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们都有一种相信不可能事物的倾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由于我写了有史以来唯一一本关于海克特·曼的书,有人可能会以为,知道他也许还活着,我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我根本不可能欢欣鼓舞。至少我觉得我不可能。我的那本小书诞生于巨大的伤痛之中,即使现在书写完了,那伤痛也仍挥之不去。写书不过是个借口,就像是为了缓解体内的痛楚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吞服某种药片。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奏效了。但芙芮达·斯贝林(或者假扮成芙芮达·斯贝林的不管谁)不可能知道这些。她不可能知道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就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之前的一个礼拜,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她或许看到了书里的题词(献给海伦、托德及马可——本书为了纪念他们而作),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就算她能猜到他们对于作者的重要性,她也不可能想到,这些名字实际上代表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三十六岁的海伦、七岁的托德、四岁的马可,随着他们的死去,他的大部分也已经死了。
他们当时正在去密尔沃基探望海伦父母的途中。我一个人留在佛蒙特批改试卷,并为刚结束的学期最后打分。那是我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在佛蒙特州汉普顿市的汉普顿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本来我们通常会在二十四五日左右一起动身去密尔沃基,但海伦的父亲刚刚动手术切除了腿部的一块肿瘤,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她和孩子们应该尽快赶过去。为了让托德能够获准缺席二年级期末最后两周的课,临行前夕我们还在煞费苦心地与校方磋商。校长虽然很不情愿,但她最终还是表示理解并同意放行。那是我在事后反复想起的事情之一。要是她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托德就会不得不跟我待在家里,托德就不会死。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会逃过一劫。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不会从七千英尺的高空坠落,而我也不会被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原本四个人住的房子里。当然,还有其他事情,还有其他各种可能性,它们纠缠着我折磨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同样的死胡同。每件事情都被联系起来,因果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成了灾难进程的一部分——从我岳父腿上的恶性肿瘤到那一周中西部的天气到订机票的旅行代理的电话号码。最糟的是,是我坚持要开车把他们送到波士顿,这样他们就可以直飞到密尔沃基。我不想让他们从伯灵顿走。那意味着先要乘一架十八座的螺旋桨飞机飞到纽约再转机,我对海伦说我不喜欢那些小飞机。它们太危险,我说,我受不了让她和孩子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乘坐那种飞机。所以他们没坐——为了不让我担心。他们去坐了更大的飞机,那架飞往地狱的飞机。更可怕的是,我几乎是争分夺秒地把他们送到那儿去的。那天早晨堵车堵得很厉害,当我们终于开到斯普林菲尔德上了麦斯派克高速的时候,我不得不超速行驶才及时赶到了洛根机场。
我不太记得那年夏天我是怎么过的。连续好几个月,我都陷在自哀自怜的酗酒泥潭里不能自拔,我几乎足不出户,不吃东西不刮胡子不换衣服。我的大部分大学同事在八月中旬之前就离校了,因此免去了许多来访,以及连带的那套安慰悼念的陈词滥调。他们当然是好意,无论何时有朋友过来,我总是请他们进屋坐坐,但那些眼泪汪汪的拥抱和漫长尴尬的沉默实在于事无补。我发现还是让我一个人待着比较好,还是让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自生自灭比较好。有时候,我既没有喝醉也不想瘫在起居室沙发上看电视,我就会在房子里到处乱走。我打开孩子们的房间,坐在地板上,让他们的玩具围绕在自己四周。我已经无法在脑海里直接或有意识地回忆出他们的样子,但是当我玩起他们的拼图板和乐高积木,当我把那些积木砌成复杂的巴洛克模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拥有了他们——仿佛通过重复他们生前的动作,他们小小的魂魄又回到了这里。我翻阅托德的童话书,把他的棒球卡片按次序排好。我把马可的动物玩具按品种、颜色和大小分别归类,并且每次进去都变一下分类方法。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便回到起居室再喝上一杯。难得有几晚我没在沙发上过夜的话,我一般都睡在托德床上。在我自己的床上,我总是梦见海伦在旁边,而每每我伸出手想去抓住她的时候,就会从梦中猛然惊醒,醒来后我两手颤抖大口喘气,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一样。虽然天黑以后我就不再踏进卧室,但白天我常在那儿流连徘徊,我站在海伦的走入式衣橱里抚摩她的衣服,整理她的夹克和毛衣,把她的套装从衣架上拿下来铺在地板上。有一次,我把其中一件套到自己身上,还有一次我甚至穿上她的内衣,用她的化妆品给自己的脸部化妆。那是一次美妙的体验,但经过尝试之后,我发觉香水比口红和睫毛膏的效果更好。香水的气味能更活生生地、更持久地把她召唤回我的身边。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三月份她生日时送了她一瓶新的第五大道香水。我规定自己一天只能用两次,一次一小滴,这样那瓶香水一直撑到了夏天结束。
接下来的秋季学期我请假?去学校,但我不想出门旅行,也不想看心理医生,我宁愿自暴自弃地继续窝在家里。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每晚都要喝掉大半瓶威士忌的地步。酒精使我感觉麻木,同时也使我彻底丧失了对将来的希望,而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指望的人,无异于一个死人。不止一次地,我发觉自己正在想象着吞下安眠药或打开瓦斯。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到那一步,但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便会意识到我曾经离死神有多么近。安眠药就摆在药柜里,有三四次我已经把药瓶从架子上拿下来了,我甚至已经把一把药片放在了手里。如果那种状态持续得再久一点,我很怀疑自己是否有力量能抵挡住死的诱惑。
正是在那种状态下,海克特·曼出其不意地闯入了我的生活。我对他是谁一无所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他的名字,那是在冬天即将开始前的一个夜里,外面的树枝已经变得光秃秃的,第一场雪蓄势待发,我在家里看电视,碰巧看到了一部他拍的老电影的片段,它看得我笑了起来。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那是我自六月份以来第一次对着某样东西发笑,当我突然感到一股震颤从胸口涌起变成回荡的笑声时,我意识到我的人生还没有走到尽头,我的一部分自我还想继续活下去。笑声从头到尾持续了不过几秒钟,既不太响也不太久,但我还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我竟然没有对那笑声产生抵触感,我竟然没有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而感到羞愧,我只能得出结论,在我内心里还存在着某种超出我想象的东西,某种还没有死透的东西。我并不是在说什么隐约的直觉或者对未来的渴望。我的发现完全是经验主义的,缺乏任何精确的论据。既然我还会笑,那就意味着我还没有彻底麻木,意味着我还没有把自己同这个世界彻底隔开,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