！”爸爸说，“老板送我白米。如果我昧了他的钱，雷公雷母会把我们的娃娃都劈死！”

米商已经忘了他瞒了老婆把银圆藏起来的往事，更没想到这些银圆居然失而复得。高兴之余，他逢人就称赞这个苦力有多勤快。有些米商听了，也去雇爸爸来运他们的米。一时爸爸忙不过来。几个礼拜后，爸爸已把债还清。再过几个月，他又买了一辆手推车，雇了一个苦力来帮他。每天晚上，黑毛听见柜上铿锵的声响，就知道爸爸又在数他的“袁大头”了。

离黑毛家不远有个小杂货店，店前有几棵树。一天，爸爸经过这家店，在树荫下坐下来解开衫扣乘凉。小店的老板出来递过一支香烟，划了洋火，两人肩并肩地蹲着吸，一言不发。烟吸完，爸爸站起来要走，被老板一手拉住。

“前天推牌九，我输了钱，没法还。”老板说。

“我们进店谈谈。”爸爸说。

走出店门的时候，爸爸已经成为这杂货店的新老板！

日子流得同扬子江的水一样顺畅。很快妈妈又临盆了。

妈妈叫唤了一整天，但总是干打雷不下雨，什么都痾不出来。到了晚上，妈妈的声音都叫哑了，连奶奶都过来帮忙。爸爸把他的儿女带到隔壁的钱妈家里去。寡妇钱妈有一张小竹床，以前属于她的闺女钱英。两年前，钱妈把闺女卖掉，这张床就一直空着。

黑毛在竹床上睡得很熟。到了半夜，她被一只大手摇醒。她睁开眼睛，看见爸爸皱着眉头站在床前，满眼通红，呼吸又粗又短促。她连忙爬起来。爸爸又摇醒了两个睡在地上的小男孩，嗄声催着大家回家。

奶奶、钱妈和另一个邻居孙妈，都站在油灯的阴影里窃窃私语。产婆抱着一个红通通的小婴孩，哭声震耳。黑毛连忙问：“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爸爸不耐烦地说，把黑毛推到竹席上妈妈的身边去。

妈妈身上盖了好几层毡子，脸上润红，却有些悲凉的感觉，令黑毛想起一个灿烂的黄昏。黑毛觉得妈妈很美丽。

妈妈先把眼光射在两个儿子的脸上，嘴角浮出一个微弱的笑容。随后她就用很细的声音说：“黑毛，你的妈妈脾气坏，对你不好。可是，你知道，她也没有办法……”

黑毛吃了一惊：妈妈为什么这样说话？她又为什么这样称呼她自己？

妈妈停下来喘了一大阵子的气，又转头和爸爸咬了一阵耳朵，然后再对黑毛说：“再过一个月，柜子里面的衣服就该晒了。锅里有个鱼头，明天一定要吃掉，馊掉就太可惜了！”

“我想，家事都交代过了，”她对爸爸说，“我没有好好照顾你，真是对你不起。假如我死后有灵，我会保佑你们一家大小。”

说完头一歪，眼睛就闭上了。

爸爸喊道：“阿妹！阿妹！”

没有回答。

爸爸一下双膝跪地，两手掩脸大号：“天上的鬼神仙佛！我每逢年初一，从未忘记烧香敬你们。我也从来不敢伤害地上的虫蚁。为什么给我这种报应？”

黑毛和她两个弟弟也跟着跪下来。

爸爸愤怒地挣开两只拉他起来的手。

黑毛跪了很久，膝盖已从剧痛变成麻木。她不明白为什么本来活生生的妈妈，一下就变成个直挺挺的死人。当奶奶叫她站起来的时候，她晕了过去。

照顾小娃和两个弟弟的工作，都落在黑毛瘦弱的肩上。她煮了稀饭去喂小娃，但全被喷出来。她领着大毛和二毛到河边洗衣服，但两个小鬼争着跑进水里去，完全不理会姐姐焦急的喊声。

邻居孙妈刚生了个女娃。这个肥矮的妇人，是军官孙起的妻子。她把女娃带到爸爸家里，和爸爸的男娃一边一个奶。

过了一天，两个婴儿的哭声愈来愈响。大家都知道孙妈的奶水不足，喂不饱两个小宝宝。虽然没有人敢透露这种不敬的想法，孙妈显然自觉没有面子，头都抬不起来。

哭声也影响了爸爸的生意。

救星是一个大手大脚的寡妇。人们说，是她的生辰八字，而不是痢疾，害死了她男人。寡妇进房，家败人亡。有钱的人家都不肯让她踏入他们的家门。

但这个女人又高又壮，所以虽然她有一个五个月大的男娃，爸爸还是托了一个媒婆去说亲。喜酒就摆在杂货店里面。陪客只有两个：奶奶和媒婆。新娘穿一套蓝衫蓝裤，唯一的喜气是她头上的红绒花。每个孩子分到一碗汤面，捧到墙脚去吃。和寡妇结婚算不上什么喜事，所以庆祝也不算隆重。

第二天，爸爸吩咐他的儿女称她为“妈”。

妈明白她的家庭地位。所以她的儿子虽然已满了五个月，但她称他为“弟弟”，新生的、年纪更小的婴儿称为“哥哥”。爸爸管他们叫四毛和三毛。

第二天，三毛已不再啼哭。再过了几个星期，邻居都称赞三毛长得又肥又白。

大毛、二毛每晚尿床。妈就弄来一个夜壶。每天夜里，每隔两个时辰，她就逐一把孩子们叫起来小便。两个小男孩最恨从温暖的被窝中被摇醒，往往握住小鸡鸡，一滴尿也不肯注在夜壶里。每次妈都得软磨个半天才能成功。

妈虽然夜里要起几次床，但第二天还是一早起床，笑嘻嘻地去做各种家事或招呼顾客。

爸爸的生意愈来愈旺，家境大为改善。现在晚饭常有鸡蛋甚至猪肉。大毛渐渐长得壮硕。黑毛干瘦的身体也变得苗条。

但黑毛从没忘记几乎被卖的往事。她立定主意要学会自立。

一个夏天的上午，机会意外来临。一个美国女人走进爸爸的杂货店自我介绍。她是金陵女大的明妮·魏特琳。魏女士说，金陵女大有一间附属小校。如果爸爸愿意，他的孩子们可以去该校读书，不收学费。

黑毛喜出望外。但她的快乐只维持到爸爸开口对妈说：“准备两个书包，给大毛和二毛上学用。”

显然，“孩子们”不包括爸爸最大的那个。

“爸爸，为什么不给我书包？”黑毛问。

“你不可以上学，”爸爸说，“你要是去了，男同学就难免碰到你的手。那以后，谁肯娶你？”

“爸爸，火车站也有许多男孩子。他们见到我就躲，谁都不敢碰我的手，连看也不敢看我。”

“黑毛，你不懂。你以后会有婆家的，我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来挑剔你。”

“我以后不会有婆家，”黑毛大叫，“我永远不结婚，连好学生我也不嫁！”

在这之前，黑毛不能想象有一天她会生爸爸的气，但现在她在饭桌上都不肯和他讲话。

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击败孙传芳、吴佩孚等众多军阀。中国虽然号称统一，但蒋介石的势力仅及沿海数省。西北有冯玉祥，东北有张学良，广西有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川有刘湘，他们在名义上归附中央，实际上都不是蒋所能控制的。虽然如此，在蒋介石定都南京之后，汽车、电影院和时装店在市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爸爸现在很有两文了，常去澡堂擦背和洗脚。他还买了一只阔边金戒指，它原是一个恩客送给钱妈女儿的定情礼物。

有一阵，顾客抱怨杂货店有一股臭味。最后妈发现：大毛有两个礼拜没洗澡。从此爸爸每上澡堂，必带大毛同去。

爸爸开始给儿女们发月钱，每人五个铜板。二毛认为自己富得流油，一不小心，第一次的月钱就被流氓用一个假的古铜币换走了。

南京的街上有许多叫卖甜米糕的小贩。他们推着车子，转着梆子，发出人人掩耳的刮刮声。孩子们听到声音就飞奔出门，围着车子向小贩大叫，要求他减价。有些小贩把竹笼顶在头上，高声唱出他们卖的糕饼或小吃：虾馄饨、臭豆腐、红豆糕。小孩们听熟了他们的叫卖声，人人会唱。“你唱得不对，”一个小孩对另一个说，“这样，听着！”然后自己表演一遍。

爸爸的小儿子三毛每天在家里听小贩们叫卖，对他们产生了景仰之情。但是他实在太小了，爸爸不准他出门，所以他不能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一天，他的继母叫一个小贩进店，要他在三毛面前叫卖。小贩仰头就把他的叫卖句子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小家伙乐得手舞足蹈，掏出一个铜板买了一块红豆糕。但无论妈如何鼓励，他还是死也不肯和小贩握手。

在爸爸所有的儿女中，只有黑毛不肯接受爸爸的铜板。她想伤害他，最好让他痛死。其实她自己的心更痛。

开学前那天的晚上，她听见爸爸在灯下吩咐妈给“女儿”准备书包。虽然他说话的时候背对着她，但黑毛知道这番话其实是说给她听的。爸爸在全家人面前这样公开向她投降，不知丢了多少面子！她又想到这段时日爸爸受的苦楚，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滴下来。她向爸爸奔去，在他前面跪了下来，不停地磕头。

第二天一早，黑毛就背着她的宝贝书包到学校去。魏女士坐在办公室一张书桌后面，和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说话。几个小学生在一个角落里看布告栏里面的条子。魏女士见到她，脸上露出一个慈祥的笑容。

“我……我想来注册。”黑毛嗫嚅地说。有学问的人使她胆怯。

魏女士问她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我姓陈，今年十岁。”黑毛红着脸说，又说出她的出生日期。

“对不起，你的名字呢？”

“我……我……我没有名字。”黑毛羞得用两手把脸盖住。

角落里的小学生都哄笑起来。

只有魏女士没有笑。她站起来走到黑毛面前，把这个小女孩拥住说：“你说你是五月生的。我们美国人称‘五月’为‘May’。从此以后，这就是你的英文名。”她望着那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说：“你可不可以给她取个中文名？”

那男人口中念着：“May，May……”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中文字递给黑毛：“你喜欢吗？”

黑毛缩成一团，不敢去接。

一个小女孩上前把纸头接过来一看，大叫：“嘿，梅！”

黑毛十分羡慕。这个女孩这么小，却这么有学问！

“梅是什么意思？”魏女士问。

“中国的国花！”小女孩答。

“太好了！”魏校长说，“从此以后，你就叫陈梅！”

魏校长把陈梅编入二年级。小女孩得自己补上一年级的功课。

第二天一早，陈梅去找大毛一起上学。但是大毛已经失踪了，她只好找二毛同去。接连几天情形都是如此。

即使她在校园碰到大毛，他也总是斜着眼不看她。他们相错之后，她会听到背后一阵笑声或是口哨声。过了一个星期，大毛又警告她，不准她走到他的地盘来。

陈梅渐渐明白，大毛不愿别人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姐姐。

虽然如此，陈梅认为每个上学的日子都是艳阳天。

她没有注意到战云正慢慢从中国的东北升起。

第四章 庚子赔款基金会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任克文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告诉他的室友说：他要去参加一个派对。

任克文很少给自己放假，所以约翰有点惊讶。追问之下，任克文作了解释。原来这个派对是由波士顿中国学生协会办的，入场费五毛钱。

这令约翰更加惊讶。任克文从不肯花一个五分钱的镍币来买咖啡。为什么他肯花十倍的钱去参加派对？

任克文离开后，约翰受了影响，心头痒痒。于是他也穿上西装，去参加一个兄弟会的派对，希望在那里钓到女孩。但是他不是兄弟会的成员，守门人不放他进去。

第二天早上，约翰和任克文在宿舍的卫生间刷牙。约翰告诉任克文，他白白浪费了一个周末，“你呢？”他问。

“我也没有收获。”任克文耸耸肩，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没看到美丽的中国女孩？”约翰问，一半是打趣。

“哦，哦。在吃饭时，我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

约翰从洗脸槽里抬起头来，“你跟她说话了？”

“哦，哦。她跟我说话，我就跟她说话。”

“后来呢？”约翰问。

“后来我们就去波士顿花园聊天。”

约翰手里的牙刷差点掉在地上，“就你们两个人？”

“不错。珠迪想指出一些她喜欢的景点给我看。”

“珠迪？她是从中国来的学生吗？”

“不。她是在波士顿唐人街长大的。”

“在中国餐馆打工？”

“不。她在波士顿大学读一年级。”

“她好看吗？”约翰问。这一点很重要。

“不知道。”

约翰觉得这个回答很奇怪。克文的“不知道”大概等于“是”。

“她住在哪儿？”

“不知道。”

“克文！你为什么不问她的地址呢？”

“约翰！在波士顿唐人街，男女的比例是十比一。中国女孩身份高贵，不会轻易把地址给人。我和珠迪才第一次见面，她一定会拒绝我。这样多没面子!”

“那又有什么关系？”约翰嘴里说得硬，其实他的脸皮也很嫩。

“约翰，我一生没求过人，也不想现在开始。”

克文真是二十世纪的孔老夫子！

第二天下午，宿舍的登记台喊约翰下来：一个女孩在楼下等他。

约翰很惊讶。他认识的女孩不外是系里的工作人员或咖啡室的女侍，都是泛泛之交，实在想不出哪一位女孩子会来宿舍找他。

一个瘦小的东方女孩站在一楼狭窄的走廊里，左脸颊一个酒窝，胸前一本厚厚的教科书，用双手抱着。白色的袖子外面，露出一双薄棕色的、单薄的手臂。

约翰有点失望，“你找我有事吗？”他问。

“请问，任克文在吗？”女孩小声说，“他答应教我微积分。”

“他出去了，抱歉。”约翰说，心中在估量她是哪个中学的学生。

“他什么时候回来？”女孩用更细的声音问，两只瘦手在书上扭来扭去。

“不知道。”

女孩涨红了脸。

约翰想起他找女孩碰壁的许多丑事，起了同情心。“请你下星期天再来。同一个时间，好吗？”他温和地说，“我会提醒克文在这里等你。你叫什么名字？”

“李珠迪。”女孩说。

一个月后，约翰当选为三年级级会的副主席。这是一个意外。为了练习在公众面前发言，他参加了校内的辩论社。在学业方面，他的成绩却没有进步，不上不下地维持个B-的平均水平。

有一天，教授埃德温·狄金森在很多人面前称赞约翰的实验报告。其后，有几个研究生邀他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他慢慢意识到，他的科学兴趣倾向实际的应用。抽象概念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没有足够的数学基础或天分来从事理论研究。他应该把全部精力投入实验。

对约翰来说，珠迪不算好看。但每次珠迪谈起任克文，就两颊发烧，眼睛发亮。这时约翰不得不承认，她相当动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任克文出去寄一封信，留下约翰在宿舍的会客厅和珠迪聊天。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想：我终于得救了！”珠迪含羞说。

“一见钟情，是吧？”约翰笑着说。

“不完全是。”珠迪说，脸上放着光。

“我的意思是，在克文之前，没有人注意我，”她的脸红起来，“我没有参加中学毕业舞会，因为没有人请我。和克文坐在一起吃饭那晚，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美丽的。”

“他对你说了什么？”约翰很少听见珠迪一口气讲这么多话。

“他什么都没说，只偷看了我一眼，又立刻把眼光收回去。最初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的长相，但他立刻又偷看了我一眼。”珠迪咯咯地笑，“只是用眼角那么一瞟，就想缩回去。但我把他的眼光捉住了！”

“那家伙！”约翰说。

“他的脸比他色拉碗里面的小西红柿还红。但是他不说话呀。我用尽力气，想把他从他的蜗牛壳里拉出来。”

“你成功了？”

“没有！但他穿着一件深色西装，打了条红领带，看起来好可爱！”珠迪又咯咯地笑，“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嫁给他。”

她用两手捂住脸，似乎被自己的话吓住了。

约翰有点羡慕任克文了。但任克文的心思都用在学业上，他曾对约翰说，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他不考虑结婚。珠迪恐怕要失望了。

升上四年级那年，约翰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长到六英尺高了。

麻省理工学院有个足球校队，实力不强。在一次惨败后，一个地方报纸批评说，该队的问题是队员的平均体重低于他们的平均智商。约翰觉得他有被球队接受为队员的可能，便跟他们练了半个学期的球，果然成为该队的首发角卫。

可是在一场球赛中，约翰背部受了伤，久久不愈。珠迪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辛西娅的护士，后者给了他一些调养的意见。辛西娅住在一幢大楼的小公寓里，离麻省理工学院两英里。约翰时常搭公共交通工具去找她。

有一天，一个研究生有点炫耀地把约翰和任克文带到肯恩教授的办公室，让他们瞻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真容。肯恩抓起一支粉笔，想帮研究生解决一个问题。两个菜鸟坐在一旁，没有人向他们解释，因为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资格参与这种高深的讨论。当肯恩教授停下来摸下巴时，任克文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

“我可以试试吗？”他问。

他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从此约翰坚信，任克文将成为一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大学毕业后，约翰和任克文都去填了麻省理工的入学申请表，希望在该校的研究所继续深造。过了几个月，约翰接到机械工程系的回信，聘他为航空工程组的研究助理。月薪七十元，足够支付学费和生活费。

又过了两个星期，任克文也接到物理系的来信，聘他为半职助理，主要的工作是批改高年级生的习题。扣掉学费后，薪水只剩房租的一个零头。

约翰告诉任克文说，他要去找富兰克林教授理论。

任克文求他的室友不要去麻烦系主任，“你又能理论些什么呢？”

“我要对他说：学校分配奖学金必须公平。任克文是麻省理工学院最优秀的学生。物理系理该给他全部研究奖学金。”

“约翰，你弄错了吧！”任克文喊道，“麻省理工最优秀的学生是爱弗朗，不是我！”

“对不起，室友，我已经改变了我的评估。我以为你的原创性比阿瑟高。”

约翰回来的时候，任克文焦急地问：“富兰克林教授有没有把你赶出他的办公室？”

“哪里的话。但他说你的分数不够。”

“他讲得对！”任克文说，“怪只能怪那些文史课。”

“克文，富兰克林不过是找借口。他不想把系里的资源花在一个中国人身上。”

“我是客，他是主，”任克文说，“无论主人送我多少片面包，我都感谢。总有一天，中国会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将有自己的麻省理工学院！”

“我知道，我知道，”约翰说，“但是，克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问题是，现在你怎么办？”

“我想向庚子赔款基金会申请补助。”

八国联军于一九○○年攻占北京后，要求清廷赔款。根据美联邦国会的记录，美国所获的赔偿，超过其损失约二十倍。中国外交官梁诚向美国国会交涉多年，终于说服他们以超额赔款部分成立一个教育基金。此称庚子赔款基金。

一天下午，任克文回到房来，手里握着一封信，脸色发青。

约翰从一本书里面抬起头：“你不舒服吗，克文？”

“没有。可是，我不敢拆开这封信。”任克文嗫嚅地说，声音有些发抖。

约翰将信拆开，很快把信读完：“克文，庚子赔款基金会批准了你的申请！”

任克文一跳三尺高，“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今天晚上，我们该出去大玩一场！”

“你的意思当然是到老霍华德去看戏喽？”约翰微笑着说。

老霍华德戏院是波士顿唯一的脱衣舞夜总会，位于斯科利广场，离麻省理工学院不远。麻省理工的学生都知道这地方，但光顾一次以上的人不多。每次约翰走到这戏院附近，总有艳装女郎站在路灯下向他招手，他都假装没有看见。

那天晚上，约翰和任克文乘地铁到波士顿的城中心，步行到唐人街，在一家中国餐馆点了蛋花汤、鸡肉炒面、芙蓉蛋。饭后，任克文坚持付账。

在回程的地铁车厢里，约翰对任克文说：“谢谢你，克文，这顿中国菜真不错。”

任克文皱起眉头：“那不是中国菜！”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一个九月的清晨，陈梅钻出爸爸的店门。空气是那么清新！街上的店门多半还关着。几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子正在急急赶路。一个三绺白胡子的老头率领着一群男女，在一块草坪上打太极拳。

从陈梅的家步行到学校约十分钟。

四年级生的教室有三十六张书桌和椅子，分成六行六排。矮的同学在前排。陈梅是全班最高的，因此老师把她的座位置在最后一排。陈梅心中不乐，担心同学们广播她的年纪最大。

陈梅在教室坐下来，开始朗诵昨天学到的五个英文字母：F，G，H，I，J。她的教会学校四年级就开始教英文。开学一个多星期，陈梅很起劲地学了一些英文发音，昨夜练习到很晚，睡眠不足，这时眼睑就渐渐沉重。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迷迷糊糊地感到一股热气注入她的眼里。睁开眼睛一看，原来阳光晒到了她的脸上。时间一定不早了。为什么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她站起来向窗外望去，看到很多同学站在院子里大声说话，有人还激动地做着手势。

任克美走过陈梅的窗口。这女孩爱吃五香花生米，每逢星期天，她都绕道到爸爸的杂货店来买一包。

“外面闹些什么？”陈梅提高声音向任克美发问。

“你还没听到吗？”任克美也大声回答，“今天一大早，有人用火药炸了南满铁路！”

陈梅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谁？”她问。南满离南京十万八千里！

“还有谁？还不是日本人！”任克美不屑地说。

陈梅走到窗口，把手肘撑在窗槛上，和任克美面对着面，“烦死人了！辛辛苦苦，炸了我们的铁路，又有什么好处？”

“他们炸了我们的铁路，又把这桩事赖到我们身上，”任克美把五香花生米的气味喷在陈梅的脸上，“硬说这是我们干的！”

陈梅记起大毛时常偷偷在她头上敲一下，然后否认打了人。“无聊！这些人是不是故意跟我们使坏？”她问。

“才不是。日本人要占领我们的沈阳。他们制造了一个借口！”

这话终于引起了陈梅的不满，“讨厌！”陈梅叫，“我最恨人说谎。我希望耶稣基督马上惩罚他们。”

“算了吧！这些鬼子现在得意得很，”任克美说，“我们的军队完全没有抵抗，白白让他们抢走了我们东北最大的城市！”

陈梅听了更生气。“谁指挥我们东北的军队？”声音高了两个音阶。

“你听说过一个名叫张学良的军人吗？”任克美问。

“不就是报纸上常常提到的‘少帅，少帅’吗？”

“对。这个人是个乌龟蛋！当日本军队大摇大摆地走入沈阳城时，他正在北平和一个电影明星跳舞，打得火热，不准别人打扰。”任克美说。

“这个家伙应该枪毙！”陈梅大叫。

上课铃响了，但学生们还站在课室外面。魏特琳女士走出她的校长办公室大声呵斥他们。

今天算术老师不讨论加减乘除。他向学生们描述东三省的矿产和森林。

一位工友匆匆地走进教室，递给老师一纸通知。老师瞄了一眼，便对他的学生宣布：“明天早上，大家穿上白衣白帽，八点钟到礼堂集合。任国华教授要对东北现状发表演说。”

任国华是任克美的父亲。陈梅知道他在大学教书，是个十分有学问的人。她很想听一听他对东北事态的看法。

第二天，陈梅穿上送别妈妈那一天用的孝服来到礼堂。除了偶尔紧张的咳嗽声外，礼堂内一片肃穆。

魏校长作了介绍后，任教授开始讲演。

他告诉学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欧、东欧和美国三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直到十九世纪，”任教授严肃地说，“英格兰把鸦片带到我们的海岸。英国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贩毒集团，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

陈梅的热血沸腾了。

接着，任教授叙述列强欺凌中国的概况，列举法国、美国、日本和沙俄为其他得利最多的国家。他们像一群强盗轮流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可怜人。沙俄更在西伯利亚夺取了我们广袤的领土。

“他们枪杀我们的士兵，占领我们的土地，火烧我们的宫殿，抢了我们珍贵的文物——然后强逼我们赔款。”任教授哽咽不能成语，“请大家把帽子脱掉，低头为我们的国家默哀。”

当教授继续演讲时，他的嘴唇还在颤抖。“其中最凶狠的罪犯就是日本，”他说，“在世纪之交，他们强迫我们割让台湾。昨天他们占领了沈阳。明天将是全部的东北。”

魏校长举起手：“对不起，任教授。日本政府保证该国并无占领东北的企图。请您告诉我，日本政府是在撒谎吗？”

“日本政府不能指挥日本军队，他们只服从日本天皇的命令。”任教授说。

“即使您是对的，任教授，请您告诉我，日本在占东北之后，下一步是什么？”魏校长问。

“征服全中国，夫人。”任教授说。

陈梅缩成一团。日本人要来了吗？他们来了以后，她仍然可以去上学吗？

魏特琳问：“日本征服中国后，再下一步是什么？”

“日本将袭击菲律宾、香港、荷兰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和印度，次序不定。”

“您真的相信日本胆敢入侵这些西方殖民地，挑战西方列强的霸权和军力吗？”

“日本的国家目标是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亚洲唯一的主人，”任教授回答，“它需要亚洲的石油和矿产资源，才能获得与英国和美国相等的实力。”

那天晚上，陈梅回家告诉爸爸，日本鬼子要来啦！

爸爸说：“我们有四亿五千万同胞。我们团结起来，每人吐一口口水，就可以把日本鬼子全部淹死！”

但奶奶说：“那些小鬼子逢人就砍，很可怕！我要先跑掉，等他们到了南京就太晚喽。”

“我们跑到哪里去，奶奶？”陈梅问。

“大明省！”

她说的是明尼苏达州，魏特琳的故乡。女校长曾经说，那是一个很平安的地方。

“但是，南京和大明省隔了一个海洋，坐海轮才能到！”陈梅说，“要很多的钱。”

奶奶慌了。

第六章 瓶子里的神魔

一九三○年春，约翰和任克文大学毕业。毕业典礼完毕后，两人搬出大学宿舍。刚好约翰的女友辛西娅楼上有一间空公寓，约翰和任克文便搬了进去。两人从此搭地铁上学。

约翰很喜欢他在研究院的实验课程，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午夜。任克文选了四门理论物理的课程，同时开始了重原子的研究。

一年后，任克文出了个意外，四个指节骨碎了，不能写字。他告诉约翰，他想转到机械工程系，进入航空工程组，研究制造飞机！

约翰十分诧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刚刚起步，突破随时可以发生，物理学家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脚印。在这个时机，放弃五年物理的学分十分愚蠢。

“我想做一些实际的科学工作。”任克文解释。

约翰不说话了。在他的童年，约翰最喜欢的玩具就是飞机。现在他也选择了航空工程为其专业。

任克文写了一篇关于重原子的论文。他的指导教授读了很欣赏，认为此文已够硕士论文的分量。

硕士论文不能手写，但任克文不会打字，于是珠迪自告奋勇。约翰晚上在学校做实验，非过半夜不能回家，珠迪便利用上半夜时间，在两位男士的客厅打论文。

一天晚上他们忙中小憩。珠迪泡了茶，向任克文谈起她在唐人街开餐馆的鳏夫爸爸。

“他的情妇莎莉最近跑了，偷了他不少钱。”珠迪一边说，一边把一片柠檬放进茶杯里。

“那你的父亲怎么办？”任克文问。

“他受的打击很大，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你不喜欢莎莉？”

“她是个贱种！”珠迪气愤地说，“当然我爸爸也有责任。妈妈去世后，他追这个大胸脯女人，糟蹋了我父母之间的浪漫故事。”

看见任克文睁大的眼睛，珠迪继续说：“哦，我大概还没告诉你。我爸和我妈第一次见面，是一个家庭朋友安排的。第二天，我爸就向我妈求婚了。”

“那么快？”任克文讶然。

“我爸说，有一年春天的早晨，在一个乡村的水井旁边，一个女孩对他笑了一笑。那一次安排的相亲，介绍给他的对象就是这个女孩！”

“这也算浪漫？”

“他指的‘一年’，不在今生今世，而在他的前一生！”

“胡说！这怎么可能？”

“我本来也不相信，但是我爸一再强调这是真的，”珠迪说，“就因为这个故事，我无法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便在她搬入爸的公寓之前搬出去，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

任克文问她想不想家。

“跟你说实话：不想，”珠迪说，“我不喜欢我爸对我说话的态度：教训，教训，教训，然后重复，重复，重复。”

“珠迪！别忘了你爸供你读大学。”

“我拿到了部分奖学金，”珠迪说，“我靠打字维持生活。他不供我。”

“难道他一点钱都不出吗？”

“他愿意出，但我不爱听他逢人诉苦，说我花了他多少钱。”珠迪把手中的茶杯砰的一声拍在桌上。

“他大概很节俭。”任克文说。

“你很节俭。他是发疯！”珠迪说。

“这有什么区别？”

“好，我说给你听。我爸什么废物都留起来，堆得满屋都是，有时连房门都推不开。有一天我受够了，把他的垃圾全部扔出门去。他回家后出去借了一辆独轮车，把东西全捡了回来。”

“他一定积了不少钱。为什么不拿来做些好事呢？”

珠迪说，她爸曾谈过创办一所小学。

“好主意。”任克文说。

“谈谈谈。其实除了开餐厅赚钱，他什么事都不肯动手！”

“难道你小时候，他没有做过家事照顾你？”

“那算什么照顾！”珠迪叫道。

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珠迪说，她的父亲每天把她带到他的小餐馆去，把她放在没有窗子的地下室做白日梦。到了晚上，她在一张木床上打盹，等到她爸关店以后才把她抱回家。

“你没上学？”

“那是我六岁以后的事。但学校一样无聊。休息的时候，我站在一旁看着我的同学玩耍、调情，但我从来没份。我的英语说得和他们一样好，但他们看见我就喊：‘滚回中国去！’”

“我懂。”任克文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在纽约出生，在波士顿成长，但美国不属于我。我所有的中国是我妈的肚子。但即使她还活着，我怎么回去？”

任克文沉默了。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去爸的餐厅清洁厨房，登记外卖，”珠迪说，“晚饭后，我爸叫我回家做功课。可是家里冷冷清清。我不想去，就在波士顿花园找一张石凳坐着。公园挤满了人，但谁也不理我。我是天方夜谭瓶子里的神魔。那时我宣誓：我要效忠于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

“我也这样想过的。”任克文用沙哑的声音说。

“有一天，五六个女孩来把我围住。”珠迪小声说，“其中两个人把我两臂扯开，另一个人从后面把我抱住。我感激她们肯跟我玩，不停地向她们道谢。一个女孩听了转身就跑。其余的人一个一个地跟着。一个小女孩留下来告诉我，她们是来抢劫我的。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镍币和几个铜币，摊在掌心。她拣了那个银色的钱币飞奔而去。”

“你的情形在大学好些了吗？”任克文问。

“大学生比较成熟，我现在也有了归属感。但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朝鲜人。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觉得完全舒适。”

那天晚上约翰回家，任克文告诉他说，他已经习惯了房间里面打字的声音。当屋里静下来的时候，他反而焦躁不安。

星期六下午一点钟，珠迪来打字。到了五点钟，她收起打字机要走。

“为什么这么早就走？”任克文问。

“你不问我，我就不用对你说谎。”珠迪说。

“我只是好奇。”任克文说。

“好吧，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珠迪说，“我今晚有个约会。”

任克文的脸一下红了，“是谁，是谁？可以讲吗？”

“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

“我知道了。好，走吧，走吧！”

第二天下午，珠迪又来打字。到了天黑，她合起打字机。任克文问她是否和那个哈佛人有约？

“唔……是的。”珠迪静静地回答。

“我不准你去！”

“什么？”

“你今天去，明天就不用来了！”

“可是……明天你的论文就要打好了。”

“谁在乎什么鬼论文！”

“你怎么啦，任克文？你从不注意我穿什么衣服。你从来不说我好看不好看。你的问题只有一个：今天打了多少字？为什么今天你忽然担心起这个哈佛学生来？”

“我不担心你那个哈佛学生。我对女人的衣服也没有感觉。但是我不准你再和别人约会。不准，不准，不准！你听到了没有？”

“我听到了。”珠迪哭了起来，“任克文，这是你对我说过的最好听的话！”

任克文和珠迪把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了约翰和辛西娅。第二天早上，约翰带他的室友去买订婚钻戒。

问了价格后，任克文说：“钻石不是中国宝石。”

“什么才是中国宝石，克文？”约翰问。

“碧玺。”任克文说。

“但是，克文，碧玺不是宝石。”

“你不懂，约翰，碧玺是我们中国皇家的宝石。”

任克文选择了一颗红色的缅因州碧玺。他说，这种颜色最吉祥。

珠迪逢人便展示她的戒指。

第七章 大疮

东北的消息不断地涌入陈梅的学校。每当工友把一张号外送入教室时，老师都会停止讲解，把号外的内容大声读给学生听。

国联决定不以经济封锁制裁日本。全球此时正在华尔街大萧条的魔影下挣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损失商机。

《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此决定为“国联在原则上之无条件投降”。

张学良的军队无法和日本现代化的飞机坦克对抗，只好撤出东北。

爸爸将一把椅子踢出店门口。

一九三二年一月，国联组织了一个东北问题调查团。一年后，国联调查团的主席李顿爵士表示：所有调查工作业已完成。

李顿爵士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撰写《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遇到一些困难。法国坚持日本的立场须以最有利的角度描述。李顿的许多措辞都须与法国委员交涉。

在学校的周会上，魏特琳女士声调铿锵地宣读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没有宣战，一片广阔的、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已被日军占领。东三省被迫宣布独立，与中国的政权分离。”

全体学生欢呼。他们期待国联宣判东北问题为日本侵略。日本军队将在国际压力下撤离东三省！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联开了全体会员国大会，投票表决李顿报告。会议全程从瑞士日内瓦向全世界广播。

陈梅一早就挤在校长室里。教师和学生爆满了房间。他们紧张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里化成白烟。

日本首席代表首先发言，反驳李顿报告的论据。其他一些首席代表，包括中国的首席代表，也接着发表意见。

然后秘书按英文字母顺序表决：

“阿根廷。”

“OUI。”

“澳大利亚。”

“OUI。”

“比利时。”

“OUI。”

一个接一个的首席代表站起来对李顿报告投肯定票。

“智利。”

“OUI。”

“中国，争执国。”

“OUI。”中国首席代表坚定的声音在大堂里回荡。

全堂翕然。几秒钟以后，投票继续进行。

“哥伦比亚。”

“OUI。”

点名继续下去，“OUI”的响应也继续下去。不久，秘书唱出：“日本，争执国。”

一个短暂的停顿后，日本首席代表的声音打破了会堂的肃静：“NAY！”

秘书继续唱名。其他的首席代表，除了暹罗外，都向李顿报告投肯定票。

“暹罗在五百年来一直是日本的朋友，”暹罗首席代表宣布，“暹罗弃权。”

最后秘书一声高喊：“南斯拉夫。”

回答是一个坚决的“OUI”。

广播员解释，根据国联基本法，争执两方的票和弃权的票均为废票。然后宣布投票结果：四十二比零。

国联会员国一致谴责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

在魏校长的办公室里，陈梅和其他的人一齐跳起鼓掌欢呼。

一阵骚动之后，广播员宣布，日本代表们列队走出会场。

这年夏天，陈梅开始发育。她的身体长高了三英寸。头发也变得更长也更粗，亮得像最好的黑漆。

但是细毛也开始在她最敏感的部位出现。

儒家以为守节是女人最高的美德，崇尚男女授受不相亲的古礼。陈梅虽然没有受过儒家教育，但她听到的私语和窃笑使她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十分敏感。有一次店里的人忽然听到女孩的尖叫声，然后就看见十一岁的大毛惊慌地从更衣的角落里跑出来。

陈梅不敢让爸爸知道她在发育。她怀疑妈妈以前打她，可能是嫉妒她。每次和爸爸单独在一起，有一种莫名所以的紧张。

她也不想引起大毛的猜想。这个男孩现在常吃蛋和肉，长得粗壮，却没有长高，比她矮了大半个头。渐渐地，他对她的蔑视变成尊敬，不但不再骚扰她，还去殴打那些对她叫喊脏话的男生。

她也不愿和妈说体己话。妈不是她的生母。

然后她发现，她的乳头变大，并且非常痒。周围的部位也疼痛。

她长了两个大疮！

她心中发慌。等到大家都睡熟以后，她偷偷起来，蹑手蹑脚走向柜台，从罐子里偷了两帖膏药，然后溜回她的毯子里，把面纸撕开，将膏药贴在她的肿块上。

大“疮”愈长愈大！

更令她心悸的是下部出血。她悄悄地洗掉床单和内裤的污渍，心脏怦怦乱跳，认为一定是自己做了坏事而受到惩罚。

有一天，妈静静地把她拉到更衣的角落去，教她用布条把身体裹起来。陈梅羞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又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妈说她的身体所有部位的成长都是正常的，陈梅还是仔细地用布条把她的胸部扎紧，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平坦。

附近的阿姨一定都注意到了她身体的变化。她们称赞她长得水葱似的。媒人也开始上门向爸爸提亲了。

陈梅开始做奇怪的梦。这些梦既不连贯又不合理。梦里最后一幕总是有人吻她。虽然她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脸，但隐隐觉得是个熟人。她想把他的脸推开，但胳膊不听从她的命令。当他的唇落在她的唇上时，她会闭上眼睛，任由甜蜜的感觉散布她全身。醒来时，她的胸口发热，全身出汗。

“我是个坏女孩！”现在她确定了。

她常去想这个男孩是谁。一个同龄的男同学住在离她家几个街口的地方。她认为他 “有点好看”。他们彼此从来没说过话，但每天放学后，他总在离她不远的后方跟着她回家，视线灼烧着她的背部。她梦里的男孩是不是这个年轻人？

陈梅决定去问一个智商比她高的人。

任克美已经高中毕业，就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暑假回家。

陈梅去找任克美谈这难以启齿的事。

“别担心，陈梅。这叫作春梦。连老祖母也会有！”任克美小声说。

“你怎么晓得？”陈梅十分佩服。

“我到南京图书馆，借了所有关于这方面的书。”任克美对她眨了眨眼。

“天哪！你怎么好意思把这些书借出来？”

“我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请那个老处女管理员盖章。”任克美笑起来，“她一下子看我的脸，一下子看那些书，表情好丰富。”

陈梅决定转移话题，“你的哥哥毕业了吗？”

“他都快要拿博士学位了！”

“他读的是什么学校？”

“麻省理工学院！”任克美大声说。

“那是什么？”陈梅问道。

“这是一所有名的大学，笨蛋！”

陈梅很希望看看这位传奇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她听过一些全国闻名的人，如胡适什么的。但这些人都比她大一辈，这样的人不算数。任克美的哥哥和她同辈。

“他回来以后，有机会你可以把他指出来给我看一看吗？”

“当然。我还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任克美慷慨地说。

第八章 英国人不是走私贩子

一九三四年春，任克文通过了他的博士论文考试。

“你不久就可以工作赚钱，不必拿会议室里吃剩的色拉作中饭了。”约翰向任克文说，“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亨德森教授对我说：‘如果你希望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袖，就应该去找这个领域今日的领袖，跟他合作几年，做些研究。’亨德森愿意为我写一封介绍信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冯· 卡门。”

“太好了！冯· 卡门是今日航空工程界的权威，”约翰说，“这个匈牙利人和你一样，理论物理的基础极为深厚。你们一定会合作得很愉快。”

“但是，我不想去加州。”

“你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约翰吃了一惊，“我倒要听听你的理由。”

“我心目中的研究计划只能在中国进行。”

“我明白，”约翰说，“你想家了！”

“约翰，我回中国并不是因为想家。事实上，我曾考虑过留下来，和麻省理工一位最优秀的学生合作，写几篇论文。”

约翰吃了一惊，“这个学生是谁，克文？”

“你，约翰！”

约翰热血上冲。“你不是开我的玩笑吧，克文？”

“工程是一门实践科学，”任克文严肃地说，“纸上谈兵，我以为不足为贵。有时我妒忌你那双能做实验的手。”

“别捧我了，老友！”约翰说，他的脸红起来，像一个被人称赞貌美的小姑娘，“你再讲下去，我快要相信你的话了。”

任克文给数所中国大学写信。两个月后，他收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朱教授的回信。信上说，中大机械工程系愿意聘他为副教授，支付他回国的旅费。任克文接受了中大的条件。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珠迪。

这许多年来，珠迪半工半读，好不容易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在麻省总医院的实验室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又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她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她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底。南京人会轻视她吗？中国的医院有实验室吗？如果没有，她能在南京做些什么呢？

第二天中午，珠迪在医院咖啡室嚼着三明治，和辛西娅谈她的烦恼。

辛西娅却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她以为，在一个异国建立一个新家庭已经够困难的了，何况还要和公婆同住一屋！最后，辛西娅在乌云里找到一条银边：“不要紧，珠迪，给他们一个孙子！这样他们就要看你的脸色了。”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育。”珠迪忧愁地说。

但是，任克文要去的地方就是她将来的家。无论有什么困难，船到桥头自然直。

两个星期后，珠迪的父亲卖掉了餐厅，买了货船票去广州。

“他近来老是抱怨胸口痛，”珠迪告诉任克文，“以前他的头发，颜色像胡椒粉，几个礼拜不见，竟然变成雪白。”

任克文陪珠迪去南火车站和她的父亲道别。

“货船现在停在费城，”老人说，“下一站去中美洲，穿过巴拿马运河，经过夏威夷，绕道菲律宾才到广州。”

“李先生，这样走法，不是要浪费您很多时间吗？”任克文说。

“三个月。”

“太长了，太长了，”任克文说，“为什么不坐洋轮呢？”

“洋轮贵，还是货船好。”老人点着头，从喉咙里咳出一口痰吐在地上，用脚抹平，“我又不是番鬼。”

“我爸觉得番鬼都是被惯坏的人，一点苦都不能吃。”珠迪说。

两个月后，珠迪和任克文在剑桥市政厅公证结婚。观礼的有亨德森教授、约翰、辛西娅、珠迪的朝鲜朋友和几个美国同学。

当天晚上，辛西娅在她的公寓里准备了自助餐招待宾客。亨德森教授带来了一瓶红酒。珠迪喝了一杯就醉了，咯咯地笑了整个晚上。

数天后，这对新人坐火车去旧金山，到西岸后转搭洋轮去上海。

约翰和辛西娅在火车站送他们上车。辛西娅看看珠迪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女人碰你的丈夫。不过，我怕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我可不可以吻他一下？”

辛西娅在任克文脸颊啄了一下。任克文笑得很僵硬。吻完，辛西娅转身揽住珠迪哭起来。

珠迪拍拍辛西娅说：“我们会再见面的，我担保！”她转头去看约翰，吻了他一下。“娶了她！”她在约翰耳边说，“你们来中国度蜜月！”

三个礼拜后，珠迪和任克文抵达上海。

一个壮硕的海关检查员把他们行李箱里面的书籍仔细地翻了一遍。

“他会失望的，”任克文对他不耐烦的新娘说，“我们又没有夹带共产主义的宣传品。”

一个短发的年轻女孩在海关的铁栏外面又蹦又嚷。任克文试探地叫了一声：“克美？”

“哥！”女孩回应。

任克文低声告诉珠迪：克美长高了一点，但她的发型和八年前一模一样。

“如果我让你替我剪发，恐怕就是这个样子。”珠迪也低声对任克文说。

克美用国语说了几句话，看到珠迪迟疑，马上改成英语。她的哥哥在旁纠正她的语法。妹妹红着脸尴尬地笑。她找了一个苦力扛行李，又提醒哥哥当心扒手。任克文把他的公文包抱在胸前。

出了海关大楼，任克美叫了两辆黄包车。她和珠迪挤一辆。任克文坐上另一辆。

在狭窄的车座里，两个女人的头发在风中缠在一起。珠迪闻到小姑发上的暗香，心里涌起亲切的感觉。

黄包车转入一条宽阔的大马路，一边以江为界，另一边矗立着一间间雄伟的大楼，有的超过二十层。

“这是什么地方，克美？”珠迪问。

“这条江叫作黄浦江，”克美回答，“我们在外滩，英国的租界。”

“你是说，这里不是由中国政府管理？”

“清政府在十九世纪把这个地方无限期租给英国人，”克美说，“看到那个头扎红巾的黑皮肤的人了吗？”

“那个锡克人？”

“就是他。这样的人在这里维持秩序。”

“真奇怪！”珠迪说，“这些建筑是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罗马式或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就是没有中国式的。”

“这幢大楼是上海俱乐部，珠迪，英国的上流人士在这里开派对，”克美说，“那边是日本人的尼桑。”

黄包车转入一条狭窄的巷子。巷子两边都是旧得要倒的石灰楼房。楼房的窗口飘着“万国旗”。楼房的地面摆着一笼一笼的活龟、干鱼、跳跃的青蛙、咯咯叫的母鸡。浓厚的臊味散布在空气中。马路被地摊占了一部分，剩下的空间仅能容一辆黄包车通行。珠迪的车夫放慢了步伐，但有时还须大吼一声警告行人。

珠迪想起了纽约的唐人街，只是这个陌生地方似乎少了一些什么。过了一会她才恍然大悟：这里没有白人或黑人，看起来有些奇怪。

他们买了火车票去南京。克美对旅途一切略作解释。

“全程两百英里，为什么要八个小时？”珠迪问。

“因为路上要停许多站。”克美答。

克美压低了声音告诉珠迪一个家庭秘密，“我爷爷的长子是个有钱人，”她说，“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一天他发现鸦片能把他的性能力增强十倍，骑着妓女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一个小时。”

珠迪的脸颊发烧。

“这样他就迷上了鸦片，”克美继续说，“钱花光了，他就去借高利贷。贷款到期，他向债主要求宽缓三天，然后躲到一个鸦片馆的烟床上去。”

“无耻！”珠迪说。

“大年夜，债主带着两个打手上门，把大吃大喝中的大伯抓住。大伯哀求额外两天的限期。他指着供桌上的祖宗肖像赌咒：到期不还，他们可以干他的祖宗！两个打手把他拖到厨房。其中一人把大伯的中指摊在砧板上，另一人拿起砧板上的菜刀，一刀把他的中指剁掉。大伯惨嚎后昏倒。”

“哇！”珠迪惊叫了一声。

“等到大伯醒来，”克美说，“债主再给他一天的时间。如果又失约，他们再剁掉他一根手指。

“我的大伯母本来和那些粗人拉扯，被他们推在地上。这时她捧着首饰盒冲进厨房，流着泪说：‘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去！请不要再骚扰我们了！’”

“债主和打手离开以后，大伯发誓从此戒烟！”

“但毒瘾哪能说戒就戒。他卖掉房子，然后把他的妻子和女儿送去妓院。最后上了吊。”

“这个可怜的女人和女儿在哪里？”珠迪脸色苍白地问。

“谁知道。”

“你大伯在什么地方买的鸦片？”珠迪又问。

“那个时候，鸦片随地可以买到。街上也有鸦片烟馆。”

“为什么警察不去把烟馆关掉？”珠迪叫起来。

“爷爷曾经这样向知县大人要求，但被拒绝了。”

“这个知县受了贿赂了吗？”珠迪大叫。

“知县说，如果他照办，英国商人就会投诉巡抚。那时巡抚就会把他撤职，甚至充军或杀头。”

“你是说，如果英国鸦片走私贩子有这种要求，中国巡抚可能惩罚他的知县？”

“珠迪，英国人不是鸦片走私贩子，”克美说，“他们有权大摇大摆地把鸦片带入中国。”

在南京火车站，两名西装革履的男子抢着把这对新婚夫妇的行李扛在肩上。任克文又把公文包紧紧抱住。克美笑着告诉她的哥哥：这两个陌生人都是他的堂弟。

一辆长方形的黑色轿车把他们带到河边。路两边是长满青苔的砖墙。墙内是些静静的石灰房子。珠迪愈来愈怕面对任克文的父母，暗中默祷汽车不要停。但是它在一幢房子前面戛然刹住。

珠迪下了车，慢慢向大门走。忽然爆炸声从她的身后响起，把她吓得几乎摔了一跤。任克文挽住她。“这是欢迎新娘进门的鞭炮。”他说。

珠迪转过身来，看见一串爆竹挂在树上，像一条蹦跳的蛇，爆炸点从它的头部快速地移动到它的尾巴。成千上万的小碎纸在空中飞舞。珠迪呛了一下，用手扇开她鼻子上的硫黄白烟。

“我打扮得怎么样？”她焦急地问她的丈夫，“要不要再涂一点口红？”

“不用！”任克文不耐烦地说，“胭脂口红都够了。”

克美把她带到一间站满人的大屋子里。任克文的父亲有八个兄弟，没有姐妹。任克文的母亲有九个姐妹，没有兄弟。三十多双眼睛盯在珠迪的脸上。但最严厉的两双眼睛来自神龛上一张极大的泛黄照片。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并头坐着。珠迪手捧一根洋烛，向爷爷奶奶深深三鞠躬。

然后她转身再向一群长辈作三鞠躬。任克文作介绍：“这是三姑婆，这是七姨，这是二姨夫的表弟。”珠迪的脑子忙不过来。有时连任克文也愣住，人群就爆出大笑。任克美连忙上前叫出这人的称呼。

一般说来，白头发的是祖字辈，头发花白的是父字辈，黑头发的是同辈。但也有例外，一位年龄和她相仿的女人被介绍为任克文的堂孙女。经过一番冗长的解释，珠迪还是搞不清楚缘由。

珠迪被带到书房去拜见公婆。两个老人坐在镶满了闪亮珠母的黑漆扶手椅里。一个仆人端来一个红漆托盘，珠迪把盘中的两个茶杯逐一双手献给两个老人。二老接过茶各啜一口，相视而笑，把手伸入口袋，各摸出一个小红包递给珠迪。

任老太戴上眼镜，一把抓住珠迪的右腕，细看她的手掌。客厅马上一阵混乱。亲戚们纷纷进入书房加入手掌研究。经过喋喋不休的争论，大家终于同意：珠迪将有五个子女，其中至少两个是男的。任老太庄严地点了点头，放开珠迪的手。

下面就轮到任老先生上场了。这个银发灰须的教授坐在椅子里，用南京话向珠迪发问。由于珠迪只懂一点广东话，任克文必须把父亲的话翻成英文，再把珠迪的英语回答翻成南京话。一个叔公加入了对话，但等到任克文把珠迪的回答翻译好的时候，叔公已经酣然入睡。另一位叔公指着新娘喊哑了嗓子，但没人注意。几个妇人握住珠迪的手，抚摸她的背和头发。他们的南京口音令珠迪晕头转向。

在喧哗的晚宴中，珠迪跟着任克文逐桌敬酒。新郎带笑和宾客说话，宾客们也响亮地回答，厅中不时爆出大笑。最初珠迪要求任克文解释，但三杯黄酒下肚后，珠迪努力稳住脸上的微笑，已不再向任克文发问。

这天深夜，珠迪跟着克文回房，倒在鲜艳的红色绣花床单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昨夜发生的事大都忘了，只记得公公教训她的一句话：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她在手提袋里发现了两个红包，里面是崭新的金圆券，点了一下，总共一百元，相当于二十五元美金！

足足一个月，她的新亲戚轮流为新人设宴。珠迪第一次像贵人一样被人百鸟朝凤似的捧着，几乎忘了自己平庸的出身。

但每次在臭烘烘的厕所里出恭时，她的贵族意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屏住呼吸草草完事，不敢从粪洞往下望，没想到一个大学教授家里竟然没有抽水马桶！

“克文，你能不能向学校申请一套现代一点的公寓？”她问。

她的丈夫答应了。

珠迪出去找工作。汗流浃背地奔走了几个星期，到处碰壁。

任老先生托一位教育部的朋友写了一封介绍信。珠迪带了信和一篮水果到一位中学校长的家去拜候。杨先生对广东话“识听唔识讲”，看了信后跟珠迪谈了一个钟头。珠迪大部分听不懂，只管又笑又点头。最后，杨校长聘她为英语教师。

珠迪的学生把between念成bechween，把name念成nam。珠迪在课后给他们免费补习。

某天，一个记者来采访珠迪。两个星期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那个“回祖国参加教育工作的女子”。她的同事，识或不识，都来找她谈美国。也有人向她表演几句英文。不久，她就有了一批死党。这些衣服朴素、不大涂脂抹粉的女教师常常到她家，一面帮她改学生作业，一面低声议论长短，房间充满吃吃的笑声。

珠迪的国语大为进步，甚至有时做梦都在讲国语。

她的朋友把她们的薪水自动讲出来，又要知道她的薪水。大家同情地说，她的薪水比她们的低。

任克文申请到一间新式公寓。珠迪上街去买家庭用品。一家杂货店的女孩不停地向珠迪询问她的教授丈夫。有一次任克文陪珠迪去杂货店，珠迪便把丈夫介绍给这个女孩。

女孩仔细聆听任克文说的每一个字。“任教授，您能借我一本《微积分》吗？”她问。

“你高中几年级，陈梅？”

“初一。”

任克文以为微积分对她来说太早了些。

女孩脸红了：“我只是想学您的榜样，任教授。”

“等个五年再谈吧。”任克文说。他又告诉陈梅，在这个阶段，一个学生只需学习基础知识，把根底打得扎实，“不要用功过度，别破坏了你的学习兴趣。”

“难道我不需要拼命读书？”

“当然要，不过这不是现在的事。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把精力储藏起来。等到你的使命时刻来到时，再全部发挥。”

“那要等多久？”

“可能要等到大学毕业，甚至更久。”

“大学，任教授，您觉得我有读大学的天分吗？”

“当然有。你已经对微积分好奇了。你进了大学，一定会读得很好。”

从此以后，任克文经常送一些书籍给陈梅读。

珠迪告诉任克文，他好像把陈梅当作了女儿。

第九章 大清乾隆年制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约翰· 温思策毕业了。他在研究院读了五年，比任克文多一年。

指导教授狄金森替他在系里争取到一个讲师的职位，年薪一千五百美元。

“你有博士学位。为什么你的薪水比我低？”他的未婚妻辛西娅问。

“学校的待遇比较差，好处是工作比较自由。”

“你如果去波音公司做事，可以赚多少钱？”

“大概是讲师的一倍。”约翰说，避开辛西娅的目光。

“那你为什么不去申请？”

“克文常说：蚕要把丝吐尽，生命才能完结。我希望在退休之前尽量多发表几篇论文。”

“为什么？”

“我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权，也是他的原罪。如果我浪费了我的生命，我会有罪恶感。”约翰说。

狄金森教授请约翰来他的办公室谈话。听了约翰的职业规划，狄金森说：“美国大学不欢迎近亲繁殖的教研人员。你已经在麻省理工待了九年，我建议你去别校申请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

当晚的饭桌上，约翰把狄金森的话告诉了辛西娅。他的未婚妻把色拉盘向他一推：“我觉得麻省理工的助理教授职位对你最理想。”

“狄金森教授很坦白地说，在别的学校，我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比较大。”约翰回答。

“什么叫作终身教职？”辛西娅问。

“终身教职就是铁饭碗。如果我拿到一个大学的终身教职，我就可以在那里做到退休，连校长也不能卷我的铺盖。”

辛西娅觉得终身教职很理想。约翰的父亲本来是一家小银行的合伙人。几年前，美国经济大萧条，他的银行倒闭，老人至今失业。

“一个终身教授能赚多少钱？”辛西娅问。

“大概是讲师的一倍。”约翰说。

“这需要多久才拿得到？”辛西娅把盛肉饼的盘子移到约翰面前。

“如果幸运的话，七年。”约翰说。

“你是说，我们七年之内不能结婚？”辛西娅放下她的叉子。

“当然可以——如果我们不在乎清贫的生活。”

“清贫的生活不是问题。但七年太长了，我一直希望三四年内能买一幢房子！”

辛西娅喜欢在周末看房。她的最爱是一幢红砖小楼房，位于麻省总医院附近的栗子街。三间卧室，两个浴室，屋后一块小草坪。非常理想！要价一万九千美元，头款三千八百美元。她梦想有一天能辞去医院的工作，在这个屋子里面生儿育女。

辛西娅站在厨房里面一边洗碗，一边转过头来喊道：“我看，狄金森教授认为你拿不到麻省理工的终身教职。”

约翰的心被扎了一下。但他不能不承认，辛西娅比他看得深。

任克文来了信，邀请约翰访问南京中央大学。

约翰的本性同情弱者。他看球赛，总要替落后的一队加油。同样的，把一个落后的机械系提升到世界的前沿，对他不啻是个挑战。况且他的家族有很多人曾去过中国经商，常听到长辈们谈起太平洋的另一边，他也想去看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

约翰准备了汤和三明治。当辛西娅回家吃饭时，他把任克文的信递过去。

“什么？”辛西娅的勺子停了下来，“你想到中国去工作？”

“我没有，”约翰马上采取守势，“我的意思是，这是克文的想法。”

“你去中国旅游观光，我在这里怎么办？”

约翰回答说，他们可以先结婚，然后一起去旅游观光。

“约翰，你也不替我想想，我怎么走得开？”辛西娅叫道，“我们结婚后，必须有个院子让小孩玩耍。现在怎能不努力赚钱？为什么你不在波士顿找个工作？”

约翰同意了。

南京的中央大学机械系来了一封信。系主任朱教授在信上这样写：“我们希望聘请您为客座副教授，讲授热工学，并重组我们的实验室。”

这个职阶比助理教授高一级。

“任期为三年。第一年的年薪是两千五百美元。后续两年每年增薪百分之五。”信上又说。

优渥的薪资是一个惊喜！

朱教授最后写道：“我们聘了十余名工程师，作为您和任克文教授的工作助手。”

当约翰把信给辛西娅看时，她叫了起来：“三年？我的天！你不会接受这个职位吧？”

约翰写信给朱教授说，他不可能在中国访问三年之久。

约翰申请了多所附近的大学：哈佛、东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为策万全，他也申请了一些外州的大学。

过了几个月，毫无消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愈来愈怕看见辛西娅询问的眼光。只有中国的古董瓷器是他的忘忧草。

早在孩童时代，约翰就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兴趣。他家的碗柜里沉睡着一套青花瓷器餐具，瓷上的小桥和屋子蓝得像他母亲无名指上的宝石戒指。小约翰不能想象一个家庭的碗柜中没有青花瓷器。

“你的爷爷退休回美国时，南京知府送了他这一套瓷器作为纪念。”约翰的父亲说。

但是当约翰进入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破产，祖屋随之被公开拍卖，瓷器也散佚了。

拍卖后一个月，约翰走过查尔斯街的一间小古玩店。在展窗里，他看到一只大青花汤碗。

约翰的心跳了起来。这分明是他们传家瓷器中的一件！

但在经济大萧条之后，很少人购买非必需品。

约翰停也不停。

几天后，他乘地铁到查尔斯街，向古董店的老板发问：“这是景德镇的瓷器吗？这个碗有没有烧残或破损的地方？你认为它的稀有性如何？釉和黏土的品质呢？”

古董商耐心得像一个哲学家。尽管如此，约翰还是下不了决心。第三次回去，古董商告诉他这个汤碗是十八世纪，清中期的东西。

店老板拿出另一只青花碗：“这两只碗都是清朝的贸易瓷。但我手中的这只是清晚期的。那时中国愈来愈弱，所以这件瓷器的质量比你手上那件差远了。”

约翰看出两者的差异，心痒难耐，就决定问价。

“五块钱。”老板说。

这个价钱比想象中便宜。他问：“四块钱成吗？”

“我买来的时候都不止这个数目！这样吧，四块五。够合理了！”

老板用好几层报纸把碗包起来，拍拍约翰的背。“恭喜！你真有眼光。”

约翰回家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继续到其他的古玩店去寻，但始终没有找到其他的祖传瓷器。

约翰应邀去纽约一所大学讲演，当晚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趁机去纽约的古董区逛逛，发现了“卢芹斋”古董店，“山中”古董店也不错。这些店里的古董瓷器都远胜于他祖传的瓷器。一件的价格，常常超过他一个月的薪水。

回来后把此番经历告诉辛西娅。她对古董瓷器的兴趣却不大。“你干吗不去看看家具？”她说，“古董像珠宝，是有钱人的玩意儿。无论买或卖，你都会损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后来约翰发现“山中”在波士顿也有一家分店，有空便去浏览。有一次，他被一个瓷器花瓶吸引住。这个花瓶独立在一个玻璃柜里。长颈、鼓腹、龙耳衔活环，瓶身缠枝花卉，肩部饰如意花纹，近足处变形蕉叶纹，通体斗彩。

“吉姆，这个瓶多少钱？”他问一个相熟的店员。

“两千块！我现在就替你包起来，好吗？”售货员向约翰眨了眨眼。

约翰吹了一声口哨：“这够买辛西娅的梦屋了。”

“这种瓶子非常罕有，两千元不算贵。你瞧，做工精致，高贵大方。这是皇宫里的摆设，不是日常用品。花瓶底部有乾隆款：大清乾隆年制。”

“当然，当然，”约翰说，“我明天就去萨福克唐斯跑马场赌马，把这笔钱赢来交给你。”

吉姆大笑：“如果我是你，我会到中国去，找到这么一只花瓶，拿一个苹果去换，回来把它卖给山中先生，用赚来的钱买一座豪宅。”

大多数大学都很客气地拒绝了约翰。唯一正面的响应来自得克萨斯州。这个州立大学给他一个讲师职位，为期两年，年薪一千六百元。

约翰想知道狄金森教授的推荐信上究竟写了什么。

辛西娅带约翰去看望她儿时的朋友埃玛·西蒙。埃玛的牙医丈夫带两位客人参观他的公寓。辛西娅高声赞美那高高的天花板、精致的横梁和大窗前波士顿花园的景色。在回家的路上她不说话。约翰明白，像他那样的工程师不是女孩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批评麻省理工的学生，参加派对时裤腰挂一把计算尺，跳起舞来手僵脚硬，像个机器人。约翰知道自己很幸运。珠迪一定为他对辛西娅说了不少好话。辛西娅在物质上的期望是合理的，可惜买房子的事，他连考虑都不能考虑。

中大的朱教授又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三年太长，我们可以把它减为一年。一年过后，如果您想继续做下去，我们十分欢迎。”

从字里行间，约翰感觉到中大需要他，自尊心恢复了不少。

在晚餐桌上，他对辛西娅说：“不管南京或是得州，我们都必须分开一年。南京的待遇比较好，中国的生活费也比较低。在那边做满一年，我可以带两千元回来！”

辛西娅放下刀叉冲出房门。

约翰去看望他的父母，告诉他们他的决定。他的父亲很兴奋。妈妈没有说话，但和约翰吻别之时她哭了。在回程的火车上，约翰想起母亲坐在小客厅里凄惨的神情。这个女人属于外贸商人的大屋，不是市中心后街的肮脏公寓！

突然他坐起身来，售货员吉姆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他已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家的大屋赎回，送给他的母亲！

第十章 南京的美国人

纽约城是约翰生平去过最远的地方。每次去纽约，要坐四个多小时的火车！

但南京比纽约远得多！坐了火车又坐船，坐完船再坐火车，一共三个多礼拜才接近目的地。

当他的火车快抵达南京站时，约翰突然恐慌起来。

“我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

邻座的小女孩在嚼鱿鱼干，一阵辛辣味冲入约翰的鼻子。一个女人敞开上衣喂奶——它们真丰满！硫黄气味飘在车厢里，大概是上次火车穿过山洞时渗进来的。前面两个穿中式服装的中年男子在聊天，声音低不可闻。

他忽然感觉头晕。

汽笛长鸣了一声。白色的蒸气飘过窗口，随着“呲呲”的喷气声，火车慢了下来。车厢里的人声愈来愈嘈杂。约翰胃里的液体开始向喉咙处涌。

任克文只知道设计飞机，如果他不来接我，我今晚到哪里过夜？

约翰刚踏下火车，就看到远处一对男女向他热烈地挥手。他松了一口气。

任克文的脸阔了些，但也苍白了些。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国长袍，头发中分，向两边梳开，一副学者神气，无复当年那个剃平头的男生模样。

珠迪穿着阴丹士林旗袍，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单薄的棕色手臂浑圆了不少。

“又看到你们了，真好！”约翰放下两件行李，先和珠迪拥抱，再和任克文握手。

“你看起来累了。”珠迪观察了一下他的脸说。

“你们看来都不错。”约翰撒了谎。

他们一走出车站，立即被一群粗声的黄包车车夫包围了。约翰看着珠迪用熟练的国语和他们大声讨价还价，暗暗钦佩。

“朱教授为你准备了公寓，离我们家只有几个街口。”任克文说，领着约翰走向珠迪谈好的三辆黄包车。

凉风习习，坐在下篷的黄包车里面很舒服。但车夫看来连一百磅都不到，给约翰一种剥削下等人的罪恶感。

黄包车转入一条宽敞的大道。路边的围墙上开满了蔷薇花，墙后是单层或双层的住宅。街道上几乎没有汽车。除了来自池塘上呱呱的蛙鸣和草丛里唧唧的虫声，只听到苦力的光脚板啪啪地打着路面。

黄包车拐了个弯，眼前忽然展开一条灯光如昼、人声喧哗的大马路。约翰想起纽约的百老汇。不同的是，这条大街汹涌着黄色脸孔，没有白人。

饭店到处客满。透过一个玻璃窗口，约翰看见一口沸腾的大铁锅，上面堆着一层层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他的眼睛一花，几乎错认它们是女人柔软的乳房。

转入一个破旧的地区，黄包车又一次被黑影吞噬。两旁歪歪斜斜的石灰屋里只有黯淡的烛光。这是中国的首都，有些市区地带居然没有电灯！想起波士顿停电的日子，他的心情更是低落。

黄包车停在一栋大楼前面。三人都下了车。任克文和珠迪把他们的零票子掏出来，凑合付了车资。约翰两手各提一件行李，跟着他的朋友踏上冷冰冰的混凝土楼梯，来到二楼一个门口。任克文掏出钥匙开了锁，吱的一声把门打开。珠迪在墙上的电门轻轻一按，柔和的灯光便浮满屋内的甬道，约翰的心情也舒缓了些。

一进公寓，约翰便嗅到阿摩尼亚的气味。他把头探进甬道旁边的厕所里，看见水泥地面一片水痕。墙上连挂毛巾的钉子都没有，只有许多发霉的褐黄斑点。水滴从水龙头滴在泛黄的浴缸里面，一声声在缸底回响。

他在甬道另一边找到了一间窄窄的卧房。

“客厅在哪？”他问。

“这些沙发就是招待客人用的。”任克文指着卧房里的两张小沙发说。

约翰点点头。

卧房里还有一张木桌，两把木椅，一张双人床，房间被塞满，连转个身都不方便。约翰拍一拍床上的被褥，灰尘飞扬。他呛了一下。

“我猜，这就是我的书桌兼餐桌。”约翰指着木桌说。

“你猜得不错。”任克文笑起来。

室外有人敲门。任克文走出去，不到一会，带了个一瘸一拐的中年男子回来。这个人穿着油污的工作服，腰带上挂着一圈钥匙。

“这是老严，你的公寓管理员。”任克文介绍。

矮壮汉子向约翰说了几句话，声音出奇地尖。在离开波士顿之前，约翰曾补习了几个礼拜的中文。但这人的口音很重，约翰一句也没听懂。

“他说，不要用浴室的水龙头。”任克文帮了一句，然后加了解释，“水管堵了。下星期他会来把它修好。”任克文压低声音：“不知道这个人可不可靠。他来了没几个礼拜。”

十五分钟后，约翰跟着他的朋友，走进邻近一家面店。约翰点了一大盘热气腾腾的包子，狼吞虎咽地吃完。

珠迪问：“不要别的？”

约翰摇摇头，打了一个饱嗝。

结账后，他们走了几个街口，来到一个杂货店。

“你得买些草纸，随身带着。”任克文说，“中国的公厕不供应这个。”

“还有，至少两个保温壶。”珠迪补充。

“为什么？”约翰问。

“一个装茶，另一个装热水，用来洗脸和洗手。”

杂货店老板几乎和约翰一样高。他向约翰拱了拱手，手上一只金戒指闪闪发光。

任克文指着一个在灯下读书的女孩：“她叫陈梅，老板的大女儿。”

女孩站起来向约翰鞠了一躬。她的黑漆头发反射着灯光，闪得约翰的眼睛发花。黑长裤，长袖白上衣，右腋窝到腰下一排漂亮的黑色纽扣。

任克文告诉陈梅说：“温思策教授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八年的室友。”

陈梅灵活的黑眼睛放出光来。“您好，温思策教授。”她亲切地说。

“这学期功课重吗，陈梅？”任克文问。

“啊，我还忘了谢您，任教授。老师称赞了我上星期的作业。他说我的解法有原创性。女孩们听了都嫉妒，我告诉她们，这是您的指点。”

“其实，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陈梅。”任克文对着她快乐的笑容说。

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凳上，手中抱着一个小女娃。珠迪替约翰介绍，女人羞涩地向约翰点了点头。小女孩艳红的脸颊使约翰想起新英格兰秋天的苹果。

小女娃要摸约翰的手。母亲把她按住，告诉她不要“打扰老师”。女娃挣得脸都红了。约翰走过去拍了拍她的手。她紧紧抓住他的一根手指，两只眼睛像水晶的小池。约翰把她抱起，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珠迪把小娃娃从约翰手里接过来：“我们都抢着抱她，把她宠坏了。”

“她叫什么名字？”约翰问。

“五毛，”珠迪说，“十个月大。”

约翰在店里走了一圈，选了一些日用品。

“黑毛，把美国老师的东西包起来。”老板告诉陈梅。

“哎，爸爸。”女孩回答，声音很清脆。

约翰半夜上厕所，头几乎撞到卧房的墙上去。

厕所的水龙头打不开，约翰便走到厨房去。厨房的水龙头生了锈，他用力旋开，水管吐出愤怒的黄色泡沫。黄水变清之后，他泼了一些在脸上。

然后他再也睡不着，便去扫了地，擦净了桌椅，又修好了浴室的水管，才钻回自己的被窝。

“南京的女孩都有这样的黑头发吗？”他一边想，一边进入梦乡。

在南京的第二个晚上，约翰写了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

我最亲爱的辛西娅：

我爱，昨天晚上我已到达南京了！克文今天上午带我到系主任室。朱教授告诉我，我的课有一百多个学生注册。

我问朱主任，一个高年级班通常有这么多学生吗？

“很少见，”朱主任说，“学生这次比较多，因为很有些人想看一看美国教授是什么样子。有些学生听不懂英语，过些时候这些学生就不来了。学生人数慢慢减少是完全正常的。这种现象发生时请不要气馁，尤其不要怪自己。”

朱主任把我带到工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张院长热情洋溢。“温教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他连连地说，用双手抓住我的手，“我们需要航空工程。蒋委员长也是这样说的！”

院长带我和朱主任到一家饭馆吃午饭。几个穿红旗袍的女招待在大门口排队迎接我们，其中一人带我们上楼。十几位资深教授已等着，坐满一个包间。菜肴一个接一个地送来，很多是我从未见过的。有的用了一半就撤了！米酒一瓶又一瓶地开。我和所有的人都碰了杯！

张院长告诉我，罗校长要招待我到他家喝茶。这真是一件意外的消息。我们麻省理工的校长肯定不会请一个副教授单独去他家聊天。

张院长给我的下一个消息更惊人：蒋夫人宋美龄邀请我参加她下礼拜的茶会。蒋夫人宋美龄！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和大家道别的时候，朱主任压低声音请我和克文当晚去他家吃便饭。

我们六点钟到达朱家。女主人来开门，她脸部的表情告诉我，朱主任的邀请是即兴的。朱太太拿了手提袋赶紧出门，带了一只活鸡回来。

晚安，我爱。非常非常想念你！

爱你的，

约翰

第二天晚上，约翰去拜访罗校长，一位银发的老人。

校长官邸是校园内的一间老木屋。客厅的墙壁排满了蓝布的线装书。校长坐在藤椅上，谈起他最近的北京之行。

“何梅协议已经把华北非军事化，”校长说，双眉深锁，“日本以蚕食桑叶之势吞噬中国。看来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在东北学到了一个教训：没有优良的空军，就打不赢现代战争。如果我们输了，中国将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个朝鲜半岛。”

罗校长提起蒋夫人的茶会。约翰问：“你和她很熟吗？”

“可以说，我和委员长更熟。”罗校长说。

“你常有机会见到委员长？”约翰有点惊讶。

“没有。不过，每年两次，我要向委员长报告中央大学的校务。报告结束后，委员长总要我阐述一下王阳明的思想。他对后者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前者。”罗校长笑了一笑。

“你是说，蒋委员长是个儒家学者？”约翰讶然。

“也不能这样说，”罗校长回答，“但委员长年轻的时候读过王阳明，非常敬重儒家哲理。”

“我听说中国的新思想家蔑视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俄化，推倒儒家的圣殿。”

“很讽刺，是吧？委员长自称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其实他是再传统不过的。很少有人知道，他对儒家思想心悦诚服而且身体力行。”罗校长说。

约翰问罗校长，他和蒋委员长最初是如何认识的。

罗校长说，几年前，他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天，他去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当他和一个侍从下火车时，几个蓝衣人已肃立路旁。领头一人向他报告：委员长希望和他见面。这些人随即礼貌地请他坐上一辆庞大的凯迪拉克轿车。罗院长的侍从认得，这辆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防弹车，听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委员长的生日礼物。

罗院长被带到中央饭店的总统套房。侍从正在摆放他的眼镜、纸张和毛笔，外面忽然传来门铃声。侍从去开门，只见委员长微笑着站在房外，一身长袍马褂，没穿军服，也没戴勋章。背后跟着一群蓝衣人。

半杯绿茶后，蒋委员长就开门见山地说：“罗院长，我来请你接管国立中央大学。”

“不敢当，委员长，”罗院长说，“而且，我已经答应了曹校长，帮他挑起文学院的担子，为期五年。任期还有两年才满。”

“罗院长！”蒋委员长说，“国立中央大学是首都的第一学府。我希望它在你的领导下，成长为全中国的第一学府。”

罗院长说，他不想终老于行政工作，在院长任期期满以后，他希望退出管理行列，致力于教学和著书。

“罗先生，国家的生死存亡已到了关键时刻。”委员长神色森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则徐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罗院长默然。

“我希望你来南京任职，还有一点私心，”委员长的声音变得温和，“在此多难之秋，风雷动荡之时，群疑满腹，众难塞胸，非有绝大定力不能贯彻我的信念。我很佩服你对王阳明思想精湛的了解。如果你来南京，我可以随时向你请教。”

委员长又说，他已经打了电话到北京，得到曹校长的同意，解除罗院长对北大的义务。

罗院长说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委员长没有坚持。临别时，他邀罗院长当晚到他的官邸吃饭。

晩饭是一点肉、一条鱼、一些米饭和大量的蔬菜。蒋夫人打发仆人到厨房去取一瓶茅台。她告诉罗院长，委员长本来不喝酒，但罗院长是他生平敬重的学者，“今天他的兴致很高”。

蒋氏夫妇向罗院长敬酒，祝他健康。

两个星期后，罗院长接受了委员长的聘书。

抽水马桶外泄，脏水流了一地。约翰借了老严的工具把马桶修好，但同样的问题第二天又出现了。

老严厉声说：“西方的抽水马桶很娇贵，你不能扔垃圾进去。”

约翰说他没有这样做。

但不久约翰就知道他错了。用过的便纸应该放入废纸篓，和其他垃圾一起倒掉。

约翰买了一辆自行车。现在他可以独自出游，浏览南京的街景。他喜欢这个城市树荫下的大马路，比波士顿的马路直而且宽阔。

学生多，教室的椅子不够。有人站着听课，也有人坐在地板上。他用英语讲解，偶尔试一句中文，全班哄堂大笑。

他第一个任务是在石灰楼的地下室里建造一个风洞。地下室有一扇门，用一条生锈的铁链锁着。他问了很多人，但没有人说得清那扇门通到哪里去。

在麻省理工，造风洞的工作比较容易。很多需要的部件可以从外面订购。在南京，他必须自己又锯又钻。

有一天，他去邻近的便利店购物。陈梅笑得很灿烂：“爸爸说，您的纸张一概不收钱。您是老师。”

陈梅的声音里隐隐夹着快乐的笑声，很可爱，“老师”这两个字的语气，充满了崇敬。

一只暖暖的小手摸他的膝盖。他低下头，看到一个小娃娃趴在地上，眼睛发光。

“她长大以后，一定和她的姐姐一样美丽。”约翰对自己说。

小女娃没有玩具。约翰决定买一件送她。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我最亲爱的辛西娅：

这几天我花了许多工夫去找祖父的教堂。父亲给我的地址没有什么用，因为很多街名都改了。克文答应请他的父亲去翻市政府的档案。

每逢星期日我都去做礼拜。教堂在一所学校里面，离我住处不远，礼拜的仪式和我们差不多，但这些信徒中很少有“大鼻子”。

这个学校由金陵女大的魏特琳女士负责，有三百多名学生。看到这位女士一身兼任两份工作，忙得天昏地黑，我体会到祖父在南京为主工作的艰辛。

吻你，爱人！你好吗？

爱你的，

约翰

一天，任克文去北平出公差。到了晚上，珠迪捧了一锅汤来到约翰的公寓。约翰请她在小沙发上坐下。

珠迪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说：“你的公寓需要布置一下，约翰，好好地过日子！”

“谢谢，”约翰说，“珠迪，中国待你还好吗？”

“老天，这里的人真热情！但有时人与人的关系太接近，我觉得透不过气来。”

“钱够用？”

“在政府公务员中，教授的薪水算是高的。你也知道，我们不会花钱。除了克美的学费到期的时候有点紧，克文的二十美元一个月尽够了。”珠迪说，“你呢？后悔来南京吗？”

“我喜欢教书。实验室的工作也够我忙的。”

“你和克文都是一样——工作，工作，工作！”

“克文比我疯，至少我还没有忙到在办公室架张帆布床过夜。”约翰说。他从一个保温瓶倒了一杯茶给珠迪，又递过去一大纸袋的白糖。“克文忙起来就日夜不分，我担心这会影响他的健康。”

“我也在劝他，”珠迪说，把纸袋里的糖粒小心地倒入她的茶杯，“哎呀！太多了。你真的应该买个勺子，约翰。”

“对不起。”

“我求克文把心事放宽。没有用，”珠迪继续说，“他说他的工作不能等。”

“很多中国人都是工作狂，”约翰说，“你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我记得你说过，他每天从早上十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一点，三十年如一日。赚了钱又不花。”

“所以他不满六十岁就去了。”珠迪叹了一口气。

“什么？你父亲过世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几个月前一个早上，我接到姑姑的电报说：你爸没几天了。我看了消息，忽然放声大哭。我本来以为自己对爸没什么感情。这种反应我至今还不明白，也许是一种内疚吧。”

约翰不知该说什么好。

“克文赶紧给我买了一张当天中午的飞机票，”珠迪接着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那天没叫到出租汽车，急死我了！幸亏一个巡逻的警察用他的摩托车送我去机场。”

“南京的警察真好！”

“我没有坐飞机的常识。幸亏服务员送了我棉花球，不然耳膜恐怕要被震破。马达太响了！”珠迪说，“我也没想到当天下午飞机就到了广州，还来得及见我爸最后一面。”

“怪不得你的父亲急着把饭馆卖掉。他自知时间不多了。你赶到医院给他送终，他一定很安慰。”

“他嘴里嚷着飞机票太贵。但我知道他松了一口气，”珠迪说，“他向我道歉。”

“你不是说这个人一直否认伤害过你，每次你们吵架，错的总是你吗？”

“他终于承认自己不该和莎莉鬼混在一起。”珠迪拭着泪，“他说，这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悲哀。根据美国法律，他既不能娶一个白人女子为妻，也不能从中国带一个女子到美国来。”

“没有亲人的日子太寂寞。”约翰说。

“他说：‘没有娱乐，没有女人，没有尊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爸老是梦想在他的乡下办一所学校：他需要挣回被美国拒绝的尊严。”

“你接受他的道歉吗？”约翰问。

“我终于看到他那张漠然面具后面的无奈。我了解寂寞，约翰，所以，是的，我原谅了他。”珠迪说，又用手帕擦眼睛。

“你是说，你和你父亲终于和解了！”约翰说。

“当时我也这样想，可是几分钟后我又朝他大吼大叫。”

“珠迪！”约翰提高了声音。

“我知道，但当时我忍不住。”

“那又是为什么？”

“他拿出一大沓连在一起的票子说，这叫作救国公债。上面有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签字。”

“国家债券是比较安全的投资。”约翰说。

“这些债券哪是投资用的？”珠迪说，“救国公债上面明明白白的印着两行字：不发利息，不还本金。”

“有这种事？”

“所以我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珠迪！”

“我知道，但是，如果他不把钱扔进水里，以后就都是我的。”珠迪说。

“他怎么说？”

“爸爸要我原谅。他说，他可以解释。”

解释很长。老人生病以后，知道已经不能亲力亲为地办一所学校。

“他打了电话给一个银行界的朋友，”珠迪说，“朋友告诉他，政府亟须资金向西方购买现代武器。他们正在考虑把故宫所有的古董卖掉，用所得的款项来买五百架飞机。中国军队需要这些飞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土。

“这位朋友又说，如果日本征服了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亡国奴，命运比美国的黑奴还惨。中国人在街上遇到日本兵就要鞠躬行礼，否则就要被扇耳光，还要跪下任日本兵踢打。

“朋友说完，我爸就答应捐出他全部的积蓄去买救国公债。”

珠迪对约翰说，她终于了解了她的父亲，“我曾以为我爸是个自私自利的粗人，”她说，“没想到他会把血汗钱全部捐给国家。他和克文完全一样，倾其所有为他的同胞争取尊严。”

一个星期后，穿着制服的司机开轿车把约翰送到黄埔路。草坪上一位蓝衣侍卫把他带到大屋的客厅。天花板上吊着水晶灯，墙角有一架施坦威大钢琴。大部分的来宾都是西方人，他们分成许多小群站着聊天。丝绸垫子的红木椅子大都空着。

一位侍从唱出约翰·温思策的名字。另一位把他带到蒋夫人面前。

蒋夫人深蓝色的丝绒旗袍外面罩着黑丝绒背心，宽阔的垫肩逐渐窄成一个纤细的腰身。旗袍上绣着精致的白花，戒指和手镯宝光四射。约翰知道这种宝石叫作帝王绿翡翠，其名贵不逊于顶级钻石。

蒋夫人把手递给约翰。约翰低头鞠躬，她纤细的手指瞬间消失在他的大手里。

“很多人都谈起你，”夫人用流利的英语说，有一点儿美国南方口音，“欢迎你到中国来！”

夫人的年龄看来和他相若。但约翰知道她在韦尔斯利学院读大学之时，他还是个小学生。

蒋夫人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新校区很熟悉。她告诉约翰，麻省理工把校园从波士顿市区搬到剑桥后，她曾在校园的一条极长的走廊里迷了路。

“无限回廊！”约翰说，“麻省理工学院所有主建筑都由它连接起来。”

蒋夫人回忆起查尔斯河上的帆船赛，还记得它叫作“查尔斯河之源”。但是当约翰提到麻省理工的运动设备，她似乎惊讶这大学有足球队。

她问起波士顿地区的变化，尤其关心她母校新盖的哥特式建筑。约翰觉得他们谈得像老朋友重逢一样。但过了不久，她对约翰背后的长龙看了一眼，然后优雅地说：航空工业对中国非常重要。约翰意识到这句话的暗示，便向她鞠了一躬。蒋夫人再次感谢他来中国，然后转身招呼下一位来宾去了。

许多宾客移步过来把约翰包围住，其中一人是个满身古龙香水气味的绅士。他自我介绍是格雷·埃文斯，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事。

格雷想知道蒋夫人对约翰说了什么话。约翰简单地说了几句。

“我猜，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哈佛的学生追求过她。”一位戴着粉红色礼帽的女士低声说。

她的推测引起了众人的兴趣。

“那时她的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读书，”一位戴大帽子的女士用权威的口吻说，“男士要和她约会，先得哥哥批准。”

一位中年女士接着说，当年她也曾被韦尔斯利学院录取。如果她没有选择斯密斯学院，二十年前她就是蒋夫人的同学。

“说不定现在你就是她最好的朋友。”站在她旁边的男士说，干笑了两声。

格雷告诉约翰，夫人是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不久以前她发表了一篇演讲，强调飞机的发明使世界沟通更方便，地球更小。

约翰和大家交换地址，承诺多多联络。

格雷跟着约翰走出委员长的官邸，两人交换在南京的生活经验。很快他们就以名字互称。

约翰提起他对中国古董的兴趣。格雷警告，市场上大部分的古董质量都很差——假货更多。

约翰刚在一个地摊买到一件东西。“让我告诉你我有多幸运！”

他看中了一个象牙雕。小贩说是明朝的，开价十元金圆券。约翰知道市场里的小贩往往漫天要价，所以还他四元——大约一元美金。

小贩爽快地接受了。

事后，约翰的同事小林告诉他说：“如果小贩开口十元，你该还他五角。”

“你为什么不早说？”约翰有点恼火。

虽然如此，三百年的古董，四元买到，还是便宜。

“这个雕刻不是明朝的。”小林仔细看了一下牙雕说。

约翰开始担心了：“那这是哪一朝的？”

“昨天造的，”小林说，“染了色，所以看起来老。”他加上一句：“这是牛骨，不是象牙。”

约翰钻进了他的轿车：“你瞧，格雷，我不懂的学问还多得很。”

格雷一笑。“我们该找个时间一起去看古董。”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我最亲爱的辛西娅：

我要告诉你：我的学生们称我为“教授”。我已经不是一个讲师了！

但我显然误会了“副教授”的含义。中国的大学教授只有两级：教授和副教授，没有助教授。许多有博士学位的人，不需教研经验就有成为副教授的可能。

上了一个月的课，学生人数还没有显著减少。我用英语讲课，学生们都领教了麻省理工对功课的要求：每星期一组习题，三星期一小考。大部分同学都考得不错。这表示他们听得懂我的英文。

实验室的学生对我近于崇拜。以前有人对我说过，中国学生只能用脑，不能用手，但我对学生们实验报告的质量非常满意。

这里工学院学生的生活和麻省理工学生的生活相差无几，他们很少有机会和女孩认识。我从没见过男孩和女孩在校园里牵手。女孩和女孩反而有。我问我的学生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笑。我很高兴我已经没有女友的问题，因为我有你，亲爱的！

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个风洞要比麻省理工学院的风洞大。我得问问克文，做这么大的风洞干什么。

在这里，心无杂念，一心工作，我更能领会工作对我的意义，做一个有用的人，这种感觉真好！但我好想念你，亲爱的，确实非常，非常想你。

爱你的，

约翰

P.S.我有空就在市场看古玩，但什么都没找到。夫子庙的古董店有相当不错的明清瓷器，但价格并不比纽约和波士顿便宜。一个古董商把我当成大客户，把我带上二楼的密室，放下所有的窗帘。但一个明代五彩花瓶要四百元（约一百元美金），即使放了窗帘，似乎还是贵了些。

一天晚上，约翰带了一大沓手稿回家，第二天早上忘在了抽屉里。这些手稿里只有方程式，所以约翰不太担心。中午的时候他赶回家，却发现手稿失踪了。

任克文周六下午从北平回来，回来后马上就去看约翰。

“一直没有时间，抱歉，”任克文说，“明天带你去一些景区走走。”

约翰谢了他，顺便提到他失去的手稿。

“天哪！”任克文叫道，“里面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有个公式，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算出来。”

“你把手稿放在哪里？”任克文环顾四周，紧张地问。

约翰指着他书桌最上面的抽屉。

“糟糕！我忘了告诉你。不要把你的手稿或任何重要数据带回家！把它们锁在实验室，那里有武装警卫保护。”

其实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约翰，所以美国人有点心虚：“武装警卫，克文？”

任克文没有回答。他只是问：“你还记得这个公式吗？”

“我凭记忆把它写了下来，但有些地方好像有问题。”

“给我看看。”

约翰把一张纸片递给任克文。后者瞄了一眼，就开始念念有词：“把 x 设为零。右方等于零，左方等于三分之一。不对不对！嗯，如果我们改变这里，不，不，不，这也行不通……”他闭上眼睛，睁开时指着纸上一个符号,“这里缺了一个因子。应该是五分之一。你要多少时间才能验证出来？”

“大约二十分钟。”约翰说。

过了一会儿，约翰抬起头，满脸笑容：“你太神奇了，克文。”

“我告诉你，约翰，”克文没有笑，“南京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要事事小心。”

“好吧，老板！”

“你还不明白，约翰。事实上，我们以前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和你一样，直到有人在他胸上射了三发子弹。”

“老天！他还活着吗？”

“活得很凄凉。医生开了刀，但他的肺里仍有一颗子弹没能取出来。去年他辞职时告诉妻子说：他只有十年可活。”

“克文，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过是个副教授。这至少有一个好处：除非引诱别人的大闺女，否则不必担心被人谋杀。”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约翰，我们得谈一谈。”

匆匆告别时，任克文说：“明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在杂货店门前的巴士站见面，我带你到外面逛一下。”

“太好了，我正想送一个洋娃娃给五毛。”约翰说，“这叫作一石双鸟！”

第十一章 明孝陵的建筑工人

第二天早上，约翰和任克文走进陈梅的杂货店。一个小女娃坐在老板娘的腿上，拿着一支筷子不停地敲着台面。

“我男人今天不在。”老板娘说。

“没关系。我们今天的目的是来看五毛。”任克文微笑地注视着小娃娃，“对不对呀，小公主？今天你肯给我一个吻吗？”

小娃娃赶紧把脸藏在母亲的怀里，头发转成一股黑旋涡。

“对不起。她每天早上醒来以后总是不理人。”女人说。

约翰拍了拍手：“嗨，五毛！你看这是什么？”

小女娃慢慢露出一点小脸，看到约翰手上的洋娃娃，眼睛就变成两弯微笑的半月。

“过来吧，五毛。”约翰向她招手。

母亲把小娃娃放在地上。小女孩脚步不稳地向前走。当她快要跌倒时，约翰急忙把她抓住。大男人和小娃娃抱成一堆尖叫。

五毛把洋娃娃从约翰的手里抢过来。大家都哈哈大笑。

一个脸颊红润的女孩站在一个角落里。她的黑长裤和白上衣看来都洗得很干净，就是尺寸大了些。

“陈梅！”任克文用国语说，“两个礼拜不见，你又长高了。我相信你现在要比珠迪高了半个头。”

“您又逗我了，任教授。”女孩说，声音脆得像雨点打在竹檐上。

“没有，”任克文说，“陈梅，你看谁来了？你不是说有事要问他吗？”

约翰把小女娃递还给她的母亲。“嗨，陈梅！你想问我什么？”他用磕磕巴巴的中文说。

“唐老师替我报了名，参加南京市教育局的英语演讲比赛。我心里有点紧张。”陈梅脸颊的颜色加深，“唐老师要我找一个外国人练习英语。”

“不用找，眼前就是一个，陈梅。”约翰微笑着说。

“但是，温教授，我不能浪费您太多的时间。”陈梅的脸更红了。

“那有什么关系？和你说话是很愉快的事。”约翰改用英文说，“来，我们先练习如何称呼朋友。我们认识已经两个礼拜了，你该叫我约翰了。叫吧！”

陈梅的嘴巴动了一动就停下来。

“怎么啦？”

“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约翰诧异地问。

“您有一个博士学位！”

“那又怎样？”

“连我们的校长也没有这么高的学位。”

“我们是朋友，陈梅。你是我的小朋友，我是你的大朋友。”约翰笑道，“在美国，朋友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陈梅怀疑地看看约翰，又看看任克文。

“让她考虑一下，约翰。你把她吓坏了，”任克文说，“她不习惯这样称呼大人。”

“好吧，”约翰说，“那你说吧，陈梅，我们怎么办？”

“我听说您在找古董，”陈梅一边说，一边盯着约翰的脸，“我可以替您翻译。”

“陈梅！”任克文说，“约翰不需要人替他翻译。他的中文可以应付。”

陈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朵：“当然，我知道，温教授的中文说得非常好。”

约翰笑道：“你们都太客气。也许我会讲几句简单的中文，但一点都不会讲价。”

“我可以帮您。”陈梅马上说。

“好！你帮我讲价，我陪你说英文。”约翰哈哈大笑，“握手？”

陈梅犹豫了半天。

“她恐怕不肯碰男人的手。”任克文也笑着说。

走出杂货店，任克文宣布他们先去看长江。

他们坐车出了城，到了狮子山。下车后，约翰和任克文爬到山顶。脚下长江如带，波涛滚滚。在薄雾里，他们的衣袂被大风吹起，遥远的城市显得古老而神秘。

“那边就是静海寺，约翰。”任克文指着远处许多青瓦屋顶的旧房屋，“一八四二年，中国和英国在那里签署了《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强迫中国政府接受鸦片在中国自由买卖，害得你的大伯染上毒瘾，对吗？”

“英国得到的利益不止于此，约翰。中国还割让了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并向英国赔偿林则徐烧毁的鸦片。这是中国沦落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开始。”

“中国为什么接受这样血腥的条约？”

“因为中国的弓箭和火枪打不过英国的炮艇。”

“幸亏我们美国人没有在中国卖鸦片，”约翰叹了口气，“否则，你可能会恨死我们！”

“约翰，你恐怕把历史搞错了。四个波士顿家族：帕金斯、福布斯、拉塞尔和斯特吉斯都参与了中国鸦片贸易。”

“噢！”约翰喊道。

“美国的基本精神是‘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国政府把不平等条约加在我们身上。”

“克文，多年来，中国付给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的赔款总数是多少？”

“这么说吧，大概是大清帝国一年国家预算的二十五倍。”

约翰约略地算了一下，“如果美国负了同样倍数的债，利息四厘，”他说，“光是付利息，联邦政府就必须把美国老百姓的所得税加倍。”

“引起的经济风暴，”任克文说，“可能比一九二九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风暴还要猛烈！”

约翰摇头叹息。

“所以，在中国人的字典里，‘资本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名词。”任克文说。他掏出皮包，翻出一张褪色的照片，递给约翰：“这相片中的两个人是我高中时代的好友，刘立群和斯水宁。你瞧，右边是刘同学，左边是斯同学。”

约翰看着两个年轻人站在黄铜栏杆前，浓密的头发在风中飞扬，面孔明亮，两手叉腰，构成骄傲的三角形。

“斯同学长得很神气。”约翰说。

“他是我们的班长，”任克文说，“我们的班导师认为他是我们中间最有前途的学生。”

“他们都显得那么自信，眼里充满希望，肩膀似乎扛得起一个中国。”约翰说，“他们有没有去美国念书？”

“没有。他们不喜欢美国，”任克文说，“在我去美国的前夕，我们三人激烈地辩论到天亮。我们不同意的是：日本和美国，谁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他们有没有读大学？”

“有——中国的大学。刘同学进了电机工程，斯同学进了法律系。”任克文说。

“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两门学问可以振兴中国？”约翰问。

中国的知识分子，任克文解释说，认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绰号赛先生与德先生，是中国所有问题的解答，在这些领域的学生们为社会所重。斯同学和刘同学在毕业后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出兵沈阳，”任克文的声音转为高亢，“第二天，他们两人都辞掉了工作。”

“为什么？”约翰吃惊地问。

“他们指责蒋介石无能。两人起程去江西，加入了毛泽东的革命队伍。”任克文说。

“你是说，你高中的好朋友都是共产党？”约翰震惊。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任克文居然有这种背景。

“是，”任克文回答，“几年后，他们潜伏在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人员逮捕。两个人都拒绝出卖他们的同伴。他们高唱共产国际歌，大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被枪杀。”

“我的上帝！”约翰惊叫了一声。“克文，你也是共产党员吗？请告诉我真话！”

任克文告诉约翰，在他的高中同学中，最认真的学生都倾向于共产主义，但他相信美国不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谁是？”约翰问。

“日本！四十年前，它强逼我们割让台湾。一九三一年它强占了东三省。去年是热河——我们的委员长连打都没有好好打。因此，下一个就是蒙古了。如果我们不把日本打败，中国将从地球上消失！”

约翰看着任克文发烧的脸，不由怔着。

“中国不是一个军事强国，”任克文继续说，“如果要找一个说法，她是一团怒火。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世界更危险。”

约翰问这是什么意思。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研究院的第二年，我出了个意外，受了伤？”任克文问。

“你勃然大怒，一拳打在墙上，打碎了四个手指骨。”约翰说，“我还以为你想打我！”

“很抱歉，约翰，那天我发怒，是因为听见日本人占领了沈阳。但是愤怒的中国人不止我一个。你看不见，因为他们的悲愤藏得很深。但有一天它会像一千个太阳一样爆发出来。约翰，当爆炸发生时，全世界将要发抖。”

约翰不相信中国的处境如此险恶，但他羡慕任克文的狂热——他自己的狂热是一幢三卧室的房子。

任克文告诉约翰，第二个要参观的景点是中山陵。

两辆黄包车把他们带到紫金山。约翰看见远处一幢蓝瓦白石的建筑，傍山而建，气势雄伟。他们在山脚下了车。

上山的墓道是四百级左右的白石大台阶，阶长七十米。陵门上的四字横额是孙中山的手书：天下为公。祭堂在陵墓最高处。任克文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坐像前面站住，沉默不语。

随后，他们去凭吊了孙总理的石棺，然后在墓旁一棵松树下休息。

“下一站我们去明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任克文说。

时间快到中午，天气稍暖。任克文不沿原路下山，迳取一道曲折的斜坡。周围没有人，松鼠从树上跳来跳去。约翰想问他的朋友为什么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但看到任克文紧绷的脸，他没有开口。一场跋涉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平地。向前望去，红树夹道。任克文似乎松了一口气。他摘下眼镜，抹去眼角周围的汗水，示意约翰在路边的木凳上坐下。

“这是明孝陵的神道。”任克文说。

“陵墓在哪里？”约翰问。

“在这条路的尽头。”任克文说。

游客寥寥可数。一对夫妇站在一只巨大的石象前面，另一人用相机对准他们。远处有成对的石狮、石马、石骆驼、石麒麟。更远的树中隐隐看到文官和武士的石像，都比真人大。

“这些是五百多年前，用花岗石凿出来的。”任克文说。

“壮丽！”约翰说，架起一条酸痛的腿，“从这些石雕来看，你们从前的大明帝国国力十分强盛！”

“明孝陵是巨大的劳力浪费。”任克文严肃地说。

“参加建设明孝陵的劳工有多少？”约翰问。

“民工先后二十万人，建筑时间长达二十五年。”

“我的天！我敢打赌，如果有这种人力资源，你我一年可以制造几千架飞机！”约翰说。

“问题不是飞机的数量，”任克文皱起了眉头，“如果造出来的飞机达不到世界水平，那就毫无意义。”

“这恐怕很难办到，”约翰说，“我们的知识都从书本和期刊而来，你我都没有洛克希德、波音和道格拉斯多年的实际经验。”

“你说得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客观地讨论一下，如果我们同心合力，能够做些什么？”任克文说。

他列出三个制造飞机的专业领域：空气动力学、结构和内燃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同时掌握三个领域，”他说，“我的专长是理论。我可以设计一架现代的飞机。”

“我可以打造你需要的飞机部件，然后拿到风洞试验，”约翰说，“根据实验结果，我们进一步改良。”

“好！空气动力学有了。”任克文说。

约翰说，假如他有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他可以把这些部件装成一架飞机。

“我们从哪里找得到这些工人？”任克文问。

“我们实验室的工程师和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约翰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美国聘请一些专业技工。”

“那么，内燃机呢？”任克文问。

约翰想了想，“这是我们最欠缺的地方，”他最后说，“我曾在马克· 泰勒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了一个夏天，但我的经验仍非常有限。也许我们可以从通用汽车公司购买引擎，加以调整来适应我们的需求。”

“中国有修复和维护的工房，”任克文说，“也有制造零件的工厂。”

“太好了！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些零件工厂改为制造引擎的工厂。”

“我们怎样开始？”任克文问。

“我们从小处开始，一步一步来。”约翰说，“如果日夜赶工，也许可以在一年内制成一架原型飞机。”

“这架飞机会有许多缺点。”任克文说。

“对。我们要继续试验和改良，再大量生产。”

“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架飞机？”

约翰想了半天，“第一年我们应该能够生产十架，”他慢慢地说，“两三年后，一年一百架。再过两年，一年四百架。然后我们就上轨道了！”

任克文仔细地四周张望，一拍大腿：“你知道吗，约翰，去年我写了一份报告呈到系里去，内容和你刚才说的非常接近。”

约翰站了起来：“真的吗？”

“日本在一九一○年才有第一架战斗机，”任克文说，“但在一九二○年已经开始制造航空母舰。他们做得到，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中央大学怎么处理你的建议？”约翰问。

“罗校长把它转发给了航空事务委员会。”

“航务会怎样批？”

“最初，我们好几个月都没有听到消息。”任克文说。

“糟了！”约翰说，“政府机构不够魄力，常常不肯拨款给大胆的工程计划。”

一个笑容慢慢在任克文的脸上展开，“坐下来，约翰！我告诉你，蒋夫人宋美龄对我的建议有兴趣。”

“我的天！”约翰喊道，“你拿到经费了？”

“我们没有拿到一百万美金，约翰。但政府批准了我们的预算。他们也批准了对你的任命。”

“哈！”约翰喊道，“难怪夫人知道我。”他又站起来。

“坐下，坐下，约翰！”任克文说，“这笔经费为期三年。所以我们在三年内必须获得一些具体成果。此外，我们还得和一些中国的学术领袖沟通，鼓动他们来支持我们。”

“我明白了。怪不得上礼拜你突然离开南京，”约翰说，“你一定在北平讲得嘴干唇裂！”

任克文郑重地点头。他拿出一本小册子，用钢笔在里面画了一架红色的飞机。

“你看，约翰，这就是日本从去年开始生产的单座飞机。最高时速，四百公里；爬升率，一分钟一千公尺；飞行距离，一千一百公里。”他从约翰的上衣口袋抽出一支钢笔，在红色的飞机周围画了一架黑色的飞机，“这就是我的飞机。我采用了保形变换来加强我的设计。你看看这架黑飞机和红飞机的差异。最高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爬升率，一分钟一千一百公尺。飞行距离也略有增加。”

“你对这些数字有多少信心？”约翰问，用食指跟着黑飞机描了一圈。

“准确率至少是百分之九十。”任克文回答。

约翰的皮肤上冒出鸡皮疙瘩：“克文！你的构想一定计划了许多年，不是吗？”

“是的。”

“所以你放弃了理论物理，改读航空工程！”

“对。”

“你想制造最优良的战斗机，这是中国急需的。”

“不错。”

“你找我来这里帮你，和发展中央大学的机械系完全没有关系。”

“我道歉，约翰，”任克文拍了拍约翰的肩膀，“但我不能透露国家最高的军事机密！事实上，虽然我们已经作了安全处理，但在你没有到达中国之前，日本间谍已经掌握了你的身份。”

任克文忧虑的声音使约翰起了警觉，“有人要暗杀我？”他问。

“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你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我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所以，在你正式加入我们团队之前，我必须问你一句话：你既已明白了情况，是否还愿意和我们合作？”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们付你五百美金加上路费，送你回家。”任克文说。

“等一等！我是美国公民，假如日本人算计我，美国政府不会答应。”

“这个他们不会考虑。”任克文说。

“为什么？”

“赌注太高。”

“解释！”

“日本空军摧毁了我们少帅的空军，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把他的军队炸成炮灰。”任克文说，“一旦我们有同样优良的战斗机，军事的天平就会向我方倾斜。”

“耶稣基督！你是说，凭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平衡？”

“是的！”

“你一定是发疯了！好，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我来帮助你？”

“因为你正是我们需要的！”

“解释！”

“约翰，我从零开始，单人匹马，后有追兵，必须找个最佳搭档，凡事有个商量。”任克文说，“如果你不介意，约翰，你的学业成绩并不特别优秀，但顶尖的科学家贵在本能。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就观察到，你脑中似乎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指南针。在实验中程，信息不全之际，你能凭直觉毫不犹豫地做决定，而且往往正确。这种能力是学不来的。我们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好！”约翰用嘶哑的声音说，“就凭你这句话，我答应你，不管有什么危险，我都帮你一年！”

“一年？”任克文举起右手阻止约翰说下去，“不，约翰，这不够。至少三年！”

约翰的脸沉了下来，“我做不到，”他说，“但是，克文，你不必担心。一旦计划顺利运行，没有我一样可以继续下去。”

“没有你，我等于零。”任克文握紧拳头说。

“这是哪里的话，克文。你比我聪明。”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工程，但全无经验。有了你，我们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没有你，这将是一场灾难。就这么简单，我们需要你！”

“很抱歉。”约翰说。

“如果三年太长，两年呢，约翰？”任克文的声音开始发抖，“不论你要多少钱，我都尽力替你争取。”

“我要的不是钱，克文。我要结婚！我也希望留下来，但不可能，我已经答应了辛西娅。”约翰说。

“约翰，我们中国人没有战斗机就惨了！”

“我很抱歉。”约翰低声说。

任克文突然站起身来，双膝一屈跪了下去。

约翰吃了一惊：“喂！你疯了吗？”

“约翰，我求你了！”任克文用颤抖的声音说。

约翰慌忙站起来，“不要这样，克文。请你站起来！”他恳求道。

“我不！除非你同意跟我工作两年！”任克文说。

约翰走到任克文面前，把他从地面强拉起来，按在椅上。他惊讶地发现，任克文的肩膀十分单薄。这个人已把自己磨成了皮包骨！约翰不禁心下惨然。

“听我说，克文，我发誓，我会尽我所能来帮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果你的计划出了任何问题，只要给我写一封信。不，给我发一封电报。我会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设法替你解决。”

任克文把他推开：“我们需要你面对面、肩并肩地和我们一起作战。隔了一个太平洋，你能为我们做的只是一堆狗屎！”任克文说时浑身发抖。

过了很长的时间，任克文才从椅子上撑起身来。他像个一败涂地的将军：“算了，约翰，就当我没有求过你。”

他们默默地走向明孝陵，没有再交换一句话。

第十二章 范先生

从明孝陵观光回来以后，约翰觉得好像犯了罪似的。每天一大早，他就战战兢兢地去实验室工作，不到深夜不停。当他的脚步声回荡在空荡荡的走廊时，实验室里只剩下面无表情的警卫员在巡视。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约翰去见任克文。他看见他的前室友正坐在办公室黯淡的灯下，桌上图纸堆得老高，稀疏的头发失掉了光泽。

“我的天，他看起来比我大了十岁！”约翰吓了一跳。

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期，任克文绝对是校园中相貌最年轻的学生。那时约翰相信，到了五十岁，任克文恐怕看起来还像是二十许。

约翰向任克文宣布：“风洞做好了！”声音意外地高。

任克文震了一震，“啊，是你，”他淡淡地说。不一会，他脸上的血色慢慢增加，“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放下了我心头一块大石。”他改变了口气说，拍拍桌上的纸卷，“我的设计也改好了——我们的飞机！”

“太好了！任务提前完成。”约翰拍一拍任克文的肩膀，“把你的绘图交给我。我先喘口气，回家睡个大觉，明天再开始制造你的部件。”

任克文站了起来，“明天是星期日，今晚你要打多大的鼻鼾都行。起来的时候，别忘了大吃一顿。”

“你请客？”约翰趁机笑问。

“当然！”

第二天早上，任克文请约翰去附近的面店吃包子。餐后他们走了几个街口，经过杂货店，看见陈梅正忙着，他们便走了进去。

“任教授，您好。”陈梅说，看了约翰一眼，又说，“温教授，您好！我一直在想，您好像很久没来了。”

“对不起，最近我有点忙不过来，”约翰说，“但别担心，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协议。怎么样，你下星期天有空吗？”

陈梅露出一个笑容，“有！”她一面兴奋地说，一面向一个离去的顾客挥手，“温教授，您愿意去参观一位收藏家的古董吗？”

“当然，”约翰说，“但这种机会很难找到。”

“陈梅，你认识收藏家吗？”任克文问。

“我认识范先生！”陈梅快乐地说。

“范先生是不是范东美？”任克文又问。

“是！”陈梅点头。她向约翰说：“范先生的墙上有许多古老得不得了的国画。有的甚至破了一个洞，我亲眼见到他花很多工夫补起来！”

“陈梅，有破洞的画不一定值得收藏。”约翰郑重地说，“状况良好很重要。”

陈梅的脸红了。

“很多人以为，古董年代愈久愈好。其实不然，”约翰继续说，“一千年前的垃圾，到了今天仍然是垃圾。”

“范先生有许多情况良好的古董！”陈梅赶快补充。

“陈梅说得不错，范东美是一位大收藏家。”任克文为陈梅解围，“我听到人说，范先生可称为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这是什么意思？”约翰问。

“范先生的收藏可比王侯，但他自己常常不名一文，”任克文说，“每到年底，范先生就很快地画很多画，叫用人拿到画廊大减价卖出，得到钱拿来还债。”

“他没有工作吗？”约翰好奇地问。

“他在艺术学院教书，但一份教授薪水不够他挥霍的。”任克文说。

“他把钱花在女人身上？”约翰问。

“不，但是你问得很好，”任克文说，“他把钱花在古董上，古董就是他的女人。”

“我还是不懂。”约翰说。

“范先生追求古董，就像别的男人追求女人一样。”任克文说，“当他爱上一件古董，就非把它买到手不罢休。”

“有一次，我爱上了一只乾隆花瓶，但我买不起。”约翰笑着说，“范先生和我都在学校教书。他哪来这么多的钱来买古董？”

“他能仿古画，卖给盐商，”任克文说，“有时他还把朋友的古董送进当铺。”

“我的天！他对朋友怎么解释？”

“他从不解释，”任克文回答，“只把当票寄给朋友，让朋友去把古董赎回来。”

“这样的人，朋友恐怕不多！”约翰说。

“恰恰相反，”任克文说，“范先生的朋友比谁都多。”

“这怎么可能！”约翰说。

“他对朋友很慷慨，”任克文说，“朋友经济困难，他会卖一两件古董去替他解困。”

“范先生请客，人人都想去，”陈梅在旁说，“他家的布置并不豪华，但他有个厨师能做法国大餐，也能烧扬州菜。”

“一个穷教师怎么请得起大厨师？”约翰惊叹。

“这还不算。他还雇了一个司机和许多女仆。”陈梅说。

“他拿什么来付这些人的薪水？”约翰问。

“他常常不付薪水。”陈梅答。

“那我就不懂了。他的用人为什么不卷铺盖走路？”约翰问。

“我本来也不懂，”陈梅说，“可是范先生的一个女仆说，她怕辞了工，就永远讨不回欠她的月薪。那可是很多钱！”

人人大笑。

“拿不到薪水，范先生的用人怎么过活？”约翰问。

“每次请客，范先生的朋友都赏钱给用人，”陈梅说，“做范先生的用人还有一个好处：他们的生活很愉快。例如，范老太太去年做六十大寿，他们也欣赏到许多京剧名角的表演。”

“喔！陈梅，你恐怕听错了，”任克文说，“京剧名角不愿到私人寓所来表演。请一个就要不少面子，何况请许多个。”

“范先生有很大的面子，任教授，”陈梅说，“名角都不收范先生的钱，还轮流表演他们最拿手的戏，唱到半夜。老太太、客人，包括南京市长在内，都听出了耳油。”

“陈梅，这样的人物肯见我吗？”约翰问。

“放心，温教授！我也有面子，”陈梅说，“那天我送货到范先生家，他说欢迎我的美国朋友来参观。”

第十三章 姚馆长

整个星期，约翰都在实验室里忙着大大小小的杂事。星期六晚上，机器忽然故障，他几乎修到天亮。第二天一早爬起来时，太阳穴扑扑乱跳。他急忙喝了一杯绿茶，吃了一个冷馒头，就赶到杂货店去。

老板坐在柜台后面，儿子们都躺在一个角落里睡得很香。陈梅弯着腰全神贯注地打扫地面，臀部不时在长裤里突出浑圆的轮廓。

“这个女孩真懂事！”约翰想。

“早，温教授，请您走远一点，这边灰尘大。”陈梅掠一掠耳边，拨开遮住眼睛的头发。她年纪小小，动作里已有一种女性的温柔，“我要把店里打扫干净才能走。”

约翰转身问店老板：“五毛哪里去了？”

“我女人在城墙外面采野菜，五毛骑在她背上。”

约翰拿着他的购物清单在店里走了一圈。等到他付账之时，店里已经明亮起来。

陈梅叫了一声：“爸爸我走了。”

“你的毛衣呢？”爸爸咕哝着。

“我贴身穿了三件，衬衫盖住你看不见。”陈梅说。

爸爸把一枚硬币滑进女孩的手里：“问隔壁的叔叔要一碗热豆浆，这么冷的天！”

天空是明亮的蓝色。陈梅走在前面，一步一跳。约翰哼着“……那是因为……”这一首歌，他只会唱这一句。

他挽住她的胳膊：“我得先把篮子放回家里。”

“当然，温教授。”她一边说，一边挣开他的手。

她站在他的公寓门外，没有走进去。

范先生的房子有一道白墙，油漆剥落的地方露出红砖的原色。陈梅抓起门上的青铜环敲了两下。不久，门呀然一声开了。

“郑妈！”陈梅向一个黑衣白裤的中年女人打招呼，“你的女儿已经到南京了吗？”

“到了！”女人的脸亮起来，“运气很好。邻居送冬瓜进城，她坐了他家的牛车过来。”

“她真的怀孕了吗？”

“没错！女儿说我快要抱胖外孙了。”女人笑得脸都扁了。

“她怎么知道肚子里的是男的？”

“因为她的肚子是尖的，不是圆的。”

约翰微笑着跟从两个女人穿过一个杂乱的花园，来到一幢歪歪斜斜的粉刷房子前。屋内窗帘紧闭，把客厅的日光筛成淡淡的阴影。约翰被延在一把硬木官帽椅上，隐隐闻到了一股古朴舒缓的幽香。慢慢地，他的眼睛习惯了周围的昏暗，墙上挂着的几张巨大的山水画便进入他的视野。在绿树和瀑布的宁静世界里，他的头痛渐渐消失。

一声咳嗽，一位中年人进了大厅。他消瘦的面庞有如营养不良的中学教员，但从他的灰缎背心和蓝丝长袍来看，这人是个富贵人家子弟。

陈梅从一张小凳上站起来：“给您请安，范先生。这是我提过的温教授。”

主人伸出手来。约翰连忙站起握住那纤长的手掌。范先生把他请到一张大书桌前侧，延在一把硬木圈椅上坐下。陈梅移到他身后。

郑妈端来一个托盘，上面一把银茶壶、一把银奶壶、一个银糖罐，以及两盏瓷茶杯。旁边一个锡罐，装着555牌英国香烟。

范先生用左手提起右袖，将茶倒入杯中。他用双手将一杯茶递给约翰，手指像十个飞天的舞者。

约翰认出茶杯是英国的伍斯特瓷器。

“香烟？”范先生拿起铝箔密封的锡罐。

约翰摇头道了谢，只把糖和奶油放入自己的茶杯里。

范先生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陈梅告诉我，您收藏中国瓷器。这不容易。请问，您收藏了些什么？”

“我……”约翰说不出来，转头用英语问陈梅，“外贸瓷器中文怎样讲？”

陈梅竭力把这个陌生的名词翻译出来。

“我们很少看到外贸瓷。”范东美点了点头，“更少人收藏它。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喜欢什么。”

“请指教。”

“原谅我的无礼。我建议您收藏明官窑或是清官窑。”

“什么叫作官窑？”

“请容许我简单地解释一下：官窑就是为皇家烧瓷器的场所，烧成的瓷器称为官窑瓷器，亦可简称为‘官窑’。”

“它们的质量是不是比外贸瓷好？”

“官窑是中国质量最优良的瓷器。”

约翰点点头。他听说过，摩根和洛克菲勒——美国的首富，喜欢纯中国品位的瓷器。美国上流家庭接受这种标准，把中国瓷器和法国式的家具相配合。但约翰很早就知道，别说宋汝窑和宋官窑，光说康熙年间的豇豆红、明初永乐或宣德的青花、宋代的钧窑和定窑，都超过他的经济能力。

“我们怎么能断定一件瓷器是不是赝品？”约翰说出他最担心的事。

范先生抚摸了半天的下巴，又轻轻地咳嗽了几声。约翰不知道他是否触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范先生终于开口了。

“让我告诉您一个小故事。

“一个年轻人要求北平的一位古董专家收他为学生。专家答应了。

“上课的第一天，专家递给学生一个瓷瓶，然后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个钟头专家回来，把瓶子收回去，打发他的学生回家。

“第二天，专家给了年轻人一个五彩花纹碗。一个小时后，他又回来结束了这天的课程。

“这个哑剧重复了一个月，学生开始感到不满。他付了昂贵的学费，但专家没有教他什么。

“第二个月的第一天，专家给了学生一只瓦纹尊。

“学生摸了一下瓦纹尊就大声咆哮，”范先生说，“请原谅我的粗话，温先生，但这些是那个学生说的：‘今天你拿来的是什么狗屁玩意儿？’他把瓦纹尊一把摔在地上，碎成许多片。

“专家微笑说：‘成了！你的学问已经达到火候了，明天不必来了。’”

陈梅爆出一阵大笑。

约翰也跟着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范先生，非常谢谢您。但是，我从哪儿可以找到一个官窑，在手里捧一个钟头呢？”

“请您等一等，温教授。”范先生说，起身离开了客厅。

回来时范先生抱着一个蓝绸小盒。他轻轻地把小盒放在木桌上，约翰注意到那暗紫色的桌面。

“这种木料是不是紫檀？”约翰惊问。

“是的。这种紫檀木材是五百年前从印度进口的，”范先生说，“现在已经绝迹了。”

“五百年前哥伦布还没有发现新大陆！”约翰瞪大了眼睛，“我听说紫檀是非常沉重的木材，对不对？”

“紫檀比水重，放在水里会下沉。”范先生说。

“真神奇！”约翰说。

“不奇怪，温教授。紫檀树生长缓慢，这样大的书桌，它的木料需要一千年才能长成。”

“真的吗？”陈梅叫起来，她抚着桌面说，“滑得和小宝宝的屁股一样！”

范先生打开书桌上的蓝绸小盒，一只直径约六英寸的瓷碗躺在丝托上。外壁黄底，饰以白梅花。

“形和色彩的完美结合！”约翰叹道。

范先生拿起碗，翻了过来，把底部的四个中文字读给约翰听。

“雍正年制！”约翰重复了一遍。

“温教授，这是珐琅彩，雍正官窑的极品。”范先生说。

“为什么您称它为极品？”

“请您细看一看这件瓷器的品质。它的图案由皇帝亲自设计，造办处不惜工本，一流的画工，瓷质如玉，一点瑕疵都没有。”

约翰问起瓷碗内壁上用黑彩写成的十四个字。

“这是一首诗，称赞梅花在严冬盛开，愈挫愈勇的精神。”范先生说，“温教授，这样的一个瓷碗，在美国要卖多少钱？”

“我曾经看到一个乾隆款的花瓶。”约翰把瓶子描述给范先生听，“天价：美金两千元。我不是专家，但我也看得出来，你的瓷器更精美，价值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

“那个乾隆瓶两千美元是合理的，”范先生说，“我建议你把它买下来。”

“我没有这么多钱！”

“那太可惜了，”范先生说，“中国经济不振，所以中国瓷器今天还算便宜。一旦中国富强起来，这种精品应该不止此数。”

外面有敲门声，郑妈匆匆走出去。纷乱的脚步声走近，一位中年男子一瘸一拐地走进厅门。

“姚院长！”范先生站起来，双手抱拳，“今天何幸，蒙您光临寒舍！”他把约翰介绍给他的新客人。

“我的大朋友是约翰·温思策，”陈梅骄傲地插嘴说，“麻省理工学院大学的博士。”

陈梅把麻省理工的全名说错了，但约翰只是笑笑，没有纠正她。

上海博物馆的姚副院长穿一件褪色的棉长袍。如果不是他鼻上厚厚的眼镜，约翰会把他当作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

郑妈端来一个朱红漆盘。盘内一套中国瓷器茶具，明黄的小茶杯用一圈五彩花卉作装饰。

郑妈倒了茶。院长伸手去拿杯子，但他的手指好像被烫着似的，立刻缩回去。“这是不是……”他问，脸上浮现出一个古怪的表情。

“是的，姚院长，”范先生回答，“这是乾隆官窑。”

约翰吃了一惊，双目炯炯地盯着范先生。

“乾隆官窑我们博物馆也有，”姚院长叹一声，“但只有专家才可以碰，从不会拿来招待客人喝茶。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奢华！”姚院长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抿了一口，他的眼睛再次睁大，“龙井茶与虎跑泉！您怎么知道我的出生地？”他大声说。

“不过偶然猜对罢了，姚院长。”

“您的盛情超过了您的声誉！我不知道给您添了多少麻烦！”

“一点也不麻烦，姚院长。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列车长。茶叶是他从杭州郊区的一个山顶买到的。”

“泉水呢？”

“那更不值一提。虎跑泉离杭州火车站不远。”范东美说。

“我真是当不起，范先生。”

“您现在要不要看看那个鬲，姚院长？”范东美问。

“当然。这是求之不得的眼福。”姚院长回答。

“鬲是什么？”陈梅悄悄地问约翰。

约翰耸耸肩。

“鬲是一种古老的青铜烹饪容器，非常罕见，陈梅。”姚院长说。

“一种在古礼中使用的三足鼎？”约翰问。

“是的。这个鬲年代久远，是公元前十世纪铸成的。”姚院长回答。

“哇！您怎么对范先生的鬲知道得这么清楚？”陈梅问。

“我看过它的照片，”姚院长说，“我做学生时，青铜器课的教科书上就有它。但是五十年来，没有人看到实物。学术界正开始怀疑它是否已被销毁。当我听到它重新出世的消息时，非常激动。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找到它的，范先生。”

“恐怕没有什么可说的。几个月前，我为家母庆祝生日，媒体把我报道为一个收藏家。几天后，一个男人在我家门口出现，要把它卖给我。”

“不用讲下去了，范先生。您不等他再开口就把它买下来了，对吗？”

“没有那么容易，姚院长。他的要价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和他讨价还价了一个月。最后，他报出了所谓的跳楼价。”

“那是什么，范先生？”姚院长问。

“低于这个数目，他宁可从上海最高的摩天楼跳下来也不愿出卖。”

姚院长笑了：“我明白了。所以，您只好卖了一两幢房子给他钱了？”

“差不多，姚院长。我求家母卖掉她祖上在扬州郊外的农地。”

约翰大吃一惊。姚院长却点点头：“恭喜您，范先生，这个鬲看到一次都是机缘，何况现在您天天都可以看到它！”

范先生站起来走出房间。不久，他抱着一个大铜器出来，脚步有点踉跄。这铜器有三条粗腿，两个垂直的手柄，外壁满布古老的图案。范先生把它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面，嘘了一口长气。

陈梅拉了拉约翰的袖子，“你看那些绿色和红色的铜锈！这件鬲一定比奶奶那天丢掉的破铁锅老得多！”她用英文说。

“它有一种气势，令人不禁森然肃立。”约翰说。

“有那么几分钟，我有个奇怪的感觉，”陈梅说，“我看到这个鬲立在一座庙的祭坛上，被许多穿着长袍的人围住。这些人一边走一边哼着古朴的歌。我还好像听到背景里有清脆的编钟声。”

姚院长气定神闲，拿出一个放大镜，把它放在铜器外壁慢慢移动。然后他从容地用手电筒细照了铜器的内壁，不时在纸本上作笔记。一股学者的专注和威严自然流露，似乎忘记了身边还有别人存在。

范先生把约翰和陈梅带到隔壁的房间，拿出几个瓷器花瓶给约翰欣赏。范先生走出房去。过了一会，约翰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人窃窃低语。

“我知道您已经把它的尺寸寄给我，但实物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姚院长的声音，“您看那三条腿多健壮有力！”

当范先生再回房时，陈梅问：“这个鬲是不是比珐琅彩还值钱？”

“不可以这样比较，陈梅。”范先生说。

“为什么？”陈梅问。

“鬲是无价的。”

“你是说，珐琅彩有价？”陈梅问。

“我这只珐琅彩大概有两百年，是十八世纪的无上工艺。”范先生说，“可卖一笔巨款，有些人甚至可以为了它杀人。但是，这件鬲的价值超越金钱，不只是因为它古老。大多数古老的青铜器没有铭文，也有些铸有几个，但这个鬲铸了六十五个篆文，是所有鬲里最多的。那些古老的篆文已经两千年没有人使用了，很少有人读得懂。”

“几乎没有人懂的东西有什么用呢？”陈梅问。

“这些篆文记录了三千年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口头传下来的信息可以被扭曲，铸在青铜上的信息是改变不了的。”

“我明白了。”陈梅说。

“告诉我你明白了什么？”范先生笑看陈梅。

“上个星期，我请一个女孩转告我最好的朋友到学校图书馆等我，”陈梅说，“我的好友在我爸爸的店门口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女孩现在还是彼此不说话。”

“没错，”范先生说，“信息在传递的每一步都可能有失误。因此，我们古老的历史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可以绝对信赖的。但是，鬲上面的篆文忠实地承载着三千多年前的讯息。像这样的青铜器流传下来的没有多少件，在私人手里的简直没有。所以这件鬲是无价的。”

“这个鬲承载了什么讯息？”约翰问。

“姚院长现在正在翻译鬲上的铭文，等一下他会告诉我们。”范先生说。

姚院长走出客厅时，看起来很疲倦。他把手上的莱卡相机晃了一晃说：“我希望您不介意，范先生，我拍了好几张相片。这个鬲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增加我们对青铜器的了解。我回去要写一篇论文，和学术界人士共同讨论。”

“那太谢谢您了。”范先生说，向姚院长拱拱手。

姚院长递给范先生一张纸条，上面有手写的几行字。范先生把纸条展开来，咳嗽了几声以后朗诵：

穆公乍尹姞室于繇林。

佳六月既生霸乙卯，

休天君弗王穆公圣粦明砒事先王，

各于尹姞宗室繇林，

君蔑尹姞历，

易玉五品，马四匹，

拜稽首对扬天君休，

国土弗亡，国运恒昌，

用乍宝齐鼎。

范先生读毕，全体肃然。

在回家的路上，陈梅一直说个不停：“温教授，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天。我学到很多东西！”

“这很好。”

“您有没有注意，温教授，姚院长叫我陈梅。他有这么多的知识，大脑都塞不下，还留下空间记上我的名字。您想想！”

午饭时间已经到了，约翰建议去吃点东西。

“请等一下，温教授。”陈梅说，说完就跑。回来时她高举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荷叶包。“吃！”她说。

“这是什么？”约翰问。

“世界上滋味最美的食物！”

约翰揭开层层的荷叶，看见一个大饭团，上面透着各种颜色的糖浆。

“吃呀！”女孩催促。

“这米糕怎么叫？”约翰含糊地问，嘴里是满口的甜糯米。

“八宝饭！我最喜欢的甜点，温教授！”

“我没有吃过比这更美味的东西。”

陈梅的脸亮了起来：“温教授，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

“自从任教授让我看他的书，我一直在想……您会笑我，但我想了很多。任教授经常帮助我，他对我很慈祥，像父亲一样。我麻烦他很多数学问题，但他始终把我当回事，耐心地解释了一切。他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但他从来没有表示看不起我……”

陈梅犹豫了一下，约翰做了一个手势，鼓励她继续讲下去。

“任教授鼓励我去读大学。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很想知道，我真的够天分去读一个学士学位吗？”陈梅的脸红了。

“当然够。”约翰说。

“博士学位呢？”陈梅满怀希望地问。

“为什么不？你比我聪明，连我都有博士学位。”约翰说。

“您说得不错。不，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我有多聪明。”

约翰笑了，然后他变得严肃：“光聪明是不够的。”

“我知道。我会很努力，努力得让您不敢相信。”陈梅叫道。

约翰刚想还她一个铜板，她已经踮起脚尖，在他的面颊上啄了一下，浓漆也似的头发被风吹起，一下全泼在他的脸上。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温柔的模糊。

“谢谢你，约翰！”女孩高兴地叫，“再见！”

视线虽然受到发丝的阻碍，但他还能依稀看到女孩脸上的羞涩，鼻子里也闻到一股干净头发的新鲜气味。一个星期前，她不肯跟他握手，现在却吻了他，而且吻得那么自然。他有点惊讶，因为他已经忘记一个年轻女孩的嘴唇竟是如此温暖和湿润。

噢，他几乎忘了。刚才她怎样称呼他？约翰！在回家的路上，他脸上满是笑容。

第十四章 西安事变

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早晨，任克文匆忙地赶到机库去找约翰。

“西安发生了兵变，”他说，“蒋委员长被捕！”

约翰有如听到晴天霹雳。

任克文补充：兵变由两位将军策动，其中一人名叫张学良。

“那个不敢抵抗日本兵的东北少帅？”约翰惊奇道。

前些时候，蒋委员长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西安，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会合，目的是消灭在延安的共产党军队。

“张学良和杨虎城打得勉强，战事不顺，蒋介石飞去西安催促他们。”任克文说，“没想到两个将军发动兵变，反而把委员长逮捕。”

“那个胆小如鼠的少帅哪里来的勇气造反？”约翰问。

“我也感到奇怪，张学良向来崇拜委员长，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变化。”任克文叹了口气说，“这次他和杨虎城还逮捕了所有伴随委员长的大员。其中两人被枪杀。”

约翰一震，想起任克文警告他的话：如果他参加制造飞机的机密工作，他的生命会有危险。

几天后，邮差把一个鼓鼓的信封送到约翰家来。约翰把信封拆开，里面跌出一颗子弹。信封里还有一张粗糙的草纸，上面用蓝墨水写着：

肮脏的美国资本家，滚回你的老家去！否则你明天就没命了！

CCP

草纸的四周画满了骷髅头骨。

“南京确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约翰对自己说。

那天下午，约翰把恐吓信拿到实验室给任克文看。这个瘦小的科学家大骂：“日本特务什么卑鄙的事都做得出来！”他气得咳嗽不止。

本来约翰也有点发慌，但看到任克文强烈的反应，反而镇定下来。“克文，CCP 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他提醒。

“你不懂！你是美国人。日本特务做事从来不光明正大，总要赖给别人。”

“但是，克文，如果写信的是日本特务，目的是破坏我们的工作，那么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你的薪水最高。”

“他们怎么晓得？”约翰问。

“研究团队员工的薪水都列在预算表里。日本特务偷到了一份副本。”

“但是，如果他们想杀我，不会先通知我。”约翰辩道。

“这是一个警告，约翰。如果你不听，他们就会采取行动。”

“我不会像一条狗那样夹着尾巴逃开，”约翰说，“如果他们认为可以用一个廉价的把戏把我吓走，那是他们低估了我。”

一阵猛烈的狗吠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约翰走到窗前，一边口中喃喃：“怎么叫得这么厉害？”一边想把厚厚的窗帘拉开。

“别动，约翰！”任克文尖叫，“树林里可能有一名狙击手，用瞄准镜等着你！”

“你今天怎么变得神经兮兮啦，克文。”约翰说，离开了窗口。

“我们的猎犬是训练有素的，不会乱吠，”任克文说，“约翰，我们必须增加保护你的安全人员。你自己也要小心，每次外出，先计划好逃生路线。”

“喂，我是约翰·温思策，在波士顿找不到工作，才到中国来的，记得吗？谁会谋杀一个没人要的工程师！”约翰改变话题，“说真的，为什么张学良要造反？”

“他和蒋委员长有利益冲突，”任克文说，“日本人暗杀了他的父亲，抢了他的地盘，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张学良日日夜夜，想的是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他不愿浪费子弹去打共产党。”

“南京政府对这次兵变打算怎样处理？”

“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叛将必须绳之以法。年轻军官们支持这个主张。蒋夫人宋美龄却希望与叛将谈判，但政府没邀请她参加官方讨论。”

“两名叛将怎能和整个中国为敌？”

“张学良和杨虎城呼吁全国团结，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约翰相信蒋介石的性命有危险了。

陈梅准备在英语演讲比赛上诵读《美国独立宣言》。约翰帮她排练。他对陈梅非常严格，不放过一丝的发音错误。陈梅继续苦练。

排练小休之际，陈梅告诉约翰最近的新闻。共产党里有人主张把蒋介石枪毙。张学良用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来商议。蒋夫人也飞去西安，和她的丈夫共患难。

飞机机翼已经制成。实验证明，任克文的计算是正确的。研究团队的每个人都欣喜若狂。

珠迪在她的公寓举行圣诞前夕的晚餐，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她烤了一条长如人臂的鲤鱼。烤鱼周围有鸡、虾、猪肉和牛肉等各种菜肴。米饭、面条、蔬菜和水果碗占据了其余的餐桌空间。

任克文满口称赞约翰是个鬼杀的工程天才。圣公会主教的孙子恳求他的朋友不要在学生面前说冒渎上帝的话。

女主人容光焕发。在庆祝的高潮，她拿出两瓶美国威士忌，无疑是从一间外国酒品店买来的，可能花了女主人一个月的薪水。

女主人不停地向约翰的杯子注酒。年轻的美国人喝得过量。他爬上一把椅子，向房间里每个人敬酒，以他所有的肺活量大唱“铃儿响叮当”。

任克文显然也醉了。他在众人面前吻了珠迪！当然，只在她的脸颊啄了一下，但是这已经足够让所有的学生笑得贼兮兮的。

在狂欢之中，一位工程师挥舞着一张号外赶到。上面特大的标题印着：“蒋委员长已返南京！”

欢呼声淹没了房内的其他声音。

蒋委员长接受了两位将军的条件，答应全力抗日，不再和共产党的军队自相残杀。西安市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去了机场欢送蒋氏夫妇回京。在飞机起飞之前，少帅忽然登上飞机，偕蒋介石离开西安。送客们都惊呆了。

飞机抵达南京机场后，委员长立刻把张学良逮捕，加以软禁。

天气冷了，约翰的公寓没有暖气。早上漱口把他冷得牙齿打战。洗澡时他得先烧好热水，倒入浴缸，然后鼓起勇气脱掉衣服跳到水里去。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我最亲爱的辛西娅：

我首先要告诉你，克文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下面是学生对他的描述。

他进入教室时两手空空，不带书，也不带讲义，一上讲台，你还来不及说完“蒋介石”三个字，复杂的方程式已经在黑板的左上角出现。他几乎从不擦掉他的方程式，因此数学符号在黑板上慢慢增加，人也慢慢往右移动。从他的站位，学生可以估计时间。如果他蹲在黑板的右下角填补黑板上唯一的空白，那么下课的时间一定快到了。一旦黑板全部填满，下课铃就会响起。由于他离右面的门口只有一步之遥，只消一秒钟他就不见了。几个学生知道教授急着去实验室，赶快去追。但教授走得更快。有一次他们追得太急，教授就闪身走入厕所。学生们在厕所门口守着，但很久教授都不出来。一位同学推门进去一看，里面杳无一人。一个窗口开着。

我不但没有克文的这种讲课能力，连应付气候的本领都缺乏。这里的教室没有暖气，室内温度常常达到冰点。我穿着大衣讲课，但不能戴手套，以免握不住粉笔，只好在手指上反复呵气。幸亏一百多个年轻人的身体辐射热线，房间随之升了一点温度。

中国的生活水准远不如美国的，但有些人还是活得高贵而有尊严。金钱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大。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妇人卖竹篮。她说：“四个铜板一个大篮，两个铜板一个小篮。”四个铜板大约是美金一分钱。

我要一个大篮。于是数出四个铜板给她。

“你好笨呀！”女人大笑，“连还价都不会！好了，好了！给我两个铜板，大篮拿去。”

顺便说一句，珠迪没有撒谎，我的确收到一封恐吓信。但那是一个恶作剧。珠迪真是大惊小怪。放心放心！目前我们的工作进入最关键的阶段，我没有办法离开南京。

爱你的，

约翰

罗校长邀请约翰、朱教授、任克文三人吃便饭。饭后主人带大家到壁炉旁烤火。罗校长宣布，内燃机的经费已经得到批准。大家欢呼！

红高粱确是好酒。当罗校长打开第三瓶时，室内的气氛变得更融洽。

话题转入政治。朱教授问罗校长对两位叛将释放委员长的看法。

“你也知道，朱教授，外面有许多谣言，”罗校长说，“但我以为，最后的决定来自莫斯科，离中国的政治舞台几千里。日本是俄国在亚洲的死敌。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领导中国抗日的人。苏俄领袖通过中国共产党向张杨二人施加压力，要他们释放委员长。”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自动送蒋介石去南京？”约翰问。

“少帅人如其名，年轻冲动，”罗校长笑了一笑，“他想弥补对蒋委员长形象的损害。”

“您以为张学良会被判什么罪？”任克文问。

“很难推测。但张学良自己说，如果他的部将叛变，他一定会将之枪毙。”罗校长说。

约翰问西安事变是否会改变中国的方向。

“蒋委员长原本想先消灭中国共产党。现在抗日成为第一优先，”罗校长说，“蒋不会容许华北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日本之战一触即发，宜早不宜迟。”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约翰叹道。

“也许比你所想的更大，温教授，”罗校长说，“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从长远来看，这可能给了委员长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为什么？”约翰问。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本来伤亡很重，现在他们得以休养生息，可能会长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

“你觉得委员长会遵守他给张杨两将的允诺吗？”约翰问。

“蒋介石可能有很多缺点，但他了解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话应有泰山之重。”

在三月初，通用汽车的内燃机已经运到。一天，约翰上班时，发现实验室的自卫武器添了机关枪。

约翰不去多想。他要集中精力，把所有的飞机部件装成一架飞机。

第十五章　红脸与黑脸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珠迪去杂货店替任克文买报纸。她看到陈梅在给一位客户找钱。

“陈梅！”珠迪说，“我听到你的好消息。恭喜恭喜！”

“谢谢，任太太。”陈梅用英语回答。

珠迪明白，陈梅尽量利用机会练习英语。“怪不得你在英语竞赛得到第一名，陈梅，”珠迪改用英文说，“如果你在隔壁讲话，我会误以为讲话的是美国人。”

“要不是约翰帮我，”陈梅说，年轻的脸上发光，“我哪会进步这么快！”

珠迪愉快地点头。

“任太太，您有时间吗？”陈梅低声说，“我希望和您谈几分钟。”

珠迪付了报钱，便和陈梅到几个街区外的小公园去。两人坐在一张长凳上。

珠迪问起那张天蓝色的小旗。

“那是教育局颁发的奖旗，上面写着：英语流利。”陈梅说。

“好！”珠迪笑了起来，“我还听见孩子们谈你那盒巧克力。”

“那是魏校长给我的奖品。她对我真好！”

“陈梅，我知道你在学校的成绩愈来愈出色，现在又得到这个校外的荣誉。我为你骄傲！”

“我全靠约翰。他教了我好多！”陈梅说。

珠迪点点头。

“任太太，我想把我的巧克力送给约翰，谢谢他这几个月的辛苦，您认为可以吗？”

“你吃过巧克力吗，陈梅？”珠迪问。

“没有。”

“那么，你要不要跟他分，两个人一起吃？”珠迪又问。

“我怎样感谢约翰都不够。我想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那就这样办吧！这就是你想跟我谈的事吗？”

“还有一件事想问您，”陈梅小声说，“任太太，我最近有点紧张——不，非常紧张。以前有一次，老师临时抽考算术，把我吓坏了。可是这次更糟糕。我慌得像爸爸的杂货店被火烧一样。”

“你为什么这么慌？”

陈梅低头看着她的手指说：“任太太，您在美国出生，又走过不少的地方，看事情比我们开明。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意见。”

“可以。”珠迪说，在长凳上坐正了点。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陈梅说了一半，又停下来。

“什么梦？”

陈梅犹疑了半天。“说出来难为情。”

珠迪要她放心：“不管你说什么，我绝对严守秘密。”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人……有一个人……”陈梅的脸红了。

“说下去！”珠迪微笑着鼓励她。

“……吻了我。”陈梅用尽了力量才说出这三个字。

珠迪笑了。她告诉陈梅不要担心：年轻人做这样的梦是正常的。“你认不认识那个人？”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陈梅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是约翰！”

“什么？你说他是谁？”

“约翰——约翰·温思策！”陈梅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

“不！不可能！”珠迪喊道。

“但是，任太太，”陈梅把脸埋在手里，“吻我的就是他！”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珠迪叫，“约翰的年龄比你大了一倍！”

“我知道。”

“他在美国有一个未婚妻。你不能把他当作恋爱的对象！”珠迪每说一个字，就用手掌在椅背上拍一下。

“请您救救我，任太太！我是不是一个坏女孩？”

“如果你把这件事处理好，”珠迪严厉地说，“你就不是。”

“我应该怎么做？”陈梅问。

“比赛已经过去了，你不必再陪他买古董了，也不必跟他说话。如果他到店里来，你马上离开！”

“我听您的，任太太。”陈梅小声说，“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可以吗？”

“我不会的。现在，你回家和家人分享巧克力。如果有核桃的，给你爸爸！”

杨校长坐在珠迪对面，用锐利的眼睛隔着一张大办公桌盯住她。“你在我们这里工作多久了，任老师？”

“两年多了，杨校长。”珠迪回答说，两手交叉在桌下扭着。她从来没有单独去过校长办公室。

“你喜欢我们学校的环境吗？”校长问。

“看到孩子们学到东西是很愉快的经验。”珠迪谨慎地回答。

两个月前校长离婚，和一位年轻女教师结婚，她曾经批评过几句。是不是有人把闲话传到校长的耳里去了？

杨校长继续翻一个硬纸夹里面的文件，一言不发，珠迪愈来愈害怕。

“我们两年前没有聘用新教师的预算，所以委屈了你。”杨校长最后说，“你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一直想改变你的身份。”

“谢谢您，杨校长。”珠迪说，松了一口气。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有一个问题问你。”校长从纸夹里抬起头来，“你是不是去了广州一趟？”

珠迪又紧张起来。“是的，校长。一个星期天，我收到家父病危的电报。那天您的办公室没人。我的先生第二天就向教务主任报告，并且代了我的课。我希望没出问题。”她胆怯地说。

“令尊在美国的生活很苦，对吗？”

“是的，校长，在美国赚钱不容易。”

“没有娱乐，没有女人，没有尊严，对不对？”

“他说过这话。”

“任老师，你知不知道，美国移民局常常根据排华法案，拒绝中国人在美国居住。”

“我爸也这样讲过。”

“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国民。”杨校长吼道。

“但美国有唐人街。”珠迪怯生生地说。

“这些小小的恩惠，都是这些华侨的祖先替美国人建筑铁路换来的。”校长冷笑道，“他们用火药炸开山岩，很多人意外死亡。”

珠迪点点头。

“但他们的子孙一旦返乡看望家人，也一样不准回美。”杨校长说。

“那是真的。”珠迪说。

“白人就是种族歧视，”校长说，“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他们先派传教士来讨好，然后派贸易代表来商量，最后派炮舰来轰炸。你看过京剧吗？黑脸入场，红脸出场。好人，坏人。人人都有一张不同的脸，唱不同的戏。但他们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钱。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主张民族自决，但是英法还是强逼我们把山东半岛的许多利益让给日本。”

“我先生常说，谁拥有最先进的战斗机，谁就有国际正义。”珠迪说。

“你先生看得很透彻。国与国的边界跟着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变动。所以世界永远有战争。美国人参与这种游戏规则，永远得利。你和我永远是受害者。”

“其实，杨校长，我也是美国人。”珠迪说。

“真的吗？”杨校长睁大了眼睛。“怎么回事？”

“我在美国出生。”珠迪说。

“哦，是的，我忘了。你的丈夫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吗？”

“他不是。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南京人。”

“我知道你的先生是麻省理工学院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美国人给他提鞋都不配。为什么他是那个人的部下？”

“杨校长，我的先生和约翰合作，不是他的部下。”

“那为什么那个美国人的薪水是你先生的十倍？”校长更火了，“那家伙拿了我们那么多的钱，替我们做了什么事？”

“我很抱歉，杨校长。我先生不许我谈约翰的工作。”珠迪说。

“有些人比美国人还可恶：自己明明是中国人，却自以为是美国人，”杨校长说，“他们是香蕉：黄外内白！”

“这句话不公平，杨校长。”

校长站了起来，满脸通红，“你未经允许，丢下你的教学工作去广州。我现在依法解雇你！”

当晩任克文回家，看见珠迪在哭。

任克文听完珠迪的叙述，问：“没有娱乐，没有女人，没有尊严，他怎么听到的？”

“不知道！我只告诉了我在学校的朋友——和那个带我去飞机场的好警察。”珠迪擦了擦眼睛，“克文，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有一个人跟着我。”

“这人什么样子？”

“他的头发很脏，衣衫褴褛——像个乞丐。我害怕。”

“别担心，珠迪，我会对付他。”任克文说。

“谢谢你，克文。你这样说，我觉得好多了。”珠迪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那个女人要毁了约翰！”

“哪个女人？”

“陈梅！还有哪个？”

“什么？”

“今天我看到她在街上跟着约翰走路的样子，又说又笑！真恶心。”

“珠迪，”任克文正色道，“陈梅帮约翰买古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你突然不高兴起来？”

“她破坏约翰和辛西娅之间的感情——我就不高兴！”

“别傻了。”任克文说。

“辛西娅也是你的朋友，你怎么毫不在乎？”珠迪说。

“不要担心，珠迪，约翰和陈梅只是朋友。”

“你不明白，克文，那个女人工于心计。”

“陈梅？她有什么心计？”

“她想把约翰迷住，娶了她，带她去美国。”

“陈梅是个纯洁的女孩。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任克文说。

“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有什么纯洁的权利？”珠迪哼了一声，“关于女人，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你指的是什么？”

珠迪不回答。

“说话呀！”任克文又说。

“克文，有一件事，很多年前我就想告诉你，但我不敢。”珠迪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说！”

“你还记得和我约会的那个哈佛学生吗？”

“哦，那个法学院的学生，幸亏我不准你跟他出去！”

“我骗了你！其实根本没这个人！”

任克文差点跌在他身后的椅子上。

“对不起，克文！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做。但我爸爸只要一天就开口向我妈妈求婚。我们认识三年了，你还不问我！我想，唯一令你开口的方法是让你嫉妒。对不起，克文！其实我从来没跟别人约会过！”珠迪惊慌地望着任克文，又拿出手帕拭泪。

“没关系的，珠迪，你不需要道歉，”任克文说，伸手握住珠迪的手，“我也没有！”

珠迪破涕为笑：“你真幽默，克文！”

第十六章 秦淮河上的酒楼

四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约翰走到系办公室去，把一封英文信拿给任克文看。

任克文看了一眼就兴奋地说：“这是从密歇根大学来的，聘你为助理教授！密大是美国最好的工学院之一。恭喜恭喜！”

上课铃响了。任克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回头喊道：“下课以后，我们再好好谈一谈。”

雨已经停了，但寒意仍浮在空气中。在秦淮河畔一间餐厅里，任克文点了一瓶黄酒。

“给我好好温一温。”他对跑堂说。

约翰点了一整只酱鸭。“我想它已经想了一下午了。”他笑着说。

“有喜事，应该大嚼一顿！”任克文也笑着说。

酒先到。

任克文举起他的小酒杯。“敬你一杯，约翰，祝贺你，”他说，“我想，辛西娅知道了一定也很高兴！”

约翰吞了一口酒：“不一定。她不想离开波士顿。”

“约翰，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这么顺着她，”任克文说，“助理教授再升两级就是终身教授。没有人会拒绝这种聘书。”

“我希望辛西娅的看法和你一致。”

任克文叹了口气，换了个话题：“好吧。密歇根什么时候开学？”

“九月初。”

任克文算了一下：“那么，五个月后你就要离开了。”

“我怕还要早一点。”麻烦来了，约翰开始紧张，“别忘了，渡过太平洋就要花两个多星期。”

“那你什么时候走？”任克文追问。

“最晚是八月初。”

跑堂在饭桌上放下一只深褐色的鸭子。他用一把长刀把鸭身切开时，浓郁的肉香弥漫在空气中。

任克文看也不看。

“中央大学六月就学期结束了。”约翰怯怯地说，用筷子夹起一片带皮的鸭肉。

“学期结不结束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是我们的飞机！”任克文吼道，“我们上个礼拜才调整引擎。八月转眼就到，那时飞机怎么飞得起来？”饭桌上的气压一下降低，约翰更是提心吊胆。果然，任克文爆出一口粗话来：“你妈的，约翰，你不能拉一堆屎拍拍屁股就走！”

“对不起，克文！”约翰连忙道歉，“但是密歇根九月初开学，我必须在场讲课。”

“我们比密歇根更需要你！”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必须给系主任和资深教授们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我们在你的身上花了很多钱。”任克文咄咄逼人，“你一天不把工作完成，就一天不能走！”

“克文，我只答应跟你工作一年，记得吗？我没有更长的义务。”

话一出口，约翰就知道说错了。

“好，那我们就算算账，”任克文无情地说，“你去年十月十一日到中大，你欠我们直到今年十月十日。”

“克文，可怜可怜我。我答应辛西娅一年后回来，如果我不守约，她会生气。”约翰几乎声泪俱下，“说实话，我有点担心。辛西娅的信里提到一位年轻医生。医生收入高，是单身女子最好的对象。你不想毁了我，是不是？”

任克文耸耸肩。

“而且，如果我十月十日走，”约翰接着说，“就不可能在十一月中旬以前抵达密歇根。到了那个时候，学校都快大考了。”

“给你的系主任写一封信，告诉他你会迟到。”任克文说。

“当然，他会乐意叫他的学生坐在宿舍等我两个月。”约翰也生气了。

“告诉他把你的课取消。”任克文说。

“你真是不可理喻，克文。我是个自由人。我不干了！明天一早，我的辞职信就会送到你的办公桌上。”

“不准辞职！你是个男子汉，你必须履行你的诺言。”任克文指住约翰的鼻子。

一个穿薄黑裤子的跑堂过来上菜。约翰建议他们吃完饭再谈。

任克文沉默了半天。

“好吧。”他最后说。他拿起筷子，举了半天却下不来。“约翰，你看到那边的秦淮河了吗？吃完晚饭，我们到那里散个步怎么样？”

冷战似乎暂时告一段落，约翰松了一口气。

“那好极了！我一直想替辛西娅买几块五颜六色的玛瑙，”他说，“那些石头用中文怎么讲？”

“雨花石，”任克文说，“根据传说，它们是天上彩虹的碎片。”

两千年来，秦淮河畔都是诗人墨客的好去处。他们到这里来喝酒赋诗，听歌女唱河上的春天。

太阳已经下山，只有西山的天空还留着几笔粗犷的琥珀彩霞。酒船点起灯笼，黄金色的涟漪在河水里漾开。任克文说，河岸上闪烁的窗户，都是秦淮河的酒楼，寻欢客作乐的去处。

其中一个窗口后面，一个穿着团蓝棉袍的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红木桌子旁边，手中的象牙折扇有韵律地拍在桌上。一个女人站在一块小青花地毡上唱着《玉堂春》。她的丝质旗袍从头到脚一片耀眼的黑，被一条红腰带拦腰截成两段。嘴唇涂得又红又阔，眉毛粗黑，斜飞入鬓。

一曲既罢，范东美把手中的象牙扇在左掌心轻拍了几下。“黑猫！请你替我贺一贺梅师傅，他把你调教得太好了。”

“谢谢您的夸奖，范老爷。”女人一边坐下来，一边给男人一个妩媚的笑，“师傅听了一定很高兴。”

范先生用象牙扇指着桌上的棋盘说：“我要跟你下完这盘围棋。你去告诉妈妈，就说是我的吩咐，今晚不许你转台！”

“范老爷！”女人站了起来，手帕飘出一阵强烈的香味，“南京有谁敢跟您抢人呀？”

“你这话我爱听！”范先生微笑说，“说真的，你的棋技又精进了，这盘棋我剩下的半壁江山，恐怕保不住了。”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范老爷。我哪有您一半的聪明！下一盘您还得多让我一子。”

“你要得寸进尺恐怕不行。讨价还价我也是高手，去吧！”范先生伸出手去捏她细致的手腕，无意中往外一望，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向窗外再望了一下，便松开女人的手，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温教授！温教授！”

远处一个褐发男人抬起头，眯了一下眼睛，便举步向酒楼走来，把手搭在嘴上喊道：“哈啰，范先生，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你！”

“良夜不可无酒。请上来喝一杯。”

“我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任克文教授，中央大学的同事。”

“相逢就是有缘，任教授！请问，令尊莫非就是历史学家任国华先生吗？”

“正是家父。”任克文恭恭敬敬地垂手回答。

“我久闻任老先生有位学贯中西的公子，雏凤声比老凤清。可否给我一个机会请教！”

任克文和约翰交换了一个眼神之后点了点头，“好的，范先生，谢谢您，”他说，“我们这就上来了。”

一踏入那栋灯火通明的红楼，约翰便听见隐隐的喊声，从一扇红门后面传来。

“这是客人在房里喝酒猜拳。”任克文向约翰解释。

酒楼里面还有其他许多红门，门上盖着红毡。二楼一道半月形的走廊，把第二层楼的红门连在一起。

“移茶！”一个穿着黑绸上衣的壮硕男仆站在大门旁边，用沙哑的声音唱。

两个穿着红色丝质旗袍的女侍现身，各捧一个红漆茶盘。

“请贵客用茶！”男仆又唱。

一个女侍举起她的茶盘。任克文便摸出一张纸币，扔在托盘上，拿起盘上的茶杯啜了一口，再把茶杯放回盘上。女侍鞠躬后退去。约翰还怔着，任克文又摸出一张纸币扔在第二个托盘上。约翰啜了一口茶，辞退了他的女侍。

“贵客到了！”男仆唱道。

几乎所有红门上的毡帘一齐拉开。每个门内走出一位盛装美女。她们都穿着绸鞋和长丝裤，贝壳形的衣领，半透明的黑纱棉袄，翡翠耳环和金花手镯叮叮当当争响。一楼的女人先到，围住两位客人旋成一个圆圈。二楼的女人继续从楼梯走下来，不停把圆圈扩大。这些年轻女郎，纤腰上扭动的丝巾旋出一股香风，莺声燕语敦促两位客人在她们中间选一个伴侣。她们显然没有和白种男人接触的经验，眼睛瞪得很大，白嫩的手掌掩住吃吃的笑声。

一个中年男人在二楼走廊上出现。“他们都是我的贵宾，”他从楼梯口向下面喊道，“我来替他们选择。姑娘们，你们回房去。你，小伙子，把我的客人带上来。”

男仆向女郎们拍了两下手。女郎们就转身回房，一路上笑声吃吃，不久就在各自的门口消失。

过了好一会大厅才安静下来。约翰作势在额上抺一把汗。

“约翰！你平生见过这么多美女吗？”任克文笑着说，“别让辛西娅知道你今天来了这种地方。”

约翰没听见任克文的话。他在想：范先生怎么敢这么公开地到这样的地方来？

第十七章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范东美一八九三年在北京出生，他的父亲在朝中任礼部侍郎。东富西贵，范东美小时住在北京西城。

清王朝被推翻后，范老先生赋闲在家。范东美满了十八岁，便被送到一家私塾读书。

离家时，一个名叫小青的小丫鬟一直送他到垂花门。她哭了。名义上，她是范老爷的养女，其实她是个贫家女，范老爷在四年前把这个八岁的小女孩买来。有空的时候，范东美教这个小丫鬟写几个字，偶然也送她一个梨子或枣子，甚至和她开开玩笑。他离家的时候她最伤心。

在私塾里，范东美读了许多古典诗词，但始终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他寄住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座庙里。琉璃工厂早被拆除，这个地区已成为一个古玩市场。

一件精美的古董，价值往往数倍于同重量的黄金，而其魅力又超越金钱。它集艺术、文化和历史于一身，是品位的象征。

同学们都传范东美天生鬼眼，其实范少爷对古董的眼光不是与生俱来的。他父亲的书房里挂了沈周和文征明的山水画。客厅的茶几上摆的是康熙青花大瓶。范东美从小和古董一同生活、一起呼吸。因此长大后，他能在一堆赝品中指出哪个花瓶是明代的，或者一眼辨出哪个乾隆花瓶是光绪仿制。清末民初是收藏古董的极佳时机。清帝国屡被列强打败，外国士兵洗劫宫殿，皇家子弟典当文物，太监偷盗珍宝。许多无价的宫廷宝物都在这时流落在皇宫外面的琉璃厂地区。

范东美没有丰厚的月钱，所以他很少登上那些青石台阶，走进古董店浏览。他逛的是露天地摊，但这并不影响他去琉璃厂的激情。买古董是智力和学养的竞赛，这两方面范东美都不输那些小贩。

一个小贩邀范东美看货，年轻学生很快就认出其中一件青花小碗是明朝宣德真品。但是他不仅不去问价，反而把小碗从破铜烂瓷堆里拣出来，撇在一旁，声明这一件必须先予淘汰。

“但是这件东西的确是老的，”小贩抗议说，“您看这青花多漂亮！”他把小碗抢回来放回堆里去。

“这个款上面‘大明’的‘明’字，右边的‘月’写得不够长。”范东美用权威的语气说，又把小碗从堆里拿出去，“假的！”

“嘘，轻点儿，您怎么搞的，先生？”小贩压低声音说。

几个回合之后，小贩投降。“赏我一点面子，成吗，先生？您要了这个宣德碗，我送您那个小瓶，崇祯的！”

于是，范东美花了不多的钱就买到两件真古董。

通常，范东美不把口袋里最后一个铜板花掉不肯离开琉璃厂。回庙后只好去借几个钱，在小摊上买一碗面充饥。

到了年底，塾师给范老爷写了一封信，称赞范东美在古诗词方面的天赋。但他又说，公子恐怕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学者。

范东美回家过年的时候，范老爷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家中的节日气氛低沉。唯一快乐的人是小青。小丫头跟在他后面，给他端茶、送西瓜子和枣糕。到了晚上，她端上一碗燕窝汤，里头的细毛她花了一小时剔得干干净净。

整整一年，父亲严厉地教训儿子，但毫无结果。最后，范老爷不得不面对事实：范东美的围棋方圆三里内找不到对手，但他擅长的都是游戏之事，与学问无涉。

范东美开始从一位老先生学国画。有一次，画家吴昌硕访北京。老先生把范东美的画作拿给吴昌硕看，这位大画家认为范东美已得宋画之神髓。

范东美渐渐有了声誉。几家画廊都接受了他的画作，年轻人有了收入。但他的钱到手就花，吃饭的时候仍需向朋友借钱。为报朋友买面之恩，他将崭新的宣纸烘黄，在上面画一张“宋”画，题了范宽的款，盖几个假印章。被捉奸在床的同学把“宋”画出售，得了钱赔偿那个受了委屈的“丈夫”。

一天，一个媒婆来到范家提亲，女方的家世比范家还显赫。范老爷为给这个没出息的儿子娶个门当户对的媳妇，一直大伤脑筋，如此不禁喜出望外。

但这时的青年男女已流行西方的自由恋爱。范东美不想娶个陌生女子为妻，无论父亲如何严训，他都不为所动。媒婆只好告诉他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位小姐是他的红颜知己，看到他在一幅画上的题诗，竟去求父亲去提亲。最难消受美人恩，范东美听了很是感动。于是事情峰回路转，两家交换了礼物。

几个月后，范东美回家过年。他发现小青已经长得比他的母亲还高了，也长了脾气。要她做什么事，她都显得气忿忿的。

起初他理解。一个女孩子，寄人篱下是困难的。问她有什么烦恼，她却转过身去不理他。再问一次，她就暴怒起来，从桌上抓起一只十分精致的花瓶，想也不想就朝他扔过去！

这花瓶是罕有的明朝成化青花官窑，是他在琉璃厂最得意的斩获，值一幢北京豪宅。

他扑过去抢救，但花瓶险险地从他额边擦过，在身后哗啦啦地撒了一地的清脆。等他回头看时，只见满眼伤心的瓷片。

他心痛得直打冷战，深深地呼吸了十几下，把喉中的酸液压下，颤声命令小青把戒尺拿过来。几年前，他声音中的威严已足以镇服这个小女孩。她会哀声求饶，说：“少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于是他从来没有打过她。但是这次她只是直挺挺地站在他前面，一动也不动。他只好自己从书桌上把戒尺拿起来，命令她把手掌打开。但她还是冷冷的不理会。这惹得他狂怒，戒尺真的打在她的肩上。她眼睛霎了几霎，好像要看清楚这个动手打她的人。他再在她肩上打一下。她却愤怒地把他的戒尺格开。

这就使他更生气。于是他变本加厉，发疯似的用力打她的全身：臂、胸、头、腹部和腿部。她愈是不服，他愈打得重。

她眼中的痛苦变成恐惧。“不要打啦！我受不了啦！”她哭着说。

看到这个女孩蜷缩在他面前，脸上和臂上都是一条条的血痕，他猛然清醒过来，喘着粗气停了手，愤愤地扔下戒尺走开。

怒气退潮后，自责自恨随之而来。小青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她争取的不外是一个少女的自尊。他怎么忍心把这个弱女子的倔强压碎？

整个白天他都竭力避开她。晚上回房的时候，屋子里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上看不到一片碎瓷片。书桌上摆着一碟糖莲子、一碟杏仁和一碗热气腾腾的莲子燕窝汤。一转头，小青在房里，拿着一块布东擦西抹。

他还来不及踮着脚尖退出去，她已经转过身来，眼里噙着泪水。“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打我的，”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感觉得到，你的戒尺愈打愈轻。”

其实他在狂怒中打她的时候，心里何尝有过半点怜惜？她是在找一个理由来原谅他呢，还是在绝望中否认现实？

第二天一早，他逃回私塾。

几个月后，传来他未婚妻肺病去世的噩耗。他的婚姻在开始的前一个月已经结束。

范东美想起他曾在一次庙会时，游戏地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的生辰八字太硬，没有一个女人能承受得起。当时他嗤之以鼻，但现在他想，当年没有拒绝那个媒婆，真是害人害己！

两年后，范东美的父亲去世了。二十四岁的他还没有事业的方向，就成为一家之主。他的母亲希望搬回家乡度过余生。他把北平的房子卖掉，将母亲和小青带到南京。

他也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他参加了南京全市的围棋比赛，赢得冠军。于是一间报社大张旗鼓地安排他和当地几个成名的围棋高手对弈。他把他们逐个击败，全城轰动。各报纸都报道说：这位熠熠生光的围棋新星自从八岁时赢了父亲一盘棋，至今尚无敌手。他交了许多朋友。很多人来他家看棋，留下来吃饭，然后到城里耍子。这位慷慨的主人甚至不知道客人的名字。

不久以后，一个著名的京戏班子来到南京表演。范东美在老生唱了一段后站起来大声喝彩。第二天早上，他的评论就出现在当地的一张报纸上。这篇文章深受读者的欢迎。报纸的发行人原是他已故父亲的朋友，就在副刊给了他一栏园地。他利用这个地盘对所有的文化事项发声：歌剧、艺术、古董、围棋、古典诗词。他的知识和引人入胜的文笔为他赢得了不少读众。慢慢地，他成为南京市知名的艺术评论家。

他每晚必和朋友出去唱京戏，不到午夜不回家。小青总是等他，看到他喝完她亲手调理的燕窝汤才去睡觉。

他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叙述那只成化花瓶的故事。“我豁出去了，就算跌断我的小膝骨也在所不惜。”他加油添酱地说，“但我性烈如火的小丫头准头太差，那只瓶子离我额头的最短距离也有三尺！”

他的听众震惊于这笔财富的损失，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叹气。

有一天，小青来到他的书房。她问，现在已施行民主制度，买卖女孩是否合法？

范东美承认严禁买卖人口的法令早已颁布。虽然没有严格执行，但如果小青要离开范家，当然可以。

“如果少爷放我，我到哪里去？”

“当然是回你父母家去！”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范东美翻遍抽屉，找到一张文书：“这是你的卖身契，这是你父亲的签名，这是他的地址。如果你要回家，我可以帮你。”

“谢谢少爷，但是我不要回家。自从他们把我卖了，我已经不把他们当作家人了。”

“那你就留下来！”

“如果我留下来，少爷会给我一个新的身份吗？”

“当然，你把这张卖身契拿去，撕掉也可以。现在你自由了，每月支工钱。只要你喜欢，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这里。”

她说她需要考虑一下。

第二天早上她回来了。“我觉得很难离开范家。”她说。

“为什么？”范东美问。

“除了你，我没有别的亲人。”她回答，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他看到她脸颊阴影里的胭脂，闻到她头发里桂花油的淡香。十九岁的年龄，不再是小女孩，但也不是成熟的女人。她清澈的眼睛犹有孩子的无辜。她细致的皮肤像在江南的柔风里用纤手织成的丝绸。她梳了个时尚的发髻，奇迹似的一下子容光焕发。他不能不把眼光从她脸上移开。他的心跳太厉害。

但她告诉他，她不想继续做范家的女仆——即使有工资也不考虑。她垂下美丽的眼睑说，她希望做他的姨太太。她会吃得很少，并且不要月钱。

范东美震惊了。他只能喃喃地说，姨太太也被民国的法律禁止了，然后他就无法再说下去。

一把火在她眼里燃烧起来。他慌忙四顾，准备抢救他的瓷器。

但小青没动，只是死命地咬她细嫩的下唇。范东美想象着一只饱满的樱桃被银针刺穿，丰富的红汁全喷出来。但他只听到她恶毒的声音：“大家都说你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但是你连说一句‘我要你’都不敢！你双腿之间有没有一寸男子汉的威风？”

她说完转身就跑，留下目瞪口呆的范东美，像一条被剖开的死鱼。

那天深夜，范东美被一只柔软的手推醒。他睁开眼睛，月牙儿像一只水晶发夹挂在窗前。月光下，小青跪在床边，身体沐浴在一层银雾里。她把热得烫手的食指放在他的唇上，轻轻地滑进他的毯子里面去，呼吸比瓦上的北风还响。她的眼睛闭得那么紧，以致眼角全是皱纹。他的手滑过一个火烧的胴体，火势蔓延到他的身上。当他进入她体内时，她拼命地抓着他的手——仿佛害怕他会消失在银色的空气里。

他是第一次，做完后就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小青坐在他身边，毯子拉到下巴，遮住她赤裸的身体，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脸。他劝她睡。她点了点头，但随即泪如泉涌。他坐起来陪她，她就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轻吻他的耳朵。

“东美，”她低声说，然后又吻了他一下，“东美！”

他发现自己突然大哭起来，哭得不能控制。这是平生第一次，一个女人向他诉说她的爱。多年在父亲斥责下积成的自卑慢慢被她温柔的声音融化。他的呜咽渐渐平息，而她还继续，吻他一下，然后低低地叫他一声。一次又一次，千次万次，呵护他进入一个满足的梦乡。

当他早上醒来时，小青已经不见了。

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被单上几点殷红。书桌上，一张纸条在风里微微颤抖。他读了她孩子般的潦草字迹：

你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和这么多的悲伤。

没有称呼，也没有签名。

她给了他中国女孩宁死也要保护的，在新婚之夜留给新郎的礼物。

在随后的日子里，范东美的脾气很坏。什么都不对。午夜回家时，他大声呵斥仆人门开得迟。看不到燕窝汤他就会爆发。

算命先生的话不错：他会毁掉所有爱他的女人。他不顾老母的唠叨，不肯结婚。和他有交情的女人都住在秦淮河岸的酒楼里。“长三”等级的酒楼提供最高级的女性服务。很久以前，名妓以唱歌、喝酒、下棋，甚至吟诗来款待客人。除非情愿，否则她们无须卖身。现在，一夜之欢可以用金钱来换。然而，范东美除了握一握歌妓的手以外，很少做越轨之事。

他在秦淮河赢得了一个无情的“美誉”。

第十八章　黄埔军校

约翰跟着任克文走入酒楼里面一间卧室。范东美站起来向他的客人拱手作礼，请他们在桌旁的红木椅上坐下。

“范先生，谢谢您的邀请，”约翰说，“但是任教授和我都在大学教书，不方便和妓女在一起喝酒。”

其实约翰对妓女并不完全陌生。在波士顿市中心，每当华灯初上，她们就会出现。约翰在麻省理工就读之时，偶然碰到，也会好奇地偷窥几眼。但他从来没有和她们说过话，更不敢带她们在按钟点收费的旅馆房间里作交易。

“温教授，请您放心，”范东美说，“许多学者——包括有名望的儒学家，都曾在酒楼里消磨过许多逍遥的时光。”

“您的话我尊重，范先生，”任克文说，“但中央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们必须为南京的莘莘学子树立好榜样。在酒楼和歌妓喝酒似乎不是其中之一。”

“哎，任教授！政府现任的许多官员以前经常光顾酒楼。延安的首脑在南京时也不例外。”

“真的？”约翰惊讶。

“在清末，很多革命志士借喝酒的名义来欢场，密谋推翻清政府，”范东美解释，“所以酒楼对中华民国的创立有相当的贡献，您同意吗？这并不表示这些革命人士在进入权力中心后，就不光顾酒楼。”

“这我倒没有想到，”任克文说，“不过，我们真的不想惹人非议。范先生，我希望您不要以为我们不尊敬您。”

一个男仆走进房间，递给范东美一叠票子。范东美逐一签了，然后指着桌上的酒壶和酒杯说：“把这些东西拿走，再泡一壶好茶来！”

“请问范老爷习惯喝什么？”

“上次的碧螺春还可以。但这种茶叶嫩，吩咐茶师傅，把冲茶的热水调在八十度。”

“是，范老爷！”男仆躬了躬身，转身就走，一不小心撞到一张桌子。桌上的棋盘砰的一声，棋子顿时四面乱飞。

“哎呀！”范东美叫了一声，急忙伸手在空中乱抓，但一颗棋子都没擒住。有的棋子跌在棋盘旁边，有的落在地上，有的还在骨碌碌地乱滚。

“我该死，范老爷！”男仆结结巴巴地说，“真的该死！”

“可惜，一盘棋局全乱了！”范东美一声长叹，“本来我已想出一招妙棋来消解我的危局，现在就永远不知道这一步是否能奏效了。”

任克文站了起来：“如果您不介意，范先生，让我来想想办法。”他俯身把跌落的棋子一一拾起，逐个放回棋盘上。

范东美从容一笑，目光炯炯地看着任克文的摆法，渐渐动容。当最后一颗棋子入局后，范先生的微笑已完全消失。他以手扣桌说：“一子不错，任教授！您的才气远超您的盛誉。我原来以为今晚要一夜失眠的，这下我可以放心了！”

一个黑旗袍的女人走进房来，脚步轻盈得像一只猫。她甜笑着在范东美的身边坐下。范先生把他签过的一叠票子递过去，女人便用手帕把这些票子包起来。

“你去吧，黑猫，”范东美说着塞了一些东西到她的手里，“今晚我要和这些好朋友谈谈。”

“谢谢您，范老爷！但是，我还没有跟您下完这盘棋。”她娇嗔着。

“我们明天再下。”

“那明天您得多让我侍候您。”女人说。她转身向任克文作了一个万福，娇声说：“给任少爷请安！”

任克文呆住。女人又对约翰作了一个万福，然后把她浓烈的香水气味婷婷袅袅地带出房间。

男仆端了一个大红漆盘子进房，给大家倒了茶。

范东美皱着眉头细看他的茶杯。“这件瓷器对品位是个侮辱，”他说，“容我下礼拜请你们去一间地道的茶馆。”他举起杯子。

约翰和任克文同时举杯。

“谢谢您，范先生，”约翰说，“原谅我的好奇。请问，您刚刚签的是什么？”

“局票。”

“局票作什么用？”

“付花账。”范东美向杯子里面深深地闻了一下。

“一张局票多少钱？”约翰问。

“一块钱。”范东美说。

“那么，黑猫小姐今晚有了二十块钱的收入？”任克文问。

“逃不过您的法眼，任教授。不过，这二十块钱全归酒楼。”

“这不公平！”约翰抗议道，“歌妓吃什么，喝什么？”

“歌妓的吃喝花费都由酒楼供给，她们唱戏和舞蹈也是酒楼出钱请的师傅，酒楼还付了两百块大洋给她们的父母。”

“那么，她们的零用钱呢？”约翰不服气地问。

“如果她们伺候得好，恩客会给小账。”

“我还是觉得奇怪，”任克文忍不住说，“黑猫怎么认识我？”

“您以前常和她见面的，任教授，”范东美说，“您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的记性不好。”任克文尴尬地说。

约翰大笑：“克文记得圆周率的一百个数字，但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有一次，他在酒会和一个人熟熟络络地谈了半天，回来问我那个家伙是谁！”

“黑猫本名钱英，”范东美说，“她的母亲是你的邻居钱妈。”

“不可能！”任克文说，“钱英是个小女孩。我出国之前，钱妈每次来我家帮厨，钱英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她妈妈后面。”

“光阴荏苒，任教授，当年的小女孩已经成长为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了！”

任克文忙问：“范先生，一个歌妓能离开酒楼，过自己的日子吗？”

“当然，只要有人出钱。”范东美说。

“这要多少钱？”任克文问。

“看情形而定。如果一个歌妓的收入很高，妈妈可以要到一万块钱。”

约翰吹了一声口哨。

“但如果歌妓生意清淡，”范东美接着说，“妈妈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也可能只要一百块钱。”

“你是说，妓女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约翰问。

“你看到挂在大门口的水牌了吗？”范东美问。

“是不是一张写着许多名字的黑板？”任克文说。

“对，”范东美说，“名字有男有女。那些女名就是歌妓们的艺名。每个艺名后面的男名就是她今晚的客人。”

任克文说，有一个艺名下面有二十一个男名。

“稀罕。这位歌妓今晚恐怕要把嗓子唱哑了，”范东美说，“她叫什么名字，任教授？”

“我只记得数字和几何图像，记不得名字。”

“当然。刚才温教授好像已经解释过了，记名字是他对您的义务。”

约翰又是大笑。

“钱英呢？她今晚有很多客户吗？”任克文问。

范东美说，他已经买下她所有的钟点，所以钱英今晚不接客。

“那么，您不在的日子呢？”任克文问。

“她过去几个月都挺忙的。”

“范先生，您的意思是，几个月前她不太忙？”任克文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曾经……和妈妈闹了些麻烦，是的。”范东美说。

“什么麻烦？”两位客人同声问。

“是这样的。一位名叫孙起的年轻军官每晚都光顾她，不久就把钱花光了。”

“有麻烦的该是那个孙起，不是钱英。”任克文说。

“不错——如果钱英没有继续和孙起私下幽会。”范东美说。

约翰又吹了一声口哨：“妓女爱上恩客了？”

“钱英和孙起从小就认识的，”范东美说，“他们的母亲都是寡妇，经常在一起做针线。孙起五岁时，钱英三岁。听说小女娃每次见到孙起就兴奋得大叫。有一次，一只大蟑螂往男孩身上爬，两位母亲还来不及动作，小女孩已经一脚把蟑螂踩死了。”

约翰不了解钱妈为什么卖女儿。

“老掉牙的故事了，”范东美说，“钱妈病了，债台高筑，还不起。”

“孙起不能帮她一下吗？”约翰问。

“那时孙起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要钱英和他私奔，但钱妈家里只有钱英值钱。如果女儿跑了，钱妈无法还债，只好上吊。孙起眼看钱英被卖入酒楼，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广州去考黄埔。”

接着范东美向约翰解释：黄埔是孙中山创立的军校，校长是蒋介石。

任克文插嘴说，黄埔军校毕业生是国民革命军的骨干，蒋介石凭此攀上权力的巅峰。

“孙起毕业以后，有没有设法把钱英救出来？”任克文问。

“没有。孙起回南京后，想见钱英也只有一个办法：买局票。”范东美说，“孙起的钱花光了，钱英就偷偷把他带到房里过夜。”

“这个女人不容易！”约翰说。

“那还是钱英的初夜，”范先生说，“她的呻吟惊动了门外的男仆。孙起听到敲门声，跳起来冲出房门。第二天晚上他又偷偷来找钱英，却被男仆们撵出去。妈妈把钱英关起来，三天三夜不让吃喝。”

“这太过分了！”约翰把桌子一拍。

“妈妈原本打算把钱英的初夜权卖给一个豪客，鸡飞了，蛋也砸了，难怪妈妈生气。”范东美说。

“可怜的小姑娘！”约翰说。

“没几天，”范东美说，“孙起带了他的哥们儿来到酒楼，把仆人打了，又摔了大厅里面的花瓶。他们离开后，妈妈命令男仆们把钱英捆起来打二十鞭。”

“我的天！”任克文惊叫了一声，“这会把她打死！”

“我答应妈妈，赔偿所有的损失，”范东美说，“事情才算完。”

“您做了一件好事，范先生！难怪钱英这么尊敬您。”任克文松了口气，“孙起为什么不把钱英救出来？”

“他从此没有再来。”范东美说。

“什么缘故？”两位教授齐声问。

“天道难明，”范东美叹了一口气，“人心难测！”

约翰和任克文骑自行车回家时又是细雨蒙蒙。

“哦，我忘了告诉你，”任克文说，“我的父亲去查过市政府的档案，找到几种有关你爷爷的记录。”

“里面怎么说？”

“在光绪末年的饥荒时，你爷爷曾施过粥，救了许多饥民的性命。他也曾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了一场乱民暴动。”

“他真有勇气，”约翰哑着嗓子说，“请替我谢谢任伯伯费神。”

“我爸爸说，他很乐意把这种事迹找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静静地过了几个街区，任克文又说：“珠迪怀孕了。”

“太好了！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

“小女孩最可爱。”任克文露出笑容。

第二天一早，约翰正在机库激活他的内燃机，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任克文匆匆赶来，气急败坏地把他拖进一间办公室。

“约翰，赶快收拾行李，马上逃回美国！”任克文哑声说，脸色青得像个死去几天的人。

“什么？”

“有人要你的脑袋，出了一万美金！”

“别开玩笑！”

任克文紧绷着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纸，“这是去旧金山的船票，今晚离开上海。我派了一部汽车，一个小时后到你的公寓来接你。走走走！”他推着约翰，“回家收拾一些衣物，非必需的不带。其余的行李我替你寄到密歇根。”

“等一等！”约翰挣扎着，“是不是日本人要杀我？”

“还有谁？你快跑！我们的安全机构有情报，一个职业杀手要行刺你。”

“谁？”

“他们判断，有可能是林洪峰。”任克文说。

“小林？不可能！他连枪都不会开，”约翰铁青着脸，“不要诬陷好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他搬到你隔壁的公寓去住，又常找你聊天。”

“我们聊的是瓷器。”约翰嗤之以鼻。

“小林的父亲有许多日本访客。我们的安全人员正在刨他们父子的根。”任克文说。

“他们哪有什么根。那些日本人都是古董商，到小林父亲家去看古董。”

“你大概没注意，我们派了武装人员在你后面保护你。”

“哈！那部摩托车。”

任克文跳了起来：“我们派了三个人，但是没有一个骑摩托车。那个人什么长相？”

“我看不到他的脸——好大的太阳眼镜！每次我回头，他总是发动了马达一溜烟地消失。”

“老天，约翰，马上回家收拾！别忘了你的护照。”任克文又开始推着他的老友。

约翰挣开任克文的手：“克文，你听着。这几天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爷爷是我，他现在怎么办？刚才我找到了答案：留下来帮你造飞机。克文，滚你的臭皮蛋！你反对也好，赞成也好，我就是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把我赶出南京！”

任克文哭笑不得。“约翰，”他好久才挤出一句话，“你真会发明脏话！”

当天下午，约翰在报摊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他和任克文的照片。他买了一份拿到实验室，请一个同事翻译那篇与他有关的新闻报道。

标题是“美国教授妓院寻欢”。报上说，约翰去了一间酒楼，带了一个妓女到饭店开房。这样的行为，等同于用国民政府给他的钱强奸一名中国女子。

第二天，学生在中大校园示威。莫教授，一位颇有名望的作家，带了几个学生代表去见罗校长，要求把约翰解雇。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我最亲爱的辛西娅：

请不要生气，我爱，我已经决定在南京再留一个学期。

我没忘记我的承诺，但我也答应了克文在南京工作一年。我昨天才算清楚，这两者是互相冲突的。我必须作一个选择。

今天上午，克文帮我作了决定。根据他的情报，日本特务人员正在计划对我不利。克文催促我当日收拾一切立即回美。

克文的研究是他的性命。他这样做，就是把我的性命置于他的性命之上。我不能接受，因为一个人不能在患难之时离开他的朋友。

别担心，我爱。一队武装警卫在保护我，我在南京绝对安全。

我祈祷你从心里宽恕我。

爱你的，

约翰

约翰也给密歇根州立大学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聘书的日期延迟半年。

冬季最后的挣扎是一夜冰雨。约翰在被窝里发了一晚的抖。第二天一早，约翰在公寓的楼梯口碰到了他的公寓管理员。老严提醒他这天是清明节：“每年到了这个节日，天空例必清清明明。别忘了把窗打开，让暖风吹进来！”

“哪来的暖风？”约翰心里想。

但一走出大楼，吹过来的微风果然十分温和。空气就像一个暖暖的大浴缸，只走了半个街，他就不得不把大衣脱掉。

街上，青春洋溢的女孩们换上了彩色的春装。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风筝飞翔在一夜之间变成嫩绿的河岸上。农历把春夏秋冬界别得分明！中国人靠天吃饭，他们必须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预测天气的日历生死攸关。

这几个星期，约翰有许多工作都必须按限期完成，连周末也没时间去逛古董市场。他挂念陈梅，也想念五毛。小女娃一直不肯叫他“叔叔”。每次她的母亲去催，小女娃就把脸藏在妈妈的脖子后面。他记得有一次，他和陈梅全家人去逛庙会。五毛趴在妈妈背上，把大拇指含在嘴中，一双水亮水亮的眼睛骨碌碌地打量着他。刚巧一个热闹的猴子戏散场，一道人潮涌过来把他淹没。他听到一个细小的声音喊道：“叔叔，叔叔！”几秒钟后，这声音变成了尖叫。他用力挤开人丛向她跑去。女娃见到他马上伸出细小的手臂，把他的脖子紧紧搂住。

到了杂货店，陈梅迎着他走来，年轻的脸明亮得像室外的阳光。她也换上了薄薄的春天的衣服。约翰惊讶地看到她的衬衫鼓得像塞了两只新鲜的苹果。

上次看到她时，她的胸部还是平的！

陈梅不停地追问他的近况。约翰故意板着脸，用一两个单字来回答。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但这个女孩已经长大了，只怕她的父亲怀疑他有什么企图。

陈梅向他道歉，因为不能陪他逛古董摊。陈家这天早晨要上山扫墓。

在回家的路上，约翰努力不去想那具生气蓬勃的胴体。但他不能忘记到南京的第一个晚上，在市中心一个餐馆里看到的热气腾腾的包子。“是不是就那个样子？”他问自己。

“别闹了，约翰。她还没满十八岁！”他责备自己。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约翰的心中出现了许多小精灵，引诱他做一些令他心跳的事。

他把小精灵赶走。“约翰，一个人要想得正，行得正！”他告诉自己。

但小精灵逃走以后，不久又偷偷出现。

他留在南京的决定到底跟陈梅有没有关系？

第十九章 委员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由之全面爆发！

缘由是驻扎在北平近郊的日军在这条古桥附近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夜幕中，一个日本士兵失踪。

日军要求进入附近的宛平城搜索他们的同僚。

吉星文将军断然拒绝。守土有责，他宣告，愿以卢沟桥为全军的神圣墓地。

小便完毕的日本兵归队了，但引起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日本军队以飞机和大炮猛攻宛平，城墙上砖土四溅，弹痕累累。中国军队还击。他们的枪声引起了全国的回响，也给了日本一个入侵北平和天津的借口。

蒋介石派了六师军队支持华北的国军。

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一个月后，上海发生了淞沪会战，参与的中国军队总计超过八十万人，为抗日战争历史之最。

八月，天还未破晓。约翰走出他的公寓大楼。街上没人，地上乱糟糟地放着几个沙袋。约翰没看第二眼。他今天要和蒋委员长会面！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轿车无声地滑到路边。

“早，温教授。”一位戴着呢帽的老者从后座向约翰打招呼。

约翰跨上了车。“早，罗校长。”他说，心中惊讶。没想到中国长袍配上西方呢帽居然显得十分时髦。

他不认识那个穿着军装的司机。罗校长的司机在前座，却坐在右侧。

“今天麻烦你起个早，很抱歉，”罗校长说，“我知道你夜里很晚才休息。”

车子开始移动。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约翰说，“能和您单独谈谈。几个月前，一些学生攻击我的人格，谢谢您支持我。”

“我的老朋友莫教授仍然拒绝跟我说话。但任教授已替你澄清，谣言已经平息。请不要介意茶杯里的风波，这就是政治。”

约翰没有回答，气犹未消。

“委员长只能在这个时辰会客，”罗校长又说，“他现在真的是忙不过来。”

约翰点点头。

罗校长摇下隔离前后座的玻璃。“很少有人知道，是我们的委员长——不是日本人，发动了淞沪战役。”他低声说。

约翰一惊坐起。

“中日两国在上海打的仗原是小摩擦，”两道银眉的老人说，“直到委员长派了飞机去炸长江上的日本旗舰‘出云号’。”

约翰惊呆了。

“这是他的全盘战略之一，”罗校长接着说，两眼突然发亮，“要吸引三十万日本大军到中国东部来。”

“天呀！他为什么这样做？”

“‘九· 一八’事变证明了一个公理：征服中国的最短距离是从北而南，”罗校长说，“如果日本军队沿着京汉铁路从北平南下，他们就能把中国切成两半，将我们最精锐的部队挤到太平洋岸上，日本的海军就可以和陆军配合，对我军左右夹击。”

“中国精锐就会全军覆没！”约翰的声音几乎哑了，“中日战争三个月就会结束！”

“天佑我中华！”罗校长说，“许多日本人认为吞并中国须以蚕食而非鲸吞。他们内部争执不下，所以一直没有大动作。现在，战争既从东海岸开始，日本人会发现从东向西攻，将穿过许多没有公路的崎岖山区，难度较高。”

轿车通过南京中心的新街口。广场的正中矗立着一只炸弹模型，警告南京市民飞机轰炸的危险。但经历了几星期无情的空袭，南京人已无需告诫。两个星期前，约翰去爬紫金山，看到脚下的屋顶已涂成黑色，有的还加上掩蔽物。

“这个时刻，委员长应该忙得天昏地暗，”约翰说，“他怎么还有时间接见你我？”

“他没有时间见我，但是他要见你。”罗校长笑了一笑，“不必受宠若惊，温教授，你替他造飞机，他欠你。”

“但是，这么一大清早他起得来会客？”

“委员长通常早上五点钟起床，”罗校长说，“梳洗后就去刷马。这个习惯是他在日本受炮兵训练的日子里养成的。”

约翰不能掩饰他的惊愕：“真的？”

“蒋有他的缺点，”罗校长点点头，“但他也有优点。”

“什么缺点，可不可以谈谈？”

“一个缺点是他不信任别人，不能驭繁为简，将工作交给别人分担，结果弄得自己精疲力竭。水清则无鱼，如果他对别人的小瑕疵视而不见，效果可能更好些。”

“他的优点是什么？”

“一个广远的视野加上钢铁般的决心，”罗校长说，“还有，他能花钱。”

“能花钱也算一个优点？”

“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委员长完全明白金钱的力量，”罗校长说，“他能毫不犹豫地把这力量使用到十二分。”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约翰问。

“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一直想独立，”卢校长说，“几个月前，全国舆论批蒋介石不抗日。陈主席请人扶乩，得到‘机不可失’ 一签。陈主席得签大喜，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中央。在他宣告独立的前夕，广东省府的飞机突然全部飞到南京。陈济棠震惊之余猛然醒悟：签中之‘机’ 应指飞机之机而非机会之机。飞机既失，陈主席只好放弃他的野心。据说，蒋介石送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一百万银圆。”

“贿赂是不道德的，更是非法的。”约翰说。

“温教授，你恐怕做不成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罗校长大笑，“古语云：大德不逾闲，小节出入可也。”他把这两句话的意思解释给约翰听。

“你赞成一国的元首行贿？”

“一个以最高形式犯规的人不一定没有荣誉守则。”

“你可以说得详细点吗？”

“当委员长向盟友，甚至敌人许下诺言后，他往往会遵守的。”罗校长说。

“我们的罗斯福总统也是一样。”

“你们的罗斯福不一定能完全遵守委员长许下的诺言。”

“请给我一个例子。”约翰不服气。

“委员长年轻时也曾荒唐过，但自从和蒋夫人结婚以后，一直洁身自守。”

“这也算难得？”

“孟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你拥有委员长的权势，谁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来？”

约翰不能否认这句话。

罗校长改变了话题：“温教授，你和任教授的研究近来有什么进展吗？”

“克文的设计十分高明，所以我们起初很顺利。实验结果证明，他的数据准到最后的小数点。真是难以相信，即使加州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也不能设计得更好。”

“但我听说任教授现在烦恼极了。”

“是的。机身的主材料是铝，但自从中日战争发生以后，铝的供应已经断绝。从那时开始，克文没有一晩好睡。”

“可怜的任教授。”

“我告诉他这个问题应该归我解决，但他不肯放手。”

“我知道你有一双万能的手，但没有人能够使一座铝山凭空出现。”

“我们打算不用铝。”

“什么？”

“中国满山遍野都是竹子，我们考虑以竹代铝。”

“好主意！”罗校长嘶声说。

“但是，用竹子造成的飞机，速度和机动性都比较差。”

“糟糕！”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马达，但这种马达很重，减低了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一个恶性循环。”

轿车停在黄埔路一所大房子门前。一个蓝色中山装的侍从打开了轿车的后门：“欢迎光临，罗校长。请这边走，温教授。”

他把两位来客带到屋后的大草坪。

一个中等身材，穿着深绿工作装的光头军人在远处洗马。从他笔挺的立姿看来，这个人似乎只有二十多岁。但当约翰走得近些，就看到他脸上岁月的痕迹。这个人大概听到脚步声，剑眉下的眼睛一闪，约翰有如雷轰电击。

委员长跟罗校长寒暄了几句，然后转身对约翰说：“谢谢你来中国帮助我们，温教授。希望你起居舒适。”

约翰反应有点迟钝，来不及握住伸过来的手，委员长已经说：“请原谅我的便服。”

约翰庆幸他的失仪有了借口：“没关系，委员长，我明白，您在洗马。”他急忙把手伸过去，觉得委员长的手掌温暖而柔软。

“对，”委员长说，“如果你想和你的马建立良好的关系，就必须注意所有细节。”

从他进入实验室的第一天起，约翰就学到事事都可能出错，所以凡事都须小心谨慎。他对委员长的话完全了解。

“拿洗马的水来说，”委员长继续说，“像这样的大热天，你必须把冷而清澈的水直接从井里汲出来，把马淋得伸颈长嘶。然后你得赶快把水从它身上刷掉，免得它的蹄子不停地往地上敲。你得一边把它从头到尾刷得皮色油光水滑，一边按摩它全身，还得跟它说话，表示对它的关心。如果你能做到这几点，每次你走近它，它都会嘶喊欢腾。”

委员长的南方口音很重，约翰要竭力倾听才能明白个大概。如果一个美国政治人物有类似的弱点，恐怕很难赢得任何选举。

“您对您的马照顾得很周到。”约翰恢复了镇定。

“但是，仅仅照顾还是不够，温教授。你要马爱你，但同时也要它怕你。把马惯坏了，就不能用了。立一套规矩，假如它违反了其中任何一条，鞭它打它毫不留情。训练得对，你的马在危急时能带你跳过一条河。”

“说得好。”罗校长脱掉他的呢帽行了一个礼。

“谢谢你，罗校长。但是你不是来听我谈马的，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听你讲解曾国藩的思想。”委员长转向约翰，“温教授，感谢你最近的工作报告。我很兴奋地听到，你的战斗机性能足以和日本的战斗机相比。我们会想办法供应你需要的铝。”他用双手握住约翰的手，“你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离开家园来帮助我们的大恩。请将我的家当作你在中国的家。我家的大门在任何时候都对你开放。”他停了一停，“对不起，我必须换一件衣服。”

“嗬！”约翰看着委员长的背影从视线中消失，一声惊叹。

一名侍从带两位客人到客厅，一名女仆奉茶。

“罗校长，”约翰低声说，“请告诉我，曾国藩是谁？”

“八十多年前镇压了太平天国暴乱的一位儒将。”

“但是，罗校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镇压暴乱的大将一定很多，委员长为什么对曾国藩特别推崇？”

“问得好，”罗校长说，抿了一口茶，“我有一个小小的看法，请你指教。曾国藩是个功业彪炳的人物，但功高震主，自古皆然。曾国藩的座右铭只有两字：求缺。他能避开斧钺之祸，也全凭这两个字。”

“这怎么说？”约翰问。

“月满必亏，位高则危。曾国藩在平定洪杨之乱后立即裁军，连慈禧太后都不猜忌他，是以得全性命与功名。我想委员长敬佩曾国藩，一个原因是：这位儒将能从容应付正背的双面夹击。”

“这么说来，委员长是不是也在应付两面的攻击？”约翰问。

“三面的攻击。”罗校长伸出右手最后的三根手指，“委员长是个极富争议性的人：大独裁者还是民族英雄？但了解委员长并不难。你只需谨记一件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

“他的梦是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约翰问。

“没错，”罗校长说，“日本的野心和他的梦冲突，所以日本是他的头号敌人。但此刻倾全国之力与日本一战，势必惨败，损失比甲午战争尤甚。因此当日本侵略东三省之时，他咽下比韩信胯下之辱更大的羞辱，严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你也许知道。”

“要不是您告诉我，”约翰说，“我还以为张学良不敢和日本人开战。”

“你想错了。日本人暗杀了他的父亲张作霖，抢走了他东北的地盘，他和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罗校长说，“如果委员长支持他，他愿意和日本人战到只剩一兵一卒。”

“你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约翰说，“谁是蒋委员长的第二号敌人？”

“中国的老百姓。”

“什么？”

“他的同胞指责他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学生示威，政客要求他辞职，”罗校长压低声音，“媒体散布他个人生活的丑闻。”

约翰的脸色变了。

“我知道，我知道。”罗校长拍了拍约翰的手背，“有人造了你的谣。你企图挽救你的清誉，反被泼了一脸屎。是可忍，孰不可忍。”

“很多人告诉我，委员长生活腐败，荒淫无度。”约翰说。

“说一个例子给我听听。”

“我听说他在日本受军训之时，和他的朋友共享一个妓女。妓女怀孕了，但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蒋介石把责任承担下来。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第二个儿子蒋纬国。”

“你可以说这谣言有一部分是真的。”

“全部真相是什么？”

“据传，委员长的好友戴传贤与一个日本女子有私，生了个儿子。戴不能告诉他的妻子，蒋介石就把这个私生子认为己子，带回家抚养。”

“委员长怎样向别人解释这个儿子？”

“他不解释，连蒋夫人都产生了误会。”

“不可思议！我就办不到。”约翰摇摇头，“您刚才说，蒋委员长还有别的敌人？”

“委员长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日本是疥癣之疾，共产党是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发动了五次江西围剿，把共产党赶到西北，然后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西联手消灭他们。其后的发展你都知道了。”

“西安事变！”约翰说。

一个侍从来到客厅道歉：委员长和上海军部正在通一个紧急长途电话，耽搁了早餐。

侍从带他们到小餐厅。蒋夫人宋美龄穿着一件丝质黑旗袍，看起来很优雅。她热情地问约翰的好，又问他在南京有什么消遣。

几分钟后，蒋委员长匆匆来到。大家都坐下，低下头由蒋夫人带领祈祷。

“这是王正廷大使今天上午发来的，”蒋夫人说，把一纸电报递给她的丈夫，“华盛顿担心中国没有能力在上海抵抗日本。”

蒋委员长接过翻译好的电报，额头的皱纹沟愈读愈深。

侍从把粥、花生米、咸菜、咸鸭蛋送到委员长和罗校长面前。夫人和约翰的桌面上放了火腿、鸡蛋、面包和咖啡。

没有人用餐。

蒋委员长把电报看完，蒋夫人便打破沉默：“怎么办？”

“我们不会自动撤出上海！”蒋委员长气愤地说。

“即使精锐尽丧也在所不惜？”罗校长问。

“我们没有选择，罗校长！”委员长说。

“为什么不请求西方国家干涉？”蒋夫人问。

“日本侵略东三省之时，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了。没有用！”委员长说，“国联给了日本一个谴责。娘希匹！没有人愿意用经济制裁，更不要说用武力来迫使日本离开东北。”

“俄罗斯给了我们军事援助。”罗校长说。

“当然，让我们保护西伯利亚的安全。”蒋介石沉重地说。

“德国也给了我们武器。”蒋夫人说。

“来换取我们的钨矿。不然，德国的晚上就是一片漆黑。”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对美国人的正义感印象颇深。”蒋夫人说，“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也许你可以派我到美国去跟罗斯福总统谈一谈。”

“你想向那个鸦片烟商的孙子求施舍？”蒋介石喊道，“达令，罗斯福有他自己的政治考虑。一颗子弹五分美金。他卖军火给日本，每枚镍币都在美国资本家的口袋里响叮当。我们买不起西方的子弹，所以我们的士兵在听到日本兵脚步声之后才能扣扳机。”

“我认为抗日符合美国的利益。”约翰说。

“感谢你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温教授。但贵国政府需要投资的回报，它不会援助一个逢打必败的国家。”

“没有坦克和飞机，怎么打？”蒋夫人睁大眼睛。

“中国是弱国。我们打不过日本，只好尽量避免和它冲突。”蒋介石说，“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尚未绝望，决不放弃和平；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我们有一条底线：我们国家的主权必须完整，我们的领土不容分割。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任由日本占据东三省，我们将无面目见祖先于地下。现在这条底线既已被践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随时随地作牺牲的准备。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选择一个城市，派我们的部队去和日本人战到玉石俱焚。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人是不怕死的。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愈败愈勇！只有这样，西方国家才肯帮助我们！”

“为什么是上海？”约翰问。

“上海拥有最多的外侨，因此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一定输，也许我们在上海的士兵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蒋介石的声音悲壮，“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有决心保护我们的领土，至死不渝。”

蒋夫人看着她的丈夫，眼睛里慢慢浮出泪光。

“我尽可能撤出一些军队和军备，”蒋介石看着夫人说，“南京保卫战也需要铁和血。”

谁都没有说话。

蒋介石拿起他的茶抿了一口，站起身来。他的两位客人连忙跟着一齐站起。蒋介石用手示意他们坐下来陪夫人。一个向后倒退的彪形大汉，两手各握一支手枪，目光左右扫射，领着蒋介石走到大门。一队武装警卫殿后。

从小餐室的窗户，蒋夫人静静地看着她的丈夫在树丛后消失。她劝客人用餐，但大家只把碟里的食物拨了一下就告辞了。

蒋夫人走到钢琴前面坐下，静静地弹了一首肃穆的圣歌。

时间仍然是清晨，街上行人不多。在黑色轿车里面，罗校长的司机低声对他的主人说了一些听来的闲话：“委员长又在梦中大喊大叫！”

“他叫些什么？”罗校长问。

“都是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把年轻的子弟送入坟墓呀，等等，等等。”

“他要把他的侍从吓死！”约翰说。

“他们已经听惯了，”罗校长的司机说，“只是，近来他的声音越叫越惨。”

罗校长摇摇头，把嗓子压低对约翰说：“委员长的背上有个十字架。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压力不断上升。我希望他不会失去决心。成千上万的性命都悬在他一念之间。”

轿车开进一条宽敞的大路。罗校长的话锋转入一个轻松的题目：“你的古董收集最近有什么成绩，温教授？”

“不太好。”

“又上了当了？”罗校长笑着问。

“我恐怕永远学不会鉴定瓷器。”

“怎么回事？”

“上个礼拜，我从一位古董商那里买了一只宣德款的花瓶。”约翰说。

“是不是青花官窑？那很漂亮！”

“古董商说，三十年前，它是恭王府客厅的摆设。”

“花了多少钱？”

“两千块。”

罗校长点点头：“假如是真宣德，很合理。”

约翰叹了口气：“一个朋友的父亲说，我买了一件现代仿制品。”

“老天！你打算怎么办？”

约翰还来不及回答，一辆卡车从一条小巷里面倏然冲出来，把前路封死。在轮胎尖锐的摩擦声中，委员长的轿车及时刹住。在约翰被扔向前方隔离板的同时，一支手枪从窗外出现，指住他的太阳穴。一个愤怒的汉子望着他，五官依稀熟悉。约翰还在想这人是谁，一道爆炸的光芒忽然眩住他的眼睛。

巨大的凯迪拉克轿车快速地掉头，开上了人行道，撞倒了几辆人力车，然后像子弹一样飞射出去。

“好快的加速！”罗校长的司机用颤抖的声音喊。他看着约翰手肘旁的玻璃窗说：“如果这个家伙有时间在防弹玻璃上再补一枪，它恐怕会完全碎掉，后果不堪设想。”

约翰的耳朵充满了警笛的声音。他仔细把头摸了一遍，却是丝毫无伤！

这天晚上，任克文撑着雨伞来到约翰的公寓。他告诉约翰说，刺客已被捉住。原来这个人是他们宿舍区的王巡警。这个人曾用摩托车送珠迪去飞机场。约翰十分惊异。

“我们保护不周！”任克文道歉，“昨天晚上我们有警卫守着你的公寓。但是你清早离家时，委员长的人把他们拦住了。”

任克文说，一个日本间谍把王巡警的小儿子绑了票。间谍宣告，如果王巡警出卖了他，他就割断这个孩子的喉管。特务人员用一支手枪对准王巡警的太阳穴，还是不能令他说话。

任克文离开后，约翰跌入沙发里。这次他算是幸运的，但是下次呢？下下次呢？他不可能永远幸运。

他所不能接受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没有和女人睡过就死亡。

在麻省理工学院，约翰过的是斯巴达式的生活。课业压力最沉重的时期和他性需求最强烈的时期重叠。辛西娅设有禁区，从来不由他侵入。那时他抗得住两重的压力，因为他拥有对未来的憧憬。学生时代的未来就是今天。现在，密歇根有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等着他，他还有一个每次打开就会面露微笑的银行存折。可是，他还能有几天可活？

下个星期日的中午，约翰和陈梅在他家附近走着。突然闪电如长鞭破空，暴雨接踵而至。陈梅很自然地拉住约翰的手臂跑进他的公寓大楼。这是一个微妙的暗示。约翰的心狂跳起来。

到了公寓门口，她缩回手，但纤指的余温仍暖着他的手臂。惊雷突发，约翰打开了门：“别担心，陈梅。我们的楼房有避雷针，在这里绝对安全。”

陈梅进入公寓。“哇！这么多的房间！”她看了看四周，感叹地说，“卧房、厨房、浴房，”她笑得很开朗，“你的房子好干净，约翰！”

“陈梅，这只是一间公寓，不是房子。”

约翰带陈梅来到他的卧室，她继续打量着周围的布置，尤其是那张鲜艳的红床罩。

“这是珠迪送我的，花也是她自己绣的。”约翰解释说，递给她一条毛巾，“你最好擦擦头发，全淋湿了。”

约翰去厨房带回来两杯茶，这时陈梅正用毛巾擦她的头发。她没戴胸罩——也许这种妇女用品她从未见过。衬衫上半透明的湿点呈现出她健康的棕色皮肤。

约翰咽了一口唾沫，放下手中的茶杯走过去，把她从后面搂住，弯下腰去凑她的耳朵。

她不安地扭着。“我想你应该买那个剔红漆盒，”她说，“老板要两块钱。离谱！但你喜欢，”她愈讲愈快，“你有没有注意老板的鹰钩鼻？丑死了，跟我的历史老师差不多。但我的同学都说他好看。你想想！”

“谁好看？你的历史老师还是古董店老板？”约翰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的历史老师。你知道，这位老师不停地抽烟。你看他牙齿的黄渍！他的金牙更土！我的同学真傻！”

“你为什么这样子说话，陈梅？”

“什么？”

“你听起来像个话匣子。”

最初她不作声，后来才小声承认：“我害怕的时候就会不停地说话。”她的脸在燃烧。

受了鼓励，约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她推倒在他闪亮的红丝床罩上。她没有挣扎，只是不停地转动她的脸来避开他的嘴唇。但当他成功地用嘴盖住她的嘴时，她竟然回吻。壮了胆，约翰用强解开了她的两个胸扣，但当他想解开第三个时，遭遇了坚决的抵抗。他把手探进去，掌心充满她温暖的丰满。她的牙齿咯咯作响。他手上的雨珠一定冻着了她！她的皮肤是如此细致光滑，他大胆的手一滑就到了她的腋下。他惊讶地发现那里连一根毛都没有。

他的手指滑到下面时，她退缩了。“不要！”她叫，声音比他记得的成熟。她把他的手推开，跳下了床。

一连串的雷声在窗外爆炸。闪电愤怒地刺着他的眼睛。当雷声停下来后，他坐起来，一身大汗。她一直把他当作好人，现在她会不会觉得他很邪恶？

“你要去哪里？”他结结巴巴地问。

她扣上胸衣。

“我拿一把伞给你。”他说。

但她已经冲出了他的房门。

下个星期天，约翰没有去逛古玩店。经过一段时间，他硬着头皮走进她的杂货店。陈梅对他客客气气，但很少和他说话。他们之间仿佛有了一个默契：把那个暴风雨的下午忘掉。可欣慰的是，爸爸尊重他一如往昔。

约翰小心地避开陈梅的肩膀。如果陈梅的爸爸发现他对陈梅做过的事，他会杀了他。

第二十章 十万将士生死之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一个树林荫密的山脚下，有一座用树枝掩蔽着的大楼。时钟刚刚敲完七响。一个小胡子军人从容地走进楼中一个不显眼的、布置平常的房间。

一名侍从大声宣布：“委员长到！”

在房间里的人，包括一个白人将领，都站了起来。

蒋介石向那些站得直挺挺的将领们点了点头，“好！好！坐下！坐下！”他连声说。

他走到主位前站定，开始讲话。“各位将军！”他说，“我们勇敢的战士在上海打了一场壮烈的仗。日本人夸口说，他们只需三个月就可以征服中国。事实证明，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只拿得下一个上海城。西方国家看到了我们的表现，不久就会给我们军事上的援助。”

大家一齐热烈鼓掌。

“现在，上海既已落入敌手，”委员长接着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南京。各位将军，请你们就如何捍卫首都发表宝贵的意见！”

他的目光落在李宗仁将军的脸上。

李宗仁身材矮小，脸色黝黑。从他质朴的外表可以看出他出身农村。

此人虽然只有四十多岁，却已身经百战。十年前的北伐，他的第七军是蒋介石的一个主要臂助。

但在三个多月前，李宗仁反对蒋介石把七十万国军精锐投入上海战场。

“日本的陆军训练精良，装备现代化，”李宗仁分析，“他们的空军和海军又远胜于我们。上海没有城墙和堡垒。日本三军的炮弹将从空中、海上、陆地向我们进行立体攻击。我们的军队即使是一块铁，也要被熊熊的炮火烧熔。”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捍卫上海？”蒋介石问。

“委员长，上海不是我们耗费军事资源的地方！”李宗仁回答，“我们应该和日本在中国广袤的领土上展开长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

但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否决了李宗仁的意见，也不作任何解释。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开始显露疲态。但是九国会议刚刚在比利时召开，讨论纾解淞沪战争的方案。委员长严令他的军队继续战斗十天，希望西方列强通过对日本的制裁。

没有通过。

当六万日本援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完全崩溃。等到蒋介石同意撤退时，一半以上的国军已经战死沙场。

国军原想在上海之西，即吴福线和锡澄线的防御工事上死守。但当地的官员已经逃走，还带走了堡垒的钥匙。中国士兵不得其门而入，只好继续败退。

“德邻兄，”委员长向李宗仁发问，“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保卫南京？”

“我们无法保卫南京。”李宗仁简洁地说。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日军抵达之前全军撤退！”李宗仁用坚定的语气说。

委员长不置可否。他向下一员将领发问：“健生兄，你有什么高见？”

健生就是白崇禧，绰号小诸葛，乃中国最有谋略的高级将领之一。北伐之时，蒋介石曾考虑聘他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但当时白崇禧只有三十多岁，资历亦浅。最后，蒋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为副总参谋长，负责总参谋长的实际工作。

几秒钟的沉默后，白崇禧开始发言：“委员长，南京外围三面平原，缺乏地形的掩护，易攻难守。如果日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我们进行攻击，防御很困难。几天前，我们在上海损失惨重，我军没有能力在南京再打一场硬仗。”

“如果我们全力坚守，你认为可以维持多久？”委员长问。

“三天。”

“三天以后呢？”

“大难临头！”

“为什么？”委员长咄咄逼人。

“南京北背长江，我们没有足够的船只，天堑难渡，军队无法及时撤退。”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弃城。”白崇禧说，“委员长，古人有云：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种条件我们现在都没有！”

蒋介石将视线移到唯一的外国将领的脸上。亚历山大· 冯· 法肯豪森是德国元首希特勒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太长，所以在背后，大家都称他为“那个德国人”。这个德国军官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神色凝重。

委员长的目光巡视全桌，只见其他中国军官也跟着点头。

委员长倏然变色。顿时，房间里的温度降到零点。

“将军们！我们是革命军人，”蒋介石吼道，“我们誓以生命，保护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南京是我国的首都。钟山是我们党总理龙眠之地。难道我们要开门揖盗，邀请日本军队进入我们的首都，任由他们践踏总理的灵寝？”

会议室里，人人都不自觉地向座位里缩了一缩。

“何将军，你有什么意见？”委员长似乎已失去耐性，对何应钦不称其字。

西安兵变发生之时，何应钦主张军事解决。事后，很多人批评他置委员长的安危于不顾。因此，这位在黄埔仅次于蒋介石的将军现在言行特别谨慎。

“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说，“我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你呢，徐部长？”委员长转头问徐永昌。

“我服从最高领袖的命令。”蒋介石的军令部部长说。

委员长最后询问唐生智。

这位高大的胡子将军“哗”地站起来。“我完全同意委员长的意见，”他说，“我们应该誓死保卫首都，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一个笑容慢慢地从蒋介石的嘴角浮出来。雷雨骤过，委员长又变回那个雍容大度的领袖。他总结：“好！好！现在我宣布：死守南京的建议，无异议通过！”

全场愕然。

委员长接着说：“目前只剩下一个问题：谁来担任卫戍南京总司令？”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委员长将目光锁定在唐生智的脸上：“如果没有人请缨，那么就由我来指挥首都保卫战。”

唐生智跳了起来：“委员长，我愿意留守！我和麾下每一员官兵都将与南京共存亡！”

啪嗒一声，蒋介石并拢脚跟，右手齐眉。全国最高统帅向自我牺牲的大将致以隆重的敬礼。瞬间，房里的人都一齐站起身向唐生智敬礼。

“唐将军，你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我们以沉重的心情，向你表达国家最高的谢意。”委员长洪声说，“此刻，我任命你为南京防军的总司令，负责首都的安全，全权处理拱卫京城事务。”

蒋委员长又谢了其他的将军，然后大步走出了会议室。

“为什么他又要打一场必败的仗？”李宗仁一边走出门口，一边低声问他身旁的白崇禧。

“你这问题的答案非同小可，乃关十万儿郎的性命。”白崇禧也压低声音说。

会议的消息传了出去。当天下午，南京的居民纷纷加紧外逃。汽车把南京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

一度喧闹的城市变成了一座空城。

第二十一章 欢迎大日本皇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

午夜，黑暗吞噬了中央大学，校园里只有一座建筑物还亮着。

大厅忽然响起任克文的叫声：“约翰，你的主意太妙了！”

“轻点，克文，”约翰说，“整个南京市都要被你吵醒了！”

任克文剧烈地咳嗽，又喘了一阵。

一声长长的警笛忽然从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紧跟着三个急促的短声：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快跑！”唐领班跳了起来。

“又要去防空洞喂蚊子喽！”小林喃喃地说，捻灭了烟头。

“我不走了，太困，连爬都爬不动。”一个大家称为小赵的学生抱怨说。

任克文像没有听到警报。“约翰，”他说，“麻烦你明天就动手制造你的马达！”

“我们现用的马达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小林说，“干吗又搞一个新的？开玩笑！”

“现用的马达没有五百匹马力！”任克文回答。

“您不是说，五百匹马力的马达太重？”另一个工程师问。

“约翰设计的马达不重，”任克文兴奋地说，“有了他的马达，我们飞机的性能就可以赶上日本飞机。”

“真的吗？”大家都喊起来，“温教授用了什么新方法？”

“他建议利用超级充电器来压缩空气。”任克文满脸笑容地说，“我刚刚算了一下：五百五十马力！”

房间一下静了下来。

“这种新方法的技术问题很多，”唐领班最终说，“但是，我相信温教授都能解决。”

“顶呱呱的主意！”小赵的脸色也开始发红。

“只有天才和疯子才想得出来！”任克文说，一边摇头一边用手帕大声擤鼻涕。

警笛再次划破长空，一长三短：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日本飞机已侵入南京的天空！

“来不及了，关灯！”约翰喊道，“找一个桌子钻下去！”

乱成一团的脚步声。不消一会，房间又归于静寂。

砰砰砰的爆炸声由远而近。约翰向他的办公桌里钻得更深一些。

窗外，一支喷火的信号箭升上了天空。

连续的爆炸声来到头顶。又一支轰轰的信号箭！俯冲而来的机声有如尖锐的口哨。一连串的爆炸。地面震动。

“混账，这些汉奸！”任克文骂了一句。

轰雷掠过他们的头上。爆炸声横扫过去。片刻的静寂。

“呜，差点完蛋！他们像是专门找我们的茬子来的。”一个声音说。

“我一点都不奇怪。”唐领班说。

“他妈的鬼子！”任克文大骂，“我们什么时候还击？”

“当我们的机库有了几百架战机的时候，任教授。”小林轻声说。

轰轰的雷声又回到头上来了。

“去去去，比苍蝇还讨厌！”另一个声音说。

闪雷照亮了天空。一连串的爆炸震撼了房间，屋顶的一角坍塌下来，碎片如暴雹般落下。人人都用双手护住头部。

又一枚炸弹落在大楼的另一个角落。砰嘭！强烈的气流汹涌而来。

约翰闭起眼睛喃喃祷告。

空中一声长嘶。一个爆炸从大楼的顶空裂开来。

“嘿，我们的高射炮！”嗓音里充满兴奋，“打落了他们一架飞机！”

天空中的声音渐渐愈飞愈远。最后，大家听到的只有任克文周而复始的咳嗽声。

一声连音的长喇叭，空袭结束。人们慢慢从桌子底下爬出来。

约翰把电灯扭亮时，手还在发抖。

他听到任克文紧张的声音：“我们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解决：飞机舱身不规律的振动。”

房间里爆发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冲淡了紧张的气氛。

约翰转头去看任克文。这几个星期来，流水般的军用货车把脸露死色的伤兵运入南京城。任克文发青的脸看起来就像那些伤兵。

“克文！我们的大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铁鸟运出南京。”约翰说，“你还撑得住吧，老兄？”

“没问题。”任克文回答。

“克文，你不能病，”约翰沉重地说，“我们这个团队都在你的肩上。”

“哪有这么严重？”

唐领班巡视后回来说：“被三颗炸弹击中，幸亏没人受伤。”他详视任克文的脸：“你怎么啦，任教授？”

“没事，没事，”任克文说，“我担心的是，机舱的缺陷还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改正。”

“克文，我们连两个钟头的时间都没有，别说两天！”约翰说。

任克文失望地跌在一张椅子上。

“你也必须回家睡个觉，”约翰说，他的眼睛在房间里扫视了一遍，“我们都太累了。”

“再给我十分钟。”任克文说。

“克文，”约翰放低了声音，“一个工程师告诉我，他近三个月来都只支半薪，但是我没看到有人怠工。我想你应当知道，克文。”

“我怎么不知道？每月往他们的牛皮信封里装钞票的人，就是我。”

“克文！难道你也只拿半薪？”

“我整个学期都拿不到薪水。”

“什么？”约翰提高了嗓门。

“我不教书，大学不付薪水。”

“那些工程师呢，谁付他们的薪水？”

“航空事务委员会。”

“为什么我拿到全薪？”约翰问。

“你是外国顾问。”

“没有钱，你吃什么，喝什么？”约翰叫道。

任克文低头看自己的双手。

紊乱的脚步声夹着一阵叫喊声。几个工作人员跑出屋子。唐领班最先回来说：“任教授，安全人员抓到了两个发射信号弹的王八蛋！”

约翰用拳头在办公桌上砰的一擂：“克文，我们必须马上把飞机运出南京！”

“好的！”

“你调到船没有？”约翰问。

“终于调到了。委员长发了特令，我们分到一条汽船，明天一早就在下关码头等着。”

“我们的军用货车呢？”约翰问。

“军部发了两部。我们可以从地下隧道把飞机运到码头。”

“什么隧道？”

任克文拿出一条粗大的青铜钥匙：“打开地下室的铁门你就会看到。”

“那条生锈的铁链！”约翰吹了一声口哨，“隧道出口在哪儿？”

“三个街区外的小胡同里。”

“好家伙！”约翰说。

任克文站起来拍了两下手：“回家，回家，睡个觉！明天早上七点准时回来，把飞机搬上汽船。后天一早，大家带着家眷一齐上船！”

工作人员鱼贯地走出实验室。

任克文又坐了下来。

“走吧，克文。十二点钟了。”

“等一下！我刚刚有一个想法，现在不写下来等下会忘记。”

“不能等了，克文。”约翰说，把任克文手里的铅笔抢走。

任克文咒了一声。

“克文，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让家里怀孕的妻子等到半夜。”他把任克文从椅子上拉起来。

两人肩并肩地骑着脚踏车离开校园。

“这条街静得像个墓园，让人毛骨悚然，”约翰说，“你看那座楼，一道墙全是弹孔，恐怕要坍塌。”

脚踏车过了一个街口，约翰说：“我今天去了银行，把存款都提了出来。听说银行过两天就要关门。”

任克文说：“邮局也一样。”

“真的？那么我明天必须把给狄金森教授的信发出去。”

任克文渐渐落后，约翰减速等他。

一个小女孩坐在一个烧焦的泥屋前面大哭。约翰转头望了望，又看了任克文一眼，摇摇头。“珠迪留在城里太不安全，”他说，“你们两个人都该搬到美国的炮艇上去住。”

“我们住美国炮艇，你留在南京处理所有的麻烦事，”任克文说，“公平吗？”

他们来到了鼓楼广场。所有商店的窗口和门户都钉上了木板。废纸扔得满地都是，空瓶被冷风无情地吹得满街乱滚。这个地区在几个星期前还是行人熙攘，现在则是空空荡荡。

拐了一个弯，来到一个广场。只见伤兵如海，一排排躺在地上，身上盖着单薄的麻布袋，在北风中发抖。几个白袍人在他们中间弯着腰。

“明妮· 魏特琳！”约翰惊叫了一声，刹住了自行车。

一个洋女人像一只大白鹤似的转过身来。两个男人都下了车。

“约翰，是你吗？”明妮问，“这位是任教授吗？”

“是的。”约翰说。

“温教授！”明妮谴责地眯起眼睛，“你好久没来做礼拜了，我们也看不见你的捐款。”

“抱歉，明妮，”约翰说，“打仗……我实在忙不过来。”

“我知道，我知道，”女校长苦笑了一声，“人人都忙着逃出南京。约翰，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把事情办完我就走。”约翰说。

“你得赶快，现在找交通工具已经不早了。”

“我们的帕奈炮艇在巡逻长江，我可以随时在下关码头上船。”约翰说。

“如果城门关了呢？”

“我身上带着一条麻绳，必要时可以用它从城墙上缒下来。”

女传教士点点头，转身去看任克文：“你呢，任教授？”

“我想明天送珠迪上帕奈炮艇。”任克文用发哑的声音说，视线从地面一个蠕动的身体上移开。

“他们肯收留她吗？”

“珠迪是美国公民。”

“噢，我忘了。这太好了，现在火车票已经买不到了。”

任克文又是一阵大咳。

“我也听说了。那天克文和我到火车站去送他的父母和妹妹上车，”约翰说，“有人出了二十倍的价钱来买任伯伯的火车票，任伯伯拒绝了。”

“任教授，你的父母去哪里？”

“长沙。他们希望在那里搭汽车到重庆。”任克文说。

“你不陪他们走，他们怎么想？”

“我的母亲哭了。”任克文回答。

“克文在火车站跪下来向父母亲磕头，”约翰说，“我听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儿子不孝，国家有难，移孝作忠，义无反顾。’说完泪流满面。这些话我本来不懂，是后来我求克文写下来的。”

在远处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魏女士，救命啊！这个人在吐血。”

“我得过去一下。”明妮匆匆地说。

她一离开，任克文趁机咳了一个痛快。

女传教士回来时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又一个无辜的灵魂回家了。”

他们沉默了片刻。

“明妮，我要问你，”约翰说，“你知道，美国大使馆发了通知：所有的美国公民必须速离南京。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我的两间学校都需要人料理。我已经跟约翰逊大使反复地解释过，直到他阁下不停地打哈欠为止。”

“如果这是你留下的原因，明妮，为什么你跑到离校两英里外的鼓楼来？”约翰又问。

“红十字会的人不能照顾这许多伤兵，人手实在不够。你看你看，许多伤兵的大小便都痾在自己的裤裆里。你刚才注意到的那个伤兵，任教授，手榴弹炸断了他的一只胳膊，我们没有止痛药给他。上帝啊，我们甚至连给他敷伤口的药膏都没有！所以他的肌肉在腐烂。你闻到那股恶臭了吗？不，不，不要走得太近，你会作呕。”

“我不忍心看到活生生的人……受这样的苦。”任克文说。

“这条街笼罩着死亡的气味，”明妮说，“我回家一遍一遍地用清洁剂擦脸擦手。皮肤破了，这个气味还留在我的鼻孔里。”

“天晚了，明妮，”约翰说，“你为什么不回去休息一下？”

“陪着这些伤兵，我觉得安心一些——虽然我能为他们做的事不多。”

“人山人海的伤兵——”任克文忧虑地说，话没说完就被自己的咳嗽打断。

“这里有些人看起来还不到十五岁。他们离开母亲恐怕都无法生活，别说上战场打仗了！”明妮说，“这样的孩子怎么能抵抗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

“他们不能，”任克文说，“所以这么多的人躺在这里。”

“他们的呻吟让我听得全身汗毛直竖。”约翰说。

“教授！在这种环境里，你非得麻木自己的神经，否则你会语无伦次地疯掉。”

约翰决定改变话题：“你的学校关门了？”

“哪还有什么学校？我们所有的学生都不来了。你的学生呢？”

“他们大部分都逃出城了。”约翰说。

“我每天祷告，”明妮说，“希望日本兵能尊重南京安全区的独立性，放过那些逃到区里去的平民。”

“我怕你会失望，明妮，”任克文说，“日本兵已经在路上屠杀了许多老百姓，还强奸了许多妇女。”

“你不要吓明妮，克文，”约翰说，“要知道，日本兵也是人——和你我一样，不是恶魔夜叉。”

“哈利路亚！”明妮说。

“我不喜欢日本兵，”约翰又说，“但我在东京逗留过两天，发现日本人文明而有礼。”

“和我的经验完全一样。”明妮说。

“害群之马总是有的，”约翰又说，“但是，由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民组成的军队应该有一些纪律。”

“约翰，你为什么对报纸上每天报道的血淋淋事件视而不见？”任克文喊起来，脸涨得通红。

“报纸上的报道常常有主观上的偏差。”

“你没有看到南京《新民报》今天头版上面的照片？一个笑容满面的日本兵一手提着一个龇牙咧嘴的人头，一手倒挽着一把武士刀，好像刚刚钓鱼回来的样子。”

“一张照片不能代表全部实况。”约翰说，转头向明妮征求支持。

“事实明明摆在你的眼前，你为什么还是不接受？”任克文说，气得声音发抖。

“先生们，先生们！”明妮恳求道，“这是个没有怜悯的时代，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难民。”

“你和约翰的祖父一样，”任克文说，“在南京的艰难时期做出不可思议的善举。”

“我为我的祖父骄傲，”约翰说，声音嘶哑，“非常骄傲！”

“约翰，我看到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任克文说，“不要胡闹，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英雄！如果日本人抓住你，他们不会放过你。”

“我听到了，克文！”

“嘿，我差点忘了，”任克文说，“约翰！范先生今天来学校找你。他希望你今晚到他家去一下。”

“现在还要去？太晚了吧！”

“他说不管多晚。”任克文呼吸愈来愈急促，要用尽全力才能把话说完。

“喂！你怎么啦，克文？”约翰说。

明妮走过来摸摸任克文的额头：“年轻人，你在发烧！”

任克文整个人虚脱下来，明妮竭力把他撑住，约翰连忙过来接着。

明妮摸出几粒药丸递给约翰：“这些东西对任教授可能有些帮助。可惜我只能给他这么多，必须留下一些给伤兵。”

任克文哼了一声谢。

“他不能再骑脚踏车了。”约翰观察了一下说，他高声喊，“黄包车夫！”把明妮吓了一跳。

约翰扶着任克文走进小公寓，珠迪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砰”的一声，书跌在膝上。

“别担心，珠迪，克文只是感冒。”约翰说着，把任克文架到床上去。

“只是……感冒。”任克文口齿不清地跟着说。

珠迪忙着脱下任克文的鞋子，又把毯子盖在他身上。

“好好地睡一觉，克文，”约翰说，“明天不许到实验室来，听到没有？”

任克文勉力把上身撑起，又颓然倒回枕头上。

约翰掏出几颗药丸递给珠迪：“让他多喝水。明天一早，把他带到帕奈炮艇。艇上有医生，可以照顾他。”

“珠迪，”任克文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那……那些钱你放在什么地方？”

珠迪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行李箱，把锁打开，从夹层里面掏出一个大信封，上面用红墨水写着五个大字：金圆券三千元。樟脑气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这是什么？”约翰问。

“我们团队撤退的费用。”任克文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拿了。珠迪，你需要我留下来帮忙吗？”

“不用了，你赶快回家睡觉。”

“不成。我得先到范先生家去一下。”

大房子一片黑。约翰抓起门上的铜扣环敲了两下，沉闷的声音回荡在寒冷的夜空中。环音渐渐消失，街上重归沉寂。约翰更重地再敲了两下门，一个窗口亮了起来。过了一阵，他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大门呀然打开。

一个年轻女仆提着一盏油灯，站在她身后是穿着睡衣的范先生，看到约翰时眼睛一亮。

“请进来，请进来，温教授！”范先生连声说，“我一直在等你。很抱歉，半个钟头前我放弃了。真对不起，请原谅我没有工夫换衣服。”

“郑妈呢？”约翰问起那个时常为他开门的中年女仆。

“她心脏病发作，进了医院。”

“呀！请替我问候她，祝她早日康复。”

年轻女仆高举着油灯为他们照路，约翰跟着范先生走进屋子。

在客厅里，范先生请约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女仆调了一下油灯后离去。

“温教授，请原谅这里的光线。”范先生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去，“今天飞机来轰炸，河边的电厂还无法恢复运作。”

“我知道。南京许多地区现在也是一片漆黑。”

“温教授，日本已经攻陷苏州，现在正向南京挺进。你为什么仍然留在这里？”

“我有些事情要办，办好我马上走。”

“我告诉你，温教授，郑妈的家人住在一个村庄里，离这里五十英里。几天前，日本兵从那边经过，我的言语无法形容那里发生的惨事。”范先生停住，眼睛黯淡下来。

“请你试试看，范先生。”

“有人告诉村民说，当日本兵来时，他们一点都不必害怕，更不用躲起来。相反地，他们应该走出屋子来欢迎。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打扰他们。于是村民们做了许多小白旗，上面写着：‘欢迎大日本皇军’！”

“有点不知廉耻，不是吗？”约翰说。

“也难怪，谁不想活？”

“这也有道理。请你说下去。”

“一个村民看见一队日本兵远远走来，便大呼小叫地通知大家。村民们拿着小白旗走出屋子，排在大路两侧恭敬地低着头。日本兵秋毫无犯地走过去了。”

“真的？”

“不久，一个胡子军官骑着嘶着气的栗色马，带着另一队日本兵到了，”范先生说，“村民又拿着他们的小白旗出去欢迎。日本人把全部村民赶到一个晒谷场去，将所有年轻的男子用绳子绑在一起，像拖一条长珠链似的把他们拖走。”

“那些日本人是不是在征召苦力？”

“一些老村民本来也这样想。一个大胆鬼远远地跟着这些日本兵来到一个树林外。日本兵把其中四个村民的绳子解开，分别绑在树上，然后挺着步枪，发出野兽一般的吼声在他们身上练习劈刺。被刺的可怜虫拼命在树干上扭来扭去，尖声哭叫：‘妈呀，妈呀，痛死我了！！！’”

“不可能！不可能！”约翰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痛苦地抱头大叫。

“日本兵似乎不急于结果这些青年村民的性命。哭声很慢才弱下去，当他们的头终于垂下来的时候，士兵们把尸体拖开，换上另外四名活的重新炮制。”

“毫无意义！”约翰愤怒地叫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想消灭中国的兵源。”

约翰目光如炬。

“但我以为真正的原因比这更简单，”范先生说，“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人种比中国的人种优越，他们可以对贱种为所欲为。”

“请原谅我这个问题，范先生。你怎么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真的发生过？”

“前天郑妈的表弟逃到南京，这些故事是我亲耳从他那里听到的。”

约翰颓然坐下。

“我还听到别的故事，”范先生继续说，“一队日本兵在村里到处找寻花姑娘。每个被捉到的女孩都被剥光衣裤，脸朝天，腿分开捆在一张条凳上，十几个日本兵轮流上她。”

“范先生！请你原谅，但我必须再问一次。这故事的来源是否绝对可靠？”

“这是一个女村民告诉我的，她的女儿就是被强奸的女孩之一。”

“一个村子里发生这种战时暴行不是不可能的，”约翰自言自语，眉毛上聚满了大大小小的汗珠，“但这种行为不可能在南京发生。”

“为什么不能？”范先生问。

“你没有听到吗？”约翰加重了语气，“日军总司令松井将军已发出军令：他的部队必须以最严格的军纪进入中国首都。任何人如果抢劫或放火，有损日本天皇的荣誉，无论有意无意，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你相信日本兵会遵守这样的命令？”

“日本政府不希望国际社会目睹日兵的兽行。几个流氓兵犯规是可能的，但我无法想象整个军队都违反松井的将令。”

“我恐怕你会失望。”范先生说。

年轻的女仆捧着一个托盘进来。约翰从盘中拿起了一个茶杯，但立即放手，因为他发抖的手指拿不住杯子。

范先生继续说下去：“南京的情况也非常恶劣。温教授，感谢光临寒舍，这是我的运气。”

“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范先生？”

“我欠了别人的钱，”范先生说，“在债务没有清偿之前我不能离开。”

约翰开始明白范先生话中有话，他心中不悦。

“现在借钱很难，人人都需要现款。只有你能够帮助我，温教授。”范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约翰感到主人镇静外表下的焦虑。

“有什么事情我能效劳吗，范先生？”

“我有一个建议，希望你考虑。”范先生说。

“你说。”

“你记得我那个珐琅彩的瓷碟吗？”

“当然记得。谁能忘记那么一件美丽绝伦的国宝？”

“我希望把它让给你。”

“我？”约翰惊得呆住，“你不是开玩笑吧？”

“一点也不，温教授。在我南京的朋友里，你是唯一有这种能力的人。”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考虑把这件珍贵的古董脱手。”

“假如我不把这东西换成现款，好几个人会有困难，甚至丧失性命。我没有别的选择。”

约翰想了很久。“范先生，”他说，“有些人认为美国人很有钱。容我坦白地说，你的珐琅彩不是教书人买得起的。”

范先生皱了皱眉头，但没有说话。

“我有一些积蓄，”约翰继续说，“但它的数目远不够买你的珐琅彩。”

“你以为我的珐琅彩值多少钱？”

“三四千美金。”

“温教授，我开价四千元。”

约翰坐起身来。“你的意思是：四千美金？”

“不，金圆券。”

“什么？”约翰大惊，“以今天的汇率来算，这还不到美金一千元！”

“没错。”

“这个数目太低了！”约翰摇摇头，“我不接受。”

“为什么？”

“如果我接受，就是剥削你。”

“恰恰相反，温教授，我希望尽快把我的母亲带出南京。你如果接受我的建议，就是帮助我。”

“但是这个价格完全离谱！”

“温教授，俗语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古董在逃难的时候照例减价，这是中国从古就有的规矩。”

“我知道在中国做买卖还有一个规矩，”约翰说，“漫天开价，落地还钱。你既然开了价，现在该我还钱：我出八千元金圆券。”

“不成！”

“请让我把话讲完，范先生，”约翰把右掌竖起，“我知道，八千元不成敬意，但这是我全部所有。”

“温教授，你真是讲价高手，”范先生笑了，“但是我从不‘卖’古董给我的朋友，我只把古董‘让’给他。这不是一宗交易，是一个交流。四千元不是这件珐琅彩的商业价格，是我急需四千元，所以定了这个数目。”

范先生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古蓝色的绸缎盒，把它打开。在昏暗的烛光里，珐琅彩瓷碟发出炫目的光芒。

“请原谅，温教授，你越早付钱给我越好，我的债主心急。我相信他们都站在那扇门后面偷听我们说话。”

“真巧，范先生，我身上带着我所有的积蓄，现在就可以把钱付给你。”

“那太好了！”

约翰从他的外套里面取出一卷厚厚的纸币，数出大约一半，微笑着递过去。“老实说，范先生，我从来没有在身上带这么多现款。现在我放心多了，谢谢你。”

“恭喜，温教授！”范先生说，“希望你爱惜这件国宝。”

“非常谢谢你，范先生，”约翰接过了蓝缎盒，放进自己的背包，“老实说，眼前这一切就像一个梦。要我接受它为事实恐怕还需一段时间！”

“能否告诉我，温教授，你打算怎样处理这古董？”范先生问。

“首先，我要为它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约翰说，“然后——至少在未来一个月内，每天我一醒来就会过去看它一眼，对着它笑个两三声再去梳洗。”

“很高兴这个瓷碟有了一位欣赏它的新主人，”范先生说，“请原谅，温教授，你会不会考虑将来把它卖掉？”

“坦白地说，我一直想为自己买幢房子。卖掉这件瓷器是我实现这个梦想的一个途径。”

范先生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温教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他说，“当这个时代来临时，这件瓷器将给你带来十倍，甚至百倍的利润。我建议你好好保存它！”

约翰不相信范先生的乐观，便随口说：“当然，当然。”他背上背包，“再见，范先生，很高兴认识你！”

“请等一下，温教授。如果你要出售你的瓷碟，是否可以先让我知道？”

“当然可以，但我到哪里去找你？”

范先生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行字。

“这是你在乡下的地址吗？”约翰接过纸条便向门外走。

“不。一个朋友和我失去联系多年，我刚刚接到她的来信，这是她的地址。”范先生陪约翰走到家门口，“她建议我去她的农家避难。”

约翰停住脚步，“范先生，我想请问，那些被强奸的女人现在平安吗？”

“她们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走路，”范先生叹了口气，“有的受了重伤死去了，有的感到羞辱或愤怒上吊了——可能两种情绪都有。”

约翰觉得好像被人一拳打在小腹上，他的悲叹声像轮胎在漏气。

“我们难以接受士兵战死，”范先生说，“妇女和儿童的死亡更令我们悲伤，但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尊严被践踏。我们的女人不能像妓女一样被强奸，我们的男人不能像狗一样被屠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无论日本人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都不惜玉石皆焚！”

约翰沉默了好久：“最后一个问题，范先生，现在郑妈的乡村怎样了？”

“完全空了，所有村民都携儿带女的逃到山上去了。”

约翰记起几个月前还在怀孕的年轻村妇。

“郑妈的女儿一定已经生产了，难道她也带着小宝宝逃命吗？”约翰问。

一个痛苦的表情扭曲了范先生的脸。

“对不起，”约翰连忙道歉，“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范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只勉强说了一句：“她的村民不肯带她一起逃。”

“为什么？”约翰追问。

“他们怕小娃儿的哭声暴露他们隐藏的地方。”范先生解释。

“那么，这个年轻的女人只好一个人独自逃跑？”约翰再追问。

范先生等了很久才回答，声音抖得难以成句：“不是……她的同伴……帮她把小娃儿用手掐死了。”

约翰脑中一阵眩晕。

“我知道，”范先生说，“这是我所听过最血腥、最荒谬、最撼动人心的故事。”

“难怪郑妈心脏病发作，”约翰手脚冰冷地喃喃自语，“她一定是听到了这个坏消息。”

主人不语。

“再见，范先生，祝你一路平安。”约翰低声说。

“温教授，原谅我再一次强调，”范先生说，“你必须立刻离开南京。”

“目前我不想离开南京。”

“什么？”

“我做了一个新的决定：我要留在南京，在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工作。”约翰说。

“为什么你忽然做了这个决定？”

“克文说，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不能在危难中抛弃他的老百姓。”约翰说。

第二十二章 帕奈号事件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蒋委员长和夫人驱车前往中山陵。

爬过了约四百级的石阶，来到陵墓正殿，他们向孙总理天上之灵告别。委员长脱了军帽，雪花打在脸上，他朝殿里大理石的坐像三鞠躬。随后，他站在石像前沉思了几分钟，背部挺直，双眼迷蒙。离开的时候，委员长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孙总理，尊敬的老师，我会再来！”

当天晚上，委员长披着黄绿色的斗篷，来到唐生智的客厅，向守城诸将作最后训话。这时客厅里已可听到炮声隆隆。看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还没有离开南京，众将都感到振奋。

第二天早上，蒋氏夫妇登上飞机前往汉口。

十二月九日，日军抵达南京城下，重炮轰城。日本飞机在城内散布传单，命令国军在第二天中午以前投降。

“混账！”唐生智高声痛骂。他下令所有船舶离开港口，以防士兵乘船逃走。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希望保全这个文化古城。这个名叫约翰·拉贝的德国商人建议：中国军队在三天之内撤离南京，日本军队在此期内停止攻击。

安全区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贝茨博士和牧师米尔斯，把提案送到日本军队司令部。拉贝和其他委员求见唐生智将军。

唐生智告诉那些外国人：只有委员长才能作此停火决定。于是拉贝向汉口的美国大使馆发了电报，请大使把他的建议转达蒋介石。

蒋介石拒绝。

十二月十日，日军重新攻城，突破中华门。国军以手榴弹和刺刀回敬，几度收复又几度失守。每次国军撤退，都留下数以百计的尸体。

唐将军每小时向委员长报告军事情况：前线受到沉重的压力。国军顽强战斗，但在日本空军的轰炸下损失惨重。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从汉口来的长途电话不啻是个重磅炮弹。“蒋委员长的命令，”顾祝同将军说，“你必须立即从南京全面撤退。”

“狗屎！”唐将军喊道，“不是说拼到最后一兵一卒吗？我们的通信线路已被打乱，全面撤退会给各师带来严重的伤亡。”

“委员长的命令：我军必须今晚渡江！”

“你告诉委员长：绝无可能！”唐将军喊道，重重挂上电话。

一个钟头后，唐生智收到蒋介石两封电报，命令他立即从南京退出：“保全你军队的实力，以备将来反攻。如不依令，军法从事！”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愤怒而沮丧的唐生智召集了他的参谋人员开会商讨。

这天下午一点钟，守军将领都接到命令：当晚六点整，所有部队全体撤退。

此时，离开南京二十八英里，美国炮艇帕奈号正在长江上游的黄波里上下沉浮。

如果把它的两门大炮和八架刘易斯机枪拆掉，这炮艇和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河轮十分相似。炮艇的平顶紧贴着两面巨大的美利坚国旗。另一面十一尺宽的国旗在甲板上被河风吹得猎猎作响。河对面停泊着三只美孚油轮：梅平、梅安和梅夏。保护它们是帕奈炮艇的职责之一。

珠迪抱着肚子艰难地爬到顶层的甲板去。

一位年轻水手站在船栏旁边，手掌在额上搭一个篷，挡住灿烂的阳光。

“午安，任太太，”方恩·赫夫曼说，“任教授好一点没有？”

“他睡着了，方恩。”珠迪说。

“那你应该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方恩说。

“我要去厨房请袁师傅给他熬一碗粥。”

“老袁做事勤快！”青年水手说，“火腿蛋也好，上海粗面也好，你要，他都能给你做。”

“太好了。”

“你看起来有点累，任太太。你也要吃点好的。”

“谢谢，方恩。但是我没有胃口。”

“我也一样。昨晚没法睡好，没想到日本人会把炮火轰到我们头上来。”

“我房舱的外墙还中了好多发机枪子弹！”

“真是可怕！”方恩说，“我认为赫斯船长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必要和那些发了疯似的恶人拼个你死我活。”

“恶人找你茬子，”珠迪说，“逃是没有用的。”

“你的见识到底比我多，任太太。你说得对，我们今天上午又和日本人冲突了一次。什么东西，竟敢命令我们停船让他们上来搜查！”方恩不住地摇头。

“但是他们还是上了船。”珠迪说。

格雷· 埃文斯带着古龙水的气味走过来。美国的文化参事穿着蓝色夹克和白色的裤子，衬起淡黄色的头发十分好看。

“午安，格雷，”珠迪说，“方恩和我在这儿正在说，昨天日本人用大炮轰我们，我们船身上的弹洞就是证明。请问，我们的政府会不会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们的损失？”

“我想不会，珠迪，”格雷说，“华盛顿一直对日本采取容忍的态度。没有人愿意在玻璃房里激怒一头疯牛。”

“我昨天算是开了眼界，”方恩说，“他们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逃跑的难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知道，我知道。”格雷叹了口气，“他们对待中国人比对畜生都不如！”

“格雷，”珠迪说，“你不是说我们不会允许日本兵踏上我们的炮艇？”

“对不起，珠迪，我没想到日本兵会这样蛮不讲理。至少我们的船长不许他们在船上搜索。”

“我告诉你，当日本兵向赫斯船长厉声吆喝的时候，我忍不住发抖，”珠迪说，“如果那些日本兵搜到克文，他们一定会把他带走。”

“他们没有权利抓人。”格雷说。

“他们也没有权利要求我们提供国军的情报，”珠迪提高了声音，“但是他们不理这一套！”

“赫斯船长向他们表示，我们对日本和中国同样友好，”格雷说，“美国不向任何一方提供另一方的军事数据。”

方恩打了个哈欠：“再见，埃文斯先生和任太太。在换班之前，我想先睡个觉。”他踏下楼梯，在转角处消失。

“你吃过午饭了吗，格雷？”珠迪问。

“吃过了。今天有炸鸡，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那个《环球新闻》的摄影师用完午餐以后，很快就愉快地在躺椅上睡着了。”格雷咯咯地笑，“你整个上午去了哪里，珠迪？”

“我要陪克文。”

“他现在怎么样？”

“他的呼吸有点吃力，格拉西亚医生说，必须送医院。”

“这个我们可以安排。今天有一条英国船去上海，我可以发电报向他们求救。”

“谢谢。但克文不想去日本人占领的地方。”

“上海法租界没有被日本人占领。”

“格拉西亚医生也这样说，但克文还是不肯去。”珠迪说，强忍住眼泪。

一个戴着折叠军帽的军官走过来。这个瘦削精悍的军人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他来自得克萨斯州，所以大家常常称他德克斯而不呼其名。

“午安。”珠迪和格雷同声说。

珠迪问：“德克斯，日本人昨天轰炸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还击？”

“华盛顿指示我们不要过度反应。”帕奈炮艇的执行长官回答。他脱下军帽，露出从中分开、梳得平平贴贴的头发：“我本来不想讲，但我们的机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武器，它们不一定顶得住日本的新型大炮。”

嗡嗡的声音从天空传来，听起来像一群巨蚊。

格雷抬头惊问：“那是什么？”

珠迪以手加额向东方的云朵中望去，“一架飞机，”她说，“不对，不对，三架！它们要去哪儿？”

德克斯眯起眼睛。“日本的重型轰炸机！他们该是去炸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对不起，夫人。”他把帽子戴上，大声喊道，“架枪！架枪！”

水手们从船舱里纷纷冲出来，一个水手没有穿裤子。

“别担心，”格雷告诉珠迪，“这是规矩，每逢战机飞到附近，我们必须把机关枪准备好！”

嗡嗡声愈来愈响。

“不好啦！”珠迪大叫，“它们正对着我们飞来！”

轰炸机的声音震耳欲聋。

一个炸弹落在离甲板只有几英尺的黄浪中。炮艇前面翘起来，珠迪和格雷都跌在甲板上。一声爆炸，水花四溅。哗啦！前舱的玻璃窗顿时粉碎。德克斯在前舱附近一个踉跄，摔得更重。

“什么玩意儿！”格雷叫道，他精心梳成的头发完全被打乱。

“日本飞机炸我们！”珠迪哭着，鼻子流血，“他们干吗？”

格雷拖着珠迪的手就跑。

又一颗炸弹从空中掉下来！

“卧倒！卧倒！”格雷喊道。

炸弹落水。帕奈的船头又升出河面。一条巨大的水柱从河里冲到半空。珠迪拼命地抓住船栏，水柱跌下来淋了她一身。

“妈的！”格雷说。

一个水手抱住一根柱子说：“横须贺轰炸机！两颗都是百磅炸弹。他妈的混蛋！”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哇！我受伤了！”一个喊声。

“加里，把他扶起来。”另一个声音。

“是，长官。”

“赶快躲进前厅！”又一个声音。

凌乱的脚步声。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沙沙沙沙沙。

炮弹碎片打在甲板和墙壁上，火球如暴雨一般落下。

“我的腿！我的腿！”另一个呻吟的声音。

“珠迪，你想到哪儿去？”格雷叫道，“别动，危险！”他抓住珠迪的手腕。

“放手！”珠迪尖叫，一口咬住格雷的食指，“我必须回房！”

“哎哟！”格雷大叫。

珠迪从炮艇的左侧跑下甲板。爆炸声紧跟着她的脚步。一个又一个小洞在她脚跟周围裂开，木屑在她的脚踝跳舞。奇迹！她冲下楼梯时一点也没有受伤，跑得仿佛比子弹还快。

任克文睁开了眼睛。“外面怎么回事？”他有气无力地问。

“日本轰炸机……”珠迪喘着气说，用双手护住腹部。

“不可能！”任克文咳嗽，“这是美国的炮艇。”

忽然一个爆炸，墙壁剧烈摇晃。珠迪扑在任克文身上把他全身盖住。

“不，珠迪！”任克文挣扎着，“让我掩护你！”

“不行！”

“我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任克文又是一连串的咳嗽。

“不行！”

“她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女儿！”任克文用力喊。

“不行！”

“她会和你一样的美丽！”

珠迪停止了挣扎。“你说什么，克文？你从来没有说过我美丽。”

“但是，我……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泪水汪满了珠迪的眼睛，她弯下腰喃喃地说：“他终于说了。”

“听着，”任克文说，“让我盖住你！”

“不行！”珠迪又罩住任克文的头，“你一个人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重要。”

机枪子弹突突突地打进墙里。又一次爆炸撼动了整个龙骨，炮艇慢慢向右侧倾斜，然后又向左侧慢慢地倾斜过去。

珠迪和任克文同时滚下床来。

第二十三章 难民潮

在城里，陈梅和她的家人此时正向金陵女大急急走去。

爸爸领头。陈梅紧跟在后面，肩上一个布包，腰袋胀得鼓鼓的。四个弟弟背着衣服和米，在陈梅背后喘着气跑。妈压阵，五毛趴在她背上。

稍早的时候，气候还算温暖。但当陈梅一家经过内桥时，雪花开始下落。

五毛抓着约翰送她的洋娃娃。“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五毛告诉洋娃娃，“别担心。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

一群惊惶的难民，身上盖着雪片，加入陈梅的行列。

几个士兵在一个市中心的路口拦住他们。一场争吵在阴沉沉的天空下爆发。

妈本想把五毛放下来，但五毛紧紧地抱住妈的脖子。“冷，妈，洋娃娃冷。”她说。

妈把一件大衣盖在小女孩身上。

爸爸加入争吵。“我有六个孩子，长官，”他对兵士的队长说，“我们什么也不求，只望逃得性命。请您大发慈悲，如果我们活着回来，我会烧香拜佛，祝您长命百岁。”

“谁不想长命百岁？但帮了你我马上就没命了。”队长指着墙上的布告，“看到了吗？任何人在四点钟以后都不准通过。这是军令！”

五毛哭着说她的洋娃娃饿了。妈解开衣服把一个乳头塞进五毛的嘴里。

难民们开始叫嚣。队长拔出手枪，难民们伸出拳头。队长向天空开了一枪，难民们尖叫着退到一条小巷里。

一位中年男士从巷中一所门口走出来。听了难民七嘴八舌的诉冤，他告诉大家说：“其实队长讲的也是实话。在这个时候，连一只狗都不能通过检查站。宵禁在日出时解除，你们何不就在梅花巷里找个地方睡下来，明天一早再走？”

一些难民开始清理树根上的积雪。其他的人就地坐下，又饿又累，连话都懒得说。

在帕奈号炮艇上，珠迪躺着抚摸她的肚子。

“克文，我害怕。我们该去找格雷，和他一块儿。”

“我——我动不了……”她的丈夫睁开了眼睛。

“我来帮你。”

珠迪爬起来握住任克文的双手，拼命要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但一试再试都不成功。

一股热流冲上珠迪的喉咙，她“哇”的一声吐在一个角落里。

“珠迪！”任克文又倒了下去。

“别担心，克文，我不过是害喜。”她撒了一个谎。

“珠迪，赶快走！”任克文说。

“你走不了，我也不走！”

“别管我，珠迪，你要生宝宝了。”

“不！”

“听着，”任克文说，“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只有你才能替我办。”

任克文的声音意外地大，珠迪不由得直起身子。“你要我办什么事，克文？”

“听着……”任克文说，又一阵咳嗽，“……听着，约翰是我的好朋友——虽然我们常常吵架。你离开这儿后马上去找他，告诉他我很后悔。”

“什么？”

“我不该逼他留在南京。”

“别这样说，克文！”珠迪开始抽泣。

“然后，你去找我的研究团队，向他们道歉。”

“那儿有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我的设计有缺陷。”

“你已经累得不行了，克文。”

“你去告诉他们，约翰就要离开我们的团队了。他们不能怪他，是我错了。我们自己的飞机自己造，不应依赖别人帮忙。约翰不在，他们也必须自己把任务完成。”任克文闭上了眼睛。

“别说了！”

“还有一件事，”任克文在一阵咳嗽后睁开眼睛，“珠迪，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不要打断我。好吗？”

珠迪拭着眼泪点头。

“珠迪，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不要哭，不要哭。我有一个问题，放在心中已经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问你。”

“我在听，克文。”

“珠迪，你来生再嫁给我好吗？”

珠迪号啕大哭，又忙不迭地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然后又说，“不要这样，你的病会好的，克文。不要，不要！”她竭力镇静下来擦干眼泪。“现在你听我的，克文，”她说，“我不能抛下你。这没有商量的余地！你死了把寂寞留给我，这种生活我受不了。所以你必须要跟我一起离开这里，不然我绝对不走！”

另一个爆炸。龙骨上一阵咯咯的响声。

“慈悲，圣母玛利亚！”珠迪低下头来祷告。

震耳欲聋的喇叭声。

“什么……那声音表示什么？”珠迪问。听不到任克文的回答，她自己对自己说：“他们要弃船，克文。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间！”

她的丈夫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多次，但只吐出一个字：“走！”

珠迪深吸了一口气，再竭力拉她的丈夫。她终于成功地把他的身体立起来，两人踉跄了几步，又跌在地上，任克文单薄的身体压住珠迪的肚子。

在南京市的中心，中国的军事总部，唐将军向守城众将作最后的指示。他宣布总撤退将在一小时后开始，即晚上六点钟。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完全冻结。唐将军跟着宣布，第三十六师和宪兵团在下关码头上船，从江上撤退。

“其余各师原地突破，”唐将军严肃地说，“穿过日军的阵地突出重围，大家在安徽南部集合。”

回应唐将军的是一阵冷冰冰的沉默。

“穿过敌人的炮火是死亡之旅！”一个白头将军喃喃地说。

一位壮硕的将军喊道：“报告长官，请再调四个师从下关码头撤退！”

唐将军试图控制会议室中的混乱，但将军们开始互相争论。

“请宣布你的最后命令，唐将军。”一个坚定的声音压倒了室内的喧哗。

“好吧！”唐生智终于让步，“重新分配。第七十四军、第八十一师、第八十八师和军事训练团前往下关！”

这等于把从水路撤退的士兵增加了一倍。

众将官垂着头走出会议室。

珠迪躺在地板上，听到脚步声走近。她挣扎着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年轻的水手站在房门口，右肩膀染着血。

“方恩！怎么回事？”珠迪叫道。

“一个该死的炮弹碎片，”方恩说，“我不要紧。你需要帮忙吗？”

“是的！请替我把克文抬出去！”

年轻的水手过来把任克文背起来。“你自己能走路吗，任太太？”

“能。你只要照顾克文就好了。”

江水冲进船舱。

“这船要沉？”珠迪惊慌地在铁梯旁停下。

“恐怕是这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德克斯下了弃船命令。”

“他在哪里？我想跟他说两句话。”

“他被弹片插中喉咙，不能说话。连他的命令都是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的。”

珠迪跟着方恩爬到甲板上层，河水淹着她的脚踝。

“我们的抽水机恐怕斗不过涌进来的河水。”方恩说，把任克文放倒在一个木箱上。

珠迪弯下腰去试任克文的额头，非常烫手。她问他感觉如何，他以咳嗽回答。她环顾四周寻找格拉西亚医生。

在甲板上，有些水手把一些木栅扔到河里，有些水手把救生艇解下来。两名水手把船长瘫软的身体抬往救生艇，一路把碍事的汽油罐踢开。

“船长受了什么伤？”珠迪看着那张血污的脸低声问。

“他被一个炮弹碎片射中。”方恩说。

“现在谁在指挥？”

“德克斯，但他情况也不太好。”

从主甲板上来了个大嗓门：“大家听着！德克斯的命令：所有受伤人员先上救生艇！迪克和吉姆，你们掌舵，把救生艇驶到岸边，让大家上岸，再回来接我们。”

“是，官长！”

“这里有一个孕妇，”有人喊道，“先把她送上救生艇！”

珠迪感激地转过身，看到美国文化参事格雷，在几步外指着她。

“把我的座位留给任教授，”珠迪叫，“他的病很重！我会游泳！我会游泳！”

“以你的身体状况？”格雷哼了一声，然后大声喊，“把这个病人也抬下去。”

两个水手把任克文送到救生艇，另一个水手帮助珠迪爬下梯子。

方恩忽然从甲板上消失。

甲板上的大嗓子又响了：“大家穿上救生衣，快快快！”

《环球新闻》摄影师惊惶四望，他没有救生衣。

方恩再次出现在甲板上，脱下自己的救生衣递给那个摄影师。他自己一跃跳下水，攀上一块木栅，奋力往岸上扒，却被水中的旋涡卷住。珠迪尖叫。救生艇的掌轮加速追上了他。几只手把浑身湿透的水手从河里拉上来，又用力拍他的背，直到他嘴里喷出水来。

九架日本飞机在美孚的油轮上空盘旋，不停往下丢炸弹。不到一会，两艘油轮被火舌卷住。黑烟从船身冒出来悬在空中，像两只巨大的圣诞袜。

“他们最好赶快把火扑灭，”一个老水手说，“油轮里面装的是汽油！”

珠迪却有不同的忧虑。如响斯应的，两架飞机果然掉头飞来，向她的救生艇丢炸弹，幸亏没炸中。飞机又扫射了一轮，全部乘客大声惨叫。

飞机离开后，一个水手用发抖的声音说：“我看到那些日本飞行员的脸。他们也应该看得出我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会回来了！”

“不要自己骗自己，朋友，”方恩说，把他湿透的衣服拧出许多水来，“日本人早就该看见炮艇上的星条旗了。他们本来就知道我们是谁。”

“日本人不会发什么慈悲，”一个老水手说，“他们飞走，是因为弹药用完了，加载了以后就会回来。”

“我们赶快逃，迪克！”另一个声音催促道。

迪克不需要提醒，船已经开到最高速。

“刚才你为什么跑到甲板下面去，方恩？火烧了你的屁股？”迪克问。

“我到房里去把柜子锁好。”方恩说。

迪克笑得几乎抓不住轮盘。“笨蛋！除了潜水员，谁有办法去偷你柜子里面的脏牙刷！”

方恩一拍额头，也大笑起来。

当救生艇抵达岸边时，大家跳进水里，一脚深一脚浅地爬上岸。两名水手架住任克文，另一名挽着珠迪。大家登陆后都躲到沼泽高大的芦苇丛中。

帕奈炮艇慢慢下沉，两艘油轮也在焚烧。许多中国船员纷纷跳入水中，有人被旋涡吞噬。第三艘油船随水漂流，最后在岸边五百米的下游搁浅。

一艘日本摩托艇忽然出现，向炮艇驶来。日本兵先用机关枪向帕奈炮艇扫射了一轮，然后跳进艇里，跑到电讯室，却空着手出来。过了一会儿，炮艇翻了身，最后完全沉没。

日本摩托艇转头向沼泽一直驶过来，珠迪的心跳到喉咙里。日本兵用机枪向沼泽扫射。珠迪在芦草中蹲下去，只听见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

日本飞机回来了几次，在竹林的上空盘旋。珠迪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飞机飞走了。

在南京的市区，雪已经停止。夜渐深，空气越来越冷。在梅花巷，陈梅和妈坐在一起。五毛闹着要回家，妈温柔地安抚。五毛用小小的声音唱催眠曲给她的洋娃娃听。

一个圆滚滚的女人从巷中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拿着碗筷分发给难民。几个年轻的女孩提着木桶，里面装满了粥。

用过一些热食后，陈梅觉得体力恢复了些。她用布包作枕头，躺下来慢慢睡着了。

格里西亚医生记录了四十八名伤员，其中十四人重伤。至今无人死亡。

格雷走了过来，看到珠迪跪在泥泞里，两手抱着肚子。

“你怎么了，珠迪？”格雷问。其实他的情形比珠迪好不了多少。白裤子弄脏了，头发也乱了。

“克文吐了，他的呼吸越来越重。”珠迪说。

“出了什么事？”

“一个架着他的水手……滑倒……把他带入水里。我把他擦干了，但他还是发抖。”

“他的温度是多少？”

“格里西亚医生刚才量过，一百零三度。”

“你也在发抖，珠迪。你的大衣呢？”

“给克文盖了。他们给他的毯子不够。”

“把我的大衣拿去，珠迪。”

“但是，你也需要它。”珠迪迟疑地把格雷的大衣披在身上，“你慷慨得像个王子，格雷！”

格里西亚医生赶到。“任教授需要送医院。”他说。

“赫斯船长已经组织好了搜索队，天一黑就出发，”格雷说，“希望他们能找到一所医院。”

“找到一所当地的医院当然好，但对任教授却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格雷问。

“任教授需要真正的医院，而不是疗伤的护理所。这种医院在上海才找得到。”

“克文不能去上海。”珠迪坚决的声音打断了两个男人的对话。

两个男人都转过身来看珠迪，一个嘴唇苍白，脸上贴着几绺乱发的女人。

“珠迪，请听我解释，”银发的医生用慈父一样的声音说，“我知道任教授不想去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我也理解他的理由。但是，现在不是坚持原则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考虑是如何挽救任教授。”

“这正是我的考量。可是，今天上午你……你不是说应该送克文到地方医院吗？”

“任教授的病情转剧，我们需要送他到一所第一流的医院，这种医院上海才有。”

“不行！讨论完毕。”

“珠迪，我要向你强调，地方医院没有任教授所需的专家和设备。”格里西亚说。

“你不明白。”珠迪开始流泪。

格雷皱起眉头，摊开两手说：“好吧，珠迪，请你把你的理由讲给我们听听！”

“如果克文去了法租界，日本人会把他架走。法国人不能阻止，日本人的枪多。”

“为什么日本人会违反国际公法去逮捕任教授？”格里西亚问。

“因为他们要取得克文的研究机密。”珠迪打了一个寒战，“一旦他们逮捕了他，就会逼他说话。”

格雷和格里西亚医生面面相觑。

“克文不会吐露一个字。”珠迪骄傲地抬起头，“但日本人不会放弃。他们会治好他的病，然后再拷问他，直至把他折磨到死为止。”

两个美国人陷入了沉默。

格雷下巴一翘，格里西亚医生便跟着他到另一棵树下。

“任教授的病情严重吗？”格雷问。

“非常严重！”

“他是什么病？”

“肺部出血。他两个小时前就必须输血，然后开刀——这都不是我的专业。”

“我们必须把他处理掉，”格雷说，“不能让日本人得到他的军事秘密。”

“别把你肮脏的勾当告诉我！”格里西亚厉声说，“我的工作是救人。”

“好吧！”

“如果我们不能送任教授到上海，他最好是去汉口的医院。”格里西亚说。

“我们的电报机和帕奈炮艇一起沉了，没办法联络交通工具。”格雷说。

“提到电报机，”格里西亚说，“我想，美国一定已经向日本宣战。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没有发电报通知我们？”

“我也是不懂！”格雷叹了口气。

“日本兵可能就在这个地区寻找任教授。”格里西亚说，神情严峻。

“如果他们看见我们，可能会枪杀我们。”

他们又陷入一阵沉默。

南京城内，在前往下关码头的路上，从小和黑猫一同长大的军官孙起全副武装地跑着，他的士兵们跟在后面。他们必须在日本兵到达之前赶到港口，不然便是个死。士兵你推我搡，有的跌倒在地被反复践踏。尸体塞住马路，使通过城门更加困难。一些士兵爬到城墙顶，失手坠落而大喊。

成功通过城门的士兵找不到船只，不能渡过长江。他们只好脱下军装，扔掉枪支，慌张地跑回城里。

孙起最初想阻止他的士兵逃命，但最后他自己也跑了。他在南京有一个家，比许多人幸运。

在南京陷落前数天，唐将军的随从违背了他的命令，替他作了万一的准备。此时他得以在海军码头登上一艘小汽船。唐将军延迟出发一个小时，等待两个随员。

他的轮船缓缓驶离岸边。唐将军看见城里处处着火，满天通红。

“委员长！”他仰天长叹，“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第二十四章 日本人来了

陈梅在梦中感到一阵寒气袭来。她本能地把盖在身上的棉袄扯了扯，然后张开眼睛，头上不是杂货店的天花板，而是灰蓝色的天空。她这才记起昨晚逃难去南京安全区，市内戒严，不能通行。她们全家无处安身，只好在街上过了一夜！

妈在邻近一棵树下打着呼噜。五毛枕着她宽厚的胸膛，睡得正香。爸爸和弟弟们睡在另一棵树下。不远处还有许多人，横七竖八地躺在雪泥的路上。

陈梅打了个哈欠，背部被几粒小鹅卵石顶了一夜，隐隐作痛。

蓦然一个嘶嘶作响的炮弹横天飞来，落在巷底一道墙后面。一声爆炸，浓烟上升。许多睡在街上的人都惊得跳起来，大叫着纷纷向小巷前头跑去。陈梅昨夜就注意到那边有个防空洞，连忙高声向爸爸招呼了一下，就拖着妈向那个方向奔去。

洞很深，钻进去的第一感觉就如在光天白日下走入一个电影院，眼前忽然完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股臭味向她袭来，“牛屎！”她想，厌恶地屏住呼吸，拉着妈，小心地往前走。但地面什么粪便都没有，只是有点潮湿。没想到枯草泡在防空洞里，居然发出这种难闻的腐味来。

洞里挤满了人。陈梅刚刚站好，就伸颈向防空洞入口的光亮处望去，看见爸爸还站在那里。

“爸爸，赶快进来吧！”她气愤地大喊。

但爸爸头也不回，忙着拉扯几个儿子进洞。

炮弹继续在附近密密麻麻地爆炸，地面不停地晃动。陈梅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洞顶是用竹子架起来的，如果被炸弹命中，恐怕会塌方。”

陈梅最恨被活埋。

“炮声从南方来。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华门！”爸爸的声音。

陈梅知道爸爸已经进了洞，虽然黑暗中看不见，还是放心了一点。过了好一会，陈梅的眼睛慢慢适应了洞中的黑暗，看到爸爸竟然在身旁不远处，才笃定下来。

炮火终于停了。外面一片沉寂，天地无声。难民等了一会，慢慢不耐烦了，就一个接一个地从防空洞里钻出来。

“阿弥陀佛！”有人喃喃地说，“我们还活着！”

陈梅跟在爸爸背后出洞。“战事结束了！”爸爸转过身来对她说，“情况好转了，我们该到国际安全区去。”

陈梅一直惦记着来不及带走的衣包，刚想跑到树下把它捡回来，忽然听到惊慌的尖叫声，路面像万马奔腾似的震动。

“日本人来了！”有人尖叫。

过了不久，又有人尖叫：“日本人来了！！！”声音比先前的近得多。

陈梅转身向巷外的十字路口望去，只见一大群嘈杂的难民像海潮似的冲过，顷刻不见。陈梅正看得发怔，忽然看见许多乞丐一样的士兵从街角拥进巷子来。他们穿着满是泥浆的黄布制服，手中的步枪上了刺刀，匕首在裤带上晃来晃去，神情凶狠，像从丛林冒出的野人。

陈梅的牙齿咯咯咯乱响。梅花巷是个死胡同，无路可逃！她连忙把手伸给爸爸，一只粗糙的大手立刻紧紧把她的手攫住，一种厚实的感觉从他的金戒指传到她的手心。

砰！砰！砰！几个日本兵开枪，满地白烟。几个难民像骨牌一样跌在地上。许多日本兵提着枪左捅右扎，难民们叫喊着四散奔逃，却被墙壁反弹回来，犹如冻蝇钻窗。忽然一股人浪汹涌而来，把陈梅一家淹没。一股巨大无朋的力量把她和爸爸相握的两手活生生分开。

“爸爸！”陈梅惊慌地大叫。

一些难民开始赤手空拳地和日本兵搏斗。陈梅看见爸爸的拳头砸在一个日本兵的脸上，正要欢呼，一伙士兵已一拥而上把爸爸围住。其中一人拔出手枪指着爸爸的额头。一声爆炸犹如鞭炮，只是更响些！陈梅掩住眼睛。从手指的缝隙中偷望出去，爸爸双膝屈曲，慢慢沉到地上去。

“爸爸！”陈梅惨叫。

在这一刻，她已顾不了自己的安全，只担心爸爸是否痛得受不了。

一群日本兵挺枪向陈梅走来，相貌比庙壁上的山精海怪还要凶恶。难民们像湍流碰到岩石，纷纷往两侧避开。陈梅见日本兵的目光都聚在她身上，吓得魂飞魄散。忽然肩头被一只手揽住。她慌忙转头一看，原来妈背着五毛站在后面。

但她发觉妈在发抖，而且比她抖得还厉害！

一个日本兵提起步枪来刺陈梅，妈踏上前来抓住枪上的刺刀。血从她的手上滴下来，她的脸扭成一团。

“妈！”陈梅喊。

日本兵把刺刀从妈手中狠抽出来，再用力把它插入她的小腹。一声沉闷的呻吟，妈倒在地上。五毛从妈的背上跌下来。

小女孩跪在雪地里，看一眼地上的女人，再看一眼站在前面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眼睛里有一千个疑问，柔软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她不停地对洋娃娃说：“不要怕，不要怕！”

闪烁的刺刀插进小女孩的胸部。

“哇！”小女孩惨叫了一声。

一只军靴把小女孩的身子踢得飞起来，她的头噗的一下撞上了地上的鹅卵石。洋娃娃跌在地上。哭声停止。

“你王八蛋！”陈梅愤怒地大叫。

日本兵转身去刺她。陈梅闪了一下，刺刀插入她的左臂。她倒了下去。日本兵又去刺她的肚子，刀尖却卡在棉袄里面。日本兵怒气冲冲地把枪抽出来，转头再去刺妈。

四毛本来站在后面，脸无人色，这时忽然像发了疯。他奔过去抓住了日本兵的裤子，像狗一样啃他的腿。二毛和三毛也跟着去咬日本兵另一条腿，把他咬得乱蹦乱叫。但日本兵很快把三个小孩踢倒在地，然后用刺刀捅穿了他们的心脏。

一道人浪涌过来，陈梅旁边的人纷纷跌倒，把陈梅压在下面。她眼前一黑，觉得呼吸困难。一只皮靴忽然踢在她的太阳穴上。她晕了过去。

厨师老袁找到一个小城，名叫和县，离美国炮艇沉没的地方只有几里，尚由国军控制。城里有一所泥地土墙的医院。

受伤的水手有两名已经死去。珠迪昏迷不醒，水手们做了担架把她和她的丈夫抬到医院。任克文需要输血，医院没有设备。

船长休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护替他敷药。他接通了美国大使馆在汉口的电话。

“我们没有和日本开仗！”大使的喜悦透过电话传来，“天佑美国！”

“怎么回事？”船长问。

“大雾，日本飞行员看不见帕奈的国旗。”

船长休斯几乎说不出话来。

“许多日本老百姓打了电报来，为我们死了两个人道歉！”大使说，“日本真是个善良的国家！”

船长重重地挂上了电话。

格雷安排了英国轮船把帕奈号的幸存者送到上海。他另找了汽船把任克文和珠迪送到汉口。

在南京城的梅花巷里，陈梅感觉一只手摇着她的肩头。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叫：“姐姐，姐姐！”

眼中的黑暗渐渐退去，陈梅慢慢地苏醒，睁开眼睛。十五岁的大毛跪在她身边。

“你没事吧，姐姐？”

陈梅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左臂痛得厉害。“快去找爸爸！”

“我已经找过了。”大毛跟着站起来。

“他伤得怎么样？”

“死了！”大毛说，浑身忽然颤抖起来，“日本鬼子杀了他。”

不可能！不可能！爸爸不可能死。

谁把她扛在肩上，去看元宵节的花灯？谁流着眼泪，不舍得把她卖掉？谁担心她去上学，被男孩子摸了手？只有爸爸！不，爸爸一定还活着！

她觉得胸口有个水坝堵住，心里汪着的情感冲出不来。“没关系的，大毛。你不要哭！”她安慰大毛说。

“我没哭，姐姐，是你在哭！”

陈梅闭上眼睛摸了摸脸，颊上全是泪水。

水坝哗啦啦地倒了，悲伤冲到喉咙来。她想举头向天大嚎，把心中的痛苦全部发泄出来，就在这时，她听到一个声音说：“黑毛你不要哭。你哭爸爸心里难过。”她把苦水咽回肚里去。

“我不哭，爸爸。”她用了心中所有的爱对他说。

“姐姐！我们现在怎么办？”

陈梅睁开眼睛，看见大毛惊慌的眼睛。

“怎么办？”她把他一把抓住，摇着他的肩膀喊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杀我们一个，我们杀他们十个。记住了没有？”停了一会，她把声音放得柔些，“妈怎样了？”

“她吐了一地的血，也死了，留下这件东西。”大毛哭丧着脸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缎包交给陈梅，上面有潮湿的暗红斑点。

“妈救我，流了这么多的血，”她喃喃地说，“你怎么逃得了性命？”她问。

“日本兵开枪打死我前面的男人。他倒下来把我压在下面，我就装死。”

大毛把她带到爸爸的尸首前面去。在路上，她的鞋底好几次被黏得嗞嗞发响。她小心地避开路面上的血迹。

爸爸仰天躺在地上，脸上有一层阳光的鎏金。陈梅跪下来把他的手掌拿起来贴在脸颊上，犹有余温。

“爸爸你好好睡，”她温柔地说，“我唱一首歌给你听。”

她唱了五毛的摇篮曲：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糖一包，果一包，

吃完还要拿一包……

她哽住了。

“爸爸你英灵不远……我发誓，任他天涯海角，我都要为你报仇！”

她要大毛扶她起来，然后再跪下去向爸爸磕了三个头。她同样地再做了两次，恭恭敬敬地完成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巷子外的马路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大毛跑到巷子外面去，又跑回来气喘吁吁地说：“姐姐，我们得躲起来。”

“为什么？”

“很多人都在跑。有人说，日本兵在后面。”

“那我们也赶快逃！”

“你受了伤，恐怕跑不快！”

“我要和妈说再见！”

“没时间了！”

大毛把陈梅拖到一间屋子的后门，打破一扇玻璃窗开门进去，找到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两人慌忙地钻到床底下藏起来。

不久，屋外的路上传来嘈杂的靴子声。

过了好一会，外面安静了一些。大毛想出去看看动静，被陈梅拉住。再等了一些时候，大毛挣开姐姐的手，爬到窗口下面，探起头向外面很快地瞄了一眼，又把头缩回，手足并用地钻回床底。他低声对陈梅说：“一个军官拿着一面太阳旗。”

“在哪里？”陈梅急问。

“就在窗口旁边。”

“你还看到什么？”

“日本兵在剥死人身上的项链、戒指和发夹。有人把尸体搬上一辆大货车。”

“有没有人看见你？”

“有一个小兵……他忽然向我的方向望过来。”大毛嗫嚅地说。

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大门口传来，然后一声玻璃破碎的脆音。纷乱的脚步声进屋后分成不同的方向。房间的地板吱吱作响，有人粗声叱喝，抽屉被重重地打开。在床底下，陈梅紧紧地握住大毛颤抖的手。

嘭！嘭！嘭！离中华门不远，一幢破落的房子前面，有人用拳头擂门。全屋震动。

孙起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孙起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的窗口，掀开一角窗帘向外望去。

天空蓝得像玄武湖的湖水，路上的泥雪却没融。门口外面站着一群邋邋遢遢的日本兵。

孙起考虑和他们拼个死活。

死不可怕，但他不能白死！

他还有时间去把埋在后院的手榴弹和半自动手枪都起出来。杀他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

但如果他在家里打死日本人，他们可能会强奸他的女人，割断他儿女的喉管！

孙起用一块桌布盖住桌子，把妻子儿女都遮住，然后做出一个谦卑的笑容把门打开，希望把日本兵打发走。

日本兵把他粗鲁地推在一旁，一拥而入。他们没找到什么，就用绳子把他手腕绑起来，带到一个站满囚犯的菜园。

这个地方他很熟悉。小时，他曾在这里偷挖荸荠给钱英吃。

这时反抗已经太晚，把绳索绷断是几乎不可能。即使侥幸成功，四面八方还有机关枪指着他。

不远处有一幢小泥屋，他小时就住那里。

他十八岁时，钱英被卖到秦淮河上的酒楼。愤怒的年轻人搭上火车，去广州考黄埔军校。

那是一个晚春的早晨，天空像今天一样的蓝。他吃了母亲准备好的丰盛早餐：一碗摊了两片红蛋的汤面。

母亲递给他一个小红袋。

“里面是什么，妈？”他希望是钱或珠宝。

“我们家的泥土。”妈妈沙哑的声音，“昨天晚上从炉子下面挖出来的。”

“你挖它干吗？”他有点生气，“明天又该抱怨手指痛了。”

“我的手指会好的，”她说，“把这块东西好好收起来，知道吗？”

他把小红袋的绳带松开，看见一块乌黑的脏泥。

“它会保佑你平安，”母亲说，“男人总有一天要离家的。我不拦你，只求你把这个口袋保存好。你爸不听我的，子弹没饶他。”

她似乎还想讲下去，但火车是不等人的。

“我尽快把钱寄回来，妈，”他提起他的行李袋，“你替我还李叔。”

他的母亲转身洗一个萝卜。

“学校每月初一发生活津贴。”他说。

“你还没考上呢。”她冷冷地说。

“不怕，他们会收我的！”

母亲把萝卜放进锅里。

“再见，妈！”

没有回答。

“她从来不听我讲话。”他想。“再见，妈！”他大声地再说一次。

“好了，好了！走吧……”她的声音哽住。

好像还有一声饮泣，但自己的心痛盖过母亲的哭声。

十年过去了，天空还是同样的蓝，但这是岁暮——不是四月。杨柳在寒风里低头，坚冰压着枯黄的野草，一群野狗嗅着地面，其中一只向孙起露出獠牙。

孙起呸了一口。

两名日本军官坐在一个火堆旁边，嘴巴在动，须眉皆张。孙起听不出他们在辩论些什么，只看见他们最后相互击掌。

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小个子恭恭敬敬地站在他们身后，看样子是翻译官。一个军官向他说了几句话，那人一边听一边点头。军官说完，瘦小的男人就急急地跑开。

不远处有个小树林。枯叶落尽，桠杈如墨，朝天的半枝却是白雪皑皑。翻译官和林外一堆日本兵嘀咕了几句。不久，五名囚犯就被押到树林后面的泥坑去。

日本兵一阵吆喝，把囚犯们赶下土坑，把铁锹发给他们。坑里的泥土不住飞起。一个囚犯放下铁锹擦汗，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囚犯拿起铁锹，坑里的头渐渐沉下。日本兵又是一阵吆喝，囚犯把手中的铁锹递还给他们。

一名日本兵把一架机关枪推到土坑旁边。囚犯们看见了，都争先恐后地想爬出来，但又被枪托打回去。机枪的枪管连续地快速震动，弹飞如雨。土坑中手脚乱舞，沙尘升到半空又落下。最后一切归于静寂。

几个日本兵又押来五名囚犯，命令他们跪在坑边。一名军官提着武士刀从火堆旁边悠闲地走来。他在第一个囚犯后面停下脚步，用军刀在他的后颈量了一量，又向翻译官点了点头。翻译官看了看他的手表。军官举起武士刀，囚犯的头飞起，血从断处喷出。军官举脚一踢，一具无头尸体就跌入坑里。

军官连续挥刀，在隐隐的惨叫声中砍翻了其余四人。翻译官看看手表，作了记录。

五个囚犯又被踉踉跄跄地解到。第二个日本军官提着武士刀过来，逐一把跪在地下的五人结果。翻译官看了看手表，再作记录。

孙起知道，其中一把军刀不久就会落在他的脖子上。

他的妻子和儿女都站在一堆瓦砾后面，六只眼睛是喷着愤怒和恐惧的火山。

他的妻子曾是一个农家姑娘。她的父亲接受了他的聘礼：一个银元宝和十盒米糕。村人啧啧称羡：城里的乞丐都比乡下人有钱，这个军官可能在床下藏了一箱子的金砖。

乡下姑娘替孙起生了一女一男。女儿现在四岁，儿子两岁。几个星期前，上级把孙起的部队调来南京。他的儿子第一次用细小的手臂圈住他的脖子，用稚嫩的声音叫他爸爸。

一天，孙起带着两个孩子在街上散步。他穿着军装，帽上一个青天白日徽，高大而威武。路上的士兵看到他都立正敬礼。儿子问女儿：“爸爸的官是不是比委员长的官还大？”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被萝卜头斩首是对国军军官最高的羞辱，无论他的官有多大，人们以后都会引他为笑柄。他的子子孙孙也都会以他为耻。

孙起挣他手腕上的绳子。绳子没有断。

在梅花巷里，一张大床底下，陈梅听到有人敲头上的玻璃窗。床边有人大声回答。过了一会，杂沓的脚步走出大门。陈梅等了好久，好不容易才听到门外传来马达发动的声音。屋外的喧哗渐渐远去。

陈梅和大毛从床底下钻出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口。探头一望，外面没有一个人。两人都嘘了一口长气。

“那个小兵大概没看到你！”陈梅说。

“我躲得那么快，他怎么看得到？”大毛说。

陈梅看见许多女人的衣服乱糟糟地丢在地板上。她弯下腰来选了几件。

“转过身去，对着墙乖乖地站着，”陈梅命令她的弟弟，“不准回头！”

陈梅躲到蚊帐后面将棉袄和衬衫都脱下来。衬衫的左衣袖被血黏在皮肤上。她咬着牙把它撕开，把血肉模糊的伤口用一巾手帕包起来。她的肚子上也有伤，但入肉不深，可喜的是腰包里面的银圆还在。她把破衣扔掉，穿上三件毛衣，外面再加上一件衬衫，才从蚊帐后面走出来。

“好了。”她说。

衬衫很大，又是粉红色，大毛看了指着她大笑。

大毛缠着陈梅，要求到外面去找东西吃。陈梅正在考虑，忽然听到隔壁有沙沙的脚步声。她和大毛就像两只小老鼠一样溜回床底去。不到一会，声音来到他们的房间。陈梅偷偷地从床下向外张望，看见一双鞋子绕着全房巡了一圈，最后停在她的眼睛旁边。她颤抖着把那双鞋子仔细地看了一遍，惊喜地发现那是一双绣花的大红棉鞋。她松了一口气，把头从床下伸出来，几乎和一个向下探来的圆脸撞了个正着。

床外的女人站起来向后倒退，肥肉在她圆墩墩的身体上抖着。

陈梅爬出来，大毛跟在后面。

“我认得你！”他说，“你是昨天晚上施粥的伯母！”

女人把他们打量了半天，忽然厉声问：“你们是谁？为什么偷了我的衣服？”

“对不起，一个日本兵拿枪杀我，刺破了我的衬衫……”陈梅一边说一边解纽扣。

“等等！”女人阻止她，“他为什么想杀你？”

陈梅告诉了她刚才发生的事。“我的天，我的天！”女人把手按住心口，不住地眨眼，血色从她脸上消失。

“刚才你在哪里？”陈梅问，“那些日本兵为什么找不到你？”

“我躲在地窖里。”

“你的女儿呢？”陈梅又问。

“她们一大早就逃到国际安全区去了。”

“你为什么不逃？”

“总得有人留下来看守家具。”女人说。

大毛插进来打断了两个女人的对话。“好了好了，伯母，有吃的东西吗？”

女人看了看大毛的脸。“可怜的孩子！”她感叹地说，“跟我来，我给你弄一些好吃的。”

三人走到厨房门口。女人忽然停步惊叫了一声：“哇！我的面条到哪里去了？”

陈梅伸颈向房里一望，里面像龙卷风吹过似的，许多碗碟都跌在地板上，一张桌子四脚朝天。

大毛急得满脸是汗。陈梅恐怕他说出不中听的话来，连忙捏住他的手，拉他进厨房，要他把桌子扶起来，移到墙边。陈梅把椅子摆好，地面的碗碟也放回桌上。

陈梅向女人道别，又说：“等街上安全了，我们就会回来把衣服还你。”

女人却把前额一拍，径自走到一个柜子旁边，伸手往下一摸。大毛的眼睛立刻发亮。原来女人手中拿着一大碗汤面！

“我听到枪声就藏起来的。”女人笑着说，“聪明不聪明？”她忙着在炉里点火：“热一下再吃。”

大毛不肯出去撒尿。他拉了一张椅子在桌旁坐下看女人热面。

水开了以后，女人把面条分成三份，每人一小碗。大毛两扒三拨就把他的面吃光了，转头去看陈梅的。陈梅用筷子打了一下他的手。

一阵寒风卷入厨房。陈梅打了一个寒噤。她小时听大人讲鬼故事，还记得什么“一阵阴风，鬼魂下降”一类的话。她不禁向门口看去，果不其然，两个日本兵正在走进厨房！

两个士兵一大一小。小个子兵向大个子兵点了点头，得意的狞笑就从他脸上换到大个子兵的脸上去。一股大粪的气味飘过来，比防空洞的臭味还要难闻。陈梅记得有一年，大毛曾有几个礼拜不洗澡的纪录。那时他一回家，店里就有这种气味。

坐着的三人都放下筷子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倒退，走了几步，背部就被墙壁顶住。

高个子士兵用手肘顶了他的伙伴一下，低声说：“B，kan kan！”

发音有点古怪。陈梅以为他在说日本话。

小个子兵有点紧张地把他的同伴推开。高个子兵哼了一声，便大步地走到那女人面前，一把抓住她的裤带。女人惊得乱叫乱跳。大个子兵不耐烦地刮了她一个嘴巴，把叫声硬硬地塞回她的喉咙里。鲜血从她嘴里流出来。

“B，看看！”他严厉地说，把女人的裤子向下拉了一拉。

女人发着抖，双手提住裤子。

陈梅忽然懂了，恐怖地转头去望大毛。

日本兵又刮了女人一记耳光，女人泪流满面。日本兵用一只手腕格住她的脖子，把她钉在墙上，用另一只手将她的裤子一把撕去，一个黑三角就无情地呈现在寒冷的空气中。女人尖叫了一声，忙用双手把她的私处密密盖住。日本兵拔出匕首，在她的喉咙前面比划着。

陈梅虽然也在桌子的另一边发抖，但还是忍不住叫了一声：“喂，你干什么？”

日本兵没有理她。他把匕首往下一按，一条血丝就在女人的喉咙上冒出来。女人惨叫一声把手放开。

高个子兵哈哈大笑。他把匕首插回鞘中，将女人推到一张凳子上。女人一头撞到桌子上，打翻了一只面碗，汤水流出来，一直滴到地上。高个子兵把女人的手扭到她背后，又把她的双腿强行分开。女人在凳上不住地扭动，但已不敢反抗。高个子兵大摇大摆地走回门口，和小个子兵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女人，忽然一同指着她爆出一阵大笑。

女人的脸变得比她的绣花鞋面还红，连忙合起两腿。高个子兵啪的一声把嘴闭上，直奔回去。女人吓得连忙张开双腿。高个子兵却不去理她，径自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凳子上拉下来，一直拖出房门去。

不久，嚎叫声就不停地从房间的另一边传来。最后陈梅听到一声长长的、刺耳的尖叫！

声音还在空中荡漾，小个子兵已走到陈梅跟前来。“B，看看！”他吃吃地说。

“大毛，救命呀！”陈梅叫。

大毛一动不动。

陈梅向日本兵呸了一口。日本兵退后一步，擦了擦下巴上的口水，脸色慢慢变黑。他侧着头迟疑了半天，忽然握起拳头大踏步走回来。陈梅用没有受伤的右手掩护头部。但日本兵一拳就把她的手荡开，直捣她的鼻子。她的头撞在墙上，反弹了好几下。

陈梅痛得大叫：“大毛！”转头去看她的弟弟。只见尿水从大毛的裤脚下不断地流出来。

日本兵去捉陈梅的手，把她的手背抓出许多血痕来。陈梅急中生智，用膝盖撞他的胯下，把他撞得弯下腰去。

但日本兵很快就恢复过来。他去掴陈梅的脸，左右开弓，噼里啪啦地把她的两颊打得高高肿起。陈梅咬牙忍受，却是一寸不让。日本兵见这种打法不奏效，便重新握起拳头猛击陈梅的头。陈梅用她的长腿反击，踢中他胯下好几次，使他连连吼叫。

但是日本兵的拳头，随着一下又一下的闷哼擂在陈梅头上，把她的大脑打得不住地震动。她缩起身子大口喘气，希望减少一些痛苦，人也变得愈来愈迷糊。日本兵忽然一拳捶在她的眼球上，金星乱迸。她揉了揉眼睛，看见日本兵的影子忽然一分为二，拳头四面八方向她打来。

陈梅大骇。她无法阻挡这种攻击，只好横了心任他打，打瞎了算！这时她只剩下一个意念：决不能让这个丑陋的日本兵撕下她的裤子。她用右手紧紧抓住裤头，像一个溺水的人把一根稻草抓住不放。不料日本兵忽然用拳头打她的左臂，正中她的伤口，她痛得乱跳。接着眼睛又中了一拳，眼中的金星立刻被震成金粉，散开来遮住眼前的景象。她只知道有人用力抓住她的手指一扭。在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中，她昏了过去。

腿上的一阵冷风把她吹醒，眼里的金雾已经消失。她张开眼睛，看见腰下完全赤裸，吓得魂飞天外。

她全身剧烈地发抖，胃里面翻江倒海，许多酸水一涌而上。忽然肚肠一空，大便和小便一齐从她体内射出，两腿热热的湿了一大片，肚内却有些畅快的感觉！

她在心里大叫：“你这个下流的家伙！看我割掉你的脏鸡巴，丢在地上踩个稀烂！”但她全身虚脱，手臂比石磨还重，连一根手指都不能动。

日本兵爬到她身上，满口黄牙压住她的嘴，粗短的髭须刺痛她红嫩的皮肤。一根舌头伸入她的口腔，死鱼的腥味窒息了她的呼吸。陈梅无力反抗，只能涨红着脸闭上眼睛，竭力不去想这将临的羞辱。

她觉察到他弓起腰，解了皮带，往下一丢，又蠕动了半天，把裤子踢到脚跟后面去。

叮当一声，陈梅张开眼睛，只见一个宽带金戒指跌了出来，在地上平平稳稳地滚着。

犹如被一道闪电击中，陈梅的四肢忽然活了过来。“王八蛋！这是爸爸的戒指！”她想大声地喊。

但是她的舌头被日本兵的舌头压住，发不出声来。于是她用牙拼命一咬。日本兵一声哀号。几滴温暖的液体流入她的喉咙里。

两个拳头疯狂地擂陈梅的脑袋，但她对痛苦已经麻木，一丝一毫也不躲避，只拼命地用牙磨着他的舌头。“王八蛋，把你的舌头留下来！”突的一声，牙上的张力忽然一松。“这一截舌头送给爸爸！”她对自己说，心里十分痛快。

日本兵从她身上滚开，高声大叫，在地面上乱蹦。陈梅爬起身来，拾起日本兵丢在地板上的皮带，抽出上面的匕首，很快地刺入日本兵的腹下。日本兵惨嚎一声，狠命一跳，满眼通红。他掩住腹部摇了半天的头，忽然大吼一声，张着血红的大口向她扑来。他猛击她的右腕，把匕首打在地上，又把她推倒，跳在她身上猛踩她的肚子，用脚狠踢她的头。

大毛奔过来，从地上拾起匕首，把它插入日本兵的背部。日本兵大叫一声向前跌倒。陈梅爬起来，夺过大毛手中的匕首，用双手握着，高高地举起，一次又一次地插在日本兵的背上，一直等到他的身体停止抽搐，才把嘴里的半个舌头吐出来。

陈梅扶着大毛走出大门。她看到一个女人赤着下身躺在客厅里，嘴巴张开，两眼突出，一个玻璃瓶插在阴部。

第二十五章 地狱门去来

孙起站在菜园里，双手被捆在背后。一群日本兵正在七手八脚地把一张桌子搬出斜对面的墙门。

孙起知道这围墙后面是收藏家范先生的房子，桌子是他的书桌。

孙起小时对这古色古香的桌子好奇。某天，他想用指尖在这个暗紫的桌面上弹一下。母亲把他拉住。“这张紫檀大桌比我们的房子还值钱，”她说，“你要是弄坏了，把我卖掉都不够赔。”

日本兵像百足蜈蚣似的把桌子搬到一个火堆旁边，吃力地把它推入火里。火舌暗了一暗，好一会才很慢地舔上来。

孙起在跳跃的火舌中看到一个女孩的脸。她是钱英，孙起儿时的玩伴。他曾立誓娶她为妻。长大后，钱英拒绝和他私奔，心甘情愿地去了酒楼。他一怒之下坐上火车，去了广州。

火车在衡阳出轨。他躺在车站的长凳上，一夜不能成眠。第二天火车继续行程。他不断地去询问火车到达的时间，几乎把那个银发的列车长惹火。

两个星期后，他去人头汹涌的黄埔校门口看榜，心中忐忑。他知道自己体能测验表现还好，但笔试考得很糟。钱已经花光，这几晚只好睡在公园里。如果落了榜，不知如何去谋生计。过了一会，一个穿着蓝制服的员工提来一桶糨糊和一把刷子，另一个员工搬来一叠大纸。两个人把大纸一张一张地刷在校墙上。他在榜中找到浓墨书成的两个大字：孙起。他成功了！

开学的第一天，学员们在院子里排队。几个理发匠把他们的头发逐个剃光。站在他后面的学员递给他一支香烟。

“唉，我不会，谢谢。”他讷讷地说。

周围的人都笑了。一个学员拍着他的背，称赞他是个好青年。孙起放心了，他属于这个地方。

各种省籍的同学都有。卷着舌头说国语的是北方人，像唱歌一样说国语的是南方人，不会说国语的是广东人。大部分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有些甚至有军官军衔，他们是由国民党资深党员介绍来的，免试。

学校发了剃胡刀。但第二天早晨，孙起没通过仪容检查，被教官训了一顿。同学们替他研究出原因：他用刀子削过铅笔，因此嘴唇被剃过后仍然留着长长的嘴毛。

生活紧凑而有规律。他的宿舍是一幢石灰楼房，褐色的栏杆散发着新漆的香味。他和其他二十九名学生同一寝室。起床号的喇叭在早上五点钟把他吹醒。在三十分钟之内，他必须把毯子折成一块有棱有角的豆腐，把他的铜盆带到院子的水槽去洗脸漱口，把军服穿戴整齐，腿带绑好，然后赶到餐厅坐下来，等着值班员宣布开动。进餐时刻不准交谈，室内只听到筷子频敲粥碗的声音。值班员一放下筷子，大家也必须马上把筷子放下来，站起身赶到操场去。早操六点钟开始。由蒋介石校长带头做十五分钟的柔软体操。

学校发给孙起两套军装、两套内衣、两双袜子、三双草鞋。他学会了使用各种武器：步枪、半自动步枪、手枪、手榴弹、机枪、刺刀、剑、拳头、牙齿和脚。他还学会了如何阅读地图，如何建筑城墙，如何收集情报，如何在野外生活。俄罗斯顾问团的军官教了他许多实际的打仗经验。他们也带来了黄埔缺乏的军械和子弹。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黄埔课程的重中之重。但孙起总是把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弄混。

星期一的周会训话是每星期的亮点。蒋校长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墙上贴着交叉的国旗和党旗，黄埔的校训“亲爱精诚”四字贴在侧壁。蒋校长左手叉腰，用右手做出种种动作来加强语气。孙起看得入迷，没留意到校长沉闷的语调和浓重的宁波口音。

学员们受了校长的激励，把校园维持得清洁整齐。墙上到处贴着警语：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校长室向孙起发了通知：蒋校长要见他。孙起受宠若惊。他在约定时间二十分钟前就赶到那个简朴的小办公室去，下巴剃得干干净净，制服熨得平平贴贴，俄国皮鞋、俄国皮腰带和俄国皮鞭都擦得发亮。他看到七个学员已在办公室门前排队。

约定的时间一到，卫兵就叫他的名字。孙起拘谨地走进办公室。校长穿着笔挺贴身的军服坐在办公桌后面，英俊而庄严。他给了孙起一个微笑。“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他亲切地问，“好，好！你的父亲当过兵吗？好，好！你有多少兄弟姐妹？好，好！你喜欢黄埔军校吗？好，好！”

孙起不知道手脚应该怎么摆，嘴唇也感到僵硬，赔笑的声音十分空洞。

“你的制服有点短，我给你换新的。”蒋介石关心地说，“听着，这个很重要：年轻人必须注意健康，千万不要受凉。你的零用钱够花吗？”

校长的脸忽然变得严若秋霜，他督促孙起努力锻炼他的体格和革命精神，将来为国家作重要的贡献。

蒋介石的眼里闪烁着智慧。如果这时他命令孙起从悬崖上跳下去，这个年轻的学生也会服从。

后来孙起听说蒋校长对每一个学员都至少召见过一次，作过大同小异的谈话。对浙江的学员，蒋介石会说：“你的家离我家四十多公里。我的儿子经国比你小四岁，等于是你的弟弟。他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读书，等他回到中国以后，你们应该多见面。”

孙起有一点失望，他没那么重要。

孙起擅长近身肉搏，他凶猛的攻势为他赢得“孙猛仔”的绰号。演习时，他常被学员们选为哨兵。教官指出他的短处是忘记防守。

半年后毕业，他被派去参加北伐。在著名的龙潭战役中，他率领数十名士兵攻打青龙山，用手榴弹把敌人的防线轰为平地。一仗打赢，总司令亲手把自己的M191手枪交到他的手上。

在这辉煌的日子里，他忽然接到一份电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去找母亲的小红袋，但没找到。

孙起请假还乡。邻居和他握手后都苦起脸孔，说他的手掌又重又粗像砂纸。没有人敢注视他腰带上的手枪和子弹。

邻居们帮他准备了一只鸡和一瓶黄酒，摆在他母亲的坟墓前。礼仪完毕后，邻居们告诉他钱英的艺名和工作的地方。

孙起立刻到秦淮河去找钱英。他不知道应该先付茶费，所以等了很久钱英才出来。

钱英捂住脸低声饮泣。他想拉她的手，她却把他推开。“你去吧！我在这里不能见你。”

孙起目瞪口呆。他没想到以前的小钱英现在翻脸不认人。

孙起不甘心，第二天又去酒楼找她。仆人粗暴地对他说：“小姐不在这里。滚！”

一个同袍军官明白钱英的意思。他教孙起在一间饭店预订了一间包厢，签了十张局票送到酒楼去。一个小时后，一辆黄包车便把钱英送到饭店来。

钱英在包厢的桌子旁坐下，但转过脸不去看他。他恳求钱英忍耐，又向她保证，他一定想办法把她赎出去。钱英不回答。

从此，孙起每天签十张局票，派人送到酒楼去，但钱英始终不理他。直到一天他又提起他的保证。这次钱英生了气，骂孙起是头笨驴！

像一道闸门突然被打开，她的话再也停不下来：“你知道男人只爱他最后睡过的女人，但女人只爱她的第一个男人吗？你知道一个年轻女人经过多少男人，然后就自暴自弃了吗？你能想象一个女人等待一封信，日子有多长吗？你知道你离开后，你的母亲哭了多久吗？有没有人告诉你，她常常到军营去，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你吗？她死时叫着你的名字，你知道吗？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面上，请你不要再打扰我好吗？”

第二天，孙起照常和钱英在酒楼会面，但这次他没有搜尽枯肠找话跟她说，只一味闷呷着黄酒。

跑堂走进他们的包厢：“小姐，你的黄包车到了。”

钱英站起来，要去下一个饭局，孙起也站起来，告诉钱英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他的钱已经花光，而且他刚刚接到上级的电报，华北危急，要他销假赶回天津。

钱英停下步来，脸上凶狠的神情令孙起怵然而惊。“我们酒楼外面有棵柳树，”她说，“明天晚上，当月亮升到树顶之时，你立刻到酒楼来找我。”

“他们恐怕不会放我进去。”孙起说。

“笨蛋，我又没叫你走前门！”钱英骂，“你到后街去，在小红门上敲三下，就有人放你进来。”

他照着她的吩咐做了。开门的女仆把他领到一个红色的房间，红木桌后面有一张红帐大床。钱英看见他进来，马上停止踱步，用热而潮湿的手把他拉到床边。她很快地把衣服剥光，躺下来闭上眼睛，厚唇半开，一头黑发散在枕头上，两条惨白的手臂在上面互握，构成一个悲壮的三角形。

孙起想起他的第一个妓女。两年前，一位同袍为他启蒙，把他带到一间泥屋。那个妓女乳房下垂，又缺少了一颗门牙，但她的乳头嫩红，像那个他曾偷看过的十六岁的女孩。她把他的头按到她的胸上。他兴奋起来，终于完成了使命。

但是这次的经历完全不同。当他进入她体内时，钱英懒懒的肉体突然活了过来。她大声呻吟，指甲掐进他的背里去。孙起决心驯服这个背叛他的女人，一场男欢女爱的游戏变为两性间的战争。女人的体重只有他的一半，她的头发浸透了汗水，终于向他求饶。

“请你……请你停一停！”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快要死了！”

但是当他慢下来，她又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哀求着，“不，不，不，不，不……”她有时痛苦地呻吟，有时狂喜大叫，声音和他所有经过的妓女完全两样。她的无耻令他目瞪口呆。小时，她是一朵纯洁的白莲花，现在却比最放荡的妓女更情欲！

几年前，他们在一个树林里散步。她弯腰捡起一块美丽的鹅卵石，胸前的衬衣跌开来。她很快把衣服按好，但他已得到闪电的一瞥。那时她温柔的乳房不过是个浅浅的山坡。

如今，她的乳房仍然细小，但她的扭动却是十分自然。这种韵律是她从无数的情人那里学来的吗？抑或是她有一颗与生俱来的性爱种子，随着身体的成长而萌发？

她对情欲比他更放纵，不停地把他的头按在她的胸脯上，烫热的皮肤烧得他窒息。他感到了威胁。

当雄鸡向透亮的天空喔喔而啼的时候，孙起已精疲力竭。他滚下床，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嫉妒。

“你有过多少个男人？”他喘着气问。

火变成了冰。

“你这个千刀万剐、不得好死的臭屁乌龟！”然后她不停地高声尖叫，把整个酒家都吵醒。有人连连敲门。孙起把一个壮硕的仆人推倒才能脱身。

一年后，他托了媒人娶了个乡下姑娘。她在新婚之夜非常笨拙，孙起十分高兴。有一次他在南京休假，远远看到一辆黄包车，钱英坐在上面，厚厚的嘴唇涂得猩红。看到他时，她转过脸去。

往事不堪回首。两年后，日本兵进攻首都南京，孙起的部队被派往光华门防守。城陷之日，孙起带着他的部队从下关撤退。他们千辛万苦闯入码头，却找不到船只过江。全队哗散，大家回头往城里跑，只望找到个地方躲起来。孙起比较幸运，他在南京有一个家。

他的妻子发现那个急急敲门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喜出望外。她帮他把军服和武器都埋在后院。但日本兵在光华门一带搜索，每个光了头或手掌有老茧的男人都被捆起来。孙起被日本人的无礼激怒，但无法反抗。

一叶利刃顶在孙起的背上，粗暴的一推令他几乎跌倒。他踉踉跄跄地走到土坑边，向许多无头尸体跪下。当一个日本军官提着一把闪亮的武士刀走过来时，孙起知道他的头在几分钟后就会跌入坑里，他怦怦乱跳的心几乎要从口中飞出来。

日本兵把附近的老百姓都赶过来目击行刑。日本人相信，被砍头的人死后不能认出自己的尸身，会变成孤魂野鬼。他们以这最悲惨的下场来震慑中国人。

孙起看到他的小儿子也在人群中。小家伙嘟着嘴，大概因为日本兵不向他的父亲敬礼。孙起眼前模糊了。他以前常常告诫他的部下：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现在他才了解这很难办到。他转过头去，不让他的小儿子看到他的泪眼。

一张老妇的脸庞在他的脑海中出现，是他的母亲。多年前他离家时，她背过身去不看他，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

孙起耳边忽然传来几声哼哈。他转头一看，原来那些不成腔调的杂音是身旁那个囚犯发出来的。这声音扰乱了他的回忆，他心中不悦：“神经病！这个时候还嚷什么嚷？”然后他才听出来，这人是在唱歌。孙起会唱的歌只有几首，但《义勇军进行曲》是其中之一。那人愈唱愈亢奋，孙起被他感染，不禁跟着哼起来。他们的歌声开始是断断续续的，参差不齐，但愈来愈顺，愈来愈理直气壮。等到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声音就更加洪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

“混账！”一个日本军官提着武士刀暴跳如雷地大叫，“杀你的头！”

大家照唱不停。

军官大怒。他跑到第一个囚犯的背后，举刀一挥，斩得急了些，犯人的脖子只断了一半。日本军官恨恨地用脚一踢，头颅连尸身摇曳着跌入坑里。

囚犯们吓得噤住了声。

军官走到孙起身旁的囚犯背后，小心翼翼地站好位置，慢慢地举起武士刀。

“等等！”一个声音从远方传来，“请等一等！”

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朝现场急忙地跑来，在军官面前大口喘气。

“你是谁？”日本军官放下武士刀，不耐烦地问。

“我是田中一郎，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男子气喘吁吁地递上一张名片。

“你要干什么？”

“这里有许多人不是兵，”田中指着土坑旁跪着的囚犯说，“你不能杀他们。”

“哪个不是兵？”

田中指看跪在最后的囚犯。

“你怎么知道？”日本军官问。

“他是我家的厨子，”田中说，“你们今天早上把他抓走，我们一家一天都没饭吃。”

军官啼笑不得。“把他放了！”他板着脸说。

两个日本兵上前，把绳子切断。厨子向街角飞奔而去，在半路绊了一跤。

“这里还有别的老百姓，也不能杀！”田中说。

“田中，你有多少个厨子？”军官轻蔑地问。

“只有一个，”田中说，“但那棵树下的女人说，你的部下捆了她的男人。”

“把这个女人带过来！”日本军官大声咆哮。

女人战栗着走到军官面前。

“哪一个是你的男人？”田中问。

女人指着领头唱歌的人。

“他是兵吗？”日本军官问。

“不是的。从十七岁开始，他每天都替人理发。”

“混蛋！”军官骂道，“把他放掉！”

日本兵把理发匠放走。

“满意了吗？”日本军吼道。

“很抱歉，长官，可不可以请你问一问那些妇女，在这些囚犯里面，有没有她们的男人？”

军官和站在一旁的翻译官咬了半天耳朵。那个瘦小的中国人马上跑到围观的群众前面大声宣布： “大日本皇军对中国人是最仁慈的。如果你的丈夫被捆在这里，这位太君一定放他！现在大家向大人三鞠躬，谢谢他的宽宏大量！”

许多头上上下下地乱成一团。

军官招招手，小男人又跑回来听候指示，再跑回去大声宣布：“你们都看到了吧！大胆抵抗大日本皇军的人都是一个死。如果你替人遮掩，在大人面前说谎，把兵说成老百姓，大人连你的头也砍掉！”

群众静下来。

“我们从这家伙开始。”小男人指着孙起，“他是你们中任何一个的男人吗？”

孙起忙去看他的妻子，但他的女人避开他的眼光，半晌没有动静，孙起不禁发火。“女人，你还等什么？”

随后他心里一亮：“他妈的！这个婊子怕杀头，不敢认我！”

脑中有一个声音马上回驳：“你才怕杀头！如果她为你撒谎，两个人都人头落地，谁来照顾你们的孩子？”

另一个声音冷笑道：“救你对她有什么好处？你在外面打仗，总是不在家。婊子一发痒，就脱了衣服把奶子给人看。”

日本军官在孙起后面站好。

“对不起，田中先生，没有人认他，这个家伙一定是个兵。”军官举起他的武士刀，“杀！”

场外一声尖叫！

“混蛋！又出了什么花样？”军官满面怒容地放下武士刀。

“有人晕过去了。”翻译官说，指着倒在地上的一个年轻女人。

许多人七手八脚地把女人拉起来。

“不要杀他！”女人一站稳就叫，“他是我的男人！不是兵！”

这个女人虽然打扮朴素，不施粉黛，但很多人都认出她是从小和他们一起长大、后来名满京城的艳妓黑猫。

翻译官把她带到了日本军官面前。

“这个家伙是你的男人吗？”军官严厉地问，“你有什么证据？”

“告诉长官一件只有妻子才知道的事。”田中提醒她。

“他的右腿有个疤。”

军官把孙起的破裤子一把撕开。“哈，这分明是个刀疤！”他吼道，“还说他不是兵！”

“这是一个老疤，”钱英镇静地说，“他十六岁时和人打架，被人用童子军刀刺伤的。”

“你说谎！”军官举起武士刀，“砍掉你的头！”

钱英没有退缩。“他五岁大我就认识他，这是事实，”她用平和的声音说，“从那时开始，每次有男孩和我说话，他都要跟人家打架。”

军官狂笑：“你为什么等这么久才出声，女人？”

“他不要我了！”女人开始哭泣，“他认为我配不上他，因为在他之前，有男人睡过我。”

“贱人，别让我呕在你的身上，你给我滚！”军官左手一挥，“把你的乌龟也带走。”

一名士兵把孙起的绳索割开，钱英把他扶出场去。

“你也给我滚！”军官向田中说，“留神我眼睛一花，把你也斩了！”

树下的女人们拉住田中的衣袖不放。田中剥开臂上许多手掌才能脱身。

日本军官把剩下的一个囚犯杀掉。

第二十六章 南京安全区

第二天一早，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女人围在金陵女大的校门口。她们很多人都穿着男人的衣服，把头发绞短。有人还在脸上涂了烟灰。

校门缓缓打开，几个教职人员走了出来。领头的是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大的负责人，难民口中的活菩萨。这间女子大学现在收容女性难民，因此日本兵常来骚扰。目的无非是找借口抓走一些女人，供他们淫乐。明妮阻止，他们就用染着鲜血的刺刀去威胁她。一个日本军官还打过她耳光。然而她还是坚持下去，甚至说服日本人，把机关枪从校门口移走。

一位褐发男人扶着脚踏车，跟在明妮后面。走在他旁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国妇人。

“约翰，”妇人说，“昨晚拉贝先生忘了这件衣服。你能不能顺路把它送到他家里去？”

她递给约翰一件棕色夹克，袖上有一个卐字纳粹标志。

“没问题。”约翰说，把夹克接过来塞进他的背包里。

“约翰，陈梅好了吗？”前面的明妮转头问。

“还没有。但医院来了一个病人，伤得很重，却找不到床位。医院希望陈梅让一让。我这就去把她接回来。”

校园外的女难民一齐跪下来在地上磕头。

妇人皱起了眉头。“该放她们进来了吧，明妮？”

“好的，”明妮说，“但是，告诉那些小孩子，校园内不准戴日本徽章。如果他们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总有一天能打败日本！”

约翰跨上脚踏车，踩着踏板向鼓楼医院驶去。

拉贝先生的家门离金陵女大只有几个街口，但约翰一路沉思，经过时也不觉察。

“那天晚上，一个日本兵在我家的楼梯下面强奸一个女难民，被我抓住，”拉贝一天对约翰说，“我把袖上的徽章一直递到他脸上，要他看清楚，然后命令他滚。这家伙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爬墙逃走了。”

“当然。只有正人君子才可以从你家的正门出入。”

拉贝没有回答，只顾从银烟盒里拿出一根哈瓦那雪茄点起来，皱着眉头吸个不停。

南京沦陷那天，约翰借了拉贝的私人轿车，把陈梅送到鼓楼医院。这部汽车带给约翰很多便利，它的挡风玻璃上贴了德国国旗，在路上通行无阻。那时陈梅担心大毛。几个钟头前，姐弟两人逃到安全区，大毛在金陵女大的门口被人拦住，至今失去联络。约翰答应设法把他找到。陈梅舒了口气，把红肿的头靠在约翰的肩上，但她突然跳起来。

“爸爸冤魂不散地跟着我！”她喊。

“这是你的想象，陈梅，”约翰说，抚摸着她柔软的黑发，“世上没有鬼魂。就算有，在白天也不会出现。”

“约翰！爸爸死得好惨。我不替他报仇，他的灵魂都不得安息！”

医院乱糟糟的。一个钟头前，三个日本兵从后门潜入大楼，混到护士宿舍，用手枪威吓住里面的六个护士，把她们逐个强奸。一位美国医生听到嘤嘤的哭声，把房门打开，看到日本兵如此无法无天，非常愤怒，想把他们赶出医院。但日本兵拒绝离开，声称他们有探视朋友的权利。于是医生下令，所有非病人都必须离开，约翰也在被逐之列。当大门关上的时候，陈梅和约翰两人一个站在门内，一个站在门外，中间只有一扇玻璃窗，却不啻天人之隔。约翰大手按在窗上，隔着玻璃盖住陈梅的手，只觉得寒气逼人。陈梅的手慌乱地在窗上移动。约翰跟着她，没有用。他看见陈梅的嘴一开一合。

“你说什么？”约翰叫，“声音大一点！”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一句话，眼神楚楚，唇边的玻璃也起了薄雾。可是约翰还是听不到。

往鼓楼医院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约翰对附近的街道很熟悉，知道医院已经不远了。想起陈梅出院后如何找医生治疗，他有点心烦，没注意一辆自行车忽然追上他。当那辆车上的穷汉转过头对他冷笑时，他蓦地毛骨悚然。

一个穷汉不该有新自行车。如果他有，也绝不敢公开来骑。要不然，日本士兵会把他拉下来打一顿，骂他偷窃，还要把他的新车抢走。

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任克文的声音忽然在他脑里响起来：“约翰，日本人进城以后你别上街，别让日本兵看到你的脸。他们不会饶你！”

这是他的朋友临上帕奈炮艇时给他的警告。

“我不怕日本兵，”那时约翰回答，“我知道我的权利。”

但现在冷汗浸透了他背上的衬衫。他急急地向左转了个弯，然后又向右转了个弯，箭也似的窜入一条小巷里。车速愈来愈快，寒风刺痛他的耳朵，街道两边的房子一闪而过。当他大口喘气的时候，鼓楼医院也进入了他的视野。

也许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什么要防一个乞丐一样的人？

如响斯应地，口哨声忽然从几个街口外传来。十几个日本兵凌乱地跑过十字街口，敏捷的军犬喷着气跟着。那个乞丐一定已经通知了他们！

很快地，口哨声散到四面八方。时间不多了！他必须立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溜入一条小巷，迅速地逃出日本人的包围。他也可以留在原地，找一幢空屋藏起来。

从口哨声听来，他们已经把四周像铁桶一样地封住，逃出去而不被发觉是不可能的。一旦他们发觉，你必须站住不动。你一动，日本兵就开枪，格杀勿论。

那么他只有第二个选择：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四面轰然作响，士兵们正把所有的大门一扇一扇地踢开，逐屋搜索。

忽然他灵机一动，立刻把车刹住跳下来。他把车子推到一个灌木丛里面去，又脱下黑呢大衣，把它扔进一间空屋里。最后，他由背包里取出拉贝的夹克，很快地穿好。正当此时，一队日本兵从街角出现。

一个穿着中式衣裤的男人见了狂奔。日本兵举起步枪。砰砰两响，一个闷哼，男人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便一动不动。

约翰从容地向街角走。

一支步枪立刻向约翰瞄准。十几支步枪也转过来，指住约翰的心脏。

约翰举起双手，用德文、日文和中文三种语言顺次序喊：“Deutschland！Doitsu！德国！”

士兵把枪口放低。

约翰走向那个红肩带的军官，右手平举，脚跟一靠。“希特勒万岁！”他说。

官员眯起双眼，看见约翰臂上的纳粹党徽标志，便把右手伸到帽檐，咕嘟了几句话。

“Nein，nein！Sprechen Sie Deutsch？”（不，不！你会德语吗？）约翰用德语问。

日本军官没有回答。

“English？”

日本人歪着头。

“中文呢？”

“一点。”军官回答，口音和文法都有些奇特。

“什么了不得事情，在这里大惊小怪？”约翰用傲慢的口气问。

“我们抓一个大坏蛋。”

“他干了什么？”

“我的问，你的答。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大的美国人，骑着脚踏车？”

“没有，”约翰说，“但你做得对。如果他在附近，恐怕跑不了。很好，很好，希望你很快就抓住他。再见！”

约翰正想转身就走，一只手伸过来搭住他的肩头。“你叫什么名字？”军官严厉地问，“我要看你的护照。”

约翰瞪了军官一眼。“汉斯·约舒。”他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的美国护照，翻到首页，愤愤地推到军官面前。

他猜对了！军官没有去读护照的英文说明。他只看了看护照上的照片，和眼前的脸比较了一下。

“你背包里面是什么东西？”

“一些私人信件和一件瓷器。”

“我看。”

约翰从他的背包拿出一沓信和一个蓝缎盒。

“这是什么？”军官的目光立刻落在盒子上。

约翰把盒子打开。明亮的阳光把珐琅彩映得像一块大宝石。

所有士兵都走上来围观。

“礼品店的蹩脚货。”军官不屑地说，“你一定上当了，老兄。”

“才不会！我讲了价，买得很便宜。”

“那就对了，”军官似乎佩服了些，突然他脸色一变，“你那个袋藏了什么？”

约翰有点意外。他把夹克的口袋翻了翻，掏出一个银盒子。“请吸烟，长官。”他笑着说。

“德国烟？”

“古巴雪茄。”

“哇！好极了，好极了！”军官笑逐颜开。

士兵们都靠上来，约翰派给他们每人一支雪茄。一个日本兵划了一根火柴。

“古巴雪茄！”士兵们你看我，我看你。

“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一些，它应该叫做哈瓦那雪茄。”约翰说。

“哈瓦那雪茄！”军官重复了一次。

“哈瓦那雪茄！”兵士们一齐喊。

“你们都给我闭嘴！先生，你要去哪里？”

“鼓楼医院。”

“早安，先生！”日本军官把手举到帽檐，向约翰敬礼。

约翰把他的东西都放回背包。鼓楼医院在两个街口外。

他听到急急的脚步声，自远而近，一声沉一声轻。约翰稳稳地向前走，安全离他只有五百英尺。

有人在背后叫：“温教授！”口音很重，和那个日本军官的口音相似。

约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一个矮壮的日本军官站在许多日本兵中间，身体微微向右侧倾斜，分明是个瘸子。那张脸看来很熟，但那芥色军装和红色肩带困扰了他。

“啊，老严！”约翰忽然脱口而出。他到现在才明白，他的公寓管理员说话为什么很难懂：他的口音不是南京土话。

老严吼了一声，约翰立刻被口含雪茄烟的日本兵团团围住。

“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约翰抗议说，“你不能逮捕我。我要见你的上级长官。”

一个黑黝黝的汉子从人群里挤出来。“当然，温教授，我们会把松井将军介绍给你。”这个人哈哈大笑，把两个手指点在约翰的胸口上，“温教授，你选错了行业。如果你去做专业自行车赛选手，你的成绩会令人难以置信。”

约翰把胸口上的手指用力拨开。

“但你斗不过日本特务机关，”穷汉说，“你有没有听说过铃木，关东军情报局第三处处长？”穷汉指着老严，“你可以用吃奶之力踩你的脚踏车，但你还是快不过他的子弹。”

这一番神气活现的话被铃木一记耳光打断。“狗东西！你敢对尊贵的外国客人无礼。”铃木大骂，口水四溅。

穷汉抚着涨得通红的脸颊。

约翰后悔没把任克文的话放在心上。

第二十七章 冬天的早花

任克文死在汉口医院，送葬的家人只有一个：他的妻子珠迪。

棺材用四块薄板钉在一起，由两个苦力用一条担竿抬着。珠迪大着肚子，低着头，穿着麻衣，手里拿着一束小白花，吃力地走在苦力后面。两名护士在她身后跟着。

山路周围没有一个人，路边全是泥雪。珠迪的鞋子踩在长茎的野草上，被融化的冰浸透。

“这应该是了。”一名护士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伸着脖子去看不远的地上，一个用绳子护住的大洞。

两个苦力把棺材放在地上，伸了个懒腰。

一个苦力观察了一下。“我看还需要修一修。”他说。

他走过去，把绳子一把扯掉。两人都爬下去，取出插在裤带上的铁锹。土洞随着有节奏的挖掘整齐了一些。

“请坐，任太太，”一位护士说，用手帕把树根上一处污泥擦净，“你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别动了胎气。”

珠迪没有表情地摇摇头，脸色苍白。

“好了！”一个苦力喊道。

两个苦力都爬了出来。他们抓住绳索，把棺材移到土洞的上空，慢慢放低。

“小心！”一个护士说。

果不其然，绳索忽然断了，棺材跌下来，砰的一声落在洞底。大家吓了一跳，都向下张望，木箱看起来完好无损。苦力卷起绳子，拿起铁锹，开始把土洞填起来。

“我不要！”珠迪惨叫一声，双手把脸盖住。

苦力停下来，目瞪口呆。

两个护士连忙走过来，一个拍了拍珠迪的后背，另一个说：“请宽心，任太太，现在是任教授安息的时候了。”她用手帕轻轻地吸掉珠迪脸上的泪水。

“我要看他最后一面。”珠迪大号。

大家面面相觑。最后，第二个护士说：“任太太，棺木已经封好。医院不准我们打开。”

珠迪放声大哭。

“有人来了。”第一个护士低声说，向山路下面望去。

第二个护士扭头去看，“不是医院的人。你认得他们吗，任太太？不在那边。喏，在这边。看到了吗？”

“我看不清楚。”珠迪说，抹着眼泪。

“有二三十个人，都是男的。”第一个护士说。

“任太太！任太太！”有人在叫。

珠迪认出那个高大粗壮的男人。“好像是老唐，”她对旁边的人说，然后大叫，“是你吗，老唐？”

“是的，任太太，是我！”任克文的领班叫。

“我们都来了！”又一个声音叫。

没有多久，许多人赶到把珠迪包围起来。老唐口里的热气喷在她的耳朵上，他的大手围住她的肩膀。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珠迪嚷着，拼命用手帕擦眼睛，眼泪却不停地流出来。

一只手握住她的：“我是小潘。”

“我是小林。”另一只手抚着她的肩膀。

第三只拉着她的另一只手，“我是小周。”

“我们都在这里。”另一个声音说。

她慢慢看见了。人人白衣白帽，手中一色的白花。有人还带了香烛。小林手中抓着一只纸飞机。其他的人带来了纸马、纸车、成堆的冥币、两个纸人，一男一女，全是闪亮的金箔纸。

“啊，看到你们安全无恙，我好高兴！感谢上帝！”她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你们一切都好吗？”

“好，任太太！”

“你们的家人呢？”

“他们都安全，谢谢任教授替我们准备的汽船。”

“克文如果听到一定很高兴！”珠迪说，“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在汉口到处问，”小林说，“但是航空事务委员会也不知道你们的踪迹。”

“他们还问我们要温教授的地址。”老唐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珠迪问。

“委员长有一块彩玉奖章要颁给他，国家最高的荣誉之一。”老唐说。

“我们去了美国大使馆，”小潘说，“听到任教授的消息，大家都哭了。”

老唐做了一个手势，大家在珠迪前面排成两行，深深三鞠躬。珠迪回了一礼，眼前又模糊了。眼泪打湿了她的孝服。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我去美国大使馆打听约翰的消息。”珠迪开口说，“格雷·埃文斯——他们的文化参事对我说，一天约翰从金陵女大出去，一直没有回来。明妮怀疑日本人把他绑架了。她敦促格雷去把他要回来。”

“你什么时候看到埃文斯先生的？”小林问。

“两天前，”珠迪说，靠在一棵树上，“你有什么新消息吗？”

“让我长话短说，埃文斯先生找到了温教授！”小林说。

“活的吗？”

“是的！”大家同叫，都笑了。

“感谢主！感谢仁慈的主！他是被日本人抓去的吗？”珠迪问，身体几乎软下地去。老唐握住她的手臂。

“你最好自己去问埃文斯先生，他应该快到了。也许去问温教授更好，他也快到了。”老唐说。

“我看他们已经到了！”小林往山脚下一指，大家都转头去看。

“最前面那个人就是约翰！”珠迪叫，“格雷就在他后面，还有两个人跟着。他们是谁？”

没有人回答。

“珠迪！”一个褐发的人先到，把珠迪拥住。

珠迪抱住他不停地吻：“约翰！”

“轻一点，珠迪。”第二个到达的人说。

“格雷！”珠迪叫。

“珠迪，快放开这个家伙！”格雷说，“你看他的脸都痛青了。他被日本人拷打，没剩几根好骨头，又快要被你弄断了。”

珠迪赶紧把手放开。“对不起，对不起，约翰，你没事吧？”

“我没事，全靠了格雷。”

“格雷，谢谢！谢谢！谢谢！你是怎样把他找到的？你是怎样把他救出来的？”

“这故事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谈。你看我们还带了谁来？”

珠迪转过头来，看见陈梅和大毛，两人都穿着麻衣。“难为你们远路来，”她说，“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陈梅告诉我，克文待她像父亲待女儿，”约翰解释说，“她想在葬礼上做他的孝女。”

“陈梅，你想得很周到！你怎么能从南京来到这里？”

“埃文斯先生让我坐他的车。”陈梅说。

“太好了！”珠迪说。

两名护士走到他们面前来。“都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现在太阳已经高升，但空气不暖。大家移到坟前站着。

约翰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把它打开，两眼迷蒙。“克文，很少人知道你，你的国家也没有表扬你。可是你的贡献不比任何人少——你贡献了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你是唯一有资格接受彩玉徽章的人。”他把一个蓝白的徽章扔到棺材上去，“我不配。”

是封坟的时候了。有人递给珠迪一把泥，但她只是哭着不肯去接。一位护士代她把泥接过来，丢在棺材上。

每位来宾都在棺上撒一把泥土，大家沉默了片刻。苦力封了墓，在泥丘上插了一根木桩，上面用黑墨写着任克文的名字。

珠迪点了一根线香，将它插在墓前，跪下磕了三个头，起身，再把这个仪式重复两次，然后走到坟墓右侧跪下。接着，陈梅和大毛也向木桩三跪九叩，走到珠迪背后跪着。

参加葬礼的来宾轮流在墓前插香烛，深深地三鞠躬。每次珠迪和孝儿孝女都磕头作答。任克文旧日的同事把五颜六色的箔纸堆起来，点了火。小林把纸飞机扔进去。当火焰吞噬了飞机的时候，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珠迪在火里添了一沓冥钱。她闭目祈祷：“克文，你穷了一辈子。现在我把这些钱烧给你，希望你在地下过得富裕些。”

火更旺，纸堆慢慢烧成烟和灰。

葬礼完毕，在下山的路上，约翰告诉珠迪他被绑架后的经过。

铃木，那个日本特务，带约翰到一幢灰色建筑，把他推入一间陈旧的办公室。叮当两声，他拿出两个水晶酒杯，放在桌上。

“你喜欢威士忌，”铃木说，从抽屉里取出一瓶酒，“去年圣诞节，你喝这酒喝醉了，我扶你上楼。记得吗？”

约翰低头看看自己的手铐和脚镣，告诉铃木，他有喜事庆祝时才喝酒。

“温先生，你要知道，我们对你没有恶意。”铃木说。

“所以在我头上悬赏一万块银圆？”

“我们警告过你，温先生，但你不肯离开南京。”

“哪一天大屠杀停止，我哪一天走。”

铃木开门见山：“我们和你没有争执，温先生。我们只是想知道你把飞机藏在哪里。只要给我们这个情报，我们马上放你走。”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我现在就可以把情报给你，这架飞机在汉口。”

“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都派人守住你机库的出口。”

“你花钱雇人，应该雇个聪明的。”

谈话陷入僵局。这个一瘸一拐的军官用一根吊在梁上的绳子把约翰绑住。“没有人熬得过我的惩罚。我要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约翰告诉自己不要让铃木快意，但这个日本特务知道约翰的弱点。他用棍子不停地打在约翰右肩的足球旧伤处。无法忍受这种剧痛，约翰在一声惨呼后晕倒。

他在冰冷的地牢醒过来，手脚仍被铐住。

第二天，来了另一个日本人，他给约翰一个友善的微笑。“铃木好几次想杀了你，是我说服他，争取你的协助。”

“协助对我用刑的人，我实在有困难。”

“真是抱歉，温先生，真是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但铃木必须找到这架飞机。飞机失踪，铃木的家庭名誉已经蒙羞。他可能会切腹自杀。”特务把手按在小腹上，从左到右一拉。

“你放心，我才不会去妨碍他。”

“他发起疯来，喜欢把男人的生殖器切掉，”日本人说，“不过你不要担心，温先生，我来帮你。你把飞机藏在哪里？只要你给我们这个小小的情报，我们就用轿车送你回家。”

约翰重复了刚才的回答。

“那就交出你们的设计数字，否则，他们会再派铃木来审你。”

“无论他对我做什么，国家机密仍然是国家机密。”

日本特务微笑着把约翰绑在一块木板上，将他的鼻子和嘴巴用一条毛巾捂住。约翰极力保持镇静，但当日本人把水倒在毛巾上的时候，他真的慌了。

很多年前，一个夏天的下午，约翰的父亲租了一条小艇，带他到波士顿近海去钓鱼。六岁大的约翰·温思策坐在船尾，手握一支钓竿，暖暖的海风把他的头发吹到脸上。他看着绿波平平稳稳地在海上起伏，眼睑愈来愈重，渐渐睡去。突然他的鱼竿猛力一跳，把他扯落入海里。他耳中扑通一声，人便沉入冰冷的、无底的黑暗中。他手脚乱划，咸水却咕咕咕地直向他喉咙里灌进去。窒息的痛苦带来了第一次死亡的恐怖，也带来彻底无助的感觉。他在慌乱中祈祷：“仁慈的上帝，如果这次你把我救出来，以后我一定做个好男孩。”果然一只手出现，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上船。接着有人用力拍他的背。于是他不停地咳嗽，呕出很多咸水。

如今，二十一年后，他再次经历了冷水灌喉的苦难。

呼吸开始艰辛。

“不怕，我应付得了！”他鼓励自己，汗珠却不断从额上滚出来。

水流入他的肺叶，他的气管好像被撕裂，内脏也在焚烧。他张开嘴大口喘气。更多的水灌进来，他疯狂地挣着手脚上的绳索。他想大叫：“停下来，你这王八蛋！”但声音含糊不清。

日本特务拍了拍他的肩膀。

约翰昏了过去。

一桶冷水淋在他肚子上。审讯继续进行。

他喘着气抗议：他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日本特务往他的肺部灌了更多的水。

约翰不停地晕过去，泼在腹部的冷水又把他淋醒。窒息后又窒息的痛苦比他小时候的溺水难忍十倍。

当日本特务第八次把他淋醒时，他的意志已消磨殆尽。他向上帝祈祷，但拯救他的手不来。失望之余，他诅咒上帝。

几年前，约翰的牙医替他钻牙，那种疼痛透到他的头骨。他想从这个牙钻下逃开，但牙医的手把他的头固定在椅背上。虽然手术只有几秒钟，但当一切结束时，他背后已经湿透了。

灌水的时间一直不停，痛苦的程度一直升高，超出他的极限。

视觉渐渐消失，约翰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他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事实上，这种没有终结的折磨比死亡更难消受。他听说一个人临死之前，睡过的女人会像走马灯似的，一个又一个地在脑中呈现。他还没有睡过女人，但这时他看见辛西娅在眼前默默走开，陈梅在半空中飘浮而去，像个天使。最后一次看到她，陈梅站在一扇玻璃窗后面对他说话，但他一个字也听不见。他一直在猜她说了些什么。可惜这个答案他是永远不会知道了。

约翰向神道歉。他的祷文乱不成章。

痛苦又升高了一层。

一个奇迹发生了。他发觉自己被一个暖暖的光柱裹住，飞出他的身体，痛苦消失了。当他穿出窗户飘上天空的时候，他看到行刑木板上那张扭曲的脸。这是他自己的脸。

我得救了，原来空间是无穷无尽的！

上升，上升，上升！明亮而舒适。到处都是光，处处是自由。没有烦恼，没有牵挂。飘入一个甜蜜的睡眠。快乐！快乐！快乐！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双手忽然从云彩里伸出来把他向下拉，拉，拉。有人掴他的脸，一个声音叫他的名字。他睁开眼睛，痛苦袭击他每一寸的身体。

“你干什么？”他朝掴他的人喊，“让我死吧！”

又一个耳光掴在他脸上。他虚弱，不能反抗，闭上了眼睛。那人却不再掴他。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似乎是永恒，他感觉有人解开他的绳索，把他身上的水擦干。意识慢慢恢复。痛楚减轻。

过了许久，他听到脚步声走近。他闻到熟悉的古龙水。他睁开眼睛，看到一张发光的脸和一副梳得无可挑剔的发型。

“你觉得怎么样，朋友？”一个熟悉的声音问他。

是格雷！

“好得不得了！”他说。

格雷要把他从木板上拉起来。约翰想装成泰然的样子，但做不到。他不能控制地咳嗽。

铃木正站在一个窗口，身边是一个鬓角有银丝的日本军官。格雷介绍他是渡边将军，约翰没有去握伸过来的手。他想给铃木的鼻子一拳，他知道这个动作会令他失衡，跌上一跤。他环顾四周，想找一张椅子坐下。

“我和温先生聊了个天，”铃木告诉格雷，“他肩部旧伤复发，有点不舒服。”

“我看他恢复得很好，”格雷说，“他现在可以离开吗？”

“当然。”渡边说。

约翰跌坐在一张金属椅子上，问起他的背包。一个日本兵把他的护照和私人信件带来，都放在珐琅彩的瓷碟上。

“我装古董的盒子在哪里？”约翰问。

“很抱歉，我忘了。”铃木涨红着脸说。

铃木打开抽屉，拿出蓝绸盒。它被一条刺绣的丝巾裹住，上面打了一个蝴蝶结，看起来十分名贵。约翰几乎认不出来。

约翰正要把碟子放入匣子里，渡边问道：“对不起，先生，这是珐琅彩吗？”

约翰没有回答。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瓷器。”渡边喃喃地说，“你在古董市场一定非常幸运，先生。”

“一个人需要智慧才能分辨真与假，”约翰说，“光凭蛮力恐怕不行。”

“我为无知的部下可能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渡边说，“他告诉我，你俩谈得很愉快。”

“这次的愉快全是托他的福，”约翰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同样地回报。”

“我们可以为您准备一部汽车吗？”铃木急忙问道。

“谢谢你，铃木长官，但我们没有这个需要。我们使馆的汽车在外面等着。”格雷说，和两个日本军官依次握了手。

约翰站起身来，不去理会两只伸过来的手，一瘸一拐地走出大楼。

在车里，格雷把任克文逝世的消息告诉约翰。约翰失声痛哭。等到约翰控制住情绪，格雷改变了话题。“日本人绑架你的时候，把街上所有的目击者都杀掉了，”他说，“但是鼓楼医院里面的人都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的动静。一名法国员工远远跟着那些日本兵到市中心，把地址记下来，通知了汉口的美国大使馆。

“你三个星期前寄了一封信到麻省理工学院。虽然里面的话说得含糊，但狄金森教授在里面读出一个讯息：你和任教授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突破。狄金森是美国国防部的顾问，他建议国防部邀请你到华盛顿，将你的结果做一个全面的报告。国防部致函国务院，找你就变成我的任务。

“医院的法国员工所提供的信息来得正是时候。日本政府刚被帕奈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不希望又引起一个国际事件。我们动用了一些关系。日本政府同意：如果我们保持缄默，他们可以放你。

“一架军用飞机正在马尼拉等着，接你去华盛顿。你同意接受我们政府的邀请吗？”

“百分之百同意！我希望，当我们和日本宣战之后，这些结果能帮助我们的空军击落日本战机！”约翰说。

“太好了！”格雷说，“话又说回来，老兄，你的伤怎么样？要不要先到上海检查一下？”

“不必，我死不了，”约翰说，“格雷，你记得一个名叫陈梅的中国女孩吗？知不知道她在哪里？”

“明妮告诉我，陈梅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格雷说，“她的弟弟也找到了，就住在拉贝先生家里。”

“我想看看她和她的弟弟。”约翰说。

“可以。我们在去汉口之前，先到金陵女大停一停。拉贝的家就在金陵女大旁边。”

任克文安葬之后，大家纷纷下山。约翰、珠迪、陈梅和大毛跟着格雷去美国大使馆。在路上，珠迪向约翰表达了回美国的意愿。马尼拉的军用飞机有多余的空间。格雷建议珠迪和约翰坐火车去香港，转搭商业航班前往菲律宾。

第二天早晨，人人都去火车站向约翰和珠迪道别。约翰郑重委托他的中国同事照顾陈梅和大毛，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和珠迪走进火车站的大厅。

火车票发生了一点问题。约翰去售票台去解决他们卧铺的安排。珠迪一个人在大厅里漫无目的地踱步。她觉得肚子沉重，想找一个地方坐下。忽然一个人从对面向她走来。她立刻就知道他是谁。

“克文！”她喜悦地叫，向他迎上去。

那个男人看都没有看她就走过去了。

她一个人站在那里，瞪着那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困惑。

任克文又从另一个方向走来。“克文！”她又叫，声音更响。

那个人又是理也不理地走过去了。她看着他在人群中消失，心脏怦怦直跳。然后，她又看见了任克文。这次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从很多不同的方向朝她走来。

“克文！克文！克文！”她对每一个任克文都喊了一声。

他们都没有转头，都继续向前走。他们从她身边走过，从她的视野消失。

“克文！”她绝望地叫了一声，“你为什么不理我？”

当约翰回来的时候，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晕倒的女人。

黎明前，约翰在火车包厢的下铺睡得正沉，珠迪却完全清醒。车外，雪地反射着月光，化成一片银雾。北方的天空是一片奇异的、难以解释的橘红。

从她的窗口，珠迪看见一棵又一棵的冰树向后退去，像一排水晶吊灯。

汽笛一声长鸣。珠迪看到窗外的天空破晓。在一个结冰的悬崖上，有一朵白梅花在树丛中开得绚烂。柔弱的花瓣一次再次地被风吹到地上，但每次都骄傲地反弹上来。

她肚子里的胎儿在动。怎么，小女娃又在踢手踢脚了？

她忽然一下站起来。“噢，我怎么到现在才想到？”她对自己说，“我怀的不是一个小女娃！克文，这就是我送给你最后的礼物：你快要做一个小男娃的父亲了！回到美国以后，我会努力工作，把他养大，送他上学校。克文，我会教他学你的榜样，做一个有志气的人。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克文，他会和你一模一样！”

她听到任克文微弱的声音：“珠迪，你下辈子肯嫁给我吗？”

一道电光闪进她的脑海。在这大光明中，前世今生的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小村庄的一个水井旁，她的父母第一次见面。他年轻，英姿焕发；她更年轻，嘴角有个若有若无、羞怯的微笑。

她在光里也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下一世。

“克文，我们会再见面的，”她说，“冬天的早晨，当第一朵梅花绽放的时候，我会站在小村庄的水井旁，用羞怯的微笑，看着你向我走来。”

第二十八章 最后胜利！

很多年后，陈梅仍然会想起任克文教授。他是第一个把读大学的想法植入她脑子里的人，对她影响最大。她深深感激他，也会永远怀念他。

小小个子，个性强烈，紧紧张张，也可说有点狂。试想，单人匹马，企图扭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局势。陈梅心中佩服。

“这就是物理，陈梅，”任教授有一次对她说，“知道了力场，知道了一颗粒子初始的位置和速度，我们就可以准确地预测这颗粒子在所有后续时间的位置和速度。”

她被迷住了。这个说法是如此精确，因而美丽。听着任教授说这几句话，有如看到造物主的亲笔诫言。震撼力强大得可怕！

“噢！这就是一项真理吗，任教授？真理是怎样形成的？你可以对人类的行为说同样的话吗？”

“陈梅，艾萨克·牛顿爵士对你的问题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线索。”任教授叹了口气，“你知道，中国哲学家辩论了两千多年，连人性的善恶都没有一致的结论。”

“你说呢，任教授？”陈梅恭恭敬敬地问。

任克文停顿了好久。“我以为，人是善与恶之中的两栖动物，”他最后说，“我们所有的人，你和我都不例外，身体里面都有一个邪恶的种子和一个善良的种子。我们可以成长为其中之一。”

“好可怕！”陈梅叫了一声。

“也许，知道了其初始条件，人类的团体行为和粒子一样，也可以准确地预测。”

“这个条件是什么，任教授？”

“我不知道。”任教授又叹了口气，出了一会神，似乎在想着一个遥远的地方，“陈梅，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有一天，你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了结论。那时候，你能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吗？”

她答应了他，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任教授说的是什么。

任教授的葬礼结束后，大家鱼贯下山。一路上陈梅默祷：“再见，任教授！谢谢你，任教授！我爱你，任教授！”说了一遍又一遍。

奇妙的是，他生命的终结是她生命的某种开始。

南京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日本军部一定会追究小个子日本兵的死亡。她不能留在南京，但她能到哪里去？谁会帮助她？爸爸和妈已经死了，任教授也死了。奶奶腿脚不好，南京安全区离她家很远，她走不到。

“连野狼都不会咬一个不能走路的老太婆。”奶奶告诉别人。

她错了。一个日本兵闯进她家，她抱住鸭子不放，日本兵一刀把她刺死了。

那么，约翰呢？前一天，他坐美国大使馆的车来金陵女子大学接她，把她和大毛带去汉口。在路上，约翰告诉她，隔一天他就要回美国了。

陈梅目瞪口呆。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他们两人有不同的宿命。有一天他们会永远分手，但现在他走得这样突兀，而且在做决定之前，他没有和她谈过。

她感到一阵寒意。离别最难，一直到如今，她都怕去想和她的美国英雄分手的一刻。但现在，这变得一点也不值得珍惜了。

她听到他的声音：“陈梅，你没事吧？”

“没有。不过眼里吹入一粒沙子。”

南京不哭！南京不哭！但为什么雾这么大，天地都在雾中迷失，什么都看不见？雨在挡风玻璃上潺潺地流着。这雨真讨厌！等等，我今天怎么了？她从小就爱那四月的丝雨，把地面上的绿色润得郁郁葱葱。她曾向约翰指出公园各处的绿有不同的色调。工程师却看不出区别，站在那里，呆着。看了那副憨相，她笑得爽朗。她也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早晨，她不带伞就跑到街上去，任头发被温柔的水点打湿，在一个开满了杏花的欢乐世界里展开双臂，独自一人唱着歌在雨中转着舞着。

但那些雨是春雨。现在是十二月。

带约翰去找古董非常快乐。他皱着鼻子，把手中一个小石雕抛来抛去，专心致志，就像在解决一个工程问题。小贩要价一元，他转身向她愉快地说：“哎呀，真是便宜！”

“别傻了，约翰！这不过是一块鹅卵石，不是玉。”

他呀了一声，做了个鬼脸，一边眉毛扯上去，另一边拉下来。两人一齐大笑，仿佛听了世界上最滑稽的故事。

在开往汉口的大使馆轿车上，看着坐在她旁边的这个人，她对自己说：“陈梅，我们怎么办？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任教授安葬后，陈梅和小林一同走下山坡。任太太挽着约翰的臂膀在她前面走，大毛跟在她后面。

十八岁，在汉口没有亲友，单独一人，面对抗战时期的严酷。唯一要紧的人是大毛，为了保证他能活下去，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他是爸爸的长子，也是爸爸唯一幸存的儿子！

她咬着唇，求小林去说服他的同事们，带她和大毛一起走，到任何地方都没关系。她向他保证，他们姐弟将不会给小组带来任何负担。

“我们有很多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旅费，”她恳求，“请帮助我！”

和小林在山脚分了手，她们姐弟跟约翰去了美国大使馆。在馆里，约翰把他父母的地址和密歇根大学的地址给了她。

“回到美国以后，我会替你找一间高中读书，把你接过来。两年以后再找机会升大学。”他说，“不过，你要耐心等待，这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美国的排华法案使中国女子移民到美国有一定的困难。”

她感觉受了侮辱。

他问：“几天前，在鼓楼医院的玻璃窗后面，你对我说了什么话？”

她不肯回答。他想给她一些钱，她拒绝了，转过头去。

第二天，她和大毛跟约翰和珠迪去火车站。研究小组的同事和眷属也都来了。两个上火车的人临别都拥抱了她。约翰对她说：“在路上，尽可能给我写几个字。安定下来后，给我写封信。别忘了，陈梅！”

陈梅什么都没说。

珠迪说再见时哭了。陈梅暗暗摸了摸她的红绸袋，没有眼泪可流。在鼓楼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她检点腰带里面的财产。爸爸的银币不见了。红绸袋里面的纸币是她全部所有。这些钱是妈为四毛的教育储蓄的。四毛死了，但妈的钱可以让她和大毛活下去。

约翰走后，陈梅撕掉约翰给的两个地址。风把碎纸片从她的手中吹走。

小林带陈梅和大毛到研究小组的宿舍过夜。小组人员开了个会，没有人熟识陈梅，但小林提醒大家：她们姐弟是任教授葬礼上的孝女孝子，温教授在火车站也托过他们照顾这两人。不久，小林通知陈梅做好准备：他们将前往重庆，一个遥远的西部城市。

除了被留在汽船内为飞机护航的几个人，其他人员及家属都徒步去中国的战时首都。

从黎明到黄昏，一共好几个月，他们在中国的心脏地带走了一千多英里，经过原野、山区和无数的小村庄。即使对一个健康的人而言，这也是个艰难的旅程，何况陈梅臂上、头上、腿上的伤都还没有痊愈。

大家一路省吃俭用，晚上睡在任何他们能找到的免费的地方：寺庙、学校、民居，找不到就睡在树下或山洞里。陈梅以铁腕处理她的钱财，买一人的饭和大毛两人分食。手中的食物吃完，她把手指舔干净。饭粒落在地上，她拾起来，吹了吹吞下肚去。

大毛默默接受他的那份食物，不去抢她那一份，陈梅看了伤心。一个工程师的妻子，看到大毛的食物这么少，送了他一些面条。陈梅替他拒绝。

“我的弟弟已经吃饱了。”她说。

从此，她把自己一份粮食分一半给大毛。

她的肚子好像经常被一条蛇啮着，走路就更艰难。饥饿的感觉后来慢慢钝了，但神志愈来愈迷糊。她踉踉跄跄地走着，就像在雾里飘，常要甩甩头或咬咬唇才能免于晕过去。冰路很滑，她常常跌跤。每天走很多路，脚板起了水泡，破了后血染了她的胶鞋。她的身体不断地要她坐下来，她咬着牙拒绝。她不时望一望太阳，看看是否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但是等到他们停下来用餐时，她把食物吃完总是不饱，反而更饿。奇怪的是她的脸没有瘦下来，反而肿得异样。从前滋润有光的皮肤现在常常掉干皮。她手臂上的肌肉，按一按就弹不回来。每个早晨，她都在木梳上留下一把头发。

她回忆在家时的米饭，粒粒又白又亮，像颗颗珍珠，在碗里堆得有如一座雪山。有时，她甚至添饭，吃第二碗！想着热气腾腾的肉和鸡蛋，她舔了舔嘴唇。

小组来到一条河边，雇了一条船渡河。陈梅坐下来，休息她酸痛的脚。船夫把一支长长的竹竿插入水中，撑着河底把船推动。看着这个单调的动作，一阵寒气慢慢袭来，绝望的情绪渐渐加深。几个月来，她每天早上哄着自己饥饿的身体，鼓励自己再熬一天，那时充足的食物就会出现，她和大毛就不再饥饿了。如今陈梅已不能相信这话，她考虑偷偷地滑入那浑浊的河水里。

“这样下去，我们两个人都要饿死！”她想，“如果我把钱包交给弟弟，大毛多了我的一份食物，就可以活下去。”

小林走过来坐在她旁边，塞了一件东西在她手里。陈梅眼睛一瞄，看出是整个馒头！她还没来得及拒绝，小林已经看着她的眼睛微一摇头，然后趔趄地走开。她忍回涌出的泪水，向小林的背影点了点头，把馒头和大毛分食。过了一会，感觉肚里来了一丝热气。

“我向上天发誓：如果我熬过这个劫数，有一天我会用同样的善心，帮助一个饥饿的人。”她想。

山路上的雪最初软化，然后融化，脚下淌着水流，潺潺有声。

研究小组抵达雾都重庆。

在一九三五年——早于卢沟桥事变两年，蒋介石已知中日战事不可避免。他那时就考虑选重庆为将来战时的首都，重庆的雾和群山可以减轻日本轰炸机的威胁。

抵达重庆那天，陈梅的红绸包几乎完全空了。老唐听说政府修建了许多学校，收容流亡学生。陈梅奔走了一整天，替自己和大毛都找到学校。两间学校都在重庆郊区，学费食宿全免。

注册后，陈梅马上赶到饭堂去。一个罩着围裙的女人看了看她的脸说：“把一顿饭分成几顿小的，我替你留着，慢慢吃，不要急，”她说，“不然你会胃痛，严重的话甚至会死掉。”

吸着饭桶上面好闻的热蒸气，陈梅无法控制自己。她抢了一碗米饭吞下去后又抢一碗，一共抢了十三碗！这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能够再吃一顿饱饭，那就像上天堂一样。但现在她只觉得辛酸，长途跋涉的每一幕都在她的脑中重演。

那天晚上，一波又一波的剧痛撕裂她的肚子，好几个小时不停，她全身像一只虾球那样蜷起来。怕厨房那个好心女人知道，陈梅把一块手帕塞在嘴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痛成这样又这么久，她想不如死掉干脆。当晨曦透过房间的小玻璃窗时，她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几个小时后，她被火烧似的感觉惊醒。中午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剧痛消失了。

有两年的时间，陈梅在一个漏雨的教室上课。她睡觉的草席和猪圈只隔一个水槽，晚上老鼠在她身边跑来跑去。她用盐刷牙。她吃的饭由米、糠、稗子、老鼠屎和大小沙粒混成，大家戏称为八宝饭。她犯了夜盲症，学校医务室的人告诉她，这是由于营养不良。

她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大毛的日子显然更不好过。陶老师告诉陈梅，她的弟弟每天上课都做白日梦，考试时每门课都不及格。陈梅看到了大毛的变化，他不再是以前那个活泼好动的男孩了。

陈梅决定烧一次好菜给大毛吃。周末，她到市场买了一条鱼回来，央求厨师让她用一下学校的厨房。当她背过身去生火时，一只乌鸦从窗口飞进来，把她的鱼从竹篮里衔走。虽然这条鱼不大——不然她也买不起，但她的红绸包只剩下一张皱钞票，她不敢把它花掉。

回忆起自己的家庭惨剧，她经常不能成眠。猪圈的蚊群带给她疟疾。发高烧时，她梦见爸爸晚上起床去探她的额头，把她的毯子掖好。醒来时，她发现枕头湿透。

日本陆军虽然被群山阻在重庆之外，日本空军却是陈梅日常的恐怖。自从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飞机在重庆市区到处丢燃烧弹。虽然有雾和山的保护，但重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被炸的城市之最。每次空袭，重庆的街上都笼满白烟。飞机不仅白天来，有月光的夜晚也来。陈梅难得有一夜安眠。她就寝时把衣服压在枕下。警报一响，她就把衣服抽出一披，半闭着眼睛跑到那个岩石凿成的防空洞里去。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陈梅有不速之客：以前的邻居孙妈、孙起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跳跃、尖叫和欢笑之后，孙妈告诉陈梅，他们夫妇和孩子们逃出南京，多亏几个陌生人的帮助。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他们的游击队控制了南京城外的许多郊区。

孙妈熟视陈梅的脸。“怎么回事，黑毛？你那头黑缎一样的头发哪儿去了？你以前是个乐观的女孩，现在你的眼睛很悲伤。你到底是谁？”

看到孙妈的小女儿使陈梅想起她的弟弟三毛。许多年前，孙妈一边一个地给两个宝宝喂奶。命运是残酷的！三毛为什么不在这里？她匆匆说了声对不起，到外面用手帕擦了眼睛才回来。

她注意到孙起右脸颊上长长的疤痕。

“他在台儿庄受了点伤。”孙妈解释。

台儿庄是徐州东北四十多里外的一个小城。南京沦陷后，徐州是日本陆军主要的军事目标。

“离开南京后，我到徐州第五战区总部报到，”孙起说，“他们把我派去台儿庄，打了一仗。”

日本的板垣师团在临沂为庞炳勋的军团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合击所败，未能和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但矶谷不把国军放在眼里，悍然南下独犯台儿庄，炮弹一天多至五六千发。坦克车随后来轰，几乎把国军外围阵地工事夷为平地。坦克车后面是四万余日本步兵，几与攻打南京的军力相若。

孙连仲将军指挥中国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城外和日军激战了三天，伤亡过半。残师退入城内展开巷战。日军飞机大炮猛攻，池峰城师长领着三十一师死守。从一间屋打到下一间屋，从一条街打到下一条街，战情有如拉锯。六天后，我军仅占南关一隅。三分之二的城池均为敌有。

池峰城向孙连仲报告战况：“伤亡严重。如此坚守下去，恐怕要全军覆没。请将军队撤出台儿庄，在大运河南岸重新布防。”

孙连仲打长途电话向徐州总部请示，恳求李宗仁将军让第二集团军留一些种子，将来还可能找机会整顿重生，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回答：“我给你两个命令：第一，不惜任何代价，守到第二天中午；第二，今天晚上发动反攻！”

孙连仲回答：“绝对服从命令，即使把第二集团军全部打完，也在所不惜！”

池峰城打电话来请示上司的决定。孙连仲说：“最后一个兵倒下了，你填进去。你倒下了，我填进去。”

池峰城下令把大运河的桥炸掉！

“你的两个将军都疯了！”陈梅喊道。

“我们组织了五百名敢死队，”孙起说，“其中许多是担架兵或炊事兵。每人两枚手榴弹一把大刀，没有枪，半夜摸黑出击。日军以为国军奄奄欲毙，不料还有反扑之力，黑暗中乱成一团，死伤累累。打到天亮，我们夺回了四分之三的地盘。”

“干得好！”陈梅跳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隆隆的炮声从北山传来，”孙起说，“我们知道汤恩伯的援军到了，全线出击。国军前后夹攻，打了一天，日军抱头窜逃，留下坦克、大炮、机枪和步枪不计其数，尸首数千，死伤当在两万之外。我们打破了日本皇军不败的神话。”

“打得好！”陈梅热烈鼓掌。

“我们丢了上海，”孙起继续说，“但淞沪一战给了我们三个月的余裕，将人力和资源移入内陆。我们在南京惨败，但在台儿庄打了胜仗，给了日本人当头一棍。台儿庄打赢以后，我们把部队撤出徐州。”

“为什么要撤退？”陈梅问。

“保留我们的实力，”孙起回答，“我们从汉口撤退，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撤退！撤退！撤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个大城站住，打一场硬仗？”陈梅叫起来。

“我们在长沙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孙起说，“日军十万人来犯。薛岳将军用一部分军队和他们正面作战，用另一部分军队在后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日军在伤亡四万余后退兵。”

“整体来说，我们打得怎么样？”

“我们在武汉撤退后，经过补充，全国士兵人数大抵和战前相等。日本兵力则略有减弱。我们缺乏现代化的军备，但士气高昂。今天的抗日战争和往日的甲午战争不同。三十余年前中国兵败，北洋舰队濒临毁灭。清政府无力抵抗日本入侵，只好向日本求和，赔款割地。今日的抗日战争战情胶着，像一场重量级拳赛的第十二回合，谁都没有力量把对方打倒。”

一天，日本飞机漫空而来，疯狂地轰炸陈梅的学校。飞机去后，陈梅走出她的防空洞，扇开刺目的白烟，发现猪栏炸掉了，着火的房屋包括教务室和她漏雨的课室。此外，校内筑成的防空洞被炸弹直接命中。二十多名青少年死亡，其中三人是陈梅的同学。

人们挖出焦黑的尸体，抬到山上掩埋。旁观的人只有陈梅干着眼睛。

校工把雪铲好。学校的合唱团在足球场上举办了一个纪念晚会。那个冬天的晚上，有人从重庆徒步二十公里来参加。

陈梅和几十名其他合唱团员站在台上，唱了许多首战时流行的歌曲。

第一首是《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

孤军奋守东战场……

和声从观众中升起。沉雄的声音和台上年轻的声音汇合，成了一股洪流。

第二首是《黄河大合唱》。这时大部分的听众已经站起来，一边唱一边拍手：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然后他们唱《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炭，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还没唱完，台上的东北流亡学生已泣不成声。

他们跺着脚拍着手齐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他们一唱再唱，声音压过树梢寒风的咆哮，唱到月色苍白，但足球场里却是光明如昼。陈梅从台上望下去，看到成千的面孔，手中火把高举，嘴巴一张一合，泪流满面，周围的废墟见证了他们对国家庄严的承诺。

陈梅考取了重庆师范学院，成为该校外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她和其他七位女孩合住的小房间相当破旧，但至少没有猪粪的异味。

伙食仍然贫乏。饭桌上煮烂的瓜菜常常下盐过多，肉丝几根，没有鱼，没有水果。坐在课堂听课，陈梅的肚子常常咕咕作响。

校园仅有的乐趣之一是和异性同学见面认识。陈梅对男同学缺乏兴趣。他们借题和她搭讪，但她往往只回答一两个字就转身走开。

她经常见到的年轻男性只有大毛一人。他的学业成绩还是不好，不止一次留级。

“家人的死破坏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大毛的班导师陶先生说，“他受的伤害太深。我没有专业训练，不能帮助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政府协助联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号召他的同胞：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全国青年学生纷纷参加了缅甸远征军。孙起被调到远征军的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师长孙立人，团长刘放吾，美式装备。一九四二年四月，一一三团八百人在仁安羌击败了七千日军，解救了英缅联军及传教士、妇女和儿童七千余人。

陈梅大学毕业后两年，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已经成功地把日本轰炸机逐出中国天空，共击落两万五千架日本战机。陈梅为她敬佩的美国飞行员作翻译员，工资比她的同学们高。她在师范学院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离大毛的学校不远，周末替他烧饭。

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一个下午，陈梅正在办公室翻译一页电报。忽然 “号外！号外！”的喊声从室外传来。陈梅赶忙出去买了一份。原来三百架B-29美国轰炸机从太平洋一个岛屿起飞，到东京投弹，达成任务后安全归来。

陈梅对被炸的日本人没有怜悯，只觉十分痛快。“活该！让他们也尝一尝这八年来我们受的活罪！”

那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在餐馆吃饭，陈梅点了虾仁锅巴。跑堂把红色的甜酸汁浇在锅巴上，白烟就从铁板上嗞嗞嗞地升起。穿着黑衫裤的矮跑堂宣布，这味菜已经重新命名为“轰炸东京”，大家热烈鼓掌。

两个月后，三百架B-29又在日本首都的低空丢下两千吨炸弹。东京的木屋在狭窄的巷子里纷纷着火。

两次东京轰炸，死亡的平民总共不下十万人。

同年四月底，希特勒自杀身亡，德国投降。

一天早晨，一些听收音机广播的人忽然都跳了起来。消息炸一样地散开了。人人疯传着美国把原子弹投在广岛的新闻！一位中年同事，不知哪里得来的数据，口水横飞地告诉陈梅：原子弹还没有柚子大。另一翻译员不同意，坚持它比篮球大一些。

不管原子弹有多大。人们听说广岛整个城市被区区一颗原子弹夷为平地，无不惊奇动容。

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投入长崎。

在两个城市里，共死了二十多万日本平民。

“别忘了！日本人在南京城杀了我们三十多万人！”一个人在街上的人群中喊道。

“报应！报应！原子弹是天公惩罚恶人的雷火！”另一个人叫道。

每个人都赞扬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科学、工程、民主政治、主持正义的决心。好，好，好，好！

“你有没有看过美国纪录片？”一位同事问陈梅，“他们的机器真了不起。这样使用一下，”拇指和中指啪啦一响，“一个飞机场就从荒草中间冒了出来！”

“我们建筑飞机场用什么工具？铲子、锤头和石滚子！”另一位同事苦笑着摇头。

陈梅在照片上见过一个硕大无朋的石滚子，由数百名苦力拉着。乍一看，还以为是一群蚂蚁拖着一只螳螂。

“他们吃巧克力和罐头牛肉，连喝的水都用飞机运来。”又一位同事叹道。

“我们连米都用牛车拉！嘻嘻，不好意思。”第一位同事笑道。

“他们有那么多现代武器，我们别说不会用，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第三位同事说，“那些人那么先进，又那样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递过来一根香烟：‘来一支骆驼。’巧克力送给小孩子，他们帮我们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男同事笑得露出一排歪牙。

陈梅完全同意。

尽管如此，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已经打了十四年！这场战争何时结束？

这次消息来得更是意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一个酷热的黄昏，在重庆近郊的人们用过简单的晚饭，手挥蒲扇打着蚊子，在户外乘凉闲谈。突然听到一阵不停的锣声，响彻荒野。陈梅走出树荫去看个究竟。一群人手持火把从山上跑下来，其中一人用力敲着手中的铜锣。

“咣！咣！咣！号外！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最后胜利！中国最后胜利！万岁！万万岁！中国万万岁！”

嗓子都叫哑了。

师范学院的学生跑出宿舍，伸头看了看，又跑回宿舍去告诉同学。不消一刻，年轻的男男女女发疯一样大叫着跑出宿舍。他们跳，他们唱。我握你的手，你握我的手。等到鞭炮声起，淹没了整个校园，宿舍前的空地已容不下这么多学生。他们吹着口哨大声呼喊拥到足球场。有人攀上球门，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毛巾。有一位同学爬了一半跌下来，也忘了喊痛，用手拍着草地，双脚乱蹬仰天大笑。

陈梅泪流满面地加入他们，逢人就拥抱，连男人也不避讳。“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我们要回家了！

第二十九章 银坠子

一九四六年三月。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已经结束七个月了。

南京的天空慢慢破晓，中国国旗在微曦中懒洋洋地飘着。

在一条小巷子里，小贩们把饺子、油条、油煎饼、糯米团、热气腾腾的豆浆慢吞吞地在推车上摆出来。顾客在车旁排着队。天气有点冷，他们不耐烦地搓着手，等着。

十几个披着青黄大衣的日本降兵在扫街。他们将垃圾和泥沙分开。垃圾铲入一个生锈的黑铁桶里，泥沙扫到路旁。

一个橄榄绿军装的中国兵站在路旁，军帽戴得有点邪气，腰上插着手枪，一根香烟衔在嘴里。他不时用手在地上一指，一个日本降兵便提着扫把走过来，把地面再扫两下。

墙上一张布告被微风揭起一角。纸质已经泛黄，显然已经在户外暴露了些日子，上面几行大字没人看了。

一个凄厉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杀人呀！”一个女性的声音，“警察，警察！把这个狗东西抓起来！”

排队买早点的人都转过身来。他们看见一个年轻好看的女人，穿着阴丹士林旗袍，握起拳头，咬牙切齿地打一个长着胡须的日本降兵。粗矮的降兵用双手护住头部，女人的拳头打在他的掌上，看来作用不大。女人改用指甲抓他的脸，一长条的血痕出现。降兵惨叫了一声，把手掌贴得紧了些。女人抓不着他的要害，便踮起脚跟，拼命去砸他的头顶。降兵的短腿一屈，几乎跌倒，帽子也滑在一边。

然而降兵没有还手，其他的日本俘虏也没有帮他，他们只是停止打扫，默默地看着。

中国兵的香烟几乎掉出嘴来。“住手！”他喊道，“不要打了！”

女人打得更凶。打不到那个日本降兵的头，便用脚踢他的小腿和胯下，降兵痛得弯下腰去。

中国兵连忙赶过来，从背后把女人拦腰抱住。

女人在降兵的脸上呸了一满嘴的唾沫。“日本屁股眼！这是给爸爸出一口气！”

她又呸了一口。“这是给妈出气！”她继续下去，“呸！这给二毛。呸！这给三毛！呸！呸！这给四毛和五毛！呸！这又给爸爸！”

买早点的人一个一个地走过来，把打架和劝架的人团团围住。路上的行人也陆陆续续地加入。

一位肥嘟嘟的老警察分开众人，走到圈子中心。一位佩着梅花肩章的军官也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军官大声问。

兵士连忙立正敬礼。

老警察看了看军官的肩章说：“上校，我们在调查！”

“这个兽兵杀死了我的爸爸！”女人去抢军官腰间的手枪。军官向后退了一步，推开她的手。女人颤抖地指着俘虏对着军官大叫：“你还等什么？还不赶快拔出枪来打死他！”

人们大声叫好。

“爸爸！我终于找到害死你的兽兵！”女人沙哑着声音喊，“他们会处死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爸爸，你可以安息了！”

“别太冲动。”年轻的上校说。

老警察拿出一个笔记本。“这个人什么时候谋杀令尊的？”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女人说。

“啊，八年多前的事了。”老警察喃喃地说，“犯案地点？”

“南京市梅花巷。”

警察把资料记下。

“你不是说他杀了令堂吗？”中国兵帮了一句。他仍然把女人控制住，但已经松了很多。

“那是另一个日本兽兵干的好事！”

“他们还杀了什么人没有？”老警察问。

“他们还用刺刀刺死我的小妹和三个弟弟……”女人说。

人群大哗。

“还有吗？”

“有！他们还屠杀了一百多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人们向降兵怒挥拳头。

“这一定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一件惨案。”老警察说。他把笔记本交给军官，“这个案属于军事法庭。请您接手，上校。”

军官从他胸前的口袋抽出一支派克钢笔，有意无意地一晃，把笔盖旋开：“犯案的时候，你在场吗？”

“在的！”

“他用什么凶器？”

“他用手枪指着爸爸的前额，扣动了扳机。爸爸啊！”

军官皱了皱眉头：“你的名字和地址？”

“陈梅，新华路一百二十五号。”

“职业？”

“《南京日报》助理编辑。”

“其他证人？”

“我的弟弟。”

“姓名和地址？”

“陈力。我们叫他大毛，他和我住在一起。”

“职业？”

“下关码头的搬运工人。”

“其他家人？”

“没有了！我的父母和四个弟妹，都被这个兽兵和其他的兽兵打死了。”

围观的群众都唏嘘起来。

“很抱歉，陈小姐，”军官说，“但是你怎能肯定这个人就是谋杀令尊的凶手呢？”

“根本毫无疑问。”

“案发已超过八年了。”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温习一下他的脸。”陈梅说。

“八年的每天晚上？”

“是的，上校，一天都没有遗漏。我牢牢记住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节。你只要给我看他的一只眼睛，我就能把他认出来。”

观众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是怎样找到他的？”

“半年前回到南京后，我就到处找他。有一天我看见十几个日本降兵走入一个马厩里。有一个女人告诉我，他们每天早上在南京市内清洁街道。我买了一份城市地图，画了十条纵线和十条横线，把全市分成一百区，每天早上到一个区去找，找过的区划掉。这是第四十九天，上天保佑，我终于找到他了！”

“嗬，你真有头脑！”军官说，“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我听说有一个人，儿子被狼咬死。他想尽办法把这头狼捉住，把它的心脏用小刀剜出来生生吃下去。我本来也想这样做。但是看到这个兽兵后，我的脑袋忽然轰的一声，失去意识，以后发生的事都像做梦似的，也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军官把派克钢笔放回口袋，掏出一张名片。“谢谢你的合作。我这就逮捕他，把他关在牢里。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单位电话号码。你在任何时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联系。”

陈梅没有动。

“我已经记下你的名字和地址，”军官说，“你可以走了。”

年轻女子瞪大了眼睛。

军官转头避开那灼热逼人的目光，向巷外一幢大楼望去。上面悬挂着一张两层楼高的、微笑的蒋介石肖像。

“你听过委员长说的话吗：毋念旧恶，与人为善。”军官说，“甲午战争，我们打输了，又赔款又割地。这次抗日战争，我们死了三千五百万人，损失了两百多亿美元的财产。好不容易打赢了，至今连一个铜板都没拿到，只把他们抢掉的台湾和澎湖要回来，更别提割地了！”

女人没说话。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仗已经打完了。”军官重复了一次。

女人的眼睛越过军官的头顶，落在街道拐角一道墙上。人们跟着她的眼睛望过去，看到一张泛黄的布告，上面几行大字：

南京公民，站出来指认那些蹂躏我们南京的日本战犯！

“账没算清楚，仗不能算完。”女人小声说，“是的，日本投降了，但我怎么能忘记杀了我爸爸的禽兽呢？”

三个月后，军事法院开庭审讯酒井，陈梅是证人之一。一些南京市民在报纸上看到酒井的脸，也来法院作证。法庭上座无虚席。

陈梅坐在证人座上，冷漠而镇定，向法庭提供了一场屠杀的精确细节。

但陈梅回到下面的座位后，呼吸困难。听着后续的审讯，好几次激动得几乎晕了过去。

休庭之后，庭警正把酒井押走。陈梅踏在庭前的通道上，把酒井的去路挡住。她看着囚犯的眼睛说：“酒井，你杀了我爸爸。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

她说时用的是日语，在外文系读书时学过的。然后她用国语把话重复了一次，最后她用英语把这几句话又说了一遍。她要酒井了解她说的每一个字。

但这个囚犯只是站在那里，蜡黄的脸上肌肉僵硬，毫无表情。陈梅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悔意或内疚，或者任何其他情绪。对她的问话或刚才经历过的审讯，他似乎漠不关心。

她几乎想吐：“你杀了我爸爸，还不肯给我一个交代吗？”她朝他的脸上呸了一口。

法庭的警卫把她拉开。

第二天是星期天，但令她多年辗转难眠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为什么你对我们开火，你没看到我们是平民吗？你有女儿吗？看到父亲在她眼前被枪杀，你知道她有什么感觉吗？造成别人的痛苦，你心安吗？你有感情吗？日本人是人类吗？一个人类怎能以那种暴行加诸中国人？

她想知道他的回答。她必须明白！

整个星期天早晨她坐立不安，不能进食。下午，她空着肚子去监狱，告诉门卫她来看酒井。她以为会被拒绝，但出乎意外，门卫让她进去。

肮脏的走廊唯有黯淡的电灯。水泥地有点潮湿，散发着隐隐的尿臭。她想起在重庆居住了两年的猪圈。

酒井静静地坐在牢房的水泥地上，靠着木栅以背对她。他听到脚步声，把手掌里面一件闪亮的东西收起来。她在他身后停下，他却动都不动。她向他发问，他不回答。狱警看见陈梅的脸涨得通红，连忙走过来想把她拉开。她透过木栅吐了酒井一口唾沫才肯走。

陈梅不放过每一场庭审，但没听到任何她想知道的解释。她每天去探监。酒井不搭理她。

她去跟狱警说话。

“没人来看他，”狱警说，“只有你和卖香烟的小贩。”

“我没见到那些小贩。”陈梅说。

“他的钱花光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

“这个狗东西真的穷了吗？”

“他卖了手表、戒指、大衣。冬天来了这个人恐怕有罪受的。”

“他有一件闪光的东西。”

“一条银链？那件东西他不肯卖。”

“为什么？”

“银链上面有个银坠子。坠子的夹层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

“这种狗东西也有妻子女儿？”

“看来是的。”

过了几个星期。酒井终于对她有了反应。一天，他好几次盯着她的手。最初陈梅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后来意识到，她手里凑巧拿着一个八宝饭的荷叶包。

她想：“这个人饿了。”

一张大男孩饥饿的脸在她的脑海里浮起。那时，大毛和她步行去重庆。在最艰难的一刻，小林向她伸出援手。她想起小林给她的那块馒头，也记得它怎样把她从自杀的边缘拉回来。那时她曾对自己发誓： “有一天我会用同样的善心，帮助一个饥饿的人。”

不情不愿地，她把手中的荷叶包递给酒井。

下次探监时，陈梅先从路边一个摊子上买了一包八宝饭。见到酒井后，她把饭递过去，临走呸他一口。

有一天她走出法院，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迎上来，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对不起。我不看报纸，一直到昨天才知道酒井的审讯，”以前的邻居孙起向她道歉，“我想我可以在这里找到你。”

孙起不再是那个笑起来都像怒叱的年轻军官，他更像一个中年乡下佬。

他建议他们去喝一杯茶。陈梅跟他到一家茶馆坐下。

他问，审讯进行得怎样了？

她告诉他，审讯即将结束，所有证人都已经作了证词。

“他自称无罪，”她大声说，“你能想象吗？”

“他怎样替自己辩护？”

“他说：作为一名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

“检察官怎么说？”

“他提高了声音：杀掉俘虏也是上面的命令吗？”

“这样问完全没用。检察官还问了什么？”

“他问：杀害平民呢？强奸妇女呢？那也是命令吗？”

“酒井怎样回答？”

“开始他不回答，然后他说：大家都这样做。”陈梅脸上忽然像着了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杀人和强奸都是人性畸变，不是常则。我不明白的是：一个民族如何能够大规模地屠杀和强奸另一个民族，像日本人对我们那样？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彬彬有礼，奉公守法，怎能一登陆到了中国，就变成野兽？”

跑堂过来给他们倒茶。

孙起说，日本人在别的征服地也是这样做，不只在中国。

他给了一个例子。“在战争期间的菲律宾，一名美兵被俘，”孙起说，“他被押往俘虏营。在步行的半途中，一个日本军官打了马一鞭，赶上了他，随意在他的背部划了一军刀。这条从颈部到腰部的刀伤发了炎，美国兵发了高烧。后来他告诉别人说，如果两名狱友没有把他架住，拖着他同行，日本人一定会把他射杀，将他的尸首丢在山沟里。”

“至少他还活着出来了，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早就没命了。”陈梅说，“日本人加于我们身上的许多不人道的行为，西方听也没听过。”

“我认识一个加拿大人，他被关过日本的战俘营。”孙起说，“他的亲友都说他后来变了一个人。他不肯讲日本人在营里怎样待他。”

陈梅看着窗外。热闹的南京街道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男男女女。江苏还有别的大城小镇，还有更多的人。在其余省份，同胞就更多了。爸爸说过许多次：“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每人吐一口口水，就可以把鬼子淹死。”我们那时怎么沦落到那个地步，被人集体屠杀强奸？

她问：“难道日本人喜欢伤害人？”

“我不能代他们说话。但打过仗后，我才知道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孙起说。

“你是什么意思？”

“几年前，我们在缅甸的八莫打了一个胜仗。日军已放弃抵抗，但每次我一扣扳机，一个日本兵就跌在地上，觉得很是爽快。我不顾部下阻止，不停地扣扳机。他们都说我当时两眼通红，哈哈大笑，像个恶魔。我一定是疯了！”

“这话说得不公平，”陈梅抗议道，“你那时是打仗，是对敌军开枪。爸爸是平民，我的弟妹都是小孩。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比妈更善良。日本人怎能杀害他们？”

跑堂送来两碟干果子。

“那我就告诉你打完八莫以后发生的事。”孙起说。

“请说！”陈梅把身体向后一靠，贴在椅背上。

孙起从桌上抓起一把蚕豆。“我们消灭了八莫大部分的日军，”他说，把蚕豆丢进嘴里，“活捉了大约一百人。孙立人将军指示我们如何审讯俘虏：问问这些家伙是否去过中国。如果说‘是’，不必再问，一律枪毙！”

“痛快！”陈梅鼓掌。

“夏天的缅甸比南京还热，”孙起说，“在八莫的森林里，参天大树把阳光密密遮住，中午阴暗得像黄昏。我们把竹笼里的俘虏带出去枪毙。其中一个小个子，手铐脚镣，走得很慢。一个士兵在他肩膀一推，他跌了一跤。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南京被推去斩头的事，动了恻隐之心，下令把他带回竹笼去。

“那天下午，我坐在他的笼子外面，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搭讪。他说他叫井木，讲的国语很难听懂。

“井木小时，老师告诉他说，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黑船’闯入东京湾，强迫日本开放两个港口通商。在这之后的几十年，日本受够了西方人的侮辱和剥削，发奋图强。在二十世纪初，日本在东北击败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入战胜的盟军。即使如此，一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还是拒绝日本的要求，不肯在国盟公约上加入种族平等的句子。

“井木决心将日本从西方的欺凌中解救出来。

“井木十七岁时参军。军事训练很苦，班长有时把他的头按着撞墙，有时用球棍把他打得晕过去。军事训练结束后，井木习惯了粗蛮的体罚，也用这种方式训练新兵。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拒绝接受日本的停火提议。过了几个月，蒋介石又派空军去轰炸日本在上海的舰队。井木恨不得亲手去教训这个中国强人。

“他的愿望实现了：军部把他送到上海。

“临行，奶奶流着泪抱住他不放，他的母亲却给了他一把手枪。她说：‘你爷爷拿这枪去朝鲜，他阵亡了，带给我们家庭许多光荣。日本男人永远不做中国人的俘虏！如果有这一天，你就用这把手枪自杀，为天皇牺牲！不要替我担心。我还有三个儿子，你死了还有人照顾我。’

“村里的人去火车站为他送行。‘这场仗不会打很久，’他们都说，‘我们的军队一开枪，中国兵就会四散奔逃。’”大家在车站载歌载舞。

“轮船抵达上海时，井木看到岸上堆积如山的日本兵尸体，为之震惊。因为身体瘦小，他被派去看守军事器械。他和上级争吵，要求上前线，终于如愿。在那里，他目击了战友被炮弹炸成碎片的景象，发誓报仇。

“打赢了上海一仗，井木和他的队伍追逐中国败军到常州。行军不似想象中的浪漫。路上只见衣不蔽体、脏兮兮的干瘦小孩，用饿得失神的眼睛瞪着他们，没有美丽的姑娘向他们挥舞手帕。每天从早到晚，走得一身大汗，常常找不到地方洗澡。他想念家中浴室里的大木桶，里面注满了蒸气腾腾的热汤！

“行军最苦处是饥饿。食品供给不够，他们又不能从农民处征粮。日本军队有严格的纪律。”

“骗人也不是这样的骗法！”陈梅一掌打在桌上，大声喊道，“那些强盗连一包花生米都抢！”

孙起一抖，手中的蚕豆落在地上。“对不起，陈小姐，”他尴尬地说，“这话不是我说的。你还要听这种混账故事吗？”

“真是抱歉，孙先生，但我不是生你的气。我还是想知道井木怎样讲，请你继续下去好吗？”

“那我就讲下去，”孙起说，“有一天，井木的队伍来到一个逃光的村庄，在一间厨房看到食物。士兵们彼此说：‘空着肚子不能打仗。饭菜不吃，坏掉就糟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吃了这些饭菜，把饭钱留在桌上？’他们的队长允许了。

“一天早上，一个士兵忘了留钱，大家也不说话。不久，更多的人忘了把钱留下来，最后成了共同的习惯。

“后来他们就直接去找农民讨食物。农民不给，他们就打。

“首先他们讨鸡，然后他们讨猪。最后，他们讨水牛。”

陈梅说：“农民一定不肯。没有水牛，他们不能耕田。”

“你说对了。一个农民把水牛藏起来，日本士兵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奇怪了，为什么我听了不吃惊？”陈梅气愤地说。

“一天，日本人来到一个比较大的村落，”孙起说，“一个士兵从一间白砖房子里面走出来，两手抓着大把的钞票，笑得合不拢嘴。井木瞧不起这个家伙。大日本皇军的士兵怎么可以拿老百姓的东西？井木走进这所房子去巡视，发现玻璃柜里整齐地排着古董。他忍不住‘没收’了好几件。”

“范先生说过，古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陈梅更生气，“偷我们的古董，比抢我们的钱还可恨。”

“我同意，但令人更痛心的事还有呢！”孙起说。

“你说的是什么？”陈梅问。

“你知道，日本兵都是年轻人，他们有……呃……需要，”他的眼睛从陈梅脸上移开，“但井木说，军部有命令，不准他们碰中国妇女。”

“丧尽天良的家伙！”陈梅喊道，“敢撒这种谎，雷公劈死他！”

“陈小姐，我必须向你道一万个歉。我是个粗人，没有受过教育，说话不妥当。我该闭嘴了。”

“不，不，不，孙先生！这不是你的错。请你把井木的故事讲完，我想听！真的，请你讲下去，孙先生，我求你了！”

“如果我讲错了话，你不会生我的气吗？”

“我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我发誓！”

“好吧，但是，如果我说了不礼貌的话，请马上告诉我。”孙起说，“日本人又占领了一个村庄。傍晚，井木走过一间房子，听到里面有淫荡的笑声。他从窗口张望了一下，看到几个发着抖的女人坐在床上，用手遮住脸……没有穿衣服。床前挤满了日本兵。喂，你没事吧？”

“讲下去！请你讲下去！”

“井木走进去，问他们干什么？”孙起说，“士兵们笑嘻嘻地告诉他：‘什么事都没干，这些女人，我们连碰都没碰一下，只是看看，没有犯军规。’

“井木走开了。

“但第二天早上，井木听说那些日本兵后来果然干了坏事，干的坏事还不止‘碰’。”孙起停下来看了陈梅一眼，只见她全身缩起，两手搂着自己的膝盖。“其实这是可以预料的。你想，十几个有刀有枪、强盗一样的男人和几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在一间房里……”孙起停下来。

“那些强盗还干了什么坏事？”陈梅用颤抖的声音问。

“他们把所有的女人都杀掉了，”孙起没有直接回答，“不想留一个活口。”

陈梅用双手遮住了脸。

“罪过，罪过！”孙起说，“我不讲了。本来我就不该把这种故事讲给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听。”

“孙先生！这些年来，许多晚上我都不能成眠，翻来覆去地想：为什么爸爸和妈，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都被杀害？如果你不把故事讲完，我今晚又是不能合眼。孙先生，你再不肯说，我只好向你磕头了！”

“好吧，好吧，”孙起叹了口气，“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撇开这个事件讲下去。”

“好的，请讲下去吧！”

“去常州的中途，井木的单位收到一个情报：在不远的一个村庄里，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出没。他们马上赶去搜索。村里几乎是空的，只抓到一个老人。老农妇把头磕在泥地上，请求饶命。

“井木的上司命令井木杀了她。

“‘但她看起来像是我奶奶，’井木说，‘放过她不成吗？’”

“军官喝道：‘笨蛋！也许她不会放枪，但她能搜集情报。杀了她！’

“井木还在犹豫，军官已经拔出手枪，一枪射在她的太阳穴上。

“井木受到严厉的斥责，降了一级，使他的家庭蒙羞。从此，井木完全服从命令。有一次他杀了七个为他挖战壕的苦力。为了节省子弹，他命令苦力们跪下来，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刺死。他已经习惯了杀中国人，有时比杀鸡还容易。”

孙起又看了陈梅一眼。奇怪的是，她忽然变得很安静，两眼发光，像在思索一个问题。

军事法庭宣布酒井的审判结果：“有罪！”

雷鸣般的掌声。

法庭再宣布：“绞刑！”

震天动地的掌声和口哨声！

酒井被带出场，经过旁观座位。陈梅没有站出来拦住他。

但这次日本战犯自己停了下来，张大眼睛看着这个年轻女子。陈梅从座位上站起，轻蔑地回视。

酒井哑着嗓子说了一声：“对不起！”

陈梅目瞪口呆。

“请接受我的道歉！”酒井又说。

陈梅全身开始发抖。

酒井闭上了眼睛。半晌，他的眼睛再张开，双脚靠拢，深深地鞠了一躬。“请原谅我做了错事，”他说，“我罪该万死！”

他盯着陈梅的眼睛，缓缓抬起铐住的双腕，右掌打开，掌中一条银链，上面有个闪亮的小银坠。

“一件小小的礼物。”他嘶哑地说。

陈梅看着酒井。她不要这件脏东西！

“我想告诉你，”酒井又说，“我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是道子。她的相片在银坠的夹层里面，六个月大的时候照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两人能够见面。我希望你们见面时握个手。”

陈梅曾经问过任教授一个问题。那时她年纪小，不能完全听懂他的回答，现在他的声音忽然在她耳边回响：“人是善与恶的两栖动物。我们所有的人，你和我都不例外，身体里面都有一个邪恶的种子和一个善良的种子。我们可以成长为其中之一。”

这回答的每一音，一个接着一个，轰轰作响，有如天雷。

“是的，任教授，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的意思。”她低下头来恭恭敬敬地说。

一首雄壮的歌声在她脑中响起。这歌不是《中国不会亡》，不是《松花江上》，不是《义勇军进行曲》，不是《黄河大合唱》，也不是任何她的同胞们，含着眼泪和希望，唱了十四年的抗战歌曲。它是这些数不清的歌曲之总和，更是中华民族的怒吼。

这首歌属于她，一个对音乐创作一无所知的女人。这是她的歌，从灵魂深处冒出来。

这是南京之歌。

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歌！

她骄傲地扬起头，走向酒井，把他的银坠接过来，按在自己的心口上。

后 语

二○一六年的春天，西方世界正从八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风暴中恢复元气。一条网上的新闻震惊了美国的古董界。

标题是“一件拍案惊奇的古董拍卖”。下面是该新闻的全文：

一只中国瓷器碟子，直径不到六英寸长，昨天在麻省一个小镇的拍卖行售出。

此碟为珐琅彩，精美绝伦，雍正年制。珍珠港事件前四年，为一位美国教授在南京购得。

两个星期前，该拍卖行在互联网上展示这只瓷碟的照片。估价五千美元至七千美元。

拍卖行很快就被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淹没。许多人到拍卖行现场参观实物，拍了照片。

当地一位收藏家在拍卖举行之前告诉记者，他打算入场竞标，准备了两万美元。

他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

开标是一千美金。随后，牌子在拍卖行的大厅里此起彼落，叫价很快就升到五万元。这时，在最前排的一个顾客忽然一下跳到十万元。大厅哗然，随即静默半晌。拍卖师以为竞价已停，正准备下槌，后排一个低沉的声音出价二十万！

许多在大厅按兵不动的人纷纷加入，也有许多人通过电话竞争。一个电话投标的人加到一百万美元。在场的竞标人一律噤声。叫到五百万美金，电话上竞争的人还剩下八个，叫到一千五百万元时剩下三人。拍卖师最后在两千两百万美元落槌，在场的人一齐鼓掌。加上佣金，总售价两千四百万美金！

拍卖行透露，瓷碟为一个中国顾客竞得。

几十年来，瓷碟的委托人一直把这件古物保存在她家地下室的玻璃柜里。现在她想搬入养老院，才把碟子送到拍卖行。

老太太对投标结果感到震惊。她的先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荣休教授，曾经指示她把出售所得捐作慈善事业。老太太成立了约翰· 温思策基金会，帮助女孩子在中国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