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现在我有电话了。那并不是说我指望有谁会打电话给我,而是因为我想我应该装台电话以防万一。我在那儿没有邻居,万一屋顶塌下来或是房子着火了,我希望能通过电话求助。那是我对现实为数不多的让步之一,一种不太情愿的承认,承认这个世界上其实并非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通常来说,我会给亚历克斯回信答复,但那天下午我打开他来信的时候正好在厨房里,电话就在那儿,在离我手边只有两英尺的台面上。亚历克斯最近搬了家,他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就写在他的落款下边。这一切便利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拿起话筒拨了号。
电话铃在那头响了四次,然后自动留言机咔嗒一声打开了。出人意料的是,里面是一个小孩在说话。说了几个字以后,我听出那是亚历克斯儿子的声音。那时雅各布年纪在十岁左右,大概比托德大一岁半——或者应该说,如果托德还活着的话,他比托德大一岁半。这个小男孩说:现在是第九局结尾。一垒二垒三垒都站好了,两人已经出去。比分是四比三,我方落后,现在轮到我上了。如果我能击球得分,我们就赢了。球来了。我挥动球棒。是个地滚球。我丢下球棒开始跑。第二垒的垒手捞起那个地滚球扔给第一垒,于是我也出去了。是的,没错,朋友们,我出去了。雅各布出去了。我的爸爸,亚历克斯也出去了;还有我的妈妈,芭芭拉;以及我的妹妹,朱莉。我们全家都出去了。请在“哔”一声后留言,我们一绕过球场回到家,就会给你们回电话。
那不过是段可爱的俏皮话,但却使我不知所措。当话音结束“哔”一声响起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与其让磁带在那里空转,还不如挂了电话。我一直讨厌对着这种机器讲话,它们让我觉得神经紧张,浑身不自在。但是听着雅各布的声音,我感到天旋地转,仿佛被击倒在地似的无法动弹,仿佛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他的声音里充满着太多的快乐,他的话语里洋溢着太多的欢笑。托德也曾是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他现在本该八岁半了,但他还是七岁,即使等雅各布长成了大人,他也还是七岁。
我给了自己几分钟调整,然后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有了心理准备,录音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把话筒从耳边拿开,这样我就听不到了。那录音似乎没完没了,当“哔”一声终于将它们切断时,我把话筒又重新拿到耳边,开始讲话。亚历克斯,我说,我刚刚看了你的信,我希望让你知道我愿意接下这个活。由于那部书的长度,没有两三年时间,你别指望能看到完稿。但对此我想你已经心里有数了。我刚在这儿安顿下来,不过一旦我学会了怎么用那台我上周刚买来的电脑,我就可以开工了。谢谢你的邀请。我正在想方设法地找事情做,我想这份活儿会让我很享受。向芭芭拉和孩子们问好。再联系。
他当天晚上就回了电话,对我同意翻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那纯粹是瞎打误撞,他说,但不先问你一下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简直没法告诉你我有多高兴。
你高兴就好,我说。
我让他们明天就传一份合同给你。公事公办嘛。
随便你。说实在的,我已经想好了怎么翻译书名。
Mémoires d’outretombe。《墓后回忆录》。
我觉得那样译有点笨拙。怎么说呢,太抠字眼了,同时也不好理解。
你有什么主意?
《死人回忆录》。
有意思。
不坏吧,是不是?
不坏。我很喜欢这名字。
关键在于这个名字有含义。夏多布里昂花了三十五年时间写这本书,他希望它能在他死后五十年再出版。它根本就是用一个死人的语气写的。
但它没有过五十年。那本书是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在他死的同一年。
他陷入了财务危机。一八三○年大革命后,他的政治生涯完蛋了,他变得负债累累。雷卡米夫人,他过去十二年来的情妇——对,就是那个雷卡米夫人——叫他把还没写完的回忆录拿出来,供一小批挑选过的读者在她的客厅里私下阅读。这么做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出版商愿意向夏多布里昂预支稿费,愿意为一部多年之后才能问世的作品而事先付钱给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但对这本书的反响却异乎寻常地好。这本回忆录成了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本还没有完成,没有出版,也没有被读过的书。但夏多布里昂仍然穷困潦倒。于是雷卡米夫人又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这个点子奏效了——或者说部分奏效了。他们成立了一个股票公司,人们可以购买手稿的股份。我想你可以称之为文字期货,就跟华尔街上人们把钱押在大豆和玉米价格上一个道理。实际上,夏多布里昂是用他的自传做了抵押贷款,以支付自己的晚年生活费用。他们提前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让他可以还清债务,让他的余生有一份养老保证金。这是笔精明的投资。唯一的问题在于夏多布里昂一直不死,公司成立时他六十五岁,而他一直活到了八十岁。那时股份已经被转手了好几次,当年投资给他的那些朋友和崇拜者早就已经不知所踪。夏多布里昂被捏在一帮陌生人手里。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是否有利可图,他活得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希望他死。他最后几年的日子过得十分惨淡。一个被风湿病折磨,行动不便的衰弱老人,雷卡米夫人几乎已经全瞎,而他的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修改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