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强烈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在把书合上放回书架后的很长时间里,我还是不停地想起它。玛丽·安多奈特那线条简洁的白色头骨,从黑暗的墓底破土而出。短短的三句话里,夏多布里昂穿越了二十六年的时光。从血肉之躯到一把白骨,从锦衣玉食到无名之死,而横亘其间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是那些无法形容的恐怖、残暴和疯狂岁月。这段话把我震住了,在一年半时间里没有什么话曾像它们那样打动我。接着,就在我与这些句子偶遇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亚历克斯那封邀请我翻译的来信。这是巧合吗?当然是,不过我觉得似乎自己本来就在祈求它发生——似乎亚历克斯的来信在某种意义上帮我圆了一个我自己无法完成的愿望。在过去,我从不相信这种哗众取宠的所谓神秘感应。然而当你过上像我当时那样的生活,当你把自己完全禁锢起来,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时,你的看法就会开始改变。事实摆在眼前:亚历克斯信上的日期是九日星期一,而我收到信是在三天后的十二日星期四。这就意味着当他在纽约给我写信提到那本书的时候,在佛蒙特我的手里正好捧着同一本书。我并不想坚持说这种关联有多重要,我只是忍不住要把它看成是一种信号。就好像我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出了某种请求,然后突然,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于是我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工作。我忘掉了海克特·曼,一心只想着夏多布里昂,让自己淹没在一段与我毫不相干的、浩瀚无垠的人生编年史中。那正是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距离,在我和我所做的事之间绝对的距离。能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旅行上一年的感觉很不错,而待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就更棒了。雪落在佛蒙特我住的那座小山上,但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在圣马洛和巴黎,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在英格兰、罗马和柏林。大部分工作都是机械性的,因为我是那些文本的奴仆而非作者,所以跟写《默片世界》相比,需要投入的精力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翻译有点像铲煤。你把它铲起来,然后扔到火炉里。一块煤就是一个词,一铲煤就是一句话,如果你的腰背够强壮,如果你有毅力连续干上八到十个小时,你就能让火势保持旺盛。现在我面前有近亿个词,我打算让工作时间尽可能地长,强度尽可能地大,哪怕这意味着会把房子给烧掉。
在那儿第一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哪也没去。每过十天,我会开车到布莱特尔博罗的大联盟超市进行一次食品采购,那是唯一一件能让我中断工作的事情。布莱特尔博罗离我住的地方有好一段路,但我想多开这额外的二十英里,我就能避免碰见任何熟人。汉普顿大学的人一般都在学校北面的另一个大联盟超市购物,他们中有人出现在布莱特尔博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并不是说那就完全不可能。尽管我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适得其反。三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把一长条六包装的卫生纸往车上装的时候,格雷和玛丽·泰丽森逮住了我。这导致了一次聚餐邀请,虽然我竭力推辞,但玛丽不断地更改时间,直到我用完了所有想得出的借口。十二天后的晚上,我开车来到他们在汉普顿大学边上的家,那里离我跟海伦和孩子们住过的地方还不到一英里。如果只有他们两个的话,我也许还不至于感到那么备受煎熬,但格雷和玛丽却自作主张地又请了其他二十个人,我根本没想到要面对这么一大群人。当然,他们全都很友好,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可能还很高兴见到我,但我却觉得很尴尬,浑身不自在,每次我开口说什么,总发现自己说错了话。我已经对汉普顿式的闲聊生疏了。他们都以为我想知道最新的阴谋和丑闻、离婚和私通、提升和部门间的争吵,但事实是我发现这些话题无聊得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可以从这种对话中逃开,但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发觉自己又被另一帮讨论着不同但相似话题的人包围住了。没人会傻到向我提及海伦(大学老师在这点上非常礼貌),因此他们便抓住一些自认为无害的话题不放:最近的新闻啦、政治啦、体育啦。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已经一年多没看过一张报纸了,在我看来,他们说的那些事仿佛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