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承包餐厅是我创业突围的第一声号角,那么随后接手整个招待所则是我全面进军酒店行业的开始。
当时的我并不懂什么是战略,也从未看过一本像样的管理书籍。我似乎是一个缺乏风险意识的人,我不会把所有的账都算明白了才出手。机会对当时的我来说压倒一切,就像一个一意要寻找新大陆的人,重要的是登上出海的帆船,然后再从实践中摸索如何驾驭前进的风帆。
曾经有人善意地提醒过我,按当时的条件,我至少要先投资200万。出乎预料的是,到整个改造完毕后,我投了足足600多万,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事实上,200万对我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9个月的餐厅经营利润不过是杯水车薪,我平生第一次面临融资的压力。
可以说,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下了招待所,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使决策看起来有些草率,但这就是我的性格。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到阳光下的机会,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看着20多名新员工,趁着几分酒劲,我满怀激情地发表了一番就职演说:“亲爱的战友们,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一年的营业额要达到400万,把招待所做成安康最好的酒店,只要好好干,我绝不会亏待大家,一分钱也不会少”,我用力地捶着桌子:“大家要记住,来的都是客人,不允许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大家以后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我们要互相尊重,平等相处,改变以前的工作作风,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没有权力开除你们,但可以让你们停工待岗!”我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强势,但有时候响鼓必须用重锤敲。
没有雨点般的掌声,有人轻轻点头,有人目光游离,有人一脸茫然。讲完后,临出门的领导拽着我的袖子说:“你这个小伙子,一开始你怎么能这么讲呢,还要不要人家好好跟你配合?”领导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心里知道要彻底扭转招待所的乾坤,漫长的磨合不过是刚刚开始。
我闭上眼都可以想象之前招待所是如何经营:客人来了后,员工例行公事地开门,打壶开水,剩下的时间就都属于他们自己了。女人上班打毛衣、嗑瓜子、带小孩;男人偷闲下棋打牌,视工作时间为儿戏。没有人坚守岗位,彼此打个招呼就替班,到点出去买菜,回家做饭,晚上家里有事就不来了。更可怕的是,这种工作方式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知道一多半的员工都不欢迎我,他们只是没办法才与我同处一个屋檐下。20多名员工中,年纪大多在35岁以上,有的已经过50岁了,他们在这里干了一辈子,突然像个包袱一样被甩给一个个体户了。他们有自己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并不奢望什么,不少人还多少有点人际关系。
与此同时,前期的200万投资仍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无法入睡。尽管我的经营能力在当地已经有了些口碑,但对融资却是一筹莫展。我需要的数额超过了当地银行审批的权限,三番五次跑到地区银行,也屡屡被回绝。我的关系还不够硬,没人对一个承包县招待所的年轻人感兴趣,也没有耐心听我所谓的理想。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寝食难安,彻夜难眠,始终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焦虑是无济于事的,冷静下来后,我仔细盘算着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突然想起了住在楼上的一个人。他在银行工作,平时为人谨慎,不事张扬,我们交往并不深,见面只是点头打个招呼。
第一次正式交往总是尴尬的,我有求于他,而他根本不了解我。当我听说他刚有了孩子,便鼓起勇气提了一大堆礼物登门拜访,礼节性的祝贺后,我不方便多逗留,放下礼品打个招呼就要告别,谁料这位朋友拦住我,只留下了几件小孩衣服表示感谢,其他的东西让我拿回去。我推脱再三也拗不过他,只好拎着没有送出的礼物独自下楼,默默地回到自己家里抽烟。
我没有想到融资会这么难,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处泼洒。我暗下决心要继续发动我的真诚攻势,第一次的交往毕竟是好的开始,让我有了进一步交谈的基础。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彼此间有了一种莫名的吸引,我们的话多了起来,他也愿意跟我一起唠唠家常,两个人的话题逐渐宽广,在放松的气氛中,我滔滔不绝地描述着自己的蓝图。
我渐渐体会到,面对最难的事情,有时候不妨用最笨的办法去解决,实现商业的目的要建立在人们彼此了解、认知和感动的基础上,我必须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之后,他也想帮我,结果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和银行的另一位领导开始主动为我说情,他们支持我,看好我,最后硬是以个人名义和单位签订了责任状,承诺如果我的经营出了什么问题,贷款收不回来由他们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救了我的燃眉之急。
在我的人生关键点上,总会出现这样的贵人,我的付出远无法回馈他们的给予,但他们总是及时地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也许他们看中的,不过是我的为人做事,是我的信心感染了他们。有意思的是,那位帮我的年轻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合作伙伴,与我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风雨岁月。
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我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原来的招待所早已经营不善,极大地影响了县里的形象,每次省市领导到县里开完会后都会忍不住提点意见,大家似乎都有一种期待,期待变化的发生。
为了重振招待所的名声,我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改造。外墙的红砖贴上了最时兴的瓷砖,所有的木窗换成了锃亮的铝合金,水泥地面铺上了瓷砖,过道铺上了地毯,所有的房间都带上了卫生间,吊扇换成了分体空调,硬板床变成了席梦思,每个房间都安上了电话,黑白电视换成了彩电……我几乎忘记了承包者的自身利益,做着翻天覆地的美梦,我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宾馆。
投资不断加码。我一口气建起了洗衣房,结束了人工操作。将厨房里的煤灶换成了柴油灶,又紧接着加盖了一层楼,命名为名都俱乐部,高端消费人士从此到我的家乡有了夜生活。我什么都要做最好的,最好的住宿条件,最棒的娱乐设施,最可口的饭菜以及最好的服务。
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蓝图变成现实,是我创业生涯最满足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并没有更多想如何回收投资,只是凭着一股子猛劲要改天换地,为了快速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
但我同时意识到,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理想的,我必须想办法打造自己的团队。
新来的孩子们大多来自附近的大山,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们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经历了短暂的漂泊之后,他们无奈地回到家乡谋生,只想谋碗饭吃,然后到了一定年龄过自己的生活。而那些老员工们已经过惯了朝九晚五的日子,从心底里惧怕任何细微的变化。我不禁开始思考,我将把他们的生活带向何方,如何让大家按照整齐的步伐前进?
我必须给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新的东西,为了我们共同的前途,我不得不尝试冷冰冰的制度。我开始频繁地开早会,每天早上,我都会精神抖擞地讲述每个人所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我留心着员工们每一个细小的心理波动,一边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一边树立起管理的威信。会上谈现象、找问题、提要求,想不通的我要打通,心里有委屈的我要安慰,一时不理解的我要执行。到了晚上,我召集所有管理层一起探讨经营动态,每个人都要听我说到半夜。
我的独断专行似乎从那时就开始养成了,但我认为,做事业必须要有激情,员工眼睛里要有光。
在员工眼里,我更像是一个提要求的人,他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我个性中苛求完美的一面。很多年后,我才逐渐掌握了平衡的艺术,意识到要在过程中追求完美,一时达不到不必强求。
每提出一项具体的要求,员工都会不自觉地心头发紧。我随时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从实际出发订出条例,或者通过口头导入,让大家记下来。记得最有趣的规定是:“不说普通话,一次罚5元钱”。事实上,我自己的普通话也很蹩脚,每天晚上在办公室捧着报纸苦练。员工一开始不好意思开口,会让当地客人笑话,但久而久之,客人们也自然习惯了。
很多老规矩变了。员工们发现上班必须守时,做事要按照宣布的操作手册办,到点不能接小孩了,无形中给上了枷锁,于是有人诉苦,有人告状。一次,一位县领导找到我说:“小龚呀,听说你承包后搞了很多规定,这个不许,那个不许,要考虑员工的实际情况,到点不接孩子怎么办?家里的饭谁来做?如果你要坚持,干脆自己办个幼儿园好了。”我听了哭笑不得。
尽管有种种议论,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始终相信80%的员工是好员工,而阵痛则是难免的。
我的管理经验其实就是这样一步步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作为管理者,你必须有敢于担当的承受力。事后看来,很多有效的管理经验都是在招待所那个时期积累的,员工的行为方式都有那时的影子。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把一支原本文化素质不高的团队带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整体接手后不久,我琢磨出了责任链管理法则,如果哪个员工犯了错误,或遭到客户的投诉,相关的管理人员要加倍处罚。于是,有人提心吊胆地上班,有人见了我就躲。但我知道严格管理只是必要的手段,不是根本的目的,对所有的员工,我要送给他们温暖和快乐。
我在企业内部设立了员工关爱经费。遇到有困难的员工,我和管理人员都会当即掏口袋支援;员工生病住院,我规定管理人员必须去医院探望,外加100元的礼品;每逢节日,员工一定会收到我的礼物,赶上大年夜,我和员工一起聚餐,无论多远,我会逐个把他们送到家门口;看着那些一天天长大的姑娘,我会关注她们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什么时候家里经济困难了。引以为豪的是,由于我对母亲的感恩,很多员工也从内心深处明白了孝道。
员工的精神面貌在逐渐转变,我们每个月会选出一到两名优秀员工,给予物质奖励。当他们人生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接受赞扬的时候,尽管还显得有些羞涩,不会发表什么感言,但心里是甜蜜的。后来我们的奖项越来越多,有进步员工奖、?诚员工奖、技术能手奖、爱岗敬业奖、敬业奉献奖等。我变着法儿地设立各种奖项,让那些真干实干的员工拿到好处,精神上受到鼓舞;让那些吊儿郎当的员工认识到不足,尽快转变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
回想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一个小山沟里开始有意识地精心打磨一支走向未来的团队。虽然当时我还无法确切地告诉大家未来在何方,但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管理理念其实已在悄悄萌芽之中,一个健康而饱满的胚胎开始在封闭的母体中孕育。令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胚胎后来能在关键时刻起到超乎想象的支撑作用,为新事业的拓展一次次输送源源不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