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天降人才 (3)

我们已经看到精深练习是如何让一小撮儿人的才能放射光芒。下面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应用到两个稍大的群体。首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接着是更大的群体:人类。

文艺复兴时期的导师链

几年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位名叫大卫 ·班克斯( David Banks)的统计学家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人才的过剩问题》。他指出,在时间和空间上人才并不是均匀分布,恰恰相反,他们往往集群出现。“我们可以向历史学家询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为什么某个阶段某个地点的人要比其他时间其他地方的人更高产呢?’”班克斯写道,“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件令学者难堪的事情……尽管问题的答案会对教育、政治、科学、艺术产生令人激动的影响。 ”

班克斯列出了三个天才云集的主要阶段:公元前 440年至公元前380年的古雅典;公元 1440年至公元 1490年的佛罗伦萨;公元 1570年至 1640年的伦敦。在这三个阶段中,佛罗伦萨时期又是最璀璨、记载最丰富的。这个城市仅有几代的历史,人口比今日的俄克拉何马州斯蒂尔沃特还少,却涌现出了世界上已知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单个人才的出现容易解释,但是几十位,而且是集中出现在短短两代人中?怎么说得通呢?

班克斯列出了传统的解释:

经济繁荣,提供了艺术所需的资金和市场;

和平时代,提供了寻求艺术和哲学进步的稳定环境;

言论自由,把艺术家从国家或宗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社会流动性,允许有才能的穷人从事艺术创作;

典范作用,由此产生的新视角和新媒介带动了原创艺术表达浪潮。

班克斯写道,以上这些似乎都是可能的因素,而且它们恰好积攒了巨大的财富,从而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表面上看这挺有道理。不幸地是,他继续写道,实际上这些因素多数正好和史实相矛盾。尽管社会开始流动,但 1世纪的佛罗伦萨并非那么繁荣、和平、自由。当时,城市刚从鼠疫大流行中缓过来,几大权力组织正在明争暗斗,企图瓜分这个城市,事实上它仍处于教会的铁拳政治统治之下。

这么说来,也许情况正相反,也许正是内讧、瘟疫、教会的控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同样,这个逻辑也不攻自破。因为其他许多地方,同样拥有这些因素,却并没有产生任何跟伟大沾边的艺术作品。

这个千古之谜漂亮地说明,当你用传统思路解释才能问题时就会永远陷入原地打转的困境。越是试图从浩淼的因素中提炼出一条独特的黄金法则,证据之间的自相矛盾就越是彰显,然后就越倾向于得出看似不可回避的结论:即人才就是与生俱来的,像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也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历史学家保罗 ·约翰逊( Paul Johnson)就这套理论发表了看法,“一时间,人才纷纷从天而降,锋芒毕露,然后同样神秘地销声匿迹。 ”

现在我们用精深练习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髓鞘质不在乎繁荣、和平,还是典范。不在乎教会干了什么,谁死于瘟疫,或是某人有了多少积蓄。它提出的问题跟勃朗特姐妹和 Z-男孩的问题一样: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做了什么?他们是如何练习的,以及练了多久?

事实上,当时一项被称为“工匠行会 ”的社会发明物正在崛起,而佛罗伦萨正是这场“地震”的震中。行会(这个单词原意是“黄金”)是织布工、油漆工、黄金工匠等类似劳动人员的协会,自发组织以规范竞争并控制质量。行会就像是职工所有制公司,有管理制度、会费制度、创始人,并且对入行评估严格把关。然而,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培养了人们的才能。行会以学徒制度为基础,男孩到了 岁左右就送去与师父同住5至 10年。

学徒在师父的直接指导和监督下工作,通常师父还担负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学徒从基础开始学习手艺,没有讲课、没有理论,只有实际操作:调油漆、准备画布、磨凿子。师徒在同一套阶级制度下竞争合作,数年后学徒升级为熟练工,如果表现非常出色,最终变成师父。这个系统形成了一条导师链:达芬奇从师于委罗基奥( Verrocchio),委罗基奥向多纳泰罗( Donatello)学艺,多纳泰罗在吉贝尔蒂( Ghiberti)门下学艺;米开朗基罗师从吉兰达约( Ghirlandaio),吉兰达约跟随巴尔多维奈蒂( Baldovinetti)学艺等等,他们频繁地造访各自的工作室,以一种合作竞争的态度存在,如今人们称之为社会人际网络。

总之,学徒们投入了数千小时解决问题,在这个培养优秀人才的系统里尝试、失败、再尝试。他们的生活同那位得到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指导的 12岁实习生大致相同,后者花了 10年的时间画布景、描故事板、安置摄影机。

这样的一位实习生终有一天会变成伟大的电影导演,这个信念一点都不值得惊奇:这几乎是必然的(看看罗恩 ·霍华德 [Ron Ho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