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时刻刻

谨将此书献给肯·科比特

现在我们要去猎取第三只老虎了，但是和其他那些老虎一样，这只也依然会是我梦中的形体，是文字构成的，而不是超越了一切神话、在地球上走来走去的有着血肉之躯的老虎。我很清楚这一切，然而在这不明确的、缺乏理智的、古老的追求中，有某种力量在不断驱使我前进，我继续不断地追捕这另一只老虎，那在诗歌中找不到踪迹的野兽。

——J.L.博尔赫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失望，带有神秘色彩。《另一只老虎》，一九六○年

我没有时间来描述我的计划。我会说上许多关于生活中的时刻以及我的发现；我是怎样在我的人物的身后挖出美丽的洞穴；我认为这给我的正是我想要得到的；人性，幽默，深度。我的想法是，这些洞穴应该相互连接，每一个洞穴都在当前的一刻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摘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日之日记

序幕

她匆匆走出住处，对于当时的天气来说，她身上穿的大衣太厚了。这是一九四一年。又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她给伦纳德留了一张字条，也给瓦妮莎留了一张。她坚定地向那条河走去，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即使在此刻，看到丘陵草地、教堂，三三两两散布着的羊儿，白色中闪着一丝硫磺色，在逐渐变得昏暗的天空下吃草，这景象几乎使她分了心。她停下脚步，注视着羊儿和天空，然后继续前行。身后隐约传来低低的声音；轰炸机在空中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虽然她寻找飞机，但是没有看见。她走过农场上的一个工人的身边（他的名字是约翰吗？），他是个强壮的人，小脑袋，穿了一件土豆色的背心，正在清理流经柳树林的沟渠。他抬头看了看她，点点头，便又低头看着棕褐色的水。她在走向河边的路上经过他的身边的时候，心想他能在柳树林中清理沟渠，是多么成功，多么幸运。她自己失败了。她根本不是个作家，说真的，她只不过是个有天赋的怪癖者。昨夜雨后残留的水坑中映照出片片天空。她的鞋子稍稍陷进了柔软的土里。她失败了，现在那些声音又出现了，模糊地喃喃着，就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外，就在她的身后，在这里，不对，一转过身去它们就跑到别处去了。声音回来了，毫无问题，头痛正在来临，那无论她是什么都会将她压碎并取而代之的头痛。头痛正在来临，好像轰炸机又出现在空中了（究竟是不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她来到了堤岸，爬了上去，然后下到河边。上游有个钓鱼的人，离得很远，他不会注意到她的吧，会吗？她开始寻找一块石头。她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寻找着，仿佛是按照想要成功就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循的方子在做。她挑选了一块和猪头骨的形状及大小差不多的石头。即使在她把石头拿起来，使劲塞进大衣的一个口袋里的时候（毛皮领子蹭得她的脖子痒痒的），她仍情不自禁地注意到石头冰冷的白垩感和它的颜色，一种泛白的棕色，带有绿色的斑点。她紧靠河边站着，河水拍打着河岸，将泥地上小小的不平整的地方灌满了清澈的河水，看起来和那条像大路一样牢实的、从此岸持续延伸到彼岸的黄褐色的、斑驳的东西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她迈步向前。她没有脱去鞋子。水很冷，但是还没有冷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她停了下来，站在没膝深的冷水里。她想到了伦纳德。她想到了他的手和他的胡子，他嘴巴四周的深深的皱纹。她想到了瓦妮莎，想到了孩子们，想到了维塔和埃塞尔：这么多的人。他们都失败了，不是吗？她突然为他们感到了巨大的遗憾。她想象自己转过身子，把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回到家里去。也许她还来得及把字条销毁掉。她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她可以完成这最后的仁慈之举。站在没膝深的流动着的水中，她决定不这样做。声音出现了，头痛正在来临，如果她重新把自己置于伦纳德和瓦妮莎的关爱之下，他们不会再放开她的，是吧？她决定坚持要他们放开她。她笨拙地蹚着水（河底是黏糊糊的淤泥）往河心走，直到水没了腰。她看了一眼上游的钓鱼人，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短上衣，没有看见她。河流黄色的水面（在这么近的地方看，颜色更黄而不那么发褐）脏兮兮地映出了天空。那么，这里就是真实的感知的最后时刻了，一个穿着红上衣在钓鱼的男人，以及一片映现在不透明的水面上的天空。她几乎身不由己地（对她来说，她感到身不由己）往前一迈或一绊，石头将她拽进了水里。然而，片刻间，仿佛就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就像又一次的失败；只不过是她很容易就能够游出去的冷飕飕的水而已；然而，水流包围住了她，以这样突然的、汹涌的力量攫住了她，感觉就像一个强壮的男子从河底升起，抓住了她的腿，抱在胸口。有种亲切的感觉。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的丈夫从花园回到屋子里。“夫人出去了，”女仆说，一面拍松一只破旧的枕头，羽绒四下飞散。“她说一会儿就回来。”

伦纳德上楼到起居室去听新闻广播。他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蓝色的信封，收信人是他。里面有一封信。

最亲爱的，　　

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　　

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　　

经受这样可怕的时刻。　　

而且这一次我不会恢复了。我开始　　

产生幻听，精神无法集中。　　

因此我要做一件看来最应该做的事情。你　　

给予了我　　

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　　

任何人做得到的，你在一切方面　　

都做到了。在这可怕的疾病来到之前，　　

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我不再能够　　

和它斗争了，我知道自己　　

毁了你的生活，没有我你就　　

能够工作。我知道你会的。　　

你看，我甚至连这封信都写不好了。我　　

无法读书。我想说的是，　　

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　　

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　　

太好了。我想说——　　

这谁都知道。如果有人能够　　

拯救我，那个人就是你。　　

除了对你的善良确信无疑之外，　　

一切都从我脑子里消失了。我　　

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没有哪两个人　　

能够比我们更幸福。

1.即维多利亚·萨克维尔维斯特（1892-1962），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好友，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的创作灵感得益于二人的亲密友谊。

V.

伦纳德急忙跑出房间，奔下楼去。他对女仆说，“我想伍尔夫太太出事了。我想她可能要自杀。她往哪儿去了？你有没有看见她离开屋子？”　　

女仆惊恐万分，开始哭了起来。伦纳德冲到外面，往河边跑去。他经过教堂和羊群，经过了柳树林。在河岸上他没有看见别人，只有一个穿红上衣的男人在钓鱼。

水流很快将她带走。她好像在飞，一个奇异的人形，胳膊张开，头发飘动，毛皮大衣的后下摆在身后起伏翻腾。她沉甸甸地穿过一道道带微粒的褐色光线漂浮。她没有漂多远。脚（鞋子已经掉了）时而碰到河底，激起一片混浊的污泥，布满了黑黑的烂叶，在她漂远已经看不见以后，这些污泥烂叶仍然几乎一动不动地竖立在水中。一条条黑绿色的水草缠在她的头发里和大衣的毛皮上，她的眼睛有一会儿被厚厚的一簇水草蒙住了，水草最后终于散开，在不断扭绞、松开、再度扭绞中漂走。

她最终被索斯伊思的那座桥的桥桩挡住，停了下来。水流挤压她，不断拨弄她，但她被稳稳地挤在粗矮的四方桥柱的底座部分，背对着河，脸贴着石头。她蜷曲在那里，一只胳膊弯在胸前，另一只漂浮在臀部突起处的上方。离她上方一定距离是明亮的、微波荡漾的水面。波动的水面上映现出白色的、云层密布的天空，乌鸦的黑色剪影在上面交叉飞越。小汽车和大卡车在桥上隆隆驶过。一个和母亲一起过桥的小男孩，最多只有三岁，在栏杆旁停住，蹲下身子，把手里拿着的棍子往栏杆的石板之间捅，好让棍子掉到河里去。他的母亲催促他往前走，可是他就是要在那里待一会儿，望着棍子被水流带走。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天的情景：桥上的男孩和他的母亲，水面上漂动的棍子，河底弗吉尼亚的身体，仿佛她在梦想着水面，棍子，男孩和他的母亲，天空和乌鸦。一辆草绿色的卡车在桥上驶过，车上满是穿军装的士兵，他们朝着刚刚扔掉棍子的男孩招手。他也招手回应。他要求母亲抱起他来，好让他更好地看到士兵，他们也能更好地看见他。这一切都进入到了桥内，在桥的木头和石块间回响，进入到了弗吉尼亚的体内。她的被挤压在桥桩上的半边脸吸纳进了所有的一切：卡车和士兵，母亲和孩子。

达洛维夫人

还得去买花。克拉丽莎装出恼怒的样子（虽然她喜爱这种跑腿的差事），留下萨莉打扫卫生间，跑了出去，答应半个小时就回来。

这里是纽约市。现在是二十世纪末。

打开门厅的门，六月的早晨是这样晴朗，明净如洗，克拉丽莎不由得在门槛旁停了下来，就像她会在游泳池旁停下来，注视淡蓝色的池水轻拍瓷砖，清澈明亮的阳光织成的网在池水的蓝色深处波动。仿佛在泳池边上站着，她暂时延缓了那纵身一跳，那迅速包围她的一层冰凉的膜，那浸没在水中时纯粹的震动。纽约，喧嚣的、在无情的衰老中落入无底深渊的纽约，总会出现几个像这样的夏日早晨；它们显示新生命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涌入到每一个地方，以至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就像一个承受着无尽的、骇人听闻的粗暴对待的卡通人物，却总是毫发无伤地出现，准备承受更多的灾难。在这个六月里，生长在西第十街两旁满是狗屎和被弃的包装纸的四方形树坑里的树木，已经重又长出了绿嫩的小树叶。隔壁老太太的窗口花坛里总是放满了插在泥土里的、褪了色的红色塑料天竺葵，现在重又长出了一棵离群的蒲公英。

能够在一个六月的早晨活着，富足，享受着几乎有点说不过去的眷顾，只有一件简单的跑腿活要干，这令人多么兴奋，多么震惊啊。她，克拉丽莎·沃恩，一个平常的人（在这个年龄，还干吗要费劲去否认这一点呢？），要去买花，要举办晚会。当克拉丽莎走出门厅时，她的鞋子接触到了红褐色的、点缀着云母的第一级砂石台阶。她五十二岁，仅仅五十二岁，身体好得几乎反常。她的感觉和十八岁时在维尔弗里特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的那天一模一样，那时她走出玻璃门，进入一个和今天非常相像的日子，清新，几乎是恼人的晴朗，充满了勃勃生机。蜻蜓在香蒲间飞来飞去。空气中弥漫着草香，水晶兰的芬芳使草香更为浓烈。理查德跟在她后面走出来，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说道，“嗨，你好，达洛维夫人。”达洛维夫人这个名字是理查德的主意——是一个晚上喝醉了以后在宿舍里抛出来的别出心裁的想法，他向她断言，沃恩这个姓对她不合适。他说，她应该以文学中一个伟大的人物命名，她主张叫伊莎贝尔·阿切尔或安娜·卡列尼娜，理查德坚持说达洛维夫人是独一无二的、明显无疑的选择。一个理由是她自己已经存在的名字，这是个明显得无法忽视的标志，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命运这个更大的问题。她，克拉丽莎，显然不会命中注定去缔结灾难性的婚姻——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结局，或者倒在火车的车轮之下——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她注定会具有魅力，富足发达。因此现在和以后就都是达洛维夫人了。“很美，不是吗？”那个早晨达洛维夫人对理查德说。他答道，“美是个妓女，我更喜欢钱。”他偏爱风趣的妙语。克拉丽莎作为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唯一的女人，感到自己能够来点多愁善感的情绪。如果是六月末，她和理查德就会是情人了。那时候，理查德离开路易斯的床就有几乎整整的一个月了（路易斯，幻想中的农家小伙，目光懒散的活生生的肉欲的化身），就会到她的床上来了。

“唔，我碰巧喜欢美。”她说道。她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拿开，咬了他的食指尖一口，比她想的狠了一点。她十八岁，刚改了名字。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克拉丽莎走下台阶，走在买花的路上的时候，她的鞋子发出轻柔的砂纸般的声音。对于理查德的有悖情理的既交好运（“美国文学中一个极度痛苦的、先知先觉的声音”）同时又重病缠身（你根本就没有T淋巴细胞，我们一个也查不出来），她为什么没有感到更多的忧郁？她怎么啦？她爱理查德，她不断想到他，但是也许她对这样的一天的爱要稍许更多一点。她爱一个普通夏日早晨的西第十街。她感到像个淫荡的寡妇，在黑色面纱下是新近漂染了的头发，眼睛放在为丈夫守灵者中合适的男人身上。在路易斯、理查德和克拉丽莎三个人之中，克拉丽莎一向是心肠最硬的，最容易发生浪漫故事。她忍受这方面的取笑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很久以前她就决定不再去在意这些，去享受她自己的放浪不羁的感情回应，如理查德所说，这种回应往往会和一个令人特别恼怒的早熟的小孩的回应同样刻薄而可爱。她知道，像理查德这样的诗人，会严厉地度过这个同样的早晨，对它加以剪辑，将偶尔出现的丑陋连同偶尔出现的美一并去除；从那些连栋旧砖房、庄重而结构复杂的石质圣公会教堂、遛自己的杰克·罗素小型犬（在第五大道上突然到处都是这些活跃的、有着弓形腿的小狗）的瘦削的中年男子背后，寻求经济和历史的真理，而与此同时，她，克拉丽莎，只是不加判断地欣赏那些房子、教堂、男人和狗。这很幼稚，她知道。缺少锋芒。如果她公开表示出来（现在，在她这个年纪），她的这种喜好会将她打入容易上当的傻瓜和笨蛋、带着音响吉他的基督徒、或者为了换得糊口而同意表现温顺的妻子这类人的王国之中。可是，这种不加区别的爱在她的感受中完全是严肃认真的，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意向的一部分，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着自己秘密的名字，这名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仅仅是事物本身的景象和给人的感受。她认为这坚定不移的强烈迷恋就是自己的灵魂（一个令人尴尬的、多愁善感的词，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叫法吗？）；可以想象得到，是身体死亡以后可能继续存在的那个部分。这些克拉丽莎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她不喜欢滔滔不绝或叽叽喳喳。她只是对于明显的美的表现发出惊呼，而且即使那时也设法表现出成年人的某种克制。美是个妓女，她有时这样说。我更喜欢钱。

今晚她要举办自己的晚会。她要使自己公寓的房间里放满食物和鲜花，挤满了风趣的有权势的人。在晚会上她要护卫好理查德，不让他过于劳累，然后护送他到城外去领奖。

她挺了挺身子，站在第八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等绿灯。就是她，威利·巴斯心里想，有的早晨他经过她的身边，就在这附近。这个老美人，老嬉皮士，头发还是很长，而且不顾一切地是灰白色，穿着牛仔裤和男式棉布衬衫，脚上是双某种民族式样的（印度的？中美洲的？）浅口便鞋，出来进行她晨间的巡游。她仍然有点性感；有某种吉普赛人放荡不羁的、好女巫式的魅力；然而今天早晨她却是一副可悲的样子，穿着大衬衫和奇异的鞋子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抗拒着重力的吸引力，一只雌性的猛犸象，沥青已经没膝，在挣扎的间隙小憩，笨重而骄傲地站着，一副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样子，装作在打量对岸等待着她的嫩草，而其实她已经开始明确地知道，天黑以后豺狼出现时自己仍然会在这里，独自被困于此。她耐心地等着绿灯。二十五年前她想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必定有男人在她的怀里幸福地死去。威利·巴斯能够解读一张脸的历史，能够了解那些现在已经年老的人曾经一度年轻过，他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感到骄傲。变灯了，他继续前行。

克拉丽莎横穿过第八街。她不由自主地喜爱上了和一只白色漆皮女式浅口轻便鞋一起扔在人行道边上的一台坏电视机。她爱小贩高高堆放着花椰菜、桃子和芒果的小车，每种东西都用卡片在一大堆标点符号间标明了价格：“一点四九美元！！”“一美元三个！？！”“每个五十美分！！！！！”在她前面，华盛顿凯旋门下一个穿着一身缝制得体的黑色套裙的老妇人好像是在唱歌，她正好站在乔治·华盛顿作为战士和作为政治家的一对雕像之间，两尊雕像的脸都受到了风雨的剥蚀。正是这座城市的拥挤和喧腾，它的纷繁复杂，它无穷的活力打动了你。你知道曼哈顿的故事，是用几串珠子买下来的一片荒漠，但是你却觉得，不可能不相信它始终就是一座城市；相信如果你往下挖掘，就会挖出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城市的遗迹，然后再往下挖，会是一座再一座城市的遗迹。在公园的水泥地和草坪下（她现在已经过了街进入公园了，那个老妇人在那儿仰着头唱歌）安放着埋葬在义冢里的人的遗骨，一百年以前只是把地面一铺，就成了华盛顿广场。克拉丽莎走在死者的遗骨之上，有男人悄悄兜售毒品（并不是向她兜售），三个黑人姑娘穿着旱冰鞋嗖地滑过她身边，老妇人不入调地唱着，吚吚吚吚吚。自己的幸运，自己的好鞋子（在巴尼店削价出售，可还是好鞋）使克拉丽莎不安、快乐；毕竟，这里是公园最难对付的肮脏所在，即使有花草的掩盖也无济于事；这里有毒品贩子（如真到那个地步，他们会把你杀了吗？），疯子，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的人和饱受挫折的人，那些即使曾经有过好运现在也气数已尽的人。尽管如此，她依然热爱这个世界，因为它的粗犷和不可摧毁，她知道其他的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定也爱它，虽然没有人说出具体的理由来。否则我们为什么在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遭到怎样的不幸的情况下，仍然奋力生活下去？即使我们比理查德还要虚弱，即使我们只剩下皮包骨，全身爆发出瘀斑，大便失禁拉在床上，我们仍旧拼命想活下去。她想，这都和眼前的一切有关。车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咝咝的声音，那喧嚣和震动；喷泉中喷出大片明亮的水花，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在扔飞盘，小贩（秘鲁人，危地马拉人）拼凑而成的银白色手推车里散发出浓烈的带肉香的烟雾；老头老太太们坐在长凳上尽情晒太阳，轻声交谈，摇晃着脑袋；汽车喇叭的呜呜声和弹拨吉他的声音（那边衣衫褴褛的一群，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真的在弹《八英里之高》吗？）；树叶在树上闪着微光；一只斑点狗在追逐鸽子，经过此处的一台收音机里播放着《永远爱你》，而站在凯旋门下的黑衣女人一直在唱着吚吚吚吚吚。

她穿过广场，猛地被喷泉溅了一身水，瞧，沃尔特·哈迪来了，穿着短裤和白色紧身短背心，身体健壮，迈着他那轻松敏捷的步子，朝华盛顿广场公园走来。“嗨，克莱尔，”沃尔特带几分运动员的样子打招呼道，在如何亲吻上两人之间产生了片刻的难堪。沃尔特的嘴唇奔克拉丽莎的嘴唇而去，她本能地把嘴调向一边，把面颊向着他。但她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把头掉转回来，可晚了半秒钟，结果沃尔特的嘴唇只碰到了她的嘴角。我太一本正经了，克拉丽莎心里想，像个古板的老奶奶。世间的美使我心醉神迷，却完全出于条件反射，不愿亲吻一个朋友的嘴唇。理查德三十年前就对她说过，在她一副女海盗的外表下，有着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妻子的一切必要条件，现在她自己暴露出是个少见多怪的人，太因循守旧，造成了许多的痛苦。怪不得她的女儿会怨恨她。

“遇见你很高兴。”沃尔特说道。克拉丽莎知道——她几乎能够看得见——沃尔特此刻正在按照一系列精细复杂的刻度，在心里计算着她个人的重要性。是的，她是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一部由一位近乎传奇的作家创作的、大受期盼的小说中的主角，但是这部作品是个失败，不是吗？三言两语的草草评论，然后就默默地石沉大海了。沃尔特拿定了主意，认为她就像一个被废黜了爵位的贵族，有趣却并不特别重要。她看到他得出了结论，微微一笑。“大礼拜六的，你在纽约干什么？”她问道。　　

“埃文和我这个周末待在城里，”他说。“用了新的鸡尾酒疗法以后他觉得好多了，说今天晚上想去跳舞。”　　

“这不是有点过分了吗？”　　

“我会照看他的，不会让他太累。他只不过想多一点社会交往而已。”　　

“你认为他的体力能支持他今晚到我们家来吗？我们给理查德举办一个小小的晚会，以庆祝他获得了卡卢瑟斯奖。”　　

“啊，太棒了。”　　

“你是知道这件事的，是吧？”　　

“当然知道。”　　

“这不是那种每年都颁的奖，没有名额，不像诺贝尔奖和所有别的奖项那样。他们只在发现有谁的成就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意义时才颁发此奖。”　　

“太棒了。”　　

“确实，”她说道。片刻之后她补充说，“前一个得奖的人是阿什贝里，再往前是梅里尔、里奇和默温。”　　

沃尔特幼稚的宽脸盘上掠过了一丝阴影。克拉丽莎琢磨，是这些名字让他伤脑筋吗？还是说他可能，可能会感到妒忌呢？他是否认为他自己也可能成为这种荣誉的竞争者？

“对不起，我没有更早地告诉你晚会的事，”她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在城里。你和埃文周末从来不待在城里的。”

沃尔特说他当然会去，如果埃文身体能行，他会把埃文带去，不过埃文，当然，说不定会选择留着他的精力去跳舞。听说邀请了沃尔特，理查德一定会大怒，萨莉肯定会站在他的一边。克拉丽莎很明白。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们对沃尔特·哈迪的鄙视更容易理解了。他都四十六岁了，还选择戴棒球帽、穿耐克运动鞋；靠写些肌肉完美的青年男子之间的爱情和失落的浪漫小说，挣了多得不像话的钱；他能够通宵达旦地伴随着室乐迪斯科跳舞，极乐忘情，永不疲倦，就像一只往回衔棍子的德国牧羊犬。在切尔西区伦敦西南部、泰晤士河北岸的一个居住区，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地。和格林尼治村到处都能看到像沃尔特这样的人，他们到了三十岁、四十岁或者年纪更大，仍旧坚持认为自己一向活泼快乐，充满自信，身强力壮，感到自己从来都不曾是行为古怪的孩子，从来没有受到过奚落或遭到过鄙视。理查德认为，永远精力充沛的男同性恋者比诱奸小男孩的男人对事业的危害性更大，确实，沃尔特没有把成年人的冷嘲热讽或玩世不恭的阴影或任何稍有深度的东西，带进他对名望、时尚和最时髦的餐馆的兴趣之中。然而克拉丽莎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热切天真。我们爱孩子，部分的原因难道不正是他们生活在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的王国之外吗？一个男人希望得到更多的青春，更多的乐趣，真是那么可怕吗？再说了，沃尔特并不堕落；一点也算不上堕落。他尽其所能写出最好的书——充满了浪漫和牺牲、面临逆境时具有勇气的书——这些书肯定给了许多人真正的安慰。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受邀参加募捐会的请帖上和抗议信上；他为年轻作家写夸张得令人难堪的推荐性短文。他忠心耿耿地精心照顾埃文。克拉丽莎相信，如今人们衡量人，首先看他们是否仁慈善良，还有看他们有多大的奉献力。有的时候你会厌倦了风趣和才华，厌倦了人们对自己天才的小小卖弄。她很欣赏沃尔特·哈迪的不知羞耻的浅薄，不会放弃对他的欣赏，即便这使得萨莉忍无可忍，并且还真的促使理查德说出了内心的怀疑：说不定她，克拉丽莎，本人就够自负、够愚蠢的。　　

“好的，”克拉丽莎说。“你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对吧？五点开始。”　　

“五点。”

“晚会必须得早。颁奖仪式是八点，我们在仪式之前而不是以后举行晚会。理查德不能熬夜。”

“好。五点。到时候见。”沃尔特紧紧握了一下克拉丽莎的手，大摇大摆地迈着二步舞的步子继续前行，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和活力。邀请沃尔特参加理查德的晚会几乎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可是沃尔特毕竟和克拉丽莎一样，在一个六月天的早晨活着，如果他发现（而他似乎什么都能够发现）克拉丽莎在举行晚会的当天和他交谈过，却故意没有提这件事，他会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怠慢。风不停地吹动着树叶，树叶露出了背面更为明亮的灰绿色，克拉丽莎突然怀着出乎意外的迫切渴望，希望理查德在这里，在她的身边，就在此刻——不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理查德，而是十年前的理查德；那个讲起话来无所畏惧，滔滔不绝的理查德；那个以其尖锐的批评使人不得安宁的理查德。她渴望和那个理查德就沃尔特争吵一场。在理查德重病缠身之前，克拉丽莎总和他争吵。善与恶的问题还确实令理查德不安；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彻底抛弃这个想法，即克拉丽莎决定和萨莉一起生活，反映出来的即使不是某种日常表现中的严重堕落，至少也是她身上的弱点，总的说来，女人都有这毛病（虽然理查德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似乎早已认定，克拉丽莎不仅代表她自己，而且代表了所有女性的才能和弱点。理查德从来都是克拉丽莎的最严厉的、最让她生气的伴侣，她最好的朋友，如果理查德的身体状况正常，没有生病，他们现在就可能在一起，争论有关沃尔特·哈迪和对永恒的青春的追求，争论同性恋男子怎样开始热衷于模仿在中学时折磨他们的男生。过去的理查德，能够就一个黑人青年用粉笔在混凝土上对伯蒂切利的维纳斯的拙劣模仿的各种可能的解释，一口气谈上半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如果那时的理查德注意到了那只被风吹起、在白色的天空下像水母般翻腾起伏的塑料袋，他定会忿忿不平地大谈化学产品，它无限的利润，它需要的人手。他会谈到这只塑料袋（说它曾装过炸土豆片和熟过了头的香蕉；说它是被一个心烦意乱的贫困母亲，在和自己的一群争吵不休的孩子一起离开商店的时候随手扔掉的）怎样被风刮进哈德孙湾，然后一直漂到海洋里，在那里，最终有一只海龟，这个本来可以活一百年的动物，会把它错当成水母吃掉，从而丢掉性命。从这个话题不知怎的又直接扯到萨莉身上，这在理查德绝不是不可能的；以明显的礼节性的口吻问候她的身体好不好，是否快乐。他有在激烈的长篇大论之后问起萨莉的习惯，仿佛萨莉是某种乏味却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仿佛萨莉本人（那清心寡欲的萨莉，那备受折磨、精明不外露的萨莉）就像坐落在僻静的街道上的一所房子，无害却枯燥乏味，或者像一辆优良的牢实可靠的小汽车。理查德既不会承认他对萨莉的厌恶之感，也从未摆脱掉这种感觉，永远不会；他私下坚信，克拉丽莎从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醉心于社交的妻子，他是永远不会放弃这个看法的，全然不考虑以下的事实：克拉丽莎和萨莉从不会为了任何人的缘故而试图掩饰她们之间的爱，萨莉是个聪明热心的女人，一个大众文化教育电视节目的制片人，天哪——她工作还要多努力，还要多有社会责任感，她过低的报酬还要低到什么地步才行？也不考虑那些显然不赚钱的好书，在克拉丽莎的坚持下才得以和维持她生活的庸俗作品一起出版。也不考虑她的政治见解，她为艾滋病人所做的一切。

克拉丽莎横穿过休斯敦街，心想她也许可以给埃文买点什么，以表示对他身体暂时好转的祝贺。不能买花；如果花对死者不那么合适的话，对病人就是灾难性的了。可是买什么呢？索霍区纽约市休斯敦街南面的一个地区，以先锋派艺术、音乐和时装等著称。商店里都是些晚会服装、首饰和庸俗的东西；没有什么适合送给一个傲气十足、聪明机灵但即使吃一大堆药也不一定能够活到正常寿数的年轻人的。人需要什么？克拉丽莎经过一家商店，想给朱莉娅买一件连衣裙，她穿上那件带安娜·玛尼亚尼式吊带的小巧的黑连衣裙会漂亮极了的。但是朱莉娅不穿连衣裙，她执意穿着男式汗衫和空心煤渣砖那么大的系带皮鞋噔噔地到处跑，来度过短暂的、随便穿什么都可以的青春时代。（为什么她的女儿什么事都不怎么对她讲？克拉丽莎在女儿十八岁生日时送给她的那枚戒指呢？）这儿就是斯普林街上的那家不错的小书店了。也许埃文会喜欢书的。在橱窗里展示着克拉丽莎的一本书（只有一本！），那本有关英国的书（真不像话，她不得不为了能够印一万册而奋斗，更糟的是，现在看来，能卖出去五千册就算幸运了），旁边摆着那本南美洲的家世小说，一个较大的出版社没有接受她的书而出版了这一本，显然这书不会赚钱，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这书颇受尊重但不被喜爱。还有新出版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传记，露易丝·格鲁克的诗集，但是似乎都不合适。它们全都一样，太泛又太具体。你想给他一本内容和他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书，能指出他的位置，呵护他，使他为面临的改变做好准备。你总不能带一本写名人内幕的书出现在他面前，是不是？你不能带给他一个充满怨忿的英国小说家的故事，或者描写智利的七个姐妹的命运的书，不管写得多么漂亮。而埃文读诗歌的可能性，和他会开始从事在瓷盘上画画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

看来，在物质世界里是没有慰藉的了，克拉丽莎担心，艺术，即便是最伟大的艺术（即便是理查德的三卷诗集和他唯一的、让人读不下去的小说）都执拗地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站在书店的橱窗前，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久远的记忆：树枝轻叩着窗子，同时，从别的什么地方（楼下吗？）留声机开始传出隐约的音乐声，是爵士乐队奏出的低沉的呜咽声。这并不是她最初的记忆（最初的记忆似乎和一只蜗牛爬过人行道镶边石的边沿有关），甚至也不是她记得的第二件事（她母亲的草凉鞋，也许这两件事记颠倒了），但是，比起任何别的记忆来，这段记忆给她的感受更为紧迫，更为深刻，使她得到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神奇慰藉。也许克拉丽莎会是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所房子里，是她的父母在夏天租住的许多房子中的一所（很少两次租住同一所房子——每一所房子证明都有缺点，使她母亲无法写进她在不间断地编织的故事《沃恩家带泪迹的威斯康星谷地游》之中）。克拉丽莎当时大概是三四岁，在一所她永远不会再回去的房子里，留下来的唯一记忆就是小号声音响起时，一根树枝在轻叩着窗子，异常清晰，比有些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还要清楚；仿佛是树被风吹动后奏出了那音乐。仿佛在那个时刻她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开始懂得比人的幸福更为重大的自然法则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尽管它包括了人的幸福和所有其他的情感。那树枝和音乐比书店橱窗中所有的书对她来说都更为重要。为了埃文，为了自己，她想要一本具有和那独一无二的记忆意义相同的书。她望着书和叠映在橱窗玻璃上的自己的影像（她看上去仍旧不错，现在不是漂亮，而是端庄了——什么时候她的脸会开始变得憔悴，出现皱纹和干瘪的嘴唇，成为老太婆的脸？），站立片刻以后，继续向前走去，很惋惜不能给女儿买那件小巧的黑连衣裙，因为朱莉娅对一个古怪的理论家着了迷，非要穿T恤衫和军靴。你尊重玛丽·克鲁尔，她确实使你别无选择，像她那样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为各种事业坐牢，在纽约大学作充满激情的演讲，揭示通常称之为性别问题中的可悲的欺骗。你想要喜欢她，你竭力想这样做，但是最终她理智和道德上的激烈态度，她没完没了的显示她的锋芒毕露、蛮不讲理的正义感，使得她过于霸道。你知道她在嘲笑你，私下嘲笑你，因为你的舒适生活和你在女同性恋身份问题上的古怪（她一定会认为是古怪的）想法而嘲笑你。仅仅因为你不再年轻，你的穿着没有异乎寻常之处，就受到敌人般的对待，你对此逐渐感到厌烦了。你想冲着玛丽·克鲁尔尖声喊叫，说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你想要她钻进你的脑袋里面待上几天，感受一下你的担忧和痛苦、你那无名的恐惧。你相信——你确知——你和玛丽·克鲁尔都患有同样致命的疾病，灵魂感到同样的不安，当初如果命运之轮再转动一次，你们很可能会是朋友，但是，实际上她来要走了你的女儿，而你却只能坐在自己舒适的公寓里痛恨她，其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共和党的父亲。克拉丽莎的父亲性格温和得几乎到了一眼就能看透的地步，他喜欢看见女人穿小巧的黑连衣裙。她的父亲感到精力越来越不足；不再去说服别人，就像他经常放弃争论一样，仅仅是因为表示赞同要省事得多。在前面麦克杜高尔街上，有个公司在拍电影，常见的拖车式活动房屋，装设备的卡车和一组组的白炽灯杂乱地摆放在四周。这里就是那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正在拍一部电影，一个波多黎各的男孩在摇动一根银白色的曲柄，把餐馆的遮篷撑开。世界就在这里，你就生活在其中，并充满感激之情。你努力使自己充满感激之情。

她推开花店的门走了进去，这门总是有点发涩。这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女人立刻就被鲜花包围了——一束束玫瑰和风信子，浅苗床上布满青苔的多花水仙，在花梗上颤动着的兰花。已经在花店里工作了多年的芭芭拉和她打了个招呼。片刻的停顿后，她伸出脸颊让她亲吻。

“你好。”克拉丽莎说。她的嘴唇触到了芭芭拉的脸，这一刻突然变得出乎预料的美好。她站在光线幽暗、凉爽怡人的小花店里，小店像座庙宇，它那满屋的鲜花、那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一束束干花和后墙搁架上拖垂着的丝带都使它显得庄重肃穆。出现了那轻叩窗玻璃的树枝，还出现了另一根树枝，不过她已经大一点了，五六岁的样子，在她自己的卧室里，这根树枝上长满了红色的叶子，她还记得，即使在当时，她也是满怀崇敬地回想起早先的那根树枝，那根似乎激起了楼下的音乐声的树枝；她记得她爱这根秋天的树枝，是因为它使她想起了早先的那一根树枝，轻叩着一所她永远也不会回去的房子的窗子，若不是这根树枝，她就不可能记得这所房子的任何具体情况了。现在她在这里，在花店里，白色和杏黄色的罂粟花浮现在长长的毛绒绒的茎干上。她的母亲，那个总是在手提包里放一听雪白的法国薄荷糖的母亲，曾噘起嘴唇，用一种轻浮的赞赏口气说克拉丽莎疯了，是个疯丫头。

“你好吗？”芭芭拉问候道。

“好，很好，”她答道。“我们今晚要举行个小小的晚会，庆祝一个朋友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大奖。”

“普利策奖吗？”

“不是，这个叫卡卢瑟斯奖。”

芭芭拉一脸茫然，克拉丽莎理解成她在微笑。芭芭拉大约四十岁的样子，是个苍白、丰满的女人，为了唱歌剧来到纽约。她脸上有什么地方——是方下巴还是严厉而没有表情的眼睛——使你想到一百年前的人看上去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货不多，”她说道。“这个星期大约有五十场婚礼。”

“我要得不多，”克拉丽莎说，“随便什么花，几束就够了。”虽然她们只是顾客和店员的关系，但是没能和芭芭拉成为更好的朋友，克拉丽莎还是有种莫名其妙的内疚感。克拉丽莎的花都是在芭芭拉的店里买的，一年前当她听说芭芭拉可能得了乳腺癌的时候，曾给她寄去过一张问候卡。芭芭拉的事业没有按她计划的那样发展，她靠以小时计算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可能住在出租屋，澡盆就在厨房里），那次逃过了癌症的一劫。有一小会儿的时间，玛丽·克鲁尔似乎守候在百合和玫瑰花旁，准备好对克拉丽莎会在买花上花掉的钱感到震惊。

“我们有些非常漂亮的绣球花。”芭芭拉说。

“咱们去看看。”克拉丽莎走到冷藏柜前去挑花，芭芭拉把克拉丽莎挑中的花从放置花的容器中拿出来，把滴着水的花抱在怀里。如果在十九世纪，她会是一个农村妇女，温柔、平凡、怀着不满足感站在花园里。克拉丽莎选了牡丹花、百合和奶白色的玫瑰，她不想要绣球花（感到内疚，内疚，好像年纪再大也摆脱不了内疚感），她正在考虑要不要挑点蝴蝶花的时候（蝴蝶花是不是有那么点……过时了？），突然从外面街上传来了震耳的碎裂声。

“那是什么声音？”芭芭拉问。她和克拉丽莎走到窗前。

“我想是拍电影的人弄出来的声音。”

“可能。他们已经在那里拍了整整一个早晨了。”

“你知道拍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她说道，带着几分年龄大的人料事如神的样子，从窗口转过身去，仍然抱着那一大捧花，就像一百年前的她的幽灵会从驶过她身边的、吱嘎作响的马车前转过身去一样，马车上坐满了从远处城市来的、穿着入时的去郊游野餐的人。克拉丽莎仍旧站在那里，看着外面杂乱摆放着的卡车和拖车式活动房屋。突然，其中一所拖车式活动房屋的门开了，出现了一个有名的脑袋。这是一个女人的脑袋，离得很远，看见的是侧影，就像硬币上的头像，虽然克拉丽莎不能立刻认出她来（梅丽尔·斯特里普？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但是她知道那女人肯定是个电影明星，因为那笼罩着她的帝王般沉着自信的光环，以及道具管理员告诉她响声的来源（克拉丽莎听不见）时所表现出的热切神情。那个女人的脑袋很快缩了回去，拖车式活动房屋的门重又关上，但是她明白无误地留下了一种警觉而不满的气氛，仿佛一个天使用一只穿着凉鞋的脚短暂地停在了地球的表面，询问是否有什么情况，当被告知一切都好的时候，便提醒地球上的孩子们，上帝仅仅放心让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再敢不小心对待是不会被放过的，说完就带着怀疑，严肃地重新回到太空中自己的位置上去了。

1.一镇名。

2.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女主人公。

3.音乐的一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流行，多为电子音乐。

4.伯蒂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5.玛尼亚尼（1908-1973），意大利女演员，以逼真地表演富有乡土气息的下层妇女著称。

6.梅普尔索普（1946-1989），美国摄影家。

7.露易丝·格鲁克（1943-），美国女诗人，诗集有《沼泽里的房屋》、《花园》等。

伍尔夫夫人

达洛维夫人说了点什么（是什么？），自己买来了花。　　

伦敦的郊区。一九二三年。

弗吉尼亚醒了。无疑，这可以是另一种开头，让克拉丽莎在六月的一天出去买花，而不是士兵大步迈进到白厅去献花圈。但是，这样开头恰当吗？是不是有点太一般了？弗吉尼亚静静地躺在床上，很快又睡着了，快得她自己都不知道又重新进入了梦乡。突然，她似乎不是在自己的床上，而是在一座公园里；一座碧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园，层层叠翠——一种柏拉图式纯精神的公园的景象，既朴实无华又充满神秘，和所有的公园一样，意味着当裹着披巾的老妇人在板条长凳上打盹的时候，某种生机勃勃而又古老的、某种既非善良又无恶意的、只有在延续中感到欢欣狂喜的力量，将农场和草地，森林和公园织成一个绿色的世界。弗吉尼亚几乎没有走就穿过了公园；她是一片有感知无形体的羽毛，飘过公园。公园向她展示了它的一排排百合和牡丹，两旁种着奶白色玫瑰的一条条砾石小径。在一个清澈的池塘边立着一尊少女的石雕像，雕像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池水，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变得平滑。弗吉尼亚仿佛在一层厚厚的空气的推动下穿过公园，她已经开始明白，在这座公园下面有着另一座公园，一座阴间的公园，比这座公园更奇妙更可怕；它是这里的草坪和树木生长的根源所在。这正是公园的真谛，绝不仅仅像美这么简单。现在她看得见人了：一个华裔男子正弯腰从草地上拾起什么，一个小姑娘在等着。前面，在一圈新翻过的土地上，一个女人在唱歌。

弗吉尼亚又一次醒来。她在这儿，在霍格思宅自己的卧室里。灰暗的光线充满了整个房间，是柔和的青灰色；它带着灰白色的流动着的生命映在她的床罩上。它给绿色的墙壁抹上一层银色。她梦中出现了一座公园，也出现了她新书里的一句话——是什么来着？花；和花有关的什么。还是和公园有关的什么？是有个人在唱歌吗？不是，想不起那个句子了，不过没有关系，真的，因为她仍然保持着它留下的感觉。她知道自己可以起身写作了。

她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伦纳德已经起床，可能已经在工作了。她在浴室里洗了脸。她不直接往挂在洗脸池上方的椭圆形镜子里面看。她意识到自己映照在镜子里的动作，但是不允许自己去看。镜子很危险；有时它会让她看到表现出来的那种和她身体相匹配的忧郁神态，和她有相同的外形，但是站在后面，用猪一般的眼睛望着她，悄没声息地呼出发潮的气息。她洗了脸，没有照镜子，今天早晨绝不照，有工作在等着她，她急切地要加入进去，就和她会急切地要加入到楼下已经开始的聚会一样，一个无疑会充满了风趣的妙语和美、但同时也充满了比风趣的妙语和美更为美好的东西：某种神秘又金灿灿的东西；当丝绸的裙裾沙沙地擦过光洁的地板、人们在音乐掩盖下低诉秘密的时候，会闪现出深邃的赞美的火花，赞美生命本身的火花。她，弗吉尼亚，会是一个穿着新衣服的小姑娘，就要下楼去参加聚会，就要出现在楼梯上，精神饱满，充满了希望。不，她绝不照镜子。她洗完了脸。

她在浴室里结束了梳洗，来到清晨幽暗宁静的大厅里。她穿着浅蓝色的晨衣。黑夜仍然停留在这里。即使到处杂乱堆放着文件书籍，有色彩鲜亮的坐垫和波斯地毯，霍格思宅里也总是夜色朦胧的。宅子本身并不黑，但是它仿佛是在黑暗的背景下被照亮的，即使当清晨微弱的阳光从窗帘间照射进来，汽车和马车在帕拉代斯路上隆隆驶过时，也是如此。

弗吉尼亚在餐厅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轻轻走下楼去，但是她没有到厨房去找内利。今天早晨，她想直接开始工作，而不去冒和内利打交道、听她抱怨的风险。今天可能是个好日子，需要小心对待。弗吉尼亚端着咖啡杯，使杯子在小碟子上保持平稳，走进了印刷间。伦纳德坐在办公桌前看校样。太早了，拉尔夫或玛乔里还没有来。

伦纳德抬头看看她，一时间脸上还带有看校样时的愠怒。这是她既信赖又惧怕的表情，他的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放着光，深不可测，嘴角向下撇着，显现出一种责备的神情，严厉但丝毫也不任性或浅薄——那是一个全知而感到厌倦的神明的不悦，希望人类表现得最好，心里却明白不能有过高的期望。他面对所有的书面作品都是这副表情，包括她的作品，尤其是她的作品。但是他看着她的时候，这神情几乎立刻就消失了，而代之以一个丈夫的温和亲切的面容，这是在她身体最糟的期间悉心照料使她得以康复的丈夫，不要求她做她做不到的事情的丈夫，每天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劝她喝一杯牛奶、有的时候还达到了目的的丈夫。

“早安。”她说。

“早安。睡得怎么样？”

睡得怎么样，他问，好像睡眠不是个行动，而是个或驯服或凶猛的活物似的。弗吉尼亚说道：“挺平静的。那是汤姆的稿子吗？”

“是的。”

“看上去怎样？”

他又露出了愠怒的神情。“第二页还没有看完，就已经发现一处错误了。”

“开头的一个错误可能不过就是一个错误而已。这时候就老想生气可是太早了点，你不觉得吗？”

“你吃过早餐了吗？”他问道。

“吃过了。”

“撒谎。”

“早餐我就喝加奶油的咖啡。足够了。”

“远远不够。我叫内利给你送个小圆面包和一些水果去。”

“你要是打发内利来打搅我，我对自己的行为可就不负责任了。”

“你一定要吃东西，”他说。“用不着吃太多。”

“我等会儿再吃。我现在要去工作了。”

他犹豫起来，然后勉强地点了点头。他从没有、也绝不会干扰她的工作。可是，弗吉尼亚不肯吃东西却不是个好兆头。

“你得吃午饭。”他说。“一顿真正的午饭，汤，布丁，什么都得吃。如果需要，就得逼着你吃。”

“我会吃午饭的，”她不耐烦地说，不过没有真正生气。她昂然站在那里，很憔悴，手里的咖啡冒着热气，但身穿晨衣的她看上去妙极了。有的时候她仍能使他感到惊讶。他想，她也许是英国最有才智的女人。她的作品也许会在许多个世纪里长久被人阅读。他比任何人都更热烈地相信这一点。而她是他的妻子。她是弗吉尼亚·斯蒂芬，苍白，高挑，像一幅伦勃朗或贝拉斯克斯的画像那样惊人，二十年前身穿白色连衣裙出现在剑桥大学她哥哥的宿舍里，而她也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现在正站在他的面前。就在今年这一年里，她突然老了很多，仿佛一层空气从她的皮肤下面漏了出来。她变得瘦削而憔悴，开始显出一副像是用多孔的灰白色大理石雕刻出来的样子。她仍然庄严高贵，身材仍然优美，仍然具有令人惊叹的明月般的光辉，但是突然间她已经不再美丽。

“好吧，”他说道。“我还要在这里继续干下去。”

她悄悄回到楼上，为的是不引起内利的注意（她为什么和用人打交道总是这样遮遮掩掩，好像做了坏事感到内疚似的？）。她走进书房，轻轻关上了门。安全了。她打开窗帘。窗户玻璃的外面，里士满镇继续做着它自己高雅、宁静的梦。花木和树篱得到精心的照料；还没有到非漆不可的时候，百叶窗就被重新油漆一新。邻居们——她并不认识他们——在他们各自的红砖花园住宅的窗帘和百叶窗后面做着他们在做的事情。她只能想象到昏暗的房间，和一种食物烧煮过了头的令人倦怠的气味。她从窗口转过身来。如果她能够保持强健的身体和清晰的头脑，如果她的体重至少能够继续保持在九英石半，就能够说服伦纳德搬回伦敦去住。这些年来在种植飞燕草的花圃和郊外的红砖花园住宅间进行的休息疗法就可以宣告成功，而她就会被认为重新适合于城市生活了。午饭，是的，她要吃午饭。她应该吃早饭，但是她无法忍受吃早饭会带给她的打搅，也不想接触内利的坏情绪。她将写上个把小时，然后吃点什么。不吃是种坏毛病，有点像麻醉剂——只要胃里空着，她就感到自己干净利落，头脑清晰，随时可以战斗。她喝了一小口咖啡，放下杯子，伸了伸胳膊。这是她最为奇异的体验之一：醒来感到今天会是个好日子，准备要工作但还没有真正开始干。在这个时刻，存在着无穷的可能性，前面有着许多个小时。她的头脑极其活跃。今天上午，她也许能够穿透朦胧，疏通堵塞的管道，获得真金。她能在她自己的体内感觉到它的存在，一个几乎难以描绘的第二个自我，或者说是一个并列的、更为纯洁的自我。如果她信教的话，她会称其为灵魂。这灵魂超越了她的才智和情感的总和，超越了她经历的总和，尽管它像闪亮的金属矿脉贯穿于她的才智、情感和经历之中。它是内在的天赋，能识别世界上种种充满活力的奥秘，因为它是由形成奥秘的同样物质构成的，当她非常幸运的时候，她能够直接通过这种天赋写作。在这种状态下写作，她感受到极度的满足，但是这种状态的出现和消失没有任何先兆。她可能会拿起笔，手便随着它的引领在纸上疾书；但也可能拿起笔，发现她只不过就是自己，一个穿着晨衣、手里拿着一支笔的女人，感到恐惧，心中茫然，只是小有能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写，或者要写些什么。

她拿起了笔。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1.贝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画家。

2.英石为英制重量单位，相当于十四磅。

布朗太太

达洛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因为露西的工作已经给安排好了。要把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伦佩尔迈耶公司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心里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清新得像专门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似的。

洛杉矶。一九四九年。

劳拉·布朗试图忘掉自己的存在。不对，这不确切——她是想通过进入一个相对应的世界而保全自己。她把书反扣在胸口。她已经感到她的卧室（不对，是他们的卧室）里住的人更多了，也更真实了，因为一个叫做达洛维夫人的人物正在去买花的路上。劳拉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已经早就过了七点。她为什么买这只钟，这个难看的东西，绿色的四方钟面嵌在长方形的黑胶木石棺里——她怎么可能会觉得它好看呢？她不应该允许自己看书，尤其是今天早晨；不应该在丹的生日这天看书。她应该已经下了床，冲完淋浴，穿好衣裳，在给丹和里奇准备早餐。她能够听到他们在楼下，她的丈夫做着自己的早餐，照料着里奇。她应该在那里，不是吗？她应该穿着新晨衣站在炉灶前，讲些简单的、鼓励的话。但是，几分钟前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当她一半还停留在梦境中的时候，远处某种机器有节奏地震动着，像一个巨大的机械心脏持续地怦怦跳动，仿佛越来越近——她感到周围一片阴湿，是那种茫茫然不知所在的感觉，她知道今天会是艰难的一天。她知道，在她住宅的房间里，很难产生对自己的信心，她看到床头柜上的那本新书，是放在昨晚刚看完的书上面的，便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拿，仿佛一天唯一而明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看书，是对付从睡眠过渡到责任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式。因为她怀孕了，可以容许自己有这些小毛病。目前她可以恣意看书，赖在床上不起来，无缘无故地哭闹发火。

没有做早餐，但她会弥补这一点，她会给丹烤制一块完美的生日蛋糕；把那块好桌布熨烫出来；在餐桌中央放上一束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周围放满礼物。这应该能够补偿了，是吧？

她再看一页。就一页，好使自己平静下来，明确自己的处境，然后就起床。

多么有意思！多么突然的行动！就像从前在布尔敦时，当铰链轻轻吱溜一响（她现在仍能听到这声音），落地长窗被她猛地推开，她一下子冲到户外，就似乎总有这种感觉。那是清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这里沉寂；像海浪的轻拍；像海浪的轻吻；清凉袭人，然而（对于像当时她那样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十分肃穆。那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她看着鲜花，看着烟雾缭绕的树木和飞上飞下的白嘴鸦；她站在那儿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在菜地里想心事吗？”——是这样说的吧？——“比起花椰菜来，我更喜欢人”——是这样说的吧？他一定是在有一天早上吃早饭时她出去到平台上时说的——彼得·沃尔什，他最近就要从印度回来了，六月或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枯燥得要命；他说的话倒让人记得；他的眼睛，他的小折刀，他的笑容，他的坏脾气，当千百万桩事情全都从记忆中消失之后——多么奇怪啊！——却仍记得关于花椰菜之类的几句话。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写得多美啊；比，嗯，几乎任何东西……都更美，真的。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可以把整个一生都用来读书。但是这是个新世界，一个得到了拯救的世界——这里容不下多少懒散。遭受了这么大的危险，失去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死去了。四年多以前，丹本人就被认为牺牲在了安齐奥意大利一城市。当两天以后发现他终究还活着的时候（他和某个可怜的来自阿卡迪亚美国加州南部的一个城市。的男孩的名字一模一样），仿佛他是死而复生了一样。他好像仍然还是那样好脾气，仍然带着自己的气味从死者的国度里回来了（那时你听到的有关意大利，有关塞班岛和冲绳的故事，有关日本母亲宁肯杀死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而不愿被俘的故事），而当他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受到了超过对一个普通英雄的欢迎。他本可以（用他自己忧心忡忡的母亲的话来说）娶任何人，任何盛装表演中的优胜者，任何活泼可爱并且性情温顺的姑娘，但是不知哪个无名的、也许还是任性的命运之神作怪，他亲吻、追求他最好的朋友的姐姐，向她求婚。那是个书呆子，长得像外国人：两只离得很近的黑眼睛和一个高鼻梁的鹰钩鼻，从来没有人追求过她或把她当个宝；人们从来都让她独自待着看书。除了同意她还能说什么？她怎么能够拒绝一个英俊的、好心肠的青年，一个几乎是家庭的一员、从死者的国度里回来的青年？　　

因此她现在是劳拉·布朗了。劳拉·西尔斯基，那个独来独往的女孩，那个时时刻刻在读书的人已经不复存在，此刻在这里取代她的是劳拉·布朗。　　

一页，她打定主意，就一页。她还没有做好准备；面临的任务（穿上晨衣，梳头，下楼到厨房去）依然太不愉快太难捉摸。在进入一天的工作之前，她要让自己难得地在这儿，在床上，再待上一分钟。她要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一阵情感的波浪将她卷起，一股滚滚海浪从她心底涌出，将她浮起，使她轻轻漂动，仿佛她是一个海洋动物，在沙滩上搁浅后又被冲回大海——仿佛把她从难以承受的重力王国送回到了天然的生存环境之中：那起落翻腾的海水，那失重的美妙。

她站在马路边上微微挺了挺身子，等待道特诺尔公司的货车开过去。斯克罗普·珀维斯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他了解她，正如你了解住在威斯敏斯特区你隔壁的人那样）；她有点像只小鸟，一只鸟，蓝绿色，轻盈活泼，虽然她已经年过五十，而且从生病以后变得非常苍白。她像只鸟那样站在那儿，根本没有看见他，身子挺得直直的准备过马路。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确信，即便在车流之中，或夜里醒来之时，你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静寂或肃穆；一种难以言传的停顿；大本钟敲响前的悬心等待（但那可能是她的心脏的缘故，人们说是流感影响了她的心脏）。听！深沉的钟声响了起来。先是预报，音调悦耳；然后是报时，势不可挡。一圈圈深沉的音波消失在空气之中。在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心里想，我们是多么愚蠢啊。其实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人这样热爱生活，这样看待生活，想象生活是什么样子，在自己周围建构生活、推倒、再时时刻刻重新加以创造；但即使是穿着最邋遢的女人，坐在门口石阶上的最沮丧忧愁的人（酗酒是他们堕落的原因）也同样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热爱生活——她相信议会的法令也不起作用。在人们的眼光中；在轻松的、沉重的、艰难的步态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着摇摇晃晃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手拉风琴；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叮当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奇特的尖啸声中，有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劳拉感到很诧异，一个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的人——一个能够感受到包含在这样一个句子中的一切的人——怎么会自杀呢？人究竟怎么了？劳拉就像要跳进冰冷的水中那样，鼓起勇气，把书合上放在了床头柜上。她并不讨厌自己的孩子，也不讨厌自己的丈夫。她要起床，要高高兴兴的。

至少，她心里想，她不读推理侦探小说或者浪漫小说。至少她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头脑。眼下她正在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读——这样一个女人的思想深深吸引了她，一个才华如此出众、如此不可思议、有着如此无限深沉的悲哀的女人；一个极有天赋的女人，却在口袋里放了一块石头，向河中涉水而去。她，劳拉，喜欢想象（这是她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之一）她自己也有着些许的才华，就那么一点点，尽管她明白，多数人可能都怀着类似的隐约希望，像小小的拳头那样蜷缩在他们内心，出没于人群之中，却从不显露出来。当她在超市推着购物车购物，或者去做头发的时候，心里常常琢磨，别的女人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地有着同样的想法：这就是那才华出众的人，那悲哀的女子，那有着超凡喜悦的女子，她宁愿身在别处，她之所以同意做简单而实际上愚蠢的事情，察看西红柿，坐在吹头发的吹风机下面，是因为这是她的本领，是她的职责。因为战争结束了，世界幸存了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安家，养育儿女，创造出的不仅是书籍或绘画，而是整个的世界——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世界，在这里儿童很安全（虽然并不快乐），经历过难以想象的恐怖场面的男人们，表现得英勇优秀的男人们，返回到这里的灯光明亮、飘着香水气息、摆着盘碟和餐巾的家中。　　

多么有意思！多么突然的行动！

劳拉下了床。这是六月的一个炎热的、光照强烈的早晨。她能够听见丈夫在楼下走动的声音。平底锅的金属盖子轻触着锅沿。她从那把新换过衬垫的椅子上拿起水绿色的雪尼尔花绒晨衣，椅子露了出来，低矮厚实，围着褶边，表面毛糙的浅橙色织物衬垫被绳子和浅橙色的纽扣呈菱形固定。在六月早晨的高温中，一下子拿走了晨衣，那把用醒目的织物做了新衬垫的椅子似乎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把椅子而已。　　

她刷完牙，梳好头，开始走下楼去。在还剩几个梯级的地方她停了下来，侧耳倾听，等待着；她再度被一种梦幻般的感情所控制（好像越来越厉害了），仿佛自己站在舞台旁的侧厅里，马上就要登台，在一场戏里演出，但是她穿的服装不恰当，排练也不充分。她心想，她这是怎么了。在厨房里的是她的丈夫；这个是她的小儿子。丈夫和孩子要求于她的仅仅是她在场，当然，还有她的爱。她控制住了想悄悄回到楼上、回到床上去看书的愿望。她控制住了自己听到丈夫声音时产生的气恼，他在对里奇说着关于餐巾的什么话（为什么他的声音有时使她想起刮擦马铃薯的声音？）。她走下最后三个梯级，穿过狭窄的门厅，走进了厨房。

她想着她打算烘烤的蛋糕，她要去买的花。她想着在礼物包围中的玫瑰花。

丈夫已经煮好了咖啡，给他自己和儿子倒好了麦片。桌面上，十二朵白玫瑰组合在一起，展现出微带不祥的美。透过晶莹的玻璃花瓶，劳拉能够看见像沙粒一样细小的气泡附着在花茎上。玫瑰花的旁边放着一盒麦片和一盒牛奶，盒子上印着文字和图画。

“早上好。”丈夫说，一面扬起眉毛，仿佛看到她是又惊又喜。

“生日快乐。”她说道。

“谢谢。”

“啊，丹。玫瑰。在你生日的这一天。你太过分了，真的。”

她看出来他以为她生气了。她微微一笑。　　

“没有你生日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不是吗？”他说。

“可是你应该叫醒我的。真的。”

他看着里奇，眉毛又挑高了一厘米，使得额头皱了起来，光亮的黑头发也微微颤动。“我们觉得你能多睡一会儿更好，不是吗？”他说道。

三岁的里奇说：“是的。”他急切地点点头。

他穿着蓝色的睡衣。看见她很高兴，还不止是高兴；爱拯救了他，使他得到了重生，欣喜若狂。劳拉把手伸进晨衣的口袋掏香烟，但改变了主意，于是抬起手摸了摸头发。做一个年轻的妻子，在黄色的厨房里触摸自己浓密的黑发，又怀着另一个孩子，这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了，几乎足够了。窗帘上映着树叶的影子；有新煮好的咖啡。

“早上好，小男生。”她对里奇说。

“我在吃麦片。”他说。他咧着嘴笑了。甚至可以说他向母亲送了个秋波。一看便知，母亲使他着迷；他对她的无可救药的爱使他既可笑又可悲。有时候，他会使她想起一只在女巨人窗下唱情歌的小老鼠。

“很好，”她答道，“非常好。”

他又点了点头，仿佛他们之间有个共同的秘密似的。

“可我说的是真的。”她对丈夫说。

“我干吗要叫醒你呢？”他回答说。“你为什么不该睡觉？”

“今天是你的生日。”她说。

“你需要休息。”

他小心翼翼但又用了点力气拍了拍她的肚子，好像那是煮熟的嫩鸡蛋的蛋壳。肚子还没有显形，唯一的症状是有点想吐，胃里感到隐约然而明显的翻腾。她和丈夫及儿子住在一所只有他们居住过的房子里。房子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商品满架、无线电波满载着音乐、青年男子不断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世界；这是些经历过匮乏和遭受过胜于死亡的恐惧的人，他们曾心甘情愿地献出了二十出头的年华，而现在，想到三十岁及以后的岁月，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消耗了。他们在战争时期受到的锻炼对他们很有利。他们瘦削而健壮。他们日出则起，从不抱怨。

“我喜欢给你做早餐，”劳拉说。“我感觉很好。”

“我可以做早餐。不能因为我天一亮就要起床，你就也得起床。”

“我愿意做。”

冰箱发出嗡嗡声。一只蜜蜂不断重重撞击着窗玻璃。劳拉把她那包蓓尔·美尔牌香烟从晨衣口袋里拿了出来。她比他大三岁（这件事有那么点不光彩，有那么点令人难堪）；是个宽肩膀、瘦削、长得像外国人的黑皮肤女人，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她的家族一百多年以来都没有能够发迹。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改变了主意，又把香烟放了回去。

“好吧，”他说。“如果你真要我叫你，那我明天早上六点钟叫醒你。”

“好。”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他煮好的咖啡，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杯子走回他身边，吻了吻他的面颊。他深情地、若有所思地拍了拍她的臀部。他想的已经不再是她，他在想眼前的这一天，驱车进城，威尔夏尔大街懒洋洋的金色的宁静，那里的商店尚未开始营业，只有心情最为愉快、最富有热忱的人物，就像他这样早起的年轻人，才会行走在尚未受到白天烟雾侵袭的阳光下。他的办公室会很静寂，秘书集体工作区里的打字机仍罩着套子，在电话铃开始响起之前，他和别的几个年龄相仿的人会有整整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赶办一些案头工作。有的时候他觉得拥有这一切似乎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一间办公室，一所两个卧室的房子，身上的责任和决策，和男同事一起一边逗乐一边匆匆吃午餐。

“玫瑰花真漂亮，”劳拉对他说。“这么早，你怎么弄到的？”

“加尔太太六点钟就在店里了。我就那么不停地敲玻璃，敲到她让我进去为止。”他看了一眼手表，尽管他知道时间。“咳，我得走了。”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你也是。”

“生日快乐。”

“谢谢。”

他站在那里。一时间他们都全神贯注在他临走前的一套程序上：拿起上衣和公文包，忙乱地亲吻，挥手告别——他在穿过草坪走向车道时回头向他们挥手，劳拉和里奇在纱门后面挥手。他们的草坪水浇得很足，呈现出一种鲜艳得几乎奇特的绿色。劳拉和里奇像在看游行一样，看着这男人驾驶他那辆宝石蓝的雪佛莱汽车沿短短的车道开上大街。他在方向盘后面喜洋洋地最后挥了一下手。

“行了。”汽车消失以后她说。儿子满怀崇拜和期待地看着她。她是活力的源泉，是家庭的生命。家里的房间有时候不该这么大；有时候会突然有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望着她，等待着。

“行了，好吧。”她说。

那么，这就是一天转折的开始了。有丈夫在的时候，她紧张却不那么害怕。她知道该怎么去做。单独和里奇在一起，有时她会感到没有了停靠之所——儿子毫无疑问完全露出了本性。他想要什么就非得要什么。他会莫名其妙地哭闹，提出一些让人费解的要求，讨好她，求她，不理睬她。他似乎总是在等着看她下一步如何行动。她知道，或者说至少她猜想其他有幼小孩子的母亲必定有一套规矩，更准确地说，必定具有一种不间断存在的作为母亲的常态，以引导她们应付独自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当丈夫在家的时候，她是能够对付的。她能够看到丈夫在看她，几乎本能地就知道如何怀着爱心，显得很自然地以母亲的随意态度既严格又亲切地对待孩子。可是当她单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失去了方向。她总是无法记住一个母亲应该如何行动。

“你得把早饭吃完。”她对他说。

“好的。”他说。

他们回到厨房。丈夫已经把自己用过的咖啡杯洗好，擦干，放了起来。孩子开始像一台把纸张拉进印刷机的拉纸器一样持续不断地吃了起来，他这样做与其说是胃口好，不如说是听话。劳拉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坐到了餐桌旁。她点燃了一根香烟。

……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叮当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奇特的尖啸声中，有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她吐出了一缕深灰色的烟雾。她太累了。她昨夜看书一直看到两点多钟。她摸了摸肚子——这会不会对胎儿不好，她睡得这么少？这件事她没有问过医生；她怕医生会叫她完全停止看书。她答应自己今晚要少看点书，最晚十二点就睡觉。

她对里奇说，“你猜咱们今天要干什么？咱们要给你爸爸做个生日蛋糕。啊，咱们面前的任务多重大呀。”

他严肃地、谨慎地点点头，他好像对什么事情有点不相信似的。

她说，“咱们要给他做个他见过的最好的蛋糕。最最好的。你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里奇又点了点头。他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事。

劳拉透过像藤蔓般蜿蜒上升的烟雾注视着他。她绝不上楼去看书。她要待在这里。她一定要做需要她做的一切，而且还要做得更多。

达洛维夫人

克拉丽莎抱着一大捧花走上了斯普林街。她想着仍然在门内阴凉幽暗的花店里的芭芭拉，克拉丽莎现在禁不住觉得她还继续生活在过去之中（这多少和芭芭拉的哀伤以及后墙搁架上的丝带有点关系），而她自己则走进了现在的世界：那骑着自行车歪歪斜斜地经过的华人男孩；在深色玻璃上写着的金色的号码二一八；脚的颜色和铅笔头上的橡皮一样的散布在各处的鸽子（有只鸟曾从开着的窗子飞进她四年级时的教室，很凶，令人害怕）；斯普林街；而现在她就抱着一大束花在这个地方。她要顺便到理查德的公寓去一趟，看看他情况如何（打电话没用，他从来不接），但是首先她走到了那个著名的脑袋出现过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那里，腼腆地怀着期待站在离得不是太近的地方。那儿聚集着一小群人，多数是旅游者，克拉丽莎站在了两个年轻姑娘的旁边，一个姑娘的头发染成金丝雀般的黄色，另一个的染成了银灰色。克拉丽莎心想，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故意想让别人强烈地联想到太阳和月亮。

太阳对月亮说，“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肯定是梅丽尔·斯特里普。”

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刚才她猜对了。知道别人和她有同样的想法，使她感到一种令人惊奇的强烈的满足。

“不可能，”月亮说。“那是苏珊·萨兰登。”

克拉丽莎认为不是苏珊·萨兰登。有可能是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但肯定不是苏珊·萨兰登。

“不对，”太阳说，“是斯特里普，相信我。”

“不是梅丽尔·斯特里普。”

“是。就他妈是。”

克拉丽莎捧着花怀着几分内疚地站在那里，希望那位影星再出现一次。自己对这件事如此感兴趣，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并不比大多数人更喜欢奉承讨好名人，但是却情不自禁地会被名望的光环所吸引——不仅是名望，其实是不朽——体现在位于麦克杜高尔街和斯普林街拐角处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的一个影星身上。站在克拉丽莎身旁的这两个女孩，最多只有二十岁，长得颇具挑衅性的粗壮，没精打采地互相靠着站在那里，满挂着从折扣商店里买的色彩鲜艳的包；这两个女孩会进入中年和老年，或干瘪或臃肿；埋葬她们的公墓最终会成为废墟一片，野草丛生，夜间野狗出没；而当这两个女孩的遗骨只剩下埋在地下的几块银质的补牙填料时，那个在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的女人，是梅丽尔·斯特里普也好，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也罢，即便是苏珊·萨兰登，仍然会为世人所知。她会存在于档案馆里，在书中；录制下来的她的声音会和其他珍贵的、备受尊崇的物件一起保存起来。克拉丽莎听任自己和任何一个追星族一样傻呼呼地继续在那里又站了几分钟，希望能够看见那个影星出现。是的，就几分钟，站到耻辱感还没有强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她抱着花继续停留在拖车式活动房屋前。她注视着那扇门。过了几分钟之后（差不多有十分钟，尽管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她突然愤愤然地走开了，好像有人失约让她白等了似的，她步行穿过几个街区，到位于住宅区的理查德的公寓去。

这个地段一度曾是某种新鲜事物的中心，有点放荡，名声不好；在城市的这个部分，从酒吧和咖啡厅通宵飘出吉他声，书店和服装店的气味就和她想象中的阿拉伯集市的气味一样：祭奠用香的气味和浓烈的粪土气味，某种木头（柏木？樟木？）、某种水果过熟腐烂的气味；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进错了门或者走错了一条小巷，似乎就可能，相当可能碰上件倒霉事：不只是受到常见的抢劫的威胁和身体的伤害，还有某种更为恶劣、能改变人的更为持久的伤害。这儿，就在这儿拐角处，她曾和理查德站在一起，那时他十九岁——是个容貌坚定、目光锐利的青年，有不算漂亮的黑头发，脖子很白，奇长无比却很优美——他们就站在这里争吵……争吵些什么？关于一个吻吗？是理查德吻了她，还是她，克拉丽莎，仅仅是觉得理查德要吻她而避开了？在这个拐角处（站在这家商店前面，那时是家卖幻觉用品的商店，现在是熟食店），他们也许接了吻，也许没有，但是争吵过却是肯定无疑的，而不久以后，在这儿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中止了他们的这场小小的试验，因为克拉丽莎想要自己的自由，而理查德想要得到的，嗯，太多了，难道他不总是这样的吗？他想要的太多了。她对他说，那年夏天发生的一切不就是一个夏天发生的事情吗，他为什么想要拥有她，一个胆怯乖戾的女孩，乳房小得不值一提（怎么能够指望她相信他对她怀有的欲望？），而其实他俩心里都明白他最强烈渴望的是什么，而且他有路易斯，崇拜他的路易斯，一个四肢粗壮、一点不笨、米开朗基罗会欣然为之画像的青年。其实，理查德对她的想法难道不就是又一个诗意的幻想？他们并没有大吵，或引人注目地大闹，只不过是在街角处的一场口角——即使在当时，也不存在对他们的友谊会造成深刻伤害的问题——然而今天回想起来，那场争吵却具有决定性；仿佛是一个可能的未来终结、一个新的未来开始的时刻。那天，在争吵以后（也可能之前），克拉丽莎买了一包香和一件旧的灰色羊驼呢上衣，有骨雕的玫瑰花形状的纽扣。理查德最终和路易斯一起到欧洲去了。这时，克拉丽莎心里在奇怪，那件灰色的羊驼呢上衣到哪里去了？好像后来很多年里她一直都有这件衣服，却突然间就不再有了。

她拐进布勒克尔街，又走上汤普森街。今天这个地段只是它过去的自己的仿制品，一个降低了水平的旅游者的游乐场，五十二岁的克拉丽莎很明白，在这些门的后面、这些小巷的深处，只不过是些过着自己日子的人们。荒唐的是，过去的一些酒吧和咖啡厅仍旧在这儿，现在被装修得像原来的样子，以吸引德国人和日本人。商店里卖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当作纪念品的T恤衫，廉价的银首饰，廉价的皮夹克。

到了理查德住的大楼，她自己打开前厅的门走了进去，心里和每次一样想到了“肮脏”这个词。这几乎很可笑，进入理查德居住的大楼的地方竟是如此完美地表现出了肮脏的含义。这里脏得是这样明显、这样可怕，即使在这么多年以后，仍然令她感到有些惊奇。它几乎和一件稀有的异常出色的物件、一件艺术品一样，能够不断令人惊奇；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在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面貌。这里仍然是令人惊异的褪了色的米黄色墙壁，几乎是竹芋粉饼干的颜色；这里是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板，噼啪作响地发出清淡而刺眼的光。更糟的是——糟得要命的是——十年前，没花几个钱把这个窄小的门厅敷衍着装修了一下。现在，门厅里肮脏的呈砖头形图案的白色油地毡和假无花果树，比起破旧的原貌来要更加令人丧气得多。只有那古老的大理石护壁——和帕洛米诺马产于美国西南部的一种毛呈奶油色、黄色或金色，鬃毛及尾毛呈银色的阿拉伯种马。同样颜色的大理石，带有蓝色和灰色的条纹，表面呈深黄和烟青色，像一块精制的陈年奶酪，现在，在发黄的墙壁的映射下显得难看无比——表明这曾经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建筑；这里曾经孕育过希望；那时人们在走进门厅的时候，应该感到他们仿佛有秩序地进入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有值得他们拥有的东西。

她进了电梯，这个极小的电梯间的墙上镶着有木质纹理的金属板，惨白的灯光亮得刺目。她按下了五楼的按钮。电梯门悲叹着咔嚓咔嚓地关上了。没有动静。当然啦，电梯只是断断续续地工作；事实上，抛下电梯爬楼反倒让人放心一些。克拉丽莎按了按标着有些剥落的白色“O”的按钮，在一阵忐忑不安的犹豫之后，电梯门咔嚓咔嚓地开了。她总是害怕在电梯里被困在楼层之间——她毫不费力就能够想象到那长而又长的等待；向房客大声呼救，他们说不定不懂英语，说不定不愿意管这事；能够想象独自在电梯里站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明晃晃的、气味污浊的空电梯里，或看或不看挂在右上角的模糊的圆镜子里自己变形的映像，在这种时候所产生的那陌生的、令人麻木的死一般的恐惧。真的，不如发现电梯根本坏了，走着上五楼倒要好一些。还是不受约束好一些。

她走上楼去，一方面感到厌倦，同时因为抱着一大捧花，也有新娘子——处女般纯洁——的感觉。破损的楼梯是用一种奇特的、混浊的黑色橡胶般的物质做的，中间磨损严重。四个楼梯平台都有窗子，窗外的景色是晒在晾衣绳上各不相同的衣物：印花床单，婴儿衣服，运动长裤；很耀眼的廉价新衣物；完全不是那种老式的洗晒的衣物——如黑袜子，精美的女人内衣裤，褪了色的女便服，发亮的白衬衫等等——这种衣物倒会使得通风井显得是从另一个时代保留下来的，普通但很奇妙。肮脏，她又一次这样想。就是肮脏。

理查德那层楼的过道也漆成了竹芋粉饼干的颜色，但是地面仍然铺着瓷砖，在世纪初的时候必定就是这个样子（油地毡在二楼就神秘地消失了）；瓷砖过道的四周用马赛克镶嵌出呈几何图案的浅黄色花卉，地面有一根沾有红色口红的烟蒂。克拉丽莎敲了敲理查德的门，停了片刻，又敲了敲。

“谁呀？”

“是我。”

“谁？”

“克拉丽莎。”

“呃，达夫人。呃，进来。”

难道还不该抛弃这个老外号是吗？她心里想道。如果他今天情况还好，她就提出这一点来：理查德，难道你不觉得到了该叫我克拉丽莎的时候啦？

她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她能够听见理查德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用低低的、很感兴趣的声音在说话，好像在透露什么秘密的丑闻。她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只听清了“抛”这个词，接着是理查德低沉的笑声，一种微带痛苦的声音，仿佛笑是卡在他嗓子里的某种锋利的东西。

唉，克拉丽莎想道，看来又是这种样子的一天，——肯定不是个适于提出名字问题的日子。

她怎么能够不对埃文和所有那些及时得到了新药的人感到忿忿不平呢；所有那些幸运的（当然“幸运”是相对而言的）男女，他们的头脑还没有被病毒侵蚀成残絮破网。她怎么能够不为理查德感到愤怒呢，新发现的药物虽然使他的肌肉和器官得到了恢复，但是他的头脑似乎已经不可救药了，只是在坏日子里夹上几天好日子而已。

他公寓的房间和往常一样，昏暗而闷人，暖气太热，弥漫着理查德点燃着用以掩盖生病的气味的、用鼠尾草和杜松做的薰香的香气。到处都凌乱不堪，这儿或那儿，装着褐色灯罩的灯发出惨淡的光，形成粉雾般的微弱的光圈，理查德不允许用超过十五瓦的灯泡。这地方最大的特点是一种处于水下的感觉。克拉丽莎行走其间时仿佛在沉船的船舱中小心行进。如果有一小群银白色的鱼在这朦胧的光线中游过，也不会使人过于吃惊。这套公寓似乎并不真的属于它恰巧置身其中的这栋大楼的一部分，当克拉丽莎走进公寓，随手关上了它那有四把锁（其中两把坏了）的巨大的嘎吱作响的门的时候，她总是感到仿佛穿过了一个时空的扭曲点——仿佛是穿过了一面镜子；好像大厅、楼梯井以及过道统统都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之中。

“早上好。”她大声说道。

“现在还是早上吗？”

“是的，还是早上。”

理查德在第二个房间里。这套公寓只有两个房间：厨房（人一进门就到了厨房）和另外一个大房间，理查德就在这里过日子（还剩下的那点日子）。克拉丽莎穿过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古老的炉子和巨大的白色澡盆（在房间永恒的昏暗中，澡盆像大理石般闪着微光），有隐约的煤气味和陈旧的食物的气味，高高堆在一起的纸板箱里满是……谁知道满是些什么？那面有镀金框架的椭圆形镜子照出了她暗淡的影像（无论她有多好的思想准备，这仍然使她总是有点吃惊）。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不去理会这面镜子了。

这里是那把她给他买的意大利咖啡壶，整个是用铬和黑钢制作的，也开始进入到总体的因长久不用而落满灰尘的状态之中。这里是她买的几只铜平底锅。

在另一个房间里，理查德坐在他那把椅子里。窗帘还拉着，所有的六七盏灯都亮着，尽管它们发出的微弱的光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刚刚顶得上一盏普通台灯的照明度。理查德坐在房间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穿着可笑的法兰绒睡袍（一件成人尺码的儿童式样的睡袍，深蓝色，印满了火箭和戴着头盔的宇航员），他和一个已经淹死却依然坐在王位上的女王一样，瘦骨嶙峋，威严高贵，却也同样愚蠢。

他不再悄声低语。他把头稍稍往后仰，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仿佛在听音乐。

“早上好，亲爱的，”克拉丽莎又一次打招呼道。

他睁开眼睛。“看看这么多花。”

“是给你的。”

“我已经死了吗？”

“是为晚会准备的。今天早上你的头还痛吗？”

“好些了。谢谢你。”

“夜里睡着了吗？”

“我不记得了。睡着了，我想我睡着了。谢谢你。”

“理查德，今天是个美丽的夏天。我放进一点阳光来怎么样？”

“随你。”

她走到三扇窗户中最近的那扇面前，费了点力气才把防水帆布的遮光帘拉了起来。一道饱受伤害的阳光——能够从理查德住的大楼，和距它十五英尺的、巧克力色的砖结构姊妹楼之间斜着照进来的那点阳光——照进了房间。巷子对面是一个乖戾的老寡妇的窗户和窗户上的软百叶帘，窗台上放着玻璃和陶瓷的小物件（一头拉着一辆车的毛驴，一个小丑，一只龇牙咧嘴的松鼠）。克拉丽莎转过身来。理查德的脸，他脸上的凹陷处和皮肤里深深的皱纹，高而光滑的额头和拳击手般被击扁了的鼻子，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好像一尊沉在水底的雕像被打捞出了水面。

“太亮了。”他说。

“阳光对你有好处。”

她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额头的突出部分。在这么近的地方，她能够闻到他身上各种体液的气味。他的毛孔里不仅散发出他那熟悉的汗味（她一直觉得这气味很好闻，有一种发酵的淀粉的气味；像葡萄酒那样浓烈），而且还有他吃的药的气味，一种药粉的发甜的气味。他身上还有久穿未洗的法兰绒的气味（虽然一周或者不到一周洗一次衣服），以及他整天坐的那把椅子的不重却难闻的气味（这是他唯一令人反感的气味）。

特别是理查德的这把椅子，简直是神经病；或者说，这把椅子的主人，如果不是真的神经病，也已经很难搞清楚他究竟是神经病还是绝望：他听任事情走下坡路，这样长久地放弃对自己一般性的照顾——简单的个人卫生，正常的营养——以致耗尽了自己。这椅子——一把有年头的、四四方方的、加厚了垫料的扶手椅，却胖墩墩地安放在细长的黄色木腿上——明显已经坏了，毫无价值可言。它的面料是某种粗糙的交织着银线的（不知为何，这是它最为不祥之处）本色毛织品。方方的扶手和椅背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而且因为长期不断的摩擦和与人体脂肪的接触，看起来很像大象皮肤的柔嫩部分。已经能够看见一圈圈的弹簧——整齐的一排排发白的、生锈了的弹簧圈——不仅从坐垫下露了出来，而且也从理查德铺在坐垫上的黄色薄毛巾下露了出来。椅子潮湿污秽，发出一股恶臭；一股无法改变的腐烂气味。如果把它拖到马路上（或者说当它被拖到马路上），也绝不会有人捡走。要换把椅子理查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它们今天又出现了吗？”克拉丽莎问道。

“没有，”理查德以儿童般的坦诚不情愿地答道。“它们现在走了。它们非常美丽也相当可怕。”

“是的，”她说，“我知道。”

“我把它们看作是黑色火焰的聚合，我的意思是，它们同时既黑又明亮。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带电的黑色水母。刚才它们在用一种外语唱歌。我想可能是希腊语。古希腊语。”

“你怕它们吗？”

“不怕。嗯，有时候怕。”

“我想去和宾商量一下给你加药的事，你看好吗？”

他厌倦地叹了口气。“我有时候听不见或者看不见它们，并不意味着它们消失了。”他说。

“但是如果你看不见或听不见它们，”克拉丽莎说，“你就可以得到休息。老实说，你昨夜根本没有睡着，是不是？”

“啊，睡了一小会儿。我对睡眠不那么担心，我更担心的是你。你今天看上去真瘦，你好吗？”

“我很好。我只能待上一小会儿。我得把花放进水里。”

“对了，对了，花，晚会。我的天哪。”

“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了一个电影明星，”克拉丽莎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好兆头，你说呢？”

理查德沉思地笑了笑。“啊，嗯，兆头，”他说道。“你相信兆头吗？你认为我们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吗？你认为会有人这么为我们担心吗？哎呀，那样不是太好了吗？嗯，也许是这样的。”

他不会问那个电影明星的名字；其实他根本不关心。在克拉丽莎的熟人中，理查德是唯一对名人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他真的并不赏识这种名望。克拉丽莎认为这是极端的自负和某种学者心态的结合物。理查德想象不出，有什么生活能比他自己的以及他熟人的生活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感到得意而舒畅。他不是那种贬低别人的自我中心者。他是相反的那种自我中心者，推动他的不是贪婪，他追求的是恢宏的气势。如果他坚持另一个版本的你，比你料想中的自己要更有趣、更特别、更古怪、更深刻——能够在世界上做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多的好事或坏事——你根本就无法不相信，至少在他面前以及离开他不久的时间里是如此，只有他才能够看到你的本质，评估你的真正品质（并不是所有的话都必然是让你得意的——某种不得体的、幼稚的直率是他作风的一个部分），比任何人都更为充分地赏识你。只有在认识他一段时间以后，你才开始明白，对他来说，你基本上是个虚构的人物，他赋予了你几乎无限的制造悲剧和喜剧的能力，并不是因为那是你的本性，而是因为他，理查德，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极端的、支配一切的人物的世界里。有些人宁愿和他断绝了来往，而不愿继续做他总是在脑子里创作的、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故事的史诗中的人物；但是也有人（克拉丽莎是其中之一）喜欢他给他们生活中带来的夸张感觉，甚至开始对这种感觉产生了依赖，就像他们依赖咖啡使他们早晨清醒过来，依赖一两杯酒使他们晚上能够入睡一样。

克拉丽莎说，“迷信有时能给人以安慰。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拒绝一切慰藉。”

“是吗？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喜欢慰藉。喜欢某些慰藉。我非常喜欢某些慰藉。”

“你现在感觉怎样？”

“好，相当好。只是时间不长。我老是梦见自己坐在一个房间里。”

“晚会五点钟开始，你记得吗？晚会五点钟开始，颁奖仪式在晚会后举行，八点，在住宅区那边。这些你都记得的，是吧？”

他说，“记得。”

然后他说，“不记得。”

“到底记不记得？”她问。

“对不起。我好像总是在想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当你问我是不是记得晚会和颁奖仪式时，我以为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记得参加过了。而我确实是记得的。我好像没有时间概念了。”

“晚会和颁奖仪式是在今晚。在将来。”

“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知道。可是，你看，我好像已经进入了将来。我清楚地记得还没有举行的那晚会的情况。我也完全记得那颁奖仪式。”

“今天早晨他们给你送早餐来了吗？”她问。

“瞧你问的。他们送了。”　　

“你吃了吗？”

“我记得吃了。不过也可能我只是打算吃而已。这儿什么地方放着一顿早饭吗？”

“就我所见，没有。”

“那么想来我是设法给吃掉了。食物并不太重要，是吧？”

“食物非常重要，理查德。”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克拉丽莎。”

“承受得了什么？”

“在大家面前表现出自豪和勇敢。我能够生动地想得出来，那儿是我，一个可怜的、发疯的病入膏肓的家伙，伸出颤抖的手去接他那小小的奖品。”

“亲爱的，你用不着自豪。用不着勇敢。这不是表演。”

“当然是表演。我因为自己的表演得了奖，你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我因为得了艾滋病、为此发疯而又表现出勇敢才得的奖，和我的作品根本没有关系。”

“别说了，求你了。你得奖完全是因为你的作品。”

理查德深深吸进了一大口气，又有力地将这口潮湿的气体呼了出来。克拉丽莎想到了他的肺，就像绣上了错综复杂的血管的发亮的红枕头。奇怪的是，他的两肺是他受感染程度最轻的器官之一——由于不可知的原因，它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病毒的侵害。随着那有力的呼吸，他的眼睛似乎聚焦了，更绿更深邃了。

“如果我身体健康，你不觉得他们就不会给我这个奖了，对不对？”他说。

“哦，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会给的。”

“劳驾别说了。”

“要是这样，那么你也许应该拒绝这个奖。”

“糟就糟在这里，”理查德说。“我想要这个奖。真的想要。如果你对获奖这件事要不就特别在意，要不就无所谓，那就要容易得多。它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吗？”

“什么东西？”

“奖品呀。我想看一看。”

“你还没有得到呐。是今天晚上颁奖。”

“啊，对了，今天晚上。”

“理查德，亲爱的，听我说。这事可以很简单。你可以从中获得单纯而直接的乐趣。我会和你在一起，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希望这样。”

“那是个晚会，仅仅是个晚会而已。在场的全都是尊重和钦佩你的人。”

“真的吗？都是谁呀？”

“你知道是谁。霍华德。伊莱扎。马丁·坎波。”

“马丁·坎波？啊，我的天。”

“我以为你喜欢他呢。你一直说你喜欢他。”

“呃，嗯，是的。我想狮子也喜欢动物园的看守的。”

“三十多年以来马丁·坎波一直不断地在出版你的作品。”

“还有哪些人来？”

“这件事我们说过多少次了。你知道谁要来。”

“再告诉我一个名字，好吗？告诉我一个英勇的人的名字。”

“马丁·坎波就很英勇，你不觉得吗？明知不会有销路，他还是把全部家当都投在了出版重要而艰深难读的作品上。”

理查德闭上了眼睛，把瘦削的头向后靠在椅子破旧、油腻、粗糙的靠背上。“那好吧，算了吧，”他说。

“你用不着讨人喜欢或者去招待别人，你用不着去故意表演。这些人长久以来都十分信任你。你只需要出现在那里，坐在沙发上，手里拿不拿饮料都没有关系，听不听别人说话、笑不笑都没有关系。这就行了。我会为你照看一切的。”

她真想抓住他瘦骨嶙峋的双肩使劲摇晃他。理查德可能（虽然你觉得也许不该这样想）正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他可能会在他人世间的事业的这个最后时刻，开始获得受到初步赏识的迹象，这种赏识会对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假设还有什么未来的话）。这样的一个奖项比得到诗人和学术界代表大会的关注更为重要；它意味着文学本身（现在正在塑造着文学的未来）似乎感觉到需要理查德的独特贡献：他对正在消失或已经完全消失了的世界的大胆而冗长的悲叹。虽然还不能确保如此，但是看来克拉丽莎和那一小群人似乎确有可能一直都是对的，也许就是对的：这位难懂的、沉思的、好挑剔的理查德，观察事物细致入微、详尽透彻、企图使文字产生核裂变效果的理查德，在其他更时髦的名字淡去之后，将会继续存留于世。

而克拉丽莎，理查德最老的朋友，他的第一个读者——当一些后来的朋友都逐渐觉得他已经死去，仍还每天都去看他的克拉丽莎——要为他举行一个晚会。克拉丽莎把自己家里摆满了鲜花和蜡烛。她为什么不应该希望他出席呢？

理查德说，“那里并不真正需要我，对吧？晚会只要想到我就可以照样开。其实晚会已经是个事实了，有没有我都一样。”

“你现在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可快要不耐烦了。”

“别，求你了，别生气。啊，达夫人，实情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去参加这个晚会。我太失败了。”

“别说这种话。”

“别，别。你心好，你心太好了，但是恐怕我是失败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原以为我比实际的自己更了不起。我能告诉你一个令人难堪的秘密吗？一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

“当然可以。”

“我以为自己是个天才。我私下还真把这个词用在了自己身上。”

“呃——”

“啊，傲慢自负，傲慢自负。我大错特错了。它使我失败。简直是难以克服。我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简直太多了。我的意思是，有天气，有水和陆地，有动物，建筑物，过去和未来，有空间，有历史。有卡在我的牙缝里的这根线还是什么的，有路对面的老太太，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把窗台上放松鼠和毛驴的地方对调了一下？当然啦，还有时间。有地方。有你，达夫人。我想把部分的你和你的部分的故事写出来。啊，要是这样做了我会很高兴的。”

“理查德，你都写出了一整本书了。”

“可是什么都没有写进去，几乎什么都没有写。再说我硬粘上去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尾。噢，我不是在寻求同情，真的。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不是吗？”

“是的，我想是的。”

“你在一个池塘边吻了我。”

“一万年以前的事了。”

“但这种事仍在发生。”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

“发生在现实之中。那发生在彼一个现实，这发生在此一个现实。”

“你累了，亲爱的。你必须休息了。我给宾打电话谈谈你用的药，好不好？”

“唉，不行，我没法休息。过来，离我近点，好吗，求你了？”

“我就在你旁边嘛。”

“再近点，握着我的手。”

克拉丽莎握住理查德的一只手。手是如此虚弱，即使到了现在仍使她十分吃惊——触摸起来感觉多么像一捆细树枝啊。

他说，“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你不觉得吗？”

“你说什么？”

“我们是中年人，我们是站在池塘旁的年轻恋人。我们什么都是，同时都是。这难道不奇妙吗？”

“奇妙。”

“我没有任何遗憾，真的，除了一件事之外。我想要写你，写我们，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写出一切：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及我们本可以拥有的生活。我想写我们所有可能死去的方式。”

“不要有任何遗憾，理查德，”克拉丽莎说。“没有必要，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了。”

“你这样说使我很感激。”

“你眼下需要的是睡上片刻。”

“你认为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好吧。”

她说，“我会来帮你更衣的。三点半怎么样？”

“见到你永远让人高兴，达夫人。”

“现在我得走了。我得把花插到水里去。”

“是的，哎呀，是的。”

她用指尖轻轻触摸了一下他瘦削的肩头。她感到遗憾，这怎么可能呢？她怎么能够，即使到了现在，还想象着他们本可以有共同的生活？他们也许可以是夫妻，知音，各自另有情人。这是有办法做得到的。

理查德曾经是个劲头十足、个子高高、身体强壮、聪明机灵的青年，皮肤白得像牛奶。他曾经穿一件旧军大衣大步穿过纽约，一面激动地高谈阔论，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用自己找来的一条蓝丝带草草扎起来免得遮住脸。

克拉丽莎说，“我做了那道蟹肉菜，倒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那菜能够真正地吸引你。”

“噢，你知道我多么喜欢那道蟹肉菜。确实不同一般，当然是这样的。克拉丽莎？”

“什么事？”

他抬起了他那巨大的、被破坏了的头。克拉丽莎把脸侧过来，让理查德吻了她的面颊。吻他的嘴唇可不是个好主意——普通的感冒对他都会是场灾难。克拉丽莎让他吻了她的面颊，用指尖捏了捏理查德瘦削的肩膀。

“我三点半来。”她说道。

“太好了，”理查德说。“太好了。”

伍尔夫夫人

她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钟。几乎过去两个小时了。她仍然感到劲很足，尽管她知道，明天她回过头来看已经写好的东西，可能会觉得虚幻轻浮，华而不实。人在头脑里构思的书总是比在纸上写出来的要好。她喝了一小口冷了的咖啡，容许自己去读已经写好的部分。

看来还不错；有的部分确实还非常好。当然，她抱有很强烈的希望，她希望这部书成为她最好的作品，终于能够达到她的期望的作品。但是，一个普通女人生活中的一天够写成一部小说吗？弗吉尼亚用拇指轻叩自己的嘴唇。克拉丽莎·达洛维会死去，这一点她是肯定的，尽管这么早还不好说是怎么个死法，甚至具体为什么会死。她会，弗吉尼亚相信，自杀。对，她会这样做的。

弗吉尼亚放下了笔。她很想写上一整天，写满三十页而不是三页，但是在最初几个小时以后，她内心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动摇，她担心如果越过了自己的极限，将会破坏整个计划。她会听任笔游荡到一个可能再也回不来的不连贯的领域。同时，她又不愿把任何能够有力地进行思维的时间花在写作之外的事情上。她总是在担心病情复发的恐惧下写作。先是头痛，那根本不是普通的痛（“头痛”这个词似乎一直不足以表达这种痛苦，可是给它以任何别的名字又太夸张了）。疼痛渗透了她，不仅仅使她痛苦，而是栖居在她的身上，就像病毒生存在宿主体内一样。头痛一阵一阵地突然袭来，炫目的亮光颤动着持续射进她的眼睛里，她不得不提醒自己，别人是看不见这些的。疼痛征服了她，很快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原来的弗吉尼亚，它强有力地推进着，锯齿形的轮廓如此清晰，使她不得不认为它是拥有自己的生命的独立存在物。她和伦纳德在广场散步的时候可能会看见它：一团银白色的闪烁着的东西飘浮在圆石路面之上，有不规则的尖形突出，形状不固定，但是很完整，活像一只水母。“什么东西？”伦纳德会问。“我的头痛，”她会回答说。“请别理睬它。”

头痛总是存在，它伺机肆虐，而不管她不受头痛摆布的时间有多长，她仍然感到只是暂时的。有时候头痛仅仅占据一个夜晚或一两天的部分时间，然后就退去了。有时候则一直不退，而且痛得越来越厉害，直到她自己倒下。在那种时候，疼痛就移出她的头颅，进入这个世界。周围的一切便都发光、跳动。一切都被强光影响，随之跳动起来，于是她祈求黑暗，就像一个在沙漠中漫游的迷路人祈求水一样。世界如沙漠缺水一样缺乏黑暗。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没有黑暗，她紧闭着双眼也没有黑暗。有的只是明亮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当她进入到这个无情的明亮世界以后，声音就开始出现了。有时候声音很低，是不附着于任何躯壳的、由空气本身聚合而生的咕哝声；有时候声音从家具背后或墙壁里面发出，模糊不清，但是寓意深长，毫无疑问是男性的声音，老气横秋，令人厌恶。声音中充满了怒气、指责、失望。有的时候声音似乎在相互低声交谈；有的时候又似乎在背诵文章。有时候她能够隐约听清一个词，一次是“抛”，两次是“在下面”。她窗外的一群麻雀有一次用希腊语，绝对是希腊语，唱歌。这种状态使她苦恼至极；在这种状态之下，她会对伦纳德或者任何走近她的人（和魔鬼一样嘶嘶地发着光）尖声喊叫；然而，这种状态如果延续下去，也会开始像虫茧一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将她包裹起来，直到最后，时间到了，她破茧而出，浑身是血，不断颤抖，但满怀想象，一旦休息好了，就能重新工作。她惧怕陷入痛苦和强光之中，但是又猜想它们对她来说是必要的。现在她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头痛的摆布了，很多年了。她知道头痛会多么突然地再度发作，但是在伦纳德面前她会漠视它，表现得比她有时感觉到的更为健康。她要回到伦敦去。她宁愿在伦敦疯疯癫癫地死去，也不愿在里士满人间蒸发。

她疑惑不定地决定今天就写到这里了。她总有这样一些疑惑：她要不要再写上一个钟头？是明智的决定，还是因为她懒惰？她告诉自己，是明智的，而且几乎相信了这个想法。她大约已经写出了二百五十个字。就算够了吧。要有信心你明天还会在这里，在自己能够辨认出自己的情况下在这里。

她拿起剩有冰冷的咖啡渣的杯子，走出房间，下楼来到了印刷间，拉尔夫正在看伦纳德已经看过了的校样。

“早上好。”拉尔夫欢快地对弗吉尼亚说，同时他也有点紧张。他的宽大、温和、英俊的脸红红的，前额几乎通红，她立刻就看出来，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个好的早晨。伦纳德想必是对什么没有做好的事情生气抱怨来着，如果不是新问题，就是昨天留下的老错误，而现在拉尔夫坐在那里看校样，带着挨了骂的孩子的急切神情，满脸通红地说“早上好”。

“早上好。”她答道，声音热情，但是谨慎地没有表示出任何同情。这些男女青年，这些助手们，流动性很大；已经又雇用了玛乔里（说话时慢吞吞地拖长了调子，而且眼下她在哪儿呢？）来做拉尔夫认为做了会有失他的身份的工作。肯定用不了多久，先是拉尔夫、然后玛乔里会另谋高就，而她，弗吉尼亚，走出书房时就会发现，某个新来的人在挨过骂后红着脸对她说早上好。她知道伦纳德态度可能会粗暴，说话尖刻，要求之严格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她知道这些年轻人常常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是她不会站在他们一边和他作对。她不会充当进行干预调停的大娘，即使他们以渴切的微笑和受到伤害的眼神乞求她这样做。毕竟，利顿才是该为拉尔夫伤脑筋的人，利顿尽管可以随便对待他。拉尔夫和以后来此工作的他的同龄青年男女一样，会另谋高就，在外面更大的世界里做不论他们会做的什么事情——谁也不会指望他们以当印刷厂的助手为业。伦纳德可能专横，他可能不公平，但是他是她的伴侣，是照顾她的人，她不会做有负于他的事情，肯定不会为了一个英俊的、乳臭未干的拉尔夫，或者是声音像长尾小鹦鹉的玛乔里这样做。

“八页里就有十个错误。”伦纳德说。嘴巴两侧的皱纹深得你都能塞进去一枚一便士的硬币。

“幸亏发现了。”弗吉尼亚说。

“错误似乎都集中在中间部分。你认为写得不好的东西真的会遇到更高的倒霉几率吗？”

“要真是这样，我是多么希望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我出去散散步，让脑子清醒清醒，然后再来动手干活。”

“我们的进度不错，”拉尔夫说道。“今天应该能够干完。”

“如果下星期的现在能够干完，”伦纳德说，“就算好运气了。”

他生气地瞪了一眼；拉尔夫的脸又红了几分。当然啦，她想。拉尔夫排版，干活不仔细。真理，她心中暗想，像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庄重丰满的女主妇，镇静地坐在了这两个男人之间。它并不属于拉尔夫，这位年轻的列兵，拉尔夫喜欢文学，但是却以同样甚至更大的热情，喜欢在一天工作结束以后等待着他的白兰地和小甜饼；他是个心地善良毫不出众的人，几乎不能指望他在有限的生命中使这个普通世界中的普通事务得以延续。真理同样也不（唉）属于伦纳德，才华横溢、坚持不懈的伦纳德，他拒不区分挫折与灾难之间的不同；他对成就的崇拜高于一切，因为他真的相信，他能够铲除和改造人们因不负责任以及平庸无能而造成的每一个事故，所以常常令人感到难以忍受。

“我相信，”她说道，“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把这本书搞得让人满意，而且还仍然能够过圣诞节。”

拉尔夫咧着嘴对她一笑，显出如此轻松的神情，她真想扇他一巴掌。他过高估计了她的同情——她说这番话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伦纳德，就和她母亲一向会对仆人晚餐时闯的祸轻描淡写，为了她的丈夫和所有其他在场的人的缘故，她会宣称那只被摔得粉碎的大盖碗并不是会发生任何坏事情的预兆，爱和宽容的圈子不会被打破，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1.利顿·斯特里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和随笔作家，伍尔夫家的好友。

布朗太太

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她开始把面粉筛进一只蓝碗里。窗外是把这所房子和邻居的房子隔开的一小片草地；一只小鸟的影子掠过邻居炫目的白色拉毛粉饰的车库。小鸟的影子，鲜艳的白绿色条纹，使劳拉感到一阵短暂的、深深的快乐。她面前台面上的那只碗是一种发粉白的、有点暗淡的浅蓝色，碗边画着细细的一圈白色叶子。叶子是相同的、格式化的、稍稍有点卡通画的味道，以漂亮的角度倾斜着，其中的一片在一侧被磕碰出了一个小小的、完整的三角形凹痕，似乎也是完美的、必然的。面粉像一阵细细的白雨洒落进碗里。

“瞧，筛完了，”她对里奇说。“你想看看吗？”

“想看，”他答道。她跪在地上，让他看筛好了的面粉。“好了。我们得量出四杯来。啊呀，你知道四是多少吗？”

他竖起四根手指。“好，”她说。“太好了。”

此时此刻，她能够把他一口吞下，不是狼吞虎咽式的，而是充满了爱意地、极其温柔地吞下，就像她在结婚和改变信仰（她母亲永远不会原谅她的，永远不会）之前在圣餐中将经过“祝圣”的面饼放在嘴里一样。她充满了如此强烈、如此明确无误的爱，这爱和食欲非常相像。　　

“你真是个又乖又聪明的孩子，”她说。　　

里奇咧嘴笑了；他热切地看着她的脸。她也看着他。他们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互相看着，片刻间，她似乎完全就是她现在表现出来的她：一个怀孕的女人，跪在厨房地上和自己三岁的、知道四这个数目的儿子在一起。她现在很正常，和她本人完全一样；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她要做一个生日蛋糕——仅仅是一个蛋糕而已——但是此刻在她的心中，这个蛋糕和任何杂志中的任何蛋糕照片一样鲜亮华丽；它甚至比杂志里的蛋糕照片还要漂亮。她想象自己用最简陋的原料做出的一个蛋糕，具有一口瓮或者一所房子所有的一切对称协调和威严。蛋糕会像一所好房子能够显示出舒适和安全那样，显示出慷慨和欢乐。她想，这就是艺术家和建筑家面对画布、面对石材、面对油画颜料、面对湿水泥（她知道这样来比喻显得太装腔作势了，甚至还有点愚蠢，不过她还是这么想）时必定会有的感觉。像《达洛维夫人》这样的一本书，难道原来不就是白纸和一瓶墨水吗？她对自己说，只不过是一个蛋糕而已。转念一想，毕竟有着各种各样的许许多多的蛋糕。此刻她在加利福尼亚天空下的一所井井有条的房子里，手里拿着一只装满筛好了的面粉的大碗，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位写下第一个句子的作家、一个开始画设计图的建筑师那样心满意足，那样充满了期盼。

“好啦，”她对里奇说。“你量第一杯。”

她递给他一个发亮的铝制量杯。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工作。劳拉在地板上给他放了一只空碗。他用两只手捧着量杯。

“开始吧。”她说。

她用自己的手把着里奇的手，帮着他把量杯伸进面粉里。量杯很容易就伸了进去，透过薄薄的杯壁，他能够感觉到筛过的面粉的柔滑，以及些微的砂砾感。杯子经过之处升起了一团小小的粉尘。母亲和儿子将盛满面粉的量杯拿了出来，面粉从银白色量杯的四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劳拉告诉孩子把量杯端稳，他紧张地总算做到了，她用一个很快的动作，把高出杯沿的小面粉堆刮平了，创造出了和杯沿齐平的完美的白色平面。他继续用两只手端着量杯。

“好啦，”她说。“现在我们把面粉倒进另外那只碗里。你觉得你能自己做这件事吗？”

“能。”他说，虽然心里一点谱也没有。他相信这一量杯的面粉是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让他拿着一棵卷心菜过马路是一回事，而要拿着新近出土的里里尔克的阿波罗头像过马路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咱们开始吧。”她说。

他小心翼翼地把量杯端到另外那只碗旁，在发亮的白色碗底的上方捧着量杯呆住了（那是一套从大到小可以套叠的碗里面的一只，仅小于放筛好了的面粉的那只碗，浅绿色，碗边画着同样的一圈白色叶子）。他的理解是要他把面粉倒进碗里，但是似乎他也可能理解错了母亲的指示，那就会把什么都搞砸了；如果把面粉撒在了外面，他就可能引起某种更大的灾难，破坏了某种不稳定的平衡。他想看看母亲的脸，但是又无法把眼睛从量杯上移开。

“把量杯倒过来。”她说。

他用一个匆忙、惊恐的动作把量杯倒了过来。面粉在刹那的迟疑后倾泻而下。面粉结结实实地落进碗里，形成和量杯的形状差不多的一堆。升起了一团更大的粉尘，几乎碰到了他的脸，然后就消失了。他低头望着自己的杰作：一座白色的小山，表面有些细微的颗粒，散布着针尖般的斑驳阴影，耸立在碗的亮闪闪的、奶白色的内部。

“哎哟。”他母亲说道。

他惊恐地望着她，眼里噙满了泪水。

劳拉叹了口气。他为什么会这么脆弱，这么容易产生阵阵莫名其妙的自责？为什么她非得这么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一时间——仅仅是片刻间——里奇的形状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变大了，更清晰了。他的头也变大了。一片冷冰冰的白光似乎短暂地包围了他。一时间她只想离开——不是要伤害他，她永远不会伤害他的——她只想不受约束，不受指责，没有责任。

“不，不，”劳拉说。“很好。非常好。你做得很对。”

他含泪笑了，突然为自己感到骄傲，几乎感到发狂般的轻松。好了，这么说来，只需要几句体贴的话，一点点鼓励就行了。她叹了口气，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好啦，”她说。“你愿意再量一杯面粉吗？”

他点点头，他的热情是如此天真坦率，劳拉不禁涌出一阵爱意，喉咙也哽咽起来。突然，烤制一个蛋糕、养大一个孩子似乎变得容易起来。她对儿子的爱是纯洁的，母爱都是这样——她并不厌恶他，也不想离开他。她爱她的丈夫，很高兴结了婚。看来她可能（似乎并不是不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越过了一道无形的界线，那条总是把她和她希望获得的感觉、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分隔开的界线。看来就在这间厨房里，就在这最平凡的时刻，她经历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这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她已经认识了自己。她做了这样长久的努力，她是这样诚心诚意，现在她学会了作为自己快乐地生活的本领，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某一具体时刻学会了在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上保持平衡一样。看来她会没事的，她不会丧失希望。她不会为失去了的发展机会、为未得到探测的才能（如果结果是她并没有才能呢？）而感到痛心。她要继续热爱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和责任，以及她的一切才能。她要这第二个孩子。

伍尔夫夫人

她沿着阿拉拉特山街走去，一面构思着克拉丽莎·达洛维的自杀情节。克拉丽莎要有一个钟情的人：一个女人。或者，最好是一个女孩；对，一个她自己少女时代认识的女孩；是那种年轻时突然燃起的激情——那时爱和思想似乎真正是你的个人发现，过去从来没有被这样领会过；在那短暂的青春时代你感到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震惊世界；可以开辟新路；可以拒绝为你提供的未来，而要求另一个完全由自己设计、自己拥有的更加宏伟、更加奇特的未来，这个未来和老海伦娜姑妈无关，她每晚坐在自己坐惯了的椅子里，满腹疑虑地叨咕，说不知道年轻女子应不应该读柏拉图或莫里斯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社会主义先驱者。的作品。克拉丽莎·达洛维，在她青年时代的初期会爱上一个女孩，弗吉尼亚想；克拉丽莎会相信，在她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丰富多彩、放浪形骸的未来，但是最终（将如何具体实现这个转变？）她会醒悟过来，年轻女人都这样，然后嫁个合适的男人。

是的，她会醒悟过来，嫁人。

她会在中年时死去。她可能会自杀，为了某件微不足道的琐事自杀（怎样才能使人信服，她的自杀具有悲剧性，而非戏剧性？）。

当然，这会在书的后部出现，当弗吉尼亚写到这个结局的时候，她希望事情的确切性质会自然地揭示出来。眼下，当她步行穿过里士满的时候，她把思想集中在克拉丽莎爱上的第一个人这件事上：一个女孩子。她觉得这个女孩子会是个莽撞而迷人的姑娘。她会像弗吉尼亚的姐姐瓦妮莎经常做的那样，把大丽花和蜀葵花的花朵剪下，放在盛满水的大碗里漂着，使姑姑们十分反感。

在阿拉拉特山街上，弗吉尼亚走过一个胖女人身边，这是商店里常见的身影，一个健壮而多疑的老婆子，用白兰地色的皮带子牵着两只哈巴狗，另外一只手里拎了一只巨大的提花手提包，她表情夸张地故意不理睬弗吉尼亚，这显然表明弗吉尼亚又在下意识地大声自言自语了。是的，她几乎能够听得见自己嘟哝出来的话——使姑姑们十分反感——依然像头巾般跟在她身后飘动。哼，那又有什么关系？在那女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以后，弗吉尼亚满不在乎地转过身来，做好准备要用目光压倒那女人回头偷看她时的一瞥。弗吉尼亚遇到了其中一条哈巴狗的目光，它越过自己浅褐色的肩膀回头看着她，喘息着露出一副伤感困惑的神情。

她来到了皇后大道，然后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心里在想着瓦妮莎和漂在水碗里的剪下来的花朵。

尽管里士满是同类小城镇中最出色的一个，然而说到底它终究不可否认地只是一个郊区小镇，如此而已，带有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窗口花坛和树篱；遛狗的太太们；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报时的时钟。弗吉尼亚想到的是一个女孩子的爱情。她鄙视里士满，她渴望回到伦敦去；有时候她梦见大城市的市中心。她被带到里士满生活了八年，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既不生疏又不出色，在这儿她已经基本上不再受到头痛和幻听的困扰，也不再一阵阵地大发脾气。在这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返回到城市生活的种种危险中去。

她在霍格思宅的台阶上停下了脚步，提醒自己。过去的几年使她明白了，精神正常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不只是为了丈夫和仆人的缘故，而首先是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她是作者；伦纳德、内利、拉尔夫以及其他的人是读者。具体的这部小说是写一个安详、聪慧、感情极度敏感的女人，她一度抱病，但是现在已经康复；她正在为伦敦的社交季做准备，在伦敦她会举行并参加聚会，早晨写作，下午读书，穿着打扮得完美无缺地和朋友一起午餐。能够掌握午后茶会和晚宴桌，做出平添生气的得体安排，这里面包含着真正的艺术。男人可以为了真实地、充满激情地写出国家的运动变化而自我庆幸；他们可能会认为战争和寻找上帝是伟大文学仅有的主题；但是如果男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因考虑不周选错了职务而倒塌，英国文学就会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克拉丽莎·达洛维，她心里想，会因为某件在表面上看来似乎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自杀。她举行的聚会很失败，或者她丈夫再次不去注意到她在改善自身或他们的家庭方面做出的某种努力。其中的诀窍将是把克拉丽莎的微小却十分真实的绝望心情的严重性完整地表现出来，使读者能够充分相信，家庭事务上的失败，对于她来说，完完全全和一个将军打了败仗一样，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弗吉尼亚走进大门。她感到自己完全能够控制这个叫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物，她作为这个人物脱下斗篷，挂好，下楼到厨房去和内利谈午餐吃什么。

厨房里，内利正在擀馅饼皮。内利就是内利，永远一个样子；总是肥肥大大，脸上通红，神态威严，满心愤慨，仿佛她一直生活在一个高雅壮丽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在你进门前约十分钟的时候永远地结束了。弗吉尼亚很是惊异，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能够如出一辙，她是怎么记得住，又是怎么做得到的？

“你好，内利。”弗吉尼亚说道。

“你好，夫人。”内利专注地擀着馅饼皮，仿佛她的擀面杖正在显示出面皮上模糊然而还能认得出来的字迹。

“是在做午餐吃的馅饼吗？”

“是的，夫人。我想可以吃羊肉馅饼，有点剩羊肉，你今天早上一直在工作，我们没有顾得上商量。”

“羊肉馅饼听起来不错。”弗吉尼亚说，不过她必须努力维持自己的角色。她提醒自己食物并无凶险之处，不要去想腐烂的过程，也不要去想排泄物；不要去想镜子里的那张脸。

“有水芹菜汤，”内利说。“有馅饼。我还想，就用几只黄梨做布丁，除非你想吃点什么更好的甜食。”

这不，来了：抛出挑战书了。除非你想吃点什么更好的甜食。就这样，这位被征服的亚马逊女战士裹着她从亲自杀死的野兽身上亲手剥制的毛皮，站立在河岸上；她就这样把一只梨扔在女王的金质轻便舞鞋前，并且说，“这就是我带来的东西。除非你想吃点什么更好的。”

“梨就行了。”弗吉尼亚说，尽管当然梨是不行的；至少现在不行。如果弗吉尼亚那天早上履行了应有的职责，到厨房去安排了午餐，那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当布丁。可能是牛奶冻或蛋奶酥；事实上，也可能是梨。弗吉尼亚本可以很轻松地在早晨八点钟的时候走进厨房去说，“咱们今天别去为布丁费心了，吃梨就很好。”可是她却直接偷偷摸摸地进了书房，生怕一天的写作（那脆弱的冲动，那枚在汤匙上保持平衡的鸡蛋）可能会因为内利的情绪而化成泡影。内利知道这一点，她当然知道，在提出吃梨时，她是在提醒弗吉尼亚，她，内利，是强有力的，她知道许多秘密；那些更关心在自己的房间里破解谜团，而不关心老百姓的福祉的女王们，只能有什么就吃什么。

弗吉尼亚从面案板上拿起一小条馅饼皮子，在手里揉捏着。她说，“你记得瓦妮莎和孩子们四点钟要来吗？”

“是的，夫人，我记得。”内利以熟练的手法把馅饼皮拿起来，放进了烤馅饼的盘子里。她那轻柔、训练有素的动作使弗吉尼亚想起母亲们给孩子换尿布的样子，片刻间，她感到自己像个小女孩，怀着畏怯和怒气亲眼目睹一个母亲难以捉摸的熟练技巧。

她说，“我想应该有中国茶。还有糖姜。”

“中国茶，夫人？还要姜？”

“瓦妮莎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来过了。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不愿意让她吃昨天的剩东西，要给她吃点好的。”

“要中国茶和糖姜就得去伦敦，这里没有卖的。”

“火车每半小时就有一班，公共汽车每小时一班。难道我们没有别的东西需要到伦敦去买吗？”

“啊，总会有东西要买的。只是，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午饭还远没有做好。贝尔夫人四点钟到。你说的是四点，不是吗？”

“是的，四点钟的时候，我是指离现在几乎还有五个小时才来到的四点钟，现在是十一点零八分整。十二点半的火车会在一点过几分把你送到伦敦，两点半的火车刚过三点就会把你，手里拿着茶叶和糖姜，又快又安全地送回这里。我算错了吗？”

“没有算错。”内利说。她从碗里拿起一根萝卜，用刀熟练轻快地一切，就把一端切了下来。弗吉尼亚心中暗想，看起来她会想切断我的喉咙；就像这样，随手一刀，好像杀掉我只是她在睡觉之前需要去完成的另一件家务琐事。这就是内利杀人的方式，熟练而精确，就像她按照早就熟记于心，已经根本不觉得是门学问的烹饪法烹调一样。此时此刻，她会高兴地像切萝卜一样切开弗吉尼亚的喉咙，因为弗吉尼亚忽略了自己的职责，而现在她，内利·博克索尔，一个成年妇女，却因为午餐要上黄梨布丁而受到惩罚。和仆人打交道为什么这么难？弗吉尼亚的母亲处理得非常好。瓦妮莎处理得非常好。为什么要既严格又和蔼地对待内利，得到她的尊敬和爱戴就这么难呢？弗吉尼亚知道她应该怎样走进厨房，肩膀应该是怎么个姿势，她应该具有慈母般的声音却又不过分亲昵，有点像一个家庭女教师对钟爱的孩子在说话。呃，咱们还是别吃梨，吃点别的吧，内利，伍尔夫先生今天心情不好，恐怕梨不足以让他高兴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她要赋予克拉丽莎·达洛维和仆人打交道的高超技巧，一种复杂的既和蔼又威严的态度。她的仆人会爱戴她，会甘愿为她做比她要求的更多的事情。

1.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黑海边的一族女战士。

达洛维夫人

克拉丽莎抱着花走进门厅，正碰见萨莉往外走。一时间——刹那之间——她看见了一个陌生人眼中的萨莉。她是个苍白的、头发灰白的女人，面目冷峻，脾气急躁，体重偏轻了十磅。在门厅里看见了这个陌生人，克拉丽莎的心中一时间充满了柔情，以及一种模糊而冷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不满。克拉丽莎心里想，她是多么急躁不安，又是多么亲切可爱。克拉丽莎心里想，她根本不应该穿黄色的衣服，即便是这种深芥末黄色调的也不行。　　

“嗨，”萨莉说。“好漂亮的花。”

她们匆匆亲吻了一下嘴唇。她们从不吝惜亲吻对方。

“你去哪儿？”克拉丽莎问道。

“去住宅区。和奥利弗·圣艾弗斯一起吃午饭。我告诉过你吗？我不记得是不是告诉过你了。”

“你没有告诉过我。”

“对不起。你介意吗？”

“一点也不介意。和电影明星一起吃午饭多好啊。”

“我玩命把那里面打扫干净了。”

“有手纸吗？”

“多得很。我两个来小时就回来。”

“回头见。”

“花很漂亮，”萨莉说。“我为什么会觉得紧张？”

“想来是因为要和电影明星一起吃午饭吧。”

“不过就是奥利弗而已。我觉得好像自己抛弃了你似的。”

“你没有抛弃我。一切都很好。”

“你肯定吗？”

“走吧。祝你过得开心。”

“回头见。”

她们再次亲吻。在合适的时候克拉丽莎要和萨莉谈谈，让她别再穿这件芥末黄的上衣了。

她继续沿门厅往里走，心里琢磨着仅仅在一个多小时前她感到的愉悦——究竟是什么？此刻，在一个温暖的六月天，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感到住宅楼的门厅像是通往阴曹地府的入口。那只瓮仍在壁龛里，棕色釉面地砖静静地模模糊糊地反射着壁灯微弱的黄光。不，确切地说，不是阴曹地府；有着比死亡更不幸的事情，死亡还伴随着解脱和长眠的希望。那个地方尘雾飞扬，漫无止境的日复一日，还有一个永远存在的门厅，总是充满了同样的棕黄色的光和阴湿的、微带化学物气味的空气，这种气味，除非出现了某种更为明确的东西，足以看作是老年、失败和绝望的真实气味。理查德，她失落的爱人，她最真诚的朋友，正消失在病痛和迷乱的神志之中。理查德不会像他们曾经打算的那样陪伴她进入老年了。

克拉丽莎自己开门走进了房间，很奇怪，她立刻就感到好一些了。稍稍好了一些。要考虑晚会的事。至少有这件事要做。这儿是她的家；她和萨莉的家；虽然她们已经在这里共同居住了近十五年，她仍然会被它的美和她们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所打动。在西村拥有两个楼层和一个花园！当然，她们很富有，按世人的标准，富得令人可憎；但是并不是富得流油的富，不是纽约市的那种富。她们当时有一笔可以支配的钱，碰巧买下了这住宅，住宅有松木地板，有一排开向铺砖的天井的竖铰链窗，天井里浅浅的石头排水槽里生长着翠绿的青苔，一个小小的圆形喷泉，一泓清清的水，一按开关就会发出小泡汩汩流淌。克拉丽莎把花拿到了厨房里，萨莉在那里留了张条子（“与奥利弗午餐——我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了？最晚三点回来，XXXXX代表“吻你”之意。”）。克拉丽莎的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错位感。这根本不是她的厨房。这是她的一个熟人的厨房，够漂亮的，但不合她的口味，充满了陌生的气息。她居住在别的地方。她住在一个树枝轻轻地敲击着玻璃窗的房间里，就像有人用唱针触碰留声机的唱片一样。在这个厨房里，白色的盘子像圣器般干干净净地叠放在有玻璃门的碗橱里。厨房的花岗石工作台面上放着一排上了深浅不同、有碎裂花纹的黄色釉面的旧陶罐。克拉丽莎认出了这些东西，但是没有靠近它们站着。她感到自己灵魂的存在；这灵魂既是她最坚不可摧的充满活力的部分，同时也是最模糊难辨的部分；它一无所有；它像博物馆里的一位游客，怀着惊奇，超然地观察着一排上了釉的黄色陶罐，和上面只有一粒面包屑的工作台面，一个镀铬的水龙头，有一滴水在龙头口上颤抖，越集越重，最后滴落下来。这些都是她和萨莉购买的东西，她仍能记得每一笔交易的情况，但是现在她感到这些东西，水龙头、工作台面、陶罐、白色的盘子，都没有什么必然性，这些不过是做出的选择而已，一件，然后另一件，买或者不买，她看到她可以多么容易地悄然脱离这种生活——这些空虚的、人为的舒适。她可以就这么离开，回到她的另一个家里去，那里萨莉和理查德都不存在；那里只有本体的克拉丽莎，一个长大成了女人的姑娘，但仍然充满了希望，仍然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眼前的一切使她明白，她所有的悲哀和孤独，她的这种生活的整个摇摇欲坠的支架，都是源自于自己装模作样地和亲切善良、但容易紧张不安的萨莉生活在这套房子里，生活在这些物件之中，如果她离开了，她便会感到幸福，甚至不仅仅是幸福。她就可以自自然然地生活。一时间她获得了独自一人的绝妙感觉，前途无限光明。

这种感觉继续向前发展，没有崩溃，没有一扫而过。它向前发展，就像一列停靠在乡村小站的火车，片刻停留之后，继续前行，直到消失在目力不能及的远方。克拉丽莎把花从包装纸里拿出来，放在洗涤槽里。她感到失望，却也感到极大的欣慰。毕竟，这是她的寓所，她收集的陶罐，她的伴侣，她的生活。她不想要别样的生活。她感到自己恢复了常态，既不兴奋，也不沮丧，仅仅作为克拉丽莎·沃恩存在着，她是一个幸运的女人，事业上受到尊重，正要为一位病入膏肓的著名艺术家举办一个晚会，她回到起居室，检查电话录音留言机上的留言。晚会可能成功或失败，但是不论结果如何，她和萨莉都会在晚会后共进晚餐。她们会一起上床。

新雇用的晚会承办人（从他的口音听不出是什么地方的人，如果他不能胜任这工作怎么办？）留言，确认三点钟送食物来。一个客人问是否可以带一个她自己的客人来，另一个客人说他那天上午不得不离城去看望一个童年时的朋友，此人的艾滋病突然发展成了白血病。

录音留言机咔的一声停下了。克拉丽莎按下倒带的按钮。如果萨莉忘记提及她和奥利弗·圣艾弗斯的午餐约会，很可能因为对方邀请的是萨莉一个人。奥利弗·圣艾弗斯这个满身丑闻而又受到崇拜的人物，没有请克拉丽莎吃午饭。奥利弗·圣艾弗斯在电影《名利场》中有突出的表现，此后应邀在一部耗资巨大的惊险片中担任主角，后来却又被除名了，他作为一个同性恋激进分子而臭名远扬，如果他继续机械地在巨额投资的B级片中扮演异性恋者，是不可能指望获得如此名声的。萨莉是在奥利弗·圣艾弗斯出现在她与人合作制作一个极其严肃、趣味极其高雅的访谈节目时认识他的（当然，如果他只是一个动作片的明星，而且还不是第一流的明星，他们是不会考虑邀请他参加这个节目的）。萨莉成了他邀请去共进午餐的人，尽管他和克拉丽莎已经见过好几次面，并且在克拉丽莎的记忆中，他们在一次募捐活动中有过一次出人预料的亲密长谈。难道她是被写进书中的那个女人这件事不重要吗？（虽说当然，那本书并没有获得成功，虽说当然，奥利弗可能很少看书。）奥利弗没有对萨莉说，“一定要把和你一起生活的那个有趣的女人带来。”可能他认为克拉丽莎是她们关系中的被动方，仅仅扮演一个妻子的角色。克拉丽莎回到厨房里，她并不是在嫉妒萨莉，根本不是这么低级趣味的东西，但是，遭到奥利弗·圣艾弗斯的故意冷落，使她不禁感到外界对她的兴趣在减少；但是，即使当她在为一个可能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可能活不过今年的人准备晚会的时候，还仍然在乎这种事情，这使她感到强烈的难堪。我太浅薄了，浅薄到了极点，她心里想。然而，不被邀请使她感到，在某种意义上这像是一个小小的证明，证明没有她世界也有能力过得下去。遭到奥利弗·圣艾弗斯故意冷落（也许他并不是故意将她排除在外，而只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她）类似于死亡，就像小孩子在拉洋片中看到的历史事件类似真实事件本身一样。洋片很小，鲜亮，蹩脚，全是粘粘贴贴的东西。可是话虽如此，她对自己说，这不是失败。在这些房间里，作为你自己，修剪花梗，并不是失败。这不是失败，但需要你做出更大的努力、全部的努力才行；才能怀着感激之心待在这里；才能快乐（可怕的字眼）。在街上人们不再看你，即使看你，也不带任何与性有关的想法。奥利弗·圣艾弗斯没有请你吃午饭。在厨房狭窄的窗子外面，城市喧嚣着前进。当站在华盛顿广场的凯旋门下的那个女人高唱吚吚吚吚吚，你剪下一枝玫瑰花梗的一端、把它放进一个装满热水的花瓶里的时候，恋人们在争吵，收银员把货款计入现金进出记录机；青年男女在选购新衣服。你力图将这个时刻留住，就留在这里，留在有着鲜花的厨房里。你力图占有这个时刻、热爱它，因为它是你的，还因为就在这些房间的外面，等待着你的是那铺着棕色地砖的门厅，和那儿常年开着的发出微弱黄光的壁灯。因为即使那拖车式活动房屋的门打开了，里面的那个女人，不管是梅丽尔·斯特里普也好，是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也好，甚至是苏珊·萨兰登也好，都只不过是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的一个女人，如此而已，你根本不可能去做你心里想做的事情。你不可能就在那街上欢迎她；拥抱她；和她一起哭泣。能够这样在一个既有不朽的名声、又是一个刚从拖车式活动房屋里出来的、又累又惊的女人的怀抱中哭泣，将会多么的美好。当车流从第六大道隆隆驶来，剪刀的银色刀片剪断多汁的深绿色花梗时，对你最为重要的是你活着，就在这个厨房里，正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和瓦妮莎·雷德格雷夫也在什么地方活着一样。

她十八岁时的那个夏季，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无论什么事。她似乎能够在池塘边亲吻她严肃的、令人畏惧的最好的朋友，似乎他们能够在肉欲和纯真的奇特结合下同床而眠，而不必顾虑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确实意味着什么的话）。其实，她心里想，就是那房子的缘故。没有那房子的话，他们就仍旧会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里吸大麻、争论不休的三个大学生。就是那房子的缘故。路易斯的老伯父伯母在普利茅斯郊外被一辆运农产品的大货车撞死，路易斯的父母把突然空出来的房子让他和他的朋友使用整整一个夏天，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他们住进去的时候，冰箱里的生菜仍旧很新鲜，一只野猫不断地、越来越不耐烦地来寻找它总能在厨房门外发现的吃剩的食物。正是那房子和那天气——一切如虚如幻，令人心醉神迷——才使理查德的友谊转化成了更为热烈的爱情，其实，也正是那些同样的因素，把克拉丽莎带到了这里，带到了纽约市的这个厨房里，站在这儿的意大利石板地砖上（用这种地砖是个错误，因为它很凉，很容易沾上污渍），边剪着花梗边竭力使自己不要去在乎（效果不是很大）奥利弗·圣艾弗斯，一个同性恋激进分子和没落影星，没有请自己吃午饭的事。

她坚持认为那不是背叛；而仅仅是拓展了可能性。她并不要求理查德对她忠实——老天不容！她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强求属于路易斯的财产。路易斯也不这样想（或者说，至少不承认这样想过，可是，说真的，那个夏天他使用各种工具和厨刀时经常割伤自己，需要两次到当地医生那儿去缝合伤口，这会完全是偶然的吗？）。那是一九六五年；献出了爱可能就会引发更多的爱。至少这看起来似乎是可能的。只要两厢情愿，为什么不能和随便什么人上床呢？于是理查德继续着和路易斯的关系，同时开始了和她的关系，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就是对的。并不是说性和爱情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克拉丽莎和路易斯之间的尝试就是个完全的失败。他对她不感兴趣，她对他也不感兴趣，尽管他的俊美是有名的。他们俩都爱理查德，都需要理查德，只能以此作为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恋人的，在一次醉醺醺的上床失败之后，他们还没有天真到强行再试的地步，在那以后，整个夏天路易斯便只和理查德一起上那张床，当然是在理查德不和克拉丽莎一起过夜的时候。

从那以后，她不知多少次纳闷地想，如果她努力留在他的身边；如果在布勒克尔街和麦克杜高尔街的拐角处她回吻了理查德，和他一起到了某处（什么地方？），从来没有买那一包香或者那件纽扣是玫瑰花形状的羊驼绒大衣，情况又会如何呢？难道他们不会发现什么……比他们拥有的更为宏大、更为奇特的东西吗？不可能不去想象那另一个未来，那个被摈弃了的未来，它会出现在意大利或法国，在巨大的充满阳光的屋子和花园里；会充满了不忠和大战；会是远胜于友谊的浩渺而永恒的浪漫，它是如此炽热、深沉，将伴随他们一生，至死都不会终结。她想，她本可能进入另一个世界。她可能会和文学本身一样，拥有具有超凡力量和重重危险的生命。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并不会如此，克拉丽莎对自己说。那是那个时候的我。这是现在的我——一个正派女人，有一套好房子，有稳定并充满深情的婚姻，正要举行一个晚会。为了爱情过分冒险，她告诫自己，你就会在你为自己建立的国度里丧失了公民的权利，其结果只能是四处漂泊。

然而，失去了机会的感觉依然存在。也许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对曾经共度的青春岁月的回忆更为美好的了，也许就是这么简单。理查德是克拉丽莎在自己最乐观的时刻爱上的人。理查德曾经在黄昏时分，穿着毛边牛仔短裤和橡胶凉鞋和她一起伫立在池塘边。理查德称她为达洛维夫人，他们亲吻。他把嘴张开，舌头（无比亲昵，令她兴奋激动，永生难忘）怯生生地缓慢地伸进了她的嘴里，直到她自己的舌头与之相遇。他们接吻，一起沿池塘散步。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要一起吃晚饭，畅饮葡萄酒。克拉丽莎的那本《金色笔记》放在她阁楼上卧室里那个有磕碰伤痕的床头柜上，她仍旧独自睡在那个房间里，理查德还没有开始每隔一夜来这里过一夜。

那时候感到似乎幸福就此开始，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克拉丽莎有时仍无比惊奇地感到，那确实就是幸福；全部的感受就蕴藏在一个吻和一次散步、就在对晚餐和读一本书的期待之中。现在晚餐的情景已经忘记了；莱辛也早已因其他作家的出现而黯然失色。就连性爱，当她和理查德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也是虽然炽烈但却仍然存在着尴尬的，不能从中获得满足，更多的是亲切而不是激情。三十多年以后仍旧清晰地存在于克拉丽莎心中的，是黄昏时分在一片枯草地上的亲吻，以及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在蚊虫的嗡嗡声中沿着池塘的那次散步。它依然是非凡的完美，而之所以完美，部分是由于在当时它似乎明显地预示着更好的未来。现在她知道了：那就是幸福的一刻，就是那个时刻。此后再也不曾有过那样的时刻了。

布朗太太

蛋糕没有她希望的那么好。她尽量让自己不要介意。就是个蛋糕而已，她告诉自己。就是个蛋糕而已。她和里奇一起在蛋糕上撒了糖霜，然后她颇为愧疚地给里奇找了点别的事情干，自己拿着糕点裱花管在蛋糕的四周挤上黄色的玫瑰花蕾，并且用白色糖霜在蛋糕上写下了“生日快乐，丹”。她不想让儿子参加，他会把蛋糕弄糟的。可是结果并不是她所想的那样；不，完全不是。其实这个蛋糕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她原来设想得要更好。她想象中的蛋糕要更大一点，更与众不同一点。她原来希望（她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蛋糕看起来会更华丽、更漂亮、更出色。而她做出来的这个蛋糕让人觉得小，不仅是在实物的意义上小，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显得小气。一看就知道是外行手工做出来的活。她对自己说，挺不错的，是个不错的蛋糕，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显得笨手笨脚的地方（糖霜里面夹着蛋糕的碎屑，在“丹”这个字里，“n”被压坏了，离一朵玫瑰花蕾太近）正是其可爱之处。她洗着盘碟，心里想着在剩下来的时间里该干些什么。

她要把床整理好，给地毯吸尘。她要把给丈夫买的礼物包好：一条领带和一件新衬衫，比他自己买的要昂贵而典雅；一把猪鬃做的刷子；一只皮革气味很重的牛皮小包，里面有一个指甲刀，一把指甲锉和一把镊子，给他旅行的时候带着，他有时候会为公司出差。这些礼物会让他感到高兴的，或者表现得很高兴；看见那昂贵的领带和衬衫的时候，他会吹一声口哨，说，“瞧瞧这些”。每看到一件礼物，他就会充满热情地亲吻她，并且对她说她送给他的礼物太多了，她不该这样，这么好的东西，他不配享用。她在心里琢磨，为什么似乎她可以送他任何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而得到的反应基本上是相同的呢？为什么除了他已经有的东西之外，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呢？很难弄清他有什么雄心，什么使他满足，他对工作和家庭的爱究竟如何。这，她提醒自己，是一个优点，他之所以可爱（当着他的面，她是绝不会用这个词的，但是私下里她认为他很可爱，是个可爱的男人，因为她看到过他最为隐秘的时刻，在睡梦中呜咽，坐在澡盆里，生殖器缩到了根部漂在水上，天真得令人心碎），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她的丈夫不会受短暂事物的影响，他的幸福完全取决于她的存在这个事实，在于她在这所房屋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心里思念着他，这很好，她对自己说，这太好了。

她的蛋糕做砸了，但是不管怎样她丈夫是爱她的。她心里想，这爱多多少少和礼物会得到的赏识一样：因为是怀着良好的意愿送的礼物，因为它们存在，因为它们是一个人们希望保有自己已有的东西的世界的一个部分。

那么，她宁愿得到的是什么呢？她宁愿自己的礼物被看得一文不值、自己做的蛋糕受到嘲笑吗？当然不愿意。她希望得到爱。她希望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平静地读书给孩子听；她希望做一个能够摆出一桌完美饭菜的妻子。她不希望，一点也不希望，做个古怪的女人，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充满了怪念头、心存怒气、孤僻阴沉、人们只能容忍而无法去爱的女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往大衣口袋里放了一块石头，步入河中，溺水身亡。

劳拉不会让自己变得这样病态。她要去整理床铺，吸尘，准备生日晚餐，什么都不要介意。

有人在敲后门。劳拉已经在洗最后几个盘碟了，她透过白色的薄纱窗帘，隐约看见了基蒂的身影。这儿是依稀可见的基蒂的棕黄色的云鬓，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模糊的红扑扑的脸。劳拉抑制下了一阵突然袭来的激动和比激动更为强烈的感情，一种类似于恐慌的感情。她马上要接受基蒂的来访了，她连头都还没有来得及梳，身上还穿着浴袍。她看上去太像一个忧伤的女人了。她想冲到门口，她想站在洗涤槽前，原地不动，直到基蒂不再敲门而离去。她很可能就这样做了，就这么站着不动，屏住呼吸（基蒂能够看得见里面吗，她会发现吗？），但问题是里奇在家，他什么都看得见，此刻他正拿着一辆红色的塑料卡车跑进厨房，惊喜交加地喊着说有人在敲门。

劳拉用印满了红公鸡的擦碟子用的干巾擦干了手，打开了门。不就是基蒂吗，她对自己说。不就是住在隔了两扇大门的房子里的朋友吗，自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她们来串门，受到欢迎；与你的头发和浴袍无关，与蛋糕也无关。

“你好，基蒂。”她说。

“我没有打断你什么事情吧？”基蒂问。

“当然没有。快进来。”

基蒂走进门来，带来了一股洁净和家庭生活之道的氛围；也带来了一整套热切、紧张的肢体语言。她是个丰满健壮、脑袋大大的、挺有吸引力的女人，比劳拉小几岁（似乎突然之间，谁都要比劳拉至少小一点）。基蒂的五官，她的小眼睛和精巧的鼻子，都被挤到了她的圆脸的中间。在学校的时候，她是几个说一不二、自信而放肆、不怎么漂亮的女孩子里的一个，她们既有钱，对自己的健壮又充满了自信，她们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是坚持要当地改变对可爱的看法，变得将她们包括在内。基蒂和她的一帮朋友们——坚定、执拗、面容果断、心胸开阔，极重义气，但也心狠手辣——是各种节日庆典中的女王，拉拉队长，比赛场上的明星。

“我想请你帮个忙。”基蒂说。

“没问题，”劳拉答道。“你能坐一会儿吗？”

“呣——嗯。”基蒂在厨房桌子旁坐了下来。她友好而不太在意地和小男孩打了个招呼，孩子正在炉子旁边相对安全的地方不信任地、甚至生气地（她来干什么？）瞧着她。基蒂自己还没有孩子（人们已经开始奇怪了），也不想讨别人孩子的欢心。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她这里来；她是不会到他们面前去的。

“我煮好咖啡了，”劳拉说。“要喝一杯吗？”

“好的。”

她给基蒂倒了一杯咖啡，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她紧张地瞥了一眼蛋糕，真希望能够把它藏起来。糖霜里面夹着蛋糕的碎屑，在“丹”这个字里，“n”压在了一朵玫瑰花蕾上。

基蒂顺着劳拉的目光看去，说道，“啊，瞧，你做了一个蛋糕。”

“今天是丹的生日。”

基蒂站起身走过来站在劳拉旁边。她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绿色方格子布短裤，脚上是一双草凉鞋，一走路就发出小小的清脆的声音。

“啊，瞧瞧。”她说。

“是我的初次尝试，”劳拉说，“用糖霜写字比想象的要难。”

她希望自己是一副自然、轻松、可爱的毫不在乎的样子。连白痴都知道应该先写字，可她为什么要先放上玫瑰花蕾呢？她找到一根香烟。她是那种吸烟、在早晨喝咖啡的人，一个养儿育女的人，一个有基蒂这样朋友的人，一个不在乎蛋糕并不完美的人。她点燃了香烟。

“蛋糕很可爱。”基蒂说道，这话一下就从根本上刺穿了劳拉轻率地、用吸烟来遮掩的自我。蛋糕很可爱，基蒂对她说，就像说一个小孩子的画会很可爱一样。在抱负和技巧之间那深深感受到的、诚实得让人痛苦的差距会讨人喜欢，令人感动。劳拉明白，眼前只有两个选择。你可以不在乎。你可以亲手做一个精美无比的蛋糕，要不然就点上一根香烟，声称自己实在不会干这类活计，再给自己倒上一杯咖啡，从糕点房订购一个蛋糕。劳拉是一个公开试验过、失败了的手艺人。她做出了一件可爱的东西，而她本希望（这样说有点难堪，然而是真的）做出一件美的东西来。

“雷什么时候过生日？”她问道，因为她必须说点什么。

“九月。”基蒂答道。她回到了厨房桌子旁。关于蛋糕还能再说些什么？劳拉端着咖啡杯跟在后面。基蒂需要朋友（她丈夫的热切的、略带惊诧神情的魅力，在外面的世界里并不能够保持特别的优势，再说还有他们仍旧没有孩子这件事），因此她到劳拉家串门，有事找劳拉帮忙。不过她们俩都知道，如果她们年纪一样大，在中学的时候基蒂会多么无情地冷落她。在另外一个和这个没有多少不同的世界里，她们会成为仇敌，但是在眼前的充满意外和多舛的时机的世界中，劳拉嫁给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和基蒂同班毕业的年轻人，一位战争英雄，因而进入了名门，恰如一个不再年轻的、貌不出众的德国公主会发现自己坐在英国国王身边的宝座上一样。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有时会使她感到惊恐——基蒂的友谊是多么令她陶醉。基蒂很宝贵，正如劳拉的丈夫很可爱一样。基蒂的宝贵之处，她的宝贵的沉静，她带来的那种房间扩展开了的感觉，很像一个电影明星带给你的感觉。她有着电影明星的独特之处，一个电影明星的有缺陷的、具有特殊气质的美；和电影明星一样，她似乎既普通又突出，就像奥利维娅·德哈维兰或者芭芭拉·斯坦威克。她深深地、几乎是极度地受到人们的喜爱。

“雷好吗？”劳拉问道，一面把咖啡杯子放在了基蒂面前。“我有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基蒂的丈夫给了劳拉机会，用他来保持她们之间的平衡，并且向基蒂表示自己的同情。雷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难堪的人，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不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但是不知怎的，在基蒂眼里，他无非就像劳拉的蛋糕。他是基蒂中学时代的男朋友。在篮球队打中锋，后来进了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不错，但并不出色。他在菲律宾当了七个月的战俘。现在是水电部的一个不知道干些什么的公务员，刚三十岁就开始证明，英勇的青年如何能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就极细微地、一点一点地质变成一个彻底失败的中年人。雷留着小平头，眼睛近视，很可靠；他体内充满了液体，常常满身大汗。只要说话的时间一长，他的嘴角就会聚起细小清亮的唾沫泡。劳拉想象（不可能不想象）他们做爱的时候，他想必会像河流般喷涌而出，而不像她自己丈夫的涓涓细流。那么，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孩子呢？

“很好，”基蒂说。“他还是雷。和原来一样。”

“丹也和原来一样，”劳拉友善地表示同感。“这些男人真不简单，对吧？”

她想到了自己给丈夫买的礼物；他会喜欢、甚至会珍视的礼物，但是却是他根本不需要的礼物。她为什么和他结婚？她和他结婚是出于爱，出于负疚感，出于害怕孤单，出于爱国心。他简直太好了，太宽厚，太诚挚，气味太好闻了，不和他结婚是不可能的。他经受过那么多的痛苦，他需要她。

她摸了摸肚子。

基蒂说，“你说得太对了。”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他们吗？我的意思是，丹就像辆推土机一样，好像什么都不能使他烦恼。”

基蒂极富戏剧性地耸了耸肩，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此刻的她们活像两个女中学生，最要好的朋友，在抱怨很快就会被其他男生取代的男生。劳拉很想问基蒂一个问题，一个她有点表达不清的问题。这问题和掩饰有关，说得更为隐晦一点，与才能有关。她想知道基蒂是否感到像个非同一般的女人，像人们所说的艺术家那样，有力量而缺乏理性，充满了幻想，充满了怒气，尤其致力于创造……创造什么？这一切，这个厨房，这个生日蛋糕，这次交谈。这个恢复了生机的世界。

劳拉说，“咱们很快得聚一聚，真的。已经很久没有聚过了。”

“这咖啡真好，”基蒂边说边抿了一口咖啡。“你用什么牌子的？”

“我不知道。不对，我当然知道。福尔杰牌。你用什么牌子的？”

“麦斯威尔。也很好。”

“呣。”

“不过我想换个牌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

“嗯。这是福尔杰牌的。”

“是的。很不错。”

基蒂带着煞费苦心做出来的虚假而愚蠢的专注神情，凝视着咖啡杯。在短暂的一刻里，她看上去像坐在厨房桌子旁的一个单纯而普通的女人。她的魅力消失了；可以看到她五十岁会是个什么样子——她会发胖，带上男人模样，皮肤粗糙，对自己的婚姻讽刺挖苦，对于这类女人，人们常会说，你知道，她原来挺漂亮的。世界已经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把她抛在了后面。劳拉摁灭了香烟，她想再点上一根，但决定还是不抽了。她随随便便就能煮出上好的咖啡；她把丈夫和孩子照顾得很好；她生活在这所谁也不感到匮乏、谁也不欠债、谁也不痛苦的房子里。她又怀上了另一个孩子。就算她既不美丽动人，也不是称职的家庭主妇的典范，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她对基蒂说。自己声音中的力量使她惊奇；带着一丝刚强。

“唔。”基蒂说。

“说吧，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吗？”

基蒂一动不动地坐着，既没有看劳拉，也没有看别的地方。她退缩进了自己的世界，就像在火车上坐在陌生人中间似的。

她说，“我得去住几天院。”

“怎么啦？”

“他们也没有确诊。我长了个什么东西。”

“天哪。”

“在里面，你知道，在我那里面。”

“你说什么？”

“在子宫里面。他们得检查内部。”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里齐大夫说越早越好，我需要请你帮我喂一下狗。”

“当然。医生究竟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里面长了东西，他们需要查出来是什么。可能——关于怀孕的事，问题就出在这里。”

“哦，”劳拉说。“那他们可以把它摘除掉。”

“他说他们得检查一下看。他说没有必要担心，一点必要也没有，可是他们得查一下。”

劳拉观察着基蒂，她没有动，没有说话，没有哭。

“会没事的。”劳拉说。

“是的，可能会没事的。我不担心。担心有什么用？”

劳拉心里充满了伤感和柔情。这里是有力量的基蒂，五朔节女王的基蒂，现在生病了，吓坏了。这里是基蒂那漂亮的金表；她生活中的谜团一下就解开了。劳拉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以为问题出在雷身上——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的雷，他的唾沫泡泡，他打的蝴蝶结领带，他喝的波旁威士忌酒。直到此刻，基蒂似乎都是一个聪明而具有悲剧性的庄重人物——一个忠于自己男人的女子。有多少男人不是够格的男人（没有人愿意谈这种事）；有多少女人从不抱怨地生活着，她们对这种事不是含糊其辞，就是保持沉默，阵阵忧郁袭来，只得以酒浇愁。基蒂似乎一直都挺崇高的。

结果，问题是出在基蒂身上。劳拉明白，或者说她相信自己明白，其实情况是令人担心的。她看到，基蒂和雷、他们整洁的小宅子，受到了厄运的侵袭；他们已经差不多被它吞噬了。可能基蒂终究无法成为那个皮肤粗糙的、健壮的五十岁的女人了。

“到我这儿来。”劳拉说，用的是她会对自己的孩子说话的口气，仿佛基蒂真是劳拉的孩子一般，她不等基蒂按她说的去做，而是自己走到了基蒂身边。她两手抓住基蒂的肩膀，在片刻的尴尬之后，弯下身去，直到几乎跪在了地上。她意识到自己在基蒂旁边是多么高大。她抱住了基蒂。

基蒂犹豫了片刻，便听任自己被劳拉抱在了怀里。她屈服了。她没有哭。劳拉能够感到基蒂放松了下来；能够感到她顺从了。她心里想，男人拥抱女人时就是这种感觉。

基蒂用胳膊抱住了劳拉的腰。劳拉心中充满了怜悯。在这里，就在她的怀里，她抱着的是基蒂的恐惧和勇气、基蒂的疾病。这里是她的双乳。这里是在双乳下面跳动着的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心脏；这里是她生命中水一般的光点——深桃红色的光点，金红色的光点，闪闪烁烁，飘忽不定；时聚时散；这里是基蒂灵魂的最深处，心灵深处的心灵；男人（居然偏偏是雷！）夜夜梦寐以求、思慕向往、苦苦搜寻却无法触及的精髓。它就在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劳拉的怀抱里。劳拉并非有心，但却不由自主地久久地亲吻着基蒂的额头。她鼻腔里充满了基蒂身上的香水气味，以及她棕黄色头发的清新洁净的香泽。

“我没事，”基蒂低声说。“真的。”

“我知道你没事。”劳拉答道。

“要说有什么事，那就是我担心雷。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应付事情的能力，像这样的事情他对付不了。”

“暂时先别想着雷，”劳拉说。“别想着他。”

基蒂紧贴着劳拉的乳房点了点头。问题似乎无声地提出，又无声地得到了回答。她们两人都遭受着折磨，也都受到了祝福，充满了共同的秘密，每一刻都在抗争。她们各自扮演着另外一个人。她们疲惫不堪，陷入困境；她们承担起了如此巨大的任务。

基蒂抬起脸来，她们的嘴唇接触在了一起。她们俩都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她们嘴碰着嘴，唇挨着唇，但是并没有真正接吻。

是基蒂先抽开身子的。

“你真可爱。”她说。

劳拉放开了基蒂。她往后退了几步。她走得太远了，她们俩都走得太远了，但是先抽开身子的是基蒂。是基蒂的恐惧短暂地驱使着她，使她做出了如此古怪和不顾一切的行动。劳拉是那个眼光阴险的诱捕者，一个怪人，外来者，一个不可信任的人。劳拉和基蒂沉默无语，但都知道这是真的。

劳拉看了看里奇，只见他仍拿着那辆红卡车，仍在注视着她们。

“请你不要担心，”劳拉对基蒂说。“你不会有事的。”

基蒂从容而优雅地站在那里。“你知道惯常的做法，是吧？傍晚的时候给狗喂半罐食，隔些时候看一看它有没有水喝。早上雷可以喂它。”

“雷开车送你去医院吗？”

“嗯。”

“不必担心，我会照看这里的事情的。”

“谢谢你。”

基蒂短短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流露出疲倦而赞同的神情，仿佛她明知不可取，还是决定买下这所房子，看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把它修好。

“再见。”她说道。

“我明天给你往医院打电话。”

“好。”

基蒂勉强一笑，轻轻抿了抿嘴唇，转身离开了。

劳拉面对着自己的小儿子，儿子紧张地、疑惑地、崇敬地望着她。她现在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就想回到床上去看书。世界，这个世界，突然使人感到震惊、感到发展受到了阻碍、离一切都十分遥远。这里有均匀地落在街道和房屋上的暑热；有被当地人称作为商业区的唯一的一排商店。有家超市、药店、干洗店；有家美容院、文具店和廉价小商品店；有个在拉毛粉饰的平房里的图书馆，馆里的木杆上挂着报纸，书架上放着沉睡的图书。

……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

劳拉领着儿子回到起居室，让他重新去用彩色积木搭大高楼。等他安定下来以后，她回到厨房，端起放着蛋糕的乳白玻璃浅盘，毫不犹豫地把蛋糕倒进了垃圾桶里。它落到桶中时发出了惊人的沉重的一响；一朵黄玫瑰花蕾涂抹在垃圾桶弧形的桶壁上。她立刻感到一阵轻松，仿佛钢索从她的胸口松开了。现在她可以从头再来了。根据墙上的挂钟，现在只不过才十点半。她有足够的时间再做一个蛋糕。这一次她绝不让蛋糕碎屑沾在糖霜上。这一次，她要用牙签来涂写字母，这样字母就会集中在蛋糕的中间，她要把玫瑰留在最后。

1.奥利维娅·德哈维兰（1916-），美国电影和舞台剧演员，代表作为《乱世佳人》。

2.芭芭拉·斯坦威克（1907-1990），美国演员，代表作为《荆棘鸟》。

伍尔夫夫人

她正在和伦纳德及拉尔夫一起看校样的时候，洛蒂通知他们，贝尔夫人和孩子们已经到了。

“不可能的，”弗吉尼亚说。“还不到两点半呢。他们要四点才来。”

“他们已经在这里了，太太，”洛蒂以微带冷淡的口气说。“贝尔夫人直接到客厅去了。”

玛乔里正在用细绳子捆一包包的书（她和拉尔夫不一样，她会顺从地去打包和拣铅字，这既是幸事，也令人失望），这时她抬起头来，说，“已经都两点半了吗？我原打算两点半以前把这些打好包送走的。”弗吉尼亚听到玛乔里的声音时没有皱眉头，至少没有明显地皱眉头。

伦纳德严厉地对弗吉尼亚说，“我不能停下工作。我会在约定好的四点钟的时候露面，如果瓦妮莎愿意待上那么长的时间，我会在那时见她。”

“你不用担心，我会照料瓦妮莎的，”弗吉尼亚说。她站起身来，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家居便服零乱不整，平直的头发也乱蓬蓬的。不过是我姐姐而已，她心里想，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她想要引起瓦妮莎的一点惊奇赞赏，她仍旧希望姐姐这样想，“这傻东西看上去还真挺好的，对不对？”

弗吉尼亚看上去并不特别好，在这一点上她也无能为力，但是至少在四点钟的时候她就会梳理好头发，换好衣服。她跟着洛蒂上楼，当她经过挂在门厅里的椭圆形镜子的时候，瞬息间很想照一照，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她挺直身子，走进了客厅。瓦妮莎会和往常一样，是她的一面镜子。瓦妮莎是她的船，她的一条绿色的海岸，那里蜜蜂在葡萄间嗡嗡飞舞。

她吻了吻瓦妮莎的嘴唇，一个纯洁的吻。

“亲爱的，”弗吉尼亚说，两手抱着姐姐的肩膀。“如果我对你说，现在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那么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想象，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你，我更会多么欣喜若狂。”

瓦妮莎大笑起来。她有坚毅的面孔，皮肤呈鲜亮的深粉红色。虽然她比弗吉尼亚大三岁，看起来却比妹妹年轻，而且她们俩都清楚这一点。如果说弗吉尼亚有着乔托壁画中人物的端庄和枯槁之美，瓦妮莎则更像一尊由巴罗克时代晚期的手艺精湛的二流艺术家，用玫瑰红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人像。她明显是一个世俗的、甚至是过分修饰的女人，处处是曲线和波浪形，她的脸和身体企图充满深情、略带伤感地表现出一种人富足到了进入非人间境界的状态。

“原谅我，”瓦妮莎说。“我们在伦敦的事情结束得比预料的要早，而我们要是不来你这里，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开着车在里士满周围兜圈子，一直兜到四点钟。”

“你把孩子们打发到哪儿去了？”弗吉尼亚问道。

“他们到花园去了。昆廷在路上发现了一只快要死的鸟，他们似乎认为那只鸟需要到花园里去。”

“我敢说他们的老姨妈弗吉尼亚在这上面可比不上他们。咱们出去找他们好吗？”

她们走出宅子的时候，瓦妮莎牵着弗吉尼亚的手，差不多像牵着自己的一个孩子的手。瓦妮莎感到像是主人一样；确信可以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早到一个半小时都没有关系，这既恼人，又让人高兴。她在这儿了，这儿是她的手。要是弗吉尼亚有时间稍微弄弄头发就好了。

她说，“我把内利打发到伦敦去买我们茶点用的糖姜去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就能够有糖姜了，同时还能期待看到内利一阵面红耳赤的样子。”

“内利就得忍着，”瓦妮莎说。不错，弗吉尼亚心里想，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要那种包含着严厉和懊恼的宽厚口气——人们就是这样对用人、对妹妹说话的。这里面有艺术，就像做一切事情都要讲艺术一样，而瓦妮莎能够教导你的，大多包含在这些看似轻松自如的姿态之中。你来早了或迟到了，于是信口说一声自己也没有办法。你以母亲般的沉着自信向别人伸出手来。你说，内利就得忍着，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把用人和女主人同样都原谅了。

在花园里，瓦妮莎的孩子们在玫瑰花丛附近的草地上围成一圈跪在那里。他们是多么令人惊奇啊：三个穿戴整齐的人儿被平空变了出来。刚刚还是两个年轻姐妹依恋在一起，相拥着准备亲吻，仿佛转眼之间就是两个中年的已婚女人，一起站在一小片草坪上面对着一群小孩子（当然是瓦妮莎的孩子；没有弗吉尼亚的孩子，将来也不会有）。这儿是严肃而英俊的朱利安；这儿是面色红润的昆廷，红红的手里拿着那只鸟（一只画眉）；这儿是小安杰莉卡，蹲在离哥哥们稍远一些的地方，哥哥手里抓着的灰色小鸟使她既害怕又着迷。多年以前，当朱利安还很小的时候，弗吉尼亚和瓦妮莎给小孩子和小说里的人物想名字，那时弗吉尼亚曾建议瓦妮莎给未来的女儿起名叫克拉丽莎。

“你们好呀，丑家伙们。”弗吉尼亚大声打招呼道。

“我们发现了一只鸟，”安杰莉卡宣布道。“它生病了。”

“我听说了。”弗吉尼亚答道。

“它还活着，”昆廷如学者般严肃地说。“我想我们也许能够救活它。”

瓦妮莎使劲捏了捏弗吉尼亚的手。哎，弗吉尼亚心里想，快到喝下午茶的时候了，出现了死亡。对孩子，或者说对任何人，究竟应该说些什么？

“我们可以使它舒服一点，”瓦妮莎说。“但是这只鸟到了应该死去的时候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就这样，女裁缝一剪刀剪断了鸟的生路。行了，孩子们，这样就可以了。瓦妮莎没有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是也没有用谎言欺骗他们，即便是出于怜悯也不会这样做。

“我们应该给它做一只盒子，”昆廷说，“并且把它拿到屋子里面去。”

“不行，”瓦妮莎答道。“它是只野鸟，会希望死在野外的。”

“我们要举行个葬礼，”安杰莉卡欢快地说，“我要在葬礼上唱歌。”

“它还活着呐。”昆廷严厉地对她说道。

上帝保佑你，昆廷，弗吉尼亚心里想道。有朝一日会不会是你握住我的手，照料着我的临终时刻，而其他的人都在偷偷的练习将要在我的葬礼上发表的悼词？

朱利安说，“我们应该用草给它做一张床。安吉，你拔点草好吗？”

“好的，朱利安。”安杰莉卡说。她听话地开始一把把地拔草。

朱利安；啊，朱利安。可曾有过比朱利安，瓦妮莎十五岁的大儿子，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大自然固有的不公正呢？朱利安坚定，坦率，高贵；他拥有一种优雅健壮、如骏马般的美，这美是如此自然，表明美本身是人的固有状态，而不是总体设计中的一种变异。昆廷（上帝保佑他），有才华，好挖苦人，十三岁的年纪就满可以在皇家骑兵里当个坚强的脸蛋红扑扑的上校了。而安杰莉卡具有完美的体型，才五岁就显示出了精心在意地修饰出来的白皙美丽，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美不会持续到成年。很明显，老大朱利安自然而然地就是这个家庭的故事中的主角，全家最宏伟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谁能够责备瓦妮莎对他的偏爱呢？

“咱们要不要也摘几朵玫瑰花？”弗吉尼亚对安杰莉卡说。

“要摘，”安杰莉卡答道，一面仍忙着拔草。“摘黄颜色的。”

在和安杰莉卡一起到玫瑰园去之前，弗吉尼亚仍握着瓦妮莎的手站立了片刻，望着瓦妮莎的孩子们，仿佛他们是她也许会、也许不会跳进去的一池水。这，弗吉尼亚心里想，是真正的成就；在华而不实的实验性的小说、旧照片及舞会穿的盛装，还有奶奶画的她渴望中的、虚构的风景画的瓷盘都一股脑儿地被打发掉之后，这，将依然存在。

她松开了手，走进花园里，跪在安杰莉卡旁边，帮助她做一张让画眉可以在上面死去的床。昆廷和朱利安站在近处，但是安杰莉卡显然是参加这个葬礼的成员中最热心的一个，她在装饰和礼节上的鉴赏力必须受到尊重。不知怎的，在这里，安杰莉卡成了丧偶者。

“好啦，”弗吉尼亚和安杰莉卡一起把草堆放成一个鼓起的小草堆后说道。“我想它应该会很舒服了。”

“是只母鸟吗？”安杰莉卡问道。

“是的，母鸟要大一点，颜色也更灰一点。”

“它有蛋吗？”

弗吉尼亚犹豫着。“我不知道，”她说。“其实我们判断不出来，对不对？”

“等它死了以后，我要找它的蛋。”

“行啊，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也许在屋檐下什么地方会有一窝蛋。”

“我要找到它们，”安杰莉卡说，“然后让它们孵出小鸟来。”

昆廷笑了起来。“你自己趴在鸟蛋上孵吗？”

“不，你这个傻瓜。我会把它们孵出来的。”

“啊。”昆廷说，弗吉尼亚没有看他们就知道他和朱利安在悄悄地嘲笑安杰莉卡，也许这嘲笑的对象还扩展到了她自己身上。即便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男人仍在他们有力的手中掌握着死亡，并且亲切地嘲笑女人们，她们安排丧葬用的床，谈论凭借魔法或全靠意志力，使被抛弃在自然景色中的微小的、未成熟的生命得到拯救。

“现在好了，”弗吉尼亚说，“可以把鸟放在上面做葬礼的准备了。”

“不行，”安杰莉卡说。“还没有放玫瑰呢。”

“没错。”弗吉尼亚答道。她差点反对，说应该先把鸟放好，再把玫瑰放在鸟身体的四周。显然应该这么做。她心里想，你会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争论这类事情的，如果瓦妮莎和男孩子们没有在看着她们的话，你会的。

安杰莉卡拿起一朵她们摘下的黄玫瑰，小心翼翼地沿着草堆的边缘放好。她放了一朵又一朵，直到她把玫瑰花蕾、带刺的花梗和叶子大致围成了一个圆圈。

“真好看。”她说，令人惊奇的是，确实挺好看。弗吉尼亚怀着出乎意料的喜悦看着这花和刺构成的小圆圈；这张天然的临终床。她很想自己躺到上面去。

“咱们把它放进去，好吗？”她轻声对安杰莉卡说。弗吉尼亚向安杰莉卡弯过身去，仿佛她们分享着一个秘密似的。有某种力量在她们之间流动，这是一种合力，既非母性的，也非情欲的，但是包含了两者的成分。这里有着某种理解，其博大的程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弗吉尼亚能够明确无疑地感觉到它，就像她的皮肤能够感觉到气候一样，但是当她深深地凝视着安杰莉卡的脸的时候，她从安杰莉卡明亮而茫然的眼睛里看出，她已经对这个游戏感到不耐烦了。她已经把草和玫瑰安放好了；现在她想尽快处理完小鸟的事，好去找鸟窝。

“好的。”安杰莉卡说。刚五岁，她已经会对眼前的任务装出一副认真热情的样子，其实她真正希望的是大家都对她的工作表示赞赏，然后给她自由。昆廷手里捧着鸟，跪了下来，轻轻地，非常非常轻地把它放在草堆上。唉，如果男人是野兽，而女人是天使——如果一切就这么简单该多好。弗吉尼亚想到伦纳德对着校对稿皱眉的样子，他决心不仅要清除排字上的错误，而且要清除错误所反映出来的由平庸而生的不论什么污点。她想到去年夏天，朱利安袖子卷到胳膊肘上，划船横渡乌斯河的情景，似乎就在那一天，那一刻，他成了一个男子汉，不再是孩子了。

昆廷把手拿开时，弗吉尼亚看到小鸟紧缩在草堆上，翅膀合起紧贴着身体。她知道鸟已经死了，在昆廷的掌心里就已经死了。它似乎希望自己缩得越小越好。它的一只眼睛，一粒完美的小黑珠子，睁着；它灰色的脚，比你想象的要大，蜷缩在了一起。

瓦妮莎走到弗吉尼亚身后。“咱们让它留在这里吧，大家走吧，”瓦妮莎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安杰莉卡和昆廷很乐意地离开了。安杰莉卡开始巡视屋子，眯着眼查看屋檐。昆廷在紧身运动衫上擦了擦手，然后走进屋子里去洗手。（他是不是认为鸟在他的手上残留下了死亡？他是不是认为上等英国肥皂和弗吉尼亚姨妈的一条毛巾能够洗掉死亡的残留？）朱利安留在瓦妮莎和弗吉尼亚身边，仍在照料着这小小的尸体。

他说，“鸟窝让安吉激动得忘记唱赞美诗了。”

瓦妮莎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来早了，连茶也不给喝了？”

“不会的，”弗吉尼亚答道。“没有内利帮助，我也完全有能力煮茶。”

“那好吧。”瓦妮莎说，她和朱利安转身向屋子走去，朱利安的手伸进了母亲的臂弯。在跟随他们离去之前，弗吉尼亚在玫瑰花圈中的死鸟旁又停留了片刻。它可以是一种女帽。它也可以是女帽和死亡之间那缺失的一环。

她很想代替小鸟躺在那里。不能否认，她很愿意这样。瓦妮莎和朱利安可以继续做他们的事情，喝茶，旅行，而她，弗吉尼亚，一个和小鸟一样大小的弗吉尼亚，将听任自己从一个瘦骨嶙嶙的、不随和的女人，变形成一顶女帽上的装饰物；一件荒唐的、冷漠的东西。

克拉丽莎，她思考着，终究不是死神的新娘。克拉丽莎是那张放新娘的床。

1.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作品有教堂壁画及祭坛画等。

2.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建筑、艺术、音乐、文学领域的一种风格，巴罗克风格多装饰曲线以追求动势和起伏，以铺张浮华为特色。

达洛维夫人

克拉丽莎在一只花瓶里放了十二枝黄玫瑰。她把花瓶拿到起居室里，放在了矮茶几上，她往后退了退，试着往左边挪了几英寸。她要尽自己所能为理查德举办一次最好的晚会。她要努力营造出一种短暂的甚至会是平凡的然而是特有的完美气氛。她务必要让他处于真正尊敬和赞赏他的人之中（她为什么要邀请沃尔特·哈迪，她怎么能这样软弱呢？）；她要保证他不会累着。这是她献给他的敬意，她的礼物。除此之外，她还能给他什么呢？

她正回身往厨房走去的时候，内部通讯系统响了起来。这会是什么人呢？也许是她忘记了什么该送的货，或者是承办晚会饮食的人送东西来了。她按下了通话键。

“谁呀？”她问。

“路易斯。是路易斯。”

“路易斯？真的吗？”

克拉丽莎按下蜂鸣器给他开了门。当然是路易斯啦。不会有别人，肯定不会有哪个纽约人，不先打个电话就来按门铃。没有人会这么干的。她打开房门，怀着巨大的、几乎是令人眩晕的期待感走到过厅里，这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特别，她从来没有在别的情况下经历过，以致不久以前她决定就用路易斯给这种感情命名。现在就是这种路易斯感情，其中贯穿着忠诚和内疚、吸引力、明显的怯场成分以及纯洁的未被玷污的希望，似乎路易斯每一次出现，最终都可能带来一个好消息，消息好到什么程度，甚至连是什么具体性质的消息，都是你根本无法预料的。

片刻之后，路易斯本人在过道拐弯处出现了。已经有多久了，五年多了，可他一点都没有变。同样是一头惊人的粗硬的白短发，走起路来同样劲头十足、样子古怪，同样随随便便、看起来却挺对路的衣着。他昔日的美，他那有力的猛狮般的姿态，在二十年前就令人吃惊地突然消失了，而现在的这个路易斯——一头白发，结实健壮，充满了隐秘的、有节制的情感——他的出现颇像一个矮小的、不起眼的男人从坦克的炮塔上跳下来，大声宣称是他，而不是坦克，夷平了你的村庄。路易斯，昔日令人渴望的对象，结果证明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教戏剧的老师，一个无害的人。

“嗨，你好。”他说。

他和克拉丽莎拥抱。当克拉丽莎松开胳膊时，她看见路易斯灰色的近视的眼睛湿润了。他一向很容易流眼泪。而更为伤感、更易气愤的克拉丽莎却似乎从来不哭，虽说她常常想哭。

“你什么时候到城里来的？”她问道。

“前天。我出来散步，发现自己走到了你这条街上。”

“看见你真高兴。”

“看见你我也很高兴。”路易斯说，他的眼睛又一次充满了泪水。

“你这个时候出现简直巧极了。我们今晚要为理查德举行一个晚会。”

“是吗？为了什么？”

“他获得了卡卢瑟斯奖。难道你没有听说吗？”

“什么奖？”

“是颁发给诗人的奖。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你没有听说过，我很吃惊。”

“哦。祝贺理查德。”

“我希望你能够参加。看见你他会欣喜万分的。”

“他会吗？”

“当然会。咱们干吗在这里，简直就是在门厅里站着？进屋去吧。”

她见老了，路易斯跟在克拉丽莎身后走进她的公寓时心里在想（八步，转弯，再走三步）。她见老了，路易斯惊奇地想道。这事最终还是发生了。遗传基因的引发线是多么奇特的东西，躯体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地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地前进，却会在几年之中在年龄面前低下了头。路易斯感到很惊奇，自己对克拉丽莎反常延续着的青春盛年的相对突然的结束竟感到如此悲哀，如此缺少满足感。他多少次幻想过克拉丽莎的老去？这是他的报复，是解决宿怨的唯一方式。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岁月，所有的爱和努力，到头来理查德却把生命的最后岁月花在写一个女人身上，一个在西第十街连排屋中有一个住宅的女人。理查德写出了一部全面详尽地关注女人的小说（其中有五十多页篇幅的一章描写这女人选购指甲油的情景，可是她最后却又决定不买了！）而老路易斯.W成了个群众角色。路易斯只在一个场景里出现，还是相对较短的一场，他在里面没完没了地抱怨世界上缺乏爱。有他的就这么一点。这就是和理查德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和他住过六个不同的公寓、拥抱他、干得他昏天黑地；和他一起吃了几千顿饭；一起到意大利旅行，以及在树下度过的那个时刻以后得到的报答。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斯作为一个抱怨缺乏爱的可悲的人物出现在小说里，并且会以这样的形象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你住在什么地方？”克拉丽莎问道。

“和詹姆斯一起，住在那家三流汽车旅馆里。”

“他还住在那儿？”

“他的一些食杂物品还在那里。我看见一盒颗粒面，我记得是五年前在店里给他买的。他企图否认是同一盒面，可是我记得很清楚，盒子的一角凹下去了一块。”

路易斯用一根指尖摸了摸鼻子（先左侧，再右侧）。克拉丽莎转身面对着他。“瞧瞧你。”克拉丽莎说，他们再一次拥抱，几乎拥抱了整整一分钟（他的嘴唇轻吻着她的左肩，然后移动了一下用嘴唇去轻吻她的右肩）。是克拉丽莎先松开的。

“想喝点什么吗？”她问道。

“不了。好吧，还是喝点吧。来一杯水？”

克拉丽莎走进厨房。她仍旧是多么冥顽不化，举止是多么令人恼怒的得体。路易斯心里在想，克拉丽莎多年来一直就在这里。和她的女朋友（或者叫伴侣，或者不管她们怎么称呼自己）就住在这些房间里，上班，回到这个家中。她一直这么过了一天又一天，去看戏，去参加聚会。

他在想，世界上的爱真是太少了。

路易斯四步迈进了起居室。他又来到了这儿，来到了有花园、有深厚的沙发、有上好的小地毯的凉爽的大房间里。有关这套公寓的一切他都归咎于萨莉，是萨莉的影响，萨莉的风格。萨莉和克拉丽莎居住在和上层阶级在西村的公寓一模一样的一套房子里；你想象某人的助手拿着带弹簧夹的写字板大步走过；法国皮扶手椅，有，打个勾；斯蒂克利古斯塔夫桌子，打勾；挂着植物照片的亚麻色的墙，打勾；点缀着国外买来的小小的珍品的书架，打勾。甚至那些古怪的东西——跳蚤市场买来的镶贝壳的镜子框，画着目光挑逗的美人鱼、表面片片剥落的南美洲的旧箱子——都给人以一种精心蓄意安排的感觉，仿佛艺术指导全部看过一遍之后说，“还不够令人信服，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告诉我们，住在这里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克拉丽莎拿着两杯水（加冰和柠檬的碳酸饮料）走回来，路易斯看见她的身影，闻到了三十多年前维尔弗里特的空气的气味——松树和青草、略带咸味的水的气味。他心情激动起来。她是老些了，可是——没有必要否认这一点——她仍然有着那种严厉而迷人的风度；那微带男子气的、贵族气质的性吸引力。她身材仍然苗条。不知怎的，她仍然散发出一种浪漫爱情未能如愿的风情，此刻，路易斯在这间幽暗而富足的房间里看着她，心中想起了年轻士兵的照片，那些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们，面容坚定，神态安详；不到二十岁就阵亡了，他们作为未能实现的希望的化身，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们的照片放在相簿中或者墙边桌上，英俊、自信，死亡也不能影响他们，正如尽管有工作、杂务和令人失望的假期，活着的人仍然继续生存着一样。此刻的克拉丽莎使路易斯想到一个士兵。她似乎从一个昔日的王国中向外张望着这个老去的世界；她似乎和照片中的亡者同样悲哀，同样单纯，同样不可战胜。

她递给路易斯一杯水。“你看上去不错。”她说。路易斯年轻时脸上就开始显出中年的样子：鹰钩鼻和浅色的总是露出惊讶神情的眼睛；硬直的眉毛；骨头突出的宽下巴底下青筋暴出的脖子。他生就应该做个农场工，像杂草般强劲，受风雨的摧残，五十年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如果在地里耕作收获，只要一半的时间就会有同样的结果。

“谢谢。”路易斯说。

“感觉你仿佛一直在很远的地方。”

“我确实在很远的地方。回来了很高兴。”

“五年了，”克拉丽莎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连一次都没有到纽约来过。”

路易斯喝了三大口水。过去五年中他好几次回到纽约，但是没有打电话。虽然他从来没有下决心特意不见克拉丽莎或理查德，但事实上他确实没有打过电话。那样似乎更简单一些。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路易斯说。“我对教书这一套厌烦了，我年纪太大，太刻薄，太穷了。我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真的吗？”

“呃，我也不知道。别担心，我不会回学校去读工商管理硕士之类的。”

“我以为你爱上了旧金山。我以为我们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谁都指望你爱上旧金山。真叫人郁闷。”

“路易斯，理查德和过去可大不一样了。”

“很糟吗？”

“我只不过希望你有所准备。”

“这些年你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路易斯说。

“是的。”

路易斯认定她是个端庄而平凡的女人。不多不少，就是这样。克拉丽莎在沙发上坐下，路易斯犹豫了片刻后，迈了五步，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当然，我看了那本书。”他说。

“是吗？那很好。”

“难道不是挺怪的吗？”

“是挺怪的。”

“他都没有费心把你的名字改一下。”

“那不是我，”她说。“那是理查德想象中的一个和我有点相像的女人。”

“是一本简直怪得要命的书。”

“大家好像都这么认为。”

“这书给你的感觉是有一万页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突然，砰！她自杀了。”

“是她的母亲。”

“我知道。不过还是完全出乎意料。”

“你的看法几乎和所有的评论家完全一致。他们等了那么久，为了什么？九百多页的调情，最后突然死亡。不过确实有人说小说写得很美。”

路易斯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这些玫瑰很美。”他说。

克拉丽莎倾身向前，把花瓶向左稍微移了移。天哪，路易斯心里想，她超越了为妻之道，成了她自己的母亲。

克拉丽莎笑了起来。“瞧瞧我，”她说。“一个为玫瑰瞎忙活的老太婆。”

她总是知道得比你以为她知道的要多，使你感到惊讶。路易斯不知道，这些充斥着克拉丽莎作为女主人的聪明的表演，这些小小的自知之明的流露，是不是刻意而为的。有时她似乎能够看出你在想什么。她基本上会说，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我同意你的想法，我可笑，我本应该比现在强得多，我也希望不是这样，可是我好像身不由己，这类话常会消除你的戒备。你会发现自己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从对她的恼怒变得要去安慰她，帮助她回到她的表演之中，好使她再次感到舒服自在，而你可以再去继续感到恼怒。

“看起来，”路易斯说，“理查德病得不轻。”

“是的，他身体的状态已经不再十分可怕了，但是却神志恍惚。恐怕他的病情已经太严重了，对有些人有效的蛋白酶抑制剂对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这想必很可怕。”

“不过他还是那个理查德。我的意思是，他身上的某种始终如一的特点，某种理查德特性，一点都没有变。”

“那很好。那还算幸运。”

“还记得维尔弗里特的大沙丘吗？”她问道。

“当然。”

“不久前我在想，我死了以后说不定希望把骨灰撒在那里。”

“这种想法太病态了。”路易斯说。

“可是你会想这种事的。怎么可能不想呢？”

克拉丽莎那时就相信，今天仍然相信，维尔弗里特的大沙丘在某种意义上将永远伴随着她。不论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她将永远拥有这个地方。在夏天她将永远站在一个高高的沙丘上。她将会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带着些微的忧伤，穿着理查德的棉运动衫，他的一只手亲昵地搂着她的脖子，路易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望着大海的波浪。

“那时候我对你生气极了，”路易斯说。“有时候几乎连看都不想看你。”

“我知道。”

“我努力想表现得好一点。我努力想做到坦诚，不要有偏见。”

“我们大家都努力了。我想我们的机体未必能够完全做得到。”

路易斯说：“我开车回去过一次。去到那所房子。我想我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你没有说过。”

“那是我即将去加州前的事。我在波士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关于戏剧之未来的专题讨论组里，简直糟糕透了，他们运来了一帮保守顽固、自命不凡的老家伙大人物，好给研究生一些笑料。会后我情绪特低，就租了一辆车，开到维尔弗里特去。我几乎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那所房子。”

“我也许并不想知道下文。”

“不，房子还在那儿，看起来仍是老样子。装修过一下，重新漆过，有人给添了一块草坪，在树林里，这块草坪看上去有点怪，就像铺满整个地板的地毯一样。但是房子依然竖立在那儿。”

“真想不到。”克拉丽莎说。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那所房子依然竖立在那儿，不知怎的让人感到更糟。糟糕的是，阳光、黑暗、然后又是阳光每天进入、离开那些房间，雨点继续落在那片房顶上，可以去重游那整个地方。

克拉丽莎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到那里去一次。我很想站在那个沙丘上。”

“如果你想把骨灰撒在那里，是的，你应该去进一步确定一下。”

“不了，你刚才说得对，我的想法的确病态。夏天我常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克拉丽莎突然想把自己的一生展露在路易斯的面前。她想把一切，所有那些无法作为故事来讲的、生动的、乏味的时刻，统统倒在路易斯脚旁的地板上。她想和路易斯坐在一起，仔细探究它们。

“好吧，”她说道。“再对我讲点旧金山的情况吧。”

“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市，饭馆极好，生活平淡。我的学生多数是些低能儿。真的，我一有可能就尽快回到纽约来。”

“好。你回到这里太好了。”

克拉丽莎轻抚着路易斯的肩膀，似乎他们俩会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地上楼到卧室去，一起脱去衣衫。似乎他们俩并不是像恋人那样到卧室脱去衣衫，而是像在角斗场上幸存下来的古罗马角斗士，发现自己遍身是血，伤痕累累，但奇迹般地活着，而所有其他的角斗士都已死去。他们在解除胸铠和护胫时会畏缩，他们会怀着柔情和敬意凝望对方；当纽约在窗外喧嚣，当理查德坐在他那把椅子里倾听出现的声音，当萨莉和奥利弗·圣艾弗斯在城郊共进午餐的时候，他们会温柔地拥抱在一起。

路易斯放下杯子，拿起，又放了下去。他的脚在地毯上轻踏了三下。

“不过事情有点复杂，”他说道。“你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人。”

“是吗？”

“他叫亨特，亨特·克莱顿。”

“亨特·克莱顿。嗯。”

“他是我去年的一个学生。”路易斯说。

克拉丽莎身子向后一靠，恼火地叹了口气。这是第四个了，至少是她知道的人里面的第四个。她很想一把抓住他，对他说，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不能再这样了。你是这样看重你自己，却又把自己整个奉献给某个小伙子，仅仅因为他碰巧年轻漂亮，眼看着你这样，真让我无法忍受。

“他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路易斯说。“他演的关于在南非作为白人和同性恋者成长的那些剧简直出色极了。非常了不起。”

“哦。”克拉丽莎说。她想不出有别的什么话可说。她很为路易斯难过，而且十分恼火，然而她又想，路易斯恋爱了，他爱上了一个年轻人。他五十三岁了，而前面却仍然有着这一切：性生活，荒唐的争论，极度的痛苦。

“他很了不起。”路易斯说。但完全出乎他自己的预料，他居然开始哭了起来。眼泪开始得再简单不过了，就是眼睛背后一热，视线模糊了起来。他经常会被这种感情的突然发作所攫住。一首歌可以引发，甚至看见一条老狗也会引发这种感情。不过会过去，通常是会过去的。但是这一次，他几乎还没有意识到，眼泪就开始从眼睛里流了下来，有一小会儿，他身体的一个部分（就是管数台阶、喝水、拍掌的那个部分）对自己说，他哭了，真奇怪。路易斯向前弯下身子，双手捧着脸，抽泣着。

事实是，他并不爱亨特，亨特也并不爱他。他们只是有暧昧关系，如此而已。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都想不到他。亨特还有别的男朋友，整个未来都计划好了，而当他离开以后，路易斯私下不得不承认，他不会太想念亨特尖声的大笑，他磕掉了一小块的门牙，和他任性的沉默。

世界上的爱太少了。

克拉丽莎用手掌搓揉路易斯的背。萨莉说过什么来着？我们从来不打架。是在什么地方的一次晚餐时说的，是一年或者更早以前的事。晚餐吃了一种什么鱼，厚厚的奖章形的鱼块浸在鲜黄色的浇汁里（那时候似乎什么都浸在鲜黄色的浇汁里）。我们从来不打架。这是真的。她们拌嘴，生闷气，但是从来没有大发雷霆，没有大喊大叫或哭泣，没有打碎过一只盘子。似乎一直觉得她们还没有打过架，她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长到爆发全面大战；一旦她们努力通过初期的协商解决了问题，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有足够的把握，能够真正放松以后，一切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就出现在了她们的面前。她心里一直在想些什么？她和萨莉不久就要庆祝她们共同生活十八周年了。她们是从来不打架的一对。

当她揉搓路易斯的后背的时候，克拉丽莎暗自在想，把我带走吧。我想要一场注定没有未来的爱。我想要黑夜里的街道，任风吹雨打，没有人会奇怪我身在何处。

“真不好意思，”路易斯说。

“没关系。天哪，看看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吧。”

“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他站起身来，走到落地窗前（七步）。透过泪花，他看得见低矮的石槽里的青苔、一铜盘清澈的水面上漂着一片白色的羽毛。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会哭。他回到了纽约。他似乎是为了这座奇怪的花园在哭，为了理查德的病（为什么路易斯躲过了这一劫？），为了这间有克拉丽莎在里面的房间，为了这一切在哭。他似乎为了一个仅仅和真实的亨特相像的亨特在哭。这另一个亨特有着强烈而悲剧性的高贵气质，真正的智慧，秉性谦和。路易斯为他而哭。

克拉丽莎跟在他身后。“没关系，”她再次说道。

“愚蠢，”路易斯喃喃道。“愚蠢。”

前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是朱莉娅，”克拉丽莎说。

“糟糕。”

“别担心。她看见过男人哭。”

是她那该死的女儿。路易斯挺起胸，从克拉丽莎手臂下侧身迈向一边。他继续看着外面的花园，力图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他想着青苔，想着喷泉。突然，他对青苔和喷泉真正产生了兴趣。

多么奇怪呀，那个声音在说。他为什么会想着这样的东西？

“你好。”朱莉娅在他身后说。她没有说“嘿”。她向来都是个严肃的小姑娘，机灵而乖僻，个子太大，言行古怪。

“嘿，亲爱的，”克拉丽莎说。“你记得路易斯吗？”

路易斯转过身子面对着她，好吧，就让她看见他哭来着。他妈的。

“我当然记得。”朱莉娅说。她向他走过来，伸出了手。

她现在十八岁了，也许是十九岁。她竟是这样出乎预料的端庄健美，变化太大了，以致路易斯担心眼泪又会重新流出来。他上次看见她的时候，她大约十三岁，邋邋遢遢，长得太胖，连她自己都觉得难堪。她仍旧不算漂亮，永远也不会漂亮，但是她拥有了一些她母亲的风度气质，那份出色的、心中有数的态度。她像一个年轻的运动员那样端庄健美，充满自信，头发短得和剃光了差不多，肤色粉红。

“朱莉娅，”他说道。“看见你太好了。”

她有力地握住他的手。她的鼻子上戴着一个细细的银环，健壮，肉感，充满了勃勃生机，像个理想化了的刚从田间回来的爱尔兰村姑。她必定很像她的父亲（路易斯心里幻想过这个人的样子，想象他是个魁梧的金发碧眼的青年，穷困潦倒，也许是个演员或画家，一个情爱高手，罪犯，走投无路的小伙子，沦落到出卖自己的体液，向血库卖血，向精子库卖精子）。路易斯心里琢磨，他想必高大、粗犷，像凯尔特人神话中的人物，因为眼前就是朱莉娅，即使穿着紧身短背心和短裤，黑色军靴，看上去也觉得她应该在一只胳膊下挟一捆大麦，另一只胳膊下挟一只小羊才对。

“你好，路易斯。”她说。她握着他的手，但是没有晃动。当然，她知道他哭过。她似乎并不特别惊奇。关于他，她听到的会是些什么？

“我得走了。”他说。

她点了点头。“你在纽约待多久？”她问道。

“只待几天。不过我要搬回来了。看见你很高兴。再见，克拉丽莎。”

“五点钟。”克拉丽莎说。

“什么？”

“晚会。五点开始。请你一定要来。”

“我当然会来的。”

朱莉娅说，“再见，路易斯。”

她是一个端庄健美的十九岁的姑娘，她说你好和再见，而不是“嘿”和“拜拜”。她的牙齿特别小，非常白。

“再见。”

“你会来的，是吧？”克拉丽莎说。“答应我你会来。”

“我答应。再见。”他自己走出了那套公寓，眼睛里仍有模糊的泪水；他对克拉丽莎感到怒不可遏；隐隐约约地、荒唐地爱上了朱莉娅（他，一个对女人从来不感兴趣的人，从来也不——这么多年以后，回忆起那次试图和克拉丽莎上床那可怕的、不顾一切的行为时，他仍会浑身发抖，而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对理查德拥有的权利）。他想象自己和朱莉娅一起跑出那套可怕而高雅的公寓；使自己和她远离那亚麻色的墙和植物照片，远离克拉丽莎和她的加了柠檬片的碳酸饮料。他沿幽暗的过道走去（二十三步），穿过一道门进入前厅，然后走出大门，来到西第十街。阳光像闪光灯般在他面前突然迸发。他充满感激地重新加入到世人之中：一个东张西望的男人在遛两条德国种小猎狗，一个穿深蓝色西服的胖子浑身大汗，颇为壮观，一个秃头女子（是时髦还是化疗的结果？）倚在克拉丽莎那栋楼的墙上使劲吸烟，她的脸活像新近肿起来的青紫块。路易斯将要回到这里，回到这个城市；他将居住在西村的一个公寓里，下午坐在但丁咖啡馆里，一杯浓咖啡、一根香烟。他不老，还没有老。前天夜里，他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停下车来，站在星空之下，直到感觉到了自己的灵魂——或者不管你把它称为别的什么——的出现；这个曾经是个稚童的持续存在的灵魂，突然——似乎刚刚过了不久——在沙漠的寂静中站立在了群星闪烁的天空下。他怀着困惑的好感想到了自己，那年轻的路易斯·沃特斯，他年轻时代企图和理查德一起生活，理查德对他的胳膊和屁股的始终不懈的崇拜，使他有时得意，有时气愤，在罗马火车站的一次大争吵之后，终于永远地离开了理查德（具体是因为理查德收到的克拉丽莎的那封信，还是因为路易斯对于自己作为他们三个人中较为幸运但较少才能的一员，已经不再感兴趣了？）。那个路易斯，当时仅仅二十八岁，但确信自己年纪已大，失去了很多机会，便一走了之，离开理查德，登上了一列后来发现是开往马德里的火车。当时这似乎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短暂的姿态，但随着火车隆隆向前行驶（列车长气愤地告诉了他列车的终点），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满足。他自由了。现在，他几乎想不起他在马德里度过的那些漫无目的的日子了；他甚至不能清楚地记起那个意大利小伙子了（他的名字真的会是弗朗哥吗？），意大利小伙子最终说服他放弃了和理查德相爱的这个漫长而无望的关系，去寻求较为简单的恋情。他清楚地记得的是坐在一列开往马德里的火车上，感受到了那种他想象中只有摆脱了尘世的躯壳、然而仍然拥有他们根本的自我的灵魂才能感受到的幸福。他往东向大学走去（七十七步到街角）。他等着过马路。

1.·斯蒂克利（1858-1942），美国家具设计师。

布朗太太

她开着自己的雪佛莱牌汽车沿帕萨迪纳高速公路行驶，穿过去年大火留下的片片焦痕的山丘，感到自己似乎在做梦，或者，更确切地说，仿佛这是她回忆起的很久以前梦里的一次行车。她感到自己所看见的一切都似乎被固定在了那一天，就像麻醉了的蝴蝶被钉在板上一样。这里是小山丘焦黑的山坡，上面散布着躲过了大火的劫难的菘蓝色拉毛粉饰的房屋。这里是烟雾蒙蒙的蓝白的天空。劳拉驾轻就熟，车子开得既不太快，也不太慢，间或察看一下后视镜。她是一个置身在汽车里并梦见自己在一辆汽车里的女人。

她把儿子留给了同一条街上的拉奇太太照看。她说自己最后一刻有件和丈夫生日有关的事情要办。

她感到惊慌失措——她想“惊慌失措”是个恰当的字眼。儿子睡觉的时候她试着躺个几分钟；她试图看会儿书，可是没法集中注意力。她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书，觉得孩子、蛋糕以及和基蒂的亲吻把自己给掏空了，精疲力竭。反正，归结起来就是这三个因素，当她拉上窗帘，打开床头灯，躺在双人床上试图看书的时候，心里在琢磨，发疯是不是就像这个样子？她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是这样——当她想象某个人（像她自己这样的女人）发疯的时候，她想到的是尖声叫喊，大声嚎啕，产生幻觉；但是那一刻，显然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要安静得多的方式；一种彻底的麻木和绝望，以致连悲痛这样强烈的感情都会是一种解脱。　　因此，她要离家几个小时。这并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她确保儿子有人照顾，重新烤制了一个蛋糕，把牛排解好了冻，摘好了豆子。做好了这一切之后，她才允许自己离开。她会及时回家来做晚餐，给基蒂的狗喂食。但是现在，眼下，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哪儿？），一个人待着，不受孩子、房子和今晚要举行的小小的晚会的打扰。她带上了自己的手提包，和那本《达洛维夫人》。她穿上了长筒袜、短上衣和裙子；还在耳朵上戴上了她最喜爱的那副简朴的黄铜圆耳坠。她对自己的穿着打扮和干净的汽车感到些许可笑的满足。一只空空的放废弃品的蓝色筐子骑放在轴盖上，像马鞍正好紧贴着马背一样。她知道这很可笑，然而这无可挑剔的整齐有序给了她慰藉。她驾车离开家，干净利落，衣着入时。

在家里，新做的蛋糕放在铝制的蛋糕保鲜盒里，保鲜盒上有个形状像橡树果的捏手。这比头一个蛋糕做得好，上过两层糖霜，因此糖霜里没有沾上蛋糕碎屑（她又参考了另一本烹调书，得知糕点师把第一层糖霜叫做“碎屑层”，而任何蛋糕都应该上两层糖霜）。这个蛋糕上用优美的白颜色的字写着“生日快乐，丹”，一簇簇黄色的玫瑰花没有挤到这行字。这是个挺好的蛋糕，本身可以说很完美，然而劳拉仍觉得失望。它使人感到不够专业，是家里做出来的，总似乎有点毛病。“Happy”（快乐）里的那个“y”不如她希望的那样，而且有两朵玫瑰是歪的。

她摸了摸嘴唇，这是基蒂的吻曾短暂停留过的地方。她并不特别介意这个吻，以及它具有或者不具有的含义，只是这给了基蒂一些优势。爱是深邃的，神秘的——谁会想去弄明白它的每一个细节呢？劳拉对基蒂怀有欲望。渴望她的力量、她轻松快乐地对待挫折、她莫测高深的内心中变幻着的粉红和金色的光以及她用洗发香波洗过的鬈发深处。劳拉对丹也怀有欲望，是较为隐秘、不那么高雅的一种欲望，更为微妙地伴随着残忍和羞愧。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欲望，像骨头碎片一样锋利猛烈。她能在厨房和基蒂接吻，同时也爱自己的丈夫。她能够预料丈夫的嘴唇和手指给她带来的使她感到眩晕的快感（这是不是她对他的情欲所怀有的渴望？），而仍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再度和基蒂接吻：在厨房里，在孩子们在海浪里尖声欢叫的海滩上，或者两人抱着折叠好的毛巾在过道里，低声笑着，兴奋，无望，如果说是爱上了对方，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的鲁莽，说声“嘘”就迅速分开，各自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使劳拉感到遗憾的，令她难以忍受的是那个蛋糕。蛋糕使她难堪，可是她无法否认是自己做的。这只是糖、面粉和鸡蛋而已——蛋糕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正是它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她明白这一点；她当然明白。然而她原本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比这个更好、更有意义的蛋糕，即使现在的这个蛋糕表面平滑，祝贺的字也在正中央。她想要的是（她对自己承认）表现为一个真实蛋糕的梦中蛋糕，一个充满了无可否认的深刻的舒适感和富足感的蛋糕。她希望烤制出的蛋糕能够驱除悲哀，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她希望能够做出一个了不起的东西，甚至连那些不爱她的人也认为是了不起的东西。

她失败了。她真希望自己能够不去介意这件事。她心里想，自己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她换到了左边的车道上，踩下油门。在眼前，就在此刻，她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开车去任何一个地方。她的油箱是满的，钱包里有钱。在一两个小时里，她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那以后，人们就会开始惊慌。到五点钟左右，拉奇太太会开始担心，最晚到六点钟她就会开始打电话。如果真到了那么晚，劳拉就需要做出一番解释了，但是眼下，至少两个小时之内她是自由的，真的。她只不过是个在汽车里的女人而已。

当她把车开到查韦斯峡谷的坡顶，市中心楼房的尖顶朦胧地出现在眼前时，她不得不做出选择。在过去的半个小时中，只要笼统地朝洛杉矶市中心开去就行了，但是现在市中心已经在望——那矮墩墩的坚固结实的旧建筑，新建高楼的轮廓——白日刺眼的强光持续弥漫在一切之上，强光似乎主要不是从天空照射到地面，而是来自空气本身，仿佛太空中无形的粒子在散发着持续的、微带朦胧的磷光。这里就是市中心了，劳拉要不就从左车道开进去，要不就换到右车道绕过去。如果她就这么继续开下去，她就会开进洛杉矶周围方圆一百英里的大片延伸的工厂和低层公寓楼之中。她可以向右拐，最终开到贝弗利山，或者到圣·莫尼卡的海滨去，可是她不想购物，又没有带在海滨需要用的东西。在这片广阔、明亮、烟雾朦胧的景象之中，竟然没有什么可去之处，而她想要的——一个她可以看书、思考的幽静的地方——却不容易找到。如果她到一家商店或者餐馆去，她就不得不表演一番——她不得不假装需要或想要什么她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她不得不按部就班地行事；察看商品，拒绝店员的帮助，或者坐在一张餐桌旁，点些什么，吃掉，然后离开。假如她就把车停在什么地方，坐在那里，孤身一人，会很容易遭到犯罪分子的袭击，或者招来那些想要保护她不受犯罪分子袭击的人。她太容易受到伤害，看上去太怪了。

即使是图书馆也毫无幽僻之处，公园也是一样。

她把车开上了左边的车道，驱车进入了市区。几乎是她的身体做出的决定，似乎向左她就进入了一条等待着她的、可以感知到的行动路线，就像有商店橱窗及有树阴的人行道的菲格罗阿大街一样。她要找家旅馆住下。她会说（这是当然的）她要住一夜，她的丈夫很快就会来和她一起住下。只要她付了房钱，只用两个小时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个举动显得如此奢侈和鲁莽，想到可能这样去做就使她感到眩晕，紧张得像个小姑娘。不错，是很浪费——租用一夜的客房，而其实她只打算在里面看上两个小时左右的书——不过目前并不特别缺钱，她在持家上是比较节俭的。其实，一间客房能要得了多少钱？不可能太贵的。

尽管她应该到个便宜的地方去——城郊某处的一家汽车旅馆——可是她无法使自己这样做。这会使她感到太见不得人，太下作了。说不定前台接待员会把她看成是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可能会问她问题。对那类的汽车旅馆她一点经验也没有，说不定还有什么她全然一无所知的行为准则，因此她驱车去了诺曼底旅馆，就在几个街区以外，是一幢伸展开来的白色建筑。这家旅馆很大，很干净，但没有什么出众之处。建筑呈V字形，两侧是白色的十层楼，环抱着一座带喷泉的城市型花园。旅馆具有一种净化处理过了般的正派气氛，针对的客人是旅游者和商务人员，这种客人的到来不会有任何可疑之处。劳拉把车停在旅馆入口处的铬合金天篷下面，天篷上耸立着铬合金制作的、高大的尖尖的字母拼成的旅馆名字。虽然是大白天，天篷下面却有一点夜晚的味道，像在月光之下；一种擦洗干净后的白里透光的明净。深色玻璃门两旁的盆栽龙舌兰似乎对它们自己会在这么个地方感到很惊讶。

劳拉把汽车留给服务生，拿了取车票，穿过沉重的玻璃门走进了旅馆。大厅里一片寂静，十分冷清。远处响起了报时的钟声，清晰而有节奏。劳拉既感到宽慰又感到紧张。她踏着深蓝色的地毯向前台走去。这个旅馆，这个大厅，正是她需要的——它的冷清的不为人知的状态，它那没有一丝气味的空气，以及人们快速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活动。她立刻就感到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一员。这地方太合适了，对一切是如此冷漠。不过，她来到此处的原因是非常牵强的，或者说更糟糕，是根本无法说明的——隐隐约约地，她是为了摆脱一个蛋糕才来到此处的。她打算对前台接待员说，她的丈夫实在脱不开身，要来晚一点，过一个小时左右会带着行李到来。她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撒过谎，没有对她不认识或者不爱的人这样做过。

在前台办手续出乎预料的容易。接待员，一个和她年纪相仿、声音似笛声般悦耳、皮肤极坏的男子，显然不仅对她没有任何怀疑，而且都没有想到会去怀疑她。当劳拉问他，“你们有空房间吗？”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答道，“有，我们有空房间。你需要单人间还是双人间？”

“双人间，”她说，“我丈夫和我住。他带着行李就来。”

接待员看了看她身后，寻找一个在费劲搬箱子的男人。劳拉的脸腾地就红了，但是她没有动摇。

“其实他要过一两个小时才来。他被耽搁住了，让我先来。看看有没有空房间。”

她轻轻按着前台的黑色花岗石台面使自己镇定下来。她的说法显得完全不合情理。如果她和丈夫在旅行，为什么他们开两辆汽车？他们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

然而接待员连眼睛都没有眨巴一下就说，“恐怕我们只有低层的客房了。行吗？”

“行，可以。我们只不过住一夜。”

“那好吧，我看看，你们住十九号房间吧。”

劳拉在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用假名字会使她感到太古怪，太肮脏），付了房钱（“我们早晨可能很早就离店，会特别急，还是先付了好”）。她接过钥匙。

离开前台的时候，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竟然把事情办成了。她拿到了钥匙，走进了门道。电梯间在大厅尽头，电梯的门都是煅铜的，门上是一排明亮的红色数字。在去电梯间的路上，她走过了排列得各不相同的空沙发和空椅子；静止不动的小型盆栽棕榈树；还有玻璃墙后面那个既是杂货店又是咖啡馆的小间，里面有几个穿套装的男人独自坐在柜台式长桌旁看报，有一个身穿浅粉色女招待服装、头戴红假发的年纪稍大的女人，似乎正在说着什么好笑的事情，但并没有对某个具体的人在说，店里还有一块放在底座上的大得可笑的柠檬蛋白酥皮派，已经缺了两片了，上面罩着透明的塑料圆盖。

劳拉按铃叫来电梯，按下了自己楼层的按钮。电梯墙上的玻璃下面有一幅本尼迪克特式鸡蛋的照片：烤面包片上放一片火腿和一个水煮荷包蛋，加上荷兰酸辣酱，在下午两点钟以前可以在旅馆的餐厅里点用。她看着照片，心想刚刚晚了一点，没法点这款本尼迪克特式鸡蛋了。她紧张了这么久，到现在还在紧张，但是这紧张的性质似乎突然变了。她完全能够察觉到自己的紧张和对自己的气愤与失望，但是此时这种情绪转移到了别处。住进这家旅馆、乘这部电梯上楼的决定似乎拯救了她，就像吗啡拯救了一个癌症患者，不是根除了痛苦，而只是使得痛苦易于忍受。几乎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姐妹在陪伴着她，一个满腔怒火，满腹指责不满的反常女人，一个被自己羞辱了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这个不幸的姐妹，而不是劳拉，需要安慰和宁静。劳拉则可以做一个护士，照料着另外一个人的病痛。

她走出电梯，平静地沿走廊走去，把钥匙塞进了十九号房间的锁孔里。

那么，这就是她的房间了；一间绿松石色的房间，没有任何令人惊异或不同寻常的地方，双人床上面铺着绿松石色的床罩，浅黄棕色的木画框里镶着一幅画《春天的巴黎》。房间里有一股气味，烈酒、油松、漂白剂和香皂的气味全都浓重地飘浮在某种不是腐臭甚至也不是污浊然而却很不新鲜的气味之上。她心想，这是一股陈旧的气味，是一个被反复使用的地方所具有的气味。

她走到窗前，将白色薄纱窗帘拉开，拉起了百叶窗。下面就是那个带喷泉的V字形广场、艰难地生长着的玫瑰花丛以及空着的石条凳。劳拉又一次感到她仿佛进入了梦境——在梦里她看着这奇特的花园，下午两点刚过，竟然杳无人迹。她转身离开窗前，脱去鞋子，把那本《达洛维夫人》放在玻璃面的床头柜上，在床上躺了下来。房间充满了旅馆都有的那种特殊的寂静，一种精心照料得来的寂静，非常不自然，笼罩在吱嘎声、咯咯声、轮子在地毯上的滚动声的基础之上的静寂。

她离自己的生活如此遥远。此事竟是如此容易做到。

不知怎的，她似乎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进入到了书中的王国。当然，没有什么比这绿松石色的旅馆房间离达洛维夫人的伦敦更为遥远的了，然而她想象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那个溺水而亡的女人，那个天才，死后可能就住在一个和这个房间很相像的地方。她暗自笑了起来。上帝啊，她默默说道，求求你，让天堂是个比诺曼底旅馆的房间好一点的地方吧。天堂的家具会更好，会更明亮更庄重，但是事实上，天堂也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这种静寂隔绝，这种在持续永存的世界内部的绝对虚空。独自住在这个房间里显得既拘谨又放荡。她在这儿很安全。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她有点像个新娘，斜靠在卧室里，等待着……等的不是自己的丈夫或者别的什么男人。等待的是某个人，某件事情。

她伸手拿过书来。几年前生日时丈夫送她的银书签（“送给我的书虫，爱你的”）夹在她读到的地方。

怀着深深的、愉快的轻松感，她开始读了起来。

她记得有一次把一枚一先令的硬币扔进了公园的蛇形湖里。但是人人都会记得过去的事；而她热爱的是此时、此地、眼前的一切；出租车里的胖女人。那么，这重要吗，她在向邦德街走去时自问，她的生命最终必定会完全停止，这重要吗？没有她而这一切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她感到怨恨吗？抑或，相信死亡使一切完全终结，不也令人感到安慰吗？但在伦敦的大街上，不知怎地，在这儿那儿，经历了沧桑岁月，她幸存了下来，彼得幸存了下来，生活在彼此心中，她坚信自己是家乡树木的一个部分；是那座难看的、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宅子的一部分；是她从未曾得见的人们的一部分；她像一层薄雾，铺展在她最熟悉的人们之间，他们像她看到的树木托起薄雾一般用自己的枝桠将她托起，但她的生活、她自己伸展得是这样遥远。但是，当她往哈查兹书店的橱窗里看去时，她在梦想着什么呢？她想追忆的是什么？

不要再怕炎炎骄阳，

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见莎士比亚《辛白林》第四幕第二场中的一首挽歌。

她读着摊开的书页上这样的诗句时，心中出现的是什么样的乡间白色黎明的意象呢？　　

死亡是可能的。劳拉突然想到，她——任何人——能够如何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胆大包天、令人眩晕的念头，有点脱离实体存在着——它在她的脑袋里微弱但清晰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就像从远处的电台传来的急促而轻微的声音。她可以决定去死。这是一个抽象的、闪烁着微光的想法，并不特别令人恐怖。旅馆的房间是人们做这种事情的场所，不是吗？有可能——说不定甚至有很大可能——什么人就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床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够了，不想活了；有人最后看了一眼这些白色的墙壁，光滑的白色天花板。她知道，你到旅馆去，就离开了自己生活中具体的一切，进入了一个生死两茫茫的地带，一个干净的白色房间，在这里，死亡就不显得那么奇怪了。

死亡，她心里想，可能给人以深深的慰藉；可能使人感到极度的自由：就那么离去。对大家说，我无法应付了，你不明白；我不想再尝试了。她心想，死亡中可能有一种可怕的美，像清晨的冰原或沙漠一样。她仿佛可以进入到那另一种地方，把他们——儿子，丈夫和基蒂，她的双亲，所有的人——全都留在身后，留在这个被摧毁了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变得完整，永远都不会很纯洁了），让他们彼此间说，或者对问起他们的人说，我们以为她没事呢，我们以为她的烦恼都是些一般的烦恼。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她抚摸着肚子，我绝不会。她在这间洁净、静寂的房间里大声说出了这几个字：“我绝不会。”她热爱生活，绝顶地爱，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而且，她要是自杀，就等于也杀死了儿子。等于杀死了儿子、丈夫和仍在她腹中生长的另一个孩子。他们之中谁能够从这种事情里恢复过来？她作为一个活着的妻子和母亲，不论她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做错事也好，发脾气或抑郁消沉也好，都无法和自杀相比。自杀纯粹是罪恶的。它会在周围的气氛中戳出一个洞来，她所营造的一切——按部就班的日子，灯光明亮的窗户，摆好餐具准备晚餐的桌子——就会被吸出洞外、消失殆尽。

不过，知道了（因为不知怎的，突然她就知道了）停止活下去是可能的，她还是感到高兴。能够面对所有的选择，无所畏惧地、老老实实地考虑自己的各种选择，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她想象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纯洁，错乱，被生活和艺术对她的难以实现的要求击败；想象着她口袋里装了一块石头走进河里。劳拉不断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她心里想，自杀会和登记住进一家旅馆一样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伍尔夫夫人

她和瓦妮莎一起坐在厨房里喝着茶。　　

“在哈罗兹店有一件很适合安杰莉卡穿的漂亮上衣，”瓦妮莎说。“可是却没有男孩子的东西，似乎太不公平了。我想把那件上衣送给她做生日礼物，不过当然她不会高兴，因为她认为衣服是本来就该给她买的，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不应该当作礼物。”

弗吉尼亚点了点头。那一刻，她似乎说不出话来。世界是如此丰富：哈罗兹有上衣；有不管你做什么都会失望和生气的小孩；有瓦妮莎放在杯子上的胖乎乎的手；外面还有那只画眉，躺在葬礼的柴堆上是多么美丽，多么像女帽上的装饰品。

有在厨房里的此时此刻，现在。

克拉丽莎不会死，不会死在自己手里。她怎能忍心离开这一切？

弗吉尼亚准备说些有关小孩的什么至理名言。她不怎么知道要说些什么，可是她还是要说点什么。

她想说，够了。茶杯和外面的画眉，小孩衣服的问题，够了。

另一个人会死去。应该是一个比克拉丽莎更有才智的人；应该是一个伤感和具有足够的才能去拒绝世上的诱惑、世上的茶杯和衣服的人。

“也许安杰莉卡——”弗吉尼亚说。

但是内利的出现救了她；内利又愤怒又得意地拿着放有中国茶和糖姜的包从伦敦回来了。她把包举在空中，仿佛要把它扔出去似的。

“下午好，贝尔太太。”她带着刽子手特有的故作平静说。

这里是拿着茶叶和糖姜的内利，而这里永远都是弗吉尼亚，她感到莫明其妙的快乐，不仅快乐，而且生气勃勃地活着，在一个普通的春日和瓦妮莎一起坐在厨房里，而内利，那被征服了的亚马逊女战士，那永远愤愤不平的内利，炫耀着她被迫去买回来的东西。

内利转身走开，弗吉尼亚探身向前亲吻了瓦妮莎的嘴唇，尽管她们之间根本没有这个习惯。这是一个纯洁的吻，够纯洁的，但是刚才，在这个厨房里，背着内利，却使她感到这是最甜蜜愉悦的禁果。瓦妮莎回吻了她。

达洛维夫人

“可怜的路易斯。”

朱莉娅叹了口气，流露出令人惊讶的、上年纪的人特有的、混合着怜悯和难耐的感情，有一小会儿，她似乎像个古代进行母亲式告诫的人物；是几百年以来对男人不可思议的激情怀着怜悯和难耐而叹气的女人中的一个。有一小会儿，克拉丽莎能够想象女儿五十岁时的样子：她会是人们所说的丰满的女人，心宽体胖、极端能干、坚决果断、平淡无奇，一个起早的人。彼时彼刻，克拉丽莎希望自己是路易斯；不是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太苦恼，太困难），而是成为他，一个悲哀的人，一个古怪的人，不忠不贞，无所顾忌，在街头自由放荡地生活。

“是啊，”她说道，“可怜的路易斯。”

路易斯会破坏理查德晚会上的兴致吗？她为什么要邀请沃尔特·哈迪？

“真是个古怪的人，”朱莉娅说。

“如果我拥抱你，你能够忍受吗？”

朱莉娅大笑起来，又变成了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漂亮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看的电影克拉丽莎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她一阵子郁郁寡欢，一阵子兴高采烈。左手上戴了六枚戒指，却没有克拉丽莎在她十八岁生日时送她的那一枚。她鼻子上还戴了一个银环。

“当然能。”她说。

克拉丽莎拥抱了朱莉娅，很快放开了她。“你好吗？”她又问了一遍，然后马上就后悔了。她担心这是自己的一个口头语；是那些会引起子女烦心的没有恶意的小习惯之一。她自己的母亲就有不由自主地清嗓子的习惯。在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之前，她的开场白总是，“我不愿意泼冷水，可是——”这些东西存留在克拉丽莎的记忆之中，至今仍能激起怒火，而她母亲的亲切体贴，谦虚稳重，她的仁慈之举却已在记忆中消失。克拉丽莎老是对朱莉娅说“你好吗？”她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紧张不安（发生了那一切之后，她对朱莉娅怎能不拘谨，怎能不感到些许焦虑不安呢），她这样做，部分原因也是她确实想知道。

她的晚会，她心里想，不会成功的。理查德会感到无聊、生气，而他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她太浅薄；她对这类事情看得太重了。她的女儿想必会在她的朋友面前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可是她竟然有玛丽·克鲁尔这样的朋友！

“我很好。”朱莉娅说。

“你看上去好极了。”克拉丽莎不顾一切由衷地说。至少她表现得慷慨大方，是个赞扬孩子、给孩子信心的母亲，对自己的担忧从不啰嗦个没完。

“谢谢，”朱莉娅说。“昨天我把背包忘在这里了吗？”

“丢下了。就在门旁的挂钩上。”

“太好了。我和玛丽要去买东西。”

“你在哪儿和她碰头？”

“其实她就在这里。在外面。”

“啊。”

“她在抽烟。”

“嗯，也许她抽完烟以后会进来打个招呼。”

朱莉娅的脸因为后悔和别的什么而阴沉了下来——是她过去的怒气又出现了吗？或者只是一般的内疚？一阵沉默。似乎某种常规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它像万有引力般强大。即便你一生叛逆，即便在一个只有女人的家里（父亲只不过是一个标着数目字的小瓶子，对不起，朱莉娅，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他），你尽你所知努力体面地养大了一个女儿——即便如此，你似乎还是发现自己有一天站在一块波斯地毯上，面对着一个由于你而使她不能拥有一个父亲、因而鄙视你的女孩子（她一定还在鄙视你，对不对？），心里充满了一个母亲的非难和不愉快的、受到伤害的感情。也许她抽完烟以后会进来打个招呼。

但是为什么不应该要求玛丽遵守世间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呢？无论你多么了不起，多么生气，你也不能等在别人住处的外面。你进去，打个招呼，硬着头皮把事情做了。

“我去叫她。”朱莉娅说。

“没关系，不用了吧。”

“不，真的，她就在外面抽烟。你知道她这个人。抽烟，还有其他一切。”

“别拽她进来了。真的。去吧，我放你走。”

“不，我希望你们俩相互多了解一点。”

“我们相互非常了解。”

“别害怕，妈妈，玛丽是个可爱的人。她一点点的恶意也没有。”

“天哪，我不是怕她。”

朱莉娅露出了让克拉丽莎大为恼火的心知肚明的微笑，摇摇头，走了出去。克拉丽莎弯下身子，把矮茶几上的花瓶往左挪了一英寸。她很想把这些玫瑰藏起来。如果不是玛丽·克鲁尔就好了。如果是别的什么人就好了。

朱莉娅回来了，后面跟着玛丽。那么，玛丽又一次在这里了——严厉、苛刻的玛丽，一本正经的玛丽，剃光的头上开始露出黑色的头发茬。她穿了一条老鼠灰颜色的宽松长裤，破旧的紧身白背心，背心下面的乳房松垂着（她想必已经年过四十了）。依然是她那沉重的脚步，她那洞察一切、多疑的眼睛。看到朱莉娅和玛丽在一起，克拉丽莎想到的是一个小姑娘拉回了家一条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牙齿颜色都变了的流浪狗，虽然可怜，但最终会是个危险的家伙，它表面上需要一个好好的家，但是事实上，任何爱或者慷慨的给予都无法触动它深入到骨子里的饥饿感。这条狗只会不断地吃了又吃，它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永远不会驯服。

“你好，玛丽。”克拉丽莎说。

“嘿，克拉丽莎。”她大步穿过房间，握住克拉丽莎的手摇着。玛丽的手小而有力，却惊人的柔软。

“你好吗？”玛丽问道。

“很好，谢谢。你呢？”

玛丽耸了耸肩。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怎么会好，其他任何人怎么会好？克拉丽莎如此轻易地就对这习惯性的问题信以为真了。她想到了她的玫瑰。孩子们是不是被逼迫着去采花？是不是一家家的采花人天不亮就来到花地里，整天弯腰采花，腰酸背痛，手指被花刺扎得流血？

“去买东西？”克拉丽莎问道，丝毫不想掩盖声音里的轻蔑。

朱莉娅说，“买双新靴子。玛丽的靴子都快从脚上掉下来了。”

“我最讨厌到商店去买东西，”玛丽说，微微露出一丝歉意的笑容。“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今天去买靴子，”朱莉亚说。“就买靴子。”

克拉丽莎的女儿，这个出色而聪明的女孩，会是个快乐的妻子，带领丈夫度过满是差事的一天。如果做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改变，她会是个五十年代时期的女人。

玛丽对克拉丽莎说，“没有人帮我的话我不会买东西。我可以面对一个带着催泪瓦斯的警察，可是，如果你是个售货员，就不要靠近我。”

克拉丽莎意识到玛丽在做出努力，这使她很是吃惊。她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讨人喜欢。

“啊，他们不可能这么让人害怕。”她说。

“是商店，是整个那一套，到处都是些讨厌玩意，对不起，我是说那些商品，所有的货物，广告从四面八方刺眼地要你买买买买买，当某个有着一头浓密的头发、浓妆艳抹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帮助吗？’的时候，我能够做到的仅仅是不冲她尖叫，‘婊子，你连自己都帮不了。’”

“哦，”克拉丽莎说。“听起来挺严重的。”

朱莉娅说，“玛丽，咱们走吧。”

克拉丽莎对朱莉娅说，“好好照顾她。”

傻瓜，玛丽·克鲁尔心里想，这个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老东西。

她又纠正了自己。克拉丽莎不是敌人。克拉丽莎·沃恩只是被欺骗了，如此而已。她相信，只要按规矩办事，男人有的她也能有。她已经上了这贼船。这不是她的错。尽管如此，玛丽仍旧想抓住克拉丽莎衬衫的前胸大声喊，你真相信，如果他们来围捕离经叛道者的话，他们会过你的门而不入，是吗？你真是够愚蠢的。

“再见，妈妈。”朱莉娅说。

“别忘了背包。”克拉丽莎说。

“啊，对了。”朱莉娅笑了，从挂钩上拿下背包。这是只鲜亮的橘黄色帆布背包，根本不是你觉得她会有的那种背包。

那枚戒指究竟有什么毛病？

当朱莉娅转过身去的一刻，克拉丽莎和玛丽面对面地站着。

傻瓜，玛丽心里想，尽管她努力保持宽容、或者至少是安详的神态。不，让宽容见鬼去吧。什么都比老派的同性恋强，不遭非议的穿着，像夫妻般生活在一起，追求物质享受，庸俗无比。还不如做一个开诚布公的混蛋，还不如约翰操韦恩这样的男同性恋，那也比衣冠楚楚、有一份体面的职业的男人气的女同性恋者强。

骗子，克拉丽莎心里想。你欺骗了我的女儿，可是你欺骗不了我。谁是征服者，决逃不过我的眼睛。在引起轰动方面，我门儿清得很。没有什么难的。如果你喊得够响，喊的时间够长，就会有人群围拢来看吵吵的是什么。这是人群的本性。他们不会待很久，除非你有让他们待下去的理由。你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坏，一样具有挑衅性，一样自吹自擂，属于你的时刻将会稍纵即逝。

“好了，”朱莉娅说，“咱们走吧。”

克拉丽莎说，“记着晚会的事。五点。”

“没问题。”朱莉娅答道。她提起鲜亮的橘黄色背包往背上一背，这个动作使得克拉丽莎和玛丽遭受到一模一样的感情的冲击。她们以各自特有的力量，深深地爱着朱莉娅的生气勃勃和亲切自信，以及展现在她面前的无尽岁月。

“回头见。”克拉丽莎说。

她太浅薄，一个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聚会上的人。要是有朝一日朱莉娅能够原谅她就好了……

“再见。”玛丽说，她跟在朱莉娅的身后大步走出了门。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玛丽·克鲁尔呢？为什么像朱莉娅这样一个坦诚的女孩会使自己成为一个跟屁虫？难道她还是这样渴望有个父亲？

玛丽在朱莉娅身后磨蹭了一会儿，好让自己能够看一眼朱莉娅宽宽的、优雅的背，她的像两个月亮般的屁股。玛丽几乎被欲望和别的什么东西所压倒，那是贯穿于她的欲望之中的更为微妙、更感刺痛的精神力量。朱莉娅在她身上激起了一种出自情欲的爱国感，仿佛朱莉娅是玛丽在那里出生、又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那个遥远的国家。

“快点呀。”朱莉娅兴高采烈地回过头，隔着背包的鲜亮的合成橘黄色喊道。　　玛丽站了片刻，望着她。她相信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象。如果你能爱我，她心里想，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你明白吗？什么都愿意。“快点。”朱莉娅又喊了一声，玛丽只得急忙跟在她后面去买新靴子，心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朱莉娅不爱她，不是那种爱，而且永远也不会爱她）。

伍尔夫夫人

瓦妮莎和孩子们走了，回查尔斯顿去了。内利在楼下准备晚餐，不知为什么开心得很，她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难道有可能是她很高兴被派去干了件愚蠢的跑腿差事，对其中的不公正回味无穷，竟然使得她在厨房里唱起歌来？伦纳德在书房里写东西，那只画眉躺在花园里它的草和玫瑰做成的床上。弗吉尼亚站在客厅的窗前，看暮色降临里士满。

这是普通的一天的结束。在一间没有点灯的房间里的写字台上放着几页新写的小说，她对这部小说抱有奢望，但此刻她怕（她相信自己知道）结果会是枯燥无味、松散无力的，缺乏真实的感情；是一条死胡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而她和瓦妮莎一起在厨房里的感觉——那种强烈的满足，那种幸福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简直和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现在有的只是内利正在煮着的牛肉的气味（真让人恶心，而伦纳德会看着她挣扎着吃下牛肉），屋子里所有的钟即将敲响半点钟了，随着路灯——在黑蓝色天空的衬托下发出淡黄色——在里士满四处亮起，她自己的脸也越来越清晰地映现在窗玻璃上。这就够了，她对自己说。她竭尽全力去相信这一点。能够在这所房子里，经历了战争而生存下来，夜里可以看书，然后睡觉，然后早晨再工作，这就够了。路灯在树上投下了黄色的影子，这就够了。

她可以感觉到头痛正悄悄地从颈背向上爬。她的身子一下子绷紧了。不，这只是她记忆中的头痛，是她对头痛的恐惧。但是两者在她的脑海里是如此清晰，以致至少在瞬间难以和头痛的真正发作区分开来。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没事。没事。房间的墙没有摇晃；墙皮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发出细小的声音。她还是她自己，站在这里，和丈夫一起在家里，还有仆人、地毯、枕头和灯。她还是她自己。

她几乎在决定出去之前就知道自己要出去。散步；她只是去散散步而已。半小时或者用不了半小时就回来。她迅速披上斗篷，戴好帽子和围巾，悄悄走到后门口，迈出了门，小心地把门关好。她宁可没有人问她到哪里去，或者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在外面花园里，是那只在树篱下阴影里的停尸床上的画眉，看上去是个模糊的小堆。从东边刮来了一阵大风，弗吉尼亚打了个寒颤。她仿佛离开了宅子（那里在煮着牛肉，灯也点亮了），进入了死去的小鸟的王国。她想到在悼念的人念完了祈祷词，献完了花圈，回到村子里之后，刚刚被埋葬的死者是怎样整夜被留在坟墓里。当车轮在干硬的土路上远去，吃过了晚饭，扯开床罩要睡觉的时候；当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坟墓仍旧在那里，风轻轻摇动着墓上的花朵。墓地的这种感觉令人恐惧，但并不完全使人感到不快。它是真实的；差不多是极度的真实。此刻，在某种程度上，它比牛肉和灯更容易忍受，也更高尚。她走下台阶，踏上了草坪。

画眉的尸体仍在那儿（奇怪，附近的猫狗怎么竟会对它不感兴趣），就算是只鸟，它也太小了，这小得只有一点点的、空落落的死鸟在昏暗中像一只丢失的手套，了无生气。弗吉尼亚站在它旁边朝下看着它，现在它已经是垃圾了，它已经失去了在下午的时候它具有的美，正如弗吉尼亚失去了茶桌闲谈时对茶杯和外衣的好奇；正如白昼失去了它的温暖。早晨，伦纳德会用一把铁锹将小鸟、草和玫瑰一股脑儿铲起扔掉。她想到，一个生灵活着的时候占据的空间比死亡以后要大得多；在手势、动作和呼吸中包含了多少对大小的错觉。死亡揭示了我们真正的尺度，其实是小得令人惊异的。她自己的母亲难道不就似乎被悄悄地除掉，代之以灰白色的生铁制成的小小形象了吗？她，弗吉尼亚，难道没有感觉到自己内心有一片空白，小得令人吃惊，而那里似乎本应该存在着强烈的情感吗？

那么，这里就是世界（房屋，天空，第一颗迟疑出现的星星），而这里，这个在玫瑰环绕中的小小的黑色东西，便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了。它是垃圾，如此而已。美和尊严是幻觉，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产生，为了孩子们而持续存在下去。

她转身离开。此时此刻，似乎有可能存在着别的什么地方——一个既和煮牛肉又和那一圈玫瑰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她出了花园的大门，沿通道向城里走去。

她在穿过普林塞斯街沿滑铁卢广场街（往什么地方去？）走着的时候，和一些人擦肩而过：一个挎着小背包、神态庄重的胖男人，两个女人，她们想必是半天休息后回主人家去的仆人，她们聊着天，白白的腿在薄薄的大衣下面一闪一闪，廉价的手镯闪闪发光。弗吉尼亚翻起斗篷领子围住脖子，虽然天并不很冷，只不过夜色越来越浓，而且有风。她相信自己想要走到城里去，是的，但是她到那里去做什么？就在此刻，那里的商店已经在清扫整理，准备关门了。她走过一对男女，两人都比她年轻，在街灯柔和的黄光中偎依着悠闲地边走边谈（她听见男的说，“告诉我在这个机构里的……哼哼，确实。”）；两人都戴着时髦的帽子，一条芥末黄颜色的围巾（谁的？）的流苏像面旗子般在他们身后飘动；两人身子稍稍向前，手扶着帽子，依偎着迎风往山上走，急切却并不匆忙，在伦敦度过一天以后回家去（很可能是这样），这时他在说，“所以我必须要问你，”然后放低了声音——弗吉尼亚根本听不出来下面说的是什么——而女人则发出了一声欣喜的尖叫，洁白的牙齿一闪，男人大笑起来，迈开大步往前走，充满自信地迈动着穿着擦得锃亮的黄皮鞋的两只脚。

我孤单一人，当那一男一女继续往小山上走，而她继续往山下走的时候，弗吉尼亚心里在想。当然，她并不孤单，不是别人眼里的那种孤单，然而此刻，当她在风中向扇形广场的灯光走去时，她能够感觉到那老恶魔（还能叫它别的什么吗？）离她很近，而她知道，当这个老恶魔决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她将会彻底的孤单。那恶魔是头痛；是在墙壁里面的一个声音；是冲出黑浪的鳍；是短暂的、叽喳叫的毫无价值的画眉的生命。恶魔吸尽了世上所有的美、所有的希望，待到它结束之后，世上剩下的就是一个活死人的王国——没有欢乐，令人窒息。弗吉尼亚这时感到一种悲壮，因为魔鬼可以很坏，但是它心胸不狭窄，不感情用事；它心中翻腾着一个致命的、难以容忍的真情。眼下，弗吉尼亚在走路，没有头痛和声音的折磨，她能够面对着恶魔，但是她必须一直走下去，她一定不能回转去。

她来到扇形广场后（肉店和蔬菜水果店已经把遮篷卷了起来），转身向火车站走去。她心里想，她要到伦敦去；她就去伦敦，像内利去伦敦办事一样，尽管弗吉尼亚要办的事就是出行本身，就是在车上的半个小时，在帕丁顿下车，有可能沿着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再走到另一条街去。多么有趣！多么刺激！看来如果她能够置身于伦敦，她就能够活下去，能够成功；如果她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消失在茫茫无际的伦敦，此时的伦敦在一片不使人感到威胁的天空下莽撞而肆无忌惮，所有那些没拉上窗帘的窗户（这儿是一个女人严肃的侧影，那儿是一把雕刻的椅子的椅背顶部），车流，穿着夜礼服翩然走过的男男女女；空气里飘散着蜡、汽油、香水的气味；有人在什么地方（在某条宽宽的大街上的某所带柱廊的白色房子里）弹钢琴；汽车喇叭声、狗叫声，整座喧嚣的嘉年华旋转木马转啊转，灯光闪烁，鲜艳炫目；大本钟敲响了报时的钟声，一圈圈沉重的声波落在社交聚会的常客们身上和公共汽车上，落在安坐在白金汉宫前层层天竺葵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石像上，落在陷入了幽暗肃穆中的、围着黑色铁栅栏的公园里。

弗吉尼亚走下台阶到了火车站。里士满火车站既是个进出的门户也是个目的地。车站的建筑有圆柱，有遮篷，充满了淡淡的焦糊气味，即使是人多拥挤的时候（比方说现在），也显得有点凄凉，排排黄色的木条凳使人失去了逗留的兴趣。她看了一下钟，发现一列火车刚刚开走，而下一班还要等上将近二十五分钟才开。她僵住了。她原以为（真愚蠢！）直接就能上火车，或者最多等上五到十分钟。她焦急地站立在钟前，然后沿月台慢慢地走了几步。如果她这样做了，如果她上了这一列还有二十三分钟从这里开出的火车，去到伦敦，在伦敦走走，然后赶最后一班车回来（她能够在十一点十分回到里士满），伦纳德会急疯了的。如果她给他打电话（在火车站有个公用电话，最近才安装的），他会大发雷霆，要求她立刻回家；他会暗示（他永远也不会直接说出来的）说，如果她累了，垮了，又病了，那是她自找的。当然，这正是她感到进退两难的地方：伦纳德既完全正确，同时又大错特错。如果她在里士满安定下来，她会好一些，安全一些；如果她不说那么多，不写那么多，不感受那么多；如果她不那么冲动地往伦敦跑，在伦敦的街上转悠，她会好一些，安全一些；然而这样她会死去，在玫瑰花床的安乐窝里慢慢死去。真的，去面对浪中的鳍比在躲藏中生活要好一些，躲藏着生活就仿佛仍在战争之中（奇怪，在经历了一切之后，进入脑海的第一个记忆居然是在地下室里无尽的等待，全家上下都挤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不得不和内利及洛蒂聊天）。她的生命（已经四十岁出头了！）被一点一点地消耗掉，载着瓦妮莎的狂欢作乐的马车——和她一起的整个一帮华丽的人们，她那广阔的生活，孩子、绘画和情人，她那出色的、杂乱的宅子——车轮沿大路辚辚而去，消失在了黑夜之中，留下了铙钹的回响、手风琴的乐音。不，她不在车站打电话，等她到了伦敦、等到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再打。她愿意接受惩罚。

她从隔栅窗后面的红脸男人手里买了一张票。她走到一张木条凳前，挺直身子坐了下来。还有十八分钟呢。她坐在长凳上，直愣愣地凝视着前方（要是有什么东西读读就好了），直到再也无法忍受为止（还有十五分钟）。她站起身，往回走出了车站。如果她沿着丘街走上一个街区，然后走回来，就正好到上车的时间了。

她走过肉店，金色的店名挂在一只羔羊胴体（踝骨上仍粘着一撮白色的羊毛）上方的玻璃窗上，正当她经过映在玻璃窗金色店名上的自己支离破碎的身影时，突然看见伦纳德向她走来。片刻间，她想转身跑回火车站；她想要躲过某种灾难。但她什么也没有干。她继续向前走，向着伦纳德走去，显然他是匆忙跑出来的，脚上仍穿着皮拖鞋，身上穿了件背心和灯芯绒夹克，领口敞着，显得异常消瘦——简直是骨瘦如柴。虽然他像个警察或学监那样跟在她后面寻找她，整个一个规劝告诫者的化身，但是他穿着拖鞋走在丘街上，显得如此瘦小，一副中年人的模样，平凡普通，却使她深受感触。一瞬间，她眼中的他是一个陌生人会看到的样子：只不过是在街上行走的许多男人中的一个。她为他感到悲哀，有种奇特的感动。她挤出了一丝冷笑。

“伍尔夫先生，”她说道。“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呀。”

他说，“你愿意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吗？”

“我在散步。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

“只有当你在晚饭前连个招呼都不打，突然从家里消失的时候，才是难以理解的。”

“我不想打搅你。我知道你在工作。”

“我是在工作。”

“那不就得了。”

“你不能像这样消失。我不喜欢这样。”

“伦纳德，你的表现很怪。”

他眉头一皱。“是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我去找你，你不在。我就想，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象着他在家里四处找她，到花园去找。她想象着他冲出屋子，经过画眉的尸体，穿过大门，跑下山坡。她突然觉得非常过意不去。她知道自己应该告诉他，他的不祥预感并非毫无来由；事实上她确实是筹划了某种出逃，确实是打算消失，哪怕只消失几个小时。

“什么事情也没有出，”她说道。“我只是沿着大道散散步。多美好的夜晚。”

“我担心死了，”他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站在一起，陷入了短暂的、他们不习惯的沉默之中。他们看着肉店的橱窗，他们的身影支离破碎地映在金色的字母上。

伦纳德说，“咱们得回去吃内利做的炖牛肉。如果过十五分钟还不回去，她就会暴跳如雷，把房子都烧了的。”

弗吉尼亚犹豫着。可是伦敦！她仍旧极度希望能够乘上火车到那儿去。

“你一定饿了。”她说。

“是有点饿。你一定也饿了。”

她突然感到男人是多么脆弱；充满了恐惧。她想到昆廷，走进屋子里去洗捧过死画眉的手。在这一时刻，她似乎跨在一条无形的线上，一只脚在这一侧，另一只脚在那一侧。这一侧是严厉、担心的伦纳德、一排关了门的商店、通向霍格思宅的黑黢黢的上坡路，内利在宅子里正不耐烦地、几乎是得意地等待着能够进一步诉委屈的机会。另一侧是火车。另一侧是伦敦，以及伦敦所意味着的自由、亲吻、艺术的可能性和诡秘隐晦地闪烁着的狂热失常。达洛维夫人，她想道，是小山上的一所马上要开始一场晚会的房子；死亡，是山下的城市，达洛维夫人对它又爱又怕，而她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深深地走入其中，直到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

弗吉尼亚说，“是我们该搬回伦敦去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

“我不觉得该回去。”他答道。

“我已经好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总不能老待在郊区吧，是不是？”

“咱们吃晚饭的时候再讨论这事，好吗？”

“那好吧。”

“你真那么想住在伦敦吗？”

“想，”她说。“我但愿不是这样。但愿平静的生活能使我快活。”

“我也是。”

“走吧，”她说。

她把火车票留在了包里。她永远也不会对伦纳德说起她曾打算逃跑，哪怕是几个小时。仿佛需要照顾和安慰的是他——仿佛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他——弗吉尼亚挽起他的胳膊，深情地捏了捏他的胳膊肘。他们开始上山，挽臂朝霍格思宅走去，和任何一对往家中走去的中年夫妻一样。

达洛维夫人

“再来点咖啡吗？”奥利弗对萨莉说。

“谢谢，”萨莉把咖啡杯递给奥利弗的助手，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淡黄色的头发，凹陷的双颊，虽然介绍说他是助手，却似乎是专门负责倒咖啡的。萨莉原先料想他的助手会是个身强力壮、无可挑剔的年轻人，有醒目的下巴，发达的二头肌。眼前这个瘦长难看、竭力讨好人的小伙子看上去倒像百货公司香水柜台的销售员。

“你觉得怎么样？”奥利弗问道。

萨莉看着给她倒咖啡，以避免看奥利弗。杯子放到她的面前以后，她看了沃尔特·哈迪一眼，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心思来。沃尔特有一种本事，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挺不一般的本事，能够看上去全神贯注却毫无表情，就像一条爬在照满阳光的岩石上的蜥蜴一样。

“很有趣，”萨莉说。

“是的，”奥利弗应道。

萨莉审慎地点了点头，抿着咖啡。她说，“不知道是不是真能拍出来。”

“我觉得是时候了，”奥利弗说。“我觉得人们已经能够接受了。”

“你真这么认为吗？”

萨莉默默地向沃尔特求助。说话呀，你这个笨蛋。沃尔特只是点头，眨眼，享受太阳，他警觉到可能有危险，同时奥利弗·圣艾弗斯身上散发出的热情又几乎使他着迷。奥利弗·圣艾弗斯四十五岁左右，身材修长，头发蓬乱，朴素的金丝边眼镜后面是一双敏锐的眼睛；他的银幕形象全都能够历经别的男人无数次谋杀、欺骗、诋毁、破坏其家庭的尝试而生存下来，总是怀着同样羞怯的激情和绝代佳人做爱，好像无法相信自己能有此艳福似的。

“是的，”奥利弗说，从声音里听得出加重的不耐。

“听上去确实，嗯，很有趣，”萨莉说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沃尔特可以写剧本，”奥利弗说。“沃尔特能够写成的。肯定能够。”

听到自己的名字，沃尔特打起了精神，眼睛眨得更快了，身子在椅子里往前挪了挪，脸几乎变了颜色。“我很愿意试一试，”他说。

奥利弗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影星奥利弗和他生活中的本人多么相似，对此萨莉有时候仍然感到惊奇。难道电影明星不应该是矮个子、貌不出众、脾气很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欠我们这点情吗？奥利弗·圣艾弗斯想必从儿童时代起就被看作是电影明星了。他才情横溢，人高马大，不会比六英尺四低多少，有完美的身材，有浓密的金黄色汗毛的手轻易就能把大多数男人的脑袋抓在手掌里。他扁平脸，五官很大，如果生活中的他不像在银幕上那样英俊的话，却具有和银幕上同样不可思议和难以否认的独特性，不仅是个性上的独特，而且也是身体方面的独特，仿佛其他所有身强力壮、生气勃勃、无所畏惧的美国男人都是根据他的模子复制出来的，只不过有的复制得好，有的是粗制滥造而已。

“写吧，”奥利弗对沃尔特说。“我对你的能力有极大的信心。嘿，对了，你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毁掉过我的事业。”

沃尔特试图做出会心的一笑，结果却是个卑贱得可怕、满怀着仇恨的笑。萨莉突然极其清晰地想象到他十岁时的样子。他肯定是个胖子，拼命表现得友好，能够把其他十岁孩子的社会地位按毫米测定出来。几乎什么样的背信弃义行为他都肯定能够做得出来。

“你可不能这么说，”沃尔特笑着说。“难道我没有试图说服你别去干吗？我给你打过多少个电话？”

“哎，别担心，小朋友，我跟你开玩笑呢，”奥利弗说。“我什么也不后悔，没有任何后悔之处。你觉得能写这个电影剧本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搞过惊险电影，”沃尔特说。

“容易得很，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情了。去租上六部赚钱的惊险片看，需要知道的你就全都知道了。”

“可是这一部会有点不一样的，”萨莉说。

“不，”奥利弗耐着性子，满心不悦地微笑着答道。“没什么不一样。这部电影的男主人公会是个同性恋者，就这么点唯一的不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会因为他的性取向而受到折磨，他不会得艾滋病。他就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同性恋男人，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在拯救世界。”

“唔，”沃尔特说。“我想我能写。我愿意试试。”

“好，太好了。”

萨莉抿着咖啡，想走，想留下，想别去希望受到奥利弗·圣艾弗斯的赞赏。世界上没有比名望，她心里想，更强大的力量了。为了帮助自己保持心态的平静，她环顾这套房间，在奥利弗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前一年，这套房间曾刊登在《建筑文摘》的封面上，考虑到奥利弗公开的性取向的性质必然暗示出他的情趣，这套房间以后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在杂志上了。而萨莉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套房间之所以丑恶，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使她联想到大男子式的炫耀：里面摆设着有机玻璃的矮茶几，有棕黄色光洁的涂漆墙，壁龛里放置着在聚光灯照射下的亚洲和非洲物品（奥利弗肯定认为这些东西的照明具有“戏剧效果”），而这一切的展示虽然完美虔诚，表现出来的却只是主人的财物而不是他的鉴赏能力。这是萨莉第三次来到这里，每一次她都感到强烈的冲动，要没收这些珍宝归还给它们合法的主人。她假装注意听奥利弗说话，其实在心里想象着自己拿着那个因岁月而发黑了的羚羊面具，或者那只浅绿色的、微微闪着磷光的、里面画着的两条鲤鱼已经游了十个世纪的瓷碗，在一片欢呼和叫喊声中走进一座偏僻遥远的山村。

“你心里不太有底是吗，萨尔？”奥利弗问道。

“嗯？”

“你并没有信服。”

“啊，哎，信服，没有信服，这根本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能对好莱坞有什么了解？”

“你比那里的大多数人都精明。你是和那一行有关的人里我唯一尊重的人之一。”

“我不是‘和那一行有关’的人，根本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

“你并没有信服。”

“嗯，我没有，”她说。“可是，真的，谁会在乎啊？”

奥利弗叹了口气，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萨莉敢肯定这是她记得的他电影中的一个动作，电影演的是一个行为举止温和的男人（会计？律师？会是个电视制片人吗？），为了救自己十几岁的女儿，最后被迫无奈，残忍地杀死了一小批毒贩子。

“我承认咱们要做得恰到好处，”奥利弗慢条斯理地说。“要说它肯定能成功，我不抱任何幻想。”

“主人公会有爱人吗？”

“他会有个伴侣。一个密友。有点像蝙蝠侠和罗宾的关系。”

“他们会做爱吗？”

“在惊险片里没有人做爱。这会大大减缓情节的发展，而且会失去儿童观众。最多在结尾时接个吻。”

“那么他们在结尾时会接吻吗？”

“那就看沃尔特的了。”

“沃尔特？”

沃尔特眨眨眼睛做出了反应。“嘿，”他说，“我只是三分钟前才说觉得也许能够写。别对我抱太大的幻想，嗯？”

奥利弗说，“这方面我们不能预测。我见过太多的人坐下来写一部肯定会引起轰动的作品，却总是一败涂地。就像有什么厄运附身似的。”

“你认为人们会感兴趣？”萨莉问道。“我的意思是，有足够的人感兴趣？”

奥利弗又叹了口气，而这声叹气和前面那声叹气的调子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从鼻声区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最后一声叹气，因缺乏戏剧性而意味深长。颇像一个情人从电话中传来的第一声冷漠的叹息，标志着最后终结的最初开端的那声叹息。奥利弗在电影里使用过这样的叹息吗？还是别的一个人，一个真实的生活中的人，很久以前向萨莉的耳朵里发出过同样的叹息？

“好吧，”奥利弗说。他把两只手手心向下放在桌布上。“沃尔特，等你有机会仔细考虑以后，咱们俩过两天再谈怎么样？”

“没问题，”沃尔特说。“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萨莉最后喝了一小口咖啡。当然，这是男人的游戏，男人的妄想的体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她，并不真正需要。奥利弗在她的节目中出现过以后，他就觉得（说实话，他可不是个爱因斯坦）萨莉是他的灵感女神和良师，一个从自己的岛上诉说出悲伤的至理名言的萨福。好了，最好还是马上打住吧。

可是，想得到奥利弗·圣艾弗斯的爱的可怕愿望仍然存在。被抛弃的恐惧仍然存在。

“感谢光临，”奥利弗说，萨莉战胜了想收回自己的话的冲动——隔着餐桌、隔着吃剩的午餐，向奥利弗探过身去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觉得有个男同性恋做主角的惊险片也许真能行。

那么，再见吧，该上路了。

萨莉和沃尔特一起站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街的拐角处。他们没有谈到奥利弗·圣艾弗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认为沃尔特胜利了，萨莉失败了；萨莉胜利了，沃尔特失败了。他们找到了别的话题。

“我想今晚能够见到你，”沃尔特说。

“嗯，”萨莉回答。“是谁请了沃尔特？”

“理查德怎么样？”沃尔特问。他尴尬地、恭敬地忽地低下头，帽舌向下对着香烟头、灰色的口香糖胶斑、揉成一团的包装纸，萨莉不禁注意到，这是四分之一磅牛肉汉堡包的包装纸。她还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四分之一磅牛肉汉堡包。

变绿灯了，他们过了马路。

“还行，”萨莉说。“咳，病得够呛。”

“这样的时代，”沃尔特说。“天呐，这样的时代。”

萨莉又一次被一阵从腹部涌起的愤怒攫住，使她的视野中充满了怒气。她无法忍受的是沃尔特的虚荣自负。是明知他说着得体的和可敬的事情——甚至很可能他确实感觉到了是得体的和可敬的事情——的时候，他同时也在想，当个半有名气的小说家沃尔特·哈迪、是影星和诗人们的朋友、年过四十仍然健康强壮，这是多好的事情。如果他在世上的影响不那么大，就会更滑稽可笑了。

“好吧，”过到街对面的拐角处时萨莉说道，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告别，沃尔特已经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下，脸离开玻璃只有几英寸远。

“瞧瞧这些，”他说，“多漂亮。”

在橱窗里摆着三件丝绸衬衫，各自套在一尊石膏复制的古希腊雕像上。一件是浅杏黄色，一件是翠绿色，第三件是深品蓝色。每一件沿着领口向下到前胸，都用细如蜘蛛丝般的银色丝线绣着不同的图案。三件衬衫都套在雕像瘦削的躯干上，如水般柔美，如彩虹般灿烂，从每一个衣领里伸出一颗安详的白色的头，有着丰满的嘴唇、笔直的鼻子和毫无表情的白眼睛。

“呣，”萨莉说。“是的，真漂亮。”

“也许我要给埃文买一件。他今天需要件礼物。走。”

萨莉犹豫了片刻，然后跟着沃尔特走进了商店，她极不情愿却又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自责。不错，沃尔特很可笑，但是，在鄙视他的同时，萨莉似乎对这个可怜东西怀着一种令人不快而又难以避免的柔情，他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以为他那好看的、没头脑的男朋友、他的战利品，会死去，而现在突然面临着这个男朋友会活下去的可能（对此，他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吗？）。死亡和复活总是令人着迷的，萨莉心里想，无论牵涉到的是英雄、是坏蛋还是小丑，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

商店里面完全用磨光的浅棕色和黑色花岗石装修而成。不知用的什么方法，店里散发着淡淡的桉树气味。衬衫展放在光洁的黑色台面上。

“我想要那件蓝色的，”他们走进商店时沃尔特说。“蓝色适合埃文。”

萨莉听任沃尔特对那个年轻英俊、头发向后梳得溜光的店员说话，自己则沉思着在衬衫间转悠，看看一件奶白色缀有珍珠母纽扣的衬衫上的价标。四百美元。给你病情暂时好转的情人买一件出色的、贵得骇人听闻的新衬衫，究竟是可悲呢，萨莉心中纳闷，还是崇高？是两者兼而有之吗？萨莉本人从来没有学会给克拉丽莎买礼物的本领。即使在这么多年以后，她仍然不敢肯定克拉丽莎会喜欢什么。有买得成功的——去年圣诞节送的深褐色的开司米围巾，她存放信件的古式漆盒——但是失败的次数至少是同样多。那只从蒂凡尼买来的奢侈的手表（款式似乎太一本正经了），那件黄色的套头衫（是颜色还是领子的问题？），那只黑色皮手提包（就是不对劲，根本说不出原因来）。如果克拉丽莎不喜欢一件礼物，不管萨莉怎么恳切地询问，她也不会承认。按克拉丽莎的说法，每一件礼物都是完美的，正是她所希望的，而那个不走运的送礼人只能等着看那只手表会不会被认为“平常日子戴太浪费了”，或那件套头衫会不会在参加一个不重要的聚会时穿上一次，然后从此销声匿迹。萨莉开始对克拉丽莎、沃尔特·哈迪、奥利弗·圣艾弗斯感到恼火；对每一个乐观的、不老实的人感到恼火；可是当她眼光扫向正在为情人买那件光鲜的蓝衬衫的沃尔特时，心中却充满了渴望。此时此刻，克拉丽莎可能正在家里呐。

萨莉突然急切地想回到家里。她对沃尔特说，“我得走了。没想到这么晚了。”

“我要不了多久啦，”沃尔特说。

“我走了。回头见。”

“你喜欢这衬衫吗？”

萨莉用手指摸了摸衣料，手感柔韧，纹理缜密，略带肉感。“我很喜欢，”她说。“是件非常好的衬衫。”

店员露出了怯生生的、感激的微笑，仿佛衬衫的美是他的功劳。他既不冷淡，也不傲慢，正是你认为在这样一家商店里工作的英俊青年应有的态度。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当营业员的漂亮得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是的，”沃尔特说。“是件了不起的衬衫，不是吗？”

“再见。”

“嘿。待会儿见。”

萨莉以最快的速度走出了商店，大步向第六十八街的地铁站走去。她很想回家时带给克拉丽莎一件礼物，可是又想不出买什么。她很想对克拉丽莎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又想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说“我爱你”是很容易的。“我爱你”几乎已经变得平淡无奇了，不仅在周年纪念日和生日时说，而且在床上、厨房洗涤槽旁或甚至在出租车里、在相信女人应该跟在丈夫身后三步行走的异国司机听得见的地方都脱口而出。萨莉和克拉丽莎在相互表达爱意上并不吝啬，这当然是好的，但是现在萨莉感到，她想回家再说些什么，说些不仅超越了甜蜜的给人以慰藉的话语，而且超越了激情本身的话语。她想说的和所有已经死去的人有关；和她自己对巨大的好运气以及正在逼近的会使人一蹶不振的损失的感觉有关。如果克拉丽莎出了什么事，她，萨莉，会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她不会真正挺得过来。她不会过得好。她想说的不仅有关欢乐，而且有关欢乐的另一面，即始终存在的、刺透内心的恐惧。想到自己的死亡她能够忍受，但是想到克拉丽莎的死亡却使她无法忍受。她们之间的爱，以其令人宽慰的家庭小天地、舒适自在的宁静和恒久不变的存在，直接就把萨莉束缚在了这台致命的机器上。这样，就存在着无法想象的损失。这样，就有了一条绳子，她从此刻起可以跟随着它，朝着上东区的地铁站走去，走过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她自己生命的终结，一直到克拉丽莎生命的终结。

她乘地铁到闹市区，在街角韩国市场旁的花店停了下来。陈列的都是常见的花，康乃馨和菊花，散布着少量开始发蔫的百合花，小苍兰，雏菊，一束束温室培育的白色、黄色和红色的郁金香，花瓣的顶端已经不再水灵。半死不活的花，她心里想，仅仅是些生产出来的制品而已，就像那些从蛋里孵出到进屠宰场，脚从来没有沾过地的鸡，被催速长成。萨莉皱着眉头站在陈列在一级比一级高的木台上的鲜花面前，看见自己和花映照在冷柜后面的玻璃镜砖上（那儿就是她，花白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灰黄的皮肤［她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她得多晒晒太阳了，真的），心里在想，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自己想要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她想给克拉丽莎的，不是四百美元一件的衬衫，不是这些可怜的花，什么都不是。她正要空着手离开之时，突然注意到，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只棕色橡胶桶里放着一束黄玫瑰。玫瑰含苞待放，花瓣的底部弥漫着一层更深的、几乎接近于橙黄、芒果黄的颜色，向上伸展，渗透到纤细的花茎里。这些玫瑰是如此令人信服地酷似真正的鲜花、在花园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鲜花，似乎被人错放在了冷藏柜里。萨莉很快地、几乎是偷偷摸摸地把它们买下，仿佛害怕经营花店的韩国女人会意识到弄错了，严肃地通知她这些玫瑰是不卖的。她手里拿着玫瑰，怀着强烈的喜悦沿第十街走去，当她走进住所的时候激起了一丝情欲。她们多久没有做爱了？

“嘿，”她喊道，“你在家吗？”

“在这儿呢，”克拉丽莎答道，从她的声音里，萨莉听得出来有点不对劲。她是不是正要进入一场充斥在她们共同生活中的小小伏击战？她捧着花束、怀着新萌生的欲望，是不是踏进了一个为了家长里短怄气的场所，一个因为她又一次表现得自私、没有做某件事情、没有把什么东西搞干净、忘了打某个重要的电话而变得灰暗可憎的世界？她快活的心情没有了，欲望消失了。她拿着玫瑰走进了起居室。

“怎么啦？”她问克拉丽莎，后者坐在沙发上，就那么愣坐着，好像是在医生的候诊室里一样。她用异样的表情看着萨莉，与其说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不如说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仿佛连自己是谁也弄不清了，刹那间，萨莉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衰老的征兆。如果她们俩都活得够长的话，如果她们待在一起（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们又怎么能够分手？），她们将会看着对方老去、消失。

“没怎么，”她说。

“你没事吧？”

“嗯？啊，没事。我也不知道。路易斯来纽约了。他回来了。”

“早晚会这样。”

“他顺便过来，就那么一按门铃。我们谈了一会儿，后来他开始哭了起来。”

“真的吗？”

“真的。有点突如其来。后来朱莉娅来了，他很快就走了。”

“路易斯。有什么可说的？”

“他又新和一个小伙子约会。一个大学生。”

“是吗。嗯。”

“然后朱莉娅带着玛丽来了——”

“天哪。这儿成了马戏场了。”

“啊，瞧，萨莉，你带玫瑰花来了。”

“什么？啊，嗯，是的。”

萨莉挥动着玫瑰，同时注意到克拉丽莎放在桌子上的插满了玫瑰的花瓶。她们俩都大笑起来。

“这有点像欧·亨利式的一刻了，不是吗？”萨莉说。

“玫瑰再多也不会嫌多的，”克拉丽莎说。萨莉把花递给她，两人一时感到极度的幸福。她们现在都在这里，而且在十八年的时间里仍能做到继续相爱。这就够了。此时此刻，这就足够了。

1.萨福（活动时期约公元前610-580），希腊著名女诗人，大半生在莱斯沃斯岛度过。

2.欧·亨利（1862-1910），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中一对夫妻互相给对方买圣诞节礼物，丈夫卖了表给妻子买了一对梳子，妻子卖了长发给丈夫买了一条表链。

布朗太太

她比原来打算的晚了，但晚得不算多；没有晚到需要做出解释的地步。快六点了。书她已经读了一半。往拉奇太太家开车时，她满脑子尽是读到的情节：克拉丽莎和有精神病的塞普蒂默斯，鲜花，晚会。脑子里浮现出种种形象：汽车里的人影，飞机和它传递的信息。劳拉处在某种朦胧世界里；一个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伦敦、由绿松石色的旅馆房间和沿这条熟悉的街道行驶的这辆汽车构成的世界。她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她是伦敦的一个女人，一个贵妇人，苍白，迷人，有点不真实；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也是这另一个不成熟的、仓促行事的称作她自己的人，一个母亲、开车的人、像银河般一道旋转着的纯洁的生命、基蒂的朋友（她亲吻过她，她可能会死去）、十个指甲涂成珊瑚红颜色（一个指甲上的油有点剥落）、戴着结婚钻戒的手紧握着雪佛兰车的方向盘，前面的一辆浅蓝色普利茅斯牌汽车的刹车灯时亮时灭，此时，夏日傍晚的太阳呈现出强烈的金黄色，一只松鼠迅速跑过一条电话线，尾巴形成了一个浅灰色的问号。

她在拉奇太太家门前停下车，她家车库山墙上安放了两只彩绘的石膏松鼠。她下了车，站在那儿看着石膏松鼠，手里仍拿着车钥匙。她身旁的汽车发出一种奇怪的滴答声（已经有好几天了，她得把它送到修理厂去了）。她充满了强烈的不存在感。没有别的词能够形容这种感觉。站在她那发出滴答声的汽车旁，面对着拉奇太太家的车库（石膏松鼠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她什么人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在短暂的一刻里，似乎到旅馆去使她悄然脱离了自己的生活，而这个车道，这个车库，对她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她一度离开过。她一度亲切地、甚至充满渴望地想到过死。在这儿，在拉奇太太家的车道上，她想到了这一点——她曾充满渴望地想到过死。她偷偷去到了一家旅馆，就像去和情人幽会似的。她站着，拿着车钥匙和小手提包，注视着拉奇太太家的车库。漆成白色的门上面有一扇绿色的小百叶窗，仿佛车库是一个附在大房子上的微型房子。劳拉的呼吸突然吃力起来。她感到有一点头晕——她感到自己似乎会一个踉跄倒在拉奇太太家平坦的水泥车道上。她想要回到车里，再次开车离开。她强迫自己往前走。她提醒自己：她必须去接孩子，带他回家，把丈夫的生日晚餐准备齐。她必须要去做这些平常的事情。

她勉力吸了一口气，踏上通向拉奇太太家窄小的前廊的小路。都是因为她保持秘密，她对自己说，是她刚做过的事情的古怪性，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危害，不是吗？她并不是去和情人幽会，像廉价爱情小说里的某个妻子所做的那样。她只不过离开了几个小时，读了她那本书，然后回来了。之所以是个秘密，仅仅因为她不太想得出来该怎么去解释，咳，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那亲吻，那蛋糕，她的车子开到查韦斯峡谷顶上时那惊慌的一刻。她当然也不知道怎样去解释在租来的房间里看了两个半小时书的事情。

她又吸了一口气，按响了拉奇太太家的长方形的、发光的门铃，门铃在夕阳下闪着橘黄色的光。

拉奇太太几乎马上就开了门，好像她就站在那里等着似的。拉奇太太面色红润，臀部肥大，穿一条裤管几乎及膝的百慕大短裤，极度亲切和蔼；她的房子里充满了浓烈的酱汁香，是在烤什么肉，她开门的时候香味从她的身后一涌而出。

“哦，你好，”她说。

“你好，”劳拉回应道。“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关系。我们玩得很开心。进来吧。”

里奇从起居室冲了过来。他满脸通红，有点惶然，几乎完全沉浸在爱和欣慰之中。劳拉觉得自己撞上了儿子和拉奇太太在干些什么；她感觉他们俩都停下正在做的事情，匆匆把什么证据藏了起来。不，是她自己今天感到内疚；她心里想，儿子只是给弄糊涂了而已。刚才的几个小时他完全是在另一种领域里度过的。待在拉奇太太的家里，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他已经开始记不清自己的生活了。他已经开始不高兴地相信自己就住在这里，也许一直就住在这里，住在这有巨大的黄色家具、墙上贴着苎麻纤维织的夏布的房子里。

里奇哇的一声哭了，向她跑来。

“哦，好啦，”劳拉说着把他抱了起来。她吸进了他的体香，他的浓厚的香泽，一种难以言传的根深蒂固的洁净气味。抱着他，闻着他，劳拉感到好多了。

“他看到你很高兴，”拉奇太太说，口气中表现出了做作的热情开怀和愤然不悦。她是不是觉得对孩子来说她是种快乐，是他最喜欢的人，她的家是个奇迹之屋？是的，她也许是这么想的。她是不是因为他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而突然感到愤愤然起来？也许是这样。

“哦，好啦，小男生，”劳拉贴在儿子粉嫩的小耳朵上说。她对自己作为母亲的冷静和拥有儿子感到骄傲。他的眼泪使她难堪。别人会不会认为她太溺爱孩子了？他为什么总是要哭？

“你的事情全办完了吗？”拉奇太太问。

“差不多办完了。非常感激你照顾他。”

“哦，我们玩得很好，”她热情地、气愤地说。“你随时可以送他过来。”

“你玩得开心吗？”劳拉问。

“嗯——嗯，”里奇说，眼泪流得少了，希望、悲伤和迷惘尽露在小脸上。

“你乖吗？”

他点点头。

“想我了吗？”

“想！”他说。

“嗯，我有很多事情得做，”劳拉说。“今晚咱们得给你爸爸一个像样的生日庆祝，对不对？”

他点点头，继续眼泪汪汪地怀着不安和怀疑望着她，仿佛她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妈妈。

劳拉把钱付给了拉奇太太，接受了拉奇太太送给她的院子里开着的一朵鹤望兰。拉奇太太总是要给她点什么——一朵花，甜饼干什么的——仿佛给她的钱是买这些东西的，而照顾孩子是免费的。劳拉再一次为自己的不准时道歉，提出丈夫马上就要到家了，中断了习惯上的十五分钟的聊天，把里奇放上汽车，最后略带夸张地挥了挥手，开车离去。她的三只象牙手镯相碰，发出了咔咔的响声。

他们一离开拉奇太太的家，劳拉便对里奇说，“哎呀，好家伙，我们现在有麻烦了。咱们得马上赶回家开始准备那顿晚餐。咱们本该一个小时前就到家的。”

他严肃地点点头。生活开始重现自己的压力和本质；那种盲无着落的感觉消失了。当车子行驶在两个街区之间，将要到停车标牌前的时候，眼下这个时刻突如其来地变得豁然、寂静和安详——劳拉进入这个时刻，就如同从喧闹的大街进入一个教堂一样。在路的两边，喷水装置把明亮的圆锥形水雾洒在草坪上。傍晚的阳光将一个铝制汽车棚镀上一层金色。一切是说不出的真实。她知道自己是个妻子和母亲，又怀了孕，正在开车回家，与此同时，片片水雾正被抛向空中。

里奇没有说话，他观察着她。劳拉在停车标牌前刹住了车。她说，“幸亏爸爸老是工作到很晚。我们来得及把一切都准备好，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她瞥了他一眼。他们目光相遇，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不太能够识别的神情。他的眼睛，整个的脸，似乎被内心的光芒所照亮；他似乎第一次受到一种她无法理解的感情的煎熬。

“宝贝，”她说，“你怎么啦？”

他用不必要的响亮声音说，“妈妈，我爱你。”

在他的声音里有某种古怪的东西，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她从来没有听到他使用过这样的口气，听起来紧张而陌生，活像一个难民，只会一点基本的英语，拼命想表达他的需要，可还没有学会应该使用的恰当的词汇。

“我也爱你，宝贝，”她回答说。尽管这些字眼她已经说过了几千遍，但她能够听得见此刻哽在自己嗓子眼里的掩饰起的不安、她为使自己显得自然而做出的努力。她加速通过十字路口。她开车很小心，两只手一丝不苟地握在方向盘的中间。

孩子好像又要开始哭了，他常常这样莫名其妙地哭，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眼泪，炯炯有神，一眨不眨。

“出什么事啦？”她问。

他继续看着她，没有眨眼。

他知道了。他一定知道了。这个小男孩能够看得出来她去过某个不该去的地方；他看得出她在撒谎。里奇醒着的每个小时几乎都在她身边度过，始终在观察她。他看到她和基蒂一起。他看着她做了第二个蛋糕，把第一个蛋糕埋在垃圾桶别的垃圾下面。他一心一意地观察和了解她，因为没有了她就没有了世界。

当然，如果她撒谎，他会知道。

她说，“别担心，宝贝。一切都很好。今晚我们要给爸爸举行一个出色的生日晚会。你知道他会多么高兴吗？我们给他准备了这么多的礼物。我们给他做了这么好的一个蛋糕。”

里奇点点头，眼睛一眨也不眨。他轻轻地前后晃动着。他放低声音，希望母亲无意中听见，而不是直接说给她听，他说，“是的，我们给他做了这么好的一个蛋糕。”他的声音里有着使人感到惊奇的成年人的言不由衷。

他会永远观察她。有什么事情不对劲的时候他永远会知道。他永远都会确切地知道她什么时候失败了，失败到什么地步。

“我爱你，亲爱的，”她说。“你是我的哥们。”在短暂的瞬间，孩子变形了。他洋溢着红光，瞬息又变得死白。劳拉一直没有生气。她记着要微笑。她的两只手都握在方向盘上。

 达洛维夫人

她来帮助理查德做去参加晚会的准备，但是理查德不理会她的敲门声。她更使劲地又敲了敲，然后迅速而紧张地用钥匙打开了门。

房间里很亮，克拉丽莎在门口倒抽了一口冷气。所有的遮阳窗帘都被拉起，窗户大开。虽然房间里充满的只是晴日午后进入任何一个出租公寓房的惯常的日光，在理查德的房间里却似乎像一次无声的爆炸。这里是他的硬纸盒，他的澡盆（比她意识到的还要肮脏），盖满灰尘的镜子和昂贵的咖啡壶，全都暴露出了它们其实是多么可怜、普通、不起眼。说实在话，这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住的房间。

“理查德！”克拉丽莎叫道。

“达洛维夫人。啊，达洛维夫人，是你呀。”

她冲进另外那个房间，发现理查德仍然穿着睡袍，高高骑在大开着窗子的窗台上，一条细瘦的腿还在房间里，她看不见的另一条腿则悬在离地五层楼高的窗外。

“理查德，”她严厉地说。“下来。”

“外面多美啊，”他说。“多美的一天。”

他像个骨瘦如柴的骑士或一座贾柯梅蒂塑造的公园雕塑骑在窗台上，既老迈又天真，样子癫狂而兴奋。他的头发有的贴在头皮上，有的又歪歪地尖尖翘起。他搁在房间里的那条腿一直光到大腿中部，颜色青灰，只剩个骨架子，但是小腿上却还有一小团结实得惊人的肌肉，仍旧顽强地附着在骨头上。

“你吓死我了，”克拉丽莎说。“我不许你胡闹了，下来。马上。”

她向他走过去，他把里面的那条腿抬到窗台上。只有那只脚的脚跟、一只手和只剩骨头的半个屁股还挨着破旧的木窗台。在他的睡袍上，有红色尾翼的火箭喷射出团团橘黄色松果形的火焰。戴着头盔的宇航员，像乌尼罗亚尔牌轮胎广告上的小人那样又胖又白，黑色的面罩遮住了脸，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僵硬地向人们致意。

理查德说，“我服用了赞安诺和利他林，两种药同时用特别有效。我感觉好极了。我把所有的百叶窗都打开了，可是我觉得我还需要更多的空气和阳光。不怕你知道，我费了很大劲才爬上来的。”

“亲爱的，求你把腿放回到地上吧。为了我这样做，好吗？”

“我想我不可能去参加晚会了，”他说。“对不起。”

“你可以不去。你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不做。”

“多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

克拉丽莎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气。她惊人的平静——她感到自己能够很好地处理难以应付的局面——同时她觉得脱离开了自己，脱离开了这个房间，仿佛在见证着一件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情。像是记忆中的事情。她内心的什么东西，像一个声音又不是声音的东西，和她自己的心跳几乎难以区分的内在意识在说，曾经有一次，我发现理查德坐在离地五层楼高的一个窗台上。

她说，“下来吧。求求你。”

理查德的脸阴沉下来，皱缩着，似乎克拉丽莎向他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的那把完全暴露在日光之下的空椅子——从缝接处露出了填料，椅面上的那条压出了一圈圈褪色的印痕的薄薄的黄毛巾——很可能就象征着致命的疾病本身的愚蠢和本质上的可鄙。

“下来，”克拉丽莎说得很慢，声音很大，像在对一个外国人说话。

理查德点点头，但是没有动。他那被疾病侵蚀的脑袋在日光下活像地质标本，肉体则和沙漠中的石头一样，满是深深的皱褶、坑洼和沟槽。

他说，“我觉得自己无法面对这一切。你知道，晚会和仪式，以及此后的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你可以不去参加晚会，你可以不去参加仪式，你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

“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个小时，不是吗？一小时又一小时，你刚打发掉一个小时，天哪，又来了一个小时。我实在是厌倦透了。”

“可你还是有愉快的日子的，你知道会有的。”

“其实不见得。你这样说是出于好意，但是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蝇草。想想扼杀整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咳，你知道，那绿色的死寂。即使现在，说出‘死亡’这个词还是很困难，不是很可笑吗？”

“它们出现了吗，理查德？”

“谁？哦，那些声音？它们总在这里。”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能够很清楚地听见这些声音？”

“不，我听见的是你的声音。听你说话总是很愉快，达夫人。我还是这么称呼你，你不介意吧？”

“一点也不介意。进来吧。马上进来。”

“你记得她吗，你的另一个自我？她怎么样啦？”

“这就是她。我就是她。我要你进来，请你进来，好吗？”

“这儿太美了。我感到是这样的自由。你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好吗？你知道，她就自己一个人。”

“理查德——”

“给我讲个故事，好吗？”

“什么样的故事？”

“你过日子的事，今天的事。可以是最普通的事。其实这更好。你能够想得起来的最普通的事件。”

“理查德——”

“随便什么，随便什么都行。”

“好吧，今天早晨我来你这儿之前，去为晚会买了花。”

“是吗？”

“是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

“是吗？”

“是的，很美。非常……清新。我买好花，拿回家放在水里。好啦。故事讲完了。现在进来吧。”

“清新得仿佛是专门给海滩上的孩子们的，”理查德说。

“没错。”

“像我们年轻时在一起的早晨。”

“是的，是像那样的早晨。”

“像你走出那所老房子的那个早晨，那时你十八岁，而我，嗯，刚满十九岁，对吗？我十九岁，爱上了路易斯，也爱上了你，看见你清晨睡意矇眬、穿着内衣走出玻璃门的样子，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景象。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的，”克拉丽莎说，“是的，是奇怪。”

“我失败了。”

“别这样说，你没有失败。”

“我失败了。我不是在寻求同情。真的不是。我就是感到十分悲哀。我想做的事情似乎很简单。我曾想创造某件生气勃勃、足够令人震惊的东西，使它能够和某个人生活中的一个早晨相比拟，最普通的一个早晨。想想看，试图做这样的事。多么愚蠢。”

“一点也不愚蠢。”

“我恐怕不能参加晚会了。”

“求你，求你别担心晚会的事了。别再想晚会了。把手伸给我。”

“你对我太好了，达洛维夫人。”

“理查德——”

“我爱你。这听起来像老一套吧？”

“不。”

理查德微微一笑，摇摇头。他说，“我想，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快乐了。”

他慢慢往前移了一点，轻轻滑下窗台，跌落下去。

克拉丽莎尖叫了一声，“不——”

他显得如此明确，如此安详，使得她在瞬间感到眼前的事根本没有发生。她冲到窗前，刚好看见理查德还没有着地，睡袍飘动着，即使现在她仍觉得这似乎只是个小小的意外，是能够补救的。她看到他摔在了五层楼下的地面上，看到他跪在水泥地上，看到他的脑袋撞击地面，听到发出的声音，然而，当她探身窗外时，她还是认为，至少在又一个瞬间认为，他会再站立起来，也许会摇摇晃晃、喘不上气来，但仍旧是正常的他，仍旧完好无损，仍旧还能够说话。

她叫他的名字，叫了一次。声音像是在发问，比她打算用的声音要柔和得多。他脸朝下趴在跌落的地方，睡袍掀起盖在头上，露出两条光着的腿，衬在深色的水泥地上显得很白。

她跑出房间，跑出了门，连门也没有关。她跑下楼梯，想求救，但是没有这么做。周围的空气似乎变了，稍稍撕裂开来，仿佛大气是由与之相反的、可以触摸得到的物质构成的。她跑下楼梯，意识到（以后她会为此感到羞愧）自己是个一口气跑下了几层楼梯的女人，没有受伤，仍旧活着。

在门厅里，她一时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到理查德躺在那儿的通风井，刹那间她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地狱。地狱是一个空气污浊的黄色的盒子般的小房间，没有出口，有一棵人造的假树遮蔽着，排列着伤痕累累的金属门（其中一扇门上有一幅感恩亡灵贴花图案，一个戴着玫瑰花冠的骷髅）。

楼梯井的背光处有一扇门，比别的门要窄，这扇门通到外面，走下一节破损的水泥台阶就是理查德躺着的地方。在走下最后的这几级台阶之前，克拉丽莎就知道他已经死了。他的头被睡袍的褶层盖住了，但是她能够看见那摊血，颜色很深，几乎已经变黑，想必这就是他的头所在之处了。她能够看到他的身体一动不动，一条胳膊伸出，角度很怪，手掌向上，两条光腿像死亡本身一样煞白、赤裸。他仍穿着她给他买的那双灰色毛毡拖鞋。

她走下最后几级台阶，看见理查德躺在碎玻璃间，过了片刻才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早已在这里的一个摔碎了的啤酒瓶，而不是理查德摔落下来时砸碎的。她觉得她必须立刻把他抱起来，让他离开这些碎玻璃。

她在他身旁跪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他了无生气的肩膀上。仿佛生怕惊醒了他似的，她轻轻地、非常非常轻地把睡袍从他头上往下拉。在这一团闪闪发亮的红、紫、白色中，她唯一能够辨别出来的是他张开的嘴唇和一只睁着的眼睛。她意识到自己发出了一个声音，一声惊奇和痛苦的尖叫。她用睡袍又把他的头盖上了。

她继续跪在他身旁，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她重又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并没有抚摸它；只是把手放在了那里。她告诉自己应该报警，但是又不愿意把理查德独自留下。她等着有人从楼上喊她。她抬头看着那一层层往上的窗子，晾晒着的衣服，那被一条细细的蓝白色的云一分为二的正方形的天空，开始明白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人看见或听到理查德摔落下来。

她没有动。她找到了老太太的那个窗台上放着三个陶瓷小塑像的窗户（从下面这么远看不见塑像）。老太太一定在家，她几乎从不出门。克拉丽莎很想喊她，似乎她是某种家庭成员；似乎应该通知她。克拉丽莎拖延了至少一两分钟，没有去进行不得不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她留在理查德身边，摸着他的肩膀。她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为此她对自己感到惊讶）有一点难堪。她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哭。她听得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她看见仍旧穿在理查德脚上的拖鞋、映照在越来越大的那摊血泊里的天空。

那么，一切都结束在了一小块水泥地上，在条条晾衣绳下、片片碎玻璃渣之间。她将手轻轻地从他肩头顺着他虚弱的背部的曲线往下抚摸。她愧疚地弯下身子，仿佛在做着什么犯禁的事情，趁着在某种意义上这脊背还是他的脊背的时候，把前额贴了上去；趁着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理查德·沃辛顿·布朗的时候。她能够闻到他的法兰绒睡袍的污浊气味，他没有洗澡的身体的刺鼻酸臭。她很想对他说话，可是说不出来。她只是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背上。如果她能够说话，她会说点什么——她不知道具体想说什么——说说他是如何有勇气去创作，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有勇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违反常情保持着奇特的爱。她会对他说，她自己，克拉丽莎，如何也爱着他，非常爱他，但是三十多年前却在一个街角处离开了他（真的，她又能怎么做呢？）。她会坦白自己希望过相对平常的生活的愿望（和大多数人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同），坦白她是多么想要他来参加她的晚会，在她的客人面前展示他的忠诚。她要请求他原谅自己，在结果证明是他去世的这一天，她避开了，不去亲吻他的嘴唇，原谅她对自己说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健康。

1.贾科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和雕塑家。

布朗太太

蜡烛已经点燃，庆祝生日的歌也唱过了。丹在吹灭蜡烛的时候把晶莹细微的唾沫星子喷到了蛋糕平整光滑的糖霜上。劳拉鼓起掌来，片刻以后，里奇也鼓起掌来。

“生日快乐，亲爱的，”她说。

她心头升起一阵突如其来的怒火，哽塞在喉头。他粗俗、缺乏教养、愚蠢；他把唾沫星子喷到了蛋糕上。她充当着他的妻子，永远被困在了这里。她必须设法在这些房间里度过今晚，然后明天早晨，然后度过又一个晚上，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她必须讨好他，她必须这样继续下去。

可能会像走进一片灿烂的雪原，可能既是可怕又是美好的事情。我们以为她的悲伤只是普通的悲伤；我们毫不知情。

怒火平息了。没什么，她对自己说。没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打起精神来。

丹搂着她的臀部。劳拉感觉到了他坚实的散发着香气的身体。她感到内疚。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他的善良。

他说，“这太好了。太完美了。”

她抚摸着他的后脑勺。他的头发抹了维塔利斯头油，很光滑，稍微有点粗糙，像水獭的毛皮。他的长出了胡子茬的脸汗津津地闪着亮，他一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已经贴得不那么紧了，形成了一绺草叶那么宽的油亮的额发，刚好垂在眉毛上。他已经取下领带，解开了衬衫的纽扣；他散发出一种混合而成的气味，有汗味、奥尔德牌香水味、他皮鞋的气味和他的肉体那不可言喻的、极为熟悉的气味——他的体味的成分中有铁制品、漂白剂以及极其微弱的烹调的气味，仿佛在他身体深处正在煎炸着什么又湿又油的东西。

劳拉对里奇说，“你有没有也许个愿？”

他点点头，虽然他并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他仿佛总是在许愿，时时刻刻都在许愿，他的愿望和他父亲的一样，主要和保持现状有关。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最热切希望的是得到更多他已经拥有了的东西（尽管，如果问到他希望什么种类的东西，他会立刻叽里呱啦地说出一大串玩具的名字，有的确实存在，有的是他想象出来的）。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意识到，正是这更多已有的东西，恰恰是他们很可能得不到的。

“你愿意帮助我切蛋糕吗？”他父亲问道。

“愿意，”里奇说。

劳拉从厨房里拿来了甜点用的盘子和叉子。她在这里，在这间小小的餐厅里，和丈夫孩子一起，很安全，而基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等着听医生检查的结果。他们在这里，这个家庭，住在这个地方。在他们这整条街上，在许许多多条街上，玻璃窗中透出灯光。许许多多的人在吃晚饭；叙述着许许多多日子里的成功和挫折。

当劳拉在餐桌上摆放盘子和叉子的时候——当它们在浆过的白桌布上发出轻轻的叮当声的时候——她似乎在最后一刻突然成功了，就像一个画家把最后一笔色彩涂在了一幅画上，使得整幅画面变得协调一致；又像一个作家写下的揭示出戏剧性情节中隐藏着的构思和对称性的那一行字。不知怎的，这和在白桌布上摆放盘子和叉子有关。她的这种感觉来得既突然，也清晰无误。

丹让里奇把熄灭了的蜡烛拔掉，然后再把着儿子的手切蛋糕。劳拉在一旁看着。此时的餐厅似乎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完美的餐厅了，有着猎人绿颜色的墙壁，和摆放着一套珍贵的结婚银餐具的深色槭木碗碟柜。这个房间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充满了她的丈夫和儿子的生命活力；充满了未来。这是重要的；无比光辉的。世界的不少部分、整个的国家遭到极大的毁灭，但是有一股无疑是善良的力量却无处不在；仿佛就连基蒂的病都能够被医学治愈。她会被治愈。而如果没有治愈她，如果她已经病入膏肓，丹和劳拉以及他们的儿子还有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孩子，也都仍然会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这里有一个小男孩正聚精会神地紧皱双眉，对付着拔去蜡烛的任务，在这里他的父亲把一根蜡烛举到他的嘴边，劝说他舔掉上面的糖霜。

与这一时刻过去的同时，劳拉在观察着这个时刻。她心里想，它来到了，它逝去了，将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她在一边安详地对儿子微笑。他也对她笑了。他舔着一根熄灭了的蜡烛的烛根。他在心里又许了一个愿。

伍尔夫夫人

她竭力要把心思集中在膝头上的这本书上。很快她和伦纳德就要离开霍格思宅，搬回伦敦去了。这事已经决定了。弗吉尼亚胜利了。她努力集中思想。残余的牛肉碎渣已经刮去，桌子已经擦过，盘子也洗干净了。

她将要去剧院和音乐厅，要去参加聚会，要经常上街，什么都看，在脑子里装满故事。

……生活；伦敦……

她要不停地写。她要写完这本书，然后再写另外一本。她要保持神志正常，完全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才能，和与自己同类的人一起，过她本应该过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她突然想到了瓦妮莎的吻。

这个吻是纯洁的——足够纯洁的——但同时也充满了和弗吉尼亚想从伦敦、从生活中得到的相同的东西；它充满了一种复杂、贪婪和古老的爱，仅此而已。它将作为今天下午最重大的奥秘——那在某些梦境的边缘闪耀的难以捉摸的明亮的光——的体现；那明亮的光在我们醒来时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暗淡，我们起床时希望，也许在今天，在任何事情、不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这新的一天，能够找到这明亮的光。她，弗吉尼亚，在闷闷不乐的内利的宽大的背的后面，不那么纯洁地亲吻了姐姐，现在她坐在一个房间里，膝头放着一本书。她是一个将要搬回伦敦去的女人。

克拉丽莎·达洛维会爱上一个女人，是的；另外一个女人，在她年轻的时候爱上的。她和那个女人会亲吻一次，就一个吻，像童话故事中那奇特的具有魅力的吻一样，克拉丽莎将毕生保存着对这个吻、对这个吻中所蕴含的升腾着的希望的记忆。这个唯一的吻似乎能够给予她的这种爱，她将再也无法找到了。

弗吉尼亚感到激动，从椅子里站起身来，把书放在了桌子上。伦纳德坐在他自己的椅子里问道，“你要去睡觉了吗？”

“不。还早呢，不是吗？”

他皱着眉头看了看表。“快十点半了。”他说。

“我只是静不下来。我还不累呢。”

“我希望你十一点钟睡觉。”他说。

她点点头。既然已经决定搬回伦敦去，她现在得循规蹈矩。她离开了起居室，穿过门厅，走进了黑黑的餐厅。长方形的混合着街灯光的月光从窗子里照进来，落在桌面上，被风吹动着的树枝扫去，重新出现，又被扫去。弗吉尼亚站在门口，凝视着月光下这不断变换的图形，宛如她会凝视拍击海滩的波浪一样。是的，克拉丽莎会爱上一个女人。克拉丽莎会亲吻一个女人，仅仅亲吻一次。克拉丽莎会失去亲人，极度孤单，但是她不会死。她太爱生活了，太爱伦敦了。在弗吉尼亚的想象中，另一个人，是的，一个身体强壮但意志薄弱的人，一个小有天才和诗才的人，被人世的车轮、被战争和政府、被医生压趴下了；一个严格按字面意义上讲是精神错乱的人，因为这个人看什么都觉得具有特定的意义，确信树木是有感知力的生物，麻雀用希腊语唱歌。是的，一个像这样的人。克拉丽莎，心智健全的克拉丽莎——欢欣喜悦、普普通通的克拉丽莎——会继续活下去，热爱伦敦，热爱自己充满了普普通通的快乐的生活，而死去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精神失常的诗人，一个满脑子幻想的人。

布朗太太

她刷完了牙。碗碟已经洗干净收好。里奇已经上床，丈夫在等待着她。她把牙刷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漱口，把水吐在水池里。丈夫会躺在床上他自己的那一边，两只手十指交叉放在脑袋下面，望着天花板。当她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会看着她，仿佛又惊又喜地看到在那儿的居然是她，他的妻子，正要脱去睡袍搭在椅子上，然后上床和他睡在一起。他就是这个样子——孩子气的惊奇，一副讨好的、略带羞涩的欣喜相；想和她做爱的欲望像弹簧般蜷缩在他的身体里，可是看上去他却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挺天真的样子。有时她想、禁不住地会想到在专门出售廉价的新颖小巧的商品的商店里卖的罐头花生，一开盖子就会窜出一条纸蛇来的那种。今夜不能看书了。

她把牙刷插回瓷牙刷架的槽里。

当她往药柜上的镜子里看的时候，一时觉得有人站在她的身后。当然那里没有人；只不过是灯光造成的错觉而已。一瞬间，仅仅是一瞬间，她想象是某种自我的幽灵，自己的变体，紧挨着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没事的。她打开了药柜，把牙膏放了进去。这儿，在玻璃架子上，是各种各样的涂剂、喷剂、绷带和软膏、药品。这儿是装着安眠药的塑料处方药瓶。这瓶药是最近才按方配来的，几乎还是满的——当然，她怀孕的时候不能服用安眠药。

她把这只瓶子从架子上拿下来，对着光举了起来。里面至少还有三十片药，也许还要多些。她把瓶子放回到架子上。

就和住进一家旅馆一样简单。就那么简单。想一想，一了百了，这会多么奇妙。想一想，不用再担心、或者挣扎、或者失败，这会多么奇妙。

假如晚餐时的那一刻——那平衡、那小小的完美——就足够了，结果会怎样呢？假如你决定不需要更多的了，结果会怎样呢？

她关上了药柜的门，门碰在门框上发出坚实的金属声，咔哒一声关紧了。她想到药柜里面、架子上所有的东西，现在都在黑暗里了。她走进卧室，丈夫在那里等待着她。她脱下睡袍。

“嗨，”他从床上自己的那一边自信地、温柔地招呼道。

“你生日过得好吗？”她问。

“棒极了。”他为她拉开了被单，但是她穿着蓝色透明的薄睡衣，站在床旁犹豫起来。她好像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尽管她知道身体就在这里。

“那很好，”她说。“我很高兴你过得很快活。”

“你打算上床了吗？”他问。

“是的，”她答道，但是却没有动。此刻，她可能仅仅是飘浮在空中的理智，甚至连在颅骨里的大脑都不是，只是一个能够感知的存在，像幽灵一样。是的，她心想，想必这就是一个幽灵的感觉了。有一点儿像读书，不是吗——同样不必参与进去，只需做一个自愿的观察者，就能了解人物、背景、情节的那种感觉。

“那么，”过了一会儿丹说道，“你打算上床了吗？”

“是的，”她说。

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狗叫声。

达洛维夫人

克拉丽莎把手放在老妇人的肩膀上，似乎是要她对进一步的打击做好心理准备。走在她们前面的萨莉打开了房门。

“我们到了，”克拉丽莎说。

“到了，”劳拉答道。

她们走进住所，克拉丽莎看见朱莉娅已经把小吃收了起来，不禁感到一阵宽慰。当然，花还在那儿——它们鲜艳、纯洁，在花瓶中争相迸放，随心所欲地烂漫开放，这是因为克拉丽莎讨厌刻意插花，她喜欢鲜花看起来像是刚从地里采来的那样一大抱一大抱的。

朱莉娅在一个插满玫瑰的花瓶旁的沙发上睡着了，膝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坐在那里睡着了的神态有种出乎意料的庄重甚至是威严，她稳稳地坐着，双肩松弛，两脚着地，头稍稍低垂，仿佛在祈祷。此刻的她像一个来排除人间忧虑的小女神，怀着严肃和深情的自信坐在那里，在入定状态下轻声对进来的人说，没事的，别害怕，无非是一死了之而已。

“我们回来了，”萨莉说。

朱莉娅醒了过来，眨眨眼，站起身来。魔力消失了，朱莉娅又是一个普通女孩了。萨莉大步走进房间，一面走一面扭动身子脱掉了上衣，刹那间她感到克拉丽莎和老妇人腼腆地站在一个门厅里，踌躇不前，仔细地脱去手套；而住所里根本就没有门厅，她们也没有戴手套。

克拉丽莎说，“朱莉娅，这位是劳拉·布朗。”

朱莉娅走上前来，恭敬地在离劳拉和克拉丽莎一定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克拉丽莎纳闷，她是从什么地方学得这样沉着、这样有风度的？她还是个孩子呢。

“我很难过，”朱莉娅说。

劳拉说，“谢谢你，”声音比克拉丽莎料想的要清晰、坚强一些。

劳拉是个八十多岁的高个子女人，略微有点驼背。头发是光亮的铁灰色，羊皮纸颜色的半透明的皮肤上布满了针尖大小的黄褐色斑点。她身穿一件深色花连衣裙，脚上是老年妇女穿的绉织品面料做的软底鞋。

克拉丽莎竭力劝劳拉往前走，进到房间里面去。一阵沉默。沉默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克拉丽莎、萨莉、劳拉来到了朱莉娅举行的聚会上，她们一个人也不认识，穿着又过分随便，因而感到紧张不安，连劳拉也是如此。

“谢谢你把屋子收拾干净了，朱莉，”萨莉说。

“名单上的人我差不多都通知了，”朱莉娅说。“有几个人来了。其中有路易斯·沃特斯。”

“啊，上帝。他没有收到我给他的信息。”

“还有两个女的。我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另外还有个人，一个黑人，叫格里什么的。”

“格里·贾曼，”克拉丽莎说。“是不是挺难过的？”

“格里·贾曼还行。路易斯有点，嗯，要崩溃了。他待了几乎一个小时。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走的时候似乎好点了。好那么一点儿吧。”

“对不起，朱莉娅，很遗憾你不得不处理这些事情。”

“没事的，别为我担心。”

克拉丽莎点点头。她对劳拉说，“你一定累坏了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了，”劳拉说。

“请坐下吧，”克拉丽莎说。“你觉得想吃点什么吗？”

“啊，不想吃，谢谢你。”

克拉丽莎把劳拉带到沙发前，劳拉感激地、然而小心翼翼地坐下，好像她很累，可是又不能肯定沙发是不是很稳当。

朱莉娅走过来站在劳拉面前，弯身凑到她耳旁。

“我去给你泡杯茶，”她说。“或者来杯咖啡，要不就喝点白兰地。”

“茶就很好。谢谢你。”

“你确实也应该吃点什么，”朱莉娅说。“我敢打赌你离开家以后还没有吃过东西呢，对不对？”

“嗯——”

朱莉娅说，“我这就去厨房弄几样吃的。”

“你太好了，亲爱的，”劳拉说。

朱莉娅看了克拉丽莎一眼。“妈妈，”她说，“你待在这里陪布朗太太。萨莉和我去看看有些什么吃的。”

“好啊，”克拉丽莎说。她挨着劳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她完全照女儿说的去做，发现这样做使她感到意外的宽慰。也许，她心里想，自己会开始逐渐习惯于这样：有成年女儿的照料，有让人舒适的房间。那么，这就是老年了。这里是给人安慰的小东西，台灯，书本。这里是世界，越来越被别人而不是你自己掌管；他们可能管得好也可能管不好；他们在街上和你擦肩而过时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萨莉对克拉丽莎说，“你觉得如果吃为晚会准备的食物是不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全都在那里呢。”

“我不觉得会这样，”克拉丽莎说。“我想说不定理查德会高兴的。”

她紧张不安地看了一眼劳拉。劳拉笑了一笑，抱着胳膊肘，好像发现了鞋尖上有什么东西似的。

“是的，”劳拉说。“我想他会的，真的。”

“那好吧，”萨莉说。她和朱莉娅走进了厨房。

时钟指着半夜十二点十分。劳拉控制着自己，拘谨地坐在那里，紧闭双唇，微眯着眼睛。克拉丽莎心里想，她只是在等待着这段时间的结束。等待着她可以去睡觉、可以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克拉丽莎说，“你要是想休息，就马上上床去吧，劳拉。客人的房间就在走廊尽头。”

“谢谢你，”劳拉说，“我过一会儿就去。”

她们再次陷入沉默，这沉默既不让人感到亲切，也不特别令人不自在。那么，这就是她了，克拉丽莎心想；这就是理查德诗歌中的那个女人。这就是那个失去了的母亲，那未遂的自杀；这就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女人。这样的一个人原来竟会是个两只手放在膝头、坐在沙发里、看上去很平常的老太太，真是令人既吃惊又感到欣慰。

克拉丽莎说，“理查德是个了不起的人。”

她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对亡者的赞美已经开始了；去世的人已经被重新誉为值得敬重的公民，一个做好事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了安慰一个老太太，确实，但也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好吧，直说了吧，她说这话是表示对他的遗体拥有权利：我和他的关系最为亲密，我应该是第一个对他做出评价的人。此刻她很想命令劳拉·布朗去上床睡觉，关上门，在房间里一直待到早晨。

“是的，”劳拉说。“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不是吗？”

“你读过他的诗了？”

“读过了，还有那本小说。”

这样说来她什么都知道了。她知道克拉丽莎的一切，也知道她自己，劳拉·布朗，是被公诸于众的（如果“众”这个词用在那一小帮顽固坚持读诗的人的身上不算夸张的话）篇幅不多的个人神话中的幽灵和女神。她知道自己被崇拜过也被鄙视过；她知道自己曾使一个男人着迷，一个很可能被证明是个重要的艺术家的人。现在她满脸斑点，穿一件花连衣裙坐在这里。她平静地说自己的儿子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是的，”克拉丽莎无奈地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还能说什么呢？

“你从来没有当过他的编辑，是吧？”

“没有。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做他的编辑会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是的，我明白。”

“编辑需要一定程度的客观性。”

“当然啦。”

克拉丽莎感到自己仿佛窒息了。谈话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和劳拉·布朗坦率地交谈，问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就这么难以做到？究竟什么是重要的问题？

克拉丽莎说，“我尽最大的努力给了他最好的照顾。”

劳拉点点头。她说，“我但愿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

“我自己也希望这样。”

劳拉探身握住了克拉丽莎的手。在劳拉的手的松软的皮肤下面，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她骨头上的棘状凸起和疙瘩，以及凸出的血管。

劳拉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亲爱的。谁都只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克拉丽莎说。

如此说来，劳拉·布朗，这个自杀未遂的女人，这个离家出走的女人，在其他所有的人、所有挣扎着在她离去后生存下来的人都已去世以后仍然活着。在前夫死于肝癌、女儿被醉酒驾车的人撞死以后，她仍然活着。在理查德跳窗死在一片碎玻璃渣之间以后，她仍然活着。

克拉丽莎握着老人的手。她又能做什么别的呢。

克拉丽莎说，“不知道朱莉娅是不是把你的茶给忘了。”

“不会忘的，亲爱的。”

克拉丽莎瞥了一眼通向小花园的玻璃门。黑黢黢的玻璃上不完整地映照出她和劳拉·布朗的身影。克拉丽莎想到了窗台上的理查德；理查德松开了手；不是跳下去的，真的不是，而是滑下去的，像从石头上滑进水中。当他无可挽回地这样做的那一刻，当他脱离了他幽暗的房间落入空中的那一刻，会是怎样的情景？看到下面的小巷、小巷里蓝色和褐色的垃圾桶、四散着的浅黄色碎玻璃向他迎面冲来时，会是怎样的情景？当他重重地落在水泥地上，感觉到（他有没有在刹那间感觉到）脑袋开花，脑袋里的一切冲动、一切小小的智慧撒落殆尽，这会是——会有可能是——某种愉快吗？克拉丽莎心想，他不可能有太大的痛苦。他会想到有痛苦、痛苦的最初冲击，然后——不管后来再发生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去看看吧，”她对劳拉说。“马上就回来。”

“好吧。”劳拉说。

克拉丽莎脚下有点不稳地站起身来，走进了厨房。萨莉和朱莉娅已经把食物从冰箱里拿了出来，堆放在长台面上。有串在木签上的螺旋形的烤鸡胸，点点黑色的焦斑间露出明亮的黄色，整齐地排放在一碗花生酱的四周。有小块的洋葱馅饼。有蒸虾，鲜红闪亮的上好的金枪鱼块，上面涂着青芥末酱。有深色的三角形的烤茄子块，黑面包做的圆形三明治，以及在梗端分别涂着山羊奶酪和碎核桃仁的苣荬菜叶。有满盛着生蔬菜的浅碗。还有盛在陶盘里的蟹肉锅仔，这是克拉丽莎亲手为理查德做的，因为这是他最爱吃的。

“天呐，”克拉丽莎说。“瞧瞧这些吃的。”

“我们本来请了五十个客人的。”萨莉说。

她们仨在装满食物的盘子前站立了片刻。这些食物给人以未受玷污、不得触摸的感觉；很像是遗物的展示。一时间，克拉丽莎仿佛觉得这些食物——世上最容易腐烂消失的事物——在她和其他人消失以后、在她们所有的人甚至连朱莉娅都死去以后，还会继续在这里存在下去。克拉丽莎想象着，她们一个又一个永远地离开了这些房间，而这些食物仍然在这里，不知怎的仍然新鲜，原原本本的一点没变。

萨莉两手抱着克拉丽莎的头。她用力地、利落地亲吻她的额头，让克拉丽莎想到像是往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

“咱们大家都吃点，然后去睡觉，”她在克拉丽莎耳边柔声说道。“今天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克拉丽莎捏了捏萨莉的肩膀。她本想说，“我爱你，”可是萨莉当然是知道的。作为回应，萨莉捏了捏克拉丽莎的上臂。

“是的，”克拉丽莎说。“该结束了。”

那一刻，理查德似乎真的开始离开了这个世界。对克拉丽莎来说，这几乎是一种身体上的感觉，一种轻轻地然而又是无可挽回地扯开了去的感觉，像一棵草被从地里拔了出来。很快克拉丽莎就会去睡觉，很快认识理查德的人都会入睡，明天早晨醒来都会发现他已经进入了亡灵的国度。她不知道明天早晨是否不仅标志着理查德人间生活的终结，而且也是他的诗歌的末日的开始。毕竟有着这么多的书，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是好书，而在这很小的一部分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流传下去。可能未来的公民，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人们，会想要读一读理查德写的挽歌，他那韵律优美的悲叹，他那绝不感情用事的爱与怒的陈述，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他的作品会和几乎别的所有东西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克拉丽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将会消失，劳拉·布朗，那失去儿子的母亲、那个既被痛苦折磨又是个恶魔的人，也同样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的，克拉丽莎心里想，今天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们举行了晚会；我们抛弃家庭独自到加拿大生活；我们尽管才华横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怀抱着最奢侈的希望、奋力创作，但我们的书并不能够改变世界。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做不论什么事情，然后便睡觉——就这么简单平常。我们之中少数人跳楼、投河、服药自杀；稍多的人死于意外事故；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被某种疾病缓慢吞噬，或者如果我们极端幸运的话，则被岁月本身吞噬。唯一的安慰是：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尽管面对极大的困难、完全出乎预料、我们的生命似乎会有那么一个时刻突然绽放开来，给与我们所期望的一切，虽说除了孩子（也许连他们都包括在内），谁都知道这些时刻的后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其他的时刻，黑暗得多也困难得多的时刻。但是我们仍然珍爱这座城市，珍爱清晨；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得到更多期望的一切。

只有老天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热爱它。

那么，这里就是晚会的一切了，仍然摆放在那里；这里是仍然新鲜的花；一切都为迎接客人准备停当了，结果只来了四位。理查德，请原谅我们。事实上，这毕竟还是个晚会。这是为尚未死去的人举行的晚会；为相对来说还算完好的人、为那些由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有幸能够活着的人举行的晚会。

事实上，这是无比幸运的事。

朱莉娅说，“你觉得我应该端一盘吃的给理查德的母亲吗？”

“不用，”克拉丽莎说。“我去把她叫来。”

她回到起居室，回到劳拉·布朗身边。劳拉向克拉丽莎惨然一笑——谁能够知道她在想什么，感觉如何？那么，这就是她；这个充满了愤怒和忧伤的女人，这个哀婉动人、魅力四射的女人；这个爱恋着死亡的女人；这个出没在理查德作品中的受害者和施虐者。在这里，就在这个房间里，她是受到钟爱的人、是背叛者。这里是一个老妇人，一个多伦多的退休图书馆管理员，穿了双老年妇女爱穿的鞋子。

而她自己，克拉丽莎，也在这里，不再是达洛维夫人了；现在没有人这么叫她了。她在这里，面前是另一个小时的光阴。

“进来吧，布朗太太，”她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1－5751

THE HOURS by MICHAEL CUNNINGHAM

Copyright:1998 BY MICHAEL CUNN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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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LT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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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时刻刻 ／（美）坎宁安（Cunningham,M.）著； 王家湘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7518

Ⅰ.①时… Ⅱ.①坎… 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Ⅰ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8378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选题策划： 方雨辰

装帧设计： 瀚愔

时时刻刻

〔美〕迈克尔·坎宁安 著    

王家湘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5千字开本： 880×1240毫米1/32印张： 7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ISBN 9787020087518

定价： 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