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摘自《死人回忆录》前言(巴黎,一八四六年四月十四日;修改于七月二十八日):
由于我无法预知自己的死期,由于一个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剩下的日子纯粹就是一种恩赐,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到今年九月四日,我就七十八岁了。对我来说,已经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离开这个正在飞速离我而去的世界,离开这个我无怨无悔的世界。……
是那时时扼紧我喉咙的可悲命运,逼我出售我的《回忆录》。没人能想象得出,因为被迫抵押自己的坟墓,我经受了怎样的痛苦,但这最后的牺牲,要归咎于我立下的誓言和我行为的始终如一。……我的打算是要把它留给夏多布里昂夫人。她可以将它发表或禁止发表,看她觉得怎样合适。而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后一种方法可能更为妥当。……
这部《回忆录》写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出于这个原因,每当叙述线索重新展开的时候,我觉得都有必要加上一些开场白来描述我的所见所想。如此一来,我变化多端的人生经历就被融为一体。于是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显赫的时候我却谈起了自己当年的潦倒;苦难的岁月我却在重温幸福时光;我的青春渗入了我的暮年;我成熟之年的庄重给我的纯真岁月染上了一层阴郁。我那太阳的光芒,从日出到日落,交相照映,交相混杂,使我的故事显得有些混乱——或者说,有一种神秘的统一。我的摇篮里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里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了欢乐,我的欢乐变成了痛苦;而且,当我细细读完这部《回忆录》,我已经无法确定,它写的到底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还是一个白发老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对于这种混杂,读者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一切都已无可补救。那是我变化无常的命运造成的结果。命运的暴风雨总是让我连个写作的书桌也找不到,除了那块使我遇到海难的礁石。
人们总是催促我在有生之年就让这部《回忆录》的部分章节发表,但我宁愿躺在坟墓的深处说话。这样我的叙述才会有一种令人恐慑的语调,因为那声音是从棺材里发出的。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已经受够了苦,在下一个世界应该变成幸福的亡灵,那么天堂之光将会在我最后的画面上投下一缕护卫的光芒。对于我,生命是如此沉重;也许死亡更为合适。
这部《回忆录》对我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圣博纳旺蒂尔承蒙上天恩准,可以在死后继续写他的书。我不敢奢望这样的好事,但我希望至少能让我在午夜时分复活,好改改我这本书的校样。……
如果说这本书里有哪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让我感到满意的话,那就是关于我青少年时代的部分——我一生中最隐蔽的角落。在那里,我唤醒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世界,当我漫游于那个消逝的王国,我遇见的只有沉默与回忆。所有那些当年我认识的人,有几个今天还活着呢?
……假如我死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我请求要等到第一次下葬后的五十年再把我的遗体运回祖国。但愿我的遗骸免受尸检的亵渎;但愿没人到我死掉的大脑和停跳的心脏里寻找我生命的奥秘。死亡根本不会泄露人生的秘密。尸体乘着邮车旅行的想法让我满怀恐惧,而干燥轻盈的白骨运送起来则很方便。没有了我这肉体的累赘,卸下了我这烦恼的重量,它们的最后之旅就会轻松得多。
与亚历克斯通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便开始动手翻译。因为我身边正好就有那部书(两卷本的派雷德版,由勒维朗和牟利尼尔编辑,有完整的动词变位表、注解以及附录),在亚历克斯信到之前的三天我才刚刚把它拿到手。那个礼拜的前几天,我装好了我的新书架。每天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把书拆包上架,在单调乏味的劳作中间,我偶然在某堆书里发现了夏多布里昂。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这部《回忆录》了,但那个早晨,在我佛蒙特那乱七八糟的起居室里,被一大堆倒翻的空箱子和没归类的书塔包围着,我一时兴起又打开了它。我眼睛落到的第一个地方是第一卷上的一小段。在那一段里,夏多布里昂描述了一七八九年六月他陪同一位布列塔尼诗人去凡尔赛宫游览时的情形。那时距离攻占巴士底狱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参观的半路上,他们看见玛丽·安多奈特正在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散步。她微笑着望了我一眼,优雅地向我致意,就像我被引见那天一样。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瞥目光,它行将消逝。当玛丽·安多奈特微笑时,她的嘴形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当一八一五年这个不幸女人的头颅从坟墓中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对她那个微笑的记忆(多么可怕!),使我认出了这位公主的下颌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