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书》 第四节

第四节

我对谜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但就在我坐在那儿望着电视上的片尾字幕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看看这些电影。这十二部影片散布在欧美六座不同的城市,要想全看的话,非得花上一大把时间才行。起码好几个礼拜,我推算,甚至可能要一个或一个半月。在那一刻,我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写一本关于海克特·曼的书。我只是想找点事做,在准备好回学校上班之前,我想先找点无害的杂事来充实自己。已经有将近半年时间,我眼看着自己一步步潦倒堕落,我很清楚,再这么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无论那是什么事,无论我是否能从中得到些什么,都无关紧要。在那种情况下,任何选择其实都是随机的,只不过那天晚上恰好有个念头闪过脑海,于是在两分钟电影和一声短笑的刺激下,我决定浪迹天涯去看那些默片。

我并非一个电影人。二十多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开始教授文学,从此我的所有工作都跟书本、语言和文字联系在一起。我翻译了一些欧洲诗歌(洛尔迦、艾吕雅、莱奥帕尔迪、米修),给报章杂志写评论,并出版了两本书。《战地之音》,我的第一本书,是一部研究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文,主要内容是分析汉姆生、塞利纳和庞德的作品与他们二战期间亲法西斯行为之间的关联。我的第二本书,《通往阿比西尼亚之路》,可以看作是某种对沉默的思考,在书中我重点评述了那些放弃写作、陷入沉默的作家。比如兰波、达西尔·哈米特、劳拉·瑞丁、J.D.塞林格,以及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们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终止了写作。海伦和孩子们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计划写一本有关司汤达的新书。并不是说我对电影有任何反感之处,只是它们对我从来都不那么重要,在超过十五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就电影说点什么。我跟其他普通人一样喜欢看电影——作为一种消遣,一种无伤大雅的娱乐,一种放松。不论有时电影画面多么美轮美奂,多么引人入胜,它们都无法像文字那样让我从心底感到满足。它们提供的信息量太多了,我觉得,没有给观众的想象力留下足够的空间,这造成了一种悖论,电影模拟现实世界模拟得越像,它表现现实世界的能力就越弱——世界不仅仅在我们周围,同时也在我们脑中。那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本能地喜欢黑白照片胜过彩色照片,喜欢无声电影胜过有声电影。电影是一种视觉语言,它通过投射在二维银幕上的图像讲故事。声音和色彩的加入增添了图像的三维感,但同时也剥夺了它们的纯粹性。图像不再需要担负起所有的功能。但声音和色彩并没有把电影变成某种完美的综合媒体,变成某种反映所有可能性世界的最佳手段,它们反而减弱了图像语言本来所应具有的力度。那天晚上,看着海克特和他的同行在我佛蒙特的起居室里来来往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目睹一门已经死亡的艺术,一门已经彻底灭绝并且永不再现的艺术。然而,即便如此,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时代变迁之后,他们的作品却仍像当初刚出现时一样鲜活,一样生气勃勃。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发明了用眼神造句,他们创造了一套纯粹的肢体语言,除了影片背景中那些服装、汽车样式和古老的家具,那套语言永远都不会过时。在那种语言里,思想转化成了动作,人们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因此它通行于所有时代。大多数的喜剧默片甚至都懒得讲故事。它们就像诗,就像对梦的翻译,就像令人眼花缭乱的灵魂的芭蕾舞,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死了,它们似乎对现在的我们比对它们那个时代的观众显得更为深刻。我们隔着一条巨大的遗忘的深渊观赏着它们,而把我们与之分开的东西,其实正是它们如此吸引我们的东西:它们的无声,它们色彩的贫乏,它们那一阵阵的、加快了的节奏感。这些都是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增加了我们观看的难度,但同时也把图像从模拟真实世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有了它们拦在我们与那些默片之间,我们就不用再假装自己正在观看一个真实的世界。扁平银幕上的那个世界只存在于二维空间里。第三维在我们的脑中。

我决定第二天就整装出发——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我已经请了一学期的假,再下个学期要到一月中旬才开学。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事实上,如果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可以一直走下去,走过一月,走过九月,走过所有的九月和一月,只要我愿意。这就是荒谬残忍的命运对我的嘲弄。自从海伦和孩子们遇难时起,我就成了一个阔佬。第一笔钱来自我在汉普顿大学开始教书后不久与海伦一起商量买下的人寿保险——求个心安,那个保险推销员说——因为钱不多,又跟大学的保健福利挂钩,我们每个月都会付上一点根本无关痛痒的小钱。飞机失事后我甚至都不记得有这笔保险,但不到一个月后,一个男人找上门来,交给我一张几万美元的支票。紧随其后,航空公司又付给每个遇难者家庭一笔抚恤金,作为在空难中失去三个亲人的家属,我最终获得了一大笔赔偿费,一大笔为意外死亡和天灾而支付的补偿金。海伦跟我一直在靠?的工资和她自由撰稿挣来的零星稿费拮据度日。在那个时候,哪怕千把块的外快都会大大改善我们的生活。现在我有了成千上万的千把块,但却已经毫无意义。钱到账后,我汇了一半给海伦的父母,但他们把钱又寄了回来,他们谢谢我的好意,但明确表示不想要那笔钱。我给托德的小学买了一套新的操场运动器械,向马可的托儿所捐赠了价值两千美元的童书和一座高科技的游戏沙池。我又成功说服我妹妹和她那在巴尔的摩当音乐老师的丈夫接受了一笔来自“齐默死亡基金”的大额现金捐款。要是家族里有更多人的话,我会把那些钱都送光的,但我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德波雅是我唯一的妹妹。于是,我以海伦的名义在汉普顿大学设了一个基金:海伦·马克汉姆旅行基金。基金的运作方式很简单,每年都会有一笔现金奖励给当年在人文学科表现最优秀的毕业生。这笔钱必须被用于旅行,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附带的规定、条件或要求。奖金获得者由大学几个不同系科(历史系、哲学系、英文系和外语系)教授组成的不固定的评委会来选定,获得马克汉姆基金的学生可以用那笔钱做任何他或她认为合适的事,没有人会过问——只要钱是被用作支付出外旅行时的费用就行。启动这个计划当然需要一笔数目可观的投入,但那点数目(相当于我四年的工资)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而且即使在我想了这么多点子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剩下的钱还是多得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是一种极为怪异的感觉,一种超常的病态的富有,因为那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如果不是计划突然改变的话,我也许会继续一直送下去,直到一无所有。但就在那个十一月初寒冷的夜晚,我决定要去做一次旅行,没有那些钱做后盾,我绝不可能这么心血来潮地说走就走。在此之前,那些钱对我除了是个负担什么都不是。而现在我把它看成是一剂特效药,一种防止我内心彻底崩溃的止痛膏。在外住酒店吃饭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平生第一次我不用再为是否付得起钱而操心。除了绝望与不幸,我还拥有自由,而且因为囊中充实,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