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 (英) 詹姆斯著

(James,P.D.) 著 ; 祁阿红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5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An unsuitable job for a woman

      ISBN 978-7-5399-6988-6

      Ⅰ. ①一… Ⅱ. ①詹… ②祁…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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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SUITABLE JOB FOR A WOMAN by P.D. JAMES

Copyright: © P.D. JAMES, 197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5-012号

书       名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出品人   华 楠

著       者   （英）P.D. 詹姆斯

译       者   祁阿红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读客夏文彦 读客赵思婷 朱双南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陈艳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66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88-6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简与彼得，感谢他们同意让我书中的两个人物住在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

前 言

描写犯罪的小说家，在创作每一部小说时，都有义务运用自己令人不快的技能，至少塑造一个应当受到强烈谴责的人物，而且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让这些人物残暴地侵犯正义的领地。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安排在一座古老的大学城，让他们上演一出悲喜剧，这对作家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当然，他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为“牛桥”[1]，杜撰一些用难以考证的圣人来命名的学院，让他笔下的人物泛舟于“剑希斯河”上。但是，这种缩手缩脚的创作会使人物、读者和作者都感到困惑，甚至谁都不知自己置身于何处，而且这样所冒犯的就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两个社区了。

这个故事的主要背景设在了剑桥，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剑桥生活和工作的不仅会有警察、死因裁判官、医生、学生，还有大学服务人员、卖花人、大学老师、科学家，甚至肯定会有退休的少校，这些也毋庸置疑。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人当中，还没有可以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这部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包括最令人讨厌的人物，皆属虚构；令大家聊感欣慰的是，这座城市还是真实的。

P.D. 詹姆斯

第一章

伯尼·普赖德死的那天上午——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因为他擅自在方便的时候死了，也不觉得这一时刻值得记录——科迪莉亚因地铁贝克卢线故障被困在北兰贝思，到事务所时比平常晚了半个小时。她走出牛津广场地铁站，步入六月的明媚的阳光中。她快步走过正在浏览迪金斯&琼斯百货商店橱窗的顾客，来到喧嚣嘈杂的金利街。行人挤满了人行道，锃亮的轿车和面包车拥堵在狭窄的马路上，穿梭于其中，她知道其实着急也没什么意义，只是遵章守时成了强迫症。今天没有约谈，也不用去见客户，手头没有特别要紧的案子，甚至连需要写的报告都没有。在科迪莉亚的提议下，她和临时打字员斯帕肖特小姐将事务所的介绍材料分发给伦敦的律师，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客户。此时此刻，斯帕肖特小姐恐怕正不停地瞄着手表，一边重重敲打键盘，对科迪莉亚的迟到发泄着满腔的怨气吧。斯帕肖特小姐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嘴巴总是紧紧抿着，好像生怕那几颗龅牙会从嘴里弹出来。她那后缩的下巴上长了一根粗毛，而且长得和拔得一样快。浅色的头发僵硬地呈现出“屋脊卷”。在科迪莉亚眼里，她的下巴和嘴是对“人生而平等”这种说法活生生的讽刺。科迪莉亚不时尝试着去喜欢和同情斯帕肖特小姐，她住在卧室兼客厅的房间里，使用煤气灶时连五便士的钱也要计较，衣着样式仅限于拼缝和手卷边。她擅长缝纫，是大伦敦市政会夜校缝纫班的勤奋学员。她的衣服做得很精致，但是看不出时代，永远赶不上潮流。灰色或黑色的直筒裙都是她练习打褶或装拉链的作品；她的上衣颜色朴素，领子和袖口是男式风格，上面却不加分别地点缀着收集来的饰物；褶边裙子经过精工裁剪，长度却恰恰暴露出她那走形的双腿和臃肿的脚踝。

科迪莉亚推开临街的大门，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没有一点不详的预感。这扇门从来不上锁，这样既方便这里的神秘主人，也方便同样神秘兮兮的造访者进出。大门左侧，一块新铜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门上的积灰和剥落的油漆形成极不协调的反差。科迪莉亚满意地看了它一眼。

普赖德侦探事务所

（经营者：伯纳德·G. 普赖德  科迪莉亚·格雷）

科迪莉亚花了几个星期进行耐心、巧妙地劝说，这才使伯尼相信，无论是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前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局警察”，或者是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小姐”字样，都是不合适的。标牌上倒也没别的问题，因为科迪莉亚作为合伙人，并不具有任何资质或相关经验。她没有什么资本，只有娇小却强健的二十一岁的身体，以及不可小觑的智慧，对此她怀疑，伯尼对她与其说是欣赏，倒不如说感到不安，并对他自己半是恼火，半是怜悯。科迪莉亚早就看出来，伯尼的生活貌似平淡，但运气总故意和他作对。她看出了一些苗头：伯尼从来没有坐到过公车左前侧那个令人羡慕的座位；每当他要欣赏火车窗外的风景时，立刻会有另一辆车来挡住他的视线；如果他的面包掉在地上，准是涂着黄油的那一面着地；她开那辆迷你车一贯稳当，但只要载上了伯尼，就会在最繁忙、最不便捷的十字路口熄火。有时她想当初因一时的情绪消沉或任性自虐而接受他的合伙邀请，这样做是不是自投了他那张倒霉的罗网。而她也认定，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楼梯上一如既往弥漫着腐臭的汗味、家具油漆味以及消毒水味。暗绿色的墙壁一年四季都那么潮湿，好像会分泌出混杂着落魄与失败的瘴气来。楼梯的熟铁栏杆上带有华丽的纹饰，地上铺着污迹斑斑、四处开裂的旧油毡，只有当房客提意见，房东才会用颜色极不协调的各种材料把它修补起来。侦探事务所在四楼。科迪莉亚进门时，没有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她看见斯帕肖特小姐正忙着清洁那台打字机，那机器已经老掉牙了，因此经常招致抱怨也情有可原。她抬头看了科迪莉亚一眼，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后背像空格键一样挺得直直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什么时候才来，格雷小姐。我很担心普赖德先生，他肯定在里间的办公室里，但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门也锁着。”

科迪莉亚的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她用力转了转门把。“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

“我能怎么办呢，格雷小姐？我敲过他的门，还大声跟他打了招呼。这可不是我该过问的事，我只是个临时打字员，在这儿什么权力也没有。如果他答应了，我可就尴尬了。毕竟，他有权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再说了，他究竟在不在里面，我也说不准。”

“他肯定在。门是锁着的，而且他的帽子还在这儿。”

伯尼的软呢帽就挂在弯弯的衣帽架上。这是一顶圆顶礼帽，上翘的帽檐有点脏了，散发着孤独与衰老的气息。科迪莉亚把手伸进挎包里，去摸自己的那把钥匙。像往常一样，最需要的东西总是在最底下。

斯帕肖特开始敲起了键盘，好像想要逃离即将来临的痛苦。敲击声中，她以防备的口吻说道：“你办公桌上有封信。”

科迪莉亚拆开信封。信的内容简明扼要——伯尼说话时，总能表达得非常简洁：“对不起了，伙伴。他们告诉我是癌症，这是最简单的解脱方式。我见过别人是怎么治疗的，我不想那样。我立了遗嘱，在我的律师那里。你在办公桌里能找到他的名字。我把这些都留给你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设备。祝你好运，谢谢。”后面是死者在欠考虑的情况下，以潦草的字迹写下的最后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发现我还活着，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等等，别急着求助。拜托你了，伙伴。伯尼。”

她打开里间办公室的门，走进屋，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眼前的情景让她松了口气。没有等待的必要了，伯尼已经死了。他伏在办公桌上，像是累得筋疲力尽。他的右手半握着，一把打开的锋利剃刀从手中脱落，滑过桌面，恰好停在了桌子的边缘，并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细长的血迹，宛如蜗牛爬过的痕迹。他的左手掌心向上，搁在科迪莉亚用来洗东西的搪瓷碗中，手腕上有两道平行的口子。伯尼事先在碗里倒了清水，但现在，里面的液体已经溢出，只有惨白的小手指露在碗沿上，带着令人作呕的甜味。浸在水里的手指弯曲着，仿佛在祈求，白嫩的手指看上去就像孩子的一般，光滑得如同蜡一样微微闪亮。血水从碗里漫出来，淌到办公桌和地板上，浸透了那块色彩艳丽的长方形地毯。这地毯是伯尼最近才买的，目的是让访客们注意到他的身份，不过科迪莉亚私下里却认为，这反而衬托出办公室里其他物品的寒酸。伯尼手腕上其中一道口子只是尝试性的浅伤，另一道却深及骨头，切口已经失去了血色，就像解剖教科书上的图示那样清晰可辨。科迪莉亚记得，伯尼曾讲过自己年轻当警察时，第一次巡逻发现的就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那是个老人，蜷缩在一间仓库的门洞里，用一只破瓶子割开了自己的手腕。但是，一个凝固的血块覆盖住了血管断面，于是，他又被拽回那种求死不能的生活。伯尼记住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防止了血液凝结。她发现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办公桌右边有一只空茶杯，是她给他倒下午茶用的杯子，杯口和杯壁上沾了一些粉状物，可能是阿司匹林或巴比妥。他的嘴角挂着一道类似的黏液痕迹，已经干透了。他的嘴唇微微皱起，半张开着，像个任性又易受伤害的孩子正在熟睡。

她把头伸出办公室，轻声说：“普赖德先生死了。别进来，我在里面打电话报警。”

警方冷静地做了电话记录，并表示会派人过来。科迪莉亚坐在尸体旁边等着，觉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于是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伯尼的头发上。这些冰冷无力的细胞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减少，它们摸起来就像动物的毛一样，粗糙却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厌。她迅速把手拿开，又犹犹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皮肤黏湿冰凉。这才是死亡，跟她父亲当年的感受一样。对于伯尼，做出怜悯的姿态既没意义也无关紧要。他已经死了，能做的交流不会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里在纳闷，伯尼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现在谁都没法知道了，也许连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不再是伯尼，而变成了一摊无足轻重、尊严扫地的皮肉和骨头。一个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他怎么会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呢？她的第二位养母威尔克斯太太会说，伯尼其实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将迎来一个无法形容的荣耀时刻，有闪亮的城堡、无尽的歌声、充满喜悦的天空。可怜的威尔克斯太太！一个寡妇，独生子又死于战争。她的小屋里总会传出孩子们的喧闹声，那些孩子都是她收养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梦。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则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里的煤炭。多年来，这是科迪莉亚第一次想到她，耳边再次回响起她那一成不变、坚定昂扬又略显疲惫的声音：“倘若主在出行时没来看你，归来的时候肯定会的。”好吧，无论主是出行还是归来，都没来找伯尼。

即使钱箱里剩下的几枚硬币只够支付煤气费时，伯尼对他们的业务也丝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自暴自弃，轻易放弃了希望。这种做法虽然奇怪，倒也符合伯尼的作风。抑或是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感到，自己和这个事务所都前途渺茫，所以决定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做一个体面的了断？作为一个精通死亡之道的警察，他采取的方法固然有效，但现场却凌乱得令人惊讶。接着，她意识到他为什么选择了刀片和药物。那把枪——其实他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他本来完全可以用枪的，可他一直想把手枪留给她。除了这把枪，他还留给她几个快要散架的文件柜、一台老爷打字机、现场勘察工具箱、一辆迷你小汽车、一块防摔防水手表、被鲜血浸透的小地毯，以及一大堆让人不知如何处理的稿纸，上面还印着“普赖德侦探事务所——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的字样。所有的设备，他还特意强调了“所有的”这个词。他肯定是想提醒她别忘了那把枪。

她打开伯尼办公桌最下面的那只抽屉——只有伯尼和她有这只抽屉的钥匙——把它拉了出来。那把枪仍然躺在她亲手缝制的山羊皮束口袋里，里面还单独装着三发子弹。这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她一直不知道伯尼是从哪儿弄来的，不过她敢肯定，伯尼没有持枪执照。她从来没有将这把枪视为杀人武器，这也许是因为伯尼对它怀着天真男孩般的痴迷，好像它只是一件儿童玩具。他倒是把她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射手——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他们曾经驱车深入埃平森林，进行实弹射击，因此在她的记忆中，枪总是和斑驳的色彩与腐叶的气味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将靶子固定在合适的树上，再往枪里装上空包弹。他那兴奋的、断奏式的指令让她记忆犹新。“膝盖微曲。两脚分开。手臂伸直。现在把左手放在枪管下方，托住它。眼睛看靶。手臂伸直，伙伴，手臂伸直！好！不错，不错，真不错。”“可是，伯尼，”她说，“我们不能开枪啊！我们没有执照。”他微微一笑，笑得狡黠，自鸣得意，高人一筹。“如果我们在危险情况下开枪，那就算是自救。发生这样的不测时可顾不上什么执照。”他回答得振振有词，还得意地重复了一遍，像只小狗似的抬起他那胖胖的脸看着太阳。他的脑袋里当时幻想着怎样的画面呢？在荒凉的旷野里，两人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子弹砰砰地打在花岗岩上，轮流把手里的枪打得青烟直冒？

他曾经说过：“我们在用子弹的时候要谨慎。当然，不是我弄不到……”他的微笑变得阴险起来，好像想起了他那些神秘的联系人，那些无处不在又有求必应的朋友，仿佛只要他一声招呼，他们就会从隐蔽世界中冒出来。

他把这支枪留给了她，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她把包好的枪放在自己挎包的最下面。这明显是一桩自杀案，警察未必会检查办公桌抽屉，但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伯尼是有意把枪留给她的，所以她不想轻易放弃它。她把包放在脚边，又在尸体旁边坐下，向上帝念了一段从女修道院学来的简短祷词，为伯尼的灵魂祈祷，尽管她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伯尼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拥有灵魂。她静候着警察的到来。

第一位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但是他太年轻，没有经验，看见这种横死场面后，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与不适。看见科迪莉亚如此镇静，他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他在里间办公室里没待多久便出来，仔细琢磨起了伯尼的留言，好像这样就能从那封直截了当的绝笔信中悟出什么言外之意。接着他把它折叠起来。

“小姐，这封信我必须暂时收走。他上这儿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是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私家侦探。”

“你为这位普赖德先生工作？是他的秘书？”

“我是他的合作伙伴，那封信上也写了。我二十二岁，伯尼是主要合伙人，他创办了这家事务所。他以前是刑事调查局的，曾经与伦敦警察厅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共事。”

话音刚落，她就有些后悔。这样替可怜的伯尼说话未免太天真也太护短了。而且她还看出，对此人提起达格利什的名字就犹如对牛弹琴。这有什么奇怪呢？他不过是个地方警员，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曾多少次耐着性子，听伯尼怀念他退役前在刑事调查局的那段岁月，或者听他赞扬亚当·达格利什的德行和才智？“高级警司——嗯，他当年才是个高级督察——总是教导我们……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过一起案子……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高级警司不能容忍的……”

有时候她在想，如此优秀的人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此完美、全能的人会不会是伯尼臆造出来的，只是他心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或良师？后来，她在报纸上看见了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照片，不觉大吃一惊。他的肤色较深，表情不乏讥讽之味，仔细盯着他看，他便分解成一堆微粒，构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图案，无迹可寻。她怀疑，那些伯尼回忆起来滔滔不绝的大智慧，并不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其中不少兴许是伯尼自己的人生哲理。因此，她的内心升起了几分蔑视：这是一个傲气十足、盛气凌人、尖酸刻薄的高级警司。她真想知道，他现在能拿出什么智慧来抚慰伯尼。

那个警察有所保留地打了几个电话。此刻他正在外间办公室里四处查看。屋里都是些寒酸的二手家具以及破旧的文件柜——柜子上的一只抽屉半开着，露出了里面的茶壶和杯子，此外还有破旧的油毡。他望着这些，掩饰不住眼中的困惑和轻蔑。斯帕肖特小姐僵硬地坐在那台老式打字机前，用好奇又厌恶的神情看着他。最后他只好说：“不如你去给自己倒杯茶，我在这里等警医来。这儿有茶水间吧？”

“走廊那头有个小餐具室，是我们和这层楼的其他房客共用的。不过，你们不会真的需要外科医生吧？伯尼已经死了！”

“在由具备资质的医生宣布死亡之前，他还不算正式死亡，”稍事停顿后他又说，“这只是以防万一。”

以防什么呢？科迪莉亚感到不解——是审判、报应，还是腐朽？那个警察再度来到了内间办公室，她跟在他身后，轻声问道：“可不可以让斯帕肖特小姐先走？她是从秘书介绍所雇来的，我们要按小时支付她工资。自从我到了之后，她还什么工作都没干，现在恐怕也干不了什么。”

伯尼的尸体正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而她却在计较这些蝇头小利。看得出，他对这赤裸裸的冷酷感到很惊讶，但是他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我得先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她就可以走了。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听他的言外之意，这里从来就不是。

接下来，科迪莉亚在外间办公室回答了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我感觉他离过婚，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妻子的事。他住在东南一区克雷莫纳路十五号，还腾了个厅房两用间给我住，但是我们很少见面。”

“克雷莫纳路我知道，离帝国战争博物馆很近，我姑姑以前就住在那儿，那时候我还小。”

他知道那条路，这似乎消除了他的疑虑，也使他变得通情达理了一些。他沾沾自喜地一阵思索。

“你最后一次见到普赖德先生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当时我要去买点东西，就提前下班了。”

“他昨天晚上回家了吗？”

“我听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人。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煤气炉，通常就在那里做饭，除非我知道他出去了。今天早晨没有听见他的动静，这不太正常，不过我以为他还在睡觉。如果他打算上午去医院，偶尔就会起得晚些。”

“今天上午是他的看病时间吗？”

“不是。他上星期三刚去看了医生，不过我想他大概要去复诊。他肯定是在昨天深夜或者今天早晨我还没醒的时候离开家的。我没有听见他的动静。”

他们彼此回避，那种近乎强迫症一般的微妙关系很难说得清：他们尽量维护并保守对方的隐私，留心听马桶的抽水声，蹑手蹑脚地查看厨房或洗手间是否空着。为了不妨碍对方，他们简直费尽心机。虽然两人都住在这幢小小的连排房屋里，但是出了办公室就难得见面。她思忖，不知伯尼选择在办公室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就为了不让这幢小房子遭到玷污和打扰。

办公室里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警方的医生合上包后离开了。伯尼的尸体也从狭窄的楼梯上被抬下去，其他办公室里的人都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一幕，最后一位警察也走了。斯帕肖特小姐彻底不干了——让一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使用那种老爷打字机本来就不合适，这里的厕所她也用不惯，而这样的死亡事件更使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此时，空旷的办公室里寂静无声，科迪莉亚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她开始动手清理内间办公室，擦去办公桌和椅子上的血迹，用拖把把被血浸透的小地毯拖干净。

下午一点，她快步走向他们常去的那家金鸡酒吧。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光顾这家酒吧了，但她也做不到这么快就换地方。她从来都不喜欢这家酒吧，也不喜欢这儿的女老板，总希望伯尼能找个更近点的地方，最好里面大胸脯的女招待也有金子般的心灵。但她怀疑，这样的酒吧在小说里更常见。午餐时间的熟客们已经聚在了吧台四周，和往常一样，招待大家的是梅维斯，她的微笑带点威胁，一副极度自豪的姿态。梅维斯的衣裳一日三变，发型一年一变，她的微笑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两个女人素来互无好感，不过伯尼总像条和善的老狗般周旋于两人之间，稀里糊涂地相信她们是好伙伴，从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在有意忽视她们之间的火药味。梅维斯让科迪莉亚想起她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了不让新书被人借走弄脏，那个管理员就把它们全藏进柜台里。梅维斯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怨气，这也许是因为她必须把酒水放在显眼位置，还要在睽睽众目下按量供应。她把科迪莉亚要的半品脱柠檬汁啤酒和一只苏格兰煮蛋从柜台上推过来，说：“听说警察光顾了你们那里。”

科迪莉亚看着周围人们热切的面孔，当然，他们全知道了，现在他们还想打听些细节，说点给他们听听也无妨。于是她答道：“伯尼在手腕上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到血管，第二次割到了。他把手臂放进水里，不让伤口凝固。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无法面对治疗。”

她发现，气氛突然变了。聚集在梅维斯身边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接着飞快地把目光移开，低头盯着自己的杯子。割腕的人分明不在这里，可是却仿佛有个阴险的小怪物，把可怕的爪子伸进了每个人的脑袋。就连梅维斯好像也在她那些瓶子间看见了潜伏着的雪亮爪子。她说：“我想你要重新找一份工作了吧？毕竟，你一个人也很难把事务所维持下去。这份工作可不适合女人。”

“跟吧台的工作也没什么分别，都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两个女人盯着对方，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彼此的意思都十分地明白。

“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别想着谁还能在这里给事务所留口信。”

“我本来也没打算劳驾你们。”

梅维斯用力擦着一只酒杯，可眼睛依然盯着科迪莉亚的脸。

“我觉得你母亲不会同意你一个人继续留下来。”

“我只在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里有过母亲，所以没必要担心。”

科迪莉亚立刻看出这句话使他们多震惊，她再次疑惑，年长的人看上去应该更能接受大逆不道或惊世骇俗的意见，但其实，他们总会为一些简单的事实生气。他们的沉默中透着浓浓的责备，但这至少可以使她得以清静。她把啤酒和苏格兰煮蛋端到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但并不伤感。在不断被遗弃的儿童时代，她悟出了一个补偿自己的办法。她会花上一个小时，想象自己一生都沉浸在母爱中，没有失望，也没有遗憾。父亲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母亲的死，她也避免向他问及此事，生怕得知母亲根本不曾把她搂在怀里，根本没有苏醒过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个女儿。她相信母亲是爱她的，并至今也无法完全抛开这个念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尽情的想象已变得多余，也没那么真实了。此刻，她正在向想象中的母亲寻求意见。正如她所预期的，母亲认为这是一份完全适合女人做的工作。

吧台边的人继续喝着酒。透过他们肩膀之间的缝隙，她看见吧台上方那面镜子中的自己。今天的脸与昨天别无二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看起来就像个巨人把一只手扣在了她的头上，另一只手则托住她的下巴，轻轻地合握起这张脸；在一绺浓密的头发下面，是两只褐绿色的大眼睛，一副宽宽的颧骨，一张温柔且略带稚气的嘴。简直像一只猫的脸，她心想，不过，在梅维斯吧台那些五颜六色的瓶子和闪烁的灯光映衬下，有种沉静的美。虽然看着年轻不可靠，但也神秘不动声色。科迪莉亚早就学会了隐忍。所有收养过她的人，虽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她的爱与善意，却都对她有过一个要求——她应当开心一点。她很快就明白了，如果她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就很可能会失去爱。与她早年那些需要隐藏的事情相比，所有后来的欺骗都不算什么难事。

“鼻头”从人群中穿过，向科迪莉亚走来。他在长凳上坐下，花格呢裤子包裹着的大屁股跟她贴得很近。“鼻头”是伯尼唯一的朋友，可是她并不喜欢这个人。伯尼曾经解释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而且干得不错。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他的朋友们有时会偷盗一些名画或者价值不菲的珠宝。在适当的指点后，他便暗示警方赃物的藏匿地点。之后他会得到一笔赏金与那些窃贼朋友分享，警探也会有一份报酬，毕竟他们干的活最多。正如伯尼所指出的，保险公司因此轻松脱身，失主的财物也完璧归赵，窃贼不必担心被警察抓去，而“鼻头”和警探也得到了各自的酬劳。一个体系就这样形成了。科迪莉亚感到震惊，却没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她怀疑伯尼当年也干过类似的勾当，当然他没这么娴熟，也没有捞到这么多的油水。

“鼻头”的眼睛湿漉漉的，握着威士忌酒杯的手指在颤抖。

“可怜的老伯尼啊，我都看得出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过去这一年里他越来越瘦，脸总是灰的，那叫癌症脸，我老爹以前就这么说。”

至少“鼻头”注意到了，可是她却没有。在她眼里，伯尼一直就脸色灰暗，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一条热乎乎的粗腿慢慢朝她靠上来。

“老是不走运，可怜的家伙。他是被赶出刑事调查局的。他告诉过你吗？当时达格利什还不是高级警司，只是个高级督察。老天，他可真是个混蛋，绝不给人第二次机会。”

“是啊，伯尼跟我说过，”科迪莉亚撒了个谎，她又补充道，“他对这件事好像也没有特别不满。”

“不满有什么用，是吧？对什么事都泰然处之，这是我的格言。我想你是准备换工作了？”

他的语气中有一种渴望，好像她一离开，事务所就是他的了。

“目前还没有，”科迪莉亚说道，“眼下我还不想另外找工作。”

她作出了两个决定：她要维持伯尼的生意，直到付不起房租为止；今生今世，她都决不再踏进金鸡酒吧。

在此后的四天中，把业务经营下去的决心没有变——尽管她看了租金簿和协议书才发现，伯尼根本不是克雷莫纳路上那幢小房子的主人，她租住那间厅房两用间的行为并不合法，当然权利也有限；尽管她从伯尼的银行经理那里得知，伯尼账上的余额连支付自己的葬礼费用都不够；尽管车行告诉她，那辆迷你车很快就到大修年限了；尽管她还得清理克雷莫纳路的那幢房子。这一切都是潦倒独生的悲惨痕迹。

爱尔兰炖汤和烤豆罐头——难道他就不吃别的东西吗？——那些罐头就像杂货铺橱窗里的商品一样，被仔细地码放成金字塔形；大罐大罐的金属抛光剂和地板蜡还没有用完，不是干了就是结了硬块；一只抽屉里有擦灰的旧抹布，但已经被抛光剂和灰尘结得硬邦邦的；篮子里堆放着待洗衣物，一件厚羊毛连衫裤因机洗已经黏结了，裆部还有棕色的渍斑——他怎么就这么离开，留下这些东西等着被别人看见吗？

她每天都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整理物品，把文件重新归类。没有人来电话，也没有客户上门，可是她依然显得很忙。她还要去接受警方的询问，那些无情到近乎无聊的形式和显而易见的结论让她感到沮丧。她去找过伯尼的诉讼律师，那是个无精打采的老人，办公地点在交通不便的迈尔恩德车站附近。听说他的委托人死了，他显得很悲哀，也很无奈，好像这是一个人无法躲避的劫难。他很快就找到了伯尼的遗嘱，用困惑与怀疑的目光盯着它看了一阵，好像这不是他最近起草的一样。他成功地表现出自己意识到科迪莉亚是伯尼的情妇的事实——否则伯尼为什么要把事务所留给她呢——但他又是现实的人，所以不会对她有什么看法。他没有参与安排葬礼的事宜，只是向科迪莉亚推荐了一家殡仪馆，她怀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费。随后，她度过了沉闷压抑的一周，最终发现殡仪馆老板为人爽快，办事也周全，心里才松了口气。而对方也发现，科迪莉亚不是那种悲痛欲绝、过于夸张的死者亲属，因此也十分坦率地与她商量土葬与火葬的价格及优点。

“要我说就是火葬。你说过他没有私人保险？那就尽可能用最快、最简单又便宜的方式解决一切吧。相信我，死者当中十有八九也是这么希望的。如今墓穴都成了昂贵的奢侈品，这对他来说没有用，对你也没有，不如就尘归尘，土归土。不过中间那些过程呢？觉得不太好办，是吧？那为什么不用最可靠的现代手段尽快搞定呢？不瞒你说，小姐，我给你的建议，其实并不符合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科迪莉亚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是不是该弄一个花圈？”

“当然可以，还可以增加点色彩。我来办吧。”

于是火葬和花圈都就位了。花圈做得很俗气，是用百合花与康乃馨编成的，上面的花朵已经开始凋谢，散发着腐烂的气味。主持火化仪式的牧师小心控制着语速，语气中不乏歉意，似乎想让他的听众明白，虽然他自己乐于接受上帝的特别眷顾，但并不指望所有人都相信那些难以置信之事。在合成音乐声中，伯尼被送进了焚化炉，时间掐算得刚好，因为进入小教堂的送葬队伍已不耐烦地发出了窸窸窣窣声。

一切结束后，只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感受着石子路面透过鞋底传来的热量。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花香，她突然心中一阵凄凉，为伯尼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她找了个替罪羊，把气全撒在苏格兰场[2]那个高级警司身上。是他把伯尼从唯一想要的工作岗位上撵走，他甚至都懒得再去了解一下伯尼后来的境况，而她最荒谬的指控是，他居然连伯尼的葬礼都没来参加。伯尼想当一名警探，就像其他人想绘画、写作、喝酒或者找人私通一样。像刑事调查局这样的地方，难道还容不下一个人的热情和无能吗？科迪莉亚第一次为伯尼落泪了。热泪模糊了双眼，视线中那些顶着花环、等候出殡的灵车队伍变得更长更庞大，仿佛延伸出无数闪亮的金属和摇曳的花朵。她把头上唯一用以哀悼的黑绸巾取下，开始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到了牛津广场的时候，她感到渴了，于是决定去迪金斯&琼斯百货的餐厅喝杯茶。如此放纵的行为与她平时很不一样，但这本就不同于以往，是恣意放纵的一天。她逗留了很长时间，充分享受了账单的价值。等她回到事务所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十五分以后了。

有个人在等她。来者是个女人，正把肩膀倚在门上，在肮脏的油漆和油腻的墙壁映衬下，显得很冷静又不和谐。科迪莉亚惊讶地屏住呼吸，收住急匆匆的脚步。她轻便的鞋子踩在楼梯上几乎没有声音，因此并没有被对方发现。她观察这位来客好几秒钟，头脑中立即留下一个生动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独断专行的女人，而且衣着得体，让人望而生畏。她身穿灰色小竖领套装，露出颈部窄窄的一道白领；一双黑色名牌皮鞋显然价格不菲，左肩上斜挎着一只有贴袋的大黑包。她身材高挑，头发过早地变白了，现在剪得很短，就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她生着一张长脸，面色苍白，此时正在阅读右手里折叠的《泰晤士报》。过了一两秒钟，她意识到科迪莉亚的到来，两人的目光相遇。那女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如果你就是科迪莉亚·格雷，那你迟到了十八分钟。这个留言条上说你四点钟回来。”

“我知道，很抱歉。”科迪莉亚匆匆上前几步，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了门。

“你想进屋说吗？”

女人抢先一步走进了外间办公室，她看都没看房间，便转身面向科迪莉亚。

“我想见普赖德先生。他多久能来？”

“对不起，我刚参加他的火化仪式后回来。我是说……伯尼死了。”

“我们明明在十天前还听说他活得好好的。他一定死得异常迅速和神秘。”

“并不算神秘。伯尼是自杀的。”

“太意外了！”来者似乎被这意外震惊了。她双手紧握，不安地在房间里转悠了片刻，像是在上演一出悲情哑剧。

“太意外了！”她又说了一遍，接着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两人只是严肃地看着对方。接着她说道：“好吧，看来我是白跑了一趟。”

科迪莉亚说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不”。她真想一个箭步堵在门口，但她抑制住了这荒唐的冲动。

“请先留步，你可以先跟我谈谈。我是普赖德先生的合作伙伴，现在事务所由我负责。我肯定能帮助你。请先坐吧！”

这位访客根本没看那张椅子。

“谁都帮不上忙，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行。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有件事情我的雇主特别想知道——他要得到一些信息——而他认定普赖德先生可以为他弄到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认为你是个合格的替代者。这里有私人电话吗？”

“这儿有，请。”

女人走进内间办公室，对里面的简陋陈设同样不置一词。她转向科迪莉亚。

“对不起，我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伊丽莎白·利明，我的雇主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

“是那位环境保护主义者？”

“我不会让他知道你这么称呼他。他更希望被称为微生物学家，这才名副其实。现在请恕我失陪。”

说完她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科迪莉亚顿时感到浑身无力，于是在打字机前坐下。键盘上，那些熟悉的字符一个个印在黑色的圆钮中央，在她疲惫的双眼中仿佛正不断地变换形状，但又在眨眼间恢复了原样。她用手抓住打字机两边，觉得它摸上去冰冷又潮湿。她自言自语，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我必须冷静，必须让她知道我很坚强。现在这傻乎乎的样子只是伯尼葬礼的压力造成的，而且我在太阳底下站太久了。”

但希望总伴随着痛苦，她对自己的过分在意感到恼火。

电话只打了几分钟。内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利明小姐正在戴手套。

“罗纳德勋爵想见你。你现在可以去一趟吗？”

去哪儿呢，科迪莉亚暗自思忖，但没有问。

“可以，要我带工具吗？”

那是伯尼特别设计和配备的犯罪现场勘察工具箱，里面有镊子、剪刀、指纹提取设备，以及采集标本的小瓶子。这些东西她以前还不曾有机会用过。

“这就看你说的工具是什么了，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罗纳德勋爵要先见见你，然后再决定是否把这项工作交给你。这就是说我们要乘火车去剑桥，不过今晚就能回来。你需要跟谁打声招呼吗？”

“不用了，这儿就我一个人。”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她打开自己的手袋，“这是个写好了地址的信封。我不是拐卖妇女的骗子，但这种人也许真的存在，这样以免你害怕。”

“我害怕的事确实不少，但不包括人贩子。如果我真的害怕，一个写了地址的信封也不会让我安心。我一定会打电话给罗纳德勋爵进行确认。”

“你想打电话吗？”利明小姐没有敌意地问。

“不想。”

“那我们能出发了吗？”说话时利明小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后，科迪莉亚转身锁上事务所的门，这时利明小姐指了指挂在墙钉上的便条簿和铅笔。

“是不是把留言换一下？”

科迪莉亚撕下了原先那张通知，略加思索后写道：“本人前去处理一桩急案。如有信件请从门下塞入，回来之后会立即亲自处理。”

“这样，”利明小姐一本正经地说，“你的客户就应该放心了。”

科迪莉亚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讽刺，从对方淡然的语气中她什么都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利明小姐并不是在取笑自己。令她惊讶的是，自己对这位喧宾夺主的来者竟然没有感到不快。她顺从地跟在利明小姐身后下了楼，来到金利街。

她们乘中央线到了利物浦大街。开往剑桥的火车十七点三十六分开，时间绰绰有余。利明小姐替科迪莉亚买了车票，从行李寄存处取出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和一个装着文件的公文包，领着她一起上了一节头等车厢。她说：“我要在车上工作。你有什么书报可读的吗？”

“没关系，我也不喜欢在旅途中聊天。我有一本哈代的《司号长》——我包里总会放一本平装书。”

火车过了毕晓普斯托福德之后，包厢里就剩下她们两个人。不过利明小姐始终埋头工作，期间只抬过一次头，问了科迪莉亚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到普赖德先生那里工作的？”

“我毕业后，就去欧洲大陆和我父亲一起生活，我们经常外出旅行。去年五月他心脏病发，在罗马去世，我就回来了。我自学了速记和打字，在一家秘书介绍所找了一份工作。他们派我到伯尼这里来，过了几个星期，伯尼开始在一两个案件中让我当助手。后来他决定对我进行培训，我就同意长期在他那里工作了。两个月之前，他让我成了他的合伙人。”

这就意味着科迪莉亚放弃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换来的是平等共享的利润以及不固定的收入，外加伯尼家里的一间免费厅房两用间。他并没有欺骗她的意图。他提出合伙，是相信她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对她品行优秀的奖励，而是对她充分信任的一种荣誉。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居无定所的马克思主义诗人，一个业余革命者。”

“那你的童年肯定过得很有意思。”

科迪莉亚想起了自己当年接二连三地更换养母，平白无故地不断搬家，三番五次地转学，还有地方福利部门官员关切的面孔，以及学校老师为她作假期安排时绞尽脑汁的样子。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科迪莉亚总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回答，毫无嘲讽之意。

“是啊，是很有意思。”

“你从普赖德先生那里都受了什么训练？”

“伯尼教了我一些他在刑事调查局学到的东西，如何正确勘察犯罪现场，如何采集样品，一些基本的自卫手段，还有如何寻找与采集指纹——诸如此类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技能在这个案子里几乎用不上。”

利明小姐又继续埋头工作，火车到达剑桥之前她们没有再说过话。

出了车站后，利明小姐朝停车场快速看了一眼，便领着她走向一辆黑色小型厢式货车。车旁有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穿一件开领的白衬衫，一条黑色马裤和一双高筒皮靴，他直挺挺地站着，像个穿制服的司机。利明小姐只是简单地介绍说他叫伦恩，没有作更多的解释。听了介绍，他简短地点点头表示确认，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科迪莉亚伸出手。他简单地握了一下，手劲却非常大，把她的手指捏得生疼。她忍住不把痛苦表现在脸上，却看见他那双深棕色大眼睛里闪着光，于是怀疑他是有意要弄疼她。他的眼睛漂亮迷人，藏在浓密的睫毛下，水盈盈的就像初生的牛犊，同时还带有牛犊般对世间艰险难料的忧虑苦恼。但是，这双漂亮的眼睛没能掩盖他身上的其他缺点，反而使它们更加显眼。她觉得他的脖子又粗又短，强壮的肩膀把衬衣绷得紧紧的，浓密的黑发就像戴在头上的头盔。一张胖脸上点缀着几颗麻子，湿乎乎的嘴唇显得脾气暴躁。这是一张粗俗又可爱的脸。他是个容易出汗的人，衬衣腋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布贴到了肉上，使他那强壮的背部曲线和二头肌更加突出。

科迪莉亚意识到，他们三个人不得不一起挤在那辆厢式货车的前面。伦恩打开车门，毫无歉意地声明：“那辆路虎还在修理厂。”

利明小姐迟迟不走，科迪莉亚只好先上去坐在他旁边。“他们互相看不顺眼，而他讨厌我。”她心想。

她很好奇这个人在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家的地位如何。至于利明小姐的身份，她已猜到了。普通秘书无论工作了多久、多么能干都不可能像她那样威风，也不可能意味深长、语气讽刺地称他为“我的雇主”。但伦恩在科迪莉亚眼里却是个谜。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下属，却也不像个科学家。确实，科学家在她眼里都属于另类。她认识的人中，只有玛丽·玛格达伦修女像个科学家的样子。这位修女教的课在大纲中被列为“普通科学”，是把基础物理、化学和生物学随意编排在一起的大杂烩。在圣母无罪修道院，科学课程大多都不受重视，但文科都教得不错。玛丽·玛格达伦是个胆小的老修女，一副金丝眼镜背后的双眼充满困惑，手指上总是沾着各种化学试剂。当她偶尔用试管和烧瓶制造出难得一见的爆炸和烟雾时，她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学生。相比揭示科学原理，她更热衷的是证实宇宙的艰涩玄奥，以及上帝法则的高深莫测，并且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科迪莉亚觉得在处理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案件上，玛丽·玛格达伦修女帮不了她什么忙。罗纳德勋爵早就开始为环保事业奔走呼号了，当时他的兴趣还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他曾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国际生态大会，并由于他对环保事业的贡献被封为勋爵。与其他英国人一样，科迪莉亚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曾在电视上露过几次面，还上过星期日报纸的彩色增刊。他是一位权威的科学家，为人谨慎，从不涉足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出身贫寒、功成名就并洁身自好的男人形象，令人倍感欣慰。科迪莉亚暗想：他怎么会想到要雇佣伯尼·普赖德的呢？

她不确定伦恩的雇主或者利明小姐对他有多信任，所以小心地问道：“罗纳德勋爵是怎么知道伯尼的呢？”

“是约翰·贝宁杰告诉他的。”

这么说贝宁杰案终于发挥作用了！这正是伯尼一直所期盼的。贝宁杰一案使他获得了一次最丰厚的报酬，大概也是他唯一成功的案例。约翰·贝宁杰是一个家庭小公司的经理，专门生产特殊科学仪器。过去一年里，他的办公室收到了大量的污蔑谩骂信件，他不愿意报警，于是就给伯尼打了电话。在伯尼的建议下，他把伯尼招进公司负责传递信件，接着，伯尼很快便解决了一个并不太难的问题。写信者是贝宁杰很器重的一名中年私人秘书。贝宁杰对此感恩戴德。到了结账的时候伯尼很是为难，与科迪莉亚商量后，他寄去了一份账单，收取的费用之高让他们自己都咋舌。但是对方很爽快地付了账，这笔钱维持了事务所一个月的开支。伯尼说：“贝宁杰这件案子会给我们带来回报的，你就等着瞧吧。干这种工作，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他起初选择我们，只是因为在号码簿上看到了我们的名字。但现在，他会向朋友推荐我们。这个案子只是个开头，将来的大案还在后头呢。”

科迪莉亚心想，贝宁杰案的回报在伯尼葬礼的这一天来了。

她没再多问，此后半个多小时的行程中，谁都没有说话。三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大腿相互紧挨着，但气氛冷淡。她没有去注意城里的样子。车驶入车站路，在靠战争博物馆的一端左拐后，很快就进入了乡村地区。沿途是大片大片的麦苗，偶尔也有一排排成荫的树木和散乱的村落，还有屋顶盖草的农舍和低矮的红砖别墅。越过那些低矮的山丘，科迪莉亚可以望见城市的塔楼和尖顶，它们在傍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给人以近在咫尺的错觉。最后，一座庄园出现在前方，道路两旁榆树成行，还有长长一段蜿蜒的红砖墙。车子径直驶入打开的铁门。他们到了。

这幢大宅一看就是乔治时期风格的建筑，也许并不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结构坚固，比例得当，并且跟所有的优秀住宅一样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暖色的砖墙熠熠生辉，连同攀缘其上的紫藤也格外绿意盎然，整幢房子如同人工造就的电影场景般如梦似幻。它原本只是一幢住宅，一个温馨宜人的居住之所。可此刻，它被一片沉寂所笼罩，那一排排典雅得体的窗户就像空洞的眼睛。

伦恩熟练地高速驾驶着车，最后在门廊前停下。他坐在驾驶座上，等两个女人下车后，把车开到房子的一侧。科迪莉亚从高高的车座上下来的时候，瞥见了一片低矮的楼房，屋顶上是装饰性的塔楼，她猜测这不是马厩就是车库。透过宽阔的拱形大门，她可以看见地势逐渐走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开阔平坦的剑桥郡乡村景色，其间点缀着初夏时节的嫩绿和浅黄。

利明小姐说：“那片马厩已经改造成实验室。现在它的东侧大部分都是玻璃的。这是一位瑞典建筑师的杰作，既实用，又有艺术性。”

自打她们见面以来，她的声音中第一次添了些许兴致，几乎可以说是热情。

正门是开着的。科迪莉亚走进一个镶有护墙板的宽敞大厅，左侧有一道楼梯，右侧是个雕花的石壁炉。她闻到一股玫瑰花与薰衣草的香气，看到光洁的地板上铺着豪华地毯，耳边传来时钟舒缓的嘀嗒声。

利明小姐领着她径直来到正对大厅的那扇门。这是一间书房，里面摆着一排排的书，布置典雅，可以看见窗外宽阔的草坪和婆娑的树木。在一排法式落地窗前摆着一张乔治时期风格的写字台，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科迪莉亚曾经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他比她想象中的个头要小，却更有气势。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威严又聪明的人，他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力量。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挥手示意她在椅子上坐下。这时候，她才发现他比照片上的样子要瘦小一些，由于肩膀宽，脑袋大，使他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他有一张敏感而皱纹密布的脸，鼻梁高高的，凹陷的双眼上方，眼皮沉重地耷拉着，灵巧的嘴唇上布满细纹。他额头上方的头发浓密乌黑，没有一根白发。她发现他的脸上透着疲惫，走近后更是觉察到，他左侧太阳穴上的青筋正微微跳动，凹陷的双眼中虹膜的颜色也在微妙地加深。然而他结实的身体中蕴含的力量并不显疲态。他高昂着头，沉重的眼皮遮不住机警敏锐的目光。最突出的还是他那成功人士的神情。这种神情科迪莉亚以前见过，当名人显贵经过时，她站在莫明其妙的围观人群后面见过——那是只有懂得并喜欢掌控权力的人才有的神情，就连疲惫与欠安的时候，他们也精神抖擞不亚于性兴奋。

利明小姐开口了：“整个普赖德侦探事务所就只剩下她了——科迪莉亚·格雷小姐。”

那两道敏锐的目光直逼科迪莉亚的眼睛。

“‘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是不是？”

这是可怜的伯尼想出来的一句悲哀的俏皮话，可是经过一番鞍马劳顿，科迪莉亚实在没心情理会这种玩笑。“罗纳德勋爵，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的秘书说你想雇用我。如果她弄错了，我也很乐于知晓，这样我就可以回伦敦去。”

“她不是我的秘书，而且她也没有弄错。你得原谅我的失礼。我们原本期待见到一个魁梧的退役警察，可来的是你，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我不是在抱怨，格雷小姐，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的费用是多少？”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刺耳，其实却不然，对方只是纯粹的直来直去。科迪莉亚回答得有些太快，太迫不及待了。

“每天五英镑外加日常花费，不过我会尽量减少开支。当然，这样是以便您得到我们的全力服务。我的意思是说，在您的案子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接受其他客户的委托。”

“那你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客户呢？”

“呃，暂时还没有，但是很可能会有的。”接着她很快又说，“我们有一项公平条款。如果我在调查的任何一个阶段决定不再查下去，你有权得到我当时获得的全部信息。如果我决定不把信息给你，那我所做的工作就分文不取。”

这是伯尼一直坚持的原则。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即使在一个星期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他也能兴高采烈地探讨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有理由向委托人保留真相，在什么时候应该让警方介入调查，还会讨论在维护真相时隐瞒与欺骗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窃听，”伯尼常说，“我坚决反对窃听。而且我们也不从事商业破坏活动。”

然而这两条原则都没怎么遭遇过挑战。他们没有窃听设备，即使有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伯尼从来没有机会涉足商业破坏活动。

罗纳德勋爵说：“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过我这个案子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良心不安。事情很简单，十八天前，我的儿子上吊身亡了。我想请你查一查原因。这个你能办到吗？”

“我愿意试一试，罗纳德勋爵。”

“我知道你需要了解一些关于马克的基本情况。利明小姐会打出一份材料给你，你可以先看一看，然后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

“我希望能由您亲口告诉我这些。”科迪莉亚说。

“有这个必要吗？”

“这对我很有用。”

他又坐回椅子上，拿起一截铅笔头，用两只手捻着它转。过了一分钟，他心不在焉地把那个铅笔头放进自己的口袋，没有看她一眼，便自顾开始说起来。

“我的儿子马克，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刚满二十一岁。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今年是最后一年了。我曾经也在那个学院念过书。五个星期之前，他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擅自离开学校，到马克兰德少校家去当了花匠。少校的家在达克斯福德郊外的夏树庄园。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马克都没有向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他住在马克兰德少校那儿的一间农舍里，十八天之后，主人的妹妹发现他吊死在客厅里，脖子被皮带套住，挂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上。调查的结论是，他一时失去理智而自杀。我对我儿子的思想了解不多，但是我不接受这种婉转地说我儿子疯了的结论。我儿子是个理性的人，他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有原因，而我想知道那原因究竟是什么。”

原本一直望着法式落地窗外花园的利明小姐，此刻突然转过身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你总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完全是刺探隐私，如果他真的想让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

罗纳德勋爵说：“我不准备这样不明不白下去。我的儿子死了。他是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

科迪莉亚把目光从他身上转向了她，随即问道：“他留下遗书没有？”

“他留了张条子，但上面什么都没解释。是在他的打字机上发现的。”

利明小姐静静地开始背诵：“我们穿过磨坊，来到了一个洞穴。下了弯弯曲曲的地洞，我们摸索着沉闷的道路前进，直到一片无限的虚空像地底下的另一个天空出现在我们下面，于是我们抓住树根，悬在这无限的空间上。但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将自己交付给这虚空，看看天意是否也在这里。’[3]”

她那沙哑、无比低沉的声音停下来。谁都没有出声。接着罗纳德勋爵说：“格雷小姐，你自称是个侦探。根据这个你能推断出什么呢？”

“您的儿子读过威廉·布莱克的诗。这是不是《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一段？”

罗纳德勋爵和利明小姐对视了一眼。罗纳德勋爵说：“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科迪莉亚心想，布莱克的诗句舒缓平和，并不带有暴力和绝望色彩，因此更容易让人投水或服毒自尽——或是随波而逝，或是沉入虚空——而不是选择上吊之苦。但是，他也可能是为了追随高处坠落或投身虚无的意境吧。不过这些推测都只是胡乱猜想而已。他选择了布莱克，他选择了上吊。也许其他更温和的方法多有不便，也许他只是出于一时冲动。那个高级警司经常怎么说来着？“永远不要在事实之前下推断。”她必须先到那个农舍去看看。

罗纳德勋爵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怎么，难道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科迪莉亚看了看利明小姐，可是对方没有看她。

“我很想接这个案子。我只是在想，您是否真的愿意让我来做。”

“我正把它交付给你。考虑考虑你自己的责任吧，格雷小姐，我会尽我的责任。”

科迪莉亚问道：“您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一些寻常的小事。您儿子的身体好吗？他有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或者恋爱情况感到忧虑？金钱方面呢？”

“原本一等马克到二十五岁，他就可以从他外祖父那里继承一笔可观的财产，平时我也给了他足够的零花钱。不过自从离开大学那天起，他就把余款全部打回了我的账户，还要求他的银行经理对今后的汇款也都照此办理。可想而知，他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尸检没发现他有任何疾病，而他的导师也证实，他的学业相当优秀。当然，我对他的课程一无所知。他没有跟我谈过恋爱问题——年轻人跟自己的父亲能说什么呢？如果有，我只希望那是异性恋。”

利明小姐原本正对着花园沉思，这时转过了身来。她伸出双手，抑或是在表示无奈或绝望。“我们原来对他完全不了解，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什么现在他死了，又要去追究呢？”

“他的朋友呢？”科迪莉亚平心静气地问。

“他们很少到这里来。不过在警方询问和葬礼的时候，我认出了两个，一个是他大学同学的雨果·蒂林，还有一个是雨果的姐姐。她是剑桥大学新学堂学院[4]的研究生，读哲学。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伊丽莎白？”

“索菲。索菲娅·蒂林。马克带她过来吃过一两次饭。”

“您能谈谈您儿子小时候的情况吗？他在哪儿上的学？”

“他五岁就去了学前预备学校，接着读了预备学校。我不能让一个无人看管的孩子在这个实验室里随便跑进跑出。后来，我遵照他母亲的遗愿，又送他去伍达德基金会学校读书——马克九个月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我相信我妻子是个虔诚的国教徒，她希望这个孩子接受传统教育。据我所知，这种教育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他在预备学校的生活快乐吗？”

“我认为他跟大多数八岁的孩子一样，大部分时候都不太情愿，偶尔撒撒野。这些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任何事都可能与此有关。您知道，我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他。”

那个自命不凡、自作聪明、非同一般的警司是怎么说的？“要逐渐了解死者。只要是有关死者的情况，任何看上去鸡零狗碎、无足轻重的事都不能放过。死人也会说话，他们可以直接帮你找到凶手。”不过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凶手。

她说道：“如果利明小姐能把您提供的信息，还有他的学院名称和导师姓名打一份给我，那就帮了大忙了。另外，我希望得到一份您签署的声明，授权我进行调查。”

他把手伸进写字台左侧的抽屉，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它递给科迪莉亚。纸的页眉部分印着“剑桥郡加福斯庄园，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在页眉下方写的是：持件人科迪莉亚·格雷小姐，有权代表我对我儿子马克·卡伦德五月二十六日之死进行调查。下面是他的签名及日期。

他问道：“还有什么需要？”

科迪莉亚回答说：“您刚才提到，可能另有人要对您儿子的死负责。您对判决提出过异议吗？”

“判决是要讲证据的，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而设立法庭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事实真相。这就是我雇用你的目的了，去弄清事实真相。你需要的是不是都有了？我想我们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我要一张照片。”

他和利明小姐面面相觑，感到有几分困窘。他对利明小姐说：“一张照片。我们有照片吗，伊丽莎白？”

“他有一本护照，不过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年夏天我在花园里替他拍过一张照片，拍得还算清楚。我去拿来。”她走出了房间。

科迪莉亚说：“如果可以，我还想看看他的房间。我想他放假的时候会待在这里吧？”

“只是偶尔来住住，他当然有自己的房间。我带你去看看。”

那是个三楼朝北的房间。进屋之后，罗纳德勋爵就撇下科迪莉亚，径自走到窗前凝视着外面的草坪，似乎对她和这间屋子都失去了兴趣。在这个房间里，科迪莉亚看不出任何马克成年后的痕迹。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是一个上了学的男孩的房间，看起来最近十年里都没有变过。一面墙边放着一只低矮的白色小柜，里面摆着一排旧玩具：一只泰迪熊，身上的毛由于经常抚摸已经掉了不少，珠子眼睛也松动了；上了漆的木头火车和卡车；一艘诺亚方舟，甲板上有许多动物，上方是圆脸的诺亚和他的妻子；一只小船，船帆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还有一只小飞镖盘。玩具的上方摆放了两排书。科迪莉亚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这些都是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看的书，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经典，是保姆和母亲们最爱讲的故事。科迪莉亚在成年之后才接触到这些书。她小时候星期六的时间都被连环画和电视占据了。

科迪莉亚问道：“他现在看的书呢？”

“都在地下室的箱子里。他离开学校之后，就把那些书存放到家里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那些箱子。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

床的旁边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有一盏台灯，还有一块色泽亮丽、被海水蚀出洞的圆石头，也许是从某个度假海滩上捡回来的宝贝。罗纳德勋爵用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摸了摸它，然后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手掌来回搓揉。接着，他显然想都没想便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好了，”他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下楼去了？”

利明小姐已经在楼梯底端等待他们。她抬头看着他们慢慢并肩走下来，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科迪莉亚有点紧张地等她开口说话，她却转过身，双肩耷拉下来，好像突然筋疲力尽。她说：“照片我找到了。请你用完之后把它还给我。我把它和那张纸条一起放在了信封里。最早一班去伦敦的快车九点三十七分开，所以你也可以吃了晚饭再走。”

随后的晚餐是一次挺有趣但古怪的经历。在科迪莉亚看来这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形式并不是偶然，而是刻意的安排。她觉得这么做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但她不确定这究竟是一天工作后诚心为合作伙伴举办的聚餐，还是礼节性招待几个身份各异的客人。晚宴上共有十个人：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利明小姐、克里斯·伦恩、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罗纳德勋爵介绍了他的名字，可是她转眼就忘记了那个拗口的发音，此外还有在这里工作的五位年轻的科学家。包括伦恩在内的男士都穿着晚礼服，利明小姐穿了一件普通的无袖女衫，配一条绸缎拼接的长裙。在烛光的映照下，艳丽的蓝色、绿色和红色随着她的走动不断变换闪烁，更加突出了她浅银色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刚才女主人上楼更衣，科迪莉亚被一个人晾在客厅时，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很懊恼自己穿着褐色长裙和绿色上衣，毕竟到了这个年纪，穿着应该更讲究优雅而非凸显年轻。

她使用利明小姐卧室的洗手间时，发现卧室的陈设简约优雅，而浴室却很奢靡，这一鲜明的反差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疲惫的面容，补了一点口红，并后悔自己没有带眼影。她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冲动，于是怀着罪恶感拉开了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颜色早就过时的口红，各种没用完的瓶装粉底霜、眉笔、保湿霜，还有好几瓶用了一半的香水。她仔细搜寻了一番，终于找到一管眼影。考虑到它们弃置在抽屉里也是一堆废物，她觉得用一点也无不可。使用效果奇特而明显：虽然比不上利明小姐，但看上去至少成熟了五岁。她仍然对抽屉里的乱象惊讶不已，几乎想看看大衣橱和其他抽屉是不是也这般混乱，但是她忍住了。人多么有趣、多么表里不一啊！她惊讶地想，这样一个挑剔干练的女人，居然能够容忍这样乱糟糟的生活。

餐厅位于房子的前端。利明小姐安排科迪莉亚坐在她自己和伦恩之间——坐在这个座位上，就不必指望有多少愉快的交谈了。其余人都随意入坐。从餐桌陈设上也能看出朴素和精致之间的反差，桌上没有摆放装饰灯，只有三盏间隔均匀的叉型银烛台。烛台间有四只带卷边的葡萄酒瓶，由绿色厚玻璃制成，就像科迪莉亚经常在廉价意大利餐馆中见到的那样。餐具垫是普通软木制成的，但叉和勺都是古色古香的银器。浅钵里有一束鲜花，摆放得毫无艺术感可言，那些花就像在花园里历经了风雨摧残，最后被好心人放在水里养了起来一样。

那几个年轻人穿着晚礼服的样子也很别扭。他们都还端着智慧与成功人士的架子，因此倒也不局促，但那些衣服却像是二手市场淘来或是从舞会服装公司借来，被他们穿在身上来演戏的。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这让科迪莉亚感到惊讶。她估计，其中只有一个人年过三十。有三个年轻人外表邋遢、躁动不安，他们说话时语速飞快，嗓门洪亮，语气也抑扬顿挫。在主人介绍了科迪莉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看过她一眼。另外两个人稍微文静一些，其中有个高挑的黑头发男孩，相貌奇特，隔着桌子朝她笑了笑，好像很愿意坐近一点跟她交谈几句。

一名意大利男佣把菜端进餐厅，他的妻子则把烧好的菜肴盛进边桌上预热过的盘子里。食物非常丰盛，香味诱人，这时科迪莉亚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一只盘子里堆着亮晶晶的米饭，浓郁的蘑菇酱汁中摆了一块小牛肉，一只碗里盛着菠菜。旁边的冷食桌上有一大块火腿、一块牛里脊，还有一份摆放颇为有趣的水果色拉拼盘。食物由各人自取。人们选好自己喜爱的冷热食物后，把它们端回餐桌入座。那几个年轻科学家的盘子里堆得高高的，科迪莉亚也照做了。

她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没有多少兴趣，但注意到他们的话题以科学为主。她还注意到了伦恩，虽然他说话没有其他人多，却能跟他们平起平坐。他身上的晚礼服绷得有些紧，她本以为他的样子会很可笑，但他行为举止从容自若，成为了屋里风度第二的人物。科迪莉亚试图分析原因，但一无所获。他吃饭的时候慢条斯理，对自己盘中食物的摆放十分讲究，还时不时对着自己的那杯酒暗自微笑。

坐在餐桌另一端的罗纳德勋爵正边削苹果皮，边侧过脸与他的客人交谈。薄薄的绿色果皮越过他细长的手指，呈螺旋状朝着他盘子的方向运动。科迪莉亚瞄了利明小姐一眼，见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罗纳德勋爵，若有所思。科迪莉亚有些不安，觉得每一双眼睛肯定都注意到了她那张苍白的、充满鄙弃神情的脸。这时，利明小姐似乎意识到她在看自己，便放松下来，转身对科迪莉亚说：“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你都在看哈代的小说。你喜欢他？”

“很喜欢。但是我更喜欢简·奥斯汀。”

“那你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看看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那里有简·奥斯汀的一封亲笔信。我想你会很感兴趣。”

她说话时摆出兴致盎然的样子，而且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就像女主人在面对一位难应付的客人，正想找个话题来引起对方的兴趣。科迪莉亚嘴里嚼着一大口牛肉和蘑菇，心想着这顿饭接下来该如何应付。幸好这时，那个美国教授听见了“菲茨威廉”这个词，在桌子那头大声问起了博物馆里收藏的意大利锡釉陶器，显然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话题打开了。

回去时，由利明小姐开车送科迪莉亚去火车站。这一次她们去的不是剑桥火车站，而是奥德莉站，利明小姐也没有对此给出任何解释。一路上，她们都没有谈及关于案子的事。科迪莉亚经过一天奔波劳累，加上酒足饭饱，此时已经筋疲力尽，不想再多问，任由自己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她原本绝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把这个案子接到手。火车开动了起来，她疲惫地用手指揭开利明小姐给她的硬白纸信封盖，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纸张的排版与打印都很工整，但是内容并没有超出她已经了解的情况。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笑容满面的男孩侧过脸来对着照相机镜头，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方遮挡阳光。他穿着牛仔裤和马甲，半躺在草坪上，身边放着一摞书。也许当时他正在树荫下看书，而她拿着照相机从法式落地窗里出来，便大声地命令他笑一笑。科迪莉亚无法从照片上判断出什么，但她知道，至少在拍照的瞬间，他知道怎样表现出快乐。她把照片塞回信封里，用两只手护住信封，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七点不到，科迪莉亚就离开了克雷莫纳路的住处。尽管前一天晚上累坏了，她还是在睡前完成了主要的准备工作，毕竟也花不了太长时间。就像伯尼曾经教她的那样，她系统地检查了现场勘察工具箱。那只是个习惯性动作，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里面的东西谁也没有动过，只是为了纪念她曾经的伙伴——这是他为她定的第一个规矩。她把宝丽来照相机放好，从办公桌后的一堆杂物中整理出了交通地图，把睡袋拿出来抖了抖，又重新卷好。接着，她拿了一些伯尼贮藏的汤罐头和烤豆罐头放进手提袋，作为应急口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她决定再带上那本辛普森教授关于法医学的书，还有她自己的哈客牌袖珍收音机。她又检查了一下急救包，找出一个新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马克·卡伦德案件”，并在最后几页白纸上画线，准备记录各项开销账目。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一直是办案过程中最赏心悦目的部分，紧接着，他们便会感到枯燥、厌倦，并品尝到希望破灭后的失落与挫败感。伯尼的计划永远都那么周密细致，万无一失，而现实却屡屡令他失望。

最后她考虑了一下服装问题。如果天气继续热下去，她的耶格牌纯羊毛套装就太厚了。那是她考虑再三才动用积蓄买的，目的就是确保她在各种约谈场合都能穿。这一次她可能要拜访学院院长，一身套装无疑最能体现自己的职业素养。她决定在旅途中穿那条浅褐色的绒面裙和短袖针织套衫，再带上现场调查时穿的牛仔裤和保暖外套。科迪莉亚喜欢服饰，也享受筹划和购买衣服的过程。限制这种乐趣的并不完全是贫困，更多是实际需要。她就像一个随时准备逃亡的难民，必须把衣橱里的所有衣服都打包进一只中等大小的手提箱。

一旦摆脱了伦敦北部的交通束缚，开车就成为了一种享受。这辆迷你汽车呼啸着向前行驶，科迪莉亚觉得它从来没跑得这么欢快过。她很喜欢东盎格利亚平坦的乡村地区，集镇上的宽阔街道一直延伸到路边也没有树篱的原野，以及远处毫无遮拦的地平线和辽阔的天空。这一片乡村美景使她感到神清气爽。她为伯尼的死感到伤心，今后也还会为他哀悼。她会怀念与他的友谊，还有他那不求索取的善心。但这一次，她却为自己能够独立办案而高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她的第一个案子，她不害怕也不厌恶，她觉得自己能解决它。她把所有装备仔细地放进了汽车后备箱，此刻正驱车穿过阳光明媚的乡村，内心充满了愉快与期待。

然而等她最终来到达克斯福德村，单是寻找夏树庄园就先费了好一番工夫。显然，马克兰德少校自视甚高，相信自己的地址不需要写上路名。可是当她第二次停车向一个村民问路，对方却将本来很简单的指示不厌其烦地加以赘述，好像生怕少说几句回答会显得没有礼貌。他告诉科迪莉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掉头，然后再往回开一两英里，因为她已经过头了。

终于找到了，肯定就是这幢房子。这幢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大宅离大路还有一段距离，通往宅院车道的那扇木栅门敞开着，与大路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草地。科迪莉亚心想，为什么有人要建造这样一幢奇丑无比的房子？既然要建，又为什么要把这种土里土气的大宅建在乡村的正中间呢？没准儿它取代了原先一幢更美观一些的建筑。她把迷你车开上草地，在离大门不远处停下，然后朝车道走去。这里的花园与那幢大宅很相称。它的形制规范，被打理得过于中规中矩，就连病怏怏的岩生植物与露台上铺的石头之间的距离也经过了精心计算。草坪上有两个长方形花坛，里面种着红玫瑰，外侧种着一圈半边莲和一圈香雪球。它们就像公园里表现爱国主义的旗帜。科迪莉亚觉得还缺了一根旗杆。

房子的前门开着，可以看见里面漆成棕色的幽暗门厅。还没等科迪莉亚上去按门铃，就有个老妪推着一个装了植物的小车晃晃悠悠地从屋子拐角走过来。虽然天气炎热，她却脚蹬威灵顿长雨靴，身穿套头工作服和花呢长裙，头上还围了一条围巾。她看见科迪莉亚后，放下手中小推车的车把说：“哦，早上好，你是教堂来收杂物的吧？”

科迪莉亚说：“不，我不收杂物。我从罗纳德·卡伦德勋爵那里来，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情。”

“那我想你是来取他的东西的。我们还在想罗纳德勋爵什么时候派人过来呢。东西全都在那个农舍里。自打马克死后，我们还没去过那里。你知道，我们管他叫马克。呃，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是谁，他也真够调皮的。”

“我来也不是为了取走马克的东西。我想谈谈马克本人的事。罗纳德勋爵找我想办法弄清他儿子为什么自杀。我叫科迪莉亚·格雷。”

听了这话之后，马克兰德太太似乎感到大惑不解，但她并没有张皇失措。她那双困惑、愚钝的眼睛不断眨巴着，然后抓起推车的把手，仿佛在寻找支撑。

“科迪莉亚·格雷？这么说，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是吧？我觉得我不认识一个叫科迪莉亚·格雷的人。也许你最好到客厅里去，跟我丈夫或者我的小姑子谈谈。”

她把推车留在小路中央，领科迪莉亚进了屋。她把围巾从头上拽下来，在头发上煞有介事地拍了几下。科迪莉亚跟在她后面，穿过家具稀少的大厅，闻到一股地板蜡的气味，看见沉重的橡木衣帽架上挂着拐棍、雨伞，还搭着雨衣。他们来到屋后的一个房间。

这真是个糟糕的房间：比例失调，里面一本书也看不见，室内陈设不能说品位差，而是毫无品位可言。壁炉前面有一张设计蹩脚的大沙发和两张椅子；盘踞在房间中央的是一张沉重的带基座的雕花红木桌。除此而外，便几乎没有其他家具。屋里仅有的几幅画，是放在相框里的几张集体照，照片上的人在照相机前随意站成一排，椭圆苍白的脸小得无法辨认。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大批人的合影；另一张的上方有两只交叉放置的船桨，下面是两排体格健壮的青少年，头戴小舌帽，身穿条纹运动衣。科迪莉亚猜想这大概是学校的划船俱乐部。

尽管天气暖和，这个房间却背阴而寒冷。法式落地窗是开着的，窗外的草坪上摆了一张带流苏遮阳伞的摇椅沙发，三把藤椅上铺着艳丽的蓝色印花坐垫，每把藤椅都配有一个脚靠，此外还有一张板条桌。这些东西就像是一出舞台剧的布景，可惜设计者没能把握住其中情调。花园里的所有家具看上去都很新，没有怎么用过。科迪莉亚不明白，在这样一个夏日的早晨，草坪上都已布置得如此舒适，这家人为什么还要待在屋子里。

马克兰德太太在介绍科迪莉亚的时候，失望地挥了下手臂，虚弱地说：“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她不是教堂来收杂物的。”

科迪莉亚出乎意料地发现，马克兰德夫妇跟马克兰德小姐三人长得出奇地相似。他们让她联想到了马——都有着瘦削的长脸，棱角分明的方下巴上面是窄窄的嘴巴，两只距离过近的眼睛乏善可陈。其中两个女人的头发干枯发灰，浓密的刘海几乎遮住了眼睛。马克兰德少校正在喝咖啡，那只白色的大杯子放在圆形锡托盘上，杯口和杯身都沾上了不少咖啡渍。他手上拿着一份《泰晤士报》。马克兰德小姐在织毛线，不过科迪莉亚隐约觉得，在如此暖和的夏日早晨织毛线，似乎不合时宜。

这两个人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热情，只是以些许好奇和不屑的神情看着她。马克兰德小姐织毛线时可以不低头看针，这样她就能用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科迪莉亚。听到马克兰德少校请她坐下后，科迪莉亚坐在了沙发边沿上，因为有点担心光滑的沙发垫往下陷时会发出难听的声音。可是沙发垫很硬，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调整好脸上的表情——严肃中透着干练，再加上适当的恭谦似乎就可以了，但她不知自己做到了没有。她坐在那里，双膝端庄地并拢在一起，把挎包放在脚旁边，她有点郁闷地发现，自己就像个第一次参加面试、心情急切的十七岁少女，而不像一个成熟的职业女性，也不像普赖德侦探事务所唯一的经营者。

她先递上罗纳德勋爵的授权书，然后开口道：“罗纳德勋爵为你们感到抱歉。我的意思是，你们完全是出于好意给马克提供了一个他喜欢的工作，可是偏偏在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对你们而言一定很糟糕。他父亲希望你们在谈这件事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只是想知道他的儿子为什么要自杀。”

“所以他就派你来了？”马克兰德小姐的语气中既有怀疑又不乏好奇，此外还有几分鄙弃。科迪莉亚没有计较她的粗鲁。她觉得马克兰德小姐的反应也不无道理，于是给出了一个自己希望可信的解释。这或许也是事实。

“罗纳德勋爵认为，这肯定与马克在大学的生活有一定关系。他是突然离开学校的，这你们大概也知道，可是他没有给过他父亲任何解释。罗纳德勋爵认为，如果我找马克的朋友们谈一谈，也许会比其他普通的私家侦探做得好。他不想去麻烦警察；毕竟这种调查并不真正算是警察的工作。”

马克兰德小姐冷冰冰地说：“我认为这恰恰是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罗纳德勋爵认为他儿子的死有些蹊跷……”

科迪莉亚插话说：“哦，不，我认为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对裁定还是相当信服的。他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儿子自寻短见。”

马克兰德小姐突然激动起来：“他辍学了。他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显然也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最后还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不折不扣地。”

她的嫂子不满地嘟哝道：“哦，埃莉诺，这么说公平吗？他在这儿干得不错嘛。我喜欢这个孩子。我不认为——”

“我不是说他赚的钱有问题。但这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他天生，而且也无法成为一个打工的园丁。他就是辍学了。对于个中的原因，我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发现。”

“你们是怎么雇用到他的呢？”科迪莉亚问道。

回答问题的是马克兰德少校。“他在《剑桥新闻晚报》上看到了我要雇佣一名园丁的广告，有一天晚上就骑着自行车找到这儿来了。我想他是从剑桥一路骑过来的。这肯定是五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我想那天是星期二。”

马克兰德小姐再一次插话说：“是星期二，五月九日。”

少校冲她皱了皱眉头，好像有些恼火，认为自己不可能把日子弄错。“是的，好吧，是星期二，九日。他说他决定离开大学，想找一份工作，又看到了我的广告。他承认自己不太懂园艺，但是说他有力气，而且愿意学。他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我并不担心，我们主要是想让他管理草坪和菜园。他从来没有动过花坛，那是由我妻子和我打理的。不管怎么说，我挺喜欢那孩子的模样，所以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马克兰德小姐说：“你雇用他，只不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肯接受你那点可怜报酬的人。”

听到这样的抢白，少校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得意地笑了笑。“他值多少钱，我就付他多少钱。如果有更多雇主能做到这点，乡村地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通货膨胀肆虐。”他说话的样子就像个经济学大师。

“他这样找上门来，你们不觉得很怪吗？”科迪莉亚问道。

“那当然，我觉得怪极了！我猜想他大概留级了。酗酒，吸毒，革命，你知道现在剑桥也流行起这种风气了。但是我问了他的导师姓名，想听听他导师的意见，于是给他打了电话，那个人姓霍斯福尔。他不是那种直来直去的人，但他向我保证说，这个小伙子是主动离开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小伙子在学院里一直都循规蹈矩。我不用担心夏树庄园的林荫会受到污染了。”

马克兰德太太低呼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马克兰德小姐听见后，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干巴巴地说：“无趣的城市欢迎更多像这样乏味的人。”

“霍斯福尔先生跟您谈起过马克离开学校的原因吗？”科迪莉亚问道。

“我没有问，那不关我的事。我坦白地问题，他也尽可能简单明了地回答。这孩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

“他是什么时候搬进农舍的?”科迪莉亚问。

“立马就搬了。当然，那不是我们提出的。我们在广告上从来没有说要提供住宿。不过，他显然是看见了那座农舍，并且喜欢上了那里。他问我们能否让他住在那儿。看得出，每天从剑桥骑车过来可不太方便，而且就我们所知，村子里也没有人能为他提供住宿。我不能说我有多喜欢这个主意，毕竟那座农舍需要好好修一下才行。实际上我们曾经想申请翻修，把那个地方拆掉。从它目前的状况来看，住进一家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似乎很乐意在那儿将就，所以我们就同意了。”

科迪莉亚问道：“这么说，他肯定在来求职之前就视察过那个农舍了？”

“视察？哦，这个我不知道。也许他在进门之前就到附近打探过。我这可不是在责备他，换我自己也会这么做的。”

马克兰德太太插话说：“他对这个农舍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说了那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他说他不在乎，说他会买一只普里默斯汽化煤油炉，灯的问题也会自己想办法。当然，那里头有水，屋顶总体来说还不错，至少我认为它还不错。你知道，我们自己从来不去那儿。他在那里安顿下来很高兴。我们实际上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没有必要嘛，但是，就我看来，他把自己照顾得相当不错。当然，正如我丈夫说的，他没有什么经验；有一两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教他，比方说每天早点到厨房确认一天的工作。不过我挺喜欢这个孩子，我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干活一向很卖力。”

科迪莉亚问：“我能不能到那座农舍去看看？”

这个要求使他们很窘迫。马克兰德少校看了看他的妻子，随之是一阵尴尬的沉寂。一时之间，科迪莉亚还担心他们会说不行。这时，马克兰德小姐把毛线针往绒线球上一插，站起身来。“我现在就带你去。”她说。

夏树庄园占地面积很大。首先，这里有一座规整的玫瑰园，像商品花木种植园一样，按照品种和颜色分类密植，连系在植株上的花名标牌离地面的高度都相等。之后是蔬菜园，一条砂砾铺就的小径将园子一分为二。一畦畦锄过草的莴笋和白菜，以及一块块翻过的土地上都留下了马克·卡伦德劳作的痕迹。最后他们穿过一道门，走进一座小果园。果园里种的是没有修枝的老苹果树，疙疙瘩瘩的树干四周堆着用大镰刀割下的、散发出阵阵清香的干草。

果园另一端有一道厚厚的树篱，由于生长太过浓密，因此很难一眼看见通向农舍后园的那扇小门。好在小门附近的草都经过了修剪，马克兰德小姐上前用手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树篱的另一侧是黑乎乎的一片荆棘，密不透风，显然是多年无人打理的结果。有人从中间砍出一条通道，马克兰德小姐和科迪莉亚从其中走过的时候都不得不弯下腰，以免头发被那些乱蓬蓬的、带刺的枝条勾住。

走过这道障碍之后，科迪莉亚抬起头，在明亮的阳光下眨了眨眼睛，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愉悦的感慨。马克·卡伦德在此处生活的短暂时间内，在无人光顾的一片杂乱中，造就了一片有序而美丽的小小绿洲。荒芜的花坛被他发掘，幸存的植物得到照料，石头路面上的杂草和青苔都被铲除，农舍大门右侧一块小草坪被修剪过、除草。小径的另一侧有一块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地，地里的土被挖出了一部分。距离畦端大约两英尺的地方，那把叉子还深深地插在土里。

这间农舍是个砖木结构的低矮建筑，屋顶铺着石板。光秃秃的门上留有雨水冲刷的痕迹，窗框已经腐朽，屋顶上也一眼就能看见的裸露的房梁，但整座房子还未完全腐朽。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它反倒给人一种历经沧桑的凄美。农舍的门外有一双沉重的园丁鞋，上面沾满了泥巴，是随手扔在那里的。

“是他的？”科迪莉亚问。

“还能是谁的。”

她们站在那里，看着被翻过的土地，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们走到后门口。马克兰德小姐把钥匙插进锁孔，锁一下就开了，好像最近刚上过油。科迪莉亚跟在她后面走进农舍的客厅。

从炎热的花园里一进入屋内，便感到一阵凉爽，但空气很不新鲜，带有一股腐坏的气味。科迪莉亚注意到农舍的布局很简单，总共有三个门，正门显然是冲着前花园开的，但它关得很严实，还上了闩，铰链上落着蜘蛛网，好像已有几代人没来打开过它了。科迪莉亚猜想右边一扇门是通向厨房的。第三扇门半开着，她向门里瞥了一眼，看见通向二楼的楼梯，但上面没有铺地毯。房间的中间有一张木桌，桌面上划痕累累，桌子两头各有一把餐桌椅。在桌子中央，有一只带蓝边的大杯子，里面插着一束已经枯萎的花，发黑的花茎表皮已腐烂破碎，难以分辨那是什么植物，而落在桌面上的花粉却像金色的粉末。一道道阳光穿过静止的空气，数不清的微粒、尘埃和微生物在光柱中轻曼地飞舞。

右侧是一个老式的铁壁炉，明火两侧各有炉芯。马克曾经在这里燃烧过木柴，还焚烧过文件。壁炉里有一堆白色的灰烬，以及一堆准备第二天晚上用的引火柴和小段木柴。火炉的一侧有一张矮板条椅，上面摆放着一块褪色的坐垫；火炉的另一侧是一张圆背椅，椅子腿被锯短了，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科迪莉亚心下思忖，在腿没有锯掉之前，这把椅子肯定很漂亮。

头顶上方有两根因年代久远而变黑的巨大横梁，其中一根的中段固定了一只铁钩，过去大概是用来挂火腿的。科迪莉亚和马克兰德小姐看了它一眼，都没有吱声——这时候已没有必要多问多说了。片刻后，她们不约而同地继续往前，走到壁炉两侧的椅子边坐下了。

马克兰德小姐说：“是我先发现他的。他那天没有到厨房来领当天的任务，所以早饭后我就到这里来，看看他是不是睡过了头。当时是九点二十三分。门没有上锁。我敲了敲，里面没有反应，于是我就把门推开。他脖子上勒着皮带，吊在那个钩子上。他穿着一条蓝色布裤子，就是平常干活穿的裤子。他还赤着脚。那把椅子就倒在那边的地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已经凉了。”

“你把他放下来了？”

“没有。很显然他已经死了，我觉得在警察来之前最好不要去动他的尸体。不过我把椅子扶了起来，垫在他的两只脚下面。我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但我就是不忍心看他吊在上面，脖子被这样狠狠勒着。我刚才也说了，这么做毫无意义。”

“我认为你这样做很自然。关于他，关于这间房子，你还注意到什么？”

“桌上的杯子里有半杯东西，好像是咖啡，壁炉里有一大堆灰。看来他烧过一些文件。他的便携式打字机放在你现在看到的旁边那张小桌子上，那份自杀遗言还在打字机上。我看完后就回到那边的大宅，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我的哥哥、嫂子，然后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我把他们带到这间农舍，确认我所看到的情况。后来我再也没有来过，直到现在。”

“马克死的前一天晚上，你、马克兰德少校和夫人有没有看见过他？”

“他六点半左右收工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了。那天晚上他收工有点晚，因为他想把前面的草坪全部修剪完。他去放割草机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了，接着他穿过花园朝果园走去。之后我们就没再见到他。那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没有人在夏树庄园。我们到特兰平顿赴宴去了，在我哥哥原来上学的那个军校里。午夜过后我们才到家。根据医生的证明，马克当时已经死了大概四个小时。”

科迪莉亚说：“请跟我说说他平时的情况。”

“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六点，包括一个小时的午饭和半小时的下午茶。晚上他就在这个园子里或者农舍四周干干活。有时候，他会利用午饭时间骑车去那个乡村小店。我时不时在那里碰见他。他买的东西不多——全麦面包、奶油、最便宜的培根、茶叶、咖啡等——都是些家常东西。我听他询问过散养鸡的鸡蛋哪里有卖的，摩根太太告诉他说，到格兰奇农场的威尔考克斯那里，他们每次都会卖半打给他。我们碰上的时候一般不说话，但是他会冲我笑笑。晚上天黑后，他一般都在桌边看书或者打字。我可以看见灯光下他的脑袋。”

“我记得，马克兰德少校说你们从不到农舍这边来。”

“他们是不来，他们对这儿有着很不快的回忆。但我会来。”她稍事停顿，看着早已熄灭的壁炉，“战前，我的未婚夫在剑桥大学读书，那时候我和他经常到这里来，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一九三七年，他在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时牺牲了。”

“我很抱歉。”科迪莉亚说。她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敷衍，缺乏诚意，可是除此而外她还能说什么呢？这都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而她此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一阵悲伤袭来，心一抽紧，但这感觉转瞬即逝，几乎难以察觉。这只不过是为早逝的恋人、为人类难免要经历的伤痛感到短暂的不适罢了。

马克兰德小姐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好像忍无可忍了：“我不喜欢你们这一代人，格雷小姐。我不喜欢你们的傲慢、你们的自私、你们的暴力，还有你们那莫名其妙的同情心。你们不愿为任何东西付出一个子儿，哪怕是对自己的理想。你们诋毁，破坏，就是不愿建设。你们像叛逆的孩子一样自食其果，但受到惩罚时又大喊大叫。我以前认识的、和我一起长大的男人都不像这样。”

科迪莉亚温和地说：“我认为马克·卡伦德也不是这样的男人。”

“也许不是。至少他把暴力用在了自己身上。”她抬起头，以探寻答案的目光看着科迪莉亚，“你肯定会说，我这是嫉妒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通病。”

“不应该是这样。我不懂人们为什么要嫉妒。毕竟，年轻并不是一种特权，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许出生在好一些的年代，或者比其他人富有一些，或者特权多一些，但这些都与年轻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候年轻是很可怕的。你难道不记得它能有多可怕吗？”

“是的，我记得。但是我也记得其他一些事情。”

科迪莉亚静静地坐着，心想这场谈话有点怪，但又似乎不可避免，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她并不感到抗拒。

马克兰德小姐抬起头。“他的女朋友来看过他一次。至少我认为那是他的女朋友，要不然她来干什么呢？那是在他开始上班大约三天之后。”

“她长什么样？”

“漂亮。美人胚子，就像波提切利笔下的天使——皮肤光滑、鹅蛋脸，模样倒是不聪明。是个外国人，我想是法国人。她非常有钱。”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马克兰德小姐？”科迪莉亚饶有兴趣地问。

“因为她说话有口音；她开着一辆白色雷诺来的，我想那是她自己的车；她的衣服样式虽然怪，也不适合穿到乡下来，但价格肯定不便宜；她走到大门前说要见他，那份自信和傲气只有有钱人才做得出来。”

“他见她了吗？”

“他当时正在果园里割草。是我领她过去的。他很平静地跟她打了招呼，也没有尴尬。他把她带到农舍里坐下，让她一直等到他收工。他似乎很高兴见到她，不过我认为并没有到喜出望外的程度。他没有向我介绍她，我也没等他介绍就自己先回房子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着。后来我也没有再见到过她。”

没等科迪莉亚开口，她突然说道：“你想在这里住一阵子，对不对？”

“他们会介意吗？我不想提这个要求，因为怕他们拒绝。”

“他们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他们也不会介意。”

“那你呢？”

“我不会担心你，也不会介意。”她们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小声交谈着。接着，马克兰德小姐起身朝门口走去，随后又转过身来。

“你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钱，这很自然。为什么不呢？但我要是你的话，就继续这样保持现状。为了另一个人而过于投入私人感情是不明智的。要是那个人已经死了，这就不仅不明智，而且可能很危险。”

马克兰德小姐沿着花园的小路，步履沉重地走出那扇藤条大门。见她走了，科迪莉亚感到很高兴。她有点烦躁不安，急于查看一下这座农舍。这里是案发地点，也是她办案的真正起点。

那个高级警司是怎么说的来着？“在察看建筑的时候，要像参观一座乡村教堂那样。先绕着它走一圈，把里里外外都看一遍，然后进行推断。问一问自己看见了什么，不是你预料会看见的，也不是你希望看见的，而是实际上看见了什么。”

他应该是喜欢乡村教堂的，至少这对他很有帮助，因为这无疑是达格利什的办案方法。而伯尼对教堂的态度则有点迷信般的谨慎，不管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科迪莉亚决定按达格利什办案方法去做。

她首先来到农舍的东侧。在一处几乎被树篱所遮盖的隐蔽地点，有一间木屋厕所，长得像马厩一样的门紧闭着。科迪莉亚向里面看了看，厕所里很干净，就像近期才粉刷过。她拉了拉链子，还好，水箱能冲水。一卷手纸用绳子吊在门上，旁边有一个用钉子固定的小塑料包，里面装了一些皱巴巴的包橘子用的纸和其他软包装纸。看来他是个很节俭的年轻人。厕所旁边有一个年久失修的大棚，里面停着一辆男式自行车，虽然旧，但是保养得很好；还有一大桶白色乳状油漆，盖子盖得很紧，一把干净的油漆刷刷毛朝上倒放在旁边的果酱瓶里；一只洋铁皮做的盆子，几只干净的口袋，还有一些园艺工具。所有工具都干净锃亮，整整齐齐地靠墙放着，还有一些挂在钉子上。

她接着走到农舍的正面。这里与南面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齐腰高的荆棘和荒草一直蔓延到前面的小花园，几乎遮盖了园中小径，马克·卡伦德却听之任之。一株粗壮的攀缘植物上开满了小白花，乌油油的带刺枝条把楼下的两扇窗户封得严严实实。通向车道的那扇门也被植被阻塞，打开之后只够一个人侧身挤过去。门两侧各有一棵冬青树，树叶因沾满尘土而呈现出灰色。前面的一排女贞子树篱有一人高。科迪莉亚可以看出，小径两侧原先各有一个用粉刷成白色的大圆石镶边花坛。现在，大多数石头都被入侵的杂草所掩盖，花坛里只有一些纷乱纠缠在一起的玫瑰。

她朝前面的园子看了最后一眼，突然发现小径一侧的杂草中有一抹颜色。那是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纸，是从一本带插图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她用手把它抹平，发现那是一张裸女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背对着照相机，曲体向前，脚上穿着靴子，分开的大腿上方是赤裸裸的臀部。她正扭头对着镜头露出傲慢的微笑，笑容中带着露骨的暗示，却因为那张不阴不阳的长脸而显得越发怪异并令人作呕，即使巧妙的打光也于事无补。科迪莉亚注意到，这一页上方标注着“五月刊”。所以说这本杂志，或者至少这张图片，很可能是他在农舍的这段时间里被带进来的。

科迪莉亚手拿着图片站在原地，试图分析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恶心，这样的反应对她而言似乎有些过激了。虽然这张照片堪称不雅，但并不见得比伦敦背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那些图片更恶心、更下流。就在她准备把它叠起来放进包里的时候——因为这也是一项证据——她感到自己遭到了亵渎，并为之沮丧。马克兰德小姐的观察力是不是比她想象的更厉害？她，科迪莉亚，难道真的对这个死去的年轻人产生了危险的好感？也许这张图片与马克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某个到农舍来的人丢下的。但她暗自想，要是自己刚才没看见它就好了。

她绕到农舍的西侧，又有了新的发现。在一片接骨木树丛后面，有一口直径大约四英尺的小井，井口上没有井台，但装了一个硬木制作的穹窿井盖，井盖顶端有一只铁环。科迪莉亚发现这个井盖是与水井上方的木圈锁在一起的。这把锁虽然经过风吹雨淋已经生锈，但是当她用手拽了拽，发现它还很结实。这是有人特意这样做的，为了防止来这里玩耍的孩子或者流浪汉掉进井里。

现在该到农舍里面去看一看了。她首先看的是厨房。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朝东有一扇窗户，窗下有个洗涤用的水池。显然这间厨房最近刚被油漆过。一张大桌子占据了厨房的主要空间，桌上铺着一块红色塑料台布。有一只小食品柜，里面放了半打听装啤酒、一小罐果酱、一瓦罐奶油，还有一条发了霉的面包。正是在这间厨房里，科迪莉亚发现了她一进来就闻到的怪味的源头。桌上放着半瓶牛奶，瓶口敞着，旁边是一只折弯的银色瓶盖。瓶里的牛奶已经干结成块，腐败变质而且长了毛；一只苍蝇正洋洋得意地趴在瓶口吸食着，她本能地挥了挥手想把它赶走，苍蝇却仍对自己的美餐依依不舍。桌子的另一侧有一只双灶头煤油炉，其中一个灶头上放着一口很重的锅。科迪莉亚刚用手提起紧扣的锅盖，里面立刻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她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一只勺在锅里搅了搅。里面的像是牛肉汤，淹没在汤里的东西带着泡沫翻上来，有一块块发绿的腐肉和像肥皂一样的土豆，还有一些很难辨认的蔬菜。水池旁边有一只装橘子的箱子，是用来放蔬菜的。箱子里有一些发绿的土豆、萎缩并抽芽的洋葱，还有干瘪发软的胡萝卜。看来这里的东西无人清理，也没有被人动过。警方把尸体运走的时候，拿走了他们认为可以作证据的东西，但是马克兰德一家、死者的家属与朋友都没有来清理这个年轻人的遗物。

科迪莉亚走到楼上。狭窄的楼梯通向楼上的两间卧室，其中一间显然已多年弃置不用了，窗框已经朽烂，天花板上的灰泥斑驳掉落，一张褪色的玫瑰花图案墙纸受潮翘起。另一间卧室比较大，是他睡觉的地方。卧室里有一张单人铁床，毛皮床垫上摆着一只睡袋，一只垫枕被叠起来做成一个高枕头。床边的旧桌子上有一只破盘子，盘里立着两支用蜡固定的蜡烛，此外还有一盒火柴。他的衣服都挂在一个单独的小橱柜里，一条鲜绿色的灯芯绒裤子，一两件衬衣，几件套头毛衣，还有一套正装。为数不多的几件内衣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没有熨烫，全都叠放在上面一层。科迪莉亚用手摸了摸那几件套头衫，它们都是用粗毛线手工编织的，还带有花纹图案。毛衣总共有四件，这说明有人很关心他，才会不辞辛劳地为他做这些。她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用双手在他的小衣柜里摸索，并摸了摸衣服的口袋。在他的西服左下侧口袋里，她摸到一只棕色皮钱包。她兴奋地把它拿到窗口，希望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比如一封信、一些姓名地址、个人便条之类的东西。可是钱包里只有几镑钱的纸币、他的驾照和剑桥输血服务站发放的献血者卡片，卡片上写着他的血型为B型Rh阴性。

窗上没有挂窗帘，从窗边可以看见花园。窗台上摆着他的书，数量不多：几本《剑桥现代史》、几部特罗洛普和哈代的小说、一套威廉·布莱克全集、作为学校教科书的华兹华斯、布朗宁、多恩等人的作品，还有两本关于园艺方面的简装书。那排书的最后是一本白色皮面的书，科迪莉亚发现那是一本祈祷书，还配了一只铸造精致的铜夹子，看上去很旧了。看到这些书之后，她觉得很失望，除了他的一些肤浅爱好，从这些书上看不出别的。如果他是为了学习、写作或者哲学思考才来过这种孤独的生活，那他带来的东西就太少了。

这个房间里最有意思的东西在床的上方。那是一幅油画，只有九英寸见方。科迪莉亚仔细地看了看，这无疑是一幅意大利画作，大概是十五世纪后期的作品。画上是一个年轻的剃度和尚坐在桌前阅读，正用他那灵动的手指翻动书页。那张长长的、不苟言笑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眼皮下垂，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书。在他的身后，从打开的窗户里能看到一小片怡人的景色。科迪莉亚心想，无论对谁来说，这样的景色都是百看不厌的。这幅画的场景在托斯卡纳，画面上是一座城池、白杨树环抱的塔楼、一条泛着银光的弯弯的小河、一支举着旗帜又衣着华丽的队伍，还有几头耕地的牛。她认为这幅画反映了世间才智与行动的强烈反差，并试着回忆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类似的作品。那些同志们——科迪莉亚总是会想到那群无处不在的革命者队伍，他们总是追随着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在艺术画廊里交换情报。科迪莉亚会慢慢地浏览那里的一幅幅画作，等候前来参观的人在她身边驻足，然后低声告诫她或传达信息。她一直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十分幼稚且过分做作，但是至少画廊里很暖和，而她也乐于欣赏这些绘画作品。眼前的这幅作品她就很喜欢，显然他也很喜欢。那么他是否也喜欢她在花园中发现的那张裸女的图片？难道这两者都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查看完毕之后，她从他的碗橱里拿出一包咖啡，在炉子上烧了一壶开水，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她从客厅端来一把椅子，坐在后门外，把咖啡杯搁在大腿上，仰起头来感受阳光。她坐在那里，内心产生一丝喜悦、满足和轻松感，她侧耳倾听，周围一片寂静。她眯起双眼，感受照在脸上的阳光。现在是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她按照那个高级警司的指示把农舍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现在，她对这个死去的年轻人有多少了解呢？她看见了什么？她又能推断出什么？

他注重整洁几乎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的园艺工具使用过后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放置得有条不紊。他的厨房粉刷过，并且收拾得井然有序。可是他在挖那一小块土地时，却挖到离顶头还有两英尺的地方放弃了，并把没擦干净的耙子留在地里，又随手把园艺鞋扔在了后门口。很显然，他在自杀前已把所有文件都付之一炬，可是喝咖啡的杯子却没清洗。他炖了一锅肉当晚餐，却一口都没吃。蔬菜或许是当天早些时候，或者是前一天准备的，但炖肉显然是准备晚上吃的。那口锅依然在炉子上，里面还有满满的食物。这不是隔夜菜，因此也并非准备加热之后再吃。这无疑意味着，他在准备炖这锅肉，并把它架上炉子之后才决定要自杀。如果明知道自己活不到吃饭的时候，又为什么还要做饭呢？

然而她又思忖，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艰苦劳作之后，从外面走进来，有一顿热饭菜在等着他，又怎么可能产生厌倦、忧郁、痛苦和绝望的情绪，甚至自寻短见呢？在科迪莉亚的记忆中，也有过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时刻，但是她记得，这种不快从来不曾发生在从阳光下活动归来，又即将准备开饭的时候。另外，为什么会有那一大杯咖啡——就是警察拿去化验的那杯咖啡呢？食品柜里有很多罐装啤酒，如果他翻土回来后感到口渴，为什么不开一罐啤酒呢？啤酒无疑是最最解渴的。显然，在吃饭之前，无论多渴，也不会有人去煮咖啡喝。咖啡是餐后的饮料。

可是假如那天晚上有人来拜访他呢？这个人不太可能是顺便路过，来带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很重要，因为马克撂下了手中即将干完的活，把来人请进了屋里。这位客人大概不喜欢啤酒，或者不喝啤酒——这是否意味着来的是个女人？他知道这个人不会留下吃晚饭，但是会在农舍里待上一阵，于是他冲了咖啡。也许对方还打算回去吃晚饭。显然，马克并没有事先邀请这个人来吃晚饭，否则两人为什么要在晚饭前喝咖啡呢？马克又为什么不先回来换身衣服，而是在园子里干到那么晚呢？所以这是一位不速之客。可是为什么只有一杯咖啡？马克肯定得陪客人一起喝，如果他自己不想喝咖啡，就会开一罐啤酒。可是厨房里并没有空啤酒罐，也没有第二只咖啡杯。会不会是清洗过后放起来了？可是马克为什么只洗一只，而不洗另一只呢？是不是为了掩盖当天晚上有人来过的事实？

厨房桌子上的那个咖啡壶几乎是空的，那瓶牛奶也空了一半。因此喝咖啡和牛奶的很可能不止一个人。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危险的、没有根据的推断，也可能是来访者又往自己的杯子里续了咖啡和牛奶。

假设想掩盖当晚有人造访这一事实的人不是马克，假设把另一只杯子清洗后放起来的也不是马克，假设来访者想掩盖自己的行踪呢？但是倘若来人不知道马克准备自杀，那又何必费心去做这些事呢？科迪莉亚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这显然解释不通。如果马克还没有死，来者显然不会去洗那只杯子。如果马克已经死了，来访者只要销毁自己来过的证据就行了。如果来访者在离开农舍之前，马克已经死亡并且被吊在那个钩子上，那这还可能是自杀吗？科迪莉亚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词，一个尚未定型的字母组合，它突然闯进她的思维中心，而且第一次清晰地组成了一个血淋淋的词：谋杀。

科迪莉亚在阳光下又坐了五分钟，喝完她的咖啡。接着她把杯子洗净，挂回碗橱里的钩子上。她沿着小径走回那条路上，那辆迷你车还停在夏树庄园外的草地边缘。她对自己的直觉感到满意，因为从大宅里看不见这个停车的位置。她轻轻地踩下离合器，沿着小路往前开，同时仔细地向两边张望，看看有没有适合停车的地方——把车停在农舍外，只会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在这里。只可惜剑桥离这儿并不近，不然她就可以骑马克的自行车了。这辆迷你车并不是她完成任务的必要工具，但是不管把它停在哪里，都会引起对自己不利的怀疑。

但是她的运气不错。沿小路向前大约五十码，有个缺口通向一片开阔地，那儿的边缘有一片宽阔的草地。草地一侧有个小灌木丛，看起来阴暗潮湿，有几分凶险。很难相信，在这片污浊的土地上居然生长出了几株花朵，在伤痕累累、奇形怪状的树丛中绽放。地上被人乱七八糟地扔了一些不用的锅碗瓢盆，一辆底朝天的婴儿车残骸，以及一只破损不堪、锈迹斑斑的炉子。在一株长势不良的橡树旁边，有一堆几近腐烂的毯子，一半还埋在土里。但是这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她可以把迷你车开进来，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停放。只有小心地把车锁起来，停在这里比停在农舍外面更好，她想，而且夜晚也不会被人注意到。

不过眼下，她又把车开到农舍前，搬下车上的东西。她把马克的几件内衣挪到架子的一边，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它们旁边。她将自己的睡袋盖他的睡袋上面，在床上摊开，心想可以睡得舒服一点又何乐而不为呢？厨房的窗台上有一只盛果酱的空瓶子，里面有一把红色牙刷，还有半管牙膏。她把自带的黄色牙刷和牙膏也放了进去。在厨房的水池下面，两个钉子之间拴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他的毛巾。现在她把自己的毛巾也挂了上去。接着她清点了一下橱柜里的东西，并开了一张自己需要的物品清单。这些东西最好到剑桥去买，如果在当地买，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一锅炖肉和半瓶牛奶让她头疼了一番。她不能任凭它们在厨房里腐烂，把整个屋子弄得臭气熏天，但是她又不想把里面的东西倒掉。她曾考虑用照相机把它们拍下来，又否决了这个想法。有形的物件作为证据更为合适。于是她把它们拿到外面的工具房里，用一只旧麻袋把它们严严实实地捂上。

最后，她想到了那把枪。总把它带在身边未免太重，但即使暂时与它分开，她也觉得不放心。虽然农舍的后门可以上锁，马克兰德小姐也已经把钥匙给了她，但别人还是可以轻易地破窗而入。她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把弹药藏在卧室橱柜里的内衣中，手枪则放在农舍里或农舍附近。寻找具体的藏匿地点着实费了她一番脑筋，最后，她想起了水井旁边接骨木丛中那些粗壮弯曲的枝条。她伸手往高处摸，在靠近树干分叉的地方很容易地就发现了一个树洞，树叶则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她把手枪连同包着它的那只束绳小护袋一起放了进去。

终于，她决定动身去剑桥。她看了看表，十点半。十一点就能到剑桥，届时上午还剩下两个小时。她认为最好是先去报社，看一看关于案件调查的报道，然后去找警察，接下来再去找雨果和索菲娅·蒂林。

驱车离开农舍时，她心中有一种近乎遗憾的感情，就像要离开家一样。她心想，这座农舍真是个怪地方，这儿氛围凝重，对外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就像人格的多面性一样。北面是被荆棘封堵的窗户，不断蔓延的杂草，还有那道令人望而却步的女贞树篱，为恐怖和悲剧提供了神秘的舞台；可是在屋后，在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清理了园子，翻了地，还把几束花捆扎在一起，清除了小径上的杂草，打开窗户沐浴阳光，让这里如疗养院般宁静。坐在门口的时候，她感到任何可怕的东西都无法打扰她，她可以毫无畏惧地在那里彻夜沉思。她心想，难道不正是这种治愈而平静的氛围吸引了马克·卡伦德吗？他是在来工作之前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还是在冥冥中就定要来这里小住？马克兰德少校说得不错，马克显然是先看中了这座农舍，才到这里来的。他究竟是想要这份工作，还是为了住进这间农舍？马克兰德一家人对这里退避三舍，就连他死后也不愿意来清理现场，这是为什么呢？马克兰德小姐对他的近距离观察无异于暗中监视，她又为什么要暗中监视他？难道她谈到自己死去的恋人，是为了掩盖她对这个农舍的兴趣，遮掩她对新来园丁的狂热关注？她讲的故事是真的吗？看她那具潜能无限却日益衰老的身躯，还有那永不满足的长脸上的表情，也许她年轻时真的和自己的恋人在马克这张床上度过许多漫长温馨的夏夜？这一切都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如此不可思议，如此离奇古怪。

科迪莉亚驱车驶入希尔斯路，路过那座纪念一九一四年那些朝气蓬勃、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的年轻士兵的雕像，经过罗马天主教教堂，最后进入市中心。她又一次想，要是不开车而是骑着马克的自行车来该多好。这里的其他人似乎都在骑自行车，空气中不断传来节日般的钟声。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即使驾驶这辆迷你汽车也成了一种负担。她决定尽快找个地方停车，然后步行去找一个电话亭。她打算改变计划，先去找警察。

她终于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但被告知负责处理卡伦德案件的马斯克尔警长整个上午的时间全都排满了。对此她并不感到奇怪，毕竟只有在小说中，采访对象们才会乖乖坐在家中或者办公室里，并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接受采访。在现实中，所有人都在忙自己的，而即使他们难得对普赖德侦探事务所的来访表示欢迎，也只会等到方便的时候才接待。大部分时候他们并不受欢迎。她提到了罗纳德勋爵的授权书，有意强调自己是因为公事才来的。这个名字果然起了作用，对方放下电话去请示。过了不到一分钟，对方拿起电话，说马斯克尔警长可以在当天下午两点半见她。

如此一来，她还是得先去趟新闻办公室。至少过去的卷宗一定都还在，而且可供查阅。她很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调查报告很简短，使用的是通常法院报告所用的正规措辞。上面没有提供多少新信息，但她还是对主要证据都作了仔细记录。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证词表示，他儿子马克生前曾打电话说自己决定辍学，到夏树庄园去打工，之后他有两个星期没有和儿子说话，直到儿子死去。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马克没有征求过罗纳德勋爵的意见，也没有解释原因。罗纳德勋爵后来跟院长谈过，只要马克改变决定，学校可以在下一个学年让他儿子回去继续上学。他儿子从来没有跟他提过想自杀的事，而且据他所知，儿子没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不用为钱的事担忧。罗纳德勋爵的证词后面附了一份简短的其他参考证据。马克兰德小姐描述了她发现死者尸体的经过，一位法医作证说死亡原因是上吊窒息，马斯克尔警长叙述了当时他认为比较适当的处理方法，还有一份由法医实验室提供的报告，报告说在桌上发现的那杯咖啡经过化验是无毒的。裁定结果是，死者的精神受到刺激，系自杀身亡。看完厚厚一叠文件后，科迪莉亚感到心情沉重。看来警方的工作做得很彻底，这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真有可能忽视了那块没有翻完的土地、胡乱丢在后门口的园艺鞋，以及那顿没被碰过的晚饭吗？

此刻正值中午，到下午两点半之前，科迪莉亚都无事可干，可以在剑桥大学四处转转。她在鲍斯氏书店买了一本最便宜的旅行指南，并克制住了留下来淘书的念头，因为她的时间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乐趣。她在商场里买了一块猪肉饼和一些水果，放进自己的挎包里，然后走进圣玛丽教堂，静静地坐下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她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城里和几个学院里逛了逛。

她看到了剑桥大学最美的景色。无云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澄澈蓝色，和煦的阳光洒向大地。在山石、河流和天空映衬下，校园的花园里和通向后园的林荫道两侧，此前并未因盛夏而动容的树木，如今正展现出自己绿色的绰约风姿。平底船从桥下迅速穿过，惊起美丽的水鸟，在新建的“阁楼旅社桥”旁，浅色的柳树枝干低垂在深绿色的剑河水面上。

她把所有的特别景点都纳入了行程安排。她神情严肃地从三一学院图书馆穿过，参观了旧校区，静静地坐在国王学院教堂的后排，以仰慕的目光看着约翰·瓦斯特尔设计的拔地而起的巨大穹顶，以及呈曲线状扇面展开的漂亮的白石头。阳光透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把静谧的空气染成了蓝色、深红色和绿色。镶板上是精雕细刻的都铎时期的玫瑰，以及神气十足地支撑王冠的纹章兽。尽管弥尔顿和华兹华斯都描述过这座教堂，但它的建造肯定不是为了服务于上帝，而是为了荣耀一位尘世间的君王吧？不过，这并没有违背它的建造初衷，也无法令它的美丽失色。它依然是一座极具宗教性质的建筑。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如何能够计划和建造出如此富丽堂皇的内部设计？在动机和创造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统一呢？在那么多同志当中，只有卡尔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她想到被关在希腊监狱里的卡尔，但不愿意去想他们可能会怎样对待他，只希望健壮结实的他就在她身边。

她尽情享受途中各种乐趣。在教堂西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商店里，她买了一块印着教堂图片的亚麻布茶垫，她趴在国王桥附近那片修剪过的草地上，把双臂放进凉丝丝的碧绿河水里，她在市场区逛了几家书店，几经盘算后买了一本用薄薄的印度纸印刷的袖珍版济慈诗集，还买了一件有绿、蓝、褐色图案的土耳其女式棉布长袍。如果天气继续热下去，晚上穿着它比穿衬衣和长裤要凉快一些。

最后，她返回了国王学院。从小教堂到河岸边有一处巨大的石墙，她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边晒太阳边吃午餐。一只口福不浅的麻雀从绿茵茵的草坪上蹦跶过来，漫不经心地歪着脑袋，用明亮的小眼睛盯着她看。她把肉饼外皮的碎屑扔给它，看见它激动啄食的样子，不禁微微一笑。河对岸传来阵阵喊叫声，偶尔夹杂着木头的相互碰撞声，还有一只小鸭子粗砺的叫声。她异常专注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砾石小径上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鹅卵石，草坪边缘的小草，那只麻雀的细腿——她的眼前好像因喜悦而豁然开朗。

这时她回想起了许多声音。首先是她的父亲：“我们的小法西斯是天主教徒教出来的，这说明了许多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迪莉亚？”

“你记得吧，爸爸，他们把我和另外一个科·格雷搞混了，那是个天主教徒。我们在同一年通过了小学甄别考试。他们发现弄错之后，写信问你是否同意我继续留在女子修道院，因为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安定下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实际上并没有回应。女修道院院长巧妙地掩盖了他不屑作答的态度，而科迪莉亚又在修道院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安定、最愉快的六个月。教规和礼仪把她们与外界混乱龌龊的生活隔离了，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新教徒生活，对世事无动于衷，被看成是无可救药的无知而遭人怜悯。她第一次意识到没有必要掩盖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她的那些养母们却不知为何，一个个都把聪慧视为威胁。佩尔佩图阿修女说：“照目前这样下去，你要通过中学高级考试应该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从今年十月开始，我们计划用两年时间来为上大学作准备。我觉得剑桥大学就可以。我们不妨试一试剑桥，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争取一下奖学金。”

佩尔佩图阿修女来修道院之前，就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她后来还经常谈起当年在学院的生活，虽然话语中也不乏渴望和遗憾，但为了她目前的职业，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就连当时十五岁的科迪莉亚也承认，佩尔佩图阿修女是个真正的学者，而且认为上帝未免不公，竟让她这样快乐、有用的人才来从事这种职业。但是对科迪莉亚自己而言，未来仿佛第一次清晰起来，并有了保障。她要去剑桥学习，而修女会到那里去看望她。她想象着一幅浪漫图景：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宽阔的草坪，她们两人一起在邓恩笔下的天堂里散步。“那里有知识的河流，河里流淌着艺术和科学；那里有四面围墙的花园，里面有深邃神秘的圣职者”。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佩尔佩图阿修女的虔诚祈祷，她将获得一份奖学金。对于祈祷，她有时候也会感到担心。她丝毫不怀疑祈祷的力量，毕竟面对一个付出如此大代价、听从主的教诲的人，上帝怎么会不倾听她的心声呢？但如果修女的力量使她比其他候选人拥有多一些优势……好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科迪莉亚和佩尔佩图阿修女都无意纠结于神学中难以言传的事物。

可是这一次，爸爸回了信。他决定了自己的女儿需要什么。于是高级考试和奖学金都化作了泡影，科迪莉亚在十六岁那年完成了正规教育，开始了动荡难安的生活。她当过厨师、保育员和信差，跟着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四海为家。

然而现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出于某个奇怪的缘由，她终于来到了剑桥。这座城市没有让她失望。在辗转漂泊的生活中，她虽然也见过一些比这里更可爱的地方，但从未在那些地方获得这样的快乐与平静。她心想，在这个学习之地，这座城市的石头和彩色玻璃、水和绿草、树木和花朵竟生长得如此优美而有序，怎样的心灵才会对这里无动于衷呢？但就在她掸去裙子上的面包屑，遗憾地站起身准备离开时，一句话突然没头没脑地闯入了她的脑海。她听得如此真切，就像有一个人在诵读——一个年轻而阳刚的声音，虽然她听不出是谁，但却有种奇妙的熟悉感：“这时我才知道，即使在天堂，也有通往地狱之门。”

警察局大楼是一座多功能的现代建筑。它象征着权威，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言论自由；其目的不是为了恫吓公众，而是要起震慑作用。马斯克尔警长的办公室和他本人都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出乎意料地年轻，衣着讲究，四方脸上透出刚毅、机警和经验的沉淀，留着一头精心修剪的长发。科迪莉亚心想，即使以便衣警察的标准来看，这发型也只能勉强达到警方要求。他表现得彬彬有礼却并不殷勤，这使她松了一口气。看得出，这不会是一次轻松的会面，不过她也不希望被人当成宠坏的漂亮娃娃对待。有时，她会做出一副女孩柔弱率真的模样，假装急于了解情况，这倒是很管用——伯尼就经常想把她塑造成这样——但是她预感，马斯克尔警长会更喜欢稳重干练的人。她打算表现出精干又不过分精明的样子，同时必须保护好自己心中的秘密。她的目的是了解情况，而不是交代事实。

她简明扼要地说明来意，然后拿出罗纳德勋爵的授权书给他看。他把授权书递还给她的时候，毫无恶意地说道：“罗纳德勋爵并没有对裁定结果表示过任何不满。”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他没有怀疑这是一桩他杀案，否则他会直接来找你。我想，他只是有一颗科学家的好奇心，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的儿子寻了短见。但是他不会任意使用公共资源来调查。我的意思是说，查明马克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你们的职责，对不对？”

“如果他的死牵扯到刑事犯罪——讹诈或者恫吓——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对于他自杀身亡的结论，你本人有异议吗？”

警长看了她一眼，就像嗅到气息的猎犬，突然敏锐了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格雷小姐？”

“我想是因为你对此下了不少工夫。我和马克兰德小姐谈过，还看了报纸上关于案件调查的报道。你请了一位法医病理学家；在把绳子剪断之前，你拍了尸体的照片，你还化验了他那只杯子里剩下的咖啡。”

“我把这件案子作为非自然死亡来处理，这是我通常的做法。这一次是我多虑了，不过以往可不是。”

科迪莉亚说：“但有些事情让你不安，有些地方不对劲？”

他说话的时候像是在回忆：“哦，从表面上看，这件案子似乎一目了然，情况也几乎都很常见。我们处理过不少自杀案。这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跑到一个环境简陋的地方独自生活。你会对他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性格内向、离群索居的学生，从不向家人或者朋友吐露心声。他离开学校不到三个星期，就被人发现死在一座农舍里。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也没有被弄乱的迹象。他留下一份自杀遗书，就夹在打字机上，遗书内容不外乎你能想到的那些。不可否认，他刻意销毁了农舍里的所有文件，可是工作却干了一半，钉耙就那样脏兮兮的丢在了园子里；他还特意做了晚饭，却一口都没有吃。但这些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人都会做些不合情理的事，尤其是自杀的时候。不，这些都没有令我困扰，真正使我烦恼的是那个结。”

他突然弯下腰，从办公桌左下方的抽屉里摸出一样东西。

“这个，”他说，“你如何用这个东西来上吊呢，格雷小姐？”

这是一根长度约五英尺，宽度超过一英寸的皮带，用坚韧的褐色皮革制成，因为年头久了，有些地方已经发黑。它的一端呈锥形，还打了一排金属扣眼，另一端是结实的黄铜皮带头。科迪莉亚把它接过来拿在手里。

马斯克尔警长说：“他用的就是这个，显然是充当上吊的绳子。利明小姐作证说，他平时一直把它在腰上缠两三圈当皮带用。那么，格雷小姐，你会怎么用这个东西上吊呢？”

科迪莉亚用手摩挲着这根皮带。

“当然，我首先要把锥形的这一头从皮带头中穿过，做成一个活扣。然后我把活扣套在脖子上，再站到房顶钩子下面的椅子上，把皮带的另一头甩上钩子，把它拉紧，打两个简单的半结把皮带固定在钩子上。我会拉一拉皮带，确保那个结不散，也不会从钩子上滑脱。最后把脚下的椅子踢翻。”

警长打开自己面前的一个卷宗，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

“看看这个，”他说，“这是那个结的照片。”

警方拍下的照片是黑白的，上面的绳结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个单套节，系在一个套环末端，悬在钩子下方约一英尺处。

马斯克尔警长说：“我在想，当他双手在头顶时能不能打出那样的结，应该没人能做到。所以这个套环肯定是他事先做好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然后再打了这个单套结。但是这就有个问题，皮带扣距离这个结只有几英寸，如果他这么做，就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做活扣，也无法把脖子伸进去。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一点，那就是先做好活扣，把它套在脖子上拉到领口大小，然后系一个单套结。接着他站到椅子上，把套环挂到钩子上，最后踢翻椅子。你看，这就能表明我的意思了。”

他翻到卷宗的下一页，接着干脆地把它推到她面前。

这张黑白照片上，显示着一幅明明白白、不折不扣、残忍的超现实主义景象。要不是那具躯体毫无疑问已经死亡，这一幕简直不真实得如同一个低劣的玩笑。科迪莉亚觉得自己的心脏猛烈地撞击着胸腔。与这恐怖的景象相比，伯尼的死要温和多了。她低下头去看卷宗，前垂的头发遮住了脸，她仔仔细细地看着眼前这悲惨的躯体。

他的脖子被拉长了，因此那双光脚离地面不足一英尺，脚尖像舞蹈演员一样指向地面。腹部的肌肉绷得很紧，上方的肋骨架就像鸟的那样脆弱。那颗脑袋耷拉在右肩膀上，就像一个脱臼的木偶，样子怪异而可怕。眼睛半睁着，眼珠向上翻。肿大的舌头从两片嘴唇中伸了出来。

科迪莉亚不动声色地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从脖子到那个结，皮带的长度不足四英寸。皮带扣到哪里去了？”

“在脖子后面，左耳下方。卷宗后面有一张照片，记录了皮带扣在脖子上留下的印痕。”

科迪莉亚没有看。她心下思忖：他为什么要让她看这张照片？他无须证明自己的观点。难道他是想给她个下马威，让她意识到自己介入了一桩什么样的案件，或者是惩罚她闯进了他的领地？是故意拿他的专业权威与她那点业余功夫形成强烈对比，抑或是为了警告她？可是他要告诫她什么呢？警方并未怀疑这是一桩他杀案，案子已经结了。难道这只是不经意间流露的恶意，是出于一个人本性中的残虐，因而禁不住想要伤害恐吓她？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动机？

科迪莉亚说：“我同意，他只能用你说的那种方法才能做到。但是，也可以假定有另外一个人把皮带套在了他的脖子上，这样可以收得更紧，然后再把他挂上去。他相当重，死沉死沉的。要是先把结做好，再把他弄到椅子上，不是更容易些吗？”

“先跟他把皮带要过来？”

“何必要用皮带？凶手可以用绳子或者领带把他勒死。不过这样会不会在皮带的印痕下留下一道更深、更明显的伤痕呢？”

“法医曾经试图寻找这样的痕迹，但是没有找到。”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用一只塑料袋，就是包装衣服用的那种薄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紧紧地贴着他的脸；或者用一条薄头巾，或者女人的连裤袜。”

“我看得出，如果让你来杀人，办法倒是挺多的，格雷小姐。这些可能性都成立，但只有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做到，而且应该是猝起发难。我们没有发现挣扎的痕迹。”

“但并非办不到？”

“当然，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些。”

“如果先对他下药呢？”

“我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才对咖啡进行了化验分析。但是他身上没有中毒迹象，验尸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他喝了多少咖啡？”

“根据尸检报告，大概只有半杯，而且喝下之后立刻就死了。法医估计的最接近的时间段是当晚七点至九点。”

“餐前喝咖啡，这不是太反常了吗？”

“但也没有法律禁止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他想在什么时候吃晚饭。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能单凭一个人用餐和喝咖啡的时间顺序，就定性此案是谋杀。”

“他留下的遗书呢？我想，从打字机键盘上提取指纹大概不太可能？”

“从那样的键盘上提取确实不容易。我们试了，但什么都看不出。”

“所以你最后接受了这是一起自杀的结论？”

“最后我接受了无法证明不是自杀的结论。”

“不过你有种直觉？我的合伙人以前有个老同事——他是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局的高级警司——就总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啊，这个嘛，那是伦敦警察厅，他们有能力放纵自己。如果我事事都相信自己的直觉，那就什么也干不成。重要的不是你怀疑什么，而是你能证明什么。”

“我能借走这份自杀遗书和这根皮带吗？”

“当然，你只要签个字。应该不会有别人想要这些东西了。”

“请问我现在可以看看遗书吗？”

他把遗书从卷宗里抽出来递给她。她开始默诵开头那句她还隐约记得的诗句：

直到一片无限的虚空像地底下的另一个天空出现在我们下面……

她被击中了——这不是第一次——她再次被文字这充满秩序的符号所震惊。如果这些诗句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还会保持这样的魔力吗？或者，一篇散文如果没有了句式和标点的强调，会像诗这样激发人的兴趣吗？利明小姐在诵读布莱克的诗篇时，好像看出了其中的美，可是在这张纸上，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

就在这时，她突然在这段引文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令她屏住了呼吸。她不想与马斯克尔警长分享第一个问题，但她没有理由不对第二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她说：“马克·卡伦德肯定是个打字的好手。这个东西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打得出来。”

“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能发现有一两个字母比其他字母的颜色要浅一些。这历来是非专业人员的破绽。”

“但是颜色浅的字母并不总是同一个。而没经验的打字员只有在击打键盘外圈的字母时，才时常会力度不够。这里词句的间隔控制得很好，直到接近段落结尾处，打字的人似乎才突然意识到要掩饰自己的技能，可是已经没有时间把整个段落再打一遍了。连标点符号都非常准确，这很奇怪。”

“也许是直接照着书打的。他的卧室里有一本布莱克的诗集。这段引文出自布莱克的诗，你知道，就是写‘虎！虎！燃烧的烈火’的那个诗人。”

“我知道。不过如果他是照着布莱克的诗集打的，那为什么还要把那本诗集放回卧室去呢？”

“他是个很讲究整洁的年轻人。”

“可是他既没有把咖啡杯洗干净，也没有把园子里用的钉耙清理干净。”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说了，人们在打算自杀之前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举动。我们知道这台打字机是他自己的，他已经用了一年了。但是我们无法把这篇东西和他打过的其他东西进行比较。所有文件都被他烧了。”

他看了看手表，然后站起身。科迪莉亚明白会见到此结束。她在一张借用自杀遗书和皮带的借条上签了字，然后郑重其事地与他握了握手，对他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在给她开门的时候，他好像心血来潮似的说了一句话：“有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你可能想知道。他死的那天，好像和一个女人待过一段时间。法医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他的上唇有一点紫红色的唇膏——只是浅浅的一道印子。”

第三章

拜占庭风格的新学堂学院有低洼的庭院和闪亮的大厅穹顶，像一个剥了皮的橘子。这使科迪莉亚想起了一座伊斯兰后宫，它的主人无疑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苏丹王，而且偏爱聪明的女孩子，不过它仍然是一个后宫的样子。眼前这所学院的确很美，美得让人难以静心学习。她也说不清自己是否喜欢它那突出的阴柔特征：白色的砖，造型优雅的浅水池，池中金鱼血红色的身影在水仙花的花影下游弋穿行，还有庭院里巧妙布局的小树。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这座建筑的评判上，以打消心中的胆怯。

她没有去门房处找蒂林小姐，因为怕被问及来意，或者被拒之门外。比较稳妥的办法是直接往里走，碰碰运气。她的运气不错。在向两个人询问索菲娅·蒂林的住处后，最终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学生回过头大声告诉她：“她不住在学院里，但这会儿她和她弟弟正坐在那边的草地上呢。”

科迪莉亚从庭院的阴凉处进入明媚的阳光中，踏过松软如毯的草皮，朝那几个人走去。他们总共四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温暖清香的草地上，其中有两个一看就是姐弟。看见他们，科迪莉亚最先想到的是一幅前拉斐尔派的油画：乌黑发亮的头发、高高昂起的脑袋、结实粗壮的脖子、笔直隆起的鼻子、弯曲略短的上嘴唇。另外还有一个女孩与他们结实的外貌不同，样貌十分温柔。如果她就是去农舍找马克的那个姑娘，那么马克兰德小姐说她漂亮真是说对了。她有一张鹅蛋形的脸庞，纤细秀气的鼻子以及小巧而优雅的嘴唇，一双紫色的眼睛眼角上扬，在白皙肌肤和金色长发的衬托下，整个面庞显露出一种东方气质。她穿了一条齐踝的淡紫色图案棉布长裙，扣子扣到腰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纽扣。带褶的紧身上衣凸显了她丰满的胸部，撩起的裙摆露出用相同面料做的紧身短裤。从科迪莉亚那里望去，她没有穿其他东西。她光着脚，修长的双腿并没有被太阳晒黑。科迪莉亚心想，即使把全城饱经日晒的胳膊腿加起来，也不及这两条撩人的白皙大腿更让人想入非非，而这个姑娘自己也知道。在这个温柔迷人的尤物面前，索菲·蒂林那黝黑的健康美不过是种陪衬。

乍看起来，这四个人当中的最后一位相貌平平。这个年轻人五短身材，留着小胡子，黄褐色的头发带卷，脸型上宽下窄，正躺在索菲·蒂林身边的草地上。

除了那个金发女孩，其他三人都穿着老式的牛仔裤和开领棉布衬衫。

科迪莉亚走上前去，弯下腰看着他们，过了几秒钟他们才发现她。她说道：“我要找雨果和索菲娅·蒂林。我叫科迪莉亚·格雷。”

雨果·蒂林抬起头来：“科迪莉亚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5]。”

科迪莉亚说：“那些喜欢拿我名字开玩笑的人，通常还会问候我的两个姐姐。这很无聊。”

“想来也是，我很抱歉。我是雨果·蒂林，这是我姐姐，这是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还有戴维·史蒂文斯。”

戴维·史蒂文斯像盒子里的玩偶似的坐起来，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声“你好”。他以好奇的眼神看着科迪莉亚。她很想了解这个戴维。也许是受到学院建筑的影响，她对这几个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年轻的苏丹王正与他的两个宠妾一起小憩，身边是他的侍卫队队长。然而，当她迎上戴维·史蒂文斯那沉静而睿智的目光，脑中的印象又散去了。她心想，在这座后宫里，恐怕侍卫队队长才是支配一切的人。

索菲娅·蒂林点点头，说了声：“你好。”

伊莎贝尔没有说话，只是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

雨果说：“请坐，科迪莉亚·格雷，说说你的来意吧。”

科迪莉亚十分小心地跪在草地上，担心青草会弄脏她那条绒面革的裙子。以这样的方式与嫌疑人面谈——当然，他们还不是嫌疑人——显得很怪，好像是她跪在他们面前哀求。她说：“我是一名私家侦探。罗纳德·卡伦德勋爵聘用我调查他儿子自杀的原因。”

这句话如同一记晴天霹雳。几个人原本像疲惫的战士般正懒洋洋地休息，顷刻之间惊得呆若木鸡，可接着又不觉放松下来。科迪莉亚可以听见他们屏住的呼吸慢慢吐出，她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戴维·史蒂文斯是最满不在乎的一个，他的脸上似笑非笑，显得饶有兴趣，却看不出丝毫担忧。他飞快地瞄了索菲一眼，像是有意传递信息，可是索菲没有回应，她和雨果都愣愣地看着前方，科迪莉亚觉得蒂林姐弟在小心翼翼地回避对方的目光。伊莎贝尔显得最害怕，她倒抽了一口凉气，连忙用一只手捂住了脸，像个二流演员在故作震惊。她睁大的双眼如同两个紫罗兰的无底深渊，以绝望哀求的目光看着雨果，脸色一片苍白，科迪莉亚真怕她当场晕过去。科迪莉亚心想：“如果我是同谋，现在该知道谁是其中最软弱的一个。”

雨果·蒂林说：“你的意思是，罗纳德·卡伦德聘用你调查马克的死因？”

“这有那么奇怪吗？”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罗纳德在儿子活着的时候对他可不怎么关心，如今儿子死了，他怎么倒开始感兴趣了？”

“你怎么知道他对儿子不关心？”

“我只是这么觉得。”

科迪莉亚说：“唔，他现在感兴趣了，即使这只是一个科学家对发现真相的渴求。”

“那他最好还是继续搞他的微生物研究，看看如何使塑料在盐水中溶解，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他那种处理方式对人类没什么作用。”

戴维·史蒂文斯若无其事地说：“我奇怪的是，你竟能容忍那个傲慢的法西斯。”

这句讥讽的话激起了科迪莉亚太多的记忆。她装作不明白：“我并没有询问罗纳德勋爵喜欢哪个政党。”

雨果笑起来：“戴维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法西斯，是指罗纳德·卡伦德持有一些站不住脚的观点。例如：人并非生而平等；公民普选权未必会增进人类福祉；与右翼暴政相比，左翼暴政未必就更自由、更值得支持；就受害者而言，黑人杀黑人并不比白人杀黑人有进步；对于社会上诸多不幸的小孩——从父母吸食毒品到无法培养出色的语言能力，资本主义未必是罪魁祸首。我并不是说，罗纳德·卡伦德要对所有这些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负责。可是戴维认为要怪他。”

戴维抄起一本书朝雨果丢去，毫无恶意地说：“闭嘴！你说起话来就像《每日电讯报》，你让我们的客人都听烦了。”

索菲·蒂林突然问道：“是罗纳德勋爵让你来询问我们的吗？”

“他说你们是马克的朋友，说他在警方询问和葬礼的时候都看见了你们。”

雨果笑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是他眼中的友情吗？”

科迪莉亚问道：“你们都参加了？”

“我们都去接受了询问——除了伊莎贝尔，我们觉得她去了也只是个装点，没什么大用。这种事挺无聊的。有一堆毫不相干的医学证据，证明马克的心、肺和消化功能都很好。在我看来，如果他不是把一根皮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他还能活很长很长时间。”

“那么还有葬礼，你们都去了吗？”

“我们去了，就在剑桥火葬场，非常低调。除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六个人参加：我们三个，罗纳德·卡伦德，他的那位秘书兼管家，还有位一身黑衣的老保姆。我觉得她是整个过程中最悲伤的。实际上，她看起来就像个老家仆，我甚至怀疑她是女警察化装的。”

“怎么会呢？她看起来像吗？”

“不像，不过你也不像私家侦探嘛。”

“你不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没有人介绍她。那个葬礼的气氛谈不上融洽。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相互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罗纳德勋爵摆出一脸悲伤的样子，就像国王在哀悼王储。”

“利明小姐呢？”

“女王陛下。她真该在脸上戴个黑纱面罩。”

“我当时觉得她的痛苦是真切的。”索菲说。

“很难说，谁也说不准。怎么界定痛苦？怎么界定真切？”

突然，戴维·史蒂文斯像只调皮的小狗似的身子一滚，趴在地上说：“我觉得利明小姐看上去很不舒服。附带说一句，那个老太太叫皮尔比姆，反正花圈上写的是这个名字。”

索菲笑着说：“就是那个插着黑框卡片，样子很难看的玫瑰花十字架？我也猜那是她的。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看了呀，亲爱的。殡仪馆的人从棺材上把那个花圈拿起来放在墙边，我很快地瞄了一眼。那张卡片上写着‘皮尔比姆保姆诚挚致哀’。”

索菲说：“我想起来了，你是看了一眼。她的古板守旧真可爱！可怜的老保姆，那肯定花了她不少钱。”

“马克有没有谈起过这位皮尔比姆保姆？”科迪莉亚问。

他们迅速地相互看了看。伊莎贝尔摇了摇头。索菲说：“没有跟我提过。”

雨果·蒂林回答说：“马克从来没有谈起过她，不过我想我在葬礼之前倒是见过她一次。大约六个星期之前，她到学院来过一次，正好是马克二十一岁生日那天，说想见见他。我当时正在传达室，罗宾斯当时还问我马克在不在学院。她去了马克的宿舍，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她走的，可是马克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她，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

科迪莉亚心中思忖道：就在那以后不久，他就退学了。这当中有什么联系？这仅仅是个很细小的线索，不过她也必须查一查。

出于某种固执而莫名的好奇心，她问道：“当时还有其他的花吗？”

这一次回答的是索菲：“棺材上有一束花，是从花园里采来的，没有用绳子捆，也没有姓名标签。我想是利明小姐的。因为那根本不是罗纳德勋爵的风格。”

科迪莉亚说：“你们都是他的朋友。请跟我说说他的情况。”

他们相互交换着眼色，好像要确定由谁来说，几个人的尴尬显而易见。索菲·蒂林拽下了几根小草在手上搓揉，她没有抬头便开口了：“马克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几个对他的了解有多深。他这个人温文尔雅、沉默寡言，对名利不感兴趣。他很睿智，但并不机灵。他为人非常谦和，关心别人，但从来不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心事。他总是很不自信，但是好像并不为此困扰。有关他的情况，我们恐怕只知道这些了。”

伊莎贝尔突然开了口，说话的声音很低，科迪莉亚几乎听不见。“他是个很好的人。”

雨果突然不耐烦了起来，“他是很好，可是他死了。你都听到了吧，关于马克·卡伦德的情况，我们已经没别的可说了。他辍学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他。他离开之前没有找我们商量，自杀之前也没有跟我们谈过。正如我姐姐跟你说的，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别挖掘他的隐私。”

“听我说，”科迪莉亚说，“你们接受了警方询问，还去参加了葬礼。如果你们已经不再想念他了，如果你们对他这么漠不关心，又何苦费这个力气呢？”

“索菲去是出于感情，戴维去是因为索菲去了。我去是出于好奇心和对他的尊重。你可不能因为我一脸不正经的样子，就认定我没同情心。”

科迪莉亚寸步不让：“就在他死的那天晚上，有人到农舍里去找过他。有人跟他一起喝过咖啡。我想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难道是她的幻觉？这个消息好像令他们很惊讶。索菲·蒂林似乎有问题要问，但这时她弟弟突然抢着说：“不是我们当中的人。马克死的那天晚上，我们都在艺术大剧院的第二排观看品特的戏剧。我知道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售票处的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没保留那天晚上的售票纪录，不过我是预先订的票，她有可能还记得我。如果你硬要纠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也许可以带你去见几位朋友，一个知道我打算带一帮朋友去看戏；另一个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在酒吧里至少看见了我们当中的几个；我后来还和第三个人探讨过这场演出。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的这些朋友都很乐于提供帮助。这样也更容易让你相信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为什么要说谎呢？五月二十六日晚，我们四个人都在艺术大剧院。”

戴维·史蒂文斯轻声说：“你为什么不叫那个傲慢的老混蛋卡伦德下地狱，让他儿子的灵魂安息，然后再给自己找个简单好破的盗窃案呢？”

“或者谋杀案。”雨果·蒂林补充说。

“给自己找一个简单点的谋杀案吧。”

他们好像心有灵犀似的，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把书本堆在一起，然后掸掉黏在衣服上的碎草。科迪莉亚跟在他们身后穿过庭院，来到学院外面。他们依然一声不吭，径直走向一辆停在前院的雷诺。

科迪莉亚走到他们面前，直截了当地问伊莎贝尔：“你喜欢品特的戏剧吗？当最后一幕怀亚特·吉尔曼被当地人用枪打倒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那可怕的场景吓坏了？”

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科迪莉亚几乎为自己脸红。

那双紫色大眼睛显得很迷茫。“没有，没有！我根本不在乎，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你知道，我当时跟雨果和其他几个人在一起呢。”

科迪莉亚转身对雨果·蒂林说：“你的朋友似乎弄不清品特和奥斯本的区别。”

这时雨果刚在汽车驾驶座上坐定。他转身给索菲和戴维打开后门，然后平静地说：“你口中的这位我的朋友，她住在剑桥，是来学习英语的。我直言不讳地说，她没有得到足够好的照顾，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稳定的进步，在某些方面有些令人失望。我的朋友究竟能听懂多少，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

汽车呼隆隆发动起来，开始向前移动。就在这时，索菲·蒂林把头伸出窗外，冲动地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愿意谈谈马克的情况。这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你愿意，今天下午可以来我宿舍，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不要迟到了。戴维和我要去划船，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汽车开始加速。科迪莉亚目送它驶出自己的视线。雨果玩世不恭地举起一只手表示告别，不过他们谁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科迪莉亚默念着这个地址，直到把它准确无误地记在了纸上。这个地址是索菲的住处吗？也许是宿舍，她的家是否住在剑桥呢？不管怎么说，这点很快就会弄清楚了。她应该什么时候到呢？去得太早会有迫不及待之嫌，去晚了他们可能已经去划船了。不论索菲·蒂林这迟来的邀请是出于什么动机，她现在都不能与他们失去联系。

他们在刻意隐瞒些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他们为什么对她的到来反应如此激烈呢？他们不希望有人再来翻马克·卡伦德之死的旧账。他们企图用劝说、哄骗甚至羞辱的方式让她放弃这个案子。他们会不会对她进行威胁？可是为什么呢？最有可能的推论是，他们在保护某个人。可这又是为什么呢？谋杀不同于夜晚翻墙入校，后者只是轻微地违反规定，作为朋友会去纵容或者帮忙掩盖。马克·卡伦德一直是他们的朋友，但有一个他认识并信任的人用皮带勒紧了他的脖子，目睹他痛苦地窒息而死，然后把他的身体像动物的尸体一样挂在钩子上。想起戴维·史蒂文斯望向索菲时那似笑非笑、若无其事的眼神，雨果那玩世不恭的冷静，还有索菲那友善而饶有兴致的双眼，她如何能将他们与这骇人听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是共谋，那他们都是魔鬼。可那个伊莎贝尔呢？如果他们是在为某个人打掩护，那么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她。但是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不可能杀害马克。科迪莉亚记得她那单薄瘦削的肩膀，那双柔弱无力、在阳光下几乎透明的手，还有那涂成粉红色的优雅的长指甲。如果伊莎贝尔有罪，那也绝不是她一个人做的。只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强壮女子，才能把那具沉重的尸体搬上椅子，再挂到钩子上。

诺维奇大街是一条单向通行的大马路，科迪莉亚来到单行线的另一头才发现弄错了方向。她花了些时间才回到希尔斯路，从那座罗马天主教堂前经过，然后从第四个路口向右拐。这条马路两侧是一排排的小砖房，明显是维多利亚初期的建筑。这是一条上坡路，大多数房屋都维护得当，一扇扇式样完全相同的大门都漆得鲜亮；一楼的单扇窗户上，原先那些带折皱的窗帘已被有内衬的窗帘所取代，墙根处受潮的地方显露出斑驳的痕迹。五十七号的大门是黑色的，白色门牌在大门上方的玻璃框里。科迪莉亚发现还有地方可以停她那辆迷你车，心里轻松了一些。人行道一侧停放的汽车一辆接一辆，还停着不少破旧的自行车，可是她没有看见那辆雷诺。

大门敞开着。科迪莉亚按了一下门铃，然后试探性地走进狭窄的白色门厅。屋内立刻让她感到无比熟悉。从六岁生日那天起，她就和吉布森太太一起在罗姆福德郊区生活了两年，住的就是这种维多利亚式排屋。她认出了前方陡峭狭窄的楼梯，右边通向屋前客厅的那扇门，以及另一扇斜开着通向屋后会客室的门，从那里可以进入厨房和院子。她知道那里有橱柜，在壁炉两侧有弯曲的壁龛，她还知道怎样找到楼梯下面的小门。这份记忆如此真切，仿佛这间干净、阳光充沛的屋子里也像当年罗姆福德的那幢房子一样，充斥着待洗餐巾、白菜和油脂的浓烈气味。她仿佛隐约听见马路对面小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呼喊她那个有些古怪的名字，用一年四季都穿在脚上、随处可见的威灵顿长筒靴用力跺着柏油地面，同时挥动穿着毛衣的小胳膊大喊：“科尔！科尔！科尔！”

离她最远的那扇门半开着，她可以看见房间里阳光充足，墙壁刷成了亮黄色。接着，索菲探出了头。

“哦，是你呀！进来吧。戴维先到学院里去拿几本书，然后再为野餐买点吃的。想喝茶吗，还是等一会儿？我刚刚把衣服熨好。”

“还是等等吧。谢谢。”

科迪莉亚坐下来，看着索菲把电线绕在熨斗上，然后把衣服叠好。她朝房间里四下看了看，觉得里面舒适宜人，别有风味。家具不拘一格，样式各异，廉价的和贵重的兼而有之，看上去朴实而温馨。靠墙放着一张敦实的橡木桌子，加上四把式样简陋的餐桌椅；一把温莎扶椅上放着一只厚厚的黄色椅垫；窗户下面有一张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沙发，上面盖着棕色的天鹅绒布；在带盖的铸铁壁炉架上方，有三个造型优美的斯塔福德郡陶人雕像。其中一面墙几乎被一块黑软木的通告栏占满，上面贴着招贴画、卡片、备忘录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图片。科迪莉亚注意到，其中两张精心拍摄的照片上，是个撩人的裸体女郎。

透过悬挂着的黄色窗帘，能看见围墙内小园中一派生机勃勃的绿色。一个破旧的棚架前，有一株硕大的蜀葵繁花累累，阿里巴巴陶罐中种着玫瑰，墙头则摆着一排鲜红的天竺葵盆栽。

科迪莉亚说：“我真喜欢这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是的，是我的。两年前我们的祖母去世了，给雨果和我留下了一点遗产。我用我那份钱支付了这幢房子的定金，并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改建费用。雨果则把他所有的钱都用来收藏葡萄酒。他要保证自己到中年后能过得快活，而我却只想着当下的快乐。我想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不同。”

她把放在桌子一头的烫衣布叠好后放进一个橱柜里，接着在科迪莉亚对面坐下，直言不讳地问道：“你喜欢我弟弟吗？”

“不太喜欢。我觉得他对我粗鲁无礼。”

“他不是有意的。”

“那恐怕更糟糕。粗鲁无礼从来都是有意的，不然就是他太迟钝了。”

“只要有伊莎贝尔在的时候，雨果总是比平时别扭。她对他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她是不是在和马克·卡伦德恋爱？”

“这你就得去问她了，科迪莉亚，不过我觉得没有。他们相互之间几乎不了解。马克曾经是我的情人，不是她的。所以我想最好请你过来，亲口告诉你。如果你继续在剑桥打听他的情况，早晚还是会有人告诉你的。当然，他没有和我一起住在这儿，他在学院里有宿舍。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情人。这段恋情到圣诞节才结束，因为我遇上了戴维。”

“那时候你和马克相爱吗？”

“我也说不准。两性关系是一种探索，不是吗？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在通过对方的人格来探索自己，那我认为我们是相爱的，或者自认为是相爱的。马克需要让自己相信他坠入了爱河，而我也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知道爱这个词的含义。”

科迪莉亚不由得产生一股同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她想到了自己的两个情人。一个是乔治斯，她和他睡过，因为他很温柔，郁郁寡欢，并总是直接喊她科迪莉亚——这才是她的名字，她真正的名字，她不叫迪莉亚，不是她父亲口中的小法西斯。还有一个是卡尔，他年纪轻轻，脾气却不小，但她喜欢他，并且不吝用他看重的唯一方式来表达这份喜爱。童贞对她而言，无非是一种暂时的不便状态，是年轻时缺乏安全感、易受伤害的因素之一。在遇到乔治斯和卡尔之前，她一直是个孤独而涉世未深的人。结识他们之后，她仍然感到孤单，但却初通了一些世事。这两次恋情都没有使她得到她所希望的东西，既没有让她更懂得应付她的父亲或房东太太，也没有触及她内心深处的角落。不过，她还是从卡尔那里感受到了温柔。还好卡尔是在他俩的性生活没有太过愉悦以及他对她来说没有太过重要的时候离开罗马的。一想到那些奇怪的体操动作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生活必需，她就觉得无法容忍。她认为，做爱被过高地估计了，不是在痛苦的程度上，而是在给人的惊喜上。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差异竟会如此之大。她说：“我的意思是，你们彼此有好感吗？你们喜欢一起上床的感觉吗？”

“都有。”

“那为什么要分手？你们之间发生争吵了？”

“没有那么夸张。没人会跟马克争吵的，这也是他身上的一个毛病。我跟他说，我不想再和他继续这种关系了，他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决定，就好像我只是失约没有去艺术剧院看戏似的。他没有企图和我争辩或劝我回心转意。如果你觉得我们分手和他的死有关，那你就错了。我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特别是和马克。我喜欢他甚至可能超过了他喜欢我。”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我感到自己处于道德压力之下。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也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我却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假装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我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生活，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就拿加里·韦伯的事来说吧。我最好还是先跟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这可以解释许多关于马克的事情。这个孩子患有自闭症，很难管，而且很暴力。大概一年前，他的父母带着加里和另外两个孩子去耶稣公园，马克就是在那里见到了他。孩子们在荡秋千，马克和加里搭话，那男孩有了回应。孩子都是这样的。后来他就经常去加里家照看他，每个星期要去待一晚上，这样韦伯夫妇就可以外出看电影。假期的最后两天，他们全家都外出度假了，马克就住在那里一心一意地照顾加里。韦伯夫妇不忍心送孩子去医院，他们试过一次，但是他在那里根本不得安宁。不过他们倒是很乐意把他留给马克照顾。有几次晚上我去看他，就见到他们在一起。马克让孩子坐在他的大腿上晃来晃去，一晃就是几个小时。这是一种使孩子安静的方法。我们两人对加里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他还是死了的好，而且我也这样说了。我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如果他死了就好了，对他的父母，对他家其他人都有好处，对他自己也好。但是马克不同意。我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好吧，孩子们受着罪，而你却通过帮他们缓解痛苦而得到情感上的喜悦，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后来就是一些无聊的形而上学的对话。马克说，‘你和我都不会想要杀死加里。他存在着。他的家也存在着。他们需要帮助，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帮助。我们怎么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行动，不是情感。’”

科迪莉亚说：“可是行动是受情感支配的。”

“哦，科迪莉亚，得了吧！这样的对话我以前经历太多了。当然是这样的！”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接着，科迪莉亚还是不得不打破她们之间正产生的一点点信任和友情，开口问道：“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如果真是自杀的话？”

索菲的回答就像一扇关上的门，铿锵有声。“他留下了一张纸条。”

“也许是留了张纸条。但是，正如他父亲所指出的，那不能算是解释。那是一段优美的诗句——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但是用它来解释自杀的原因，还难以令人信服。”

“它令陪审团信服了。”

“但没有令我信服。你想想，索菲！一个人自杀无非出于两种原因，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就是因为向往什么。第一个原因在情理之中。如果一个人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绝望或精神折磨，而且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那么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是明智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杀，只为了寻找更多存在的价值，或者只想追求死亡体验，那就太不理智了。死亡是无法体验的。我甚至认为濒死之际也是一种无法体会的经历。一个人只能体验如何准备赴死，而这也毫无意义，因为他今后再也用不着这种经验了。如果人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如果没有，我们也无处抱怨自己上当受骗。相信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都是清醒的，唯有他们才能免于终极幻灭。”

“你已经全部想清楚了，是不是？我不敢说这桩自杀是否也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它也许是出于冲动或者失去理智。”

“马克是个冲动不理智的人吗？”

“我不了解马克。”

“但你们曾经是情人！你们睡在一张床上！”

索菲看着她，因为愤怒与痛苦大声喊起来：“我不了解他！我原来以为我了解他，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

她们坐了将近两分钟都没有说话。接下来科迪莉亚问道：“你到加福斯庄园去吃过饭，对不对？当时情况如何？”

“那天的食物和酒水都是绝佳的，但这肯定不是你问的意思。但除此之外，那场晚宴乏善可陈。罗纳德勋爵看到我去了，表现得和蔼亲切。利明小姐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班滔滔不绝的天才们，当她把目光转向我的时候，就像个未来婆婆在上下打量儿媳。马克一直很沉默。我想他带我过去只是为了向我或是向他自己证明点儿什么，不过我也说不准是什么。后来他再也没提过那个晚上的事，也没问过我的想法。一个月之后，雨果和我去参加晚宴。就是那一次，我遇见了戴维。他是在那里工作的一位生物学家邀请的朋友。罗纳德·卡伦德想要他去。戴维在读最后一年的时候，利用放假时间在那里工作过。如果你想了解加福斯大宅的内部情况，就应当去问他。”

五分钟之后，雨果、伊莎贝尔和戴维都到了。科迪莉亚正在楼上的洗手间里，她听见停车的声音，还有门厅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楼下的脚步声朝着后面的客厅远去。她打开热水龙头，厨房里的燃气热水器立即发出轰鸣声，好像这座小房子被装上了发电机。科迪莉亚任由热水流出，自己走出洗手间，把门轻轻地带上。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楼梯顶端，不无愧疚地想，这些白白浪费的热水只好算索菲倒霉了。她轻轻地向下走了两三步，侧耳静听，可是越发觉得自己的行为卑劣，简直不择手段。前门已经关上，但是通向后面客厅的门开着。她听见伊莎贝尔漫不经心地高声说道：“如果这个罗纳德勋爵可以出钱让她调查马克的事，我为什么就不能出钱让她停止调查呢？”

接着是雨果愉快又有些不以为然的声音。“亲爱的伊莎贝尔，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用钱收买的？”

“反正她是不会的。我喜欢她。”

说话的是索菲。她的弟弟接过话说：“我们都喜欢她。问题是，我们怎么摆脱她？”

随后的几分钟是一阵低声交谈，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听见伊莎贝尔的插话。

“这不是，我觉得，一份适合女人的工作。”

一阵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科迪莉亚赶紧悄悄回到洗手间关上水龙头。她曾经问伯尼要不要接一桩离婚案，到现在她还记得他洋洋得意的告诫。

“你干不了我们的工作，伙伴，你也成不了男人。”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半开着的门。雨果和伊莎贝尔离开了。等到前门关上，汽车开走之后，她才走到楼下的客厅。索菲和戴维正从一只大旅行包里往外拿蔬菜和水果。索菲笑着说：“伊莎贝尔今天晚上要办一个聚会。她在离这里很近的潘顿大街有一处房子。马克的导师爱德华·霍斯福尔可能会去，我们觉得你或许需要向他了解马克的情况。聚会晚上八点开始，但是你可以到这里来找我们。现在我们要先收拾野餐用的东西，我们打算花一个钟头在河上划船。你愿意的话就一起来吧。这可是游览剑桥的最好方式。”

事后，那次河上野餐在科迪莉亚的记忆中成为了一系列短暂而清晰的画面，是视觉和感官的融合，时间仿佛被暂时冻结了，阳光下的美景牢牢印在了她的头脑中。阳光照在河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也给戴维胸前和手臂上的毛发镀上了金色，他那双强有力的上臂像蛋壳般撒上了斑点；索菲在用篙撑船，还不时抬起手臂擦去从眉毛上淌下的汗水；篙从神秘的河底带出的绿色水草，它们在水面下方扭转翻腾；一只活泼的鸭子把白色的尾巴翘起，一头扎进碧绿的水里，激起一片涟漪。当他们的船荡漾着从希福尔大街的桥下经过时，索菲的一位朋友游到他们的船边，就像一只身上滑溜溜的大鼻子水獭，黑色的头发如同两块刀片贴在脸颊上。他把双手搭在船沿上，向正在抗议的索菲张开嘴，要求投喂几片三明治。平底船和独木舟在桥下的激流中挤撞碰擦着，空气中充满欢声笑语。许多人半身赤裸地躺在绿色的河岸上，仰面晒太阳。

戴维一直把船划到河的上游，科迪莉亚和索菲分别躺在船两头的垫子上。两人相距甚远，不可能进行私下交谈，科迪莉亚猜测这是索菲精心安排的。时不时的，索菲还会跟她大声介绍几句，好像是为了强调，这次出来玩仅限于参观游览。

“那块像婚礼蛋糕一样突出的建筑是圣约翰学院的新庭院，我们刚刚从下面经过的那座桥是克莱尔桥，我觉得它是最美的景点之一。这座桥是托马斯·格伦巴尔德在一六三九年建造的，据说他的这项设计只得到三个先令的报酬。你肯定知道这个景点，从这里看王后学院再好不过了。”

“是不是你和你弟弟一起杀了你的情人？”科迪莉亚很想打断这场东拉西扯的观光讨论，粗暴地问出这句话。但她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此刻他们正泛舟在洒满阳光的剑河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不甚得体，近乎荒唐。她快要一点点地接受自己的失败：也许是她太过神经质，自己所有的怀疑只归因于对刺激和名声的过分追求；或许她只是想证明罗纳德勋爵的雇佣费没有白花，她认为马克·卡伦德是被人杀害的，因为她愿意相信。他一个人生活，自立，不依赖父亲，有一个孤独的童年，这使她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她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为他报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假设。从花园别墅饭店前经过时，索菲接过撑篙，戴维在微微摇晃的平底船上小心翼翼走过来，然后在她身边躺下。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提到马克的名字。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不冒犯他人的好奇心，她不由自主地问道：“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是个出色的科学家吗？”

戴维拿起一把短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漫不经心地划动。“我那些亲爱的同事们会说，他研究的科学很值得尊重。实际上岂止是值得尊重，目前这个实验室正在研究扩大生物监视器的应用范围，对海洋及内河入海口污染状况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对可以作为监测污染指标的植物和动物进行定期观测。去年，他们还对塑料的降解做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初步研究，罗纳德·卡伦德本人并不非常热衷，但你指望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能有多少创新理论呢？不过他确实很善于发现人才，也知道如何管理团队。你能想象有什么方法，能让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全身心投入，感情如兄弟一般吗？我可想象不出来。甚至在发表论文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卡伦德研究实验室的名义。换我绝做不到。我发表论文完全是为了戴维·福布斯·史蒂文斯的光荣，附带的，也为了感谢索菲。蒂林姐弟都喜欢成功。”

“这就是他当时给了你一个工作机会，而你却不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吗？”

“还有其他原因。他支付报酬很大方，但要求也太多。我不想被钱买下来，而且我尤其反感每天晚上穿正装用餐，感觉就像动物园里表演的猴子。我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是在寻找圣杯。爹妈把我养大，让我成了循道宗教徒，这在过去的十二年中都毫无问题，我觉得没有理由为了罗纳德·卡伦德的伟大科学原则，就把好好的信仰抛弃了。我不信任那些将科学奉若神明的科学家。加福斯庄园里那一小撮人如果没有一天三次朝卡文迪什实验室[6]方向跪拜，那才叫奇怪。”

“伦恩这个人怎么样？他在那里能适应吗？”

“哦，那个该死的家伙是个怪物！他十五岁那年，罗纳德·卡伦德在一家孤儿院里发现了他——别问我是怎么找到的——后来把他培养成一个实验室助理。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称职的了。那里的所有仪器和器皿，没有克里斯·伦恩弄不懂或者管不好的。他还自己研究出了一两样，卡伦德为它们申请了专利。如果说这个实验室里缺了谁不行的话，那大概就是伦恩了。所以罗纳德·卡伦德更喜欢的是他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你也许能猜到，伦恩把罗纳德·卡伦德看成了万能的神，这使他们俩都很满意。这简直不可思议，伦恩那种原本要街头斗殴和欺负老太太时体现的暴力，现在被用来为科学服务。你不得不佩服卡伦德，他知道如何挑选自己的奴才。”

“利明小姐也是他的奴才吗？”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伊丽莎白·利明是什么角色。她负责安排处理各种事务，和伦恩一样，大概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伦恩和她之间似乎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也可能只是彼此仇恨。我对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区别可不在行。”

“但是罗纳德勋爵如何支付他所有的研究？”

“这的确不是小数目，是吧？有谣传说大部分钱是他妻子的，还说他和伊丽莎白·利明用这些钱做了一笔相当明智的投资。他们当然有必要这样。后来他从承包合约中得到一笔钱。即便如此，他的开销也不小。我在那里的时候，听说沃尔温顿信托基金对他的研究有兴趣。如果卡伦德能有什么大的研究成果——我想一般的研究也有辱他们的名声——他的大部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马克的死肯定对他打击很大。再过四年时间，马克就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他对索菲说过，他打算把其中大部分都交给他老爸。”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天知道。也许是良心作怪。不管怎么说，他显然认为这件事应当让索菲知道。”

他有什么良心钱要付呢？科迪莉亚疲惫地想。因为他不太爱他的父亲？因为他拒绝了父亲的热情？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达到父亲期望的儿子？现在马克的钱会怎么样呢？马克一死，这笔钱将会归谁？她心想应当去看一看他祖父的遗嘱，或许会有什么发现。但是这就意味着要到伦敦跑一趟。这样做真的值吗？

她把脖子向后仰，面对着太阳，一只手伸进河里。船篙溅起的水洒落在她的眼睛上。她睁开眼，看见船在贴近河岸的地方漂流，头顶上方的树木遮住了阳光。她的前方垂挂着一截枝干，齐根断裂，有人的躯干那么粗，只有树皮还连着。平底船从它下面经过的时候，它还轻轻地转了一下。她意识到戴维在说话，他肯定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竟然记不得他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想自杀，那是不需要理由的，不想自杀倒是需要理由。他就是自杀，科迪莉亚。我不会再纠缠于这个问题了。”

科迪莉亚心想自己刚才肯定睡着了一会儿，因为他似乎正在回答一个问题，可她记不清自己提过问。然而这时，她的耳边响起了一些更响亮、更急切的声音。其中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还有马斯克尔警长的声音：“你如何用这个东西来上吊呢，格雷小姐？”那根皮带她用手摸过，光滑、弯曲，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她的指间滑过。

她突然坐起来，双手紧紧抓着膝盖，由于动作太猛，平底船剧烈摇晃起来，索菲不得不抓住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来保持平衡。有意思的是，她那张黝黑的脸似乎变得很短，而且被烙上了树叶的阴影。她似乎正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俯视着科迪莉亚。就在她们目光相遇的时候，科迪莉亚意识到，自己离放弃这个案子的想法已近在咫尺。这里的美景、阳光、悠闲、伙伴的承诺，甚至友谊，已经使她忘记了今日此行的目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颇为吃惊。戴维说罗纳德勋爵善于用人，而他又选中了她。这是她接手的第一桩案件，任何事或者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她解决这个案子。

她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但我不想错过晚上的聚会。我应当找马克的老师谈一谈，而且到时候其他人也许还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返回了？”

索菲把目光投向戴维。他耸了耸肩，动作之小几乎难以觉察。索菲没说话，用篙使劲往岸上一撑。平底船开始缓慢地返回。

伊莎贝尔的派对定在八点开始，可是索菲、戴维和科迪莉亚快九点时才到达。从诺维奇大街步行到这里只要五分钟，科迪莉亚一直也没有弄清它的确切地址。她很喜欢这所房子，伊莎贝尔的父亲花了不知多少钱在房租上。这是一幢两层楼的白色长形别墅，弧形的窗户很高，配有绿色百叶窗。房子远离附近的街道，半地下室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前门，另一段相仿的楼梯从客厅通向长形的花园。

客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科迪莉亚看了看来宾，庆幸自己买了件土耳其长袍。看来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引人注目的衣服，尽管她认为没这个必要。人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最好能够艳惊四座，甚至哪怕看上去怪诞不经，也好过毫无特色。

客厅里的陈设十分讲究，不乏浮华，带有伊莎贝尔那凌乱、不切实际并一反传统的女性特征。一盏装饰华丽的水晶吊灯如旭日般挂在天花板中央，却在这个房间里显得太过巨大笨重，豪华铺张的丝绸坐垫和窗帘使这里更像是妓女和情妇的闺房。科迪莉亚不相信这些东西是房东的风格。那些画肯定也是伊莎贝尔自己的东西，因为没有哪个房东会把这么贵重的画作留在墙上。壁炉上方挂着一幅画，上面是一个搂着小狗的年轻女子。科迪莉亚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内心感到一阵激动和喜悦。毫无疑问，她不可能看错那女孩裙子的独特蓝色，还有那年轻丰腴的面颊和手臂上令人赞叹的色彩，它们在吸收光线的同时也反射出光线——可爱、富有弹性的肌肤。她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是雷诺阿的画！”人们纷纷回过头来看她。

在她身边不远处的雨果笑着说：“不错，不过别这么大惊小怪嘛，科迪莉亚。不过是幅雷诺阿的小作品。伊莎贝尔向她爸爸要一幅油画来装饰客厅，他总不能用《干草车》的印刷品，或者梵高那张破椅子的廉价复制品打发她吧。”

“伊莎贝尔会知道其中的区别吗？”

“哦，那当然。伊莎贝尔很识货。”

科迪莉亚想知道，他语气中的尖酸是在针对伊莎贝尔，还是针对他自己？在房间另一头，他们看见伊莎贝尔正冲他们微笑，雨果如同坠入梦幻般径直朝她走去，抓住了她的手。科迪莉亚冷眼旁观，只见伊莎贝尔的头发盘成希腊式的高发髻，身穿一条长及脚踝的奶油色丝绒连衣裙。裙子的方领开得很低，袖口缝着繁复的褶边。科迪莉亚思忖：这俨然是一件模特儿的服装，在这种非正式聚会中，本应显得很不协调，可相反，它使得其他女人的衣服看上去都像是临时凑合，就连科迪莉亚自己这身衣服也成了一块俗气的破布，不似买来时那么淡雅精致。

科迪莉亚决定晚上找个时间和伊莎贝尔单独谈谈，但发现这恐怕不容易。雨果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一只手始终占据着她的腰际，把持着她在朋友之间应酬。他似乎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而伊莎贝尔的酒杯也始终没有空着。也许随着夜晚过去，他们会放松警惕，到时就有可能找机会把他俩分开。眼下，科迪莉亚决定在房子里四处看看，尤其要看看洗手间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在这样的聚会上，这种事需要客人自己留心。

科迪莉亚走上二楼，来到楼道尽头的一扇门前。她轻轻把门推开，顿时一股浓烈的威士忌酒气扑面而来。她本能地悄然进入，并顺手把门带上，以免酒气弥漫到整个房子里。这不是个空房间，里面一片混乱。床上还躺着一个女人，身上搭着一条床罩；这个女子身着粉红丝绸睡袍，金色头发披散在枕头上。科迪莉亚走到床边俯视着她，她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她的嘴巴半张着，一阵阵威士忌的酒气像无形的烟圈般不断散发出来。她的下唇和下巴肌肉绷得很紧，起了一道道皱纹，使她的脸看起来冷峻而严厉，好像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强烈的不满。她薄薄的嘴唇上抹着厚厚的唇膏，浓浓的紫色渗进嘴唇四周的皱纹中，使她的身体看起来就像遭遇着酷寒。她的两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床单上，布满皱纹的手指被尼古丁熏得焦黄，还有一圈一圈的痕迹。两根鹰爪般的指甲上有裂痕，其他指甲上的砖红色甲油有的开了裂，有的已经脱落。

一张笨重的梳妆台挡在窗前。她把视线从这双皱巴巴的手上移开，一一扫过桌上几瓶开了盖的面霜、洒落的粉底，还有一杯喝剩下的看似咖啡的东西。科迪莉亚挤到桌子后面，把窗户推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在下面花园的草地上、树荫之下，有几个苍白的影子在静静地移动，就像死去多年的酒鬼的幽灵。她把窗户开着，走回床边。现在她什么也做不了，不过还是把那双发凉的手塞到被罩下面，从门背后的钩子上取下一件比较暖和的睡袍，把它盖在那个女人身上，然后把四周掖好。至少这样就不怕吹风着凉。

做完这些之后，科迪莉亚悄悄返回楼道，正好看见伊莎贝尔从隔壁的房间里出来。她迅速伸手连拖带拽地把她拉进卧室。伊莎贝尔轻轻地喊了一声，科迪莉亚把她紧紧地按在门上，压低嗓门急切地说：“把你知道的有关马克·卡伦德的事情告诉我。”

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从门转向了窗户，仿佛急欲夺路逃跑。“他做那件事的时候我不在那儿。”

“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

伊莎贝尔朝着床的方向退去，似乎那个一动不动、发出呻吟般鼾声的人会向她提供支持。那个女人突然翻了个身趴在床上，像一头痛苦不堪的野兽发出长长的哼唧声。两个女人都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科迪莉亚又问了一遍：“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

“马克自杀的时候，我并不在场。”

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科迪莉亚压低了嗓门：“可是在那不久之前你还去过，是不是？你到那个大宅去打听他的消息。马克兰德小姐看见你了。事后你坐在花园里，一直等到他把活干完。”

也许是科迪莉亚的想象？伊莎贝尔感到这个问题无关要害之后，似乎突然放松了许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是去找马克的。他们在学院宿舍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就去看他。”

“为什么？”

这一苛刻的问题似乎令她茫然不解。她简单地回答说：“我想和他在一起。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情人吗？”科迪莉亚问道。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总好过问他们是不是睡在一起或者同床共枕——而且伊莎贝尔也许根本就听不懂那些愚蠢的委婉用语。此刻，从她那双漂亮、受惊的眼睛中，很难看出她真正理解了多少。

“不，马克从来不是我的情人。他在花园里干活，我只好在农舍那儿等他。他在太阳底下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和一本书，我一直等到他把活干完。”

“什么书？”

“我记不得了，很没意思的书。在马克回来之前，我一直觉得很无聊。接着我们就用很好玩的杯子一起喝茶，就是带蓝杠的大杯子。喝完茶之后我们一起散步，然后一起吃晚饭。马克还做了色拉。”

“后来呢？”

“我就开车回家了。”

此刻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科迪莉亚听见楼梯上传来上上下下的脚步声和一阵阵说话声，但她还是进一步追问：“在那之前呢？那次喝茶之前，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是在马克离开学校前的几天。我们一起开我的车去海边野餐。不过我们先在城里停了一下——圣埃德蒙兹镇，对吧？马克去找了一个医生。”

“为什么？他病了吗？”

“哦，不是，他没有病。他也没在那儿待很久，不可能做你们所说的——检查。他在里面只待了几分钟。那幢房子很破旧，我在车里等他，不过车没有停在房子外面，你明白吧。”

“他说过为什么要去那儿吗？”

“没有，不过我想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出来之后有一会儿他都不太开心，不过很快我们就去了海边，他就又高兴起来。”

她现在似乎也高兴起来了。她冲科迪莉亚微微一笑，甜美而空洞的微笑。科迪莉亚自忖：她惧怕的只是那座农舍，谈到活着的马克时，她并不介意，可是一想到他的死，她就觉得受不了；这种抵触并不是出于交心的悲痛，他曾经是她的朋友，他很讨人喜欢，她很喜欢他，但是没有了他，她也过得很好。

这时候有人敲门。科迪莉亚站向一边，雨果走了进来。他对科迪莉亚视而不见，朝伊莎贝尔扬了扬眉毛：“你可是派对的主人，宝贝儿。下去吧？”

“科迪莉亚要跟我谈谈马克的事情。”

“毫无疑问。我希望你都告诉她了，你和他开车去海边待过一天，还在夏树庄园和他待了一下午和一晚上，从那以后你再也没见过他。”

“她跟我说了，”科迪莉亚说，“几乎一字不差，我觉得，现在让她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威胁了。”

他脱口而出：“别这样刻薄嘛，科迪莉亚，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有些女人可以尽管讽刺挖苦，但是对于你这样美丽的女人来说，就有失身份了。”

他们一起走下楼梯，来到人声嘈杂的门厅。刚才那番恭维话使科迪莉亚感到不快。她问道：“我想，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就是伊莎贝尔的监护人了。她是不是经常这样醉醺醺的？”

“德孔耶小姐？她平常不大醉成这样，不过我也承认她难得有绝对清醒的时候。”

“难道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把她交给二十世纪宗教法庭——交给像我父亲那样的精神科医生？她把我们怎么了，我们要那样对待她？再说了，她难得清醒的时候，就变得刻板又乏味。说来也巧，她的酒瘾和我的兴趣不谋而合。”

科迪莉亚措辞严厉地说：“这确实省了你们事，但我认为这很不负责，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她，直视着她的眼睛，微笑道：“哦，科迪莉亚，你说起话来真像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又被新教徒保姆带大，还接受了修女学校的教育。我真的很喜欢你！”

科迪莉亚默默地离开他们，走进晚会的人群中时，雨果还在笑。她心想，雨果的判断并没有太大的错误。

她拿了一杯酒，慢慢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心安理得地听着别人谈话的只言片语，希望能听到有人提起马克的名字。她只听到了一次。有两个女孩和一个长相英俊但无精打采的青年男子站在她的身后。其中一个女孩说：“索菲·蒂林好像很快就摆脱了马克·卡伦德自杀的阴影。她和戴维一起去参加了火葬仪式，这个你们知道吗？把自己的现任情人带去看前任情人的火化，还真像是索菲的个性。我看这件事让她很兴奋呢。”

她的同伴都笑了。

“小兄弟还接管了马克的女友。如果美人、金钱和聪明才智不能同时到手，那就想办法得到前两个。可怜的雨果！他一直自卑着呢。长得不够帅，也不够聪明——索菲的荣誉学位肯定让他自愧不如；而且他也不是很有钱。难怪他要靠性来寻找自信。”

“而且，就算在这方面，也不见得……”

“亲爱的，你应当知道的呀。”

他们哄笑着离开了。科迪莉亚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的手在颤抖，几乎把杯中的酒晃出来。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在乎索菲，竟然渐渐喜欢上了她。当然，那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是蒂林的策略。如果用羞辱的方法不能使她放弃这桩案子，那就笼络她，带她去坐船，好好地待她，把她拉到我们这边来。确确实实，她现在站在了他们一边，至少她没有听那些恶意的诋毁。也许他们和鸡尾酒会上那些客人一样满怀恶意，她用这种挑剔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无伤大雅却也无趣的聚会，人们喝点杜松子酒，吃点开胃吐司，在一起说长道短。她像她父亲一样，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这是势利、恶意和淫秽言行的温床，对此她觉得不难理解。

一具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她转身一看是戴维，手中正拿着三瓶酒。刚才那几个人的话他显然也听见了一些，那两个女孩分明是故意的，不过他只是温和地笑了笑。

“奇怪的是，被雨果抛弃的女人总是恨他入骨。可是索菲却不一样。她的前男友们喜欢把他们的破烂自行车和汽车随便往诺维奇大街上一停，然后在我的客厅里喝着啤酒，把他们和现女友之间的破事说给她听。”

“你介意吗？”

“只要他们不逾越客厅的界线，我就不介意。你玩得还开心吗？”

“不怎么样。”

“来见一下我的朋友吧。他一直在问你是谁。”

“不了，戴维，谢谢你。我必须随时准备见霍斯福尔先生，我不想错过机会。”

他冲她笑了笑。她觉得他是在可怜她，好像还准备说点什么。但是他改变主意走开了，怀里抱着那几瓶酒，一边穿过人群一边高声提示避让。

科迪莉亚继续在房间里走动，边看边听。那些露骨的淫秽语言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原以为知识分子们总是呼吸着太过纯净的空气，理应不会对肉体之事感兴趣。显然这是一种误解。想想看，那些革命同志们，总被人们认为生活在淫乱之中，但其实都相当保守。有时候，她觉得他们的性行为并非发自人的本能，而是由责任激发的，它是革命的武器，或者说，是对他们所鄙弃的资产阶级道德摆出的反对姿态，而不是人的生理需要。他们的主要精力全都奉献给了政治。现在也不难看出，在场这些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被引向了哪里。

其实她没有必要担忧自己是否选对了长袍。已经有不少男人表示愿意，甚至急于摆脱自己的女伴来和她搭讪。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显得与众不同，他巧舌如簧，样子逗趣，科迪莉亚觉得若是和他在一起，或许还能度过一个有趣的晚上。参加聚会的时候，她希望只有一个合适的人关注自己，同时不受其他任何人注意。她天生不善于交际，以至在过去的六年中和同龄人渐行渐远。在这种部落求偶般的聚会上，她发现自己害怕噪音，害怕人们表面下的冷漠以及那些她一知半解的潜规则。她坚决地对自己说，她拿了罗纳德勋爵的钱不是到这里来找乐子的。在那些与她搭上话的人当中，没有人了解马克·卡伦德，也没有人对他生前死后的事表现出任何兴趣。她不能整晚都和这些无法提供信息的人泡在一起。每当她意识到情况不对，而他们的交谈又太过深入时，她就会轻轻说一声失陪，然后溜到洗手间或者躲进花园里的阴暗处。花园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草地上吸食大麻，那刺鼻的气味科迪莉亚是不会弄错的。那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交谈的兴趣，所以她至少可以在这里独自散散步，聚积勇气准备下一轮的进攻，想想该如何看似漫不经心地提出些巧妙问题，并对一些无法避开的问题作出回答。

“马克·卡伦德？对不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不是离开学校去体验简朴生活了吗？后来上吊自杀还是怎么了？”

有一回，她躲进了德孔耶小姐的房间。但她看见那个烂醉如泥的女人被胡乱丢在地毯上的一堆枕头里，而那张床被派上了另外的用场。

她不知爱德华·霍斯福尔什么时候来，或者究竟会不会来。如果来了，雨果是否还记得或者愿意把她引见给他？此刻客厅里、门厅里，就连楼梯上都是人，可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没有看见蒂林姐弟的身影。正当她觉得这个晚上恐怕是白跑一趟时，雨果把手搭在她手臂上说：“来见见爱德华·霍斯福尔吧。爱德华，这是科迪莉亚·格雷，她想问一些关于马克·卡伦德的事情。”

爱德华·霍斯福尔再度使她感到吃惊。在她的潜意识中，对方应该是个一把年纪的老学究，因埋头书本而对其他事心不在焉，有着一副好心肠，但难以和学生打成一片。然而眼前这个人顶多三十出头，他的个子很高，长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瘦削的身材像瓜皮一样有些弯曲，蝶形领结下带褶子的黄色衬衣使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

科迪莉亚原本一直抱有几分希望，认为只要相互认识了，他马上就会喜欢上自己，并且不吝惜花时间跟她相处，可是这希望很快破灭了。霍斯福尔的眼神焦躁不安，不时地回头看向门口。她怀疑他是有意一个人前来，目的就是要摆脱累赘，等候自己所希望的伴侣到来。他心神不定的样子让她很难不受影响。她说：“你知道，我不会整个晚上都缠着你的，我只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她的声音使他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也找回了一点礼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你想了解什么？”

“关于马克，你所知道的任何事。你教过他历史，对吗？他学得好吗？”

她并没有开门见山地提问，她觉得从这个问题入手，所有当老师的人都能回答得了。

“跟那些让我头疼的学生相比，教他还能给我一点成就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修历史，他完全可以选择一门科学课程。他对物理现象充满了好奇，可是他却决定读历史。”

“你觉得这是不是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

“违背了罗纳德勋爵？”他转身拿起一只瓶子，“你喝点什么？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的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酒水都不错，很可能是因为雨果负责这一方面，让人非常欣慰的是没有啤酒。”

“难道说雨果不喝啤酒？”科迪莉亚问。

“他说他不喝。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违背罗纳德勋爵的意思。马克说了他选修历史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懂得过去，就不可能懂得现在。你在面试的时候总会听到这种烦人的陈词滥调，但是他可能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实际上反过来说倒是对的——我们是在用现在解释过去。”

“他行吗？”科迪莉亚问，“我是说，他会拿到荣誉学位吗？”

她天真地以为，荣誉学位就是学业成绩的巅峰，这一纸证书能够证明获得者终身都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她想听到的是，马克的荣誉学位已经胜券在握。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好像把荣誉和成就混为一谈了。我们很难预测他的学习等第，不过拿到荣誉学位的把握不大。马克有能力发表一些独特、有创造性的文章，可是他的材料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几个独到理论，这样的结果往往经不起推敲。主考人喜欢看独到见解，可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学得好，首先必须拿出已经被人们接受的事实以及正统观点。要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还要有快速准确地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这是获得荣誉学位的诀窍。顺便问一句，你在哪儿？”他注意到科迪莉亚脸上掠过茫然不解的神情，“我是说在哪个学院？”

“都不是。我已经工作了，我是一名私家侦探。”

听到这话以后，他表现得泰然自若。“我叔叔曾经聘请过一位侦探，为了查清我婶婶是不是跟他们的牙医有一腿。她果真有私情，但其实他只要问问他们，就很容易弄清楚了。可是他却花了大价钱，换来的是原本分文不花就能得到的消息，还赔了夫人又折了牙医。这事当时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真觉得这样的工作——”

科迪莉亚接过话头：“不适合女人？”

“不，我认为完全适合。它需要无穷的好奇心，无限的痛苦，还有干预他人的热情。”他再次表现出心不在焉。他们旁边有几个人在交谈，话语不时飘进他们的耳朵。

“……最烂污的学术文章的典型。无视逻辑关系，滥用流行词语，貌似很有深度，语法一塌糊涂。”

马克的老师只听他们说了几句，就认定他们的学术性闲聊不值得关注，于是又屈尊把注意力转向科迪莉亚，但却没有表现出多少重视。“你为什么对马克·卡伦德这么感兴趣？”

“他父亲聘用我调查他儿子的死因，我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跟你暗示过他生活得不快乐，以至于要自杀？他有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要放弃学业？”

“没有跟我提过。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他的关系有多密切。那次他来与我正式告别，对我给他的帮助表示感谢，然后就要走。我客套了几句表示遗憾，与他握手。我有些尴尬，但是马克没有。我觉得马克不是一个轻易会觉得尴尬的年轻人。”

这时门口起了一阵小骚动，几个刚到的人正吵吵闹闹地挤进人群。其中有个女孩身材高挑，皮肤黝黑，大红上衣的开口几乎到了腰际。科迪莉亚觉得马克的老师好像突然怔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这位新来者，目光中充满紧张、焦虑和和哀求。这样的目光她以前见过，她的心往下一沉。如果现在她还能获得任何信息，那真是吉星高照了。她急于再次吸引他的注意，于是说道：“我肯定马克不是自杀的。我认为这可能是一起谋杀。”

他依然盯着那位新来的女孩，漫不经心地说：“不大可能，真的。谁杀的？什么动机？他只是个小人物，甚至从不冒犯别人一丝一毫，也许除了他父亲吧。但这不可能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干的，如果你是在怀疑他。马克死的那天晚上，卡伦德勋爵坐在餐厅的导师餐桌上吃饭。当晚学院举办了晚宴，我就坐在他身边。他儿子还给他打来一个电话。”

科迪莉亚几乎要去拽住他的袖子。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间打的？”

“我想就在开饭后不久，学院里一个叫本斯金的侍者进来告诉他有电话，时间大约在八点到八点一刻之间。卡伦德离开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回来继续喝他的汤。这时候其他人还没有开始吃第二道菜呢。”

“他有没有说马克有什么事？他看上去有心事吗？”

“都没有。我们吃饭的时候几乎不说话，罗纳德勋爵从来不把自己的社交才华浪费在非科学家身上。对不起，失陪了。”

他起身离开，穿过人群，直奔他的目标。科迪莉亚放下手中的杯子去找雨果。

“听我说，”她说，“我想找你们学院的服务员本斯金谈谈。他今天晚上在吗？”

雨果放下手中的瓶子。

“有可能。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在学校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他从他的小窝请到你那里去。如果事情真的那么急，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学院传达室的门房满腹好奇地查清了本斯金就在学院里，接着通知了他。五分钟后本斯金就到了。在等待他期间，雨果和门房闲聊着，科迪莉亚走到宿舍区外，悠闲地看着学院里发的各种通知。本斯金不慌不忙地到了，样子很从容。他是一位老人，满头白发，衣着正式。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皮肤很厚，就像没有成熟的血橙。科迪莉亚心想，如果不是脸上那隐隐透着轻蔑的阴郁神情，他倒是很像广告上那种理想的管家。

科迪莉亚先给他看了罗纳德勋爵的授权委托书，接着就单刀直入地开始发问。拐弯抹角是不可能奏效的，既然她求助于雨果，就不指望能甩开他。她说：“罗纳德勋爵让我调查他儿子的死亡。”

“我明白，小姐。”

“有人告诉我说，马克·卡伦德先生临死那天晚上打电话找过他父亲，当时晚餐刚刚开始，是你告诉正在导师餐桌上用餐的罗纳德勋爵，说有电话找他的。”

“小姐，我当时以为打电话来的是卡伦德先生，可事实上我弄错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本斯金先生？”

“是罗纳德勋爵自己告诉我的，小姐，那是他儿子死了几天之后的事情。罗纳德勋爵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当时我斗胆向他表示了慰问。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提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那个电话，罗纳德勋爵说我弄错了，打电话的不是卡伦德先生。”

“他有没有说是谁打的？”

“罗纳德勋爵告诉我，说是他的实验室助理克里斯·伦恩先生。”

“这让你吃惊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弄错了？”

“我得承认我是有点吃惊，小姐，不过这样的错误也许已经无足轻重了。我那天只是偶然间提到了这件小事，当时的气氛真是令人悲伤。”

“你真觉得是自己把名字听错了？”

这个满脸固执的老人并没有放松下来。“罗纳德勋爵不可能搞错是谁打电话给自己的。”

“卡伦德先生是不是平常都在学院吃晚餐的时候给父亲打电话呢？”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何况接电话也不是我的日常工作。学院里其他侍者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调查不会有结果，而且学院侍者受到调查的消息也不会让罗纳德勋爵感到高兴。”

“任何有助于证实真相的调查，都会使罗纳德勋爵感到高兴。”科迪莉亚说。她心想，实际上本斯金那散文诗一般的语言风格正在感染自己。她用更自然的语气补充了一句，“罗纳德勋爵急于知道与他儿子的死有关的情况。本斯金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一些消息，给我一点帮助吗？”

这几乎是在祈求，可是对方无动于衷。“没有，小姐。卡伦德先生是一个很安静、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他离开我们这里之前，身体看上去很健康，情绪很好。他的健康状况在学院里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什么事吗，小姐？”

他耐心地站在那里，等着被她打发走。科迪莉亚让他回去之后，和雨果一起离开了学校。两人返回特兰平顿大街时，她苦涩地说：“他一点也不在乎，是吧？”

“他何必要在乎呢？本斯金是个老狐狸，在学院已经待了七十年了，这种事他以前早就见过。在他眼里一千年和一晚上没什么区别。我知道，让本斯金伤心过的事只有一件，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自杀，那是个公爵的儿子。本斯金认为，有些事情不应当发生在学院里。”

“但是关于马克的电话，他是不会弄错的。从他的表现中就可以看出来，至少我可以。他很清楚自己听到了什么。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但他心里有数，他没有弄错。”

雨果事不关己地说：“他是学院里的老侍者了，循规蹈矩，一丝不苟，本斯金就是这德性。他动不动就说，‘如今的年轻人跟我刚来学院的时候不一样了。’我觉得一样才见鬼呢！当年的人们都留着连鬓胡，贵族们穿着昂贵的长袍，表明自己与平民不同。如果有可能，本斯金能把这一切都恢复原样。他就是个老古董，沉溺于过去的辉煌，在学院里终日无所事事地闲混。”

“不过他的耳朵一点儿都不聋。我故意轻声说话，他的听力丝毫没有问题。你真的相信他弄错了吗？”

“‘克里斯·伦恩’和‘他的儿子’发音是有点像。”

“可是伦恩不会这样称呼自己。我跟罗纳德勋爵和利明小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喊他伦恩。”

“听我说，科迪莉亚，你可不能怀疑罗纳德·卡伦德和他儿子的死有牵连！这不符合逻辑。一个清醒的杀人犯一定不希望事情败露，我想这一点你肯定同意。虽然罗纳德·卡伦德不是个好鸟，但他的脑子很清楚——这也毫无疑问。马克死了，他的尸体火化了。除你之外，谁也没提过这是谋杀。现在罗纳德勋爵把你找来搅这趟浑水。如果他有什么要隐瞒的，那又何必如此呢？他甚至没有必要转移人们的怀疑，根本没有人怀疑。”

“我当然不会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儿子。他不知道马克是怎么死的，并且非常急于知道。这也是他聘用我的原因。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不可能有错。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电话的事上说谎。”

“就算他说谎了，那也可能有五六种无罪的解释。如果马克真的给学院打了电话，那一定有急事，也许是他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情，或者是能够追踪到他儿子死因的线索。”

“那他为什么还要找我查他儿子自杀的原因呢？”

“有道理，聪明的科迪莉亚。我换种解释吧。马克有事求助，也许急着要见老爸，但是被他拒绝了。他的反应可想而知。‘别丢人现眼了，马克，我正在贵宾席上和院长一起吃饭呢。我总不能因为你神经兮兮地打电话要见我就拍屁股走人。冷静一点。’这种事情拿到大庭广众来说，总归不好听。验尸官可是出了名的吹毛求疵。”雨果以深沉、傲慢的语气模仿道，“‘我不想增加罗纳德勋爵的悲痛，但是对于明显的求救，他选择了置之不理，这也许是很不幸的。如果他当时立刻离席去找儿子，也许这个优秀的年轻学生就得救了。’我发现，在剑桥自杀的人都很优秀。我至今还等着哪份调查报告上有学院当局的证词，说学生是赶在被学校开除之前先自我了结的呢。”

“可是马克的死亡时间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那通电话就是罗纳德勋爵不在现场的证据！”

“他可不会这样想，他根本不需要不在场证据。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介入其中，也从没想过他杀的可能，你就不会考虑不在场证据的问题。心里有鬼的人才会这样做。”

“可是马克怎么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父亲呢？罗纳德勋爵作证时说，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和儿子说话了。”

“看来你对此不肯善罢甘休了。去问问利明小姐吧。如果给学院打电话的人真是伦恩，最好也去问问他。如果你要找个罪魁祸首，伦恩是再好不过的人选。我发现这个人绝对非常阴险。”

“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他呢。”

“哦，他在剑桥可是小有名气。他开起那辆可怕的封闭小货车时简直穷凶极恶，就像准备把不服管教的学生送去毒气室。没有人不认识伦恩。他脸上很少有笑容，就算笑了也像是在嘲讽、藐视自己那对万物微笑的灵魂。我要是你肯定重点盯着伦恩。”

在这样一个温暖、香气扑鼻的夜晚，他们静静地走着，只有特兰平顿大街的涵洞里传来潺潺的流水声。他们从旁边走过时，看见学院大门口、传达室小屋、远处的花园，还有中间的庭院都已经灯火点点，看上去是那样遥远，虚无缥缈，恍若梦境。科迪莉亚突然感到孤独、忧虑和压抑。如果伯尼还活着，他们两人会舒适地坐在剑桥某个酒吧的角落里探讨这个案子，没有喧哗，没有烟雾，躲开邻里的好奇心，用他们所熟悉的行话轻声慢语地讨论。他们会讨论一个年轻人的人格特征。这个年轻人在那张温和知性的油画下面睡觉，却买了一本登有裸女照片的淫秽杂志。那真是他买的吗？如果不是，那它是怎么进入别墅园子里的呢？他们还会探讨一位父亲，谈到他为什么在自己儿子的最后一通电话上撒谎。他们还会很高兴地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谈到那把没有擦干净的耙子，那畦没有挖完的地，那只没有清洗的咖啡杯，一段很仔细地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布莱克诗句。他们会谈到吓坏的伊莎贝尔，谈到无疑非常诚实的索菲。还有雨果，关于马克的死他肯定知道些什么。他很聪明，不过有点聪明过头了。自从接了这个案子以来，科迪莉亚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独立办案的能力来。如果此时能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身边，听她倾诉烦恼，帮她找回自信，那该多好。她再次想到了索菲，但索菲是马克曾经的情人，也是雨果的姐姐，而这两人都与案子有关。她意识到，自己只能孤身奋战，可随即又想起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讽刺的是，这一想法不仅给她带来了安慰，也再次燃起了她的希望。

在潘顿大街的拐角处，他们停下脚步，雨果说：“你还去派对吗？”

“不了，谢谢你，雨果。我还有工作要做。”

“你要住在剑桥吗？”

科迪莉亚不知这个问题是仅仅出于礼貌的兴趣，还是别有深意。她突然警惕起来，回答说：“只待一两天。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馆，条件一般，但是比较便宜。”

他未加评论便接受了这个谎言，两人互相道别。她步行回到诺维奇大街，那辆小车依然停在五十七号的门外。房子里面黑洞洞的，悄无声息，似乎是有意要将她拒之门外，那三扇窗户就像呆滞的眼睛般冰冷空洞。

她回到农舍，把迷你车停在小灌木丛旁边的时候，觉得已经精疲力竭。她用手推了一下园子的门，发出吱吱的响声。黑夜中，她伸手从包里摸出手电筒，借助它的亮光绕到农舍的后门。她打着手电，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钥匙时，因疲劳而感到有些恍惚。她摇摇晃晃地走向客厅，有气无力地拿着没有关掉的手电，它在铺着瓷砖的地面上留下了飘忽不定的光斑。接着，由于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她的手电筒向上一晃，正好照到天花板的钩子上挂着的东西。科迪莉亚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连忙抓住桌子。钩子上挂的是她床上的长枕头，一端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成一个奇形怪状的球茎，活像一个人头，枕头的另一端被塞进马克的一条裤子里。两只瘪瘪的裤脚管一高一低，可怜兮兮地挂在那里。她惊魂不定地看着它，心怦怦直跳。一阵风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那个像人似的东西打起转来，仿佛有一只手在拧动它。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只枕头，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爬上心头，虽然顶多只有几秒钟，但她觉得仿佛过了好几分钟，自己才有力气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上去把那个东西拿下来。即便惊魂未定，她仍不忘仔细地查看钩子上的绳结。这根绳子上打了两个半结，做成一个简单的绳套挂在钩子上。如此看来，这位不速之客没有选择故伎重施，要不然就是他不知道先前那种结的打法。她把枕头放在椅子上，然后到外面去取枪。先前由于太累，她忘了取枪的事，现在她却要把那个冷冰冰、硬邦邦的金属家伙抓在手里才安心。她站在后门口，仔细聆听外面的动静。园子里似乎突然充斥着各种声音，神秘的窸窣声，树叶在微风中的飒飒声，就像有人在叹息，灌木丛似乎有神秘的东西在急跑狂奔，而近在咫尺处，不知什么动物发出蝙蝠般的尖叫声，让人头皮发麻。她悄悄地走向那片接骨木丛，仿佛连黑夜都屏住了呼吸。她静静地等着，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终于，她鼓起勇气转过身，伸手去摸那支枪。枪还在。她轻声舒了口气，如释重负，感觉也立刻好多了。枪膛里没有子弹，但是这没关系。她匆匆返回农舍，内心的恐惧也渐渐消失。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才上床睡觉。她把灯点上，手里握着枪，把整个农舍搜索了一遍。接着她看了看窗户。那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已然很清楚了。窗户没有插销，从外面一推就开。科迪莉亚从工具箱里找出一卷胶带纸，像伯尼教她的那样，从上面剪下两个细长条，把它们粘在玻璃下方和木窗框上。不知前面的窗户是否可以打开，不过她没有掉以轻心，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处理。这种方法无法阻挡别人进来，但至少第二天早晨她就会知道是否有人来光顾过。最后她在厨房里洗漱完毕，上楼睡觉。由于房门上没有锁，她把门微微拉开一点，在门框上放了一只平底锅的锅盖。这样就算真有人进来，她也不至于措手不及。她把子弹推上膛，把枪放在床头柜上，提醒自己她所面对的是一个杀手。她查验了一下那根绳子。这是一根四英尺长的普通绳子，一端已经蓬松起毛，明显不是新的。发现无法进行鉴别，她心里一沉，有些失望，但仍然按照伯尼教她的，仔细地为它编了号，把它放进自己的工具箱里。她从挎包的最里面拿出那根卷曲的皮带和那张印有布莱克诗句的纸，放进证据袋里。由于疲惫，即便这样简单的小事也让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她把那个枕头放回床上，努力克制住把它扔在地上直接睡觉的冲动。到这时，恐惧和不适都无法阻止她入眠了。她躺下后听着自己手表的嘀嗒声，不到几分钟，疲劳就战胜了她，使她进入无法抗拒的梦乡。

第四章

第二天一早，科迪莉亚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醒来，耀眼的阳光表明这又是一个晴天。她在床上多躺了几分钟，在睡袋里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乡村早晨的清新空气——泥土的清香，湿漉漉的青草甜味和农场的强烈气味微妙地混合在一起，使人精神一振。她到厨房去洗了个澡，马克生前显然也是这么做的。她站在从工具棚搬来的镀锡浴盆里，用平底锅把冷水浇在自己赤裸的身体上，嘴里倒吸着凉气。这种简单的生活使人更倾向于体会苦行僧式的清修。科迪莉亚心想，要是在伦敦，她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洗冷水澡，不会喜欢煎咸肉的诱人香味中夹杂着煤油炉的气味，也不会喜欢早晨的第一杯浓茶。

阳光照进农舍，把它变成一个温暖宜人的圣所，在这里她可以安全地应对白天的任何事情。在夏日清晨的宁静中，这个小客厅似乎没有受到马克·卡伦德死亡悲剧的影响。天花板中央那个钩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好像从来没有被用于那样可怕的目的。想起昨天晚上，当她的手电筒第一次照在被微风吹动的枕头上，那鼓鼓的、黑乎乎的东西给她带来的毛骨悚然，现在似乎也成了虚幻的噩梦。在光天化日之下，回想起昨晚的如临大敌，还真觉得有点丢脸。她把子弹卸下来藏进内衣口袋，又把手枪放回外面的接骨木丛中，一边格外注意掩人耳目，一边觉得自己很可笑。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台布洗好拿到外面晾着，然后到园子采了一小把三色紫罗兰、黄花九轮草和白花绣线菊，把它们插在桌上的一只竖棱大杯子里。

她决定，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去找那个叫皮尔比姆的保姆。即便这个女人对于马克的死或者辍学的事说不出个所以然，她总可以谈谈他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也许没有任何人比她更了解他的本真品质。她关心他，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还送了一只价格不菲的花圈。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她还专门到学院里去看过他。他也许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甚至可能跟她说过许多心里话。他没有了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心里，皮尔比姆保姆可能取代了他母亲的位置。

在驱车前往剑桥的途中，科迪莉亚考虑了具体的办法。皮尔比姆有可能就住在这一带。她不大可能住在市内，因为雨果·蒂林只见过她一次。从雨果对她那三言两语的描述来看，她应该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可能很穷，因此她也不太可能走很远的路去参加葬礼。显而易见，她没有被列入加福斯庄园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没有受到罗纳德勋爵的邀请。按照雨果的说法，参加葬礼的人相互之间都没有说话。这就意味着，皮尔比姆小姐在这个家族里，很难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家仆，也未必被看作家中一员。科迪莉亚好奇，在这样的场合，罗纳德勋爵竟然把她给忽略了。不知皮尔比姆小姐当年在这户人家的地位如何。

如果这个老太太就住在剑桥附近，那她的花圈很可能是从市区的某一家花店订购的。乡下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服务。那是一只价格不菲的花圈，说明皮尔比姆小姐出手很大方，也许她去了一家较大的花店，而且很可能是亲自去订的。科迪莉亚认为，年纪大一些的老太太很少使用电话，一般都喜欢亲自处理这种事情，她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疑虑，认为只有当面仔细地，反复说清自己的要求，才能得到最好的服务。如果皮尔比姆小姐是从自己住的村子乘火车或汽车进城，她也许会选择离市中心较近的花店。科迪莉亚决定先从路人入手，请他们推荐好些的花店名字。

她早就发现，剑桥不是一个适合开车兜风的城市。她先把车靠边停下，查了查那本指南后面所附的折叠地图。她决定把迷你车停在帕克公园旁边的停车场。找人可能要花一段时间，而最好的办法是步行。她不敢乱停车，因为怕被罚款，更怕被扣车。她看了看手表。时间刚过九点。这一天的开局不错。

第一个小时令她失望。她所询问的人都很热心，可他们对“靠近市中心、可靠一些的花店”的看法却莫衷一是。根据他们的指引，科迪莉亚去了附带卖切花的小蔬菜水果店、卖园艺工具的商店——它们虽然卖花，却不卖花圈。她甚至还去找了一位殡仪员。有两家花店乍看起来可能会有所斩获，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皮尔比姆小姐，也没有给马克·卡伦德的葬礼送过花圈。科迪莉亚走了不少路，开始感到几分疲惫，而且有些失望。也许自己在整个寻找过程中过于乐观了，也许皮尔比姆小姐是从贝里圣埃德蒙兹或者纽马基特过来的，花圈是从她家乡那边买的。

不过去殡仪馆那一趟没有白跑。听了她的询问，他们向她推荐了一家店：“那里提供上等花圈，小姐，真的非常好。”这家商店离市中心的路程超出了她的预期。即使在人行道上，人们也能闻到花香，可究竟是婚礼或葬礼用的，就要看个人心情而定了。科迪莉亚推开店门，就有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到处都是鲜花。靠墙摆放着一排绿色的大桶，里面是一束束的百合、鸢尾和羽扇豆；小一点的容器里插满了桂竹香、金盏花和紫罗兰；还有一捆捆紧扎着去了刺的玫瑰，花朵的大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简直如同试管的培育品。从门口到柜台的通道两侧摆放着用彩带装饰的盆花，看起来就像迎宾的仪仗队。

商店的最里面有一个房间，门开着，里面有两个店员正在干活。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其中一个满脸雀斑、懒洋洋的年轻金发姑娘是助理，正在按照品种和颜色给已经开放的玫瑰和小苍兰分等。另一个穿着更合体，举止也更有威严的女人俨然是她的上司，正拧下花头，用细铁丝把残缺不全的花串起来，把它们紧紧绑在一个巨大的心形苔藓花床上。科迪莉亚的视线离开了这令人恐怖的景象。

柜台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位身穿粉红罩衫、体态丰盈的女子。她也像这家花店一样，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气。显然，她认为普通花香不足为道，因此选用了具有异国情调的香水。她闻起来有股浓浓的咖喱粉和松木的混合味，着实令人陶醉。

科迪莉亚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我来自罗伯特·卡伦德勋爵的加福斯庄园。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勋爵的儿子在六月三日火化，他家的老保姆情真意切，送了一只红玫瑰十字架花圈。罗纳德勋爵希望给她写一封信，可是把她的地址弄丢了。她姓皮尔比姆。”

“哦，我想我们六月三日没有接过这样的订单。”

“能否请你查一查记录——”

这时候，那个正在干活的金发女子突然抬起头来大声说：“是戈达德。”

“你说什么，雪莉？”那个问话的丰腴女人有些盛气凌人。

“她姓戈达德。花圈的姓名牌上写的是皮尔比姆保姆，但订货人姓名是戈达德太太。罗纳德·卡伦德勋爵那里曾经有另一位女士也来打听过，当时她问的是这个名字。我给她查过，这位戈达德太太住在伊克莱顿薰衣草别墅。花圈是十字架形，四英尺长，红玫瑰。六英镑。都在本子上写着呢。”

“非常感谢你们。”科迪莉亚热诚地表示谢意，并对这三个人报以微笑，接着赶紧离开了。她不想卷入一场关于加福斯庄园来的另一个人是谁的争论。自己这样一定很可疑，但她走后，她们肯定会好好讨论一番。伊克莱顿的薰衣草别墅。她不断地默默重复这个地址，直到离花店很远后才收住脚步，把这个地址写了下来。

她大步流星地回到停车场，这时身上的疲劳感奇迹般地消失了。她看了看地图。伊克莱顿是靠近埃塞克斯郡边界的一个小村庄，离剑桥大约十英里。那地方离达克斯福德不远，所以她决定原路返回，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不过她低估了在剑桥开车所需要的时间。三十五分钟后，她才到达伊克莱顿那座燧石和卵石建造的、有八角锥形尖顶的教堂。她把车停在教堂大门附近，本想进去简单地看一眼，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戈达德太太随时可能搭上去剑桥的公共汽车。她决定去找薰衣草别墅。

其实那并不是一幢别墅，而是坐落在大街尽头的一幢丑陋的半独立式红砖小屋。它的前门与马路之间只有一块狭长的草地，连薰衣草的影子也没有，更闻不到薰衣草的香味。她重重地叩了几下狮头状的门环，把门震得直晃。有人回应了，但不是来自薰衣草别墅里，而是从隔壁出来的。来人是一个瘦骨伶仃、牙齿几乎掉光了的老太太，身上围着一条玫瑰花图案的大围裙。她脚上穿着软拖鞋，头上戴着一顶带小绒球的毛线帽，脸上流露出人们常有的那种浓厚的兴趣。

“我敢说你是来找戈达德太太的吧？”

“是的。您能不能告诉我她在哪儿？”

“她就在那边的墓地那儿，这我敢肯定。早晨的这时候，她一般都在那里。”

“可我刚从教堂那边过来，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哦，小姐，她不在教堂！教堂已经很多年不让我们下葬了。她在辛克斯顿路的那个公墓，那是她以后要和她丈夫一起合葬的地方。你肯定能找到，一直走就行了。”

“我得先回教堂去取我的车。”科迪莉亚解释说。显而易见，这个老太太会一直目送着她离开自己的视线，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她为什么要朝反方向走。老太太点头笑了笑，走出来倚靠在门上，看着沿大街行走的科迪莉亚，还不住地像木偶似的点头，帽子上的小绒球也跟着不停地上下晃动。

科迪莉亚一下就找到了那个墓地。她看见一块路牌指向达克斯福德的小路，便把车停在附近的一块草地上。她向后走了几步，来到那扇铁门前。那里有一个石砌的墓地小教堂，它的东头有一个拱顶式附带建筑，旁边放着一把经年的木座椅，上面爬了一大片青苔，还散落着不少鸟粪。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墓地。一道宽阔的草皮路从墓地中间笔直穿过，两边是一座座坟茔向光滑的草皮倾斜着，坟上树立着形制各异的白色大理石十字架和灰色的墓碑，留下一圈圈斑驳锈迹，新坟上撒下了片片花瓣。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墓地四周绿树环绕，树叶在炎热的空气中纹丝不动。草地上传来阵阵蛐蛐声，偶尔还能听见从附近铁路交叉道口传来的铃声和柴油机车的轰鸣，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墓园里只有一个老太太，此刻正俯身站在远处一座坟前。科迪莉亚在木椅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双臂交叠在膝盖上，接着悄悄沿着那条长满青草的路朝老人走去。她知道这次谈话必然非常重要，可奇怪的是，她却并不急于马上开始。她走到那座坟墓旁，在老妪身后站定，对方依然未注意她。

这个老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黑色，戴一顶式样过时的帽子，帽子边缘有一道褪色的网纱，用一根巨大的黑橡皮帽针固定在头发上。她背对着科迪莉亚跪在地上，露出一双鞋底，在那走形的鞋子里的是像树枝一样瘦弱的双腿。她正在拔着杂草。她的手指像爬行动物的舌头般不断飞快地伸出去，清除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小草。她的身边放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是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和一只园艺铲。她不时地把从地上拔出的杂草扔进篮子里。

又过了一两分钟。科迪莉亚依然静静地看着她，只见她满意地停下来，用手把草地抹平，似乎是在抚慰埋在下面的朽骨。科迪莉亚看见墓碑上深深地刻着碑文：

深切缅怀查尔斯·阿尔伯特·戈达德

安妮亲爱的丈夫

卒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享年七十岁

愿安息

“愿安息”，那一代人的墓碑上都刻有这句话，在他们看来“安息”是种无与伦比的奢华、至高无上的恩赐。

老人把身体重心移到脚跟稍事歇息，心满意足地端详着这座坟墓。这时候她才注意到科迪莉亚。她转过那张喜悦的、布满皱纹的脸，看着科迪莉亚，既无好奇也无憎恶地说：“这石碑很好，是吧？”

“是的，我很欣赏上面的刻字。”

“刻得很深，是的。花了不少钱，不过值得。这样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这里有一半墓碑都刻得太浅，时间一长就不行了。那样就把墓园的乐趣弄没了。我喜欢读这里墓碑上的刻字，看看这里埋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还有那些女人在埋葬了丈夫之后又活了多久。这让人去想她们后来是怎样生活的，会不会感到孤单。如果看不清碑文，墓碑就没有用了。当然啦，这块墓碑的刻字现在看来有点头重脚轻，因为我请他们给我留了点地方，上面要刻上‘妻子安妮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这样就上下平衡了。刻字的钱我都付过了。”

“你想过还要什么别的碑文吗？”科迪莉亚问道。

“哦，不要碑文！对我们俩来说，‘愿安息’就够了。我们不会向上帝祈求更多。”

科迪莉亚说：“你送到马克·卡伦德葬礼上的玫瑰十字架花圈很漂亮。”

“哦，你看见了？你应该没有去参加葬礼吧？是的，我对那个花圈很满意，他们扎得不错。可怜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

她以慈祥的目光看着科迪莉亚，饶有兴致地说：“这么说你认识马克先生？你是他的女朋友？”

“不是的，但我很关心他。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谈起过您这位老保姆。”

“我不是他的保姆，亲爱的，或者说，顶多只当过一两个月。他当时还很小，什么都不懂。我是他母亲的保姆。”

“可是马克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你去看过他吧？”

“这么说他告诉你了，是吗？过了这么多年，能再看见他，我心里真高兴。我一般不会唐突地去见他，那样也不对，他父亲也这么认为。但我是去把他妈妈的一样东西交给他，那是她临死之前托付我的。你知道吗，我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马克先生了——想想也真怪，我们住的地方相隔并不远。不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可怜的孩子，长得真像他妈妈。”

“你可以跟我说说吗？这不只是好奇，知道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戈达德太太扶着篮子的手把，费力地站起来。她把沾在裙子上的几片细草叶摘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副灰色棉布手套戴上。两人慢慢地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

“很重要，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一切都过去了，她已经死了，可怜的女人。现在他也死了。一切的希望和承诺都落空了。这话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再说了，说了又有谁愿意听呢？”

“也许我们可以坐在凳子上好好聊聊？”

“没什么不可以的。现在回家也没什么急事。你知道，亲爱的，我五十三岁才和我丈夫结婚，可我现在还会想念他，好像我们从小就青梅竹马。人家说我是个傻瓜，到了那个年纪还嫁人。可是你知道，我和他妻子认识了三十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而且我了解他。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他也会对另一个女人好。这就是我的看法，而且看来我没错。”

她们并肩坐在长凳上，凝视着通向那座坟墓的绿色小路。科迪莉亚说：“跟我谈谈马克的母亲吧。”

“她是博特利家的一位小姐，叫伊芙琳·博特利。她还没有出生时，我就给她母亲当保姆带小孩了，当时还只有小哈里。后来打仗了，他在第一场对德军的突袭中就牺牲了。他的爸爸很伤心，觉得谁也取代不了哈里，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老主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伊芙琳，他的心里只有儿子。伊芙琳一生下来，博特利太太就死了，这可能也是她父亲不喜欢她的原因。人们都这样说，可是我从来就不相信。我认识不少做父亲的，都因此而越发疼爱婴儿——可怜无辜的小东西，怎么能怪他们呢？要我说，这不过是不喜欢一个孩子的借口，才怪她害死了母亲。”

“是的，我也认识一个父亲把这些当成借口。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无法因为想爱一个人，就爱上那个人。”

“这更令人遗憾了，亲爱的，不然，这世界上的事就容易多了。可这是他自己的孩子，这太没道理了！”

“她爱他吗？”

“怎么可能呢？如果你不给孩子爱，又怎可能得到孩子的爱呢？何况她从来不会去取悦他，逗他开心——他的块头很大，脾气暴躁，说话大嗓门，小孩见了都害怕。如果是一个漂亮、胆大、不怕他的孩子，他可能还会对她好一些。”

“她后来怎么了？她是怎么遇到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

“他当时不是罗纳德勋爵，亲爱的，还不是呢！他只不过是罗尼·卡伦德，是个花匠的儿子。他们住在哈罗盖特。哦，还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我刚刚到那里当佣人的时候，他们有三个花匠。当然，那是大战以前的事。博特利先生在布拉德福德工作，他是做羊毛生意的。呃，你刚才问到了罗尼·卡伦德。我对他的印象很深，长相英俊，争强好胜，但是从来不表露自己的想法。他很聪明，那个年轻人，真的很聪明！他得到了一笔文法学校的奖学金，学习非常好。”

“伊芙琳·博特利爱上他了？”

“有可能，亲爱的。谁知道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呢。后来战争爆发，他走了。她狂热地也想做点有用的事情，因此加入了志愿救护队，不过她是怎么通过医学考试的，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们在伦敦又见了面，在战争中人们经常这样，后来我们就听说他们结婚了。”

“后来就住到剑桥郊区这儿来了？”

“战争结束以后来的。起初她还在当护士，他被派去了海外。男人们说他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我敢说，在我们看来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打打杀杀，关押，逃跑。这应当使博特利先生为他感到骄傲，同意这场婚姻，可是并没有。我想，他觉得罗尼是看上了自己的钱，结了婚他当然就有钱了。他也许是对的，可是怎么能怪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常常说，‘不要为了钱结婚，但是要和有钱的人结婚！’只要心怀善意，爱财也没有什么坏处嘛。”

“你觉得他是善意的吗？”

“至少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恶意，她也对他非常痴迷。战争结束后他去了剑桥。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由于他曾经在部队服役，所以战后他得到一笔补贴。她也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钱，于是他们买下了他现在住的这幢房子，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学习。当然，那房子当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后来做过很多改造。当时他们很穷，伊芙琳小姐独自操持这个家，除我以外也没有帮手。博特利先生会时不时地过来待两天。她当时很害怕他来造访，可怜的人儿。他想来看看什么时候添孙儿辈的，你知道，可是一直没有。后来卡伦德先生完成了大学学业，得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他想继续留在学校当个主任什么的，可是他们没有要他。他老说那是因为他没有影响力，不过我认为他当时可能还不够聪明。在哈罗盖特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文法学校里最聪明的，可是剑桥的聪明人有的是。”

“当时马克已经出生了吗？”

“是的，出生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他们结婚九年之后。他出生在意大利。博特利先生得知她怀孕了非常高兴，还增加了给他们的津贴，所以他们经常去托斯卡纳度假。小姐喜欢意大利，一直喜欢，我想她是希望把孩子生在那里。要不然，她也不会在怀孕的最后那个月还去度假。她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大概一个月，我去看了她，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这么高兴。哦，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你怎么会去看她呢？你不是住在那里工作的吗？”

“没有，亲爱的，那时我已经离开好几个月了。她怀孕初期反应很大，我能看出她很紧张，闷闷不乐。后来有一天卡伦德先生过来找我，说她不喜欢我，说我必须离开。我起初不相信，可我去见她的时候，她伸出手来说，‘对不起，保姆，我想你最好还是走吧。’

“怀孕的女人总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我知道，而且这个孩子对他们两人来说很重要。我当时以为，也许她过一阵子就会叫我回去的。后来她确实来找我了，但是没让我住在那里。我在村子里那个女邮政局长家租了一间卧房兼客厅的房子，每个星期到少夫人那里去工作四个上午，其他时间为村里的其他太太干活。这样也挺好，真的，可每次我不在小宝宝身边的时候，就很想念他。她怀孕时，我难得见到她，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剑桥碰上了。她当时已经快生了，身体很沉重，可怜的人儿，走起路来很艰难。她一开始假装没看见我，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走到马路这边来。‘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了，保姆。’她说。‘太好了！’我说，‘你一不留神，亲爱的，宝宝就要成小意大利人了。’她笑起来，好像恨不得马上就去享受那里的阳光才好。”

“她回家后怎么样了？”

“九个月之后她就死了，亲爱的。她的身体一直很弱，这话我说过，她染上了流感。我帮忙照顾她，干了很多事，可是卡伦德先生要亲自照顾她。他容不下其他人在她身边。她临死之前，我跟她在一起只待了几分钟时间。就在那一次，她让我在她儿子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把她的祈祷书转交给他。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话，‘保姆，马克二十一岁的时候，把这本书给他。你把它包好，等他成年的那一天交给他。千万不要忘记，好吗？’我说，‘我不会忘记的，亲爱的，这你知道。’接着她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不论你做到了，还是你没能等到那一天就死了，或者他到时候无法理解，这其实都没关系。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你觉得她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亲爱的。伊芙琳小姐是个很虔诚的信徒，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虔诚过头了。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该把什么事都留给上帝。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操心的已经够多了。可这些话是她在临死前不到三个小时说的，我答应了她。所以在马克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打听到他在哪个学院之后，就去找他了。”

“后来呢？”

“哦，我们聊得很愉快。你知道吗，他父亲从来没有谈起过他母亲。妻子死了之后，男人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我想他儿子应当知道自己母亲的事。他心里有许多疑问，我认为做父亲的应当告诉他这些。

“他拿到祈祷书很高兴。过了几天他来看我，问我给他妈妈看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是老医生格莱德温。卡伦德先生和她从来没有请过其他医生。有时候我真替他们遗憾，伊芙琳小姐体弱多病，而格莱德温医生当时肯定有七十岁了。也许有的人不会说这个医生什么，可我始终觉得他不怎么样。喝酒，你知道，亲爱的，他真的不太可靠。不过我想他早就安息去了，可怜的家伙。不管怎么说，我把名字告诉了马克先生，他记下来了。接着我们就喝喝茶，随便聊聊，而后他就走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没有别人知道那本祈祷书吗？”

“这个世上没有别人了，亲爱的。利明小姐在我的卡片上看见那家花店的名字，就去他们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葬礼后的第二天她来找过我，对我去参加葬礼表示感谢，可我看她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如果她和罗纳德勋爵真的那么愿意看见我，他们为什么不过来跟我握握手呢？她等于是在暗示我不请自来。谁想到葬礼还需要请柬！谁听说过这种事？”

“所以你什么也没跟她说？”科迪莉亚问道。

“除了你，我跟谁也没说过，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不过，我没有告诉她。跟你说实话，我一直都不喜欢她。我并不是说她和罗纳德勋爵之间有什么丑事，反正伊芙琳小姐在世的时候没有。也从来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她住在剑桥的一幢公寓里，不跟其他人打交道，这一点我敢肯定。卡伦德先生是在乡村小学教科学课的时候认识她的，她是英语教师。伊芙琳小姐去世之后，他才办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你的意思是，利明小姐拿到过英语学位？”

“哦，是的，亲爱的！她没有受过秘书的专业培训。当然了，她开始为卡伦德先生工作之后，就不教书了。”

“这么说卡伦德太太去世之后，你就离开了加福斯庄园？你没有继续留下来照看那个孩子？”

“他们不要我了。卡伦德先生雇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孩子。马克还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上学了。他爸爸说得很清楚，他不喜欢让我照看这个孩子，毕竟做父亲的有这个权利。我明知道他爸爸不同意，就不该再去看马克先生，那只会使孩子的境地尴尬。可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都失去了他。死因裁判官说他是自杀的，也许这是真的。”

“我认为他不是自杀的。”科迪莉亚说。

“是吗，亲爱的？你真好。可是他死了，不是吗？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现在我该回家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亲爱的，我就不请你到家里喝茶了。今天我有点儿累了。不过如果你还想再找我，你知道到什么地方找，欢迎再来。”

她们一起往墓园外走，两人在门口分手。戈达德太太像对小动物一样笨拙地拍了拍科迪莉亚的肩膀，然后慢吞吞地朝着小村庄走去。

科迪莉亚驱车来到道路的转弯处，看见了前面的铁路交叉口。一列火车刚刚开过去，栏杆正往上抬起。有三辆车被挡在了道口，前两辆车颠簸着缓缓开过铁轨，最后那辆却加速超过前车，一溜烟开走了。科迪莉亚看见那是一辆黑色的厢式货车。

后来科迪莉亚不太记得自己是怎样返回农舍的。她飞快地开着车，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前方的路上，并特别留心离合器和刹车的操作，以此来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迷你车直接碰上了农舍前的篱笆，她也不在乎车是否会被人看见。农舍的外观和气味与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她原以为屋里会被人翻箱倒柜，那本祈祷书也可能早已不翼而飞。可是她看见了那白色的书脊，夹在一摞更高、封面更暗的书当中，终于放松地轻叹了一声。她把祈祷书翻开，自己也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可能是题词，或者是用暗语或明语写的留言，或者是折叠起来夹在书中的信。可是上面只有一处题词，而且看上去不可能与这个案子有关。这段题词的文字是用老式书写体写的，显得松松散散，钢笔尖在纸上留下蜘蛛爬过一般的痕迹。“值此坚信礼之际，书赠伊芙琳·玛丽，深爱她的教母，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

科迪莉亚抓起书抖了几下，连一张纸片也没掉出来。她开始一页一页地浏览，一无所获。

她坐在床上，有点垂头丧气。要去相信一本遗留下的祈祷书中藏有重要线索，这种想法合理吗？一位虔诚的母亲在临终前，把祈祷书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是不是光凭一位垂垂老妇的混乱记忆，就用想象和推理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希望满满的美梦？即使她的推测没有错，现在还能指望信息依然在书里吗？如果马克在他母亲的书中发现了字条，他可能在看过之后就把它销毁了。即使他没销毁，其他人也可能会这样做。如果里面真的留了字条，现在大概早就成了壁炉里白色的灰烬和焦黑的碎片。

她很快摆脱了沮丧，抖擞起精神。现在还有一条路，她可以循着格莱德温这条线去查。她略加思索，把祈祷书放进自己的手袋里，接着看了看表，已经快一点了。她决定先在园子里吃些奶酪和水果野餐，然后动身前往剑桥，去中心图书馆查一查医疗行业名录。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她就找到了想要的信息。二十多年前给卡伦德太太看过病，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名叫格莱德温的注册医生只有一个。他的全名是埃姆林·托马斯·格莱德温，一九〇四年在圣托马斯医院获得行医资格。科迪莉亚在本子上记下了他的地址：贝里圣埃德蒙兹镇埃克斯沃思路普拉兹威小区四号。埃德蒙兹镇！就是伊莎贝尔说她和马克去海边时，马克顺道去的那个小镇。

这一天的时间毕竟没有浪费——她一直在追寻马克·卡伦德的足迹。她没有耐心查看地图，径直走到图书馆的地图查询处。现在是两点十五分。如果从A45号公路直接穿过纽马基特，只要大约一个小时，她就可以到达贝里圣埃德蒙兹。她有一个小时去拜访那个医生，还有一个小时用于回程。这样，五点半之前她就可以回到农舍了。

她行驶在纽马基特镇外地势平缓的乡村道路上。这时候，她又注意到后面跟着那辆黑色箱式货车。由于相距太远，看不清开车的是谁，但她猜测是伦恩，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她加快了速度，想与那辆车保持距离，但它却越来越近。当然，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派伦恩去纽马基特也说不定。可那辆低矮的箱式货车始终出现在后视镜中，让她感到一阵不安，于是决定把它甩掉。这条路上很少有岔道，而且她也不熟悉周遭。她决定等到了纽马基特再找机会。

小镇的主干道上车满为患，每一个拐弯路口似乎都在堵车。车子开到第二组信号灯的路口时，科迪莉亚发现了机会。那辆黑色箱式货车被堵在后面大约五十码的十字路口。信号灯一变绿，科迪莉亚立即加速左转，到了下一个路口再度左转，接着右拐。她在这片陌生的街道开了大约五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等候。那辆黑箱式货车不见了踪影，看来她已经成功地甩掉了它。她又等了五分钟，然后把车慢慢开回主干道，融入向东行进的车流。半个小时后，她穿过贝里圣埃德蒙兹镇，沿着埃克斯沃思路慢慢向前，留心寻找普拉兹威小区。又向前开了五十码后，她终于到了。那是一排低矮的泥灰房子，总共六幢，和马路边的停车带还有一段距离。她把车停在四号的门外时，想起了温顺乖巧的伊莎贝尔，当时马克告诉她再往前开一点，然后在车里等他，是不是因为考虑到白色雷诺太显眼的缘故？即使是这辆迷你车，在这里也引起了一些注意。楼上的窗户里探出了几张脸，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群小孩，聚集在邻居家的门口，睁大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她。

四号的房子看上去很压抑。门前的花园里杂草丛生，篱笆上的板条七扭八歪，有些地方已经朽烂，裂开几道缺口。板条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变得光秃秃的，棕色的前门被太阳晒得起皮鼓包。然而，科迪莉亚看见楼下窗户里亮着灯，白色的网状窗帘干干净净。看来格莱德温太太是个很细心的家庭主妇，努力维持着家里的面貌，但无奈年事已高，干繁重的家务活已经力不从心，又因为手头拮据而雇不起人。科迪莉亚不由对她产生了几分同情。由于门铃坏了，她只好敲了敲门。过了几分钟，一个女人来开了门。一看见她，科迪莉亚的怜悯之情立刻打了折扣。对方犀利怀疑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栏杆一样交叉在胸前的纤细胳膊，顿时使她的同情心荡然无存。很难估计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的头上盘了个小发髻，头发依然是黑的，脸上却布满了皱纹，细细的脖子上暴出一根根绳索似的青筋。她身上穿着艳丽的棉布罩衫，脚上穿着一双软拖鞋。

科迪莉亚自我介绍说：“我叫科迪莉亚·格雷。如果格莱德温医生在家的话，不知我能否跟他谈谈。是关于以前一个病人的事。”

“他不在家还能在哪里？他在园子里。你最好从这里穿过去。”

房子里的气味令人作呕，那是老年人的体味、排泄物和残汤剩饭混合的酸臭味，还有一股强烈的消毒水味。科迪莉亚径直走进园子，谨慎地不去注意过道或者厨房，因为表现出好奇也许会显得没有礼貌。

格莱德温医生坐在一把高靠背温莎椅上晒太阳。科迪莉亚从来没见过如此高龄的老人。他身上好像穿着羊毛田径服，两腿肿胀，脚蹬一双特大的毡拖鞋，膝上盖着一块拼接的编织披巾。他两手悬垂在椅子扶手上，那副脆弱的手腕似乎无法支撑沉重的双手。他的手上斑斑点点，就像秋天的树叶不由自主地轻轻抖动。穹顶似的小脑壳就像孩子的脑袋，小而脆弱，上面稀稀疏疏地长了几根花白的头发。两只眼睛就像浅黄色的蛋黄在显露蓝色静脉的胶状眼白上浮动。

科迪莉亚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喊他的名字。没有反应。她跪在他双脚前面的草地上，抬起头看着他的脸。

“格莱德温医生，我想跟您打听一个病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卡伦德太太。你还记得加福斯庄园的卡伦德太太吗？”

没有回答。科迪莉亚知道自己得不到回应了，甚至再多问一遍都像是一种施暴。格莱德温太太站在他身边，好像要让这个大千世界都来看看他。

“继续啊，再问他呀！都在他脑子里，你知道。他过去总是跟我说，‘我这个人不做记录，也不做笔记。都在我脑子里呢。’”

科迪莉亚问道：“他退休以后，那些病案记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别人了？”

“刚才我跟你说了，从来就没有什么病案记录。问我是没有用的，我跟之前的那个年轻人也这么说。格莱德温医生高高兴兴地和我结了婚，因为他当时需要一名护士，但是他从不谈论自己的病人。哦，从来都不谈！他把行医挣的钱都用来喝酒了，可是照样还敢谈医德问题。”

她的话里有种可怕的怨气，科迪莉亚无法与她对视。就在这时候，她发现老人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她弯下腰，听见了一个字：“冷。”

“我觉得他是在说他冷。还有披巾吗？可以给他披在肩上。”

“冷！在太阳底下！他总是觉得冷。”

“也许有条毯子就好了。要我去给你拿一条来吗？”

“别管他，小姐。如果你想照顾他，那你就来照顾。把他弄得像婴儿一样干净，给他洗尿布，每天早晨给他换床单，看你还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可以给他再拿一条披肩，但是过两分钟就会被他扯下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很抱歉。”科迪莉亚无助地说。她不知格莱德温太太能否得到需要的帮助，这个地区的护士会不会上门服务，她有没有请医生想办法在医院里弄个床位。但这些问题都毫无用处。就连她也能看出对方拒绝帮助时的无奈，这是一种筋疲力尽下的绝望，甚至没力气再去寻求救济。科迪莉亚说道：“对不起，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们了。”

她们一起穿过屋子。科迪莉亚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等她们来到前门时，她问道：“你刚才说还有人来过。他的名字是不是叫马克？”

“马克·卡伦德，他来打听他母亲的事。大约十天之后，又有一个人来过。”

“还有一个人？”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进来的时候一脸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但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要求见格莱德温医生，我就把他领进来了。那天我们坐在后面的小客厅里，因为外面稍微有点风。他走到医生面前，大声说‘下午好，格莱德温’，就像在跟下人讲话。接着他弯下腰看着医生，两人大眼瞪小眼。最后他挺直腰杆，跟我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哦，我们越来越招人喜欢了，真的！如果再有人来看他，我就要收费了。”

她们一起站在门口，科迪莉亚想着要不要伸手与她告别，可是意识到格莱德温太太好像不想让她走。老太太目视前方，突然大着嗓门说：

“你的那个朋友，就是那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地址留下了。他说如果我想星期天休息一下，他愿意过来陪医生坐坐，带点吃的来。这个星期天我想到黑弗里尔去看我妹妹。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就来吧。”

对方不情愿地让步了，发出了一个勉强的邀请。科迪莉亚可以想象，她要花多大勇气才能迈出这一步。科迪莉亚有些冲动地说：“还是我来吧。我有车，走得快。”

她这样做对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来说，等于又多花了一天时间，不过她不会跟他收取费用。即使是私家侦探，星期天也有休息一天的权利。

“他不想让一个女人陪着他，有些事情需要男人来帮他。他喜欢那个孩子，我能看得出来。告诉他可以来。”

科迪莉亚转身对着她。“我知道他原本肯定会来的，但是他来不了。他死了。”

格莱德温太太没有说话。科迪莉亚试探性地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衣袖，对方没有反应。科迪莉亚低声道：“对不起，我要走了。”她差点补上一句“要是我不能帮你做什么的话”，但是话到嘴边，她还是放弃了。无论是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在拐向贝里的路口，科迪莉亚回头看了看，那个僵直的人影还站在篱笆门旁边。

科迪莉亚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贝里稍作停留，去大教堂的花园逛十分钟。但是她觉得，在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前，她不能开车回剑桥。看一看巨大的罗马式大门里的草坪和鲜花，对她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她把迷你车停在天使坡，穿过花园来到河边，在阳光下坐了五分钟。她想起来，要把汽油费用记在笔记本上，于是用手在包里摸了摸。结果，她从包里拿出了那本白色的祈祷书。她静静地坐下来开始思考。如果她是卡伦德太太，想留下一条只有马克能发现但别人都会忽略的信息，她会把它放在哪儿呢？答案简单得如同儿戏。肯定在圣马克日的祈祷文、福音或者使徒书信那一页上的某些地方。马克是四月二十五日生的，名字就是随这位圣人所取。她很快就找到了地方。在水面反射过来的明晃晃的阳光中，她发现了刚才因为翻页太快而没有看见的东西。在克兰麦[7]关于抵御错误教义、进行温和请愿的祈祷词旁边，有一个难以辨认的小图案，非常模糊，在纸上顶多像一个小污点。她发现那是一组字母和数字：

E M C

A A

14.1.52

头三个字母无疑是他母亲姓名的首字母，下面的日期肯定是她留下这个信息的时间。戈达德太太不是说过她儿子才九个月的时候她就死了吗？那么中间这两个A是什么意思呢？科迪莉亚脑子里首先想到了汽车协会[8]，接着，她想起马克钱包里那张卡片。毫无疑问，姓名首字母下面的这两个字母只能表明一件事情——血型。马克是Ｂ型血。他的母亲是AA型。她给他留下这个信息只有一个理由。下一步就是要查出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血型。

她跑出花园时高兴得几乎喊起来。她再次掉转车头向剑桥方向驶去，心里还没有想明白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论点能否站得住脚。但现在至少她有事可做了，至少有了一些头绪。她飞快地开着车，急于想在邮局关门之前赶到城里。她隐约记得，从邮局可能拿得到市政委员会印发的当地医生名单。他们给了她一份。现在要找一部电话。她知道，在剑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不受任何干扰地打上一个小时电话。她开车来到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

索菲和戴维正在客厅里下棋，金发和黑发的两颗脑袋几乎碰在棋盘上方碰在一起。听科迪莉亚说要借地方打一长串电话，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惊讶。

“当然，我会付钱的。我会记下来打了多久。”

“我想你需要单独待在房间里，对吧？”索菲说，“戴维，我们到花园里去把这盘棋下完吧。”

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好奇，只是小心地拿着棋盘穿过厨房，把它放在花园里的桌子上。科迪莉亚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旁边，拿出那张表在椅子上坐定。这份名单长得吓人，她完全不知该从哪里开始。也许应该把宝押在那些集体执业、地址靠近市中心的医生那里。她决定就从他们开始，打一个电话就勾掉一个名字。她想起了那位高级警司的另一句名言：“侦探要耐心，要执著，执著到固执的地步。”她拨出第一个号码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这样的上司该有多严格，多让人受不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已经老了——至少四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大概会稍微宽松一点了吧。

但是连续拨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后，结果仍一无所获。对方的回答五花八门，但给医生诊所打电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电话机旁边有人。接电话的有时是医生本人，有的是专门负责接电话、传信息的女人。有的人客客气气，有的人则敷衍了事，也有的像受到了打扰，显得颇不耐烦，可是所有的回答都一样：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不是他们的病人。科迪莉亚则不断重复她的套话：“对不起打扰了。我肯定是把名字搞错了。”

她又耐心地拨打了将近七十分钟的电话，终于时来运转了，接电话的是医生的妻子。

“你恐怕打错了。负责给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一家看诊的是维纳布尔斯医生。”

真是太幸运了！维纳布尔斯医生本来不在她的预选名单上，她要至少再打一小时，才会拨到V字开头的姓氏。她的手指顺着名单向下滑动，打出了最后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维纳布尔斯医生的护士。科迪莉亚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加福斯庄园的利明小姐让我打电话来询问。对不起，能不能麻烦您把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血型告诉我们？他想在下个月参加赫尔辛基大会之前知道。”

“请稍等。”短暂的等待后，电话里传来往回走的脚步声。

“罗纳德勋爵是A型血。我要是你，就做一个详细记录。他的儿子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就打电话来问过。”

“谢谢了！谢谢！我会仔细记录的。”科迪莉亚决定再冒一个险，“我是利明小姐的新助手。她上次确实吩咐过我要做记录，可是我稀里糊涂地给忘了。如果她打电话来问，请不要告诉她我又麻烦过你。”

对方笑起来，对新人的笨手笨脚表示宽容。毕竟这也没给她带来多大麻烦。

“别担心，我不告诉她就是了。我很高兴，她终于给自己找了个帮手。你们都好吗？”

“哦，是的，都挺好的。”

科迪莉亚放下话筒。她朝窗外看了一眼，见索菲和戴维的棋刚刚下完，正把棋子往盒子里放。她的电话也打完了。她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但仍然需要证实。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她曾看过伯尼的解剖医学书，在血液与鉴别一章中，她读到过遗传学的孟德尔定律，不过记忆已经非常模糊。戴维倒是一定知道，最快的办法就是现在向他请教，但是她不能问戴维。这就意味着她要回公共图书馆去，如果想在它关门之前赶到那里，她就必须要快。

她总算及时赶到了。那位图书管理员现在已经认识她了，并且像往常一样帮上了忙，很快把必要的参考书送了过来。科迪莉亚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夫妻二人的血型都是A，他们孩子的血型不可能是Ｂ。

回到农舍的时候，科迪莉亚已是疲惫不堪。她在一天内经历了这么多事，有了这么多的发现。很难想象，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前，她才刚出发去找皮尔比姆保姆，心中的希望极其渺茫，即使能找到，也只求对方能提供一些马克·卡伦德的个人线索，也许是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她对这一天的成绩感到兴奋不已，激动得难以平静，但是她的头脑太疲惫了，无法理清思想深处的一团乱麻。眼前的一些事实还没有理出头绪，也毫无行迹可循，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马克出生的谜团、伊莎贝尔的惊恐不安、雨果和索菲的讳莫如深、马克兰德小姐对那座农舍的强烈兴趣、马斯克尔警长那几乎勉强的怀疑，还有围绕马克之死的各种无法解释的古怪矛盾之事。

由于精神过度疲劳又太亢奋，她在农舍里忙了一阵。她把厨房的地板擦洗了一遍，为防止夜晚太冷，又在那堆灰烬上面生了火，把后园里花坛中的杂草拔干净，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蘑菇鸡蛋卷，坐在那张简易桌边吃掉——想来马克肯定也是这样的。最后她把枪从藏匿处取出，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她仔细锁好后门，拉上窗帘，再次查看封条是否完好。不过她没再把平底锅放在门上。今晚还用这种防范措施就显得太幼稚，太多余了。她点燃床边的蜡烛，到窗台上拿了一本书。晚上很暖和，而且没有风。蜡烛在平静的空气中平稳地燃烧着。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园子里悄然无声，静谧异常。打破寂静的是一辆汽车由远及近的渐响声和夜莺的鸣叫。接着，暮色中，她看见门口有一个人影。是马克兰德小姐。只见她犹豫了一下，一只手放在门闩上，好像在考虑要不要进来。科迪莉亚迅速闪向一旁，背靠在墙上。那个模糊的人影竟然一动不动，像受惊的动物一样木然站在那里，似乎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看着她。两分钟后，她转身离开，消失在果园的树丛中。科迪莉亚这才放松下来，从马克那一排图书中拿出了《养老院院长》，上床钻进睡袋。半小时后，她吹灭蜡烛，舒展身体，慢慢地悄然进入梦乡。

天还没亮的时候，她翻了翻身，突然清醒了。昏暗中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时间仿佛凝固了，平静的空气中似乎正酝酿着什么，好像白昼突然被吞噬了。床头柜上传来手表的嘀嗒声，手枪那让人安心的轮廓和手电筒的黑色圆柱依稀可见。她躺在床上，仔细聆听黑夜中的动静。如此寂静的时刻难能可贵，因为平常的此刻她还沉浸在梦乡。她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笨拙地探索着周遭。她没有意识到恐惧，只觉得万籁俱寂，觉得疲惫。她的呼吸声在房间里回荡，而房间里纯净的空气似乎也在随着她一起呼吸。

突然，她意识到自己被什么所惊醒。有不速之客光顾了这间农舍。在刚才短暂蒙眬的睡眠中，她肯定下意识地听见了汽车的声音。此时，传来了门被推开的吱呀声、窸窣的脚步声，就像一只动物鬼鬼祟祟地钻进灌木丛，还有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耳语。她扭动身体钻出睡袋，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马克没有好好擦过这里的窗玻璃，也许是没时间，抑或是他就喜欢这蒙胧的感觉。她急忙用手指去擦抹玻璃上的多年积垢。她的手摸到了冰冷、光滑的玻璃，指尖传来了微弱而尖锐的摩擦声，就像动物在吱吱叫，让她生怕这声音会暴露自己。透过玻璃上一道干净透亮的细痕，她仔细观察着下面的园子。

那辆雷诺几乎全被高高的绿篱遮住了，但她可以看见大门旁边引擎罩前端的反光。两只边灯在路上留下的光斑就像两轮明月。伊莎贝尔穿着一件长长的贴身衣服，在黑乎乎的篱笆映衬下，她白皙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她身边的雨果就像一个黑色幽灵，在他转身的刹那，科迪莉亚看见他的白衬衣一闪。原来两人都穿着晚礼服。他们沿着小路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在门口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到农舍的拐角处。

科迪莉亚抓起电筒，光着脚轻轻地疾步下楼，穿过客厅去开后门的锁。钥匙无声地轻轻转动。她大气也不敢出，闪身躲到楼梯下方的暗处。她的动作非常及时，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随之透进来一道惨白的光。她听见雨果说：“等一下，我来擦根火柴。”

火柴点燃后发出柔和的光，短暂地照亮了两张严肃而又充满期待的脸，还有伊莎贝尔那双惊恐不安的大眼睛。接着火柴熄灭了，她听见雨果在低声诅咒，紧跟着是第二根火柴在火柴盒上划动的声音。这一次，他把火柴高高地拿在手里，火光照亮了桌子，照亮了那只无声无息的钩子，也照到了躲在楼梯旁边的观察者。雨果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的手猛地一晃，火柴随之熄灭。伊莎贝尔惊叫起来。

雨果尖着嗓门说：“你究竟——”

科迪莉亚打开电筒走上前来。

“是我，科迪莉亚。”

可是伊莎贝尔根本就没有听见。她的尖叫具有极强的穿透力，科迪莉亚真担心马克兰德一家人会听见。这简直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受惊的动物发出的尖叫。雨果挥动手臂，“啪”的一声，继而是一声喘息，尖叫停止了。随后便是片刻的死寂。伊莎贝尔软瘫在雨果身上，无声地抽泣起来。

雨果转身面对科迪莉亚厉声说道：“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什么？”

“你躲在那儿，把她给吓坏了。你到这里来干吗？”

“我正想问你们呢。”

“我们来拿那幅安托内罗的油画，伊莎贝尔上次来这里吃晚饭时借给马克的。也是为了消除她对这里的执念。我们刚去过皮特俱乐部的舞会，觉得回家路上顺道来拿一下画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显然，这他妈其实是个愚蠢的想法。屋里有喝的吗？”

“只有啤酒。”

“哦天哪，科迪莉亚，没别的了吗？她需要来点厉害的。”

“没有更厉害的了，不过我可以煮点咖啡。你去把火点上，就在那儿。”

她把电筒直立在桌子上，点亮了桌上的灯，又捻了捻灯芯，然后扶伊莎贝尔到壁炉边的椅子上坐下。

伊莎贝尔浑身直打哆嗦。科迪莉亚拿了一件马克的厚毛衣，把它搭在这个女孩肩上。在雨果的小心拨弄下，壁炉里很快燃起了火星。科迪莉亚走进厨房去煮咖啡，把电筒横放在窗台上，让它照着煤油炉。她把大炉头点上，从架子上取下一只棕色陶罐、两只带蓝边的咖啡杯，给自己也拿了一只杯子。糖放在一只有缺口的杯子里。几分钟后，半壶水就烧开了。她把开水倒在咖啡粉上，听见客厅里传来雨果的声音，很低、很急、带着商量的口吻，中间夹杂着伊莎贝尔极为简短的回答。她找到了仅有的一只有点起翘的锡托盘，上面錾刻着爱丁堡的城堡图案。还没等咖啡泡好，她就把它放在托盘上，端进客厅的壁炉前边。壁炉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火星四溅，在伊莎贝尔的裙子上留下了点点斑痕。一块粗木头烧着了，火势渐渐旺起来。

科迪莉亚低下头搅拌咖啡的时候，看见一块小木柴上有只小甲虫正慌不择路地拼命逃窜。她从壁炉中抽出一根小树枝，把它放在甲虫前面，想给它一条生路。可是小甲虫反而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张张地掉过头，朝着火焰的方向拼命爬，然后又回过头来，最后从木柴之间的缝隙中掉了下去。科迪莉亚心想，不知它死到临头的时候知不知道害怕。拾柴生火本是一桩小事，却造成了这样的痛苦和恐惧。

她把两只大咖啡杯分别递给伊莎贝尔和雨果，然后端起自己的小杯子。新煮咖啡的诱人香气和燃烧的木头释放的树脂清香混合在一起。炉火把长长的影子投在铺砖的地面上，油灯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科迪莉亚心想，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没法审问谋杀案的嫌疑。即使是伊莎贝尔也不再感到恐惧。她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也许是因为雨果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亦或是咖啡的刺激，又或者是因为家一般的温暖以及炉火的毕剥声。

科迪莉亚对雨果说：“你刚才说伊莎贝尔对这里持有执念。为什么？”

“伊莎贝尔非常敏感，她可不像你那么坚强。”

科迪莉亚暗自思忖：所有的漂亮女人都很坚强——要不然她们怎么生存？——伊莎贝尔的性格中具有和自己一样的适应能力。可是要挑战雨果的心理错觉是徒劳的。美貌是一种脆弱、短暂、经不起打击的东西。伊莎贝尔的敏感易觉必须好好保护起来，而坚强的一面则用来保护自己。科迪莉亚说：“你曾经说过，她只到这里来过一次。我知道马克·卡伦德死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你别以为我相信她会为马克伤心。有些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知道，最好你们现在告诉我。否则，我就只好向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汇报，说伊莎贝尔、你姐姐还有你，你们都和他儿子的死有牵连。到时候就得由他来决定是否要叫警察。我看，就算让最温和的警察来问话，伊莎贝尔也撑不下去，你觉得呢？”

科迪莉亚自己都觉得这话说得生硬造作，她的指控毫无根据，威胁也空洞无力。她几乎可以预料，雨果会如何不屑地反驳她。可雨果只是久久地盯着她，好像在掂量现实之外的危险。接着他平心静气地说：“马克是自杀身亡，你把警察叫来，只会引起他父亲和朋友们的痛苦和悲伤，对谁都没有好处。难道你就不能接受我的话？”

“不，雨果，我不能。”

“那如果我们真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我只能保证相信你们，其他的又怎么保证得了？”

伊莎贝尔突然大声说：“哦，雨果，告诉他吧！这有什么关系呢？”

科迪莉亚说：“我认为你们必须告诉我。你们没有别的选择。”

“看来是这样。好吧。”他把咖啡杯放在壁炉前，眼睛看着炉火。

“我曾经告诉过你，马克死的那天晚上，我们——索菲、伊莎贝尔、戴维和我——去了艺术剧院。也许你也猜到了，这句话只有四分之三可以当真。我去买票的时候只剩下三张票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们分给最能欣赏那出戏的三个人。伊莎贝尔去剧院，通常都不是她看戏，而是别人看她。而且一出戏的演员只要不足五十人，她就会觉得没意思，所以我们就没让她去。由于受到现任男友的忽视，她就理所当然地去另一位那里寻求安慰了。”

伊莎贝尔脸上露出神秘了然的微笑：“马克不是我的情人，雨果。”

她的语气中既没有敌意，也没有怨恨，只是在直叙事实。

“我知道。马克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绝不会随便带哪个女孩上床，依我看，也不会带她们去别处，除非他认为两人之间有了一定深度的情感交流——或者随便他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吧。实际上，这不是个公平的评价，我父亲才喜欢用这种讨厌又无意义的词语。不过马克大致认同那种观点。他认为自己和某个女孩真心相爱了才会与她上床，但我不知道这样一来，他是否还能体会性的乐趣。性是一场不可或缺的序幕——比如脱衣服。我想，他和伊莎贝尔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深的关系，两人的感情还没有交融到那个程度。当然，那只是时间问题。在伊莎贝尔的问题上，马克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善于自我欺骗。”雨果略微犹豫的声音中带着嫉妒。

伊莎贝尔就像母亲对任性、愚钝的孩子那样慢条斯理地说：“马克从来没有向我示爱过，雨果。”

“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怜的马克！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换来的却是泡影，现在他两样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科迪莉亚问的是伊莎贝尔，可是回答的却是雨果。

“七点半刚过的时候，伊莎贝尔就开车到这儿了。后窗的窗帘拉上着，前面的窗户一直都打不开，可是门开着，于是她就进来了。那时候马克已经死了，他的尸体用皮带挂在那个钩子上。不过他当时的样子和第二天早上马克兰德小姐看见的不一样。”

他转身对伊莎贝尔说：“你来告诉她吧。”

她有些犹豫。雨果向前倾身，在她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好了，说吧。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爸爸再有钱也保不住你的。亲爱的，这就是一件。”

伊莎贝尔转动脑袋，心有余悸地扫视房间的四个角落，好像要确定房子里只有他们三个。在炉火的映衬下，她那双漂亮眼睛的虹膜呈现出紫色。她朝科迪莉亚倾了倾身体，就像一个饶舌的村妇准备神秘兮兮地散布什么最新丑闻。科迪莉亚看出她已没有任何恐惧感了。伊莎贝尔经受的痛苦是可怕而剧烈的，但也是短暂的，轻易便能平息。当雨果让她保守秘密，她就什么都不会说，但是现在，她很高兴雨果能让她说出来。也许是她的直觉告诉她，一旦把这件事说出来，她就不会再感到恐惧。她说：“我当时打算去找马克，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德孔耶小姐那天有点不舒服，雨果和索菲去了剧场，我感到很无聊。我直接来到后门口，因为马克说过前门打不开。我想也许能在园子里碰见他，可是他不在那里，地上只有那把钉耙，他的鞋子就放在门口。于是我把门推开了。我事先没敲门，因为我想给马克一个惊喜。”

她迟疑了一下，朝咖啡杯里看了看，两手转动着那只杯子。

“后来呢？”科迪莉亚催促她。

“接着我就看见了他。他被皮带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我知道他已经死了。科迪莉亚，那真恐怖！他穿得像个女人，带着黑色胸罩，穿着黑色蕾丝底裤，其他什么都没穿。还有他那张脸！他的嘴唇涂着唇彩，科迪莉亚，嘴唇全都涂满了，就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子又可怕，又可笑。我当时既想笑，又想尖叫。他看上去不像马克，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人。桌子上有三张照片。不是什么好照片，科迪莉亚。是女人的裸照。”

她睁大眼睛看着惊恐不安又大惑不解的科迪莉亚。

雨果说：“别这个表情，科迪莉亚。当时的场面对伊莎贝尔来说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也不舒服。但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也不是那么不常见的事，也许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性怪癖。除了自己，他并没有把别人拉进来。他并不是想自杀，只是不走运。我想是皮带扣滑动，他根本没机会逃脱。”

科迪莉亚说：“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科迪莉亚。现在我们就给索菲打电话怎么样？她会证实这一点的。”

“我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伊莎贝尔的话，我早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不相信马克会自杀。”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说错了。她不应该表露出自己的怀疑。可是现在已经晚了，她还有些问题要问。她看见了雨果的脸，对于她的迟钝与固执，他不耐烦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她发现了他情绪上的微妙变化，是恼火、害怕还是失望？她直截了当地对伊莎贝尔说：“你说那扇门是开着的，你有没有注意钥匙？”

“在门的里侧。我是出去的时候看见的。”

“窗帘怎么样？”

“跟现在一样，是拉上的。”

“当时唇膏放在什么地方？”

“什么唇膏，科迪莉亚？”

“马克涂嘴唇的那支唇膏。他的裤子口袋里没有，不然警察一定会发现。那么口红到哪儿去了呢？你当时有没有看见它在桌子上？”

“桌子上除了那几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那支口红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老太太用的那种颜色。我觉得其他人不会用。”

“那么内衣呢，你能描述一下吗？”

“哦，可以。是从玛莎百货公司买的。我认得出来。”

“你是说你认出了这些特别的内衣，它们是你的？”

“哦，不是的，科迪莉亚！不是我的。我从来不穿黑色内衣，贴身衣服我喜欢穿白色的。可那个牌子我经常买。我的内衣都是从玛莎买的。”

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可能未必是那家商店的最佳顾客，但是在细节上，尤其是衣着方面，任何目击证人都不会像她那么可靠。即使在当时那种绝对的恐怖和变故下，伊莎贝尔还能注意到内衣的类型。如果她说她没有看见口红，那一定是有人不想让它被发现。

科迪莉亚继续追问：“你动过什么东西没有？比方说马克的尸体，看他是不是死了。”

伊莎贝尔异常吃惊。生活的事她可以从容应对，但是死亡却不行。

“我不可能去碰马克！我什么也没碰，我知道他死了。”

雨果说：“一个可敬、理性、守法的公民会就近找个电话向警方报案。所幸的是，伊莎贝尔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直觉是来找我。她在戏院外面等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我们出来的时候，她还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溜达。戴维、索菲和我开着雷诺跟她一起到了这里，当中只在诺维奇大街弯了一下，去取戴维的照相机和闪光灯。”

“为什么？”

“那是我的主意。我们显然不想让警察和罗纳德·卡伦德知道马克是怎么死的。我们想制造一个自杀假象，打算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把他的脸洗干净，让其他人来发现这个现场。可我们没想到伪造自杀遗书，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么细致。拿照相机是为了拍下他的死亡现场，我们不知道伪造自杀现场会触犯哪条法律，但这肯定是违法的。现在你想为自己的朋友做点最简单的小事，都有可能被人误会。为了防止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得先保留一些实际证据。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喜欢着马克，但也不想冒着被指控谋杀的风险。不过我们的好意受到了阻挠，有人捷足先登了。”

“跟我说说看。”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让两个女孩子在车里等着，因为伊莎贝尔已经亲眼看见了，当时依然心有余悸，所以不能把她单独留在车里，索菲也留下来陪她。再说了，不让索菲进去看见马克的样子，这对马克来说也好。科迪莉亚，你不觉得这种心态很怪吗？人们居然会考虑死人的感受。”

科迪莉亚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伯尼。她说：“也许只有当人死了之后，我们才能放心地表露自己的关心，因为那时候他们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了。”

“你这话有些刻薄但也不假。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发现的马克尸体和屋里的状况，与马克兰德小姐后来描述的相符。那扇门是开着的，窗帘拉上了。马克全身只穿了一条蓝色长裤。桌子上没有杂志照片，他的脸上也没有涂口红。打字机上夹着一张自杀遗书，壁炉架里有一堆灰烬。看来这个不速之客做得干净利落。我们没有久留，因为随时可能有人来——也许是大宅里的某个人。当时的确已经很晚了，但这似乎注定是个友人造访的夜晚。当天晚上来拜访马克的人，也许比他在农舍生活期间的还多，起初是伊莎贝尔，后来是那个不速之客，紧接着就是我们。”

科迪莉亚心想，在伊莎贝尔之前，还有一个人来过。杀害马克的人才是第一个到达的。她出其不意地说：“昨天晚上有人跟我开了个愚蠢的玩笑。我离开派对回来的时候，看到那只钩子上挂着一个长枕头。是不是你们干的？”

如果雨果的惊讶是装出来的，那他装得比科迪莉亚想象的要好多了。

“当然不是我干的！我还以为你住在剑桥呢，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里。而且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警告我快走开啊。”

“那简直是疯了！那有什么用？别的女人可能会被吓跑，但你不会。我们只是想让你相信，马克的死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可那种把戏反而让你更坚定地查下去。有别人想把你吓跑。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走了之后来的那个人。”

“我知道。有人为了马克的事情在铤而走险。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不想让我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过他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让我走，告诉我真相就行了。”

“那他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呢？科迪莉亚，现在你怎么办？回到城里去？”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意，但科迪莉亚还是觉察出他内心的焦虑，于是回答说：“我想是这样。不过我要先见见罗纳德勋爵。”

“你准备跟他说什么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有办法的。”

雨果和伊莎贝尔准备离开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透出黎明的曙光，嘈杂的鸟叫声迎接着新的一天。两人把安托内罗的画带走了。科迪莉亚看见它被取下来的时候，心里有些遗憾，好像原本属于马克的东西从这个农舍被拿走了。伊莎贝尔以专业人士的严肃目光仔细检查了那幅画，然后把它夹在腋下。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也许很大方，无论是人还是画，她都会借，但条件是必须及时归还，而且与出借时一样完好无损。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雨果把那辆雷诺车从篱笆的阴影中开走。她抬起手臂做了一个告别姿态，就像一个疲惫的主妇在匆匆送走最后的客人，接着她回到农舍里。

他们走后，客厅里冷清了许多。壁炉里的火就要熄灭了，她赶紧把没有烧完的柴往里推了推，把火吹起来。她在小房间里不断来回走动，睡意全无。这个短暂而多事的夜晚弄得她心烦意乱，心力交瘁。不过使她备受折磨的不是睡眠不足，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害怕了。罪恶真真实实地存在着——不用修道院的教导她也能相信了——罪恶就曾经发生在这个房间里。这里有比邪恶、冷酷、残忍或私利更凶猛的东西。罪恶！她毫不怀疑马克是被人杀害的，而且是这么恶毒的方式！如果伊莎贝尔说出了真相，那还有谁会相信他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自杀呢？科迪莉亚无须从她的解剖医学书中寻找答案，就知道警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正如雨果所说，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儿子，可能听到或者读到过类似的案例。还有谁会知道？也许任何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都会。但凶手不可能是雨果，雨果有不在场证据。她也不愿相信戴维或索菲参与过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但是去拿照相机是他们的典型作风。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同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考虑。有了这些照片，他们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抖出马克的死亡真相，而让自己免于麻烦。在拍下照片之前，雨果和戴维会不会站在马克扭曲的尸体下面，平静地讨论焦距和曝光？

她走进厨房去泡茶，很高兴摆脱了天花板那只钩子的心理阴影。那钩子不会使她不安了，现在它又像一尊挥之不去的带有魔力的神物。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它似乎开始变大，现在依旧在变大，她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它。客厅无疑变小了，它已经不是私密的圣所，而是幽闭的监室，像执行死刑的小屋，丑陋而令人生厌。就连清晨的空气中也能闻到罪恶的气息。

趁着等壶里的水烧开，她静下心来仔细盘算今天的活动。现在下推断还为时过早，她的头脑中还有太多的恐惧，无法理智地分析新的情况。伊莎贝尔的讲述不仅没有使案件更加明朗，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复杂。还有一些相关事实有待发现。她打算继续执行自己的原定计划。她今天要去伦敦，查看马克的外祖父留下的遗嘱。

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她决定把汽车停在剑桥火车站，换乘火车去伦敦，这样既快又省事。要在伦敦待一天让她觉得心浮气躁，因为这宗迷案的核心显然在剑桥。然而这一次当她想到要离开这座农舍时，却没有感到遗憾。由于震惊和焦虑，她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来到园子里来回踱步，不安地等着出发。最后，她百无聊赖地抓起那把钉耙，把马克没有挖完的那畦地挖完。她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明智。马克撂下的这点活儿是他遭到杀害的证据之一，可是包括马斯克尔警长在内的其他人也都见过这一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替她作证。眼前这些没有完成的工作，依然斜插在土壤中的钉耙，都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恼火。她把这一畦地挖完之后，内心终于平静了一些。接着她又不停地挖了一个小时，最后把钉耙仔细清理一遍，拿进工具棚，把它和其他工具放在一起。

终于到了出发时间。七点钟的天气预报说东南部有雷阵雨，所以她穿上了外套。这是她随身携带的最厚的衣服。自从伯尼死后，她还没有穿过这件外套。她发现束腰的带子变得松垮了，这说明她瘦了。她略加思索后，从现场勘察工具箱里拿出马克的皮带，把它在自己的腰上缠了两道。皮带紧紧地系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感到任何厌恶。她不相信马克使用过或者拥有过的东西会使她恐惧或沮丧。这根皮带的分量以及勒在她身上的力度甚至隐隐约约地使她感到欣慰与安心，好像它是一个护身符。

第五章

科迪莉亚乘11路汽车到达了萨默赛特府。刚下车，雷阵雨就接踵而来。天上划过一道闪电，几乎在同时，犹如密集炮火齐发般的雷声在耳边响起。她从停放着一排排汽车的院子中跑过，瓢泼大雨形成一道水墙，雨点像子弹般击打着铺路石，飞溅到她的脚踝上。她推开门，踩在门口的垫子上，身上流下的水沾湿了门垫。她松了一口气，哈哈大笑起来。在查阅遗嘱的人中，有一两个抬起头来冲她笑了笑，柜台后面，一位慈祥的女士发出了啧啧声。科迪莉亚在垫子上抖了抖外套，把它挂在一把扶手椅的背后，然后掏出手绢徒劳地擦了擦头发，接着朝柜台走去。

那个慈祥的女人很乐于帮忙。科迪莉亚向她咨询正确的程序，她指着大厅中间摆满卷宗的书架解释说，遗嘱是按照立嘱人的姓氏以及遗嘱存放在萨默赛特府的时间排序的。查完分类号后，只要把卷宗拿到前台，然后就可以提取遗嘱原件，交二十便士就可以查阅了。

由于不知道乔治·博特利的死亡日期，科迪莉亚有些无从下手。但她推断这份遗嘱肯定是在马克出生以后立的，至少也是在怀上这个孩子之后立的，因为这位外祖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可是博特利先生也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笔钱，这笔钱在她死后就转到了她丈夫名下。很可能是他死在了她前头，否则他肯定会重立遗嘱。科迪莉亚决定从马克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入手。

她的推断是正确的。哈罗盖特市石门小屋的乔治·阿尔伯特·博特利死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他外孙出生后的三个月零一天。这份遗嘱是他在过世三个星期前立下的。科迪莉亚心想，不知他是意外暴毙，还是明知自己时日无多才留下遗嘱。她注意到，他留下了价值将近七十五万英镑的庄园，很好奇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肯定不全是来自羊毛生意。她把这厚厚一册卷宗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工作人员在一张白色的表格上填了详细信息，然后给她指了去会计室的路。她觉得收费并不高，几分钟后，她就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手里拿着那份遗嘱，借助灯光开始阅读。

早在皮尔比姆保姆告诉她关于乔治·博特利的事时，她就对此人没有多少好感。看完遗嘱之后，她也没有对他产生改观。她原来担心这份遗嘱冗长复杂，难以理解，实际上它简洁明了，一读便懂。博特利先生指示，在他死后要变卖所有财产，“因为我不希望那些小玩意儿引发不得体的争执”。他还适当地留了一笔钱，给那些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佣人，但是科迪莉亚注意到，遗嘱中没有提到他的花匠。他把剩余的钱财无条件地分了一半给女儿，因为“现在她已证明了自己至少具有一项正常女人的价值”。剩下的一半则留给了他的宝贝外孙马克·卡伦德，但要等到他二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如果他还没有明白金钱的价值，至少也到了免遭剥削的年龄”。从资本中获得的进项留给了博特利的六个亲戚，其中有些人显然只是远亲。这份遗嘱还重新设立了一个剩余财产信托基金，受益人亡故后，该人所得到的财产将由仍然在世的人均分。立嘱人相信，这样的安排能够引导受益人们相互关心彼此的健康与生活，同时鼓励他们益寿延年。如果马克在二十五岁之前亡故，这项家庭基金也将继续运作，直到所有受益人全部去世。届时，所有资本将在他所选定的长长一串慈善机构中分配。就科迪莉亚来看，他选择这些机构是因为它们都声望良好，运作成功，而不是为了表达立嘱人的个人关切或同情。看来，他曾经向自己的律师索取过一份比较可靠的慈善机构名录。如果亲属中的指定财产继承人都不在了，他对这些财产的未来其实并不感兴趣。

这是一份奇怪的遗嘱。博特利先生没有给他的女婿留下任何东西，但显然也并不担心自己那多病的女儿一旦早逝，她的那份财产就会转入丈夫的名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份遗嘱像是在赌博，科迪莉亚对乔治·博特利的财产来路再次产生了疑问。然而，尽管这份遗嘱的措辞犀利，不近人情，却不能说它不公平或者不慷慨。他不像某些有钱人那样，即使死后依然企图控制这份巨额财富，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一枚铜板落入无权得到它的人手中。他无条件地把遗产留给了女儿和外孙。博特利先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想不尊重他也很难。这份遗嘱中的实际含义非常清楚：如果马克死了，他的那份遗产任何人都得不到，它将转给名单上的那一长串受到高度尊重的慈善机构。

科迪莉亚对遗嘱的主要条款做了笔记，她倒不是担心会忘记，而是因为伯尼一贯坚持要做详细的笔录。她在笔记本的开销记录中把那张二十便士的发票登记了下来，还把当日往返剑桥的便宜火车票和汽车票也做了记录。接着她把遗嘱送还前台。那场迅猛的暴风雨来去匆匆，此时，火热的太阳正晒干窗户上的雨水，被大雨冲刷的庭院中留下的积水也在慢慢蒸发。科迪莉亚决定只向罗纳德勋爵额外收取半天的劳务费，因为她要到伦敦的事务所去一趟。那里可能有邮件，也可能有别的案子等着她去处理。

不过这个决定是个错误。事务所似乎比她离开的时候还要脏，与外面雨后清新的街道相比，屋子里有一股酸臭味，家具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地毯上的血迹已经不是原先的鲜红色，变成了砖头的红棕色，看上去更加凶险。信箱里除了供电局最后一次催缴单和文具商的一份账单，没有其他东西。伯尼为买这些讨厌的书写纸支出了一笔钱——或者说欠了一笔账。

科迪莉亚开了一张支付电费的支票，掸了掸家具上的灰，并再次想把地毯弄干净，但依然是徒劳。接着她锁上事务所的门，步行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去国家美术馆给自己点安慰。

她赶上了十八点十六分从利物浦街开出的火车，回到农舍时已将近晚上八点。她把迷你车停在矮树丛中的老地方，然后从农舍的一侧绕过。她犹豫了一阵，心想要不要把手枪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但转念又决定先等一等。她此刻已是饥肠辘辘，首先要弄点东西吃。早晨出发前，她曾经仔细地锁上后门，还在窗台上贴了一道胶带纸。如果还有更多的神秘来客，她希望能有个心理准备。看到那条胶带纸完好无损，她从肩包里取出钥匙，弯腰把它插进锁孔。她从没想过危险会潜伏在农舍外，猝不及防之间，她遭到了突袭。在毯子即将蒙到头上的瞬间，她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根绳子套上了她的脖子，那张热得令人窒息的毯子紧贴着她的口鼻。她张大嘴巴呼吸，舌头尝到了干燥、气味难闻的纤维。她感到胸前一阵疼痛，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被松开的那一刻，简直是奇迹与恐怖的交织的瞬间。那条毯子被扯开了，她从头至尾都没有看到袭击者。一瞬间的清新的空气让她清醒了，但未及在一片绿色中看清眩目的天空，就感到自己在坠落，惊恐无助地坠入冰冷的黑暗之中。这坠落像一场乱糟糟的噩梦，许多儿时的恐惧全都不可思议地浮现在眼前。接着，她的身体掉进了水里，冰冷无形的手把她拖进恐怖的漩涡。身体坠入水中的时候，她本能地闭上了嘴巴。在仿佛永恒的寒冷和黑暗中，她挣扎着浮向水面，甩了甩头，抬起刺痛的双眼向上看去。上方是不断延伸的黑洞，黑洞顶端就像挂着一轮蓝色的月亮。就在这时，头顶的井盖像照相机的快门一样关闭了。那轮月亮变成了半月，而后变成新月，最后几乎一片漆黑，只剩下从八条缝隙中透出的光。

她拼命地踩水，同时试探着井底，可是触碰不到。她手脚并用地疯狂划水，告诫自己不要惊慌失措。她用手沿着井壁摸索，试图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没有。光溜溜、湿漉漉的圆筒形砖砌井壁，在她的头顶上方形成一个环形的墓穴。她凝神向上看去，觉得井壁就像一条大蛇的腹部，在不断地扭动，延伸，摇晃，旋转着。

接着她感到一阵愤怒的求生感。她不会让自己就这样淹死的，不会一个人怀着恐惧死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这口井很深，但是很小，直径不会超过三英尺。如果她能保持头脑清醒，只要花上点时间她就可以用腿和肩膀抵住井壁上的砖头，慢慢往上挪动。

她掉下去的时候，居然没有被井壁擦伤或者撞昏。因为掉得干脆利落，她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她还活着，还能够思考。她总能绝处逢生。她会活下来的。

她仰面浮在水上，用肩膀顶着冰凉的井壁，张开双臂，用手肘抵住砖头的接缝，这样可以抓得牢些。她甩掉脚上的鞋子，用两只脚蹬住对面的井壁。她感觉到就在水面之下，井壁上有一道稍许宽松的石缝，便弯起大脚趾钩住它。这样，她就有了一个向上爬的支撑点，虽然不够稳定，但比没有好。借助这个办法，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挪出水面，使背部和大腿的肌肉暂时得到休息。

她开始慢慢地向上攀爬，首先变换两只脚的位置，一前一后地小步滑动，然后弓着腰，痛苦地一点点向上挪。她两眼紧盯对面的井壁，尽量不向下看，也不向上看，根据每一块砖的厚度计算自己的进展。时间在流逝，她无法去看伯尼给他的表，可它的嘀嗒声似乎异常响亮，仿佛在强行为她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喘气声打着节拍。她的两条腿疼得厉害，背上冒出暖暖的、几乎有点让她安心的液体，把衬衣紧紧黏在了后背上。她知道那肯定是血。她克制住自己不去想身体下方的水，一心想着头顶上方那些越来越宽的缝隙。如果她想活下来，就必须聚集全身的力量，继续痛苦地向上挪动。

有一次她的两腿打滑，身体向下坠了好几码。她的脚胡乱地蹬着湿滑的井壁，最终找到了一个支撑点。这次下滑对她受伤的后背无疑是雪上加霜，她在悲哀与失望中啜泣了起来。接着，她鼓起勇气，再度向上挪动。她突然感到一阵痉挛，赶紧忍痛挺直身体，直到疼痛过去，僵硬的肌肉可以活动为止。她的脚时不时地能找到一个小落脚点，这样就能把腿伸出去休息一下。在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位置停留的念头一直诱惑着她，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继续慢慢地、痛苦地向上挪动。

她似乎已经爬了几个小时，就像在痛苦的分娩过程中急切地期盼新生命的降生。天渐渐地黑下来。井口上方透进的光线比原先宽了一些，却不如先前亮了。她暗暗对自己说，这种攀爬其实并不难，只是黑暗和孤独让它显得困难重重。如果这只是一场人为的障碍赛，是学校体育馆里的一个锻炼项目，她肯定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此刻，她头脑里闪现出舒适的竖棱圆凳和跳马，还有五年级学生拉拉队的呼喊。佩尔佩图阿修女也在那里，可是她为什么不看科迪莉亚一眼呢？她为什么扭头就走呢？科迪莉亚呼喊她，她慢慢回头冲她笑了。但那个人不是修女。那是利明小姐，白色的面纱背后是一张苍白、瘦削、嘲讽的脸。

她意识到，如果没有人帮助，想再往上就很难了。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救星。在她上方几英尺的井壁上，出现了短木梯的末端。起初她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是疲劳和绝望制造出的幽灵。她闭上眼睛，嚅动着嘴唇。几分钟后她又睁开眼睛，那截木梯还在那里。在逐渐暗淡的光线中，虽然它看上去模模糊糊，但却实实在在地令人舒心。她有气无力地伸出手，明知道自己够不着，却还是这样做了。它可以救她的命，但她也知道，自己已经没力气去抓它了。

就在这时，未经任何思考与计划，她突然想起了那根皮带。她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腰间，去摸那重重的铜皮带头。她解开皮带扣，把那根长长的像蛇一样的皮带从身上抽出来，小心翼翼地把皮带扣扔向那个梯档。前三次，金属皮带扣撞上了梯档，发出清脆的当啷声，但没有从梯子另一头穿过。第四次，她终于把它从梯档上方扔了过去。她轻轻地把皮带向上推，皮带扣慢慢向下，她终于伸手抓住了它。她把皮带头与另一端固定，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皮圈。接着她轻轻拉了拉，然后渐渐加大力度，直到她身体的所有分量几乎都转移到皮带上。她感到一阵无法形容的轻松，斜靠在井壁上，积蓄力量准备向胜利发起最后一轮冲击。就在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梯档因接缝处朽烂，“咔嚓”一声脱落下来，翻滚着掉进黑暗之中，还险些砸到她的头。落水声从井底沿着井壁传上来，不过花了几秒，可是却像过了好几分钟。

她解开皮带扣，开始再度尝试。上面一栏梯档比刚才的还要高出一英尺，可想而知，要把皮带扣从上面扔过去会有多困难。眼下，即使做这样一次小小的努力也会使她筋疲力尽。她叮嘱自己慢慢来，别着急。这一次不成功，下一次就会更困难。她也不知道自己扔了多少次，皮带扣终于越过那个梯档，朝她的方向滑下来。当它像蛇一样落到她手中时，她发现这次只能勉强将皮带扣上。再上一层的梯档就太高了。如果这一根再断，那就彻底完了。

好在这一次梯档没有断。最后那半个小时的事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梯子。她把自己牢牢地拴在梯子两边的垂直扶手上，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安全了。只要梯子能经得住，她就不用担心会掉下去。她让自己放松一下，暂时迷糊了一会儿。可是接着，她脑中的那根刚刚放松的弦又绷紧了，重新开始思考起来。她知道没有别人的帮助，就休想移动沉重的木井盖。她伸出双手去推，井盖纹丝不动。由于井盖呈穹隆状，她也无法用肩去顶。她只能依靠外来的帮助，而这要等到天亮才行。即使天亮了，也未必有人来，但她没再多想。早晚会有人来的。只要这样把自己拴牢，就有希望坚持几天，即使失去知觉，仍然有获救的机会。马克兰德小姐知道她在农舍，因为她的东西还在里面。马克兰德小姐会来的。

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引起别人注意。如果手上有个足够硬的东西，就能透过木盖边缘的空隙，把它伸出去。她可以把自己拴得紧一些，皮带头的边缘就能用得上。不过她必须等到天亮，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她决定稍事放松，小睡一会儿，等着人来救她。

可是她又感到一阵恐惧。根本不会有人来救她。有人会借着夜色，不声不响、蹑手蹑脚地来到井边，而那人正是杀她的凶手。他不得不回来，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先前的袭击出其不意，手段残忍，而且看似愚蠢，但其实很巧妙。其目的就是造成意外事故的假象。今天晚上他还会回来，回来把井盖拿开。等到第二天，或者接下来的某一天，马克兰德小姐会冒冒失失地经过园子，然后发现这一切。谁也无法证明科迪莉亚的死不是意外。她想起了马斯克尔警长的话：“重要的不是你怀疑什么，而是你能证明什么。”可是这一次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一个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好奇心过剩的女子，未经主人同意就擅自住进了这间农舍。显然她是想看看这口井。她把锁砸开，用杀手留在显眼处的绳子拴住井盖，把它拉开。她看见有梯子，就试着向下爬了几档，等下到最后一档的时候，梯子突然断了。即使有人想起来查验指纹，梯子上也只留下了她的，没有别人。这座农舍根本无人光顾，如果要杀她的那个人折回来，被人看见的几率几乎为零。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那个人的脚步声、急促的鼻息声，等着井盖被慢慢打开，然后看清那个人的脸。

这一阵强烈的恐惧过后，科迪莉亚放弃了努力，无可奈何地等待死亡。这坐以待毙的想法甚至让她的内心平静起来。她像一名受害者似的被牢牢地绑在梯子上，幸运地陷入了短暂的昏睡，同时心中祈祷：等凶手回来给她最后一击的时候，只希望自己仍然这样睡着。至于那个人长相如何，她已经没有兴趣知道了。她不愿意为了保命而低三下四地求饶，更不会向吊死马克的凶手乞怜。她知道，那个人是不会放过她的。

但是，科迪莉亚意识到井盖正被慢慢移开。她低着头，光线从头顶上方照进来，上面的缝隙越来越大。接着，她听见一个声音，一个女人急促、充满恐惧的轻声尖叫。

“科迪莉亚！”

她抬起头。

跪在井边的是马克兰德小姐，那张硕大苍白的脸像梦魇中的幽灵悬浮在空中。她看着科迪莉亚，双眼因惊恐而睁得老大。

十分钟后，科迪莉亚有气无力地瘫在炉火边的椅子上。她浑身疼痛不已，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那件薄衬衣黏在她受伤的后背上，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马克兰德小姐点起了壁炉，正在煮咖啡。科迪莉亚可以听见她在小厨房里来回走动的声音，闻到煤油炉的气味，而且很快就闻到了诱人的咖啡香。这些熟悉的场面和声音通常会使人宽慰与舒适，可现在她却只想一个人待着。杀手还会再回来的，他肯定会回来。到时候，她想等在那里见见他。马克兰德小姐端来两只大杯子，把其中一只递到科迪莉亚哆嗦的手上。接着步履笨拙地走到楼上，拿了一件马克的毛衣，把它披在这个科迪莉亚的肩上。这时她的恐惧已经消失，可是却不安得像要与别人分享第一次丢人现眼冒险经历的年轻女孩。她的眼睛大睁着，身体因激动而颤抖。马克兰德小姐在科迪莉亚对面坐下，用满是疑问的锐利目光盯着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告诉我。”

科迪莉亚还没有忘记如何思考对策。

“我也不知道。我根本记不得落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肯定是想看看那口井，结果失足掉进去了。”

“可是还有井盖！井盖是盖着的！”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把它盖上了。”

“可是为什么？谁会到这种地方来？”

“我不知道。不过肯定是有人看见，把它盖上了。”她的语气更加温和，“你救了我的命。你怎么会注意到出事了呢？”

“我到农舍来看你还在不在。今天来得比较早，可是没看见你。小路上有一捆绳子，我想大概是你用的，我还被它绊了一下。这时候我注意到井盖没有盖好，而且锁被砸坏了。”

“你救了我的命，”科迪莉亚又说了一遍，“现在请你走吧。请回去吧。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

“但现在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而且那个人——把井盖盖上的那个人——他可能还会回来。我不想有任何陌生人在农舍附近转悠，更何况你还一个人在这儿。”

“我很安全。再说了，我还有一把手枪。我现在只想安静一会儿，休息休息。请不要为我担心！”

科迪莉亚可以听出自己话语中几近歇斯底里的绝望语气。

但马克兰德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她突然跪在科迪莉亚面前，激动地高声喊起来。她未加思索，便无情地向科迪莉亚坦陈了一段可怕的往事，一个关于她四岁儿子的故事。那是她和她情人的孩子。这个孩子从农舍的篱笆里钻出去，结果失足掉进井里淹死了。科迪莉亚力图避开她那痛不欲生的目光。这一切肯定都是想象，这个女人肯定疯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简直不可思议，她不忍再听下去。从此以后，她会时不时回想起这件事，回想起每一句话，想起那个孩子，想到他最后所遭遇的恐怖，拼命哭喊着要妈妈的样子，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冰凉井水，最终把他拖进死亡的深渊。她会在噩梦中感受到他经历的痛苦，就像重温自己的痛苦一样。但此时不会。从她的那番话、那自责的表情以及回忆的恐怖中，科迪莉亚看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加诸科迪莉亚心头的恐怖，却成为了马克兰德小姐的解脱。一命换一命。突然，科迪莉亚再也忍耐不住了。她情绪失控地大声说：“对不起！我很难过！你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不尽。可是我听不下去了。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求求你，走吧！”

科迪莉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女人脸上痛苦的表情，还有她默默退缩的样子。科迪莉亚没有听见她离开的声音，也不记得她是否经轻轻地把门带上。她只知道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虽然她觉得冷，但是已经不再颤抖了。她走到楼上，换上一条宽松长裤，把马克的毛衣从脖子上取下来穿在身上。它可以遮盖衬衣上的血迹，而且立刻使她感到浑身暖和。她的动作非常快，摸出子弹，拿起电筒，旋即走出后门。手枪还在树丛中的老地方。她装上子弹，感受着那熟悉的外形和拿在手中的分量。接着她躲进树丛中，耐心等待。

天太黑了，她看不清手表的表盘，不过知道自己已经在树丛中一动不动地待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时候，她听见了自己一直期待着的声音。有一辆车从车道开了过来。科迪莉亚屏住呼吸。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响，接着又渐渐远去。那辆车没有停，径直开走了。天黑之后难得有车从这里经过，她很想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她钻进接骨木丛深处，后背靠在树干上稍事休息，准备继续等候。由于枪在手中握得太紧，她的右手腕感到有些痛，于是把枪换到左手，慢慢地活动那只酸痛的手腕，同时舒展僵硬的手指。

她继续耐心等待。时间慢慢流逝，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夜间动物在草丛中窸窣的脚步声以及猫头鹰不时的怪叫声。接着，她再次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这一次的声音隐隐约约，没有再靠近。有人把车停在了道路的另一头。

她把枪换到右手，左手托住枪，觉得自己的心跳声都快被对方听到了。她甚至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前门微弱的吱呀声。可是围绕农舍的脚步声是真真切切的，绝对不可能听错。现在，她已经看见这个人了：身材结实，肩膀宽阔，在微弱的光线下只有一团黑影。他正朝这边走来，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左肩上挂着自己的包。这个发现不由得使她一阵紧张，她已经把这个包完全忘记了，但此刻意识到他为什么要抢走它。他想从包中搜寻证据，但更重要的是，这只包必须在井里，和她的尸体一起被人发现。

他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两条长臂猿般的手臂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就像电影中随时准备掏枪的牛仔。他朝井边走去，然后停下脚步，用眼睛慢慢地环顾四周，眼白在月下泛着光。接着他弯下腰，在草地上摸到了那卷绳子。科迪莉亚把马克兰德小姐发现的绳子留在了原地，但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也许是绳子卷曲的方式略有不同。他有点犹豫地爬起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手中的绳子晃动着。科迪莉亚尽量控制自己的呼吸。她的声音、气味和踪迹在他面前仿佛无处遁形，他就像一只猎食的动物，即使在黑暗中也不会失去野兽的直觉。他继续向前移动，来到了井边，弯下腰，把绳子的一端从井盖上的钢圈中穿过。

科迪莉亚在黑暗中向前挪了一步。她按照伯尼教她的那样，把枪紧紧握在手中，枪口朝着正前方。这一次目标的距离很近，她知道自己不会轻易开枪，可是她也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使一个人开枪杀人的会是什么。她大声喊道：“晚上好啊，伦恩先生。”

她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这把枪。可是在那难忘的瞬间，乌云背后的月亮突然进入浩瀚的天空，她清楚地看见了他的脸。她看见了那因仇恨、绝望、痛苦、恐惧而目瞪口呆的脸。他发出一声嘶哑的呼喊，扔下背包和绳子，慌不择路地穿过园子。她追上去，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想达到什么目的，她只是决心不让他在自己之前返回加福斯庄园。她仍然没有开枪。

不过他有个优势。她一冲出大门，就发现他那辆小货车停在路上大约五十码外的地方，而且没有熄火。她跟在后面追，但知道已经追不上了。要想追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开自己的迷你车。她沿着车道狂奔，边跑边摸自己肩上的背包。那本祈祷书和笔记本都不见了，不过她摸到了车钥匙。她打开车门，一头钻进去，猛地把车倒到路上。那辆小货车的尾灯在她前方大约一百码处，她不知道它能开多快，但不相信它能快过迷你车。她一脚油门追了上去，向左拐出车道，开上辅道，看见那辆小货车还在前面。他开得很快，一直与她保持着距离。前方的道路拐弯了，他从视线里消失了几秒。现在他肯定离剑桥路的路口不远了。

科迪莉亚还没到达路口，就听见了撞击发出的巨响。声浪冲击着路边的绿篱，连她的小车也随之颤抖了一下。她双手紧握方向盘，猛地刹住迷你车。刚冲过弯道，就看见剑桥路被车大灯照得通亮，不停地有人影在奔跑。那辆小货车竖在路中间，像一块巨大的长方形物体挡住了天际线，一个路障横在路中间。小货车的前轮下方被整个撞扁了，看起来就像个小孩的玩具。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一个女人在尖叫，过往车辆急刹车时发出了尖啸声。

科迪莉亚慢慢地走到那辆车前。驾驶员依然在座位上坐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脸上保持着全神贯注的神情。人们冲着他大喊，朝他挥动手臂，可是他纹丝不动。有一个身穿厚厚的皮外套、戴防护目镜的人说：“他休克了。我们最好把他拖出来。”

三个人上前把科迪莉亚和驾驶员隔开。他们的肩膀同时上举，发力时闷哼出声。驾驶员被拖了出来，像一具人体解剖模型一样僵硬。他的膝盖弯曲，紧握的双手伸向前方，似乎依然握着一只巨大的方向盘。那几个人弯下腰去看他，就像在开秘密会议。

被撞毁的货车四周站着一些围观者。科迪莉亚也加入了这一圈不熟悉的面孔。几根香烟就像信号灯一样发出红光，随即又变暗，微光下可以看见颤抖的手，还有因惊恐而睁得老大的眼睛。她问道：“他死了吗？”

那个戴着护目镜的人简短地回答：“你觉得呢？”

一个女孩气喘吁吁，犹豫地问道：“叫救护车了吗？”

“是的，是的，那个开福特科迪纳的人去打电话了。”

人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离她比较近的那个女孩和小伙子开始向后退。又一辆车停下来，一个高个子推开众人走过来。科迪莉亚听见一个响亮、威严的声音。

“我是医生。有人叫救护车了吗？”

“是的，先生。”

答话的人态度恭谦。人们退向两边，让专家上前。他转身对着离他最近的科迪莉亚。

“年轻的女士，如果你不是这场事故的目击证人，最好到一边去。其他人都后退，你们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把香烟都灭了！”

科迪莉亚慢慢向自己的迷你车走去，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就像个康复中的病人正痛苦地迈出最初几步。她小心翼翼地开车绕过事故现场，车子碰擦到路边的草。远处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就在她从主干道拐下来的时候，突然看见后视镜中红光一闪，紧接着就听见“呼”的一声，而后是一片低沉的叹息以及一个女人的高声尖叫。道路对面升起了一道火墙。医生的警告太晚了，那辆货车轰然起火。现在的伦恩已是毫无希望，他从来就没有过。

科迪莉亚知道自己正横冲直撞地开车。从她旁边超车的人，有的朝她按喇叭，有的向她闪大灯，一个司机减缓慢车速，愤怒地冲着她大喊大叫。她看见一扇大门，就把车开进去，然后熄了火。这里悄无声息。她的双手湿漉漉的，还在颤抖。她用手绢擦了擦手，然后落在膝盖上，觉得这双手似乎和身体分离了。她几乎没意识到有一辆车从她边上开过，然后慢慢地停下来。一张脸出现在车窗外。那声音很含糊，很紧张，而且很暧昧。从他的呼吸中，她可以闻到一股酒气。

“有什么问题吗，小姐？”

“没有。我只是停下来歇歇。”

“一个人歇着有什么意思——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他用手抓住了门把。科迪莉亚伸手从包里取出手枪，指着他的脸。

“上了膛的。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

她的威胁语气连自己听来都觉得冷酷。那张苍白、冒汗的脸吓得变了形，连下巴都掉了下来。他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对不起，小姐，真的。我的错。别生气。”

等他的车远远消失后，科迪莉亚重新把自己的车发动起来。不过她知道自己没法再开了，于是又关掉了引擎。一阵疲劳向她袭来，就像是温柔的祝福，使她无法抗拒。她也已经身心疲惫，无力再抗拒。她的头向前一垂，睡着了。

第六章

科迪莉亚这一觉睡得很沉，但时间不长。她不知自己因何醒来，也许是过路车辆耀眼的灯光照在她闭着的眼睛上，又或许是她的潜意识只允许自己休息半个小时，足够她先做完该做的事，然后才能好好睡上一觉。她慢慢坐起来，绷紧的肌肉传来阵阵刺痛，背上的血凝结后感觉酥酥痒痒的。夜晚的空气很沉闷，积聚着白天的余热和气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就连前方蜿蜒的道路看上去也不如人意。不过，她还是庆幸自己又冷又疼的身上穿着马克那件保暖的毛衣。自从穿上它之后，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是墨绿色的。说来也怪，之前她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开车走完剩下的路程时，她就像一个新手，身体坐得笔直，眼睛密切注视前方，手脚的动作无比生硬。终于到了加福斯庄园的大门口，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这两扇大门比她记忆中的高大了许多，装饰也华丽得多。大门是关着的。她跑下车，希望门没有锁。铁门的门闩虽然沉重，她还是使劲把它拽开了。两扇大门被悄然打开。

车道上没有停放其他车辆，于是她把车停到离大宅较近的地方。那些窗户里都没有点灯，只有敞开的前门透出柔和诱人的光。科迪莉亚握着手枪，没按门铃就直接走进了门厅。与第一次来到加福斯庄园相比，她感到更加疲惫，但是今天晚上，她带着全新的紧张心情来观察这幢大宅，神经对每一处细节都敏感入微。门厅里空无一人，空气中有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看来，这幢房子早就在等待她的光临了。她又一次闻到玫瑰花和薰衣草的香味，但是今晚她才发现，薰衣草的香味来自边桌上一只巨大中国瓷钵。她想起了那座发出嘀嗒声的座钟，可是她第一次注意到它外壳上那精美的雕刻以及钟面上优雅的涡形纹和螺旋纹。她站在门厅中间，身体微微晃动，握枪的右手略微下垂，低头看着地上。那块地毯上是规范的几何图案，由丰富的橄榄绿、浅蓝和深红色图案组成，每个图案都像一个下跪的人，而且仿佛要拉着她一起下跪。也许这是东方人祈祷用的？

她突然意识到，利明小姐正轻手轻脚地下楼朝她走来，长长的红色睡袍轻拂着脚踝。一只有力的手冷不丁夺去了她手里的枪。她突然感到手里没了分量，知道枪已经不在了。这其实也无关紧要。她不可能靠它来自卫，也不可能用它杀人。当伦恩从她眼前仓惶逃脱的时候，她就知道了。

利明小姐说：“这里没有你需要防备的人，格雷小姐。”

科迪莉亚说：“我是来向罗纳德勋爵汇报的。他人在哪里？”

“在你上次见他的地方，他的书房。”

像上次一样，他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正在录音，录音机就在他右手一侧。看见科迪莉亚后，他关掉机器，走到墙边，从插座上拔下插头，然后回到写字台前。两人隔着写字台面对面地坐下。他双手的手指交叉，放在写字台的台灯灯光下，眼睛看着科迪莉亚。她差点惊叫出声。他的面孔使她想起坐在脏乱的夜班火车上，从车窗玻璃中反射出来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面孔——面部凹陷，形容枯槁，眼睛深陷在眼窝中——就像一张复活了的死人脸。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像是在回忆。

“半小时之前，我听说克里斯·伦恩死了。他是我最好的实验室助手，是我十五年前从孤儿院领来的。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那时的他丑陋，难管教，还是个缓刑少年犯。学校也没能把他教好。但是，伦恩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之一。如果他当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可能像我一样优秀。”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好好教育他呢？”

“因为让他当实验室助手，对我来说更有用。我说过他可能像我一样优秀，这还不够确切。我可以找到一大批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像伦恩这样好的实验室助手。他有一双天生适合操作仪器的巧手。”

他抬起头看着科迪莉亚，眼中丝毫没有好奇，显然也没有任何兴趣。

“当然，你是来汇报的。现在已经很晚了，格雷小姐，你也看得出来，我累了。能不能等明天再说？”

科迪莉亚心想这几乎是在祈求，这是他唯一能下的命令了。她说：“不行，我也很累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个案子结了，就现在。”

他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把黑檀木的裁纸刀，看都不看科迪莉亚，只是把裁纸刀放在食指上玩起平衡来。“那就告诉我，我儿子为什么要自杀？我想你是有消息要告诉我吧？如果没有事情要说，你也不会在这个时候闯进来。”

“你儿子没有自杀，他是被人杀害的，被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杀害的。他让那个人进入农舍的时候丝毫没有犹豫，而那个人却是有备而来。他是先被掐死或者闷死，然后被自己的皮带吊在了钩子上。最后，杀害他的人在他的嘴唇上抹了口红，给他穿上女人的内衣，还把裸体女郎的照片摊在他前面的桌子上，制造了一个性爱试验中不幸死亡的假象。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半分钟的寂静之后，他十分镇静地说：“那么凶手是谁呢，格雷小姐？”

“是你。你杀了自己的儿子。”

“原因呢？”他俨然以考官似的冷酷语气提问道。

“因为他发现你的妻子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外祖父留给他们母子的钱是欺诈得来的；因为他再也不想占这种便宜，也不想在四年之后接受他的遗产。而你害怕他会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世。就说沃尔温顿信托基金吧，如果真相败露，他们所承诺的投资就会泡汤，而你的实验室前景可就不妙了。你不能冒这个险。”

“是谁把他的衣服脱掉，还打出了那份自杀遗书，然后又把口红擦掉的呢？”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会告诉你。这才是你雇用我进行调查的真实目的，不是吗？你非弄清楚不可，否则难以安心。但是你杀了马克，你甚至安排了不在场证据以备不时之需。你让伦恩从学校给你打电话，还让他自称是你的儿子。他是你唯一可以绝对相信的人。我想你并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他只不过是你的实验室助手，不会要你解释什么，你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即使他真的猜到了其中的缘由，对你也没有危险，对不对？你准备了不在场证据，但是又不敢使用，因为你不知道马克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如果有人在你声称接到他的电话之前发现尸体并伪造了自杀现场，那你的不在场证据就不攻自破了，一个不攻自破的证据是很要命的。所以你找了个机会跟本斯金谈话，更正了误会。你把事实真相告诉了他，打电话给你的是伦恩。你可以信赖伦恩来给你作证。但即使他抖出了真相，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谁也不会相信他的。”

“是的，就像没人会相信你一样。你还真是一心想要挣这份钱呢，格雷小姐。你的解释相当聪明，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像真的一样。可是你知道，而且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警察会把这话当真。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找伦恩对质了，这对你来说真遗憾。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伦恩已经死了。他在一场车祸中被烧死了。”

“我知道，是我亲眼所见。今天晚上他想杀了我，这你知道吗？再早些时候，他想用恐吓的手段让我放弃这个案子。是不是因为他也开始怀疑事情的真相了？”

“如果他真的去杀你，那是他自作主张。我只让他监视你。我签的合同是让你全力以赴地查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只是想确信我的钱没有白花。我确实是得到了某种回报，但是出了这个房间之后，你就不应该再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无论是警方还是法庭，都不会同情诽谤中伤或者胡说八道的人。你有什么证据呢？没有。我的妻子是被火化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无论死的还是活的，能够证明马克不是她的儿子。”

科迪莉亚说：“你去找过格莱德温医生，发现他年事已高，无法给出不利于你的证据，所以你很是得意。你没有必要为此担惊受怕了，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不是？你之所以选择他作为你妻子的医生，不仅因为他年纪大，还因为他平庸无能。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证据，伦恩本想给你带过来的。”

“那你就应该把它保管好。除了尸骨，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从车祸中保存下来。”

“还有那些女人的衣服，黑色的短裤、胸罩。可能有人还记得这些东西是谁买的，尤其当买这些东西的是个男人。”

“有的男人的确会为自己的女人买内衣。如果我要策划这样一起谋杀，我认为买这些附属用品并不会让我不安。在一个顾客盈门的大商店里，而且是一天当中生意最忙的时候，一个在收银台工作、应接不暇的女店员，面前堆了那么多货物，还能记住一次很普通的交易，一次用现金支付的诸多商品中的一件吗？这个人很有可能还进行了简单的化装，我怀疑她甚至连他的面孔都没有看清楚。你当真相信，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她还能够从成千上万的顾客中识别出某一个人，而且有足够把握，能让陪审团的人相信？就算她做到了，除非你手上有那些衣服，否则又能证明什么呢？格雷小姐，有一件事情你要明白，如果我要杀人，我一定会做得干净利落，不让人发现。就算警方真的听说了我儿子被发现时的情况——他们很可能会听说，因为显然，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他们只会更加确信他是自杀。马克必须要死，与其他人的死不同，它是有目的的。人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我牺牲的冲动。他们会为任何事情去死，或者毫无理由地牺牲，只为追求一些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譬如爱国、正义、和平，为了别人的理想、为了别人的权力、为了几英尺土地。毫无疑问，当你为了拯救一个孩子，或者当你相信，你的牺牲会为癌症治疗找到一种办法，你就会不惜献出生命。”

“我可以。我想我会的。但是作这个决定的人应当是我，而不是你。”

“当然。这会使你得到必要的情感上的满足，但是这改变不了你死期将至的事实，也改变不了你必然死亡的结果。不要说我正在做的事不值得让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虚伪就省省吧。我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价值，你不理解，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马克的死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来到加福斯庄园之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

科迪莉亚回答说：“但是对加里·韦伯很有影响。”

“就因为加里·韦伯想有个人陪他打壁球聊历史，我就该失去我在这里为之奋斗的一切吗？”

他的目光突然直逼科迪莉亚的脸，毫不客气地说：“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有。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对的，我知道我的推论准确无误。但是我无法相信，无法相信一个人竟会如此丧心病狂。”

“如果你能想象得出来，那我就做得出来。格雷小姐，难道你还没有发现人类的这个特点吗？这就是你所说的人类邪恶的关键所在。”

科迪莉亚再也无法容忍这种自私冷酷的论调。她突然激动地大声驳斥道：“如果这世上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爱，那么让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又有什么用？”

她的话终于激怒了他。

“爱！被滥用至极的一个字。除了你赋予它的那个特定含义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你所说的爱是什么？是人类相亲相爱、和睦共存？除了法律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常识外，其他的关于什么是善的生活的哲学都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还是你说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博爱？读读历史吧，格雷小姐。看看宗教之爱把人类引向了什么恐怖、暴力、仇恨与压迫的境地吧！不过女性和个人化的定义可能更合你意——爱是对另一个人的深情承诺。强烈的个人情感最后总是以嫉妒和奴役收场。爱比恨更具有毁灭性。如果你的一生必须致力于某件事，那就献身给某种理想吧。”

“我所说的爱，是指父母对孩子的爱。”

“也许这对双方都更糟。但是如果他不爱，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促使或者迫使他去爱。而没有爱，就不会有任何爱的义务。”

“你完全可以让他活着！那些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会理解你，保持沉默的。”

“他会吗？四年后，他拒绝接受一大笔财富，对此他——或者我——该怎么解释呢？如果一个人受良心的约束，那他永远都别想安全。我儿子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卫道士。我怎么可能把我自己和我的工作交到他的手上？”

“你现在在我的手上，罗纳德勋爵。”

“你错了。我不在任何人的手上。很遗憾，那台录音机关掉了。我们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说过的话，你不能到外面去说。如果你要说，我就让你身败名裂。我会让你永远找不到工作，格雷小姐。首先，我要让你那个可怜的事务所破产。根据利明小姐的汇报，这不费吹灰之力。诽谤可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如果你想说出去，就先想想这一点。还要记住一点，你不但会惹火烧身，还会损害马克的名誉，但是你动不了我一根毫毛。”

科迪莉亚完全不知道那个身材高挑、穿着红睡衣的身影躲在门口注视并偷听了他们多久，也不知道她听见了多少，是什么时候悄然离开的。但是现在她意识到，这个红色身影正悄无声息地从地毯上慢慢走过，目不转睛地看着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手里握着的枪紧贴在胸前。科迪莉亚惊恐地看着对方，屏住了呼吸。她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顶多只有三秒，可是慢得就像过了几分钟。她当时来得及大喊、警告，或者冲过去夺下她紧握在手中的枪吗？他当时来得及呼喊吗？可他一声都没出，只是微微站起身，难以置信地盯着枪口。接着，他像哀求似的把头转向科迪莉亚。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最后的眼神，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希望。除了空洞地接受失败，再也看不出别的。

这是一场处决，干净利落、从容不迫、精准无误。子弹从右耳后方射入。他的身体腾空，双肩一耸，在科迪莉亚眼前软塌下来，就像骨架被熔成了蜡，最终倒伏在写字台上，没有了生命。就像伯尼那样，就像她父亲那样。

利明小姐说：“他杀了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

“没错。马克是我的儿子。是他的儿子，也是我的。我以为你早就猜到了。”

她手握着枪站在那里，表情木然地透过打开的窗户看着外面的草坪。窗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动静。利明小姐说：“他说得没错，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毫毛。因为没有证据。”

科迪莉亚惊骇地大声说：“那你怎么能把他杀了呢？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利明小姐没有放下枪。她一只手伸进睡衣口袋，接着把那只手伸过写字台桌面。一支镀金小圆筒从光亮的桌面上朝科迪莉亚滚过来，停下了。利明小姐说：“这支唇膏是我的。我刚才在他的礼服口袋里发现了它。自从上次在学院餐厅参加晚宴后，他就没再穿过那套衣服。他总喜欢收集小物件，会下意识地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口袋。”

科迪莉亚从未怀疑过罗纳德勋爵的罪行，但是她的每一个怀疑都要经过验证。

“也许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伦恩就有可能把它放在那里栽赃于他。”

“伦恩没有杀马克。马克死的时候，他在我床上。他只离开过我五分钟，是八点钟过后，他去打了一个电话。”

“你和伦恩是情人！”

“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就是我刚才杀掉的这个男人。别说那种你根本不懂的事。我和伦恩只是相互需要，这跟爱情是两码事。”

一阵沉寂。接着科迪莉亚说：“这个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那些佣人都在伦敦。今天晚上实验室也没有人加班。”

而伦恩已经死了。

利明小姐无可奈何地说：“你不是应该电话报警吗？”

“你想让我这样做吗？”

“那还要紧吗？”

“进监狱是要紧的事。失去人身自由也是。你真的要让事实真相在法庭上公开吗？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是被谁杀的？这也是马克本人所希望的吗？”

“不是。马克从来不相信惩罚。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做个周密的计划。我们必须相互信任，放聪明点儿。”

“我们都很聪明。我们该怎么办？”

科迪莉亚拿出自己的手绢，把它盖在枪上，然后把枪从利明小姐手里拿过来，放到写字台上。她抓住这个女人的细手腕，把那只挣扎的手硬拽向罗纳德勋爵的手掌，全然不顾它本能的退缩。然后，又抓住那几根僵硬但有仍有生命的手指，按在死者那只柔软却毫无反抗的手中。

“你的手上可能会有火药残留物。其实我对这个知道的也不多，但是警方到时会检测。现在你去洗洗手，给我拿一副薄手套来。快点。”

她一声不吭地去了。现在只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她俯视着这位已经死去的科学家。他倒在那里，下巴搁在写字台上，手臂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体两侧。这姿势很别扭，也很难看，好像正心怀不轨地从写字台上朝外看。科迪莉亚没有直视他的眼睛，但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感觉，既没有仇恨和愤怒，也没有怜悯。在她的双眼和这个摊手摊脚的死人之间，还有一个影子在晃动，一个身体被拉长，耷拉着脑袋，脚趾指向地面的可怕又可怜的人影。她走到那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像一个在陌生房间里久等的客人，随意而又好奇地看着外面的园子。花园里温暖、静谧，从窗户外不时地飘来阵阵玫瑰花香，忽而香得令人恶心，忽而又像淡漠的记忆般隐隐约约。

这宁静而永恒的奇妙时刻肯定持续了不到半分钟。接着，科迪莉亚开始策划。她想到了克兰顿案件，想起和伯尼一起骑坐在埃平森林里一棵倒伏的大树上野餐的情景。她仿佛又闻到了新鲜面包卷的酵母香味、奶油和咸香奶酪的味道，还有夏季森林中蘑菇散发的浓郁气味。伯尼把手枪放在他们两人中间的树皮上，嘴里吃着面包和奶酪，同时含混不清地问她：“你怎么才能把子弹从自己的右耳后面打进去？来，科迪莉亚——做给我看看。”

科迪莉亚用右手握住手枪，食指轻轻地放在扳机上，手臂用力后张，好不容易才把枪口对准颅底。“像这样吗？”“这样可不行，你要知道。如果你会用枪，就不会这样做。这就是克兰顿太太犯的小错误，她差点儿因此被判绞刑。她用她丈夫在部队服役用的左轮手枪，从右耳后面把他打死了，然后试图制造一个自杀的假象。可是她摆错了扣扳机的手指。如果他真的要从右耳后侧开枪自杀，就必须用手掌握住枪把后部，用大拇指扣动扳机。这个案子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第一次和高级警司——当时还是高级督察——达格利什处理谋杀案。克兰顿太太最后还是招供了。”“后来怎么处理她的，伯尼？”“终身监禁。如果她没有伪造自杀现场，说不定还会因过失杀人罪而减轻刑罚。陪审团听到克兰顿少校的一些毛病后，对他的印象可不好。”

可是利明小姐无论如何都说不上过失杀人，除非她把马克的死亡真相和盘托出。

利明小姐回到房间，把一双薄布手套递给科迪莉亚。科迪莉亚说：“我想你最好在外面等着。对于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你不会烦恼如何忘记它们。在门厅里遇见我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拿我睡前喝的酒，威士忌。”

“那么你把酒拿上楼回自己房间的时候，会再次看见我从书房出来。现在就去把酒拿来，把酒杯放在门厅侧面的桌子上。只要是受过训练的警察，都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现在又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了。她拿起那把枪，惊讶地发现，这个毫无生气的金属物件此时竟如此面目可憎。真奇怪，她以前怎会把它看成无害的玩具！她用手绢仔细地擦拭了一遍枪身，把利明小姐的指纹全部擦干净，接着用手握住枪。这是她的枪，他们会认为，握把上应该同时留有她和这个死者的指纹。她再次把枪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戴上手套。下面这一步是最难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枪放到那只一动不动的右手上，把死者的拇指紧紧压住扳机，又让那只已经冰凉、毫不抗拒的手握住枪把。接着她松开他的手指，让枪从他手中掉落，枪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她取下手套，走出书房，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向站在门厅里的利明小姐走去。

“你最好把这些东西放回原处。我们不能把它们留在这里让警察看见。”

利明小姐只去了几分钟时间。等她回来的时候，科迪莉亚说：“现在，我们必须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做一遍。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你看见了我。我和罗纳德勋爵在一起待了大概两分钟。你把威士忌放在门厅的桌子上，和我一起走到大门口。你说——你会说什么呢？”

“他付钱给你了吗？”

“没有，他要我上午来取钱。我感到很遗憾，这件事情没有办成。我告诉罗纳德勋爵说，这个案子我不想再查下去了。”

“这就是你的事了，格雷小姐。这是一桩愚蠢的交易，从一开始就是。”

就在她们跨出前门的时候，利明小姐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科迪莉亚，急切地用平常的语气说：“有件事最好还是让你知道。第一个发现马克并伪造自杀现场的是我。那天早些时候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一下。由于伦恩在，我九点钟之前无法脱身。我不想让他起疑心。”

“你发现马克之后，难道就没有想过他死得有点儿蹊跷？虽然窗帘是拉上的，可是门锁却被打开了。而且那支口红也不见了。”

“直到今晚我躲在暗处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在这之前，我什么都没有怀疑过。现在，人们的性爱都爱玩花样，所以我相信了那天看到的场面。那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的动作很快，生怕有人过来。我在厨房的水池里用水把手绢打湿，把他的脸擦干净了。他的口红似乎总也擦不掉。我脱掉了他的衣服，把扔在椅背上的裤子给他穿上。我来不及给他穿鞋了，因为那个似乎并不重要。最糟糕的是用打字机打那张纸条。我知道布莱克的诗集就在农舍里的某个地方，我所选择的那一段也许要比一般的自杀遗书更有说服力。四周静悄悄的，打字机键盘发出的声音好像响得不得了。我非常害怕，就怕有人听见。马克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当时来不及看，不过我把他打出来的那些东西丢进客厅的壁炉里烧掉了。最后我把那些衣服捆在一起，还有照片，把它们拿到这里来，准备放进实验室的焚化炉里烧掉。”

“你把其中一张照片丢在了园子里。你也没有把他脸上的口红擦干净。”

“所以你就是这么猜到的？”

科迪莉亚没有立即回答。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不能把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的事说出来。

“我当时还不敢肯定你就是那第一个到现场的人，但我猜一定是你。有四个原因：你不希望我调查马克死亡一案；你在剑桥大学读过英文专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布莱克的诗句；你打字很熟练，我觉得那张字条不是业余的人打出来的，尽管你后来想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打的；我第一次去加福斯庄园询问自杀遗书的时候，你完整地背出了布莱克的诗句，而字条上的诗句是少了十个词的。我后来去警察看到了那张字条，才发现这一点。这条证据直接指向了你，是我手中最有力的证据。”

她们一起来到汽车旁边，同时收住脚步。科迪莉亚说：“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立刻给警方打电话。可能会有人听见那声枪响。”

“不大可能，我们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我们听见了吗？”

“是的。我们听见了。”稍稍停顿之后，科迪莉亚继续说，“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就像枪声。”

“不可能。也许是汽车的回火声。”

利明小姐说话时就像个蹩脚的演员，语气僵硬，缺乏自信。但她毕竟还是说出来了。她会记住这些话的。

“可是没有车子经过啊。而且声音是从大宅里传来的。”

她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起向回跑，从开着的大门进入门厅。利明小姐稍稍停顿，目不转睛地看着科迪莉亚，然后打开书房的门。科迪莉亚紧随其后进入书房。利明小姐说：“他被人开枪打死了。我最好打电话报警。”

科迪莉亚说：“你不能这么说！连想都不要想！你先走到尸体旁边，然后说，‘他开枪自杀了。我最好打电话报警。’”

利明小姐木然地看着自己情人的尸体，然后四下里望了望。她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突然问道，“你刚才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指纹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处理过了。你只要记住，我到加福斯庄园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有枪，你也不知道罗纳德勋爵把我的枪拿走了。在此之前，你从没见过这把手枪。今天晚上我来的时候，你把我带进书房，两分钟之后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你又看见了我。我们俩一起走到汽车前，就像刚才那样聊了几句。我们听见了枪声，做了我们刚才所做的事情。把其他发生过的事都忘掉。他们问你的时候，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给剑桥警察局打电话。”

三分钟后，她们一起站在敞开的大门口，等待警察的到来。

利明小姐说：“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交谈了。从此以后，我们不能见面，也不能对彼此表现出任何兴趣。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两人没有合谋，这就不可能是谋杀。我们以前只见过一次面，甚至相互之间并没有好感，为什么要合谋呢？”

她说得很对，科迪莉亚心想。她们确实对彼此都没有好感。如果伊丽莎白·利明去坐牢，她不会真的在意。她在意的是马克的母亲进监狱。而且，她在意的也是，马克的死亡真相永远不能为人所知。这份决心之强烈，甚至让她失去了理智。现在这一切对马克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而他从前也不会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可是他死后，罗纳德·卡伦德却亵渎了他的尸体，还打算把他推向风口浪尖，最多能够博得别人的一点同情，弄不好则会使他沦为笑柄。她完完全全地对罗纳德·卡伦德翻脸了。她并没有想让他死，也不可能去扣动扳机；既然他死了，她不会感到遗憾，也不会为杀死他的人分担责任。但利明小姐不应当受到惩罚——这只是权宜之计，仅此而已。她看着窗外的夏夜，等待着警笛声传来，这一次，她彻底地接受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正当性，她计划继续做下去，而且永远不要感到丝毫的后悔。

利明小姐说：“你可能有些事想问我，我认为你有权利知道。等警方调查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可以在晚祈祷之后，在国王学院的小教堂里见面。我会穿过屏风圣坛，你就在教堂中部等我。如果我们两个人到时候都还有人身自由的话，在那里遇见也很正常。”

科迪莉亚饶有兴趣地发现，利明小姐再次掌握了主动。她说：“我们会见面的。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会出差错。”

一阵暂时的沉寂。利明小姐说：“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着急。现在他们也该来了吧？”

“他们很快就会到的。”

利明小姐突然笑起来，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苦涩：“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要对付的只是男人。”

她们开始耐心地等待。她们听见了越来越近的汽车引擎声，接着看见汽车前大灯照在车道上，把路上的每一块石子、花坛边缘细小的植物都照得清清楚楚，把那片婆娑的紫藤照得蓝汪汪的，照得人眼花缭乱。汽车在大宅前微微颠簸了一下，停了下来，车灯也随之熄灭。几个黑色的人影步履沉稳、不慌不忙地走过来。门厅里突然进来一批身材魁梧、沉着镇静的人，其中一些人穿着便衣。科迪莉亚站在墙边上不显眼的地方，利明小姐迎上前去低声与他们说话，把他们领进书房。

两个穿警服的人留在门厅，他们相互交谈，根本没有注意科迪莉亚。他们的同事在不紧不慢地工作。他们肯定使用了书房里的电话，因为又有一些车辆和人员陆续到达。先是警方的医生，这从他的包就可以看出来。接着听见他们跟他打招呼：“晚上好，医生！请到这边来！”

这句话他肯定经常听到。路过门厅时，他好奇地看了科迪莉亚一眼。他身材矮胖，不修边幅，对于被打扰的睡眠，皱巴巴的脸上露出了孩子似的不耐烦表情。接着进来的是一位手持照相机、三脚架和一箱设备的便衣照相师，一名指纹专家，另外还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根据伯尼曾经说过的程序来看，她猜测他们是犯罪现场勘察人员。看来，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可疑的死亡。为什么不呢？的确很可疑。

这座大宅的主人死了，但是房子本身好像恢复了生机。警察正常自信地交谈着，丝毫没有因为死了人而低声耳语。他们都很专业，工作起来轻车熟路，有条不紊。他们先视这件案子为横死的谜案，案件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他们见过的尸体太多了：有的从高速公路上抬下来已经残缺不全，有的缺胳膊少腿就放进了救护车，有的是用滚钩和渔网从河底打捞上来的，还有的从板结的泥土里挖出来时已经腐烂。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人，他们会像医生一样亲切和蔼，但绝不会透露任何信息。这名死者生前是个重要人物，现在虽然已经无足轻重了，但他的尸体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会更加谨慎、更有条理地对待。但这终究只是一件案子罢了。

科迪莉亚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着。她突然感到好累，只想伏在门厅的桌子上好好睡一觉。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利明小姐从面前走过，也没意识到还有个高个子警官，正与她边谈话边从门厅进了客厅。这两个人也都没有注意到靠墙坐着的，套着宽大毛衣的瘦小科迪莉亚。科迪莉亚极力告诉自己不要睡着。她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她的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如果有人来询问她然后让她睡一觉就好了。

直到照相师和指纹采集师的工作完成后，才有一位级别较高的警官到外面来找她。事后，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警官的模样，但是却记住了他那谨慎、平淡、毫无感情的声音。他把枪拿到了她面前。那把枪就放在他摊开的手掌上，下面垫了一块手绢防止他的手碰到。

“你认识这件武器吗，格雷小姐？”

他竟然使用“武器”这个词，科迪莉亚觉得很怪。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枪”呢？

“我认识。应该就是我那把。”

“你不能肯定？”

“应该是我的，除非罗纳德勋爵有一把相同型号的枪。这是四五天之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他从我这里拿走的。他答应明天早上我来领钱的时候把它还给我。”

“这么说你是第二次到这个大宅子里来了？”

“是的。”

“在这之前你见过罗纳德勋爵或者利明小姐没有？”

“没有。在罗纳德勋爵派人去找我接这个案子之前没有。”

他走开了。科迪莉亚把头靠在身后的墙上，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另一位警官走过来，身后还跟了一个穿便衣的笔录员。他们又问了她一些问题，科迪莉亚把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他们做完笔录后，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她肯定又打瞌睡了。醒来的时候，她发现一个高个子、穿便衣的警官站在她面前。那人问道：“利明小姐在厨房泡茶，小姐。也许你可以去帮她一把。也算有点事做嘛，对不对？”

科迪莉亚心想，他们要把尸体运走。她说：“我不知道厨房在哪里。”

她看见他的眼睛眨了眨。

“哦，是吗，小姐？你对这里很陌生，是吗？好吧，这边走。”

厨房在这幢大宅子的后边。厨房里散发出调味品、食用油和番茄酱的气味，使她回想起当年与父亲在意大利用餐的情景。利明小姐正从大橱柜里把茶杯往外拿，电水壶已经开始冒热气。那个警官留了下来，这样她们俩就不能单独在一起了。

科迪莉亚问道：“要我帮忙吗？”

利明小姐没有看她。“那个桶里有饼干，你拿一些出来放在托盘里。牛奶在冰箱里。”

科迪莉亚的动作像个机器人。牛奶瓶在手中就像拿了一个冰冷的圆柱体。她那疲劳的手指好像不听使唤，开饼干筒盖的时候，她还把一个手指甲弄折了。她注意到厨房里的一些细节：墙上有一幅挂历，画的是耶稣的圣德兰，但是那张脸被故意拉长了，而且显得很苍白，就像被圣化了的利明小姐；一只驮着两篮假花的瓷驴子，它那忧郁的头上戴了一只小草帽；此外，还有一只盛着褐色鸡蛋的蓝色大钵。

厨房里有两只托盘。那位警官从利明小姐手中接过较大的一只，在前面领路走进门厅。科迪莉亚跟在后面，就像一个得到许可帮妈妈做事的孩子，把托盘举至胸口。警官们正聚在一起，她自己端起一只杯子，回到刚才坐的地方。

这时，传来另一辆汽车的声音。一位中年妇女走进来，旁边跟着一个穿制服的司机。科迪莉亚虽然已经累得迷迷糊糊，但仍然能听见她那说教似的大嗓门。

“我亲爱的伊丽莎，这太可怕了！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去住。不，我一定要你回去。警察局长在吗？”

“不在，玛乔丽。不过这些警官人都很好。”

“把钥匙交给他们吧，他们办完事之后会锁上门的。今天晚上你可不能一个人单独待在这里。”

在与警探相互介绍和匆匆询问的过程中，这个女人的声音始终占主导地位。利明小姐领着这位来访者上了楼，五分钟之后又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小手提箱，手臂上搭着自己的外衣。她俩一起走出门，由司机和一名探员护送，坐进了汽车。这几个人谁也没有看科迪莉亚一眼。

五分钟后，那位警督手里拿着钥匙走到科迪莉亚面前。“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这幢房子锁起来，格雷小姐。现在你该回家了。你还想待在那个农舍吗？”

“如果马克兰德少校同意的话，我会再待几天。”

“你看上去累坏了，我派个人开你的车把你送过去。明天还需要你出具一份书面声明，你能不能在早饭后尽快到局里来一下？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吧？”

“我知道。”

一辆巡逻警车先开动，她的迷你车就跟在后边。警方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拐弯时迷你车经常侧滑。科迪莉亚的头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时不时地向旁边一栽，靠到司机的手臂上。隔着他棉布衬衣的长袖，她隐隐约约感觉到接触温暖皮肤的舒适。汽车的车窗是开着的，她意识到窗外的热风正吹拂着自己的脸，意识到天上不断涌动的流云，还意识到东方天空中第一抹不可思议的色彩。这条路线对她来说似乎很陌生，时间似乎变得支离破碎。她弄不明白车子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看出车道旁边那高高的绿篱，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黑影，还有那个倾颓的大门。她到家了。

司机说：“是这个地方吗，小姐？”

“是的，就是这个地方。不过我通常把车子停在车道右侧那个地方。那里有一片矮树丛，从车道可以直接拐进去。”

“好的，小姐。”

他下车和另一个司机商量了一下，随后开着车慢慢向前，走完了这次行程中的最后几码。那辆警车终于开走了，现在绿篱的门边只剩下她一个人。门口杂草丛生，她用了几分力气才推开了门。她拖着步伐像个醉汉似的从农舍旁边绕过，来到后门，花了一些时间才把钥匙插进锁孔，不过这是最后一个难题了。现在她已经没有手枪可藏，也不必再检查封窗户的胶带。伦恩已经死了，她还活着。在农舍度过的每一晚都疲惫不堪，可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筋疲力尽过。上楼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梦游。她再也没力气钻进睡袋拉上拉链，于是直接钻到了睡袋下面，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经过几天——可是在科迪莉亚看来仿佛是几个月——的等待之后，终于又迎来了一场缓慢而正规的庭审，就像伯尼死后那次调查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在伯尼的调查中，只有寥寥几个人悄悄溜进后排座位，听取了他的死讯，而这次出庭的有神情严肃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低声交谈着，律师和警察也小声地做着准备工作。科迪莉亚心想，利明小姐身边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肯定是她的律师。科迪莉亚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高级警官态度友好但并不恭敬，不动声色地照顾着自己的委托人，自信地表明现在进行的是乏味但必要的程序，就像星期日的晨祷那样例行公事。

利明小姐面色苍白。她穿的还是科迪莉亚第一次见到她时穿的那身套装，但是戴了一顶黑色小帽、一副黑色手套，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薄围巾。这两个女人都没有看对方。科迪莉亚在一个长条凳的一端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她独自坐在那里，无人理会。有一两个年轻警察礼貌地对她笑了笑，眼神中带着安慰和同情。

利明小姐首先提供了证词，她的声音低沉，镇定自若。她没有起誓，而是庄严宣布，这个决定使她的律师脸上掠过一丝焦虑，不过此后她没有再度使他担心。她作证说，罗纳德勋爵因为儿子的死感到沮丧，她认为他一直在自责，怪自己没能发现马克烦恼的原因。他对她说想雇用私家侦探，是她去找格雷小姐并把她带回加福斯庄园的。利明小姐说自己反对这个做法，因为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用处，达不到任何目的，认为这种徒劳无益的调查只会使罗纳德勋爵更忘不了这个悲剧。她以前并不知道格雷小姐有把枪，也不知道罗纳德勋爵拿了她的枪。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并不在场。罗纳德勋爵陪同格雷小姐去看他儿子的房间时，她应格雷小姐的要求，去找卡伦德先生的照片了。

死因裁判官语气温和地问了她罗纳德勋爵死去当晚的情况。

利明小姐说，十点半刚过不久，格雷小姐来向他汇报。格雷小姐出现的时候，她正好从前面的门厅经过。她曾经提醒格雷小姐时间很晚了，可是格雷小姐说她想推掉这个案子回城里去。于是她就领着格雷小姐走进罗纳德勋爵正在工作的书房。她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分钟。接着格雷小姐就从书房里出来了。于是她就陪格雷小姐一起走到她的汽车旁边，两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格雷小姐说，罗纳德勋爵让她第二天早上过来领酬金。她并没有提那把枪的事。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罗纳德勋爵刚接到警方一个电话，说他的实验室助理克里斯托弗·伦恩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在格雷小姐进入罗纳德勋爵的书房之前，她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格雷小姐，也根本没想起来要说。格雷小姐直接进了罗纳德勋爵的书房。利明小姐还说，她俩正站在汽车前说话的时候，突然听见了枪声。起初，她还以为那是汽车的回火声，可紧接着，她就意识到声音是从大宅里传出来的。她们急忙跑进书房，发现罗纳德勋爵瘫倒在写字台上。那把手枪已经从他的手中掉到地上。

罗纳德勋爵从来没跟她透露过自杀的念头。她认为，他对于伦恩先生的死感到非常悲痛，不过这种事情很难说。罗纳德勋爵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最近，他的工作压力一直很大，自从儿子死后，就与之前判若两人。可是利明小姐从没想到罗纳德勋爵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接着是警方的几个证人发言。他们所说的角度不同，非常专业，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他们以前见过，而且今后还会见到。

接下来举证的是医生，包括病理学家。他详细论述了一颗九十格令[9]重的夹套中空腔子弹射进头颅里时所产生的效果。显然，在法庭看来，这些细节都无足轻重。

死因裁判官问道：“你刚才听见了警方提供的证据，那把手枪的扳机上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拇指指纹，握柄上有模糊的手掌纹。根据这一点你作何推论？”

对这个提问，病理学家感到有点意外。他说很显然，罗纳德勋爵用枪顶着自己脑袋的时候，是拇指压在扳机上的。他认为从子弹射入的伤口位置来看，这种方法也许是最自然的。

最后，科迪莉亚被叫到证人席并起了誓。她曾经考虑过起誓是否合适，也考虑过要不要效仿利明小姐的做法。有时候，通常是在阳光明媚的复活节早晨，她确实希望自己能够真心实意地说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可其他时候，她知道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不可救药的不可知论者，但又容易稀里糊涂地不断重新接受信仰。但此刻，宗教虔诚是她永远也无法拥有的奢侈品。她即将说出的谎言极其可憎，因为它亵渎了神灵。

她进行陈述的时候，死因裁判官没有插话。她感觉到自己的话使法庭有些不解，但也不无同情。这一次，她那抑扬顿挫的中产阶级口音成为了一种优势。这口音是她在修道院的六年中耳濡目染学会的，别人用这种腔调说话时，她会感到恼火，就像她自己的口音曾经使她父亲恼火一样。她穿着职业套装，还买了一条黑色薄丝巾戴在头上。她记得要称死因裁判官“大人”。

对于她受聘查案的事，她证实了利明小姐的说法。接着死因裁判官说：“现在，格雷小姐，你能否向法庭陈述一下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死亡当晚所发生的事情？”

“大人，我当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办这个案子了。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且认为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发现。我在马克·卡伦德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待过的那个农舍住了下来，但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是拿着钱调查他的私生活。于是，我在冲动之下，决定告诉罗纳德勋爵我想结束这个案子。我开车去了加福斯庄园，到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十点半。我知道当时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急于在第二天上午返回伦敦。碰到利明小姐的时候，她正好从门厅经过，于是她把我直接领到了书房。”

“请你把看到罗纳德勋爵时的情况向法庭进行陈述。”

“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心神不定。我试着解释为什么放弃这个案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他让我第二天早晨去拿酬金，我说我只打算收取日常开销，但是想把自己那把手枪要回来。他摆了摆手打断我，然后说，‘明天上午，格雷小姐，明天上午。’”

“之后你就离开了？”

“是的，大人。利明小姐陪我一起走到汽车前，我刚准备把车开走，这时候我们就听见了枪声。”

“你在书房的时候，没有看见罗纳德勋爵那里有枪？”

“没有，大人。”

“他难道没有跟你提起伦恩先生的死，也没有暗示他想自杀？”

“没有，大人。”

死因裁判官在他前面的便笺薄上草草地写了点什么。他的眼睛没有看着科迪莉亚，但却问道：“现在，格雷小姐，请你向法庭解释罗纳德勋爵是怎么把你的枪拿走的。”

这个部分比较棘手，不过科迪莉亚已经演练过了。剑桥警方的工作做得很细。他们对于同一个问题会反复追问。罗纳德勋爵怎么会有那把枪的，她心知肚明。她记得伯尼跟她说过一条达格利什办案方法。她当时就觉得，这条忠告对罪犯的帮助比对侦探更大。“千万别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撒谎，真话的威力是最大的。那些聪明绝顶的杀人犯之所以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在关键问题上撒了谎，而是因为在真相不会造成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却仍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继续撒谎。”

科迪莉亚说：“这把枪原先是我的合伙人普赖德先生的，他为此感到很自豪。我知道他自杀的时候想把这把枪留给我。所以他采取了割腕的方式，没有用枪，虽然用枪比较快，也比较简单。”

死因裁判官敏锐地抬起头。“他自杀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不在，先生。不过尸体是我发现的。”

法庭上响起一阵表示同情的低声议论，她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关切。

“你知不知道那把枪是没有许可证的？”

“不知道，大人，不过我曾经怀疑过它没有许可证。我调查这个案子时候之所以还带着它，是因为我不想把它放在办公室，把它带在身边会让我觉得安心。我本打算一回去就查查它有没有登记。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使用这把枪，而且真的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致命的武器。只是因为这是我查办的第一桩案子，而且它是伯尼留给我的，把它带在身边能让我感到一些安慰。”

“我明白了。”死因裁判官说。

科迪莉亚心想他应该是真的明白了，整个法庭也是如此。他们很难怀疑她的话，因为她所说的虽然离奇，却都是事实。现在她准备说谎了，而他们则会继续相信她的话。

“现在能否请你告诉法庭，罗纳德勋爵是怎么从你那里把枪拿走的。”

“那是我第一次到加福斯庄园去的时候。罗纳德勋爵带我去看他儿子的卧室。他知道律师事务所是我一个人在经营，就问我一个女人干这样的工作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担惊受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有一把伯尼留给我的手枪。他得知那把枪就在我的手袋里就让我把枪交给他。他说他不希望自己聘请来的人给他人或者她本人带来危险，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他把枪和子弹全都拿走了。”

“他是怎么处理这把枪的？”

科迪莉亚曾经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显然他不会拿着枪到楼下去，那样利明小姐一定会看见。她可以说他把枪放在马克卧室的哪个抽屉里了，可是她记不清那个床头柜是不是有抽屉。于是她说：“他把枪拿出了房间，没有告诉我拿到哪里去了。他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接着我们就一起下了楼。”

“你和利明小姐发现罗纳德勋爵的尸体时，你看见那把枪就在离他的手不远的地板上，难道在这以前，你都没有再见到过这把枪？”

“没有，大人。”

科迪莉亚是最后一位目击证人。法庭很快就作出了判决，显然，法庭认为这样的判决比较符合审慎、准确并具有科学头脑的罗纳德勋爵。判决认为死者系自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死因裁判官对于枪的危险性作了冗长、极其负责任的告诫。他向法庭陈述，枪是可以杀人的。他成功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许可证的枪支尤其容易产生这样的危险。他没有对科迪莉亚个人进行责难，但是显然在克制自己。他站起身，庭上的众人也都随之起立。

死因裁判官离席后，法庭立即形成一个个低声议论的小群体。利明小姐很快就被人围住了。科迪莉亚看着她与人们握手，接受慰问。听到有人提议举办追悼仪式的时候，她表情严肃，频频点头。科迪莉亚心想，自己先前怎么会担心利明小姐受怀疑呢？她远远地站在一边，像是犯了错一样。她知道警方会指控她非法持有枪支，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点了。确实，如果她真的受罚，那也是轻微的惩罚。但是人们不会忘记，由于她的疏忽和天真，英国失去了一位一流的科学家。

正如雨果所说，在剑桥大学自杀的都是很优秀的人。对于这一位，不会有人怀疑。罗纳德勋爵这一死，也许从此会被人们捧为天才。

科迪莉亚独自一人走出法庭，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她朝马基特希尔走去。雨果肯定一直在等她，现在他的步调跟她一致了。

“情况怎么样？我敢说，死神好像一直跟随着你，是吧？”

“还可以吧。看来是我在跟随着死神。”

“他真是开枪自杀的？”

“是的，开枪自杀。”

“用你那把枪？”

“如果你去了法庭旁听，就会知道了。我没有看见你。”

“我没去，我有辅导课。不过这个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我不该拿这事来烦你，罗纳德·卡伦德其实并没有剑桥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你对他并不了解。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是现在死了。事实总是重要的。”

“不是的，这你知道，科迪莉亚。对于我们来说，死亡恰恰是最无关紧要的。想想约瑟夫·霍尔[10]的话吧，‘死亡与降生相距仅一臂之遥，我们的摇篮原本就在坟墓之中。’他确实选择了自己的武器，也选择了自己的时间。他已经活腻了，很多人对他也受够了。”

他们沿着圣爱德华大道朝国王街走。科迪莉亚不知道他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眼下她只想朝前走，而她并不觉得陪着她走路的这个人很讨厌。

科迪莉亚问道：“伊莎贝尔到哪儿去了？”

“伊莎贝尔在里昂的家里。昨天爸爸突然来了，发现这位大小姐原来没多少长进。爸爸认为，亲爱的伊莎贝尔在剑桥所受的教育并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也许她本来可以多学到一点的。我想你不必为她担心，现在伊莎贝尔很安全，尽管警方认为有必要到法国去找她调查一下——他们究竟去干什么呢？——去也没多大用处。爸爸会给她请一大堆律师。他现在可没心情听英国人胡说八道。”

“那你怎么样？如果有人问你马克是怎么死的，你绝对不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你觉得呢？索菲、戴维和我都很安全。在重要的事情上，我是可以信赖的。”

这时科迪莉亚真希望他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也可以信赖。她问道：“伊莎贝尔走了，你觉得遗憾吗？”

“是很遗憾。美貌这东西令人困惑，颠覆常识。我永远无法接受伊莎贝尔竟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慷慨、懒惰，情感过于丰富，头脑又十分简单的年轻女人。我一直认为像她这么美的女人，肯定有一种生活的天分，拥有某种超越小聪明的神秘智慧。每次只要她一张嘴，我都期望她点亮我的生命。我想我可以这一辈子都望着她，等待她给我的神谕。可是她所有的话题除了衣服还是衣服。”

“可怜的雨果。”

“绝对不要说‘可怜的雨果’这样的话。我没有感到不快乐。满足感的最大秘密在于，绝对不要去追求理智告诉你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科迪莉亚心想，雨果年轻、富有、聪明——虽然还不算聪明绝顶——而且英俊，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什么必须放弃的东西。

她听见他在说：“为什么不在剑桥再待几个星期，让我带你在城里到处转转呢？索菲可以把她那个空房间让给你住。”

“不了，谢谢你，雨果。我必须回去。”

其实回到城里她也没什么事，可是跟雨果在一起待在剑桥，她也一样无事可干。待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她要在农舍里一直住到星期天，然后和利明小姐见个面。此后，对她来说，马克·卡伦德的案子就永远结束了。

星期天下午的晚祷上，会众怀着崇敬的心情，静静地聆听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唱诗班之一演唱应答短诗、赞美诗和圣歌。祈祷结束后，人们纷纷起立，共同演唱欢乐的赞美诗。科迪莉亚也站起来与大家一起唱。她一直坐在靠近雕刻精美的屏风旁那张长凳的一端，从这里可以看见高坛。唱诗班身上的长袍闪烁着绯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一排排、一圈圈整齐摆放的蜡烛摇曳着金色的烛光，高高的祭坛上方，两支细长的蜡烛立在柔光中流便像[11]的两侧，远远望去，犹如一块红黄蓝三色交叠的光斑。被赐福的会众异口同声地齐颂“阿门”，唱诗班从高坛上鱼贯而下。教堂南面的门被打开了，阳光直接照射进来。参加祈祷的院长和系主任离开后，学院的其他人员也信步走出教堂，缓缓散去。他们按规定穿在身上的长袍都暗淡陈旧，但长袍下面却是鲜艳的灯芯绒和苏格兰呢服装。那只巨大的管风琴发出抽泣似的呜咽声，就像一只喘着粗气的动物。接着，它响亮地演奏出巴赫的赋格曲。科迪莉亚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边听一边等待。这时会众正沿着主要过道向教堂后面走——他们穿着色彩亮丽的夏季服装，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有穿着端庄的星期日黑色正装的年轻人，也有手拿图解导游指南和照相机、有些不知所措的观光客，还有几个面容平静喜乐的修女。

利明小姐是走在最后的几个人之一。她个子很高，没有戴帽子，身穿灰色亚麻裙，戴着白色手套，教堂里有些凉，她随意套了一件白色开衫。显然她是一个人来的，并没有受到监视。她见到科迪莉亚时装出的惊讶表情似乎也变得没有必要，两人一起走出了教堂。

教堂大门外的石子路上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带着照相机和配饰的日本游客高声兴奋地说着什么，打破了星期日下午的平静气氛。从这里看不见剑河的银色水流，只能看见在对岸背景映衬下的平底船，船上的篙手活像舞台上的木偶，不断把手伸向篙的上方，然后转身把篙插进水里，就像跳宗教舞蹈似的撑着船在水上滑行。宽阔的草坪沐浴着阳光，空气中不时飘来阵阵清香，眼前是一片宁静的绿色。一位头戴学位帽、身穿长袍、身材瘦弱的老教授正一瘸一拐地穿越草坪，一阵微风把他那件长袍袖子吹得鼓了起来，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准备振翅高飞的大乌鸦。

“他是学院成员，因此，这片神圣的草坪不会被他的双脚污染。”利明小姐好像是对科迪莉亚进行解释似的说。

她们默默无言地从吉布斯大楼旁边走过。科迪莉亚心想，不知利明小姐什么时候能切入正题。可是当利明小姐真的开了口，第一个问题就使她感到意外。

“你觉得你能行吗？”她感觉出科迪莉亚的惊讶，不耐烦地加了一句，“侦探事务所。你能支撑下去吗？”

“我必须试一试。我也只会做这个工作。”

她不想向利明小姐解释自己对伯尼的热爱和忠诚。即使是对她自己解释，她也觉得有点困难。

“你的经营费用太高。”

这简直就是在宣读一份极具权威性的判决书。

“你说的是事务所和那辆迷你车吗？”科迪莉亚问道。

“是的。干你这一行的，我看不出单靠一个人跑外勤，怎么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对付开支。你总不能既坐在办公室接待客户，打印各种信件文书，同时又外出办案吧。另外，我想你也请不起助手。”

“现在是不行。我一直在想租用一个电话应答服务。这样就可以接单，当然，委托人还是比较喜欢到事务所来讨论案子。如果日常开支花费够我生活，那么业务费就足以应付事务所的经营开销了。”

“那也要有费可收啊。”

这个话题似乎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她们又默默地向前走了几分钟。利明小姐说：“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你还是应该收取一些费用的，这至少能帮你解决非法持有枪支的罚款。这件事我已经交给我的律师去办了，你很快就会收到一张支票。”

“这个案子我不想收任何费用。”

“这我可以理解。就像你对罗纳德勋爵所说的，它不符合你的公平交易原则。严格来说，你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报酬。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收下日常开销的费用，就不会显得太可疑。你觉得三十英镑行吗？”

“这就很好了，谢谢你。”

她们走到草坪的拐角处，转身朝国王大桥走去。利明小姐说：“我的后半生都要对你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我想我可不会引以为荣。”

“那就不用感谢我。我是为马克考虑，不是你。”

“我原来以为，你是为了伸张正义之类的理想才这么做的。”

“我考虑的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人。”

此刻她们已经来到桥边，并排倚靠在桥栏上，看着下面波光粼粼的河面。通向这座桥的几条小路上，几分钟内一个人也没有。利明小姐说：“假装怀孕并不困难，这你知道。只要一件宽大的胸衣，再往底下塞点东西就行了。当然，这对于女人来说是种耻辱，如果那个女人还不能生育，那简直是卑鄙下流。但是这做起来并不困难，特别是在没人关注的情况下。伊芙琳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平素少言寡语，性格腼腆，人们以为她只是不愿意张扬自己怀孕的事。加福斯庄园中少有亲朋好友来往，所以也不会有人乱传产前检查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去拍她的肚子。当然，我们必须赶走那个讨厌的傻瓜保姆皮尔比姆。罗纳德认为解聘她是假怀孕带来的附带好处。他不喜欢别人跟他那样说话，还把他当成那个哈罗盖特文法学校的优等生罗尼·卡伦德。”

科迪莉亚说：“戈达德太太告诉我，马克长得很像他母亲。”

“她是会这么说。她不但蠢，而且多愁善感。”

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一阵沉默之后，利明小姐接着说：“我发现我怀了罗纳德的孩子，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位伦敦来的专家说伊芙琳不太可能怀孕了，这个结论也是我们三个人都猜到了的。我想留住这个孩子，罗纳德急于想要一个儿子，伊芙琳的父亲整天想要一个外孙，而且愿意拿出五十万英镑给他。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我辞去了教书的工作，去了伦敦一个不为人知的安全地方，伊芙琳则告诉她父亲，说她终于怀孕了。罗纳德和我欺骗乔治·博特利时都毫不愧疚。他是一个傲气十足、冷酷无情、自以为是的蠢货，总觉得没有他管着，这个世界就无法运转了。他甚至资助了他自己的骗局。伊芙琳开始不断收到支票，每张支票都附言要她保重身体，要她找伦敦最好的医生，要她好好休息，要她到阳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她对意大利一直情有独钟，于是意大利就列入了计划。每隔两个月，我们三个人就到伦敦聚齐，然后一起飞往比萨。罗纳德在佛罗伦萨郊外租了一幢别墅。到了那儿之后，我就成了卡伦德夫人，而伊芙琳就扮演我的角色。我们请的是白天来干活的佣人，所以不需要给他们看护照，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旅游度假。我们从当地请来为我做健康指导的医生跟我们也很熟了。一个英国女士竟然对意大利如此钟情，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直到快要临产，当地人感到受宠若惊。”

科迪莉亚问道：“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和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看着你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明知道你要生的是他的孩子，她怎么能够忍受呢？”

“因为她爱罗纳德，如果失去他，她会受不了的。作为一个女人，她实在是不太成功。如果她失去丈夫，那还有什么呢？她不可能回到自己父亲的身边。再说了，我们给了她一份厚礼——那个孩子将属于她。如果她拒绝，罗纳德就会抛弃她，跟她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宁可离开他，哪怕去给人擦台阶。”

“不是每个人都有擦台阶的本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么强的道德感。伊芙琳是个虔诚的教徒，因此惯于自欺欺人。她让自己相信，我们这样做对孩子是最好的。”

“那她父亲呢？他难道就没有怀疑过？”

“他对她的虔诚嗤之以鼻，而且一直如此。从心理上来说，他不可能一边厌恶她的虔诚，一边认为她有能力欺骗别人。更何况，他急着想要个外孙，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孩子也许不是她的。他拿到了一份医生的报告，我们第三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告诉沙托里医生，卡伦德太太的父亲很关心她的健康状况。他应我们的要求写了一份医学报告，确认了怀孕的进展。在孩子出生前，我们提前两个星期去了佛罗伦萨，在那儿一直待到马克出生。所幸的是，他比预产提前了一两天。我们有先见之明，把预产期报晚了一些，这样就好像伊芙琳真的早产了。沙托里医生以精湛的医术作了必要的处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带着一个孩子和一份准确无误的出生证明回来了。”

科迪莉亚说：“九个月之后，卡伦德太太就去世了。”

“他没有杀她。我想你在暗示这个。他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魔鬼，至少在当时还不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我们两个人毁了她。我们当时应该给她请个专科医生，那样肯定要比那个庸医格莱德温好得多。可是我们三个都很害怕，因为一位优秀的医生一定会发现她其实没有生过孩子。她本人也跟我们一样担心，并且坚持不要找其他医生。她逐渐开始喜欢上那个孩子了。于是她就这样死了，遗体被火化，我们以为从此就永远安全了。”

“她临死前给马克留了遗言，就是她在祈祷书上胡乱涂写的那几个符号。她把自己的血型告诉了他。”

“我们知道血型是个威胁，罗纳德给我们三个人都采血样检验过。不过自从她死了之后，我们连这个顾虑也没有了。”

一阵长长的沉默。科迪莉亚可以看见有一批旅客沿着小路朝桥这边走来。利明小姐说：“讽刺的是，实际上罗纳德从来没爱过这个孩子。马克的外祖父特别宠爱他，这点倒不是什么问题。他把自己的财产分了一半给伊芙琳，这些钱自动转到了她丈夫的名下。他的另一半财产归马克，但要等到马克二十五岁生日的那天。可是罗纳德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子。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爱他，而他又不准我去爱。我看着孩子慢慢长大、上学。但我不能去爱他。我曾经不停地给他织毛衣，简直成了一种强迫症。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我给他织的毛衣花色图案也越来越复杂，毛线也越来越粗。可怜的马克，他肯定以为我疯了，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不满的女人，是他的父亲离不开但又不愿意娶进家门的女人。”

“在农舍里就有一两件这样的毛衣。你想让我怎么处理他的东西？”

“把它们拿走，送给用得着的人。难道你觉得我应当把毛线拆下来，重新编成别的东西？就像枉费的心血、情感和徒劳，那样做合适吗？”

“我来为它们找点出路吧。他的那些书呢？”

“也处理掉。那个农舍我不会再去了。如果你愿意，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

那几个游客离她们很近了，不过似乎正专注在自己的谈话中。利明小姐从口袋里取出一只信封，把它递给科迪莉亚。

“我写了一封简短的自白书。里面没有提任何关于马克的事情，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也没有提你发现了什么。这只是一份简短的自白，承认在你离开加福斯庄园后，我立即开枪打死了罗纳德·卡伦德，然后强迫你为我的谎言作证。你最好把它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有一天可能用得着。”

科迪莉亚看见信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她没有把它打开，只是说：“如果你是在为我们做的事后悔，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应当早一点儿说。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我不后悔。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可是这桩案子也许还没有完结。”

“现在不是结了吗？调查已经给出了最后结论。”

“罗纳德有几个很有权势的朋友。他们很有影响力，他们不时会运用这种力量，哪怕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依然有这样的势力。”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让法庭重审这个案子吧！要改变死因裁判官的结论，是需要议会法案的。”

“我并不是说他们会那样做。可是他们可能会提出质疑，会‘向合适的人的耳朵里吹点风’。合适的人往往并不难找。他们就是这样做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科迪莉亚突然问道：“你有火吗？”

利明小姐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手袋，把一只漂亮的银色管状物递给她。科迪莉亚不抽烟，不太会用打火机。她按了三下才把打火机的芯子打着。她把身体倚在桥的护栏上，点燃了那只信封的一个角。

在强烈的阳光下，白炽的火焰几乎是看不见。火焰慢慢地吞噬着纸张，科迪莉亚只能看到一条窄窄的、跳动的紫色火苗以及不断变宽的炭化边缘。燃烧发出的刺鼻气味被微风轻轻地吹散。等火焰快烧到手指的时候，她丢下依然在燃烧的信封残片，看着它像一片小小的、弱不禁风的雪花那样翻滚飘动，最后掉进剑河之中。她说：“你的情人是自己开的枪。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两个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她们没有再谈罗纳德·卡伦德的死，两人沿着榆树夹道的小路默默地朝后园走去。其间利明小姐看了科迪莉亚一眼，有些气恼地对她说：“你看上去还挺精神！”

科迪莉亚心想，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是一个中年女人对一个年轻女人的嫉妒，嫉妒对方这么快就能从身体所遭受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仅仅一个晚上的熟睡，就使她恢复到精力充沛的状态。伯尼曾经恼羞成怒地形容这种状态为“像松鼠般活跃警觉”。虽然没能好好泡个热水澡，她肩膀和后背上磨破的皮肤还是全长好了。过去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肉体上给她留下任何伤痛。她不知道利明小姐感觉怎么样。那有光泽的淡黄色头发依然梳理得整整齐齐，紧贴着头皮。她的衣着也依然保持着冷静的特色，好像作为大人物的助手，就必须以精明强干、有条不紊的面目示人。不过她那白皙的皮肤上已经出现了灰色斑痕，眼睛四周也有了深深的黑影，嘴巴两侧和前额上的皱纹也加深了，她的脸上第一次显出衰老和焦虑的痕迹。

她们穿过国王门后向右拐。科迪莉亚过来的时候，在离大门几步远处找了个地方停迷你车，利明小姐的路虎停在前面的王后路上。她紧紧地抓住科迪莉亚的手握了握，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声再见，看上去就像剑桥的两个熟人在晚祷上不期而遇，又过分正式地告了别。利明小姐脸上没有微笑。科迪莉亚看着这个高个子女人沿树荫遮蔽的小路大踏步地向约翰门走去。她没有回头。科迪莉亚心想，她们下次见面，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呢？很难相信她俩仅仅见过四次面。除了都是女人之外，她们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不过在罗纳德·卡伦德被杀之后的这几天，科迪莉亚意识到这个女人有多么忠诚。正如利明小姐本人所说的，她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好感，可是都把对方的安全紧紧地握在了自己手里。有几次，科迪莉亚想到她们之间这个惊天秘密的时候，几乎不寒而栗。但毕竟这种时候很少，而且今后会越来越少。时间终将洗刷掉这件事的阴影，生活仍会继续。只要她们的大脑细胞还没有死亡，她们就永远不会把它彻底遗忘，但是她相信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她们会在剧场或者餐厅相互看对方一眼，或者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地铁的自动扶梯上，在认出对方后的震惊之余，是否会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在那次调查审讯的四天之后，罗纳德·卡伦德被杀一事就逐渐进入了历史。

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继续留在农舍了。她花了一个小时精心打扫并整理几个房间，也许几个星期之内，不会有人再进入这些房间。她给客厅桌上那个大杯子里插的野樱草浇了些水。再过三天，这些草就会枯死，不会有人注意到，可是她不忍心把这些还没有死的花就这么扔掉。她走到外面的工具棚，仔细看了看那瓶酸牛奶和那锅炖牛肉。她的第一冲动是把它们倒进厕所，但它们曾经是证据的一部分。现在她已经不再需要这些证据了，应当把它们彻底毁掉吗？她想起了伯尼反复再三的忠告：“永远不要毁掉任何证据。”伯尼有许多具有警示意味的实例，用以强调这句格言的重要性。最后，她决定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用拍照的方式进行记录，而且特别注意曝光和用光。这似乎是一件徒劳、荒唐的做法。拍照完成后，她感到一阵欣慰，因为瓶子里和锅里那些人令人恶心的东西现在可以处理掉了。她把它们仔细清洗了一遍，留在了厨房里。

最后她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包和工具箱以及马克的毛衣和书都放进迷你车里。她在叠毛衣的时候，想到了格莱德温医生坐在后花园的情景，他那萎缩的血管对阳光已经没有反应了。这些毛衣对他会有用，但是她不能把它们拿去给他。如果是马克这样做，那个老人还会接受，换成她就另当别论了。

她锁上门，把钥匙放在一块石头下面。她无法再次面对马克兰德小姐，也不想把钥匙交给这个家里的任何其他人。等她回伦敦之后，会再给马克兰德小姐写一封短信，感谢她的关照，然后告诉她钥匙放在哪里。她围绕园子走了最后一圈，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冲动驱使，竟然走向了那口井，可是当她来到井边，却吓了一跳。井边的土被清理并挖开，种上了一圈三色紫罗兰、雏菊、小丛的十字花科和山梗菜科植物。每一棵植物都是精心栽种的，四周的土壤因浇过水而有些下陷。在不断蔓延的杂草中，这俨然是一片色彩斑斓的绿洲。这景象很美，但又显得极不协调，特别古怪。经过这番奇妙的装点，这口井看上去甚至有些猥琐，就像一只木头乳房，上面还有一个大乳头。她怎么还能把这个井盖看成一件无害又别致的装饰呢？

科迪莉亚不禁心生怜悯，又抑制不住厌恶。这肯定是马克兰德小姐的杰作。多年来，这口井对她而言无疑是恐怖与悔恨的化身，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而现在，它又成了她心目中的神龛。这样做荒唐可笑，也着实可怜，科迪莉亚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看见。她突然感到一阵害怕，怕碰上马克兰德小姐，怕看见那双眼睛中萌动的疯狂。她几乎是连奔带跑地逃出园子，使劲拉动园门，在杂草中将它推上，最后头也不回地驱车驶离农舍。马克·卡伦德的案子就此结束了。

第七章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12]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13]，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14]。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

第一次去之前，她至少还有时间研究对策。掩盖事实毫无优势，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如果问到她，她可以透露自己与蒂林姐弟和马克的导师都谈过马克·卡伦德的事，曾经设法寻找并约见了戈达德太太，去拜访了格莱德温医生。对于有人想害死她以及她去过萨默赛特府的事情，她准备只字不提。她知道哪些事实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祈祷书中的线索，马克死亡的真相。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被拖进案情讨论，不能谈及她自己、她的生活、目前的工作，还有她的抱负。她想起了伯尼对她说的话：“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缄口不言，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言多必失。多数人都管不住自己的嘴，这对警察来说是好事。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是最糟糕的。他们想表现自己是如何的聪明，一旦与他们探讨案件，即使是泛泛的探讨，你也能抓住他们的漏洞。”科迪莉亚提醒自己当初是怎么告诫伊丽莎白·利明的：“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达格利什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请个律师，格雷小姐？”

“我没有律师。”

“法律协会可以向你提供一份可靠、有用的律师名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请律师我还得花钱，不是吗？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还要请律师呢？”

“大部分人正是在开始说实话的时候，才觉得需要请一名律师。”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说谎呢？”这个反问是个错误。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像她真的想了解似的。

“这个嘛，可以保护你自己——虽然我认为不大可能——或者保护另外某个人。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爱、恐惧或正义感。我认为，这个案子中的人和你认识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你对他们的感情不会太深，因此爱就可以排除了。我看你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倒的人，所以剩下的就是正义感。格雷小姐，所谓正义感，可是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之前她也受过严密的审问。剑桥警方的调查就做得非常透彻。可是这回，她第一次被一个自己所了解的人审讯。这个人知道她在说谎，知道马克·卡伦德不是自杀。而且她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一切他都会知道。她不得不迫使自己接受现实。他也许不那么有把握。他没有掌握合法的证据，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除了伊丽莎白·利明和她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把真相告诉他了。而她也不准备说。达格利什可以用他无懈可击的逻辑、奇妙的友善态度、他的礼貌和耐心来摧毁她的意志。但她是不会开口的，在英国，他还没有办法让她开口。

见她没有回答，他愉快地说：“好吧，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进展。从你进行的调查来看，你怀疑马克·卡伦德有可能是他杀。你没有对我承认，可是你去找了剑桥警察局的马斯克尔警长，这就清楚地说明你在怀疑这一点。后来你又去找他母亲以前的保姆，从她那里了解到马克小时候的一些事、卡伦德的婚姻状况以及卡伦德太太的死。此后你又去见了格莱德温医生，他是卡伦德太太生前的全科医生。你使了点手段，弄清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血型。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你怀疑马克不是他父母的婚生孩子。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做接下来的事情，去萨默赛特府查阅乔治·博特利的遗嘱。这样做很有道理。如果你怀疑是他杀，那就要考虑谁得到了好处。”

如此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去萨默赛特府和找维纳布尔斯医生的事。不过，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他认为她的聪明才智与他不相上下，她所做的事情他也同样会去做。

她依然没有开口。

他说：“你并没有把你掉进井里的事情告诉我。但马克兰德小姐说了。”

“那是一次意外。我现在什么都记不清了，我当时肯定是想去看看那口井，结果失足掉进去了。我对水井历来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那不是什么意外，格雷小姐。没有绳子你是没办法打开井盖的。马克兰德小姐被一根绳子绊了一下，不过绳子是盘着的，放在矮树丛中不显眼的地方。如果你只是去看看，你会把绳子从钩子上解下来吗？”

“我不知道。我掉下去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掉进水里。我不明白这件事和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死有什么关系。”

“也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人想杀了你，而且我认为他们确实是想杀了你，那个人可能就是加福斯庄园的。”

“为什么？”

“有人想要你的命，大概是因为你在调查马克·卡伦德的死因，从而对某个人造成了威胁。杀人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职业杀手都不愿意干。即使是业余杀手，在杀人问题上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乐观。你肯定已经成为某个人心目中的危险人物。有人把那个井盖又盖上了，格雷小姐，你总不会是穿过坚硬的木头掉下去的吧？”

科迪莉亚仍旧不出声。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接着说：“马克兰德小姐对我说，她把你从井里救上来后，不愿意让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是你坚持叫她走。你对她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并不害怕，因为你有一把枪。”

科迪莉亚暗自吃惊，这个小小的不慎后果竟会如此严重。可是她怎么能怪马克兰德小姐呢？这位高级警司知道怎么对付那个女人，也许他劝过她说实话，说这样都是为了科迪莉亚好。也罢，她也可以透露一点秘密作为回敬。至少，这个解释会显得比较真实。

“我是想把她支开。她跟我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说她的私生子掉进那口井里淹死了。我自己刚刚被救上来，不想听这些，当时我根本听不下去。我骗她说有枪只是想让她走开。我并没有求她向我倾诉这些秘密，她那样做不公平。她只是想求助，而我却无法回报。”

“你想把她支走难道没有其他原因？难道你不知道袭击你的人当天夜里还会回去？不知道如果要让你的死看起来像是意外，就要把那个井盖重新打开？”

“如果我真的想到自己处境危险，就会求她把我带到夏树庄园去。我不该在没有枪的情况下一个人在那座农舍里等着。”

“是的，格雷小姐，我相信。如果你手里没有枪，你是不会独自一人在那座农舍里等着的。”

科迪莉亚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这不是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虽然在剑桥的时候，警方的审讯让她错觉这是一场竞赛——结果早就可以预见，她完全不必担心，因为玩家之一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游戏之中。而现在，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如果她上了当，听了劝，或者被迫说出实情，她就会去蹲监狱。她是凶手的从犯。帮助掩盖谋杀要判多少年？她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霍洛威监狱里臭气熏天。他们会拿走她的衣服，把她关在幽闭恐怖的牢房里。表现好了可以减刑，可是一个人在监狱里还能表现得多好呢？也许他们会送她去一家开放监狱。“开放”这种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那她以后该怎么生活呢？她还怎么再找工作？被社会贴上罪犯标签的人，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

她为利明小姐感到担心。利明小姐现在人在哪里？她始终不敢问达格利什。他们几乎没有提到过利明小姐的名字。难道她现在也在苏格兰场的某个房间里，接受同样的审问？在压力之下，她能有多可靠呢？他们有没有准备让这两个共犯对质？他们会不会突然打开那扇门，把充满愧疚、悔恨、凶悍的利明小姐带进来呢？他们的惯用手法不就是对共谋犯进行单独问话，直到其中一个人顶不住吗？谁会成为最终的弱者？

她听见这位高级警司说话的声音，觉得他好像特别为她感到惋惜。

“我们有些确凿的证据，证明那天晚上那把手枪在你手上。一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看见有一辆车停在离加福斯庄园三英里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去问那辆车上的人是否需要帮助，有一位青年女子却用枪对他进行威胁。”

科迪莉亚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在那个甜美静谧的夏夜，她突然感受到他那热烘烘的、充满酒气的呼吸。

“他当时肯定是喝酒了。我想那天晚上他肯定被警察拦下来进行了酒精测试，所以他就决定编出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这不是事实。我并没有拿枪。我第一次去加福斯庄园的当晚，罗纳德勋爵就把我的枪拿走了。”

“他刚进入伦敦警察厅辖区，就被拦了下来。我想也许他会坚持那个说法，他说得非常肯定。当然，他还没有对你进行指认，但是他可以描述你那辆车。他说他以为你的车出了毛病，停车过来是想帮助你。而你误解了他的意图，还用枪威胁他。”

“我对他的意图非常了解。但是我没有用枪威胁他。”

“你当时说了什么，格雷小姐？”

“‘快滚，不然我就杀了你。’”

“如果没有枪，你那样说就是在吓唬他？”

“本来就是。可他确实被吓跑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汽车的前工具箱里，我放了一只扳手，当他把脸从窗户伸进来的时候，我就抓起扳手来吓唬他。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把扳手看错成枪的！”

但是那个人头脑不清醒。那天晚上唯一看见她手里拿着枪的，是一个头脑不清醒的司机。她知道这是她赢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她抵挡住了改口的想法。还是伯尼说得有道理，她回味着他的忠告、高级警司的忠告。现在她几乎可以听见他那深沉、沙哑的声音在说：“如果有人对你诱供，那你一定要坚持原先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坚持更能够打动陪审团。我曾经见过这样的案例，看似最不可能的辩护竟然取得了成功，原因就是被告坚持自己的说法。毕竟，那些不利于你的证词都是别人说的。遇到个厉害的辩护律师，就能对它们提出合理怀疑。”

高级警司又开始说话了。科迪莉亚希望自己能更加集中精力听清他的话。在过去十天中，她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这也许与她长时间的疲劳有关。

“我认为克里斯·伦恩在他死的当天晚上去找过你。我想不出别的原因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次车祸的一位目击者说，他是开着小货运车从岔道上过来的，那样子就像地狱里的恶魔在追他。当时有人跟在他后面——那个人就是你，格雷小姐。”

“这点我们以前就谈过。我是要去见罗纳德勋爵。”

“那么晚了？还那么急急忙忙？”

“我急着要见他，想告诉他我决定不干了。我不能再等了。”

“可是你还是等了，不是吗？你把车停在路边睡着了。从有人看见你在事故现场起，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你才到了加福斯庄园。”

“我不得不停下来。我太累了，我知道继续开车是很危险的。”

“但是你也知道，睡觉是安全的，因为你知道最让你害怕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科迪莉亚没有回答。房间陷入了一片沉默。但她觉得，这沉默的气氛是友善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她真希望自己没这么疲惫就好了。更糟糕的是，她想把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的事告诉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连伯尼也帮不上忙。这桩罪行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上的两难抉择，但伯尼会认为这种问题既没意思，也无价值，是在对已经非常明显的事实故意混淆。她可以想象得出，他对伊丽莎白·利明与伦恩的关系会作出怎样简单粗暴的评价。但是眼前这位警司大概会理解的，她可以想象自己与他正在交谈。她想起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话：爱和恨一样都具有毁灭性。达格利什会同意这种冰冷的论调吗？她多希望能问问他。她意识到，这是自己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想坦白交代，而是渴望吐露心声。他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吗？这难道也是他审讯技巧的一部分？

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官走进来，把一张纸条递给达格利什。他在看那张字条的时候，房间里非常安静。科迪莉亚有意识地看了看他的脸。那张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他盯着纸条看了许久，肯定已经彻底明白了这条简短信息的含义。

她觉得他正在下决心要做什么事。过了一分钟，他说道：“这牵涉到一个你认识的人，格雷小姐。伊丽莎白·利明死了，死于两天前的一场车祸，她的汽车冲出了阿马尔菲南面的海滨公路。这张字条上确认了她的身份。”

一阵轻松的感觉袭遍科迪莉亚全身。这个冲击太强烈，她的身体甚至一阵不适。她捏紧拳头，感到眉毛上方开始出汗。她觉得很冷，冷得发抖。她从来没想过他可能在说谎。她知道这个人很无情，也很聪明，但她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不会对她说谎。她小声问道：“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可以。我觉得你再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你觉得呢？”

“她没有杀罗纳德勋爵。是他从我这里把枪拿走的。是他拿走了那把枪——”

她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有话说不出来。

“你一直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想你已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什么时候需要我再回来？”

“我想你没有必要再回来了，除非你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用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来说，叫作协助警方调查。你已经协助过警方了。谢谢你。”

她赌赢了。她自由了。她安全了。利明小姐一死，她的安全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了。她没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这种轻松感不仅出乎意料，而且难以置信，轻松得使她难以承受。科迪莉亚突然感到无法抑制，激动地失声痛哭。她意识到曼纳林警官低声的关切以及高级警司递到她手里的折叠着的手帕。她用这块干净的、还带着洗衣房气味的亚麻手帕捂住脸，让压抑在心头的痛苦和愤怒毫无顾忌地迸发出来。非常奇怪的是——即使在此刻的痛苦之下，她也觉得很奇怪——她的悲伤居然是为了伯尼。她抬起被泪水扭曲的脸，根本不在乎他会怎么看她自己，终于迸出一句没来由的谴责：“你把他解雇之后，从来没过问他后来过得怎么样。你甚至连他的葬礼都没来参加！”

他端来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然后递给她一杯水。那只杯子很凉，但是使她感觉好了一些。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渴。她喝了一小口凉水，坐在那里轻轻打了个嗝。这个嗝打得她只想笑，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过了几分钟，他温和地说：“我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我不知道你的合伙人就是我以前的同事伯尼·普赖德。实际上事情比你说的还要糟糕，我已经完全把他给忘了。如果我没忘了他，这个案子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希望这能给你些安慰。”

“是你把他解聘的。他只是想当警探，可你连个机会都不给他。”

“伦敦警察厅的聘用和解聘规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要不是因为我，他可能还会继续当警察，这倒是真的。但他当不了警探。”

“他没那么差劲。”

“这个嘛，他就是那么差劲。可我现在开始想，如果没有低估他会怎么样。”

科迪莉亚转身把杯子递还给他，然后看着他的眼睛。他们相视而笑。她真希望伯尼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半个小时之后，达格利什去了警察总监助理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坐下。这两人对彼此都没有好感，不过只有其中一个人知道，而这个人又觉得无所谓。达格利什作了简要的汇报，有条有理，没有参考自己的笔记。这是他从未改变过的习惯。这位警察总监助理总觉得这种做法太不正规，太自负，而他现在就这么想。

达格利什最后说：“先生，你可以想象，我并不建议把这些都写在书面报告上。因为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正如伯尼·普赖德以前常跟我们说的，直觉是个好奴仆，却当不了好主人。上帝啊，那家伙哪里来的这么多烂段子！他这个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完全没有判断力，只是不论什么东西，包括一些想法，到了他那里就全变得四分五裂了。他的脑子就像警察笔记本一样。你还记得克兰顿案件吗？那个枪击死亡案。我记得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

“我应当记得吗？”

“不。但如果我还记得的话，那就有大用处了。”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亚当。不过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怀疑罗纳德·卡伦德杀了他的儿子。罗纳德·卡伦德死了。你还怀疑克里斯·伦恩想害死科迪莉亚·格雷。伦恩也死了。你认为是伊丽莎白·利明杀了罗纳德·卡伦德。现在伊丽莎白·利明又死了。”

“是的，简单明了。”

“我建议这个案子就这样了吧。专员正好接到休·蒂林医生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个精神病专家。他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因为马克·卡伦德的死受到了调查。如果你真觉得有必要继续下去，我准备向蒂林医生解释一下他的公民义务，显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利。可是再找蒂林姐弟俩谈又能有什么收获呢？”

“我觉得没有。”

“马克兰德小姐说那个法国姑娘到农舍里去看过他，那就麻烦一下法国安全部门怎么样？”

“我想我们不必自讨没趣了。现在只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这些罪行的真相，而她手中的证据经受住了我们所有的审讯。我可以用这个解释安慰自己：大多数嫌疑人心里都潜藏着一个随时可能出卖他们的谎言，而这谎言就是我们无价的盟友。可是不管她说的谎话是什么，她绝对没有罪恶感。”

“你认为她是在欺骗自己，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

“我认为这个年轻女子没有在任何事情上欺骗自己。我喜欢她，但我很高兴不用再面对她了。虽然只是非常普通的审问，但是我不想因此而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逼供。”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大臣，他的好朋友是自杀的？”

“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可以确定现在活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手指扣动过那个扳机。但也不一定，即使是他，也有可能自己推理出结论。就告诉他，他可以放心地接受调查判决。”

“如果他能早点接受判决，大家都能省好多时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达格利什说：“科迪莉亚·格雷是对的。我本应该了解一下伯尼·普赖德发生了什么事。”

“不该由你去做的，那不是你的职责。”

“确实不是。但是，一个人工作中出现的严重疏忽，一般都不属于他自己的职责范畴。现在，这就是普赖德的复仇吧，虽然很讽刺，但也让人莫名地欣慰。无论那个姑娘在剑桥做了什么淘气事，她都是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

“你还真是越来越达观了，亚当。”

“只是少了一点执念，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案子还是让它成为悬案——偶尔有这样的感觉也挺好。”

金利街的那幢房子依然如故，里面的气味也没变。它永远都是那样。但现在却有了一点不同：事务所外面有一名中年男子在等着。他穿着贴身的藏青套装，一双骨碌骨碌的小眼睛深嵌在堆满横肉的脸上。

“格雷小姐？我差点不想再等了。我姓费尔丁。我看见了你们的招牌，你知道吗，只是想上来碰碰运气。”他的眼神里露出贪婪与好色，“好吧，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不像通常那种私家侦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费尔丁先生？”

他神秘兮兮地盯着楼梯口，那里的脏污似乎让他有了些底气。

“是我女朋友。我有理由怀疑她出轨了。好吧，男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地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科迪莉亚把钥匙插进锁孔，“我明白，费尔丁先生。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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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Oxbridge，作者把牛津大学（Oxford）和剑桥大学（Cambridge）合称为牛桥。

[2]苏格兰场：英国人对伦敦警察厅总部所在地的称呼。

[3]此句采用自《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张德明先生的译本。

[4]新学堂：剑桥大学的一所女子学院，后更名为剑桥大学莫里·爱德华兹学院。

[5]戏剧《李尔王》中三女儿科迪莉亚的台词。剧中，李尔王让科迪莉亚像两位姐姐那样表示对父亲的爱意，科认为爱是行动，而不是对情感的描述，于是说：“我能说什么呢？我只会默默地爱着。”

[6]卡文迪什实验室：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物理实验室，有二十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出自该实验室。卡文迪什是英国伟大的科学家。

[7]克兰麦：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支持宗教改革，主持出版了《公祷书》。

[8]汽车协会：在英国，汽车协会的英文缩写是AA（The Automobile Association）。

[9]格令：重量单位，九十格令相当于五点八克。

[10]约瑟夫·霍尔：英国主教、讽刺作家。

[11]流便：《圣经》中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12]克鲁索：《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克鲁索，前半句的“星期五”是鲁滨逊的仆人，“星期五女郎”即指代女秘书。

[13]诺曼·肖大楼：前伦敦警察厅大楼，后为议会大楼。

[14]诗人：亚当·达格利什是个诗人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