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形罩/（美）普拉斯（Plath，S.）著；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

（20世纪经典）

书名原文：The bell jar

ISBN 978-7-5447-4109-5

Ⅰ.① 钟… Ⅱ.① 普… ② 杨… Ⅲ.① 自传体小说美国 现代 Ⅳ.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0817号

The Bell Jar by Sylvia Plath

Copyright © 1963by Sylvia Pla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l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1-78号

书　名 钟形罩

作　者 [美国]西尔维娅·普拉斯

译　者 杨 靖

责任编辑 袁 楠 孙 茜

原文出版 Bantam Books，198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4年2月第4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09-5

插图

1950年秋，被史密斯学院录取

1954年春，历经心理治疗之后重返史密斯学院

1956年春，与休斯邂逅于剑桥

1962年春，普拉斯母亲到德文郡造访

普拉斯绘画

普拉斯绘画

普拉斯绘画

1

那是一个古怪的夏天，天气闷热不堪。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1] 送上电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赖在纽约干什么。对于死刑我有些愚蠢的想法。一想到上电椅我就觉得恶心，可报纸上全是关于他们的报道——在每一个街道的转角、每一个散发出发了霉的花生味儿的地铁口，这些大字标题都张大鱼泡眼睛瞪着我。其实这和我毫无关系，但是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想那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纽约已经够糟糕的了。才早上九点，头天夜里悄悄潜入的隐约带有乡间湿气的清新味儿就已蒸发殆尽，像是一个美梦的尾巴。热烘烘的街道在阳光下浮悠，两边对峙的大楼把街道拦成一道花岗岩峡谷，峡谷底部灰蒙蒙的，好似海市蜃楼。汽车的顶部烤得哧哧直响，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干燥的、煤灰般的尘埃直吹到我的眼睛和喉咙里去。

我老是从电台广播和办公室闲话里听到关于卢森堡夫妇的消息，以至到后来我简直没法不想着他们。这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解剖用的尸体，后来的好几个星期里，我老是看见那具尸体的脑袋——应该说是脑袋的残余部分——从我早餐吃的鸡蛋和熏肉后面冉冉浮起，或者浮现在巴迪·威拉德的脸庞后面，就是他带我去看这东西的。没多久我就觉得自己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具尸体的脑袋，用一根线系着，像带着一只黑糊糊的、散发酸臭味的没嘴气球。

我知道那个夏天我不大对劲，因为我净想着卢森堡夫妇，净想我真蠢，不该买那么多既不舒服价钱又贵的衣服，现在它们像串起的鱼一样没精打采地挂在衣橱里。我还老想，我在大学里兴致勃勃、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些小小成就，在麦迪逊大街那些光滑平整的大理石和平板玻璃的楼面外嘶嘶几声便已化为乌有。

按说那该是我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按说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像我一样的大学女生都应羡慕我的好运。她们梦想的无非是像我这样，穿着某次午餐时间从布卢明代尔公司[2] 买来的七号漆皮鞋子，配上黑色漆皮腰带和黑色漆皮手袋，脚步轻捷地招摇过市。等到我们十二个女孩工作的那家杂志刊出我的照片——我的行头上身是仿银丝缎子，绷得紧紧的，下面的裙身是尼龙薄纱做的，蓬蓬松松，好似一团云雾；我在一个叫什么“星光屋顶花园”的地方喝着马提尼酒，周围簇拥着几个不知其名的小伙子；这些小伙子个个有着符合美国理想的身板儿，是专为拍照雇来或租来的——人人都会以为我这回是出尽风头了。

瞧瞧，他们会这么说，这个国家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一个在某个犄角旮旯的小镇上生活了十九年的女孩子，穷得连一份杂志都买不起，拿着奖学金上了大学，然后这儿得个奖，那儿又得个奖，最后呢，把纽约玩得滴溜溜转，跟玩她的私家车似的。

只是我什么都玩不转，甚至驾驭不了我自己。我只是像一部呆头呆脑的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从酒店到办公室到形形色色的晚会，又咣当咣当地从晚会回到酒店然后再到办公室。我琢磨着我应该像其他女孩一样兴高采烈，可我就是没法做出反应。我觉得自己好似龙卷风眼，在一片喧嚣骚乱裹挟之下向前移动，处在中心的我却麻木不仁、了无知觉。

我们统共是十二个女孩，住在同一家酒店里。

我们都是某次时装杂志征文比赛的获奖者，有写散文的，有写小说的，有写诗的，还有写时尚快讯的。作为奖励，主办者让我们在纽约工作一个月，所有费用全包，还有数不完道不尽的额外好处，像芭蕾舞和时装表演的赠票啦，上大名鼎鼎的豪华美容厅免费做头发啦，认识我们憧憬的领域里的成功人士啦，还有专人指导我们怎样根据各自肤色打扮自己。

我现在还保留着他们给我的化妆盒，那是专门为有棕色眼睛、棕色头发的人配备的：一管棕色睫毛膏，配着一把小刷子；一块圆形的蓝色眼影，大小正好让你用指甲尖在里面轻轻搽上一下；三支唇膏，从大红到粉红，所有这些都装在一只小巧玲珑的镀金盒子里，盒子的内侧还镶有小镜子。我还留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制太阳眼镜盒，上面镶嵌着五彩缤纷的贝壳和金属圆片，还钉着一只绿色的塑料海星。

我知道，我们的礼物堆积如山不过是因为有关商家拿我们做惠而不费的免费广告。当然，我不该吹毛求疵。这些阵雨一般从天而降的赠品曾让我开心得要死。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把它们藏起来了。再后来，我的情况好转以后，我又把它们拿了出来，到现在我的屋里还随处可见这些小玩意儿。偶尔我会用用那几支唇膏，上礼拜我还把那只塑料海星从眼镜盒上割下来给孩子玩。

我刚刚说到我们十二个人住在同一家酒店，一人一个房间，一个挨着一个，住在同一侧的同一层里。这让我想起我的学院宿舍。这不是一家普通意义上的酒店，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同一层里男女混杂居住的酒店。

这家酒店——亚马逊酒店——是专门接待女客的。住客大都是我的同龄人，她们那有钱的父母亲希望宝贝女儿住在男人绝对碰不着、骗不了的地方。这些人都在凯蒂·吉布斯学院[3] 那样时髦的秘书学校就读，上课时得戴礼帽、手套，穿长统袜。要不她们就是刚刚从凯蒂·吉布斯学院那样的地方毕业出来，一边给经理们做秘书一边在纽约瞎晃荡，只等着嫁个事业有成的如意郎君。

我看这些女孩子都是十二分地无聊。我看见她们在屋顶日光浴场懒洋洋地躺着，打打哈欠，涂涂指甲油，千方百计地保养在百慕大群岛晒出来的漂亮肤色。她们看起来实在是无聊得要死。我跟其中一个女孩聊了聊，发现她对乘帆船兜风腻味，对坐飞机旅行也腻味，对圣诞节到瑞士滑雪腻味，对激情澎湃的巴西小伙子还是腻味。

这种女孩真让我恶心。我妒火中烧，难以言表。我都十九岁了，除了这回纽约之旅，我还从来没离开过新英格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难得的机会，而我在这儿却无所作为，任凭机会像流水一般从指缝间白白溜走。

我想我那时的一个麻烦是认识了多琳。

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多琳那样的女孩。多琳来自南方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学院，一头白亮亮的秀发做成钢丝发，像蓬松的棉花糖一般拢在头上，一双蓝眼睛像透明的玛瑙弹珠，硬实、光洁、坚不可摧。多琳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嘲讽。我不是说那种恶意的轻蔑的笑，而是一种忍俊不禁的、诡秘的笑，就好像她周围的人全是些傻瓜，只要她乐意，大可狠狠嘲弄他们一番。

自打我们见面，多琳就对我另眼相看。她让我觉得，我比其他那些女孩敏锐得多。多琳可真是滑稽。在会议室里她总是紧挨着我坐，来访的名人要士在上面侃侃而谈，她则在下面压着嗓门跟我发表她那些机敏而尖刻的高论。

她说，她们学校的人对时髦非常注重，每个女孩子都有和衣裙材料一致的手袋，这样她们每次换衣服的时候都能换上和衣服相配的手袋。诸如此类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展示了一种奇妙、精致而颓废的生活方式，这就像磁铁一样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只有在看见我拼命赶任务时，多琳才会跟我急眼儿。

“你这么费劲儿干吗呀？”我在打字机上起草跟一个畅销小说家的访谈录，多琳斜倚在我床上，身穿一件桃红色的丝绸睡袍，用一条砂板来来回回地锉她那长长的、被烟熏黄的指甲。

这是多琳的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个个都穿浆得硬邦邦的棉布睡衣和加衬里的家常长袍，或者穿兼作沙滩服的毛巾布长袍，只有多琳穿这种拖到地面的半透明的尼龙加花边的东西，还有那种肉色的晨袍。由于静电作用，那晨袍总是紧紧地贴在她身上。她身上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味儿，带有一点轻微的汗酸，这种味儿老让我联想起扇贝形的香蕨叶子来，就是那种我们折下来用手指捻碎、然后就会闻到麝香味儿的叶子。

“你也知道，你那稿子明天交还是星期一交，老杰·西才不管呢。”多琳燃起一支香烟，让烟雾从鼻孔里袅袅飘出，遮住她的眼睛。“杰·西真是丑得要死，”多琳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我敢打赌她老公挨近她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灯都关上，不然他准会吐出来。”

杰·西是我的老板，尽管多琳说得不错，我还是挺喜欢她的。她可不是时装杂志社里那种装假睫毛、首饰戴得叫人眼花缭乱的装腔作势的货色。杰·西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她尽可以丑得像个母夜叉。她会好几种语言，认识这一行里所有的一流作家。

我试着想象杰·西脱下她那笔挺的职业套装，摘掉她赴餐会时戴的帽子，跟她那身宽体胖的丈夫一起躺在床上的情形，但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我从来都想象不出谁和谁一起躺在床上的情形。

杰·西想教我几招，我认识的每一个老太太都想教我几招，可我突然怀疑她们能教我什么。我把盖子放在打字机上，喀哒一声合上。

多琳咧嘴笑了：“聪明。”

有人叩门。

“谁呀？”我懒得起来。

“是我，贝特西。你去参加晚会吗？”

“可能去吧。”我还是没去应门。

他们是从堪萨斯[4] 把这个贝特西弄来的，她的金色马尾蹦上蹦下，脸上永远是一副斯格玛·凯大学男生联谊会[5] 的小子们梦中情人该有的笑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被叫到一个下巴刮得铁青、穿细条纹西服的电视制片人的办公室里，看看能不能从什么角度给我们拍一个节目，然后贝特西就开始大讲特讲堪萨斯的雌雄玉米。她讲啊讲啊，为了那些该死的玉米激动不已，就连那个制片人都给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过他说，很可惜，这些材料他没法用。

后来，美容编辑说动贝特西把头发剪了，把她造就成了一个封面女郎。我到现在还常常看到她的脸，在那些“匹·丘的太太使用比·赫·莱格产品”之类的广告中灿烂地笑着。

那时贝特西老是邀我跟她还有其他女孩子们一起干这干那，好像她在想法拯救我似的。她从来不叫多琳。多琳暗地里管她叫“波丽安娜[6] 牛仔女郎”。

“你要不要搭我们的车？”贝特西隔着门问。

多琳摇摇头。

“不用了，贝特西，”我说，“我跟多琳一块去。”

“好吧。”我能听见贝特西吧嗒吧嗒走过过道的声音。

“咱们就去看看，腻味了就走，”多琳一边把烟头在我的床头灯底座上捻灭，一边说，“然后咱们到城里逛逛。他们这里组织的晚会老让我想起学校体操馆里的那种老式舞会。他们干吗老是找耶鲁的学生来？耶鲁的学生——全是蠢货！”

巴迪·威拉德就是耶鲁的学生，现在想来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蠢货。当然啦，他有本事拿高分，还能和科德角[7] 那个叫什么格拉迪斯的糟糕的女招待来点风流韵事，可他连一丁点儿直觉都没有。多琳就有很好的直觉。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是从我自己的骨头里传出的一个隐秘的声音。

我们被困在向剧院蜂拥的车流中。的士卡在贝特西那辆的士的车屁股和载着其他四个姑娘的的士车头中间，动弹不得。

多琳看上去美极了。她穿着一件雪白的无肩带花边礼服，里面是紧身胸衣，将纤细的腰肢、丰腴的胸臀凸显无遗，曲线优美，身段妖娆。她的皮肤在淡淡一层粉下透出一种古铜色的光泽来，身上则香味馥郁，好像混合了一整家香水店的芬芳。

我穿的是一件花了四十美元买的黑色山东绸紧身礼服。我在听说自己有幸去纽约工作时曾用一部分奖学金狂购乱买了一通，这是其中的一样。这条裙子的裁剪非常怪异，我在里面根本没法穿什么胸罩，不过那也无关紧要，反正我像小男孩一样单薄，几乎没有任何曲线，而且，在炎热的夏夜，我也喜欢那种近乎赤身裸体的感觉。

然而纽约的生活让我好不容易晒出来的棕褐色皮肤褪了色，我肤色泛黄，像个中国丫头。一般情况下我会因为这样的装束、这样的肤色局促不安，但是和多琳在一起我就打消了这些顾虑。我觉得自己聪明盖世，大可以睥睨众生。

当酒吧的条纹凉棚下那个眼光一直追随着我们的车子、身穿蓝色伐木工衫和黑色丝光斜纹裤、足登压模牛仔皮靴的男子朝我们溜达过来时，我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是冲着多琳来的，对此我心知肚明。他穿过被阻车阵中弯弯曲曲的空隙走了过来，风采翩然地倚在我们大开着的车窗窗框上。

“请问二位美丽的小姐，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独个儿坐着的士是要往哪儿去呀？”

他满脸堆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好像在做牙膏广告。

“我们正要去参加一个晚会。”我不假思索地说，因为突然之间多琳变成了一根哑巴桩子，只顾腻腻歪歪地抚弄她那白色花边手袋的封皮。

“那多没劲，”那人说，“不如跟我到那边的酒吧喝上几杯？我还有几个朋友在那儿等着呢。”

他朝凉棚下几个穿着随便、没精打采的男子点了点头。他们一直盯着他的举动，当他回头看时，他们哄笑起来。

那种笑声本该给我敲个警钟。那是一种低低的、心领神会的窃笑。但是恰在此时车流有了蠕动的迹象，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稳如泰山，两秒钟后我就会后悔没有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去看看杂志社的人为我们精心展示的那种纽约的另一面。

“怎么样，多琳？”我问。

“怎么样，多琳？”那男子说，还是一脸的笑容。直至今日我仍然想不起他不笑时的模样。我想他一定从头到尾都在笑着。笑成那样对他来说一定是再自然不过了。

“那，好吧。”多琳对我说。我打开车门。的士准备再次前行之时我们钻出车子，向那家酒吧走去。

只听得一记尖利刺耳的刹车声，然后是嗵的一声闷响。

“嘿，你们两个！”我们的司机怒不可遏地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脸膛气得发紫，“怎么搞的？”

他这样突如其来地一刹车，后面那辆的士直撞上去，我们可以看见车里的四个女孩颠来倒去，挣扎着从汽车底板上爬起身来。

那男子大笑，把我们留在路旁，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和叫骂声中走了回去，将一张钞票递给的士司机，然后我们看见杂志社的女孩们接二连三地过去了，一辆的士接着一辆，像是一个只有伴娘参加的婚礼。

“来吧，弗兰克。”那人对他那伙朋友中的一个说。一个身材矮小、发育不全的家伙从人群中走出来，跟我们一道进了酒吧。

他是那种我一向不能忍受的家伙。我穿着丝袜量身高是五英尺十英寸，跟小个子男人在一起，我得弓着点身子、耷拉着臀部，一边高一边低，好让自己看上去没那么高，这使我老觉得粗笨、别扭，像个马戏台上串场子的演员。

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一种奢望，想我们可以按身材高矮配对儿，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和最先跟我们搭话的那人排在一起，他的身高足有六英尺。可是他跟着多琳径直往前走，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尽量装做没注意到尾随身侧的弗兰克，紧挨着多琳在桌边坐下。

酒吧里光线昏暗，除了多琳之外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分明。多琳的白发白裙白得耀眼，整个人焕发出银白色的光泽。现在想来那一定是酒吧屋顶上的霓虹灯的反光。我觉得自己慢慢融入暗影中，就像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底片。

“嗯，喝什么？”那男子笑眯眯地问。

“我想我还是要一杯古典鸡尾酒[8] 吧。”多琳对我说。

点酒总是叫我为难。我闹不清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区别，也从来没有叫到过真正合我口味的酒。巴迪·威拉德还有其他熟识的男生通常都穷得买不起烈性酒，或者干脆就对喝酒嗤之以鼻。这么多男生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简直不可思议。我认识的男生好像全是那样儿的。巴迪·威拉德做得最好的一次也不过是给我们俩买了一瓶杜勃内酒[9]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他一个学医的也有那么点儿品位。

“我喝伏特加。”我说。

那人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掺什么？”

“就这么喝，”我说，“我从来不往里头掺东西。”

我想要是我说加冰块、加杜松子酒或者随便加什么就会出洋相。我见过一次伏特加的广告，一杯斟得满满的伏特加伫立在一个雪堆里，在蓝色灯光的映照下清澈如水，所以我琢磨着喝伏特加时不掺任何东西应该不会错。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点上一杯酒，然后发现它清醇可口。

侍者走上前来，那男子为我们四人点了酒。他一身农场装束，在这充满城市气息的酒吧却能如鱼得水，我猜他很可能是一个名人。

多琳始终一言不发，只顾玩弄着她面前的软木餐具垫子，后来才点起一支香烟，但那男子似乎并不介意。他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看，就像人们盯着动物园里那只了不起的白色金刚鹦鹉，盼着它能说两句人话。

酒上来了，我的那杯看上去清纯如水，跟广告中的伏特加一模一样。

“你是干什么的？”为了打破沉寂，我问那男子。这沉寂像丛林中的荒草那样又高又密，从四面将我包围住。“我是说，你在纽约干什么工作？”

那男人慢吞吞的，好像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眼光从多琳的肩膀上拽开。“我是DJ，”他说，“你们可能听说过我吧。我叫莱尼·谢泼德。”

“我知道你。”多琳突然说。

“那可太好了，宝贝儿，”那男人说，突然大笑起来，“这一点迟早派得上用场。我可是名噪天下。”

然后莱尼·谢泼德意味深长地看了弗兰克一眼。

“嘿，你是从哪儿来的？”弗兰克猛地一下坐直了身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位叫多琳。”莱尼的手在多琳光溜溜的胳膊上来回摩挲，还捏了一把。

令我惊讶的是，怎么都看不出多琳是否注意到他在干什么。她坐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抿着酒，皮肤黑黝黝的，像一个身穿白色礼服、头发漂成浅色的女黑鬼。

“我叫爱莉·希金博特姆，”我说，“芝加哥人。”说完这话我觉得安全多了。我可不希望我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跟我、我的真名以及我的波士顿出身有任何干系。

“嗯，爱莉，跳个舞怎么样？”

一想到跟个穿橘黄色小山羊皮厚底鞋、小里小气的T恤衫、耷拉下来的蓝色运动外套的小矮个儿一块跳舞，我就直想发笑。要说有什么东西让我看不上眼的话，那就是一个穿蓝色行头的人。要么黑色，要么灰色，棕色也行。蓝色让我发笑。

“我可没那个心情。”我冷冷地说，把背对着他，急忙将椅子往多琳和莱尼那儿拉了一下。

现在那两位看起来就像相识多年的老友。多琳正在用一根细长的银勺从杯底往外舀水果片，每当她把勺子送到嘴边时，莱尼就会像只狗呀什么的哼上几声，一通乱咬，要从勺里夺下那些水果片来。多琳咯咯直笑，一个劲儿地舀啊舀。

我终于开始意识到伏特加正是我在寻找的酒类。这酒喝起来没有任何味道，却像一把短剑一样直冲肚里，让我感觉力量无穷，神圣而庄严。

“我得走了。”弗兰克站起来说。

这里的光线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第一次留意到他的嗓音又尖又傻。没人理睬他。

“嘿，莱尼，你还欠我账呢。莱尼，你记得吗，你还欠我账呢，是不是？”

我觉得奇怪，弗兰克居然当着我们的面提醒莱尼他还欠着他钱，我们可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呀，但是弗兰克站在那儿没完没了地重复那几句话，直到莱尼把手伸进兜里，掏出厚厚一卷绿色钞票，抽出一张，递给他。现在想来那是十美元。

“闭上嘴滚吧。”

有好一会儿我以为莱尼那话也是冲着我说的，可后来我又听到多琳说：“我不去，除非爱莉也去。”我得承认多琳确实有一手，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的假名。

“哦，爱莉要去的，是不是，爱莉？”莱尼说罢，冲我挤了一下眼睛。

“我当然要去的。”我说。既然弗兰克已经消失于夜色之中，我就跟着多琳吧。我要尽可能地多看些东西。

我喜欢观察人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只要碰上能让我大饱眼福的交通事故、街头斗殴，或者浸在实验室玻璃瓶里的婴儿，我一定会停下脚步，好好地看个明白，永世不忘。

这样我当然学到了很多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学到的东西，就算吃了一惊或者感到恶心，我也丝毫不露声色，而是假装这套玩意儿我老早就领教过了。

【注释】

[1] 卢森堡夫妇：美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五三年受控犯有间谍罪，被处以电刑。

[2] 布卢明代尔公司：纽约市一家大型高档百货公司。

[3] 凯蒂·吉布斯学院：纽约市一所专门培养秘书的学院。

[4] 堪萨斯：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盛产向日葵和玉米。

[5] 斯格玛·凯大学男生联谊会：大学生联谊会是一种美国传统的大学生及校友组织，常用希腊字母命名，新成员必须通过组织内定的秘密仪式接纳。斯格玛·凯为希腊字母ΣΧ。

[6] 波丽安娜：美国作家Eleanor Porter所著同名儿童故事书的女主人公，后被引申为形容词，形容人乐观向上，总能直面人生，懂得凡事要向好的一面看，并开开心心地受用，愉快地迎接未来。

[7] 科德角：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一个半岛，与波士顿隔海相望。

[8] 古典鸡尾酒：一种流行于美国的鸡尾酒，用冰块、威士忌、糖、苦味汁和苏打等调制，饰以柑橘类水果片和一颗樱桃。

[9] 杜勃内酒：一种法国开胃甜酒。

2

说什么我也不肯错过去莱尼家的。

屋子完完全全照牧场的风格布置，只不过是跻身于纽约的一座公寓当中。他说，他敲掉了几堵隔墙，好让地方显得宽敞些，然后叫人把几面墙都钉上松木板，又用松木板做了一个别致的马蹄形酒吧。我琢磨着地板也是用松木板镶的。

脚下搁着几张巨大的白色熊皮，唯一一种家具是好些低矮的床，上面铺着印第安人的毯子。墙上悬挂的不是画，而是鹿角、野牛角和一只大野兔的头部标本。莱尼伸出大拇指，摸摸那温顺的小灰鼻子和僵硬的大耳朵。

“在拉斯维加斯打的。”

他向房间另一头走去，牛仔皮靴踩在松木地板上，发出枪响一般的回声。“音响。”说完这话，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远处的一扇门后。

突然之间，音乐自四面八方响起，忽又戛然而止，我们听见莱尼的声音：“这里是十二点流行音乐栏目，我是莱尼·谢泼德，为您主持排行榜综述。本周排在我们马车队第十位的当然是诸位最近常常听到的那位小巧玲珑的金发女郎……请听独一无二的《向日葵》！”

我生在堪萨斯，长在堪萨斯，

将来嫁人，婚礼也在堪萨斯……

“真是个怪人！”多琳说，“你说他是不是个怪人？”

“没错。”我说。

“听着，爱莉，帮我个忙。”到这会儿她似乎认定我就是爱莉了。

“没问题。”我说。

“别走开，好吗？要是他想干什么傻事，我可斗不过他。你看见那身肌肉没有？”多琳咯咯傻笑起来。

莱尼从后面一间屋子里冒了出来。“我那儿的录音设备值两万美元呢。”他缓步走到酒吧跟前，取出三只酒杯、一只银制的冰桶和一个大水罐，着手用几种酒调制饮料。

她是一个忠诚的女孩，她答应要等他——

她是向日葵州的向日葵花。

“棒极了吧？”莱尼走了过来，端着三只酒杯。酒杯外面沾着汗珠一般的大水滴，莱尼分送酒杯的时候，冰块在酒杯里叮当作响。这时，随着嘣的一记拨弦声，音乐声停了下来，我们听见莱尼的声音在宣布下一首歌的开始。

“什么也比不上听自己说话过瘾。哎，”莱尼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弗兰克开溜了，你得有个伴儿，我去叫个小伙子来吧。”

“没关系，”我说，“用不着。”我不想直截了当地要求找一个比弗兰克大好几号的家伙。

莱尼似乎松了口气。“你不介意就好。我可不想亏待多琳的朋友。”他冲多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是不是呀，宝贝儿？”

他向多琳伸出一只手，两人一言不发，却一块儿跳起了吉特巴，手里还端着酒。

我盘腿坐在一张床上，竭力做出一副又虔敬又漠然的表情，就像我曾看到过的一些观看阿尔及利亚肚皮舞的商人那样，但是我刚往兔子标本下的那面墙上一靠，小床就往房间中央滑去，于是我干脆坐到地板上的一张熊皮上，背靠着小床。

我的那杯酒叫我越喝越难受。我越喝越觉得其味如死水。杯子中部画着一根粉红色、描着黄色小圆点的套马索。我把酒喝到套索下面大约一英寸的地方，停了一会儿，等我想要再呷一口时，酒又回到了套索那个地方。

空气中轰响着莱尼的歌声：“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竟然离开了怀俄明[1] ？”

甚至在歌声的间歇中，那两人依然起劲地跳着吉特巴。我觉得自己越缩越小，直到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夹杂在那些红红白白的小地毯和松木板条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地板上的一个洞。

眼睁睁地看着一对男女彼此越来越暧昧、越来越狂热，这可真叫人丧气，特别是当屋里只多出你一个的时候。

这就好像从驶离巴黎的特快火车的车尾上观望那座城市——每过一秒钟巴黎就变得小了一点，而你却感觉那一秒一秒越变越小、越来越寂寞的其实是你自己，以每小时大约一百万英里的速度离开那万家灯火，离开那喧嚣刺激的一切。

莱尼和多琳的身子偶尔会猛然相撞，两人接个吻，然后各自转过身去美美地喝上一口，再回头将身子贴在一起。我想我还不如躺到熊皮上睡上一觉，直睡到多琳准备回酒店时为止。

突然，莱尼发出一声可怕的号叫。我坐了起来。多琳正贴在莱尼的身上用牙咬着他的左耳垂。

“放开，你这婊子！”

莱尼弯下身子，多琳噌的一下爬到他的肩膀上，手中的酒杯甩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砸在松木板条上，发出一声脆响。莱尼还在嗷嗷叫着，一边扛着多琳飞速地旋转，我看不清她的面孔。

就像通常人们注意到别人眼珠的颜色那样，我发觉多琳的乳房从衣服间冷不防冒了出来，当她肚子伏在莱尼的肩膀上、两腿在空中踢打、一边尖叫一边旋转时，她的乳房就像两只饱满的棕色蜜瓜，悠悠晃荡。接着两人又纵声大笑起来，旋转的速度也放慢了。眼看着莱尼试图隔着裙子咬多琳的屁股，不等再发生什么事，我就溜出了房门，双手抓住楼梯扶手，半滑半走地下了楼。

直到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人行道，我才意识到莱尼的住处开着空调。人行道上积聚了一整天的郁闷的暑热劈头向我打来，好似最后一记侮辱。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刹那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管他三七二十一，叫辆的士参加晚会去吧。可我想想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这会儿晚会可能已经散场，我可不想跑到一个空荡荡的舞厅去，看那撒满一地的五彩纸屑和烟头，还有皱成一团的餐巾纸。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离这儿最近的街角，一边走一边用一根手指的指尖划拉左侧身畔建筑物的墙面，免得走起来歪歪扭扭。我瞧了一眼街道的标志，然后从手袋里取出我的纽约街区图。我这里到酒店正好是四十三个街区后转弯再走五个街区。

走路从来都难不倒我。我看准方向出发了，嘴里轻轻念叨着街区的数目。当我走进酒店大堂时已经完全清醒了，只是脚有些浮肿，那是我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懒得穿袜子。

大堂里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值夜班的。柜台后面亮着灯，他在钥匙串和沉默的电话机的包围中打着瞌睡。

我溜进自助电梯，按一下我住的楼层号。电梯门无声无息地合上，像一架无声的手风琴。然后我觉得耳朵有点胀，我注意到有个个子高挑、眼圈模糊的女人傻里傻气地直盯着我的脸。当然，那就是我自己。看到自己那副皱纹满面、疲惫不堪的尊容，我可真是吓了一跳。

过道里连鬼影都没有一个。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里面乌烟瘴气。刚开始我还以为这凭空而来的烟雾是对我的谴责，后来才想起是多琳抽的烟，就按了一下窗户通气阀的按钮。这里的窗户是固定死的，你没法完全打开把身子探出去；不知怎么搞的，这让我大为光火。

我站在窗户的左边，把面颊贴在木框上，往下我能看到矗立在黑暗中的联合国大厦，它看起来像个奇异的、绿色的火星式蜂巢。我能看到车道上移动的红红白白的光点，以及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桥上的灯光。

沉寂令我情绪低落。这不是万籁俱寂的那种沉寂。是我自己的沉寂。

我知道得很清楚，车辆在发出声音，车里的人、灯火通明的建筑物里的人都在发出声音，河流也在发出声音，但我什么也听不见。这座城市就这么悬挂在我的窗口，平展展的，像一张海报，闪闪烁烁，光怪陆离。想想它给我带来的种种好处，有没有它几乎毫无分别。

床头那部瓷白色的电话机本可以将我同人世间联系起来，但它躺在那儿一言不发，像个死人的头颅。我努力回想自己曾经把电话号码给过什么人，好开出一张有可能收到的电话单子，但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巴迪·威拉德的妈妈。我曾留给她我的号码，好让她把号码转告她认识的一个在联合国做同声传译的人。

我低低地、干涩地笑了一声。

我能想象威拉德夫人要给我介绍的同声传译是什么样的人，她可是一门心思想要我嫁给巴迪；那年夏天，巴迪在纽约州北部什么地方治疗肺结核，他母亲甚至托人给我在肺结核疗养院找了个跑堂的工作，好让巴迪不太寂寞。她和巴迪都搞不懂我竟然会选择来纽约。

我五斗橱上的镜子有点变形，而且亮得刺眼。镜子里的那张脸活像牙医的水银球上映出的影像。我想钻进被单里去睡一觉，可是对我来说，那就好像把一张满纸涂鸦的脏兮兮的信纸塞进一只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信封里一样。我决定洗个热水澡。

热水澡肯定不能包治百病，但我想例外也不会太多。每当我悲痛欲绝，或者神经紧张、夜不成寐，或者迷上了什么人却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能见他一面，我都会意志消沉、萎靡不振，这时我就会对自己说：“洗个热水澡吧。”

我总是在浴缸里冥想。水必须非常烫，烫得简直没法下脚，然后你就一点一点地把身子浸下去，直到水漫至颈项。

我记得所有我曾在里面舒展过肢体的浴缸上方的天花板。我记得这些天花板的纹理和颜色、上面的裂隙、潮迹和灯光设备。我也记得那些浴缸：有带虎爪饰底座的老古董浴缸，有形似棺材的现代浴缸，还有粉红色大理石做的造型别致的浴缸，往下可以欣赏室内莲池。我也记得那些水龙头的大小及模样，还有各种各样的肥皂盒子。

我泡在热水中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要来得自在。

我躺在这家专供女子下榻的酒店十七层的一只浴缸里，超乎纽约的喧嚣和拥挤。我躺了将近一个钟头，觉得自己又纯净如初了。我不迷信水浸礼或约旦圣水那种事，但是我想我对热水浴的感觉跟那些宗教信徒对圣水的感觉差不离。

我对自己说：“多琳消融了，莱尼·谢泼德消融了，弗兰克消融了，纽约消融了，所有这些都融化消失了，再也无足轻重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从来不曾认识他们，我很纯净。我喝的那些烈酒、我看到的那些缠绵的热吻、回来路上落在我皮肤上的尘埃，所有这些都被净化了。”

我躺在这清澈、滚烫的水中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纯净无比。当我终于从浴缸里跨了出来，用酒店那种轻柔阔大的白色浴巾把身子裹住时，我觉得自己纯净可爱，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儿。

我不知道我在听见敲门声之前究竟沉睡了多久。一开始我根本没在意，因为敲门的人一个劲儿地叫：“爱莉，爱莉，爱莉，让我进来。”我可不认识什么爱莉。后来，另一阵敲门声盖过了原先那种闷闷的碰撞声——是一种尖利的笃笃声，另一个清脆得多的嗓音叫道：“格林伍德小姐，你的朋友要找你。”于是我明白是多琳回来了。

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在黑漆漆的房间中央昏昏沉沉地挣扎了一会儿才站稳身子。多琳把我吵醒了，这真让人窝火。只有好好睡上一觉我才有可能忘掉这个倒霉的夜晚，而她偏偏要来把我吵醒，搅了我的美梦。我想要是我假装睡着，敲门的人可能会停下，不再烦我，可是我等啊等啊，她们还是敲个没完没了。

“爱莉，爱莉，爱莉……”第一个声音咕咕哝哝，另一个声音则尖声嘶叫，“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好像我人格分裂似的。

我打开门，眨巴着眼睛朝亮堂堂的过道看去。我觉得那会儿既不像夜晚也不像白天，倒像突然插到二者之间的一种间歇，阴惨惨的，永远没有完结。

多琳倚在房门一侧的墙壁上，我一走出来她就跌进我的怀中。我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的脑袋低垂在胸前，僵直的、颜色极淡的金发从深色的发根垂落下去，活像呼拉舞裙的穗子。

我认出来了，那个身穿黑色制服、嘴上长着胡须的矮胖女人是夜班女佣，她在我们这一楼层的一个拥挤的小房间里熨烫住客的日常衣服及晚装。我搞不懂她是怎么认识多琳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帮多琳叫醒我，而不是把多琳悄悄领到她自己的房间去。

这女人看到多琳靠在我的怀里，除了打几个冒酸水的酒嗝之外还算安静，就大步流星地沿过道向她的工作间走去，那里搁着一架古老的“胜家”牌缝纫机和白色的熨衣板。我真想追上她，告诉她多琳的事跟我毫不相干，因为她那一脸的严肃、勤奋、道德感，就像老派的欧洲移民那样，叫我想起了我的奥地利裔外祖母。

“让我躺下，让我躺下，”多琳嘟嘟囔囔地说，“让我躺下，让我躺下……”

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把多琳拖进屋，扶她睡到我的床上，我就永远也甭想摆脱她了。

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胳膊上，身子温暖、柔软，像一堆枕头，她那穿着钉有鞋掌的高跟鞋的双脚不听使唤地拖曳着。她的身子太重了，我不可能拖着她走完这长长的过道。

我决定干脆把她放倒在地毯上，关上房门，锁好，回床上睡觉去。等多琳醒来，她不会记得发生过什么事，她会以为当我睡着时她在我房门前失去了知觉，然后她就会自个儿爬起来，乖乖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去。

我正要轻轻地把多琳放倒在过道的绿色地毯上，她低低地呻吟了一下，扒着我的手臂探出头去。褐色的呕吐物从她的嘴里喷涌而出，在我脚下汇成一大摊。

多琳一下子变得更重了。她的脑袋往那摊呕吐物里垂落下去，一绺绺的头发被秽物弄湿了，活像沼泽地里的树根，我发觉她睡着了。我放开手。我自己也迷迷糊糊要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有关多琳的决定。我下定决心，对多琳我只旁观，听她说话，但在内心深处我将不再和她有任何瓜葛。在内心深处，我会对贝特西和她那帮天真无邪的朋友们忠心耿耿。我的内心追随的是贝特西。

我无声无息地走回房间，把门关上。转念一想，我没锁门。我没法做到那么绝情。

第二天早晨，我在一片郁闷的暑热中醒来，穿上衣服，把冷水撩到脸上洗了洗，抹上一点口红，然后慢慢地打开房门。现在想来，当时我以为会见到多琳的身体依然躺在那摊呕吐物中，仿佛是我可鄙本性的丑陋的、活生生的见证。

过道里空无一人。地毯从过道的一头伸展到另一头，干干净净，永远是那么青翠的颜色，除了我房门前那一块隐约可见的形状不规则的污迹，就好像有人不小心在那儿打翻了一杯水，然后用布吸干了似的。

【注释】

[1] 怀俄明：美国中西部一州。

3

《淑女时代》的筵席上整齐地排列着一瓣瓣对半切开的黄绿色鳄梨——里面塞了蟹肉和蛋黄酱——和一盘盘煎得嫩嫩的牛肉和冷切鸡，其间点缀着几只堆满了黑色鱼子酱的雕花玻璃碗。那天早晨我根本没时间到酒店的自助餐厅吃东西，只胡乱喝了一杯煮过头的咖啡，苦得我直皱鼻子；我简直饿坏了。

来纽约之前，我从来没在一家像样的餐馆吃过饭。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不能算数，我不过是在那里跟巴迪·威拉德那种人吃点炸薯条、奶酪、汉堡、香草刨冰而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美食的热爱超过任何东西。不管我吃多少，我的身材都是老样子。直至今日，这十年来我的体重没有变过，只有一次例外。

我最喜欢的菜式都有足足的黄油、奶酪和酸奶油。在纽约，我们有这么多机会跟杂志社的人以及来访的形形色色的名人共进免费午餐，我养成了浏览菜单的习惯。是那种巨幅的手写菜单，上面仅一盘豌豆小菜就要五六十美分。我一路往下瞧，直到挑出最丰盛、最昂贵的菜式，然后点上一大串。

她们带我们出去吃饭都是高消费，实报实销，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内疚。我特意吃得飞快，不让人家等我；她们通常只点主厨色拉加一杯柚子汁，因为要减肥。几乎每一个我在纽约遇上的人都在减肥。

“在此我向我们杂志社全体同仁有幸结识的最漂亮、最聪明的一群年轻女士表示欢迎，”发福且又谢顶的司仪对着别在西装领上的麦克风呼哧呼哧地说，“为了感谢各位光临，我们《淑女时代》的食品试味厨房特地为各位献上这次筵席，聊表殷切之情。”

我们端出淑女风度，对他报以零零落落的几下轻轻的掌声，而后在一张巨大的、铺着桌布的餐桌旁就座。

我们杂志社一共来了十一个女孩，我们的指导编辑也大都到了，再加上《淑女时代》食品试味厨房的全体职员，她们穿着卫生的白罩衫，戴着整洁的发网，脸上的化妆无懈可击，一律是桃子馅饼的妆色。

我们只到了十一个人，因为多琳缺席了。不知为什么，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旁边，椅子就这么空着。我替她把座位牌收了——那是一面袖珍镜子，镜子上部用花体字描着“多琳”，镜边是一个经过速冻处理的雏菊编成的花环，中间镶着的那个银色小洞就是映出她的脸蛋的地方。

那天多琳跟莱尼·谢泼德待在一起。现在她几乎一有空就去找莱尼·谢泼德。

《淑女时代》是家大型的妇女杂志，以其使用“亮彩[1] ”胶片拍摄的双幅页面的盛宴图片而闻名，盛宴的主题及场合每月一换。午宴前一个小时，她们带我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光可鉴人的厨房。我们看到，在白炽灯下拍摄摆好造型的苹果馅饼真是困难重重，因为冰淇淋不断融化，得从后面用牙签撑住，一旦造型不挺就得另换一份。

那些厨房里高高垒起的各色美食真叫人眼花缭乱。这可不是说我在家吃不饱，只是我的外祖母总是做廉价的带骨腿肉，或者廉价的精肉块。她还有一个习惯，在你刚想把叉子往嘴里送时，她就会说：“我希望你好好享用，一磅四十一美分呢。”这句话老让我觉得吃下去的不是星期日烤肉，而是一分一分的钱。

我们伫立在椅子背后聆听欢迎词时，我曾低下头偷偷打量鱼子酱碗的位置。一只碗正搁在我和多琳的空椅子之间，这位置可是颇有战略意义。

我琢磨着，餐桌中央搁着一盘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杏仁蛋白糖，因而坐在对面的女孩不可能够得着这碗鱼子酱，而坐在我右侧的贝特西呢，只要我用胳膊肘把它和贝特西隔开，让它靠近我的装面包和黄油的盘子，我想她就不好意思跟我抢了。而且，离坐在贝特西右边的女孩不远处还有一碗鱼子酱，贝特西可以吃那碗。

我外祖父和我之间有个常开不厌的玩笑。他在我家乡附近的一个乡村俱乐部当侍者总管，每个星期日外祖母都开车去接他回来，因为星期一是他的休息日。我弟弟和我轮流跟着她去，外祖父总是用星期日特餐招待外祖母和她的小跟班，就好像我们是俱乐部的常客似的。他热衷于为我介绍各色各样的珍品佳肴，以至我才九岁就已经对维希冷汤[2] 、鱼子酱和鳀鱼酱养成了狂热的爱好。

玩笑是这样的：在我的婚礼上，外祖父将负责提供鱼子酱，让我吃个够。这仅仅是个玩笑，因为我从来没打算要结婚，而且即便我真的要嫁人了，外祖父也买不起足够的鱼子酱，除非他把那间乡村俱乐部的厨房洗劫一空，将那儿的鱼子酱都装在箱子里带走。

在水杯、银餐具、骨灰瓷器的叮当声的掩护下，我在自己的盘子里铺上鸡肉片。然后我在鸡肉片上抹上鱼子酱，我抹了厚厚一层，就好像往面包上抹花生酱一样。接着，我用手指将鸡肉片一片一片地拈起来，卷成筒状，免得鱼子酱溢出来，随即把肉卷送进嘴里吃掉。

我一度对于吃哪道菜用哪个调羹总是弄不清楚，为此极为忐忑不安，后来我发现如果你在餐桌旁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做出不合常理的举动，仿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成竹在胸，那么你就没事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你礼仪不当或者缺乏教养。人家会认为你很有创意，妙趣横生。

我是在杰·西带我去跟一位著名诗人共进午餐那天学会这一招的。那是一间正儿八经的餐厅，到处都是喷泉和枝形吊灯，所有男士都穿着深色西服，衬衫雪白，而他却穿了一件可怕、笨重而污迹斑斑的棕色花呢茄克，一条灰色的裤子，里面是一件红蓝格子图案的开领紧身衣。

这位诗人一边跟我聊自然与艺术的对立，一边用手指将生菜叶一片片地拈起来吃。我的视线怎么都没法从那几根拈着一片片淌着水的生菜叶、在诗人的色拉碗和嘴唇之间来回移动的手指上挪开。没有人咯咯傻笑，没有人窃窃私语、做出粗鲁的评论。诗人那副模样叫人觉得，用手指拈色拉才是唯一自然而合乎情理的做法。

我们杂志社的编辑以及《淑女时代》的职员都坐得离我远远的，贝特西看起来乖巧、友善，她甚至似乎并不喜欢鱼子酱，于是我愈发肆无忌惮。我吃完一盘冷鸡肉加鱼子酱以后又来上一盘。然后我着手对付鳄梨加蟹肉色拉。

鳄梨是我最心爱的水果。每个星期日外祖父都会给我捎回一只鳄梨，藏在他的公文箱底、六件脏衬衣和星期日漫画的下面。他教我吃鳄梨的方法：把葡萄、果冻和法式色拉酱一起放到平底煎锅里熔化，然后将这石榴红色的酱汁倒进挖出的鳄梨里。我真怀念那种酱汁。与之相比，这里的蟹肉简直平淡无奇。

“裘皮展览会怎么样？”当我不再担忧贝特西争抢鱼子酱时，我问她。我用汤匙刮净了盘子里最后几枚带咸味的黑蛋蛋，然后把汤匙舔个干干净净。

“棒极了，”贝特西嫣然一笑，“他们教我们用几条水貂尾巴和一条金链子做一种可以扮出各种花样的围巾，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3] 花一美元九十八美分就能买到那种金链子的仿制品，一模一样。从展览会一出来，希尔达就跑到皮裘批发仓库，她打了个大折扣，买下几条水貂尾巴，然后又跑到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去，把整条围巾做好，乘公共汽车时就围上啦。”

我瞟了希尔达一眼，她坐在贝特西的另外一侧。当然啦，她围着一条看起来雍容华贵的围巾，几条毛茸茸的尾巴，一边用一根悬垂的镀金链子束着。

我老是琢磨不透希尔达这个人。她身高六英尺，绿色的大眼睛，眼角上斜，厚厚的红嘴唇，一副斯拉夫人特有的空洞的表情。她擅长制帽。她的指导老师是时装版编辑，这就把她与多琳、贝特西和我这几个人划分开来。我们更倾向于文学，负责写专栏文章，尽管有些只是健康或美容专栏。我不知道希尔达是否识文断字，但她做的帽子令人叫绝。她去纽约一家专门教授帽子制作的学校学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要戴一顶崭新的帽子，这些帽子都是她用零零碎碎的草杆、裘皮、丝带或者颜色难以捉摸的面纱亲手制作的。

“真了不起，”我说，“真了不起。”我好想多琳。她准会就希尔达的令人惊异的裘制品发表几句机智而辛辣的高论逗我开心。

我情绪低落；就在那天上午，杰·西那人揭下了我的面具，我感到我对自己的所有令人不快的怀疑现在都一一落到实处，我没法再遮掩下去了。十九年来，我一直忙于追逐高分以及这样那样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现在呢，我劲头没了，步子慢了，无可挽回地退出了赛跑。

“你干吗不跟我们去看裘皮展览呢？”贝特西问道。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她在问第二遍，一分钟以前她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你跟多琳出去了？”

“没有，”我说，“我是想去看展览来着，可是杰·西打电话叫我去办公室了。”说我想去看展览不太属实，但我竭力使自己相信那是真心话，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感受杰·西给我造成的伤害了。

我给贝特西描述那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筹划去裘皮展览会的情景。我只是没告诉她在那之前多琳到过我房间，她说：“去那该死的展览会有什么劲？莱尼和我要去科尼岛[4]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莱尼可以给你找个好小伙子。这一整天又是午餐会又是下午的电影首映式，够忙活的，谁也不会注意我们。”

我一时有些动摇。展览会确实没劲。我对裘皮素无兴趣。最后我决定还是赖在床上，能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去躺一天，要到那空旷的、池塘里有着野鸭的荒地上找一块最长的草坪。

我告诉多琳我不去展览会、午餐会、电影首映式，可我也不去科尼岛，我只想躺在床上。多琳走了以后，我自忖我为什么再也没法循规蹈矩地做我应该做的事。这使我感到悲哀、疲惫。然后我又自忖我为什么不能像多琳那样随心所欲地做我不应该做的事。这使我感到更加悲哀、更加疲惫。

我不知道那已是什么时候，我只听见姑娘们在过道里奔来忙去、互相叫唤、为赴展览会做准备的声音，然后一切都沉寂下来。我仰面躺在床上，瞪着光秃秃的白色天花板，寂静似乎越胀越大，我觉得自己的耳鼓都要跟它一起胀破了。然后电话铃响了。

我盯着电话瞧了一会儿。话筒在瓷白色的机座上微微颤动，所以我知道电话真的在响。我想也许我在舞场里或晚会上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什么人，然后就忘了个干干净净。我拿起话筒，以一种嘶哑的、逆来顺受的声音应道：

“喂？”

“我是杰·西。”杰·西厉声说。她是如此干脆利落，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她说：“我在想，你是不是正打算今天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溜进被单里。我不明白为什么杰·西以为我会去办公室。我们都发了油印的日程表，好让我们对各种活动心中有数，很多上下午我们都不去办公室，而是到市里去活动。当然，这样的活动是自愿参加的。

我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怯怯地说：“我本来打算去裘皮展览会的。”当然我压根儿就没这样想过，可我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我告诉她我本来打算去裘皮展览会的，”我跟贝特西说，“可她叫我去办公室，她想跟我聊聊，而且有活儿要我干。”

“哦，哦！”贝特西同情地说。她一定看见我的泪珠正扑簌簌地落到盛着蛋筒白兰地冰淇淋的甜食盘里，不然她不会把她自己那份碰也没碰过的甜食推给我。我吃完自己的一份，就开始心不在焉地吃她那一份。对于流泪我有点儿尴尬，但我的泪水货真价实。杰·西可是对我说了些可怕的话。

十点钟左右，我面色苍白地走进办公室。杰·西站起身，绕过办公桌来把门关上。我坐在我的打字机前的转椅上，她则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的转椅上，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坐着。她身后的窗台上一层一层地摆满了盆栽花卉，像一个热带花园，欣欣向荣。

“你对工作不感兴趣吗，埃斯特？”

“哦，感兴趣，感兴趣，”我说，“非常感兴趣。”我几乎要声嘶力竭地喊出这些话，似乎那样更让人信服，但我控制住了自己。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自己说，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读书、写作和工作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而且，似乎确实如此，我干什么都很出色，功课全优，甚至到我上大学时这种势头也无人可挡。

作为大学生，我曾经是镇上《新闻报》的记者，校文学杂志的编辑，校荣誉委员会的文书。这个委员会是个专门处理学术性和社会性违纪行为及其处罚的机构，很得人心。学校里一个颇具声望的女诗人、教授正为我争取到东部最大的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我有希望年年拿到全额奖学金。眼下，我正在一家面向知识分子的时装杂志社师从他们最棒的编辑，我怎么倒像一匹拉车的驽马，一味逡巡不前？

“我对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一个个字像一枚枚木制硬币落到杰·西的办公桌上，发出空洞、平板的闷响。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杰·西有点儿恶毒地说，“你知道，如果你卷起袖管好好干，这一个月你能在杂志社学到不少东西。在你之前来这儿的那个女孩睬都不睬时装展览那一套。她从这间办公室径直去了《时代》杂志。”

“天！”我还是那么一副死气沉沉的腔调，“那么快！”

“当然，你还要回大学上一年学。”杰·西语调稍微温和一点地继续说，“你打算毕业以后干什么？”

我一直打算拿上一大笔奖学金去上研究生院，或者拿上一笔资助到欧洲各地去学习，然后我想一边做教授一边写诗，或者一边写诗一边当个什么编辑。一般说来这些计划我都可以脱口而出。

“我真不知道。”我听见自己说。听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大为震惊，因为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那话听起来是实话，我看出来了，就好像有一个人老在你家门口晃来晃去，晃了几年以后，突然走到你跟前自我介绍说是你生父，而且他看起来真和你相貌酷似，于是你看出他真是你生父，而那个你从小叫到大的父亲其实是个冒牌货。

“我真不知道。”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杰·西顿了顿，又问，“你懂几门外语？”

“哦，我想，我会看一点法语，而且我一直想学德语。”大概有五年了吧，我一直跟人说我想学德语。

我母亲童年时讲德语，尽管她当时身在美国，为了这个她在一战期间曾被学校里的孩子扔石头。我父亲在我九岁时就死了，他讲德语，来自普鲁士黑暗的中心，一个充斥着躁狂抑郁症病人的小村庄。我弟弟当时正在柏林国际生活试验中心，讲一口地道的德语。

我没告诉过人：每次我捧起一本德语辞典或德语书，一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压压的、像带刺的铁丝一样的字母，我的脑子就像蛤蚧一样闭上了。

“我一直想进入出版界。”我竭力找回一点线索，好让自己像从前一样推销有术，“我想我会申请到一家出版社去工作。”

“你应该学会看法语和德语，”杰·西毫不留情地说，“也许再加上几门语言，西班牙语啦，意大利语啦，如果能看俄语就更好了。每年六月数百名姑娘拥到纽约来，她们都以为自己可以当编辑。你得拿出点那些庸常之辈没有的东西来。最好去学几门外语。”

我不忍心告诉杰·西，从我四年级的课程表中根本挤不出一丁点儿学外语的时间。我学的是旨在教人如何独立思考的优等生专修课程，除了上一门教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课以及一个诗歌创作高级研究班以外，我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写一篇论文，分析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某个晦涩难解的主题。我还没定写什么主题，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读《芬尼根觉醒》。我的教授倒是为我要写的论文兴奋不已，还允诺说要给我一些关于孪生子意象的提示。

“到时候看吧，”我对杰·西说，“很可能我会去上一个德语速成班，就是他们新开的那种适合双重需要的基础课。”说话的时候我想，没准我真会这么做。我有办法劝说我的班主任让我做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她把我当做一个有趣的试验品。

在我们学校，物理和化学都是必修课。我已经修了一门植物学，成绩出色。一整年里我一道考试题都没答错过，有一阵子我甚至做起当植物学家、到非洲或者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去研究野生草类的梦，因为到那种稀奇古怪的地方研究那种生僻的课题比到意大利研究艺术或者到英国研究英语更容易拿到大笔的资助，竞争没那么激烈。

植物学还不错，因为我喜欢把叶子剪下来，放在显微镜下，描画面包霉菌和蕨类植物繁殖周期中那奇异的心形叶片。这一切对我来说极其真实。

上物理课那天我就跟死了似的。

站在讲台后面的是个名叫曼兹先生的矮个男人，他肤色黝黑，声若洪钟但口齿不清，穿一套紧绷绷的蓝色西服，手里拿着一只小木球。他把球放在一块陡斜的、起楞的滑板上，让它从上面滑下去。然后他开始说什么α是代表加速度，t代表时间，他一下子写了一黑板的字母、数字、等号，我的大脑顿时跟死了一样。

我把物理课本带回宿舍。这是一本厚厚的讲义，印在那种油墨特别容易泛开的油印纸上，足足有四百页，没有插图，没有照片，只有图表和公式，封面和封底是砖红色的硬纸板。这是曼兹先生专为女大学生讲授物理而撰写的讲义，如果给我们用的效果还行，他就要设法将它出版。

于是呢，我学习那些公式，上课，观察球体从滑板上滚下来，听下课铃响。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姑娘都不及格，而我却拿了个不折不扣的优。我听到曼兹先生对一群抱怨课程太难的姑娘说：“不会太难吧，有一个女孩还得了优呢。”“是谁？告诉我们吧。”她们说，但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我亲昵地、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这使我起意逃掉下一学期的化学课。没错，我是在物理课上拿了个优，可我真是给吓坏了。我一边学物理一边直感到恶心。他们把一切都简缩成字母与数字，这真叫人受不了。黑板上不再有叶子的形状、放大了的叶子呼吸孔洞的图形，以及叶红素、叶黄素之类令人神往的词汇，而是曼兹先生用他的专用红粉笔书写的公式，那些丑陋的、蝎子似的字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块，难以辨认。

我知道化学课会更糟糕，因为我曾在化学实验室里看见一张巨大的九十来个元素的周期表，所有像金啊、银啊、钴啊、铝啊那样的好好的单词都被缩略成丑陋的符号，后面还标着不同的十进制数字。要是我再用那些玩意儿来伤我的脑筋，我非得发疯不可。我这门课肯定过不了。上半年我是强打精神、拼死拼活才挨到期末的。

于是我想出一个聪明的计划去找班主任。

我的计划是，我需要时间上莎士比亚课，因为我毕竟主修英语。她很清楚，我也很清楚，化学课我还会得优，所以，参加考试有什么意思呢？我不如做个旁听生，照常上课、学习知识，把分数啦、学分啦都抛到脑后。对于优等生来说这是个荣誉问题，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当你明明知道你总会得个优，分数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对吧？学院刚刚决定我们后面的年级不必再修二年级的理科科目，我们是最后一批深受旧体制之苦的班级，这使我的计划更为可行。

曼兹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打算。我想我的计划使他受宠若惊：我多么喜爱他讲授的课程啊，我来上课，竟然不是为了学分和成绩这样世俗的考虑，而仅仅是为了追求化学本身之美。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竟然想出改学莎士比亚但仍然旁听化学课这一高招。这完全是故作姿态，好像我多舍不得放弃化学似的。

当然，倘若我不是先拿了个优，我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要是班主任知道我是多么惊恐和沮丧，要是她知道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一些孤注一掷的措施，譬如弄一份医生证明，说明我不宜于学习化学、公式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等等，我敢肯定她一分钟也不会听我废话，非得让我去上化学课不可。

果然，校委会同意了我的恳求。后来班主任告诉我，有几位教授还十分感动。他们认为这是朝着学术成熟迈进的一大进步。

一想起那年余下的日子我就忍俊不禁。每周五节化学课，我一节也没落下。破旧的梯形教室摇摇欲坠，曼兹先生站在那空旷的教室前部，将一支试管里的东西倒到另一支试管里，一会儿燃起蓝色火焰，一会儿燃起红色火焰，一会儿又弄出些黄色烟雾，我只把他当做远处一只蚊子嗡嗡作响，因而可以充耳不闻，把背靠在椅子上，一边欣赏那五光十色的火焰，一边写着一页又一页的牧歌和十四行诗。

曼兹先生不时瞥我一眼，见我在写着什么，就朝我亲切地微笑表示赞赏。我想他一定以为我正在抄那些公式，不像其他姑娘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被他的讲课所吸引，因而情不自禁。

【注释】

[1] 亮彩：原名Technicolor，意为“技术色”，美国一胶卷品牌，拍摄出来的图片色彩瑰丽。

[2] 维希冷汤：一种用奶油、土豆、韭葱等烹制的冷食。

[3] 伍尔沃思百货公司：美国一家百货连锁零售商店，专门经营中低档商品。

[4] 科尼岛：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旅游胜地，原为一小岛。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杰·西的办公室里时，脑子里竟会闪过我成功地逃过化学课的情景。

从杰·西开始跟我谈话到结束，我一直见到曼兹先生站在她脑后虚无缥缈的空中，手里拿着他的小木球和试管，活像从帽子里变戏法变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复活节放假的前一天，曼兹先生曾经用那支试管捣鼓出浓浓黄烟，散发出一种臭鸡蛋的味道，把姑娘们和他自己都逗得哈哈大笑。

我觉得对不起曼兹先生。我想手足并用，爬到他跟前，为我曾经无耻地欺骗过他而道歉。

杰·西递给我一摞小说手稿，她跟我说话的语气比刚才温和得多了。那一上午我就忙着读那些小说，把我的意见打在办公室间联络用的粉红色便笺上，送到贝特西指导编辑的办公室，这样贝特西第二天就可以读到。杰·西时不时打断我，给我一点实际的指导或者聊点闲话。

那天中午杰·西要和两位名作家共进午餐，一位男士，一位女士。男作家刚刚卖了六篇短篇小说给《纽约人》[1] ，另外六篇给了杰·西。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杂志社买小说是一口气买六篇的，想到六篇小说可获得的稿费，我不由得瞠目结舌。杰·西说她午餐时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因为那位女作家也是写小说的，但她从未在《纽约人》上发表过作品，杰·西五年里只用过她一篇小说。杰·西必须在恭维那位名望较高的男作家时注意不要伤害那位名气稍逊的女作家的自尊。

当杰·西的法式挂钟的小天使扇动翅膀，将他们的镀金小喇叭举到嘴边，滴滴答答吹出十二个音符时，杰·西说我这一天活儿干得够多的了，叫我去参加《淑女时代》组织的参观和宴会，去观摩电影首映式，她希望明天一大清早就能见到我。

然后她飞快地在紫丁香色的上衣外面套上一件西装外套，在脑袋上扣上一顶仿紫丁香花的帽子，往鼻子上匆匆扑了点粉，将镜片厚厚的眼镜正了正。她看上去挺吓人的，但是博学多识。离开办公室时她用一只戴着紫丁香色手套的手拍拍我的肩膀。

“别让这邪恶的城市搅得你垂头丧气。”

我默默地在转椅里坐了几分钟，想着杰·西。我试着想象自己成了一个名叫埃·格的大编辑，坐在摆满了一盆一盆的塑料植物和秘书每天早晨都得浇水侍弄的非洲紫罗兰的办公室里，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愿我有一个像杰·西那样的妈妈。那样的话我准知道该干什么。

我自个儿的妈妈帮不上我什么忙。自从父亲死后，妈妈一直靠教速记和打字抚养我们，私下里她讨厌这个工作，也因为父亲生前不相信人寿保险推销员、死时没留下一分钱而怨气冲天。她老是跟我唠叨，叫我大学毕业后去学速记，这样我除了大学文凭以外还能有一技之长。“连使徒都要织帐篷呢，”她老是说，“他们也得谋生，就像我们一样。”

《淑女时代》的女招待取走我那两只吃得干干净净的冰淇淋盘子，放下一只洗手钵。我将手指放进那暖融融的水中，玩了一会儿水。然后，我用依然十分干净的餐巾仔细地擦拭每一根手指。我把餐巾折好，放在我的双唇之间，然后一丝不苟地将嘴唇压上去。我把餐巾放回桌面，餐巾的正中央便有一个模模糊糊、微微发亮的粉红色唇印，仿佛一颗小小的心。

我想，我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

我第一次看见洗手钵是在我的女捐助人家里。奖学金办公室那位满脸雀斑的娇小女士告诉我，学院有一个传统，要是为你提供奖学金的人还活着的话，你就得给他们写信，表示你的感激之情。

我拿的是菲洛梅娜·吉尼亚奖学金。吉尼亚是个十分富有的小说家，本世纪初曾就读于我所在的学院，她将自己的处女作改编成了一部由贝蒂·戴维斯[2] 主演的无声电影，和一部至今仍在播放的广播连续剧。原来她仍然在世，住在离我外祖父的乡村俱乐部不远的一幢大宅第里。

于是我用碳素墨水在一张灰色的、上有红色压印浮雕的学院标志的信纸上给菲洛梅娜·吉尼亚写了一封长信。我描写了骑自行车到山间漫游时所见到的秋叶是如何美丽，住在校园里与住在家里乘公共汽车上市立大学相比是多么幸运，以及知识如何向我展示一个又一个新的天地，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她一样写出伟大的作品。

我曾经在镇图书馆里读过吉尼亚夫人的一部作品——不知为什么学院图书馆没有收藏她的作品——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斥了长长的、充满悬念的问句：“埃弗琳会不会觉察格莱迪斯过去是认识罗杰的？海克特兴奋莫名地寻思。”“当唐纳德听说了关于埃尔丝的内情，知道那孩子正跟罗尔摩帕太太一起藏匿在僻静的农庄里，他还怎么可能要她呢？格利赛尔达向她那凄凉的、沐浴在月华中的枕头问着。”这些作品给菲洛梅娜·吉尼亚挣来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后来她跟我说她在学院读书时可是相当迟钝的。

吉尼亚夫人回复了我的信，邀请我到她家共进午餐。就在她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洗手钵。

水面上漂浮着几朵樱花，我以为那肯定是一种日式的餐后清汤，就把它全喝下肚去，包括那些鲜嫩的小花朵。吉尼亚夫人什么也没说。过了很久以后，当我跟学院里一个刚刚打入社交圈的女孩聊起这次午餐，我才发觉自己闹了什么笑话。

当我们从灯火明亮的《淑女时代》办公大楼里走出来时，街道灰蒙蒙的，大雨滂沱。这不是那种能将你冲个干干净净的好雨，而是我想象中巴西才会有的暴雨。雨滴足有咖啡杯托那么大，从天际一泻而下，打在滚热的人行道上，微微发亮的黑乎乎的水泥地嘶嘶作响，一股股热气翻滚而上。

我私下里希望能在中央公园单独度过一个下午，但是，在穿过《淑女时代》大楼那玻璃打蛋器一般的旋转门时，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发现自己冲进温热的雨中，钻进了一辆的士昏暗的微微颤动的洞穴里，跟我一起的有贝特西、希尔达，还有爱米丽·安·奥芬巴赫，那是一个古板的矮小女人，红发梳成一个髻子，在新泽西州的蒂内克[3] 有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

电影差劲极了。女主角是一个可爱的金发女郎，模样像琼·爱丽逊[4] ，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另一个是个性感的黑发女郎，模样像伊丽莎白·泰勒，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人；男主角是两个身材魁梧的笨蛋，叫什么里克和吉尔。

这是个发生在橄榄球场上的爱情故事，用“亮彩”胶片拍摄的。

我讨厌“亮彩”胶片。在使用“亮彩”胶片拍出来的影片里，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新场景里似乎都得穿上一套色彩艳丽的新服装，像个衣帽架似的，一会儿立在翠绿的树丛间，一会儿立在金黄的麦田里，一会儿又立在蔚蓝的大海中间，海浪向四面八方翻滚而去，绵延万里。

电影中的大部分场景发生在橄榄球场的看台上，两个女郎招手欢呼，身上穿着漂漂亮亮的时装，衣服翻领上别着的橙色菊花足有洋白菜那么大；或者发生在舞池里，两个女郎跟他们的男友叱咤风云，身上穿着的礼服活像从《乱世佳人》里搬来的，然后两人溜进休息室，嘀咕一些亲热而肉麻的话。

最后，我看出来了，那个可爱的女郎最终会跟那个可爱的橄榄球英雄结合。那个性感女郎则落个两手空空，因为那个名叫吉尔的男子从头到尾只想找个情妇玩玩，压根儿没打算娶她为妻，现在他要打点行装，买张单程票到欧洲去了。

看到这里我突然感觉有些异样。我看看四周那一排排的小脑袋，脑袋前部清一色泛着银光，后部则一律罩在黑魆魆的阴影里，他们看起来像一群不折不扣的白痴。

我觉得我快要呕吐了。不知道让我反胃的是这糟糕的电影，还是我刚才吃的那些鱼子酱。

“我要回酒店去。”半明半暗之中我对贝特西耳语道。

贝特西正死死地盯着屏幕。“你觉得不舒服吗？”她轻声问道，嘴唇几乎动也没动。

“是，”我说，“难受得要死。”

“我也是，我跟你一起走。”

我们悄悄离座，不停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直到走到这排座位的尽头，观众有的嘟嘟囔囔，有的发出嘘声，挪开雨鞋、雨伞好让我们走过去。我净踩在别人脚上，这样倒可以使我忘掉强烈的呕吐欲望，这种欲望像气球一样在我眼前迅速膨胀，除了它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们来到街面上，温热的雨还在稀稀拉拉地下着，快要结束了。

贝特西看起来很恐怖。脸颊上的红晕不见了，面色铁青，冷汗淋漓，一张憔悴的脸就这么在我眼前浮动。我们一头栽进一辆漆成黄色格子图案的的士里。当你在马路牙子上犹豫不决是否要叫的士时，这种车总是在那儿等着。到达酒店之前，我吐了一次，贝特西吐了两次。

的士司机转弯时神勇过人，把坐在后座上的我们一会儿甩到这一边，一会儿又抛到另一边。每次谁想呕吐时就不声不响地俯下身子，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正从车底板上捡起来似的，另一个人则哼着小调，假装瞧着窗外。

即使这样，的士司机似乎也明白我们在干什么。

“嘿，”他冲过刚刚亮起来的红灯，然后抗议道，“你们可不能在我车里那样干，最好还是下车，吐到街上去。”

但是我们没有应他。我想他大概以为我们快到酒店了，所以没有赶我们下车。最后车子停在酒店正门前面。

等不及计算车钱了。我们往司机手里塞了一把硬币，又扔了几张纸巾到车底板上，好盖住那几摊秽物，然后冲过大堂，奔进空荡荡的电梯里。我们很幸运，这时正是乘客稀少的时候。在电梯里贝特西又想呕吐，我托住她的脑袋，后来我也觉得恶心，她就托住我的脑袋。

一般说来，大吐一场以后立刻会觉得好受些。我们互相拥抱，道声再见，分头走向过道两端，去躺在自己的卧室里。没有什么比一起大吐更能让人成为老朋友了。

但是，我刚关上房门、脱下衣服、爬上床去，就觉得从未有过的难受。我只觉得得赶紧到卫生间去。我挣扎着穿上印有蓝色矢车菊图案的白色浴衣，踉踉跄跄地走到浴室。

贝特西已经在那儿了。我听见她在门后的呻吟声，赶紧绕个弯到过道另一侧的浴室去。我觉得自己简直要死了，要走这么远的路。

我坐在马桶上，把脑袋枕在洗手盆边上，我想我会把内脏和那顿饭一起泻掉。恶心的感觉像巨浪一般一阵阵向我涌来。每个浪头过后，这感觉就会退去，留下我如同一片湿漉漉的叶子，浑身无力，四肢颤抖，然后体内另一阵恶心之潮又奔涌而至。从我的脚下、头顶上、四周，这间刑室的白得耀眼的瓷砖一齐向我挤压过来，将我碾成齑粉。

我不知道我这样持续了多久。我把洗脸池的塞子拔了，让凉水哗哗往池里流，这样过路的人们会以为我在洗衣服。后来我觉得问题不大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地，一动不动。

夏季似乎已经过去。我能感觉到寒冬在摇我的骨骼，磕我的牙齿，那条我拉下来枕在脑下的酒店的大白浴巾仿佛雪堆一般，无动于衷。

有人在浴室外面砰砰砰地敲门。那种敲法可真是没教养，我想。他们完全可以像我刚才那样转一个弯到另一间浴室去嘛，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待上一会儿。但是那人一个劲儿擂门，哀求我让他们进来，我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听上去有点像爱米丽·安·奥芬巴赫。

“一会儿就好。”我说。我的话像糖浆一样黏黏糊糊。

我打起精神，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第十次冲了马桶，把洗脸池揩干净，把毛巾卷起来，这样呕吐的痕迹就不那么显眼，然后我打开门，一脚踩到过道里去。

我知道要是我看一眼爱米丽·安或另外的人，我就绝对掩饰不住了，所以我死盯住过道尽头一扇摇摇晃晃的窗户，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去。

之后我再见到的是一个人的鞋。

那是一只结实的黑皮鞋，皮子裂了口，相当破旧，鞋面黯淡无光，靠近鞋尖上有一排扇贝形的小气孔，鞋尖正对着我。皮鞋似乎立在一个坚硬的绿色平面上，我的右颊骨被这平面压得生疼。

我仍然一动不动，等待着一点线索，好让我知道该干什么。在鞋子往左一点儿，我依稀看见白色的地板上有一小堆蓝色的矢车菊，这使我几乎叫出声来。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浴衣袖子，袖口处我的左手横在那儿，像鳕鱼一样毫无血色。

“她现在没事了。”

声音来自我的头部上方，一个遥远的区域，冷静、理性。刹那间我没觉出任何异样，转念一想，我觉得奇怪。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家酒店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男人都是不让进来的。

“还有几位？”那声音继续问道。

我感兴趣地听着。地板似乎非常结实。知道我已经摔倒并且不可能再往下摔了，我的心里踏实了。

“我想是十一个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应道。我猜一定是那只黑皮鞋的主人。“本来有十二个，可是有一个不见了，所以只有十一个。”

“好吧，你把这个姑娘送到床上去，我来照顾其余那些。”

我的右耳听到一阵空洞的嗵嗵嗵的声音，渐渐微弱了。远处一扇门打开了，传来谈话和呻吟声，然后门又关上了。

两只手伸到我的腋下，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来吧，来吧，亲爱的，我们马上就好。”我感到身体被抬起了一半，一扇扇门缓缓向后移去，我们来到一扇打开的门，进去了。

我床上的被单被掀起来，这女人帮助我躺下，把被单直盖到我的下巴，然后她在床边的扶手椅里休息了一会儿，用一只粉红色的胖手给自己扇风。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顶白色的护士帽。

“你是谁？”我虚弱地问道。

“我是酒店护士。”

“我怎么啦？”

“食物中毒了，”她简短地说，“食物中毒，你们全都中毒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个觉得恶心，那个也觉得恶心。你们这些年轻姑娘们到底胡吃海塞了什么呀？”

“其他人也都病了？”我怀着希望问道。

“你们所有的人，”她饶有兴味地肯定道，“像群病猫，哭着喊妈呢。”

房间在我四周极其温柔地盘旋，看我突然变得如此羸弱，那些桌呀、椅呀、墙呀出于怜悯，仿佛都在抑制着自身的重量。

“医生给你打了一针，”护士从门厅里说，“你要睡了。”

她走了，门在她站着的地方关上了，像一张白纸，然后门又不见了，只看到一张更大的白纸，我不由自主地朝它挪了挪，微笑着睡着了。

有人站在我的枕边，手里拿着一只白色的杯子。

“喝下去。”她们说。

我摇摇头。枕头像一捆干草般窸窸窣窣响了起来。

“喝下去就会好受些。”

一只厚厚的白瓷杯放到我的鼻子下面。在那昏暗的或许是夜晚或许是黎明的光线中，我打量着那清澈的琥珀色液体。面上浮着几块黄油，一股淡淡的鸡肉香味冲进我的鼻孔。

我的视线怯生生地挪到杯子后面的短裙上。“贝特西。”我说。

“什么贝特西，是我。”

我抬起眼睛，看见多琳头部的剪影衬在渐渐发白的窗户上，她脑后的金发发端映着光，像一圈金色的光环。她面部隐在阴影中，所以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我感觉到她指端流露的一种老练的温柔。她完全可能是贝特西，或者我妈妈，或者一个散发蕨类植物芬芳的护士。

我垂下头，呷了一口汤。我想我的嘴一定是沙子做的。我呷了一口，又一口，再一口，直到把杯里的汤喝个干干净净。

我感到纯洁无瑕、圣洁无比，只待开始新的生活。

多琳把杯子放在窗沿上，自己在椅子上坐下。我注意到她没有取出香烟来抽，她可是个烟鬼，我不由得诧异起来。

“你呀，差点完蛋了！”她终于说道。

“可能是我吃的那些鱼子酱。”

“什么鱼子酱！是蟹肉有问题。他们化验了，蟹肉里全是尸毒。”

我又看到《淑女时代》的厨房，像晴空一样洁白无瑕，绵延万里。我看见一只又一只的鳄梨被塞满蟹肉和蛋黄酱，放在璀璨的灯光下拍照。我看见那娇嫩的、粉色斑驳的蟹腿肉从蛋黄酱的毯子中姿态诱人地伸将出来，那和蔼可亲的黄色梨杯，杯口呈鳄皮绿色，则像摇篮一般兜着这堆食物。

尸毒。

“谁做的实验？”也许医生抽了谁的胃液，然后对他在这个酒店实验室里发现的样品进行了分析。

“那些《淑女时代》的糊涂虫呗。你们一开始东倒西歪，有人就给办公室打了电话，办公室打电话到《淑女时代》，他们就去化验那顿盛宴剩下的所有东西。哈！”

“哈！”我声音空洞地应了一声。多琳回来了，真好。

“他们送了礼物来，”她接着说，“装在一只大纸箱里，放在过道上。”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送来了？”

“特快专递呗，你以为怎么送的？要是你们这帮人到处去说在《淑女时代》杂志社食物中毒，他们可受不了。你要是认识什么能干的律师，就可以告倒他们，让他们彻底破产。”

“什么礼物？”我隐约觉得如果礼物够体面的话，我就不在乎所发生的这一切，反正我感觉纯洁无比。

“还没人打开看过呢，会全拆开的。他们看我是唯一还能走路的人，就叫我给每个人送汤，这不，我先给你送来了。”

“去瞧瞧礼物是什么。”我哀求道。然后我想起一件事来，告诉她：“我也有礼物给你。”

多琳走到过道里去。我听见她窸窸窣窣忙了一会儿，然后听见撕纸的声音。最后她拿了一本厚厚的、封面闪着光泽的书回来了，书面上印满了人名。

“《年度三十篇最佳短篇小说》。”她把书朝我腿上一扔，“箱子里还有十一本。他们准是想送给你们病中读读解闷儿。”她顿了一顿，问道：“我的礼物呢？”

我从手袋里掏出那面描有多琳的名字、饰有雏菊的镜子递给她。多琳看看我，我看看她，两人同声大笑。

“如果你想要，可以把我的那份汤也喝掉，”她说，“他们搞错了，在托盘里放了十二份汤。莱尼和我躲雨那会儿往肚里塞了太多的热狗，眼下我一口也吃不下了。”

“拿来吧，”我说，“我饿得要死。”

【注释】

[1] 《纽约人》：美国著名文艺刊物，旧译《纽约客》。

[2] 贝蒂·戴维斯（1908——1989）：著名美国影星，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走红，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是第一位获得美国电影学院终生成就奖的女性。

[3] 蒂内克：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

[4] 琼·爱丽逊：美国影星，主演的角色多为纯真善良、结局幸福的良家少女。

5

第二天早晨七点，电话响了。

我从黑沉沉的梦湖底部慢慢地浮出水面。我的五斗橱的镜架上已经塞了一张杰·西拍来的电报，叫我不必急着去上班，休息一天，等完全康复再说。她说她对蟹肉一事感到十分遗憾，所以我想不出来还有谁会来电话。

我伸手将电话拽到枕头上，这样话筒就搁在我的锁骨上，听筒靠着我的肩膀。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是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吗？”我察觉出他隐隐约约有一点外国口音。

“没错。”我说。

“我是康斯坦丁·某某某某。”

我没听出他姓什么，全是“斯”和“克”的音。我不认识什么康斯坦丁，可我不忍心这么说。

然后我想起威拉德夫人和她说起的那个同声传译。

“当然，当然！”我惊呼道，霍地坐了起来，两只手紧紧抓住话筒。

我永远不会想到威拉德夫人会给我介绍一个叫康斯坦丁的人。

我总能认识一些名字古怪的男人。有一个叫苏格拉底，是个高个儿，长得很丑，非常理性，是好莱坞一个很有名气的希腊电影导演的儿子，可惜是个天主教徒，这就败坏了我们俩的口味。除了苏格拉底，我还认识一个叫阿提拉的白俄人，他在波士顿商业管理学院读书。

我渐渐明白康斯坦丁是想约我在当天晚些时候见个面。

“今天下午您愿意来看看联合国吗？”

“我现在就能看见。”我一边说着，一边神经兮兮地咯咯笑了起来。

他似乎十分窘迫。

“我从窗口就能看见。”我想也许我的英语说得快了一点。

一阵静默。

然后他说：“随后您也许愿意去吃个便饭吧？”

我察觉到威拉德夫人的口头禅，心一下子沉了下来。威拉德夫人总是请人吃个便饭。我想起这人刚来美国时曾在威拉德夫人家里做客——威拉德夫人信奉这样一种做法：要是你向外国人敞开你的家，你到国外时，他们的家也会向你敞开。

我现在非常清晰地看出，威拉德夫人在我这顿纽约便饭和向她敞开的俄国屋子之间简直可以说做了一笔交易。

“好吧，吃个便饭吧，”我态度生硬地说，“您几点钟过来？”

“两点钟吧，我从车里给您打电话。是亚马逊酒店吧？”

“对。”

“哦，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一时之间我觉得他的口气中含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我猜亚马逊酒店里可能有几个姑娘在联合国当秘书，说不定他把她们逐个带出去玩过。我等他先挂上电话，然后我挂上。我背靠在枕头上，感觉这一切是那么可憎。

瞧我，仅仅因为几件平平淡淡的无聊事情，就又在那儿做起男人对我一见倾心的美梦。其实不过是礼节性地参观联合国，然后吃份三明治！

说不定威拉德夫人介绍的同声传译是个又矮又丑的家伙，到最后我就会像瞧不起巴迪·威拉德那样瞧不起他。这个想法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因为我确实瞧不起巴迪·威拉德，虽然人们仍然认为等他从肺结核病院一出来，我就会跟他结婚，但我自己明白，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个男人，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巴迪·威拉德是个伪君子。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伪君子。我以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男孩子。在他还未真正留意到我之前我已经远远地爱慕了他五年。后来我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仍然对他满怀爱慕，他则开始留意到我。然后，当他对我的关注越来越多时，我却于偶然之中发现他是个可憎的伪君子。现在他想要我嫁给他，但我对他恨之入骨。

最糟糕的是我不能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对他的想法，因为我正想那么做时，他染上了肺结核，现在我只能哄着他，等他痊愈了，我才能把话挑明。

我决定不下楼到自助餐厅吃早餐。那样就得穿戴整齐。如果你打算整个上午赖在床上，穿戴整齐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可以给楼下打个电话，叫他们给我房间送份早餐来，可那样的话我得给送早餐上来的人小费，而我从来闹不清该给多少小费。在纽约，为了给人小费，我有过好几次不快的经历。

我刚到亚马逊酒店时，有个个头偏矮、穿门僮制服的秃顶男人帮着把我的行李箱拎进电梯，为我打开房门。当然啦，我立刻冲到窗户跟前，看看外面景色如何。过了一会儿我发觉那位门僮一会儿拧开洗脸池的热水龙头，一会儿拧开冷水龙头，说什么“这是热水龙头，这是冷水龙头”，一会儿他又打开收音机，告诉我纽约所有电台的名称。我开始觉得不安，于是把背对着他，用坚决的口吻说：“谢谢你把箱子给我提上来。”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他用一种恶意的、讥讽的语气说道。还没等我转过身来瞧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走了，砰的一声粗鲁地把门带上。

后来，我把他这种怪异的行为讲给多琳听，她说：“你这傻瓜，他等你给小费呢。”

我问她该给多少，她说至少二角五分钱，要是箱子很沉，得三角五分。其实我完全可以自个儿把箱子拎到我的房间去，只是门僮显得太殷勤了，我才让他提的。我还以为那种服务全包括在酒店房钱里了呢。

如果是我完全可以自己干的活儿，我讨厌付钱给人家，这叫我心里忐忑不安。

多琳说付小费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没有恰好的零钱，要是我给人家五十美分，说：“一角五分给你当小费，请找我三角五分。”那可太傻了。

我在纽约第一次打的士，给了司机一角钱的小费。车费是一美元，所以我想一角正是百分之十，就给了司机一枚一角硬币，给的时候面带微笑，心中颇为得意。但是他却把硬币放在手心上，一个劲儿地瞪着它看。当我跨出车门，心想可别错给了他一枚加拿大一角硬币时，他开始高声嚷嚷：“小姐，我也得像你，像所有人那样活命呀！”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脚就跑。好在他的车被红灯挡住了，要不然他准会开车跟着我，就那么令人难堪地瞎嚷嚷。

我问多琳那是怎么回事，她说自从她上次到纽约之后，付小费的百分比可能从百分之十涨到百分之十五了。或者是行情涨了，或者那个的士司机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我伸手去拿《淑女时代》送来的书。

一翻开书，一张卡片掉了出来。卡片的封面上画了一只卷毛狗，穿一件碎花图案的睡衣，蹲在狗篮里，面容忧郁。卡片的内芯上，这只卷毛狗趴在篮子里睡着了，面带微笑，身上盖着刺绣样品，上面写着：“好好休息，康复如初。”卡片的底部有人用淡紫色墨水写道：“早日康复！《淑女时代》全体朋友们敬上。”

我一篇接一篇地翻阅这些小说，最后读到一篇关于无花果树的故事。

这棵无花果树长在一个犹太男子的庭院和女修道院之间的绿草坪上，犹太男子和一个肤色黧黑的美丽修女经常在无花果树下遇上，采摘成熟的无花果。有一天他们看见枝杈间的鸟巢里正在孵鸟蛋，在他们观看雏鸟破壳而出时，两人的手背碰触了一下。从此以后，那个修女再也不来和犹太男子一起采摘无花果了，换了个面相刻薄、笃信天主教的厨娘，每一次两人摘完果子以后她都要数数犹太男子摘了几个，生怕他摘得比她多，犹太男子气愤极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特别是描写冬雪下的无花果树以及春天到来、树上挂满绿色果实的那部分。读到最后一页时我意犹未尽。我真想从这些黑色铅字的字里行间钻进去，就像人们钻过栅栏缝隙那样，在那棵美丽、苍翠的大无花果树下悠然睡去。

我看巴迪·威拉德和我就好比犹太男子和那个修女，当然我们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位论派[1] 信徒。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想象的无花果树下相遇，我们看见的不是一只破壳而出的雏鸟，而是一个女人生孩子，然后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我躺在酒店白色的床上，觉得寂寞而孱弱，好像我正躺在阿迪朗达克山[2] 上的疗养院里，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卑鄙小人。巴迪在给我的信中三番五次地提到，他正在读一个也是医生的人写的诗，他发现一个已经死掉的著名俄国短篇小说作家也曾当过医生，所以，也许医生和作家还是能合得来的。

这可跟我们恋爱这两年来巴迪·威拉德所一贯弹唱的调调截然不同。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微微一笑，说：“埃斯特，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呢？”我问。

“一粒尘土。”他为想出这句妙语而洋洋得意。我呢，一边呆看着他那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他的牙齿很长，很结实，很白——一边说：“也许是吧。”

整整一年之后，置身纽约，我才想出该怎么回答他的话。

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巴迪·威拉德进行想象中的谈话。他比我年长几岁，擅长科学分析，所以他总能自圆其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功夫，以免陷入困境。

这些想象中的对话通常会重复我和巴迪实际有过的对话的开头部分，只是结束时我不再傻坐在那儿，而是尖锐地反驳他。

眼下，我仰面躺在床上，想象巴迪说：“埃斯特，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我会问道。

“一粒尘土。”

然后，正当他面露微笑、顾盼自得时，我就说：“你解剖的尸体才是尘土。你以为你在治疗的病人才是尘土。他们才是尘土的尘土的尘土。我看一首好诗比一百个那样的人加起来还要长命得多。”

当然，巴迪肯定答不上话来，因为我说的是事实。人不过是由尘土造出来的，我看不出来给那些尘土治病比写诗要高明多少，诗歌让人们铭记在心，让人们在难过、生病或失眠时独自吟哦。

我的问题是，不管巴迪·威拉德跟我说什么，我都当真。我记得他第一次吻我的那个夜晚。那是在耶鲁大学的三年级舞会之后。

非常奇特，我是说巴迪邀请我去参加舞会的方式。

一个圣诞假日，他突然闯到我家来。他穿了一件厚厚的白色高领毛衣，看起来帅极了，我只顾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顺路到你们学院去看你，可以吗？”

我目瞪口呆。我只在我们都从学院放假回家、星期天上教堂的时候看得到巴迪，而且隔得老远，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想起来跑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他说，他跑了两英里，作为越野长跑训练，从他家跑到我家来。

当然，我们的妈妈是好朋友。她们读的是同一所学院，各自嫁给了她们的教授，又在同一个镇上安了家，但是巴迪总是不在家，不是秋天的时候拿奖学金到预备学校念书，就是夏天的时候到蒙大拿[3] 治疗松树疱状锈病挣点儿钱，所以，我们的妈妈是老同学这一点和我们俩没啥关系。

这次突然造访之后，我再没听到巴迪的任何音讯，直到三月初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上午。我已经起床了，正在学院宿舍里研读有关隐士彼得[4] 和穷光蛋华特的资料，准备星期一有关十字军的历史考试，这时过道里的电话响了。

一般说来大家是轮流接听过道电话的，但是因为这一楼层住的全是大四学生，我是唯一一个新生，他们老是叫我去接电话。我等了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人抢在我前面。后来我琢磨着大家可能都去打壁球了，或者周末出游了，我便接了电话。

“是埃斯特吗？”楼下值班的姑娘问，我说是，她说：“有个男人找你。”

听见这话我着实有些惊讶，因为那一年里人家给我介绍的男孩子没有一个第二次约我的。我的运气就这么坏。我讨厌每个星期六晚上手心湿漉漉地、满怀好奇地走下楼去，由某个大四学生给我介绍她姨妈最好的朋友的儿子，却只见到一个面色苍白、身材像蘑菇似的小子，不是长一对招风耳、一口兔板牙，就是腿有毛病。我觉得我不应该受这种惩罚。毕竟我身无残疾。我只不过读书太拼命，不知道怎么刹车罢了。

于是，我梳梳头发，重新抹上口红，拿上本历史书——这样如果遇上个什么可怕的人物，我就可以说我要去图书馆——下楼去了。只见巴迪·威拉德倚在放邮件的桌子旁，穿一件土黄色卡其布拉链夹克衫、一条蓝色劳动布裤子、一双略有磨损的灰色球鞋，正咧着嘴冲我笑呢。

“我只是来问声好。”他说。

我想，他大老远从耶鲁赶来，甚至为了省钱在路边搭便车，只是来问声好，真是莫名其妙。

“你好，”我说，“我们到外面门廊里坐吧。”

我想到外面门廊里去，因为值班的女孩是个爱管闲事的大四学生，她正好奇地打量我呢。显然她认为巴迪挑错了人。

我们挨着坐在两把柳条摇椅里。阳光明丽，没有风，有点热。

“我待不了几分钟。”巴迪说。

“哦，急什么，留下吃午饭吧。”我说。

“哦，不行。我是到这儿来跟琼一块儿参加她的二年级舞会的。”

我觉得自己是个头号傻瓜。

“琼还好吧？”我冷冷地问道。

琼·吉琳是个同乡，也在我们的教堂做礼拜，在学院里比我高一级。她可是个大红人——班长，主修物理，学院曲棍球冠军。她那直瞪瞪的卵石色的眼睛，那微微发亮的墓碑般的牙齿，还有那带有喘息的声音，总是叫我局促不安。更有甚者，她长得人高马大。我开始认为巴迪实在趣味低下。

“琼呀，”他说，“她两个月之前就邀请我参加舞会，她妈妈也问我妈妈我能不能跟她去，我还能怎么样？”

“哦，既然你不想跟她去，干吗答应呢？”我不怀好意地问。

“怎么说呢，我喜欢琼，她不在乎你在她身上花不花钱，而且她喜欢户外活动。上一次她到耶鲁过周末，我们骑车去东洛克，她是唯一一个不用我推上山去的女孩子。琼还是不错的。”

我嫉妒得浑身发冷。我从没去过耶鲁大学，耶鲁是我宿舍楼里所有大四女生最喜欢去度周末的地方。我决定不对巴迪·威拉德抱什么指望。如果你对一个人毫无指望，你就永远也不会失望。

“你还是去找琼吧，”我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口吻说，“我约了个朋友，他随时会来，他看到我跟你坐在一起会不高兴的。”

“你约了人了？”巴迪看上去颇为惊讶，“谁？”

“是两个人，”我说，“隐士彼得和穷光蛋华特。”

巴迪无语，我解释说：“是他们的绰号。”

然后我又补充道：“达特茅斯学院[5] 的。”

我估计巴迪没读过多少历史，因为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霍地从柳条摇椅上跳了起来，莫名其妙地把椅子猛推了一下。然后他把一只浅蓝色的信封放在我的膝头上，信封上面印有耶鲁饰章。

“这封信我本来准备你不在时给你留下的。信里有个问题，你可以写信回答我。眼下我不想问你。”

巴迪走后我把信拆开。这是一封邀请我参加耶鲁三年级舞会的信。

我大为惊讶，不由得发出几声尖叫，冲进宿舍楼大喊：“我去我去我去。”我猛地从阳光灿烂的门廊冲进去，里面似乎是漆黑一团，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我发现自己正在拥抱那个值班的大四女生。她听说我要去参加耶鲁三年级舞会，又是惊讶又是满怀敬意。

奇怪极了，自那以后宿舍楼里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同一楼层的大四女生开始跟我说话，时不时会有人主动接听电话，再也没有人在我门外不怀好意地说什么有人一味埋头看书，真是把黄金般的大学时光白白浪费掉了。

怎么说呢，在三年级舞会上，巴迪自始至终像对待一位普通朋友或者表妹一样对待我。

我们跳舞时相互之间一直隔得天远地远，等到演奏《友谊地久天长》[6] 时他突然把下巴搁在我的头上，仿佛他累得不行了。然后，在午夜三点的漆黑之中，我们顶着寒风缓缓走了五英里路，回到我那晚的住所。我睡在起居室的一张沙发上，沙发短了点，但这儿一夜才收五角钱，有正规床褥的地方大都收两美元呢。

我觉得没劲极了，整个人无精打采，心里充满了破碎的幻梦。

我本来以为那个周末巴迪会爱上我，然后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一年余下的周六晚上该怎么打发了。我们快走近我的住处时，巴迪说：“我们到化学实验室去吧。”

我吓了一跳：“化学实验室？”

“对呀，”巴迪拉起我的手，“化学实验室后面山上的景色很美的。”

果然，化学实验室后面有个小山坡，从那儿可以看到纽黑文[7] 几幢房子里的灯光。

巴迪竭力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找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我则站在那儿佯装欣赏风景。当他吻我时我张大眼睛，努力记住房子灯光的分布，好永远记得这一幕。

终于，巴迪往后退了一步。“哇！”他说。

“哇什么？”我惊讶地问。那是干巴巴的、丝毫不令人心动的淡淡一吻，我记得我当时心想，我们俩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了五里路，害得两人的嘴唇都又干又裂，真是太糟糕了。

“哇，吻你的感觉太棒了。”

我谦虚地不发一言。

“我猜你一定跟好多男孩子出去玩过吧？”巴迪又说。

“嗯，我想是吧。”我想，可不是吗，这一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跟一个不同的男孩子出去玩。

“嗯，我有好多东西要学呢。”

“我也是，”我急忙接过话头，“毕竟我得保住我的奖学金。”

“不过，我想，我还是能做到每隔两周的周末来看你一次的。”

“好啊。”我简直乐昏了头，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回学院，让人人都知道这个消息。

在屋子的台阶前巴迪又吻了我。第二年秋天，他拿到医学院的奖学金，我就不再去耶鲁了，而是到医学院去看他。就在那里，我发现这几年他是怎么欺骗了我，他是怎样一个伪君子。

我是在我们去看人生孩子那天发现事情真相的。

【注释】

[1] 一位论派：基督教一自由教派，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位上帝，而上帝的神性存在于每 个人心里。此教派崇尚信仰和思想自由。

[2] 阿迪朗达克山：位于纽约州东北部。

[3] 蒙大拿：美国西北部一州。

[4] 隐士彼得（1050——1115）：法国教士，十字军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5] 达特茅斯学院：位于新罕布什尔州。

[6] 《友谊地久天长》通常为舞会最后一首舞曲。

[7]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一城市，位于耶鲁大学东面。

6

我一直恳求巴迪带我去看看医院里真正有意思的东西，于是有一个星期五我逃了一整天的课，到他那儿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后来他就把他的秘密和盘托出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穿上白大褂，坐在一只高高的凳子上，在一个躺着四具尸体的房间里，看巴迪和他的朋友们把尸体切成小块。这些尸体已全无人形，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尸体的皮肤紧绷绷的，呈紫黑色，像皮革似的，闻起来有老腌菜坛子的味道。

然后呢，巴迪把我带出去，来到一个大厅，厅里放着巨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未出生就已死亡的婴儿。第一只瓶子里的婴儿有一只大大的白色脑袋，垂在小小的、弓成一团、像青蛙一般大小的躯体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婴儿要大些，下一只瓶子里的更大些，最后一只瓶子里的婴儿跟正常婴儿一般大小，他似乎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像一只小猪仔。

我看着这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神态相当镇定，为此我颇感自豪。只有一次我惊跳起来，那是我把胳膊肘撑在巴迪那具尸体的肚子上看他解剖肺部的时候。我看了一两分钟，觉得肘部有烧灼感，猛然醒悟到既然尸体还有热气，那人也许半死半活，于是我轻轻惊呼一声，从凳子上跳了下来。后来巴迪解释说烧灼感是浸泡的溶液引起的，于是我又坐回原来的位置。

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巴迪带我去听一个关于镰状细胞性贫血和另外几种令人沮丧的病症的讲课。他们把病人用轮椅推到讲台上，向病人提问，然后把他们推走，开始放彩色幻灯片。

我记得有一张幻灯片上现出一个正在大笑的美丽女孩，她的面颊上长了一颗黑痣。“黑痣出现二十天后，女孩死了。”医生说，刹那间人们鸦雀无声，然后铃声响了。所以我始终没弄明白那是颗什么黑痣，女孩为什么死了。

下午我们去看人生孩子。

首先，我们在医院走廊找到一个装纺织类用品的橱子，巴迪为我取出一只白口罩，还有一些纱布。

一个高高胖胖，身材像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1] 的医科生在附近晃荡，看巴迪用纱布把我的头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把我的头发完全包住，只露出白口罩上我的一对眼睛。

那个医科生发出一声令人不快的窃笑。“至少还有你老妈爱你。”他说。我正想他怎么那么胖，男人，尤其是年轻男人那么胖，该有多么不幸，哪个女人肯隔着那么个大肚子去吻他，所以我没有立刻意识到那家伙正在侮辱我呢。等到我明白过来他一定自以为很了不起，并且想出一句他那么肥只有他老妈才会爱他的话去刺激他，他已经不见了。

巴迪正在仔细察看墙上挂的一块古怪的木牌，上面有一排洞，开始的洞约摸一枚硬币大小，最后一个则有吃饭用的盘子那么大。

“好极了，埃斯特，”他对我说，“眼下就有个人要生孩子。”

在接生室门口站着一个瘦削的驼背医科生，巴迪认识他。

“你好，威尔，”巴迪说，“谁当班？”

“我。”威尔愁容满面地说，我注意到他高高的苍白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粒粒的汗珠。“我当班，是第一次。”

巴迪告诉我，威尔是三年级学生，毕业前得接生八个婴儿。

然后他注意到过道的另一端一阵忙乱，几个穿灰绿色大褂、头戴无檐帽的男子和几个护士推着一辆车正稀稀拉拉地朝我们走来，车上鼓起了白色的一大堆。

“你不应该看这个，”威尔在我身边低声说，“看完以后你再也不会想要孩子了。他们不该让女人看这个。人类会就此绝种的。”

巴迪和我哈哈大笑，然后巴迪握握威尔的手，我们一起进了产房。

一看到那张产床——他们正把那女人往上抬呢——我就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在台子的一端，金属脚蹬支起在半空中，另一端则放着各式各样我不大知道的仪器、线缆、瓶管，看起来这就像一张可怕的刑台。

巴迪和我并肩站在窗边，位置高出产床好几英尺，一切都尽收眼底。

产妇的肚子挺得老高，我根本看不见她的脸和上半身。看起来她好像只长了个硕大无朋的蜘蛛肚子和两条被脚蹬高高架起的细长而丑陋的腿。孩子出生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发出一种非人的呻吟声，一刻也没停过。

事后巴迪告诉我，他们给产妇用了一种能叫她忘却痛楚的药，尽管她一直在咒骂、呻吟，她其实并没有知觉，因为她是在半麻醉状态中。

我觉得这种药一听就知道是男人发明的。瞧这个女人，她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显然每一分痛苦她都感受得到，不然她不会呻吟成那样。然而，她一回到家，马上就会怀上第二个孩子，因为那种药物使她忘却了所经历的一切痛楚。事实上，自始至终，在她内心的隐秘之处，那条长长的、漆黑的、无门无窗的痛苦隧道正等待开启，好再度将她禁闭。

辅导威尔的主治医生不断对产妇说：“往下使劲，托姆莫里洛太太，往下使劲，好样的，往下使劲。”终于，在她两腿之间那毛发剃光、因为涂了消毒剂而阴惨吓人的裂口处，我看见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冒了出来。

“婴儿的脑袋。”在女人呻吟声的掩护下巴迪低声说道。

不知怎么搞的，婴儿的脑袋卡住了，医生告诉威尔他必须开个口子。我听见剪刀剪开产妇皮肤的声音，像剪布料似的，血开始往下流——血红得让人发怵。然后，婴儿似乎突然冒了出来，落在威尔的双手上，酱紫色，身上有一层白色粉末状的东西，血迹斑斑。威尔惊恐万分地嚷嚷：“我托不住了，我托不住了，我托不住了。”

“不会，掉不了。”医生说道，从威尔手里接过婴儿，开始给他按摩。酱紫色褪去了，婴儿嗓音嘶哑地大哭起来，好似被人遗弃一般。我看出那是个男孩。

这孩子做的第一件事是往医生脸上撒了一泡尿。事后我告诉巴迪我不明白怎么会那样，他说那种事虽然很罕见，但是完全可能。

婴儿一生下来，屋里的人便分为两组，护士在婴儿的手腕上系上一块狗戴的那种金属牌，用一支棉签揩拭婴儿的眼睛，把婴儿包裹起来，放在有帆布护栏的婴儿床里，而医生和威尔开始用针和一根长线给产妇缝合刀口。

我想有人说了一句：“是男孩，托姆莫里洛太太。”但那女人既没有答话也没有抬起头来。

“嗯，怎么样？”我们漫步穿过学校绿草如茵的方形院子到巴迪的房间去，路上他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情问我。

“棒极了，”我说，“要是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就太好了。”

我不想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生孩子的方法。说不清为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亲眼看到孩子从你自己的身体里生下来，而且确定这是你的孩子。我觉得要是你反正得经历那些痛苦，还不如保持清醒呢。

在那之前我老是想象，当一切都已过去，我在产床上用手肘支起身子——当然啦，脸上洗尽铅华，死一般苍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考验，但是仍然微微笑着，容光焕发——我支起身子，头发垂落腰际，伸出手去接我的第一个孩子，小小的踢腾不安的孩子，嘴里唤着他的名字，什么名字都行。

“为什么婴儿全身都是粉？”为了不让谈话冷场，我问巴迪。他告诉我那种蜡一样的东西能保护婴儿的皮肤。

我们回到巴迪的寝室。这里老让我想起僧侣的隐修室，光秃秃的墙，光秃秃的床，光秃秃的地板，书桌上放着格雷[2] 的《解剖学》和其他一些吓人的大部头书。巴迪点起一根蜡烛，打开一瓶杜勃内酒，然后我们并肩躺在床上，巴迪细细啜饮他的酒，我则朗读“有一个地方我从未到过”等诗句，这是从我带来的一本诗集里选出来的。

巴迪说，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把时间全花在诗歌上，诗一定具有某种魔力，所以每次我们见面我都要给他读几句诗，给他讲讲我读诗的心得。这是巴迪的建议。他总是把我们的周末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因浪费时间而感到遗憾。巴迪的爸爸是个教师，我觉得巴迪也完全可以当个教师，他总是给我解释着什么，总是给我介绍什么新知识。

我刚念完一首诗，巴迪突然问道：“埃斯特，你见过男人吗？”

从他说话的样子我知道他说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或是广义上的男人，我知道他指的是裸体男人。

“没有，”我说，“只见过雕像。”

“嗯，你不想看看我吗？”

我不知怎么回答。我妈妈和外祖母最近开始对我旁敲侧击，暗示我巴迪·威拉德是个多么优秀正派的青年，出身于一个多么优秀正派的家庭，教堂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个模范青年，健康、英俊、聪明，而且对父母和老人那么和善。

真的，我听到的话都是夸巴迪多么优秀，多么正派，女孩子应该为他这样的人洁身自爱，像他一样优秀而正派。所以我真看不出巴迪想干的事会有什么害处。

“嗯，好吧，就看看吧。”我说。

我盯着巴迪，他拉开丝光卡其布裤子的拉链，脱掉裤子，放在椅子上，然后脱去内裤，内裤好像是用尼龙渔网做的。

“这种裤子凉快，”他解释道，“我妈妈说这种材料好洗。”

然后他就那么站在我面前，我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我能想起的唯一一样东西是火鸡脖子和火鸡砂囊，我一点劲儿都提不起来。

我一言不发的样子似乎刺痛了巴迪。“我想你应该习惯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说，“好，现在让我看看你吧。”

但是，我突然觉得在巴迪面前脱光衣服就好像在学校里拍体形照一样别扭，你得赤身裸体地站在照相机跟前，心里清楚你全身的与侧身的裸体照将在学校体育馆存档，人们将根据你身板挺直的程度给你打上A、B、C、D。

“哦，以后再说吧。”我说。

“好吧。”巴迪重又穿上了衣服。

然后我们亲吻拥抱了一会儿，我感觉好受了些。我把剩下的杜勃内酒喝了，盘腿坐在巴迪的床的另一头，要了一把梳子。我开始把头发倒梳到脸前，这样巴迪看不见我的脸。然后我突然问道：“巴迪，你和女人有过关系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问这个问题的，话就这么从我嘴中溜出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巴迪·威拉德会和什么女人有染。我等着他说：“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等着和一个像你一样纯洁的处女结婚。”

但是巴迪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涨红了脸。

“怎么样，有过吗？”

“你所说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巴迪用一种空洞的声音问道。

“就是说，你和女人上过床吗？”我一下一下没完没了地梳着头发，让头发倒挂在靠近巴迪的一侧面颊上，我可以感觉到纤细的带电的发丝贴在我发烫的面颊上，我真想叫出声来：“别，别，别告诉我，什么也别说。”但我并没有叫嚷，我竭力保持镇定。

“嗯，是的，有过。”巴迪终于说道。

我几乎一头栽倒在地。自从巴迪第一次吻我，说我一定跟许多男孩子出去玩过的那个夜晚，他一直让我觉得我比他性感得多，比他更有经验，他所做的一切，拥抱啦，亲吻啦，爱抚啦，都是受我的挑逗在冲动之下做的，他并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看出来了，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假装，好像他有多单纯似的。

“讲来听听，”我一下又一下地缓缓梳着头发，每梳一下都能感到梳齿戳着我的面颊，“是谁？”

巴迪见我没有生气，似乎松了口气。他松了口气，似乎更是因为能有个人听他讲讲他是怎么被人勾引的。

当然啦，巴迪是被勾引的。他没有采取主动，不能算是他的过错。那女人是科德角一家酒店的女招待，那年夏天巴迪给那儿的餐馆打下手。巴迪注意到她神情怪异地盯着他看，在厨房的混乱之中把她的胸脯往他身上蹭，终于有一天他问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盯着他的眼睛，说：“我要你。”

“和欧芹一块上吗？”巴迪笑得天真无邪。

“不，”她说，“找个晚上吧。”

巴迪就这么丧失了他的纯洁和童贞。

开始我想他只和这女招待睡过一次而已，但是当我问他几次——仅仅为了证实一下——他说他记不清了，一星期睡几次吧，一直到暑假结束。我将三乘以十得出三十，这个数字似乎说不过去了。

自那以后，我心中有样东西干脆就冻住了。

回到学校以后，我一会儿拦住这个大四女生问问，一会儿拦住那个大四女生问问，如果她们认识的一个男孩子突然告诉她们说有一个夏天他跟一个放荡的女招待睡了三十次，而那时他们正打得热火朝天呢，那她们会怎么办。这些大四女生说，男孩子嘛，都是那样的。你根本没办法指责他们，除非你们有约在先，或者已经订婚了。

说实话，想到巴迪跟别的女人睡觉并不叫我生气。我是说我读过各种各样关于人们睡在一起的书，要是换成另外一个男孩，我只会问问他那些最有趣的细节。也许出去找个什么人睡上一觉大家扯平，然后把一切忘个一干二净。

叫我不能忍受的是巴迪装出一副我风骚而他纯洁的样子，而其实他自己一直在跟个放浪的女招待鬼混，心里直想着要当面好好嘲笑我一通呢。

“你妈妈怎么看这个女招待？”那个周末我问巴迪。

巴迪跟他妈妈亲近得出了格。他老是引述她关于男女关系的论调。我知道威拉德夫人对于男女贞操问题极为热心。我初次到她家吃晚饭那天，她奇异地、狡黠地、探究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是在判断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处女。

不出所料，巴迪非常困窘。“妈妈问过格莱迪斯的情况。”他承认道。

“那，你怎么说？”

“我说格莱迪斯是自由人，白种，二十一岁。”

我知道巴迪绝不会对他妈妈说这么粗鲁的话。他总是引述他妈妈的话，什么“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还有什么“男人是射向未来之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听得我直腻味。

每次我想表示反对，巴迪总会说，他妈妈仍然从他爸爸身上得到乐趣，这对于他们那个年龄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叫人艳羡吗，这说明她洞察婚姻的真谛。

怎么说呢，我正打算一劳永逸地甩掉巴迪——不是因为他跟那个女招待睡觉，而是因为他没有勇气跟大家坦白，将此事作为他这个人的一部分来面对——这时，过道里的电话响了，有个自以为无所不晓的家伙轻声轻气地对我说：“埃斯特，是你的电话，从波士顿打来的。”

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因为我在波士顿只认识巴迪，而他从来不打长途电话，因为这比写信贵太多了。有一次，他有一个口信要立刻带给我，他就守在医学院门口，问那个周末有没有人要开车到我的学院来；当然，有人要来，他就托人家给我带一张字条，我当天就收到了。他连邮资都省啦。

正是巴迪。他告诉我，在一年一度的胸部X光检验中，他被发现感染了肺结核，一份专为感染肺结核的医科生预备的奖学金将资助他前往阿迪朗达克山里的肺结核疗养院。然后他说自上个周末以来我没有任何音讯，他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不可以一周给他写一封信，圣诞假期到疗养院去看他？

我从来没见过巴迪这么消沉。对于他的完美体魄他总是非常自豪，当我鼻窦塞住、呼吸不畅时，他总是告诉我这是一种身心失调的表现。我觉得这对于医生来说是一种古怪的态度，也许他应该改学精神病学。当然，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这种想法说出来。

我告诉巴迪对他患肺结核的事我感到很难过，答应给他写信，但是当我挂上电话时我一点儿也不难过。我只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肺结核可以算是对巴迪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过这种双重生活的惩罚。我觉得这样可方便了我，我用不着向学校的人宣布我已经与巴迪断绝关系，然后又得重新玩一遍被人介绍朋友的讨厌的游戏。

我只是简单地跟人说巴迪得了肺结核，还有我们可以算是订了婚。周六晚上当我留在宿舍里学习时，大家待我都十分友善，她们觉得我很坚强，这样刻苦用功，只是为了掩饰我破碎的心。

【注释】

[1] 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1879——1954）：美国影星。

[2] 亨利·格雷（1825——1861）：英国解剖学家。

7

当然啦，康斯坦丁实在是太矮了一点，但他还算有模有样，浅棕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神情活泼而又迷人。他看起来简直像个美国人，皮肤晒成棕褐色，一口漂亮的牙齿，但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美国人。他有一种我所认识的美国男人都没有的东西，就是直觉。

从一开始康斯坦丁就猜出我根本不是威拉德太太的门客。我一会儿惊奇地竖起眉毛，一会儿发出一两声冷笑，没过多久我们俩就公开地批评起威拉德太太来，我想这个康斯坦丁不会介意我个子太高、不会几门外语、没去过欧洲，他会透过这一切表相看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康斯坦丁开着他那辆破旧的绿色折篷汽车接我到联合国大厦，车上的棕色皮椅裂开了口，但是很舒适，折篷敞开着。他告诉我他是打网球晒黑的。当我们肩并肩坐在阳光下沿街疾驰的时候，他拉起我的手，紧紧握了一握。在我九岁左右，父亲在世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曾与父亲一起快乐地奔跑在滚烫的白色沙滩上。自那以来，我从未感到如此幸福。

当我和康斯坦丁坐在联合国大厦的一个肃静的豪华会堂里——旁边是一位表情严肃、肌肉发达、脂粉不施的俄国姑娘，和康斯坦丁一样，她也是一名同声传译。我想，真奇怪，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意识到，纯粹的幸福感觉只存在我九岁以前。

那以后呢，母亲省吃俭用供我参加女童子军、上钢琴课、上水彩画课、上舞蹈课、参加航海夏令营——早餐之前在雾中航行，吃底部烤焦的馅饼，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小花招，像鞭炮一样爆发出来——后来我又上了大学，可我再也没有那种幸福的感觉。

我盯着这位穿双排扣灰色套装的俄国姑娘出神，看她叽里呱啦地将一个又一个成语翻成她自己的、我无从知晓的语言——康斯坦丁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俄语中没有现成的习语来对应我们的成语——真希望我能钻到她的身子里去，终我余生来呱啦呱啦地说出一个又一个成语。这也许不会使我更幸福，却会在我众多借以炫耀的能力中再添上一项。

然后康斯坦丁、俄国女翻译，还有那一整群在各自贴有标签的话筒后面喋喋不休的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似乎都离我远去。我看见他们的嘴唇上下翕动，却听不到一点声音，仿佛他们坐在一艘正在离去的船只的甲板上，撇下我搁浅在茫茫无边的沉寂之中。

我开始数我不会做的事情。

第一件是烹饪。

我外祖母和妈妈都做得一手好菜，所以我总是让她们去忙乎。她们老是想教我一两道菜式，但我只是袖手旁观，口里说着：“是，是，明白了。”她们的话像一道水流滑过我的脑子，等我动手做起菜来老是弄得一塌糊涂，后来就没人再叫我掌勺了。

我想起了乔蒂，她是我在学院第一年里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女友。我想起有天早晨在她家里她给我炒鸡蛋的情形。鸡蛋的味道非同寻常。我问她放了什么特殊的作料，她说是奶酪和蒜盐。我问谁教她的，她说谁也没教，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当然，她是个相当务实的人，主修社会学。

我也不懂速记。

这意味着我毕业以后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妈妈老是跟我念叨，谁也不会雇用一个只修过英语的人。主修英语、又懂速记的人就另当别论了。谁都想雇她。在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的男人中她会十分走俏，她将把一封又一封激动人心的信件誊写出来。

问题是，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种方式为男人服务，我就愤愤不已。我还想口授我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信件呢。另外，妈妈拿给我看的那本书里的小蝌蚪样的速记符号跟用t表示时间、用s表示距离总和一样可憎。

我的单子越开越长。

我舞跳得糟糕透了。我唱歌老是跑调。我毫无平衡感，体操课上我们头顶书本、两臂张开走一条窄木板时，我总是摔下来。我不会骑马，也不会滑雪，因为花费太大，尽管我最向往的就是这两项活动。我不会说德语，看不懂希伯来文，更不会写中文。我甚至不能在地图上找到我眼前的联合国官员所代表的大部分偏远国家的位置。

我坐在联合国大厦的隔音室里，一边是既会当同声传译也擅打网球的康斯坦丁，一边是满肚子习语的俄国姑娘，平生第一次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废物。问题是，我一直都是个废物，却从来没有自知之明。

我唯一擅长的是赢奖学金和奖品，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匹赛马，困在一个没有赛马跑道的世界上；或者像一名学院冠军队的橄榄球运动员，突然得西装革履地到华尔街去上班，家里壁炉台上一只小巧玲珑的金质奖杯是他往昔荣耀的缩影，奖杯上刻着日期，就像墓碑上的日期一样。

我看见我的人生像小说中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枝繁叶茂。

在每一根树枝的末梢，一个个美妙的未来，仿佛丰腴的紫色无花果，向我招手，对我眨眼示意。一枚无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另一枚是名诗人，又一枚是才学出众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编辑，再一枚是欧洲、非洲、南美，另一枚是康斯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以及一堆姓名古怪、从事非凡职业的情人们，再一枚是奥林匹克女队冠军，在这些无花果的上上下下还有许许多多我不大辨认得出的无花果。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桠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个都想要，但是选择一枚就意味着失去其余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儿左右为难的时候，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通，扑通，一枚接着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的脚下。

康斯坦丁带我去的餐馆散发着药草、香料、酸奶油的气味。我到纽约这么长时间，还从未见过这种餐馆。我只见过“汉堡之家”那样的地方，那里的柜台一尘不染，柜台对面是一面亮闪闪的长镜，他们卖大汉堡和经济汤，还有四种花样蛋糕。

到这家餐馆去我们得先走下七级光线昏暗的台阶，进入一个类似地窖的地方。

被烟熏黑的墙上贴着旅游海报，好像许多能看到风景的窗户，鸟瞰瑞士湖泊、日本山脉以及非洲草原的风光。厚实的落满尘埃的瓶装蜡烛似乎淌了几个世纪的彩色烛泪，绿色、蓝色、红色，一层覆着一层，形成一种精致的三维花边。蜡烛在每一张桌面上投下一圈光亮，一张张涨红的脸本身也像光焰，在亮光中浮动。

我不知道当时吃了什么，但是第一口吃下肚去我就觉得好受多了。我想，我那关于无花果树以及那些萎缩并坠落在地的丰腴的无花果的幻觉很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空空如也的胃脏的极大的虚空之处。

康斯坦丁一个劲儿地往我们的酒杯里斟一种甜丝丝的带松树皮味道的希腊酒，我不由自主地告诉他我要去学德语，我要去欧洲，当一个像麦吉·希金斯[1] 那样的战地记者。

当酸奶和草莓酱上来时，我感觉无比畅快，于是我决定让康斯坦丁引诱我。

自从巴迪·威拉德把女招待的事儿告诉我以后，我一直想，我应该出去和什么人睡上一觉；跟巴迪睡觉可不能算数，因为在我之前他已经睡过一个人。必须是别的什么人。

我只跟一个男孩讨论过上床的事，他是耶鲁大学学生，一个满腹牢骚、长着鹰钩鼻子的南方人。有一个周末他到我们学院来，没想到他的女友头天就跟一个的士司机跑了。因为那个女孩住在我们宿舍，而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义不容辞，要让他快活起来。

在附近一家咖啡馆，我们蜷缩在一个诡秘的高背厢座里——木板上刻着几百个人的名字——一边一杯又一杯地喝黑咖啡，一边毫无遮拦地谈论性的问题。

这个叫埃里克的男生说，在凌晨一点宿舍宵禁之前，或者在灯光明亮的门廊里，或者在一目了然的灌木丛里，我们学院里的所有女生都跟男友发疯一般地搂脖子亲嘴，每个过路的人都能瞧个一清二楚，真是令人作呕。进化了一百年，埃里克愤愤地说，我们是什么？动物而已。

然后埃里克跟我讲起他第一次跟女人上床的情形。

他读的是一所南方的预备学校，专门培养素质全面的绅士。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有过和女人在一起的经验。和女人在一起，埃里克说，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2]

于是，在一个星期六，埃里克和几个同学搭公共汽车到离学校最近的一座城里，光顾了一家臭名昭著的妓院。埃里克叫的妓女甚至连裙子都没脱。她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染着一头红发，嘴唇厚得令人生疑，肤色叫人想起老鼠。她不肯关灯，所以埃里克就在一只落满了苍蝇的二十五瓦电灯泡下跟她办了事，感觉和人家天花乱坠的吹嘘完全是两码事。就跟上厕所一样没劲。

我说，如果你爱上个女人，没准儿就不会那么没劲了。可是埃里克说，一想到这个女人就像其他女人一样，也只是个动物而已，他就什么劲儿都提不起来了。所以如果他爱上个女人，就永远不和她上床。如果有必要他宁肯召妓，好让他所爱的女人远离这一切肮脏的勾当。

当时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埃里克也许是个可以与之上床的理想人物，他已经有过这种经验，而且他跟一般的年轻人不同，当他谈论这些事时，他并不显得心地污秽、愚不可及。但是后来埃里克给我写了封信，说他觉得自己没准儿会爱上我，我聪慧过人，玩世不恭，可是面相又如此善良，酷似他的姐姐。于是我知道没指望了，我是那种他永远不会与之上床的女人。我写信告诉他，很不幸，我即将嫁给一个青梅竹马的情人。

我越想这事，就越觉得在纽约被一位同声传译勾引是个不错的主意。康斯坦丁怎么看都像一个成熟体贴的男人。大学男生喜欢向室友或篮球队里的朋友吹嘘他们如何跟女孩子在汽车后座寻欢作乐，即便康斯坦丁也会那样做，他的听众我一个也不认识。而且，跟一个威拉德太太介绍给我的男人睡觉，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味，就好像她间接地对此负有责任似的。

当康斯坦丁问我愿不愿意到他的住所去听听俄罗斯三角琴唱片，我暗暗一笑。我妈妈总是告诫我，在任何情况下，晚上跟男人出去以后都不得跟他去他的住所，那样做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很喜欢三角琴演奏的乐曲。”我说。

康斯坦丁的房间有一个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河流，我们能听到下面黑暗中驳船的突突声。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柔情，完全明白我将要干什么。

我知道我也许会怀上孩子，这个顾虑在意识深处远远地悬浮着，晦暗而暧昧，我压根儿不去管它。根本没有百分之百不会怀上孩子的安全方法，这是《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我妈妈把文章剪下寄到学院给我看。文章是一位已婚的有孩子的女律师写的，标题是《捍卫贞操》。

文章罗列了种种理由，说明女孩子除了丈夫之外不可跟任何人上床，而且只能在婚后才能与丈夫同房。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男人的世界与女人的世界不同，男人的情感与女人的情感也不同，只有婚姻才能将两个世界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融合到一块。我妈妈说，女孩子总是到为时太晚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听从那些已经成为专家的人——譬如已婚女人——的忠告。

这位女律师说，最好的男人都愿意为妻子洁身自好，就算他们自己不纯洁，也希望自己是妻子性事上的导师。当然啦，他们会千方百计劝诱女孩子跟他们发生性关系，说过后就会娶她，可是一旦女孩子顺从了，他们就会对她敬意全消，就会说，既然她肯跟他们，她也能跟别的男人，到末了他们就会毁了她的一生。

女律师在文章的末尾说，与其抱憾终身不如洁身自好，何况并没有真正有效的避孕方法，一旦怀上孩子，那才是万劫不复呢。

照我看来，这篇文章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考虑过女孩子的感受。

洁身自好，然后嫁给一位清清白白的男子，这也许挺好，可要是结婚以后他突然坦白说他其实并不清白，就像巴迪·威拉德那样，怎么办？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清白，一种不清白，这种想法我没法接受。

最后我决定，既然要找一位已经二十一岁却依然清清白白，还要有头脑的热血男儿难如登天，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贞节问题也抛到脑后，然后嫁给一个同样没有贞节的人，这样，当他开始叫我痛苦时，我也可以叫他尝尝痛苦的滋味。

在我十九岁那年，贞节是个大问题。

对我来说，构成世界的两大阵营不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也不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或者白人与黑人，甚至不是男人与女人，而是跟人上过床的人与没有跟人上过床的人。人与人之间唯一构成差异的似乎就是这一点区别。

我想，在我跨越这一分水岭的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必定堪称奇观。

我琢磨着，如果我真有一天到欧洲一游，就会有这种感觉。访毕归家，如果我对镜细细端详，准会看见眼珠子上映着一座小小的、雪白的阿尔卑斯山。眼下我想，要是我明天照镜子的话，准会看见眼睛里坐着一个洋娃娃大小的康斯坦丁冲我微笑。

怎么说呢，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吧，我们懒懒地躺在康斯坦丁的阳台上的两张软椅里，老式留声机放送着音乐，三角琴的唱片摞放在我们中间。淡淡的乳白色的光映在我们身上，也许是街灯或者半轮月亮或者车灯或者星光的漫射，我也说不准，但是康斯坦丁除了牵着我的手以外，没有露出半点要勾引我的意思。

我问他是否订婚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女友，心想这也许是问题所在，但他说没有，他郑重其事地声明他没有任何这一类的关系。

终于，一阵强大的睡意袭来，流过我的每一根血管，我刚喝的那些带松树皮味儿的酒起作用了。

“我看我还是进屋躺一会儿吧。”我说。

我信步走进卧室，弓下身子脱鞋，清爽的床铺像一艘安全的小船在我跟前悠悠晃荡。我伸展躯体，闭上眼睛。然后我听见康斯坦丁发出一声叹息，从阳台走进来。扑通两声，他将鞋子一只跟着一只甩到地板上，然后在我身边躺下。

我透过一绺垂下的头发偷偷看他。

他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他那浆得雪白的衬衣袖子挽到臂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隐隐约约地闪着诡秘的光，那经过日光浴保养的皮肤几乎成了黑色。我想他一定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我想，要是我有一张轮廓清晰、五官匀称的面孔，或者对政治有精辟的见解，或者是个著名作家，也许康斯坦丁会觉得我挺有意思，愿意跟我上床了。

然后我又担心，一旦他喜欢上我，他会不会变得庸俗不堪；一旦他爱上我了，我是不是会挑出他一个又一个的毛病，就像我挑巴迪·威拉德和在他以前的男孩子的毛病那样。

同样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发生：远远地，我发现一个毫无瑕疵的男人，可是一旦他靠得近些，我立刻就发现他根本不合我的理想。

这就是我永远不想结婚的理由之一。我最腻味的就是永恒的安全感，或者当个射箭的出发点。我想要变化，想要兴奋，想我自己往四面八方射出箭去，就像七月四日独立日的火箭射出的五彩缤纷的礼花。

淅淅沥沥的雨声将我唤醒。

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我分辨出一扇窗户的大致轮廓，窗户很眼生。时不时有一束光从稀薄的空气中凸显，横贯墙面，像一根幽灵般的手指在墙面探索，随后又消失于虚无之中。

然后我听见人的呼吸声。

开始我以为我是一个人，食物中毒以后躺在漆黑的酒店房间里。我屏住呼吸，可仍然听见那种呼吸声。

我身边的床上，一只绿色的眼睛在闪光。眼睛像个罗盘，给分成四等分。我慢慢伸出手去，抓住它，提起来。随之提起的是一只手臂，沉甸甸的，像死人的手臂一样，却带着熟睡者的体温。

康斯坦丁的手表指着三点钟。

他和衣而卧，衬衫、长裤、袜子，样样齐全，跟我入睡时看见的装束一样。当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我能看清他那苍白的眼皮、挺直的鼻子和线条优美、逆来顺受的嘴，但是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实在，仿佛是画在雾上的。我欠起身来，将他上下端详了一会儿。我以前还从来没在男人身边睡着过。

我试着想象要是康斯坦丁是我丈夫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那就意味着得七点起床，给他做鸡蛋、火腿、烤面包加咖啡，在他离家上班之后穿着睡衣、戴着卷发器洗洗脏盘子、整理整理床铺，一天的时光就这么磨蹭过去了。等他过完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一天回到家里，自然期望好好美餐一顿。而我呢，晚上有更多的脏盘子要洗，直弄得精疲力竭，瘫倒在床上。

对于一个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的女孩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凄凉的、荒废的人生。但我知道结婚就意味着那样，因为巴迪·威拉德的妈妈从早做到晚的正是烹饪、洗涤和打扫，她还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呢，她自己也曾在私立学校教过书。

一次，我去巴迪家时，发现威拉德太太正用从威拉德先生旧西服上拆下来的羊毛片编织一条毯子。她在那条毯子上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真喜欢那棕色、绿色、蓝色花呢编成的图案。但是威拉德太太编织好那条毯子以后，没有像我会做的那样将它挂在墙上，而是拿来换下了厨房的地毡，没几天它就污渍斑斑、黯然失色，跟你用不到一美元在廉价商店买得到的地毡毫无差异。

而且，我还知道，不管男人在娶到女人之前送她多少玫瑰，给她多少亲吻，带她到餐馆享用过多少美味佳肴，他私下里只盼望婚礼一结束她就像威拉德太太的厨房地毡一样平展在他脚下，服服帖帖。

难道我妈妈没有告诉过我，她和我爸爸一离开雷诺去度蜜月——我爸爸结过婚，所以需要办离婚手续——我爸爸就对她说：“啊，这下可以松口气了，现在我们可以去掉伪装、露出我们的真面目了吧？”从那一刻起我妈妈再也没舒心过。

我还记得巴迪·威拉德用一种阴险的、先知先觉的口吻说，我生了孩子以后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就不会再想写诗了。所以我开始想，也许就是那样，结了婚，有了孩子，你就像被人洗了脑，那以后的日子里，你就像某个与世隔绝的专制国度里的一个奴隶，麻木不仁，任人使唤。

我正像凝视深井底下一粒发出光亮的遥不可及的卵石一般定睛细看康斯坦丁，他的眼皮张了开来，目光穿透我望了出去，眼中充满爱意。我无言地看着，好似一道认知的快门对着一片朦胧的柔情喀嚓一声，那对张大的瞳孔变得像黑色漆皮一样光亮、浅薄。

康斯坦丁坐了起来，打了个哈欠。“什么时候了？”

“三点，”我用一种平淡的口气说，“我最好还是回去，明天一大早就得开始工作。”

“我开车送你。”

我们背对背坐在床的两侧，在床头那欢快得叫人憎恶的白色灯光下忙乱穿鞋的当儿，我感觉到康斯坦丁转过身来。“你头发总是像那样吗？”

“像哪样？”

他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来放到我的发根上，手指像梳子那样缓缓地从发根梳到发端。一股细微的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僵坐不动。从小我就喜欢别人给我梳头。那样我会全身慵懒，宁静安详。

“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康斯坦丁说，“你刚洗过头。”

他弓下身去系网球鞋鞋带。

一个小时以后，我已躺在酒店房间里聆听雨声了。听起来简直不像雨声，倒像自来水在哗哗地流。左腿胫骨中部隐隐作痛，我放弃了七点以前入睡的一切希望。七点钟我的无线电闹钟会以激昂的苏泽[3] 进行曲将我唤醒。

每一次阴雨，腿骨旧伤都会提醒我它的存在，唤起我的隐痛。

我想，是巴迪·威拉德害我跌断腿骨的。

我又想道：不，是我自己跌断的。我故意跌断一条腿，因为我是个卑劣的家伙，我要让自己得到报应。

【注释】

[1] 麦吉·希金斯：美国《先驱论坛报》（现名《国际论坛报》）驻外记者，因采写朝鲜战争成名。

[2] 和女人在一起：原文为knowawoman，讳称与女人发生性关系。语出《圣经》英文钦定本。

[3] 苏泽（1854——1932）：美国作曲家兼乐队指挥，有“进行曲之王”之称，作有《星条旗永远飘扬》等进行曲一百余首。

8

威拉德先生开车送我到阿迪朗达克山。

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灰蒙蒙的天沉沉地压在头顶上，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有一种饮食过度的感觉，郁闷而又失望。圣诞节刚过我总是这样，仿佛那些松枝啦、蜡烛啦、金银丝带包扎的礼品啦、桦木篝火啦、圣诞火鸡啦、圣诞颂歌啦、钢琴啦等等许诺的东西——不管许诺的是什么吧——从来就没照过面。

圣诞节时我几乎但愿自己是个天主教徒。

起初威拉德先生开车，后来我开。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随着积着厚厚的旧日落雪的乡野景色越来越凄凉，丛丛冷杉从灰色的山间一直延伸到公路边，深浓的绿色看上去几乎成黑色了，我的心情越来越阴郁。

我几乎想要告诉威拉德先生，让他自个儿去，我要搭便车回家。

但是瞧一眼威拉德先生——那剃成小男孩式的一头银发，那清澈的蓝眼睛，那泛着红晕的脸颊，脸上带着信赖的神情。他满头满脸沾着霜花，像甜蜜的结婚蛋糕。他真是无辜的——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我必须把这次探访进行到底。

时至正午，天色稍稍明朗了些，我们把车停在一条结冰的岔道上，共享威拉德太太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金枪鱼三明治、荞麦饼、苹果，还有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

威拉德先生和蔼地打量着我。他清一清嗓子，把落在大腿上的最后几片面包屑掸掉。我看得出他要开口说些严肃的话，因为他十分羞赧，我曾经听见他在一次重要的经济学讲课前清过喉咙。

“奈莉和我一直想有个女儿。”

刹那间我有个疯狂的想法，威拉德先生接着会宣布威拉德太太怀孕，要生一个女儿。然后他说：“但是我看没有哪个女儿会比你更好。”

威拉德先生一定以为我哭起来了，因为我很高兴他把我当女儿看待。“哦，哦，”他拍拍我的肩膀，清了一两下喉咙，“我想我们理解彼此的心情。”

他打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迈着方步走到我这边来，他呵出的气在灰蒙蒙的空气中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我挪到他留给我的位子上，他发动了汽车，我们继续前行。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期望巴迪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

我想我是期望见到一种木结构的瑞士农舍，耸立在一座小小的山顶上，户外的阳台上躺着一些年轻男女，他们都非常漂亮，脸颊泛着红晕，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病态的光彩，身上则盖着厚厚的被褥。

“肺结核就好像藏在肺部的炸弹，”巴迪曾经在一封寄到学院的信中对我说，“你只能安安静静地躺着，但愿它别爆炸。”

我没法想象巴迪安安静静地躺着。他的整个人生哲学就是行动，每分每秒都在行动。甚至当我们夏日到海滩去，他也从不像我那样躺在阳光下打瞌睡。他从不肯浪费时间，要不就来回跑步，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做几节快速俯卧撑。

威拉德先生和我在接待室等待下午休息治疗的结束。

整座疗养院的色彩设计似乎是以猪肝色为主，晦暗、阴沉的门窗，颜色好似烧焦的皮椅，曾经雪白的墙面由于霉菌或湿气的侵蚀已经面目全非。地板上密密实实地铺着一块杂色斑驳的棕色亚麻油地毡。

房间里有一张低矮的茶几，暗色的饰面镶板上有深深的或圆形或半圆形的污迹。茶几上放着几本软塌塌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本，翻到中间的一页。艾森豪威尔[1] 的脸冲着我，满脸堆笑，没有毛发，没有表情，恰如一张药水瓶里胎儿的脸。

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一种诡秘的声音，好似什么东西漏了。起先我以为四壁吸收了太多的潮气，开始往外渗水，后来我才发现声音发自房间一隅的一座小小的喷泉。

喷泉从一根粗陋的管子往上喷出几英寸高，在空中裂成几道水流，坠落在一座石头池内，破碎的水花没入发黄的池水中。池盆里铺设的是公厕常见的白色六角瓷砖。

铃声响了。远处的门开开合合。不久，巴迪来了。

“嘿，爸爸。”

巴迪跟他父亲拥抱，然后立刻带着可怕的容光焕发的样子朝我走来，伸出一只手。我握了握那只手。他的手给我一种潮湿、肥厚的感觉。

威拉德先生和我一起坐在一张长皮沙发上。我们对面有一把滑溜溜的扶手椅，巴迪就歪在椅子的扶手上。他一直在微笑，仿佛嘴角被一根无形的钢丝牵动着。

我最没料到的是巴迪会胖起来。每当我想到在疗养院里的巴迪，想到的都是深陷的脸颊，还有凹陷的眼窝里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

但是，巴迪身上所有凹陷的部位都凸了出来。他穿着紧身的白色尼龙衬衣，衬衣下面挺着一个圆鼓鼓的肚子，他的脸颊像杏仁软糖一样饱满、红润。甚至他的朗朗笑声也给人一种圆滚滚的感觉。

巴迪和我视线相遇。“是饮食的缘故，”他说，“他们整天塞东西给我们吃，还只让躺着休息。不过我现在得到允许到外面散步几小时，所以别担心，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瘦下来的。”他一骨碌站了起来，像一位兴致勃勃的主人那样微笑着说：“想不想看看我的房间？”

我跟着巴迪，威拉德先生尾随在后，三人穿过一对镶着磨砂玻璃的旋转门，穿过一条阴暗的、猪肝色的走廊。走廊散发出地板蜡和来苏水的气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好像研细的栀子花的香味。

巴迪推开一扇棕色的门，里面是个狭窄的房间，我们鱼贯而入。

一张笨重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床上铺着薄薄的白色间以蓝色细条图案的床罩。床边是床头柜，柜上放着一只有柄大水罐和一只水杯，体温计的银色末端从一瓶粉红色的消毒水里露出头来。另一只柜子挤在床腿和壁柜门之间，上面堆满了书籍、纸张和歪歪扭扭的黏土罐子。罐子已经烘干，上了漆，但还没有上釉。

“哦，”威拉德先生吸了一口气，“瞧上去还算舒服。”

巴迪呵呵笑了。

“这些是什么？”我拿起一只做成睡莲叶片形状的泥制烟灰缸问道。烟灰缸暧昧的底色上仔细地描上了黄色的叶脉。巴迪并不抽烟。

“那是个烟灰缸，”巴迪说，“是给你的。”

我把烟灰缸放下。“我不抽烟。”

“我知道，”巴迪说，“可我以为你也许会喜欢它。”

“嗯，”威拉德先生抿抿两片薄薄的嘴唇说，“我想我该走了。我想我该让你们两个年轻人……”

“好吧，爸爸。你回去吧。”

“我也回去吗？”

“不，不，”威拉德先生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递给巴迪，“给埃斯特找个舒适的火车座位。也许她要待一两天吧。”

巴迪将父亲送到门口。

我有一种被威拉德先生遗弃的感觉。我想他一定早就计划好的，但巴迪说不是，他父亲只是无法忍受见到病痛，特别是他亲生儿子的病痛，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病痛都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他一生中从没生过一天病。

我坐在巴迪的床上。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坐。

巴迪在一摞纸张中极其认真地翻找着什么，然后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灰色杂志。“翻到第十一页。”

杂志是缅因州[2] 什么地方印制的，刊满了打油诗和一段段的白描，各段落之间用星号隔开。在第十一页，我发现一首题为《佛罗里达之黎明》的诗歌。我溜了一眼，只见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什么西瓜灯啦、龟背绿色的棕榈树啦、有凹槽的仿佛希腊建筑缩影的贝壳啦。

“不错。”我想，真恐怖呀。

“谁写的？”巴迪露出一种古怪的傻笑问道。

我的目光落在当页右下角的名字上：巴·斯·威拉德。

“我不知道，”我赶紧又说，“我当然知道，巴迪，是你写的。”

巴迪朝我挪近了些。

我挪开了。对于肺结核我所知甚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它的发展神不知鬼不觉。我想巴迪还是坐在他自己那害人的肺结核菌的氛围里好了。

“别担心，”巴迪笑了，“我不是阳性的。”

“阳性？”

“不会传染给你的。”

巴迪停下，喘了一口气，就像人家攀登什么非常陡峭的地方时中途会做的那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染上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习惯，直瞪着我的眼睛，仿佛真想钻到我的脑袋里，好分析一下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曾经考虑过通过书信来问。”

我眼前闪过一只淡蓝色的信封，背面印着耶鲁大学的印章。

“后来我决定还是等你来，当面问你的好，”他顿了一顿，“嗯，你不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什么？”我用一种低低的、不置可否的语气问。

巴迪坐到我身边来。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将我的头发撩到耳后。我一动不动。然后我听见他轻声细语道：“你愿意成为巴迪·威拉德夫人吗？”

我有一种可怕的冲动，想要纵声大笑。

我想，在我遥遥仰慕巴迪的那五六年中的任何一个时候，这样一个问题都会使我心跳停止。

巴迪看出我的犹豫。

“哦，我现在不成样子，我知道，”他快速地说，“我还在服用对氨基水杨酸[3] ，也许会失掉一两根肋骨，但是秋季我就可以回医学院了。最晚明年春天……”

“我想有些话我应该告诉你，巴迪。”

“我知道，”巴迪生硬地说，“你遇见什么人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什么呢？”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

“你疯啦，”巴迪的脸上露出喜色，“你会改变主意的。”

“不会。我铁了心啦。”

但是巴迪还是一副乐滋滋的样子。

“记得吗，”我说，“开滑稽小品晚会那晚，你跟我一起搭车回学院？”

“记得呀。”

“还记得你问我最想住在哪儿——乡下还是城里？”

“你当时说……”

“我说我既想住在城里，又想住在乡下。”

巴迪点点头。

“而你，”我以一种突发的气势继续说道，“哈哈大笑起来，说我那种思维方式绝对是神经质，那个问题就包括在你那星期上的心理学课的什么问卷上？”

巴迪的笑容僵在脸上。

“是啊，你说对了，我就是神经质。我永远不可能在乡下或者城里安顿下来。”

“你可以两边都住住，”巴迪建议道，希望能借此给我一些鼓励，“在城里住上一阵，然后再去乡下住一阵。”

“那干吗说这种思维方式是神经质呢？”

巴迪没有回答。

“嗯？”我厉声逼问，心想，可不能对这些病人过分娇惯，这对于他们来说最糟糕不过，会把他们宠坏的。

“没什么。”巴迪软弱无力、语气平淡地答道。

“神经质，哈！”我轻蔑地大笑一声，“要是神经质意味着同时要求两样互相排斥的事物的话，那我就是神经质，没治了。在我有生之日，我就是要在一个又一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展翅飞翔。”

巴迪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那就让我跟你一起飞吧。”

我站在匹斯加山[4] 滑雪坡道的顶端，往下眺望。我本不该爬到那么高的地方，我在那儿并无什么打算。我一生中从没有滑过雪。但我还在想，既然机会就在眼前，我就饱览一番景致吧。

在我的左边，索道将一个又一个滑雪者运送到白雪皑皑的峰顶，峰顶被熙来攘往的人流踩得结结实实，在中午的阳光下融化了些，现在又板结成玻璃般坚实光滑了。凛冽的空气刺激着我的肺部和鼻窦，似幻似真。

在我四周，到处是穿着红色、蓝色、白色夹克衫的滑雪者，他们飞速冲下令人头晕目眩的滑坡，仿佛一片片美国国旗在雪中飘扬。滑雪坡道的尽头，仿制的小木屋将流行歌曲用扬声器传送到悬垂在山间的一片寂静之中。

在君弗劳山峰

[5]

从我俩的小木屋

往下眺望……

像雪漠中一条无形的溪流，这轻快的旋律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从我身旁蜿蜒而下。只要我随意、潇洒地挥一挥臂，就会冲下坡道，向在边线观众中间的那个土黄色的小点点奔去，那个点就是巴迪·威拉德。

整个上午巴迪一直在教我滑雪。

首先，巴迪从村里一位朋友那里借了滑雪板和滑雪杖，从一位脚只比我大一号的医生妻子那里借来滑雪鞋，从一位护士学生那里借来一件红色的滑雪衫。他面对犟人所表现的执著真叫人目瞪口呆。

这让我想起巴迪在医学院曾受过嘉奖，因为经他劝说之后，同意为了科学的利益——不管医学院需要不需要——让医学院解剖尸体的死者家属人数是最多的。我忘了奖金是多少，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巴迪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听诊器从白大褂的一只侧袋里露出一截来，俨然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微微笑着，弓身向人们致礼，劝说那些业已麻木无言的亲属在尸体解剖书上签字。

其次，巴迪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借来一辆车，这位医生自己也患过肺结核，非常善解人意；散步铃声在那阳光照射不到的疗养院走廊里一响，我们便驱车出发了。

巴迪自己也从未滑过雪，但是他说滑雪的基本要领很简单，因为他常常去看滑雪教练给学生讲授滑雪课，所以他教我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最初的半个小时中，我顺从地以倒八字式爬上一个小坡，一撑滑雪杖，便一下子滑了下去。巴迪似乎对我的进步很是满意。

“很好，埃斯特，”当我第二十次顺利地滑下坡去，他说，“现在，你来试试上索道吧。”

我在道上停了下来，满脸绯红，呼哧呼哧喘着气。

“可是，巴迪，我还不会之字形滑雪呢。所有从山顶往下滑的人都会之字形滑雪。”

“哦，你只到半山就好。从那儿往下滑，冲力不会太大。”

巴迪陪着我走到索道边上，给我示范怎样用双手合握在向前滑动的绳索上，然后告诉我手捏紧，上去。

我从来没想到要说个不字。

绳索像一条激烈扭动的蛇，我把手指扣在粗糙的、嘎嘎响着向前滑动的绳索上，上山去了。

缆绳拖曳着我，一会儿摇晃，一会儿平衡，速度那么快，我压根儿不可能在半山上松手。我前面有一个滑雪者，后面也有一个滑雪者，我一放手就会被撞倒，什么滑雪板呀、滑雪杖呀会一股脑儿压到我身上来，我可不想惹麻烦，所以我一路安安静静地吊着，随着缆绳往上攀登。

然而，站在峰顶，我犹豫了。

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衫在那儿踌躇不前，巴迪一下子认出我来。他在空中挥舞手臂，恰似土黄色的风车。我瞧见他在给我打手势，告诉我在一群密集的滑雪者中间有一段空道，让我打那儿滑下去。然而，当我口干舌燥地、极为不安地摆好姿势时，那从我的脚边通向他的脚边的平滑的白色路径变得模糊起来。

一个滑雪者从左边穿过那条路径，另一个从右边飞驰而过。巴迪的手臂仍然在虚弱地挥舞着，像是田野另一端伸出来的触角，那里充满细小的、蠕动着的微生物，像细菌，又像弯曲的明亮的感叹号。

我的目光从那沸腾的露天竞技场移向更遥远的地方。

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着，被云霭遮蔽的太阳将四面八方寂静的白色滑道收入眼底，目光越过一座又一座苍白的山峦，在我的脚下戛然而止。

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告诫我别干傻事——保全性命，取下滑雪板，借坡道旁边的矮松林掩护走下山去——就像一只败兴而归的蚊子一样逃之夭夭。我心中渐渐有一种冷冷的预感，这感觉像一棵树或一朵花那样渐渐长成：没准儿我会死的。

我目测了一下到巴迪那儿的距离。

现在他把手抱在胸前，看上去仿佛跟他身后的劈木围栏融合在一起了——棕色的一团，麻木不仁，微不足道。

我慢慢地爬上山脊，将滑雪杖的铁齿往雪地里深深地戳进去，一使劲纵身飞了出去，我知道我已无法凭借任何技巧或为时已晚的意志的力量来使自己停下来了。

我一直往下冲去。

原先并未觉察到的一股凄厉的风猛地灌进了我的嘴里，吹得我的头发在脑后飘扬。我在下降，然而白灼灼的太阳却并未上升。它挂在波涛般的山巅之上，一个没有知觉的枢纽，没有它，世界就不可能存在。

我身体内有一个小小的回应的点向它飞去。我感到我的肺部充满了奔涌而来的景色——空气、山峰、树林、人们。我想，这就是所谓幸福吧。

我一头栽了下去，越过以之字形滑雪的人们、学生、专家，穿过年复一年的双重人格、微笑、妥协，回到我自己的过去。

人们和树木在我两边向后闪去，就像隧道漆黑的两壁，我则冲着隧道另一端静止、明亮的那一点，那水井底部的卵石，那蜷缩在母亲肚子里的白嫩嫩、甜蜜蜜的胎儿径直奔去。

我牙齿咬着满口的沙砾。冰水钻进了我的喉咙。

巴迪的脸悬在我的上面，这么近，这么大，像一颗脱轨的行星。其他人的脸在他的脸后露了出来。在他的后面，在一片白灿灿之上聚集了无数的黑点。仿佛一个迟钝的教母用柳条一下一下地鞭打，原先的世界一点点地弹回到原先的位置。

“你起先滑得挺好，”一个熟稔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直到后来有个男人闯进了你的滑道。”

人们忙着把我的绑腿解下来，将分别朝天戳在两个雪堆上的我的滑雪杖归拢在一起。木栅栏支在我的身后。

巴迪弯下身子将我的滑雪靴脱去，抽出塞在滑雪靴里面的好几双白羊毛袜子。他用一只胖手捏住我的左腿，然后一点一点往脚踝那儿摸索，捏紧，摸索，仿佛在寻觅一件藏匿的武器。

天顶上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无动于衷。我真想将自己放在上面磨砺，直到自己变成圣人一般，像刀刃一样锋利而完美。

“我要起来，”我说，“我要再来一次。”

“不行，你去不了了。”

巴迪的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满足的神情。

“不行，你去不了了，”他的脸上终于露出微笑，重复道，“你腿摔断啦。要上好几个月石膏呢。”

【注释】

[1] 全名戴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

[2] 缅因州：位于美国东北沿海与加拿大接壤处。

[3] 对氨基水杨酸：一种抗结核药。

[4] 匹斯加山：纽约州南部特卡茨基尔山脉的主峰。

[5] 君弗劳山峰：位于瑞士西南部，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峰。

9

“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

希尔达像猫一样伸个懒腰，一边打了个哈欠，她用胳膊蒙住脑袋，趴在会议桌上重又睡去了。一束黄疸绿色的草挂在她的眉毛上，像一只热带的鸟。

胆汁一般的黄绿色。人们正要把这种颜色推销为秋季的流行色，只是希尔达像往常一样走在时间前面半年。黄绿色配黑色，黄绿色配白色，黄绿色配湖绿色——这两位可谓闺中腻友。

一则则时尚推介广告在我的脑海中激起一阵阵闪闪发亮却空空如也的鱼泡泡，噗的一声空响，鱼泡泡浮出水面。

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

我可真是倒霉，来到酒店自助餐厅正碰上希尔达。头天夜里闹得太晚，我脑子反应迟钝，想不出任何借口让我能够回房间取手套啦、手绢啦、伞啦或者笔记本啦什么的。对我的惩罚就是从亚马逊酒店的磨砂玻璃门直到曼迪逊大道上我们办公楼那草莓红大理石铺就的入口这一路漫长死寂的同行。

一路上，希尔达的举手投足完全是时装模特儿的派头。

“那顶帽子挺漂亮，是你自己做的？”

我以为希尔达也许会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听上去像是病啦。”但她只是将她那天鹅颈项伸了伸，又缩回去了。

“是啊！”

前一天晚上，我看了一出话剧，女主人公阴魂附体，当阴魂借用她的嘴说话时，那嗓音低低的，瓮声瓮气，你简直分辨不出那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怎么说呢，希尔达的嗓音听起来恰似那个阴魂的声音。

她一个劲儿地瞪着亮光光的商店橱窗里映出的她的影像，似乎每时每刻都要使自己确信她依然存在。我们之间的沉默实在是深沉长久，我想我应该承担一半的过责。

于是我说：“卢森堡夫妇的事情好可怕啊，是不是？”

那一天深夜，卢森堡夫妇将被处以电刑。

“是啊！”希尔达说。我发现我终于在她那错综难解的心灵上触到了一根具有人味的弦。直到只有我俩待在会议室那清晨惯有的坟墓般的郁闷气氛中等待其余人时，希尔达才阐发了她那声“是啊”的含义。

“让这种人活着太可怕了。”

然后她打声哈欠，淡橙色的嘴张开，露出一团黑暗。我被迷住了，盯着她面孔背后漆黑一片的洞穴，直到那两片嘴唇合上，翕动起来，阴魂从它的藏身之处说：“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

“来，给我们笑一个。”

我坐在杰·西办公室一张粉红色的天鹅绒鸳鸯椅里，手擎一枝纸扎的玫瑰，脸对着杂志社的摄影师。我是十二个人中最后一个拍照的。我曾试过躲到女盥洗室里，但是没用。贝特西在门缝下发现了我的脚。

我不想拍照，因为我就要哭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只知道要是有谁跟我搭话，或者凑近瞧我一眼，我的泪珠就会夺眶而出，抽噎也会脱口而出，我会哭上一个星期。我能感觉到泪水在我眼睛里蓄积、荡漾，好似一杯几乎满溢出来的水，不能平静。

这是杂志付梓前最后一轮拍照，我们就要回到塔尔萨[1] ，比洛克西[2] ，蒂内克，库斯湾[3] ，或者其他我们所来自的地方。他们要我们各拿道具留影，以表示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贝特西手持一根玉米穗，表示她希望成为一位农妇的妻子；希尔达拿着一只制帽师用的模特儿头，光秃秃的，无脸无发，表示她希望从事帽子设计；多琳则手捧一件金色绣花纱丽，表示她愿意去印度当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对我说，其实她并不真那么想，她只是手痒，想摸摸纱丽而已）。

当他们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哎呀，你肯定知道。”摄影师说。

“她呀，”杰·西诙谐地说，“什么都想当。”

我说我希望成为一名诗人。

于是，他们四下里搜寻可以供我拿在手上的东西。

杰·西建议拿本诗集，但摄影师说不，那太一目了然了。手上的东西应该能激发写诗的灵感。最终，杰·西从她新近买来的帽子上剪下一枝纸扎的长茎玫瑰。

摄影师鼓捣着他那炽热的白灯。“让我们瞧瞧写诗叫你多么愉快。”

我的视线穿过杰·西窗户上刻成橡胶植物叶片的饰框，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几团舞台布景般的云影从右边往左边掠去。我定睛注视那最大的一团云影，仿佛它从视线中一消失，我也会有幸跟它一块儿飞逝。

我想我一定要将嘴唇保持在水平的位置。

“给我们笑一个。”

终于，我的嘴就像口技表演者手中木偶的嘴，顺从地撅了起来。

“哎，”摄影师突然预感到什么，他抗议道，“你瞧上去就像要哭似的。”

我不能自已。

我将脸埋在杰·西的鸳鸯椅那粉红色的天鹅绒靠背上，感到极大的放松，一上午在心中上下翻腾、狼奔豸突的咸涩的眼泪与痛苦的哭声一下子在房间里爆发了。

等我抬起头来，摄影师不见了。杰·西也消失了。我全身乏力，有被人出卖的感觉，好似一头可怕的野兽褪下的皮。摆脱了这野兽，令我释然，但它似乎带走了我的灵魂，带走了一切它可以带走的东西。

我在手袋里摸索那只化妆盒，化妆盒里有睫毛膏、睫毛刷、眼影、三支口红和一面小镜子。镜子里瞪着我的脸似乎曾被人长时间地揍过，现在它透过监牢的铁格栅栏盯视着我。那张脸鼻青眼肿，脸上的妆色乱七八糟。一张需要肥皂、清水以及基督徒的宽容的脸。

我开始心不在焉地描画这张脸。

过了好一会儿，杰·西一阵轻风似的飘然而入，怀抱了一大包手稿。

“这些会把你逗乐的，”她说，“慢慢看吧。”

每天上午，雪片一般飞来的手稿高高地摞在小说编辑办公室那蒙着灰尘的稿件堆上。在美国各地的书斋里、顶楼上、教室里，一定都有人在秘密地写作。每一分钟就会有一部稿件杀青，五分钟就意味着有五部手稿要堆到小说编辑的办公桌上去，一小时就有六十部，挤挤挨挨，直堆到地板上，一年呢……

我微微笑了起来，仿佛见到半空中飘浮着一部刚刚杀青的手稿，手稿的右上角打印着埃斯特·格林伍德的名字。我已申请在杂志社待上一个月之后去参加由一位名作家主持的夏季训练班；你只需寄去一部小说手稿，他读了之后就会告诉你是否有资格进入他的训练班。

当然啦，那是一个很小的班。我老早就寄去了我的小说，还没得到这位作家的答复，但我肯定，我一回家准会发现录取通知书在家里放信件的桌子上等着我呢。

我决定要让杰·西吃一惊。我要给她寄几部我在班上写的小说，署上假名。然后某一天小说编辑会亲自到杰·西的办公室去，把小说啪的一下放在她桌上，说：“这儿有个东西，非同一般。”杰·西会表示同意，准备发表这些小说，于是邀请作者共进午餐，然后发现作者竟然是我。

“说实在的，”多琳说，“这个人完全不同。”

“讲来听听。”我面无表情地说。

“是个秘鲁人。”

“秘鲁人全是矮胖子，”我说，“跟墨西哥印第安人一样。”

“不，不，不，亲爱的，我见过他。”

我们正坐在我床上，坐在一大堆穿脏了的棉布裙子、抽了丝的尼龙长袜和灰扑扑的内衣裤中间。足足有十分钟的时间，多琳一直在使劲劝说我跟莱尼认识的什么人的一个朋友去参加乡村俱乐部的舞会，她坚持说，这人跟莱尼的朋友们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我要赶第二天早晨八点的火车回家，我觉得我该努力打点行装才对。

我心里还模模糊糊地有另一个想法，要是这一夜我独自一人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到末了我也许终于会领略一点这座城市的神秘和辉煌。

但是，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最后那些日子，做决定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了，不管是什么事情。当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干点什么，譬如说打点行李吧，我只是将我所有邋里邋遢的、价钱昂贵的衣物从衣柜和壁橱里拖出来，在椅子上、床上、地板上摊开，然后呆坐着盯着它们，压根儿不知从何入手。这些衣物似乎具有独立的品格，像驴子一样执拗，拒绝被洗涤、折叠、收好。

“这些衣服怎么办？”我对多琳说，“回来以后我可对付不了这一大堆衣服。”

“那好办。”

多琳以她那漂亮的、单线思维的方式开始抓起那些衬裙啊、长袜啊什么的，还有那只做工精致的无肩带胸罩——胸罩里塞满了钢丝弹簧，是樱草文胸公司的馈赠，我从没勇气戴上它——最后一件件拎起的是那一组可悲的、裁剪怪异的四十美元一件的衣服……

“嘿，那件留给我，我要穿。”

多琳从那一大捆衣服中抽出一块黑布片，扔在我的膝头上。然后，她像滚雪球似的，将其余的衣物卷成蓬蓬松松的一团，塞到床铺底下看不到的地方。

多琳敲一扇绿色的门，门上有金色的把手。

门内传来扭打一气的混战声，以及一个男子的狂笑声，声音戛然而止。然后，一个高个、只穿衬衣、留平头的金发小伙子将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瞅了瞅。

“宝贝儿！”他高声叫道。

多琳一下子消失在他的怀里。我琢磨这一定就是莱尼认识的那个人。

我穿着我的黑色紧身连衣裙，披一条带流苏的黑色披肩，默默地站在门道里，皮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黄，不过没有以往那些期待了。“我只是个旁观者。”我对自己说，注视着这金发青年将多琳交给房间里的另一位男子，他也是高个，但皮肤黧黑，头发也稍长一些。这人穿一套一尘不染的白色西服，衬一件浅蓝色衬衣，系一条黄色的绸缎领带，领带上别着一枚光灿灿的饰针。

我没法把目光从那枚饰针上挪开。

从饰针里似乎射出一束强烈的白光，照亮了房间。然后，光芒又收敛到饰针里面，在一片金灿灿的田野上留下一颗露珠。

我不由自主地一步步朝前挪去。

“那是宝石。”有人说，许多人突然哈哈大笑。

我的指甲触到了一个光滑的小平面。

“她是第一次瞧见宝石哩。”

“把宝石给她吧，马科。”

宝石光彩夺目，令人晕眩，仿佛一枚来自天国的冰粒。我迅速将它放进我那仿乌玉串珠的晚会手袋里，然后四下里看看。一张张脸庞好像盘子一样空洞洞的，似乎没人呼吸。

“今晚，我有幸，”一只干巴巴的、有力的手捏住了我的上臂，“来陪伴这位女士。”“也许，”马科眼睛里的亮光熄灭了，眼神暗了下去，“我该提供一点小小的服务……”

有人大笑。

“……值一粒宝石的价。”

捏住我手臂的手收紧了。

“哎哟！”

马科把他的手拿开。我低头看我的手臂。一个大拇指印渐渐变成紫色。马科盯着我看。他指指我的手臂内侧：“瞧瞧那儿。”

我瞧了，看见四个淡淡的相配的指痕。

“你瞧，我没瞎说吧。”

马科那卑鄙的、闪烁不定的笑容使我想起我曾在布朗克斯[4] 动物园逗弄过的一条蛇。我用手指敲敲结实的玻璃罩面，那条蛇就张开它那好似安了发条装置的上下颌，仿佛要微笑的样子。然后它就往那看不见的玻璃罩面咬啊，咬啊，咬啊，直到我起身离去。

我以前从未遇见过憎恨女人的人。

我可以看得出来，马科憎恨女人；因为尽管那晚房间里挤满了模特儿和电视小明星，他只注意到我。这并非出自友善，甚至不是发自好奇，而是因为我被发给了他，一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扑克牌中的一张而已。

乡村俱乐部的一个男子走到话筒跟前，开始摇晃起那种响铃豆一般的乐器，算是南美音乐吧。

马科伸手够我的手，我只顾喝我的第四杯代基里酒[5] ，毫无反应。我以前从未喝过代基里酒。我之所以喝起代基里酒来完全是因为马科为我买了这种酒，我真感激他没有问我想喝什么，就一声不吭，一杯接一杯地喝代基里酒。

马科看着我。

“不。”我说。

“你说不，是什么意思？”

“那种音乐伴奏，我跳不来。”

“别装傻了。”

“我想在这儿坐会儿，把酒喝完。”

马科僵硬地微笑着，向我俯下身来，嗖的一声，我的酒杯飞了，落到一只棕榈花盆里。马科紧紧拽住我的手，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跟他到舞池里去，要么让他把我的胳膊拽下来。

“是探戈，”马科带着我敏捷地穿到跳舞的人群中间，“我就爱跳探戈。”

“我不会跳。”

“你不用跳，跟着我来就成。”

马科一只手臂勾住我的腰，将我往他那白得令人目眩的西服上一拉。他说：“假装你落水了。”

我闭上眼，音乐似暴风骤雨一般在我的头顶突然轰响。马科的腿往我的腿这儿滑来，我的腿往后滑去，我似乎铆在他的身上了，四肢相合，亦步亦趋，我全然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跳了一阵，我想：其实跳舞不用两个人，一个人就够了。我由着自己像一棵风中的树一般，弓身折腰，东摇西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马科的呼吸炙烤着我的耳朵，“你跳得相当不错。”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憎恨女人的人可以耍弄女人。他们就像神祇一般，刀枪不入，力量无穷。他们降临世间，然后又消逝了。你永远也抓不住他们。

南美音乐之后有一段小憩。

马科带我穿过法式门走进花园。舞厅的窗户泛出灯光和人声，然而几码之外，黑暗设置了它的路障，将灯光与人声挡得密密实实。微弱的星光中，树木与花朵正散发着它们那冷冷的芳香。没有月亮。

黄杨木栅栏在我们身后关上。一座废弃的高尔夫球场向外伸展开去，尽头是山丘上的一丛丛树木。这整个场景——乡村俱乐部、舞厅，以及这片只栖息了一只蟋蟀的草坪——让我觉着一种熟悉的凄凉。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只知道我是在纽约有钱人居住的郊区的什么地方。

马科拿出一支细长的雪茄和一个状如子弹的银质打火机。他用嘴咬住雪茄，俯身往那小小的火焰凑去。在夸大的阴影和亮光之下，那张脸瞧上去既陌生又痛苦，浑如一个逃难者的面容。

我打量着他。

“你爱上谁了？”我问。

有一分钟光景，马科什么也没说，只是张开嘴，吐出一个幽蓝的、蒸汽一般的烟圈。

“妙！”他大笑几声。

烟圈渐渐扩大，模糊起来，夜幕下幽灵一般惨白。

然后他说：“我爱上了我的表妹。”

我丝毫不觉惊讶。

“干吗不跟她结婚？”

“不可能。”

“为什么？”

马科耸耸肩膀。“血缘太近。她想去做修女。”

“她漂亮吗？”

“没人比得上她。”

“她知道你爱上她了吗？”

“当然。”

我顿了一下。在我看来，其中的障碍太过离谱。

“既然你爱她，”我说，“有朝一日你也会爱上另一个女人的。”

马科猛地将雪茄在脚下踩灭。

大地飞速上升，打在我身上，我一瞬间失去了知觉。污泥在我的指缝间蠕动。马科等着，直到我将身子支起一半。他用双手按住我的肩头，将我推倒在地。

“我的裙子……”

“你的裙子！”污泥渗开，顺着我的肩胛骨漫了上来。“你的裙子！”一片模糊之中，马科的脸凑到我的脸前。几滴唾沫溅在我的嘴唇上。“你的裙子是黑的，泥土也是黑的。”

然后他一下子扑倒下来，仿佛要将他的身子碾穿我的身子，钻到泥地里去。

出事了，我想，出事了。要是我躺在这儿不动，就要出事了。

马科用牙齿咬住我肩膀上的吊带，一下子将裙子剥到腰间。我瞧见裸露的皮肤闪着微弱的亮光，仿佛一张泛着白光的面纱，将两个顽梗不和的对手隔开。

“母狗！”

咒骂声在我耳畔嘶嘶作响。

“母狗！”

尘埃落定，我看到这场战斗的全貌。

我开始扭动身子，用牙乱咬。

马科将我压在地上。

“母狗！”

我用鞋子的尖后跟抠挖他的大腿。他翻过身去摸索伤处。

随后我捏紧拳头，照他鼻子上就是一拳。这一拳就像打在战舰的钢板上。马科坐了起来。我开始哭喊。

马科拿出一条白手帕往鼻子上擦擦。泛着白光的手帕上沾满了墨水一般的污泥。

我吮吸我那带有咸味的指关节。

“我要多琳。”

马科往高尔夫球场方向瞪了一眼。

“我要多琳。我要回家。”

“母狗，全是母狗，”马科似乎在自言自语，“爱或不爱，全一回事儿。”

我碰碰马科的肩膀。

“多琳在哪儿？”

马科哼着鼻子说：“去停车场找，看看所有车的后座。”

他猛地转过身来。

“我的宝石。”

我爬起来，在一片幽暗之中找回我的披肩。我迈步走开去。马科蓦地跳了起来，挡住我的去路。然后他故意用手指在淌着血的鼻子底下抹了一把，在我的左右脸颊上各划上一道指痕。“我用这血赢回了我的宝石，把宝石还我。”

“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其实我完全清楚，宝石就放在我的晚会手袋里，当马科一拳将我打翻在地时，手袋像一只夜鸟一样飞进了遮蔽一切的黑暗之中。我开始打算设法引开他，然后自个儿溜回来寻找手袋。

我不知道那样大小的宝石值多少钱，不管多少吧，我知道它很值钱。

马科双手抓住我的肩膀。

“告诉我，”他一字一顿地说，“告诉我，要不我打断你的脖子。”

我突然什么都不在乎了。

“在我那个仿乌玉串珠晚会手袋里，”我说，“好像掉在泥地上的什么地方了。”

我走了，马科趴在地上，在一片黑暗中扒拉，寻找另一片小些的黑暗，这黑暗将他宝石的光芒遮蔽了，躲过了他那怒火四射的眼睛。

多琳既不在舞厅，也不在停车场。

我尽量待在阴影里，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沾在我衣服和鞋子上的草屑，我用黑披肩遮住我的肩头和裸露的乳房。

我挺幸运，舞会差不多散场了，一群群人正在离去，前往停在外面的汽车。我一辆车一辆车地询问，终于有一辆还有空位，开车人愿意捎我到曼哈顿中心。

在那说不清是黑夜还是黎明的时分，亚马逊酒店的日光浴露台了无人影。

我穿着印有向日葵花样的浴衣，像个夜贼般悄无声息地溜到围墙边上。围墙几乎高及我的肩膀，于是我从堆在墙边的折叠椅中拖出一把来，打开，爬到那摇摇晃晃的椅子上。

一阵强风扬起我的头发。在我的脚下，城市熄灭了它的灯火，睡着了，建筑物黑黝黝的，像是在举行葬礼。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夜晚。

我抓住我带来的包裹，拽住一根泛着白光的尾巴一抽，一件无肩带弹力衬裙落入了我的手心。由于穿了多年，衬裙已经失去了弹性。我挥舞衬裙，像一面求和的白旗，一次、两次……清风把衬裙鼓得满满的，我松开了手。

白色的一片在夜空中飘曳，慢慢地坠落。不知道它将栖息在哪条街或哪座屋顶上。

我从包裹中又抽出一件衣服。

清风试了一试，没成功，一个蝙蝠般的影子向对面披屋的屋顶花园坠落。

一件接着一件，我把我所有的衣服都送给了夜风。一片片灰扑扑的布片被风带走，像一位亲爱的人的骨灰，抖抖索索的，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坠落在纽约市的黑暗的中心，究竟落在哪儿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注释】

[1] 塔尔萨：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一城市。

[2] 比洛克西：位于密西西比州东南部。

[3] 库斯湾：位于新罕布什尔州。

[4] 布朗克斯：纽约市一行政区。

[5] 代基里酒：一种由糖、柠檬汁和朗姆酒掺和成的鸡尾酒。

10

镜子里的那张脸瞧上去就像个病歪歪的印第安人。

我把化妆盒扔进手袋，往火车窗外望去。康涅狄格州的沼泽地和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摄制场地一掠而过，像一个奇大无比的废品旧货栈，一个破败的残余物，与其他部分毫无关联。

这世界，真像一锅大杂烩！

我瞥了一眼我身上陌生的裙子和上衣。

这是一条阿尔卑斯村姑式连衣裙，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黑色、白色和霓虹蓝色的细小花样，上衣紧窄，腰部打了密密的褶子，裙子往外张开，像只巨型灯罩。白色的网眼上衣没有袖子，肩部缝了荷叶边，耷拉着，仿佛新生天使的羽翼。

我在纽约上空放飞衣物时忘了留下白天穿的衣服，所以贝特西用一条裙子、一件上衣换了我那件印有向日葵的浴衣。

我的苍白的影像，白色的羽翼，棕色的马尾，等等等等，衬着窗外的场景，幽灵般前行。

“波丽安娜牛仔女郎！”我大声喊了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妇女从杂志上抬起头来。

即使到上车前的那一刹那，我也没想洗去划在脸颊上的两道歪斜的血迹。它们瞧上去煞是动人，甚至可说是蔚为壮观；我想，我要让它们像死去情人的遗物一样跟着我，直到它们自己褪去。

当然啦，要是我微笑或者面部表情太过生动，血块很快就会脱落，所以我把脸绷得紧紧的，要是我非得说话不可，就咬着牙说，绝不让嘴唇动一下。

我不太明白人们干吗要盯着我看。

许多人瞧上去要比我古怪得多。

我的灰箱子就搁在头上的行李架上，除了《年度最佳三十篇小说集》、一个白色的塑料太阳镜盒以及两打鳄梨——多琳的告别礼物——之外，箱子里空空如也。

鳄梨还没成熟，这样比较好保存。只要我把箱子提起、放下，甚或只是拎着箱子往前走，鳄梨就从箱子的一头冲向另一头，发出它们特有的轰隆隆的响声。

“一百二十八路！”列车员咆哮道。

业已归化的松树、枫树和橡树林不再往后移动，镶在火车窗框里，像一幅糟透了的画。我沿着长长的通道往前移步，箱子里又发出轰隆隆的滚动和碰撞声。

我从开着空调的车厢踏上车站月台，郊区那种母亲般的气息包围了我。这是草坪喷洒器、客货两用轿车、网球拍、狗、婴儿糅和在一起的一种气息。

一种夏日的静谧像死亡一般抚慰着一切。

我的妈妈正等在那辆灰色的雪佛兰车边上。

“哎呀，宝贝，你脸上是怎么回事？”

“划破了。”我简短地答道，把皮箱放到小车后座上，然后钻进车里。我不想让她在回家的一路上尽盯着我瞧。

车内座椅感觉滑溜溜的，很干净。

小车突突地启动了。

“我想我现在就该告诉你，”她说，从她颈项的姿势我可以看得出来那一定是个坏消息，“写作训练班没有录取你。”

好像有人朝我肚子捅了一拳，我吐出一口长气。

整个六月，写作训练班在我的幻象中就像一座光明、安全的桥梁，架设在夏日令人烦闷的港湾上。而眼下，我瞧着它摇摇晃晃、土崩瓦解，一个穿白色上衣、绿色裙子的身体一下栽进了深渊。

我的嘴不快地撅了起来。

这在我意料之中。

我往下滑溜，直到鼻子与窗沿平齐，然后我看着波士顿郊外的房屋往后掠去。随着房屋的样式越来越眼熟，我更往下溜去。

我想我一定不能被人给认出来。

灰色的车顶像囚车车顶一般压在我的头上，天窗部分好似软禁室防止囚犯自伤的护垫。亮得耀眼的千篇一律的装有护墙楔形板的白色房屋，房屋间隙处精心修剪的绿色草坪，一排接着一排飞掠而过，全被罩在一个无比巨大却又无法逃脱的笼子里。

我以前从未在郊区度过夏日。

吱吱嘎嘎，推车轮子尖利的响声磨砺着我的耳朵。透过百叶窗射下的阳光使卧室充满了硫磺色的光。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只感到精疲力竭之下的一阵狠狠的抽搐。

房间里另一张床已经空了，但还没收拾。

七点钟时，我听见妈妈起床、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出去了。接着楼下便传来榨橙机的嗡嗡声，咖啡和熏肉的香味从门缝间飘进房来。然后我听见水池龙头放水的哗哗声，以及妈妈将擦拭干净的盘子放回碗柜发出的叮当声。

然后前门打开、关上，然后车门拉开、关上，马达突突突突响了起来，嘎吱嘎吱，车轮碾过沙砾地，开出去了，消失在远方。

我妈妈在市立学院给一大群女生讲授速记和打字，不到下午三四点钟，她回不了家。

吱吱嘎嘎，推车又打这儿经过。窗下似乎有人正把一辆婴儿车推过去又推过来。

我从床上一骨碌滑到地毯上，轻手轻脚地爬到窗户边去瞧个究竟，看看到底是谁在那儿。

我们家住的是一座小巧的、装有白色护墙板的房子，坐落在两条宁静的郊区街道的转角上，一块小小的绿色草坪中间。尽管在屋子周围种上了一圈小枫树，过路人只要往二层楼的窗户瞧上一眼，就能把屋里的情景看个一清二楚。

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名叫奥肯登夫人的讨厌女人使我明白这点的。

奥肯登夫人是个退休的护士，刚跟她第三任丈夫结婚——前两任丈夫都死得莫名其妙——她没完没了地躲在她家浆过的白窗帘后面往外窥视。

她给我妈妈打过两次电话告我的状——一次说我在屋子前面街灯底下坐了一个小时，跟一个穿蓝色海军装的人亲嘴；另一次是说我最好把卧房的百叶窗拉下，有天晚上她在街上遛她的苏格兰小猎犬时，碰巧瞧见我半裸着身子上床。

我小心翼翼地把视线抬到与窗台平齐。

一个不到五英尺的女人，挺着个奇特的大肚子，正推着一辆旧的黑色婴儿车向街道那头走去。两三个个头不等的孩子在她的裙影下蹒跚而行，个个肤色苍白，脸上、裸露的膝头上都沾着泥。

一丝庄严的、近乎神圣的笑容使这女人光彩照人。她脑袋幸福地往后仰着，冲着阳光微笑，活像一枚搁在鸭蛋上的麻雀蛋。

这女人我很熟。

她是渡渡[1] ·康威。

渡渡·康威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在巴纳德大学读书，后来跟一位建筑师结了婚；建筑师呢，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们有一幢宽敞的、大而无当的房子，就坐落在我们这条街的上面，房子跟前有一排病歪歪的松树，房子周围堆满了小摩托车、三轮车、婴儿车、玩具救火车、棒球棍、羽毛球网、门球的小门、捕苍鼠的笼子，还有小猎犬的崽子——在郊区抚养孩子的全套设备都晾在这儿了。

我不由自主地对渡渡有了兴趣。

她的房子与我们这一带所有建筑物在面积（他们的房子要大得多）和色彩（他们的两层楼装的是深棕色的护墙板，底层用灰泥粉饰，墙面星星点点地缀着高尔夫球大小的石头，有灰色的，也有紫色的）上迥然不同，房前的松林严严实实地挡住了外人的视线。在我们这一带，各家草坪毗连，其间以齐腰高的篱笆象征性地隔开，所以渡渡家的房子被视做不合群的表示。

渡渡用香脆米条为原料，以花生、黄油、果汁软糖做馅的三明治，香草冰淇淋以及一加仑又一加仑的“胡兹”牌牛奶喂养她的六个孩子，毫无疑问，她还会用同样的东西喂养她的第七个孩子。本地牛奶商给她特别的优惠。

虽然渡渡不断膨胀的家庭一直是邻居们的话题，人人都喜欢渡渡。周围年纪大一点的人，譬如我妈妈，生两个孩子，年轻一些、也更富裕一些的，生四个孩子，但绝没有人像渡渡那样，眼看着就要生第七胎了。六个孩子已经被认为过多了。不过大家都说，当然啦，渡渡是一个天主教徒嘛。

我瞧着渡渡将最年幼的康威推来推去。她这样做似乎是为我着想。

谁家的地板嘎吱嘎吱响了起来，不知是出于本能呢还是因为一种特异的听觉功能，渡渡·康威的脸在她那细脖子轴上转过来，我赶紧缩回了脑袋。

我觉得她的目光穿透白色的护墙板和墙纸上的粉红色的玫瑰发现了我，我正蹲伏在银色的暖气片后边。

我爬回床上，用被单蒙住脑袋。即使这样，还是有光线漏进来，于是我将头埋进枕头底下的黑暗之中，假装黑夜尚未过去。我看不出有起床的必要。

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楼下厅里电话铃响了。我用枕头塞住耳朵，决定等五分钟看看。然后我向着光线透进来的方向探出头去。铃声已经停了。

铃声几乎立刻又响了起来。

我一边诅咒着那个嗅出我已回到家的朋友、亲戚或陌生人，一边光着脚丫子噼噼啪啪走下了楼。厅堂桌上的那个黑玩意儿发出一阵又一阵歇斯底里的颤音，活像只神经质的小鸟。

我拿起了话筒。

“喂？”我用一种低沉的假声说。

“喂，埃斯特，怎么回事，你得了喉炎吗？”

是我的老朋友乔蒂，从剑桥城打来的。

那年夏天乔蒂在监狱打工，利用午饭时间修一门社会学课程。她和我学院里的其他两个女生从四个哈佛法学院学生那里租了一套宽敞的公寓，我一直计划着写作训练班一开课就住到她们那儿去。

乔蒂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搬过去。

“我不去了，”我说，“我没被录取。”

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头蠢驴，”乔蒂说，“他根本不识货。”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嗓音听起来陌生而空洞。

“不管怎么样，还是来吧。修门别的课。”

学德语或异常心理学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毕竟我把在纽约挣的全部工资差不多都攒下来了，我应该能付得起学费。

然而，那个空洞的声音说：“你们还是别等我了。”

“是这么回事，”乔蒂开腔道，“这儿有个姑娘说，要是有人退出，她想搬来跟我们住在一起……”

“行，让她住进去吧。”

我一挂上话筒就觉得我刚才该说我要来的。一早晨听着渡渡·康威的婴儿车的嘎吱声会叫我发疯。而且，我决心永远不跟妈妈待在同一幢屋子里超过一个星期。

我伸手去拿话筒。

我的手往前移动了几英寸，然后又退缩回来，无力地垂下。我强迫手再往话筒那儿伸过去，但是它中途又停住了，好像遇到一块玻璃挡在那儿似的。

我信步走进餐厅。

我发现桌上支着两封信，一个长长的公事信封，是暑期学校寄来的，另一个是薄薄的蓝色信封，用的是耶鲁大学时剩下的文具，信封上用巴迪·威拉德清晰的笔迹写着我的名字。

我用刀子裁开暑期学校的信。

信中说，既然我没有被写作训练班录取，我可以选择另外一门课程，但我必须在那天上午给招生办公室打个电话，否则报名就太迟了，因为各门课程都差不多满额了。

我拨通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听见一个僵尸般的声音留言说，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取消了一切去暑期学校的打算。

然后我打开巴迪·威拉德的信。

巴迪写道，他很可能是爱上了一位也患肺结核的女护士，但是他妈妈七月份在阿迪朗达克山区租了一间小屋，要是我跟她一块去他那儿，没准儿他会发现他对于女护士的感情不过是一时冲昏了头脑。

我随手抓来一支铅笔，在巴迪的信上打了个大叉。然后我将信笺翻个个儿，在另一面写道，我已与一位同声传译订了婚。我永远不想再见巴迪，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有一个伪君子式的父亲。

我将信塞进了信封，用透明胶带封上，将收信地址改为巴迪的。我没有再贴邮票，我想这信只值三个美分。

然后，我决定利用夏季写一部长篇小说。

那样能给好些人一点颜色看看。

我溜达着进了厨房，往一茶杯的生碎牛肉里打了个生鸡蛋，搅拌了几下，吃下肚去。我在车库和屋子之间的有顶过道里支起一张牌桌，过道的四面都被遮蔽住了。

一大丛纠结缠绕的山梅花挡住了前面的大街，两侧是正屋与车库的墙，后面，一丛桦树林和一片黄杨篱笆护住我，不致受到奥肯登夫人的偷袭。

我从妈妈存在厅堂壁柜里的纸卷里数了三百五十张来，纸卷就藏在一堆旧毡帽、衣刷、毛线围巾的下面。

回到过道，我将第一张空白稿纸放进我那架旧的手提式打字机里，卷了上去。

遥远处，另一个我瞧着自己坐在过道里，被两面白色的护墙板、山梅花丛、桦树林和黄杨篱笆包围着，就像婴儿室里的一个小宝宝。

我心里充满柔情。我的女主人公便是我自己，只是加以一番掩饰而已。她将取名为艾琳娜。艾琳娜，我扳手指数了一下字数。埃斯特也是三个字。看来这是个吉兆。

艾琳娜穿着她妈妈的一条旧的黄色睡裙坐在过道里期待着发生些什么事。那是七月里一个炎热的上午，一颗颗汗珠从她背上往下淌，就像蠕动的虫子一般。

我身子往后靠去，把我写出的文字读了一遍。

看来还相当生动，我对于汗珠像虫子的那段描述感到特别自豪，只是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很久以前我好像在哪儿读到过这种写法。

我就那样坐了一个小时，竭力思索下面该怎么写。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光着脚丫、穿着她妈妈旧黄色睡裙的小宝宝也在枯坐着，对着空中出神。

“哎呀，宝贝，你不想穿上衣服吗？”

我妈妈十分注意这一点：从不跟我说该做什么。她只是用甜蜜的语言跟我理论，就像在聪明、成熟的两个成人之间一样。

“快下午三点了。”

“我在写小说呢，”我说，“没时间脱下这件又穿上那件。”

我躺在过道的长沙发上，闭上眼睛。我可以听见妈妈将打字机和纸张从牌桌上移走，摆上了吃晚饭的餐具，但我动也没动。

惰性似糖浆一般在艾琳娜的四肢里流淌。患疟疾一定是这种感觉，她想。

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一天能写一页的话，我就够幸运的了。

然后我看清了我的问题所在。

我需要经验。

我从未体验过爱情、养过孩子，甚至从未目睹过死亡，怎么能描写人生呢？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写了一篇描述她在非洲俾格米人[2] 中一段冒险经历的短篇小说，刚获了奖。我怎么可能跟那样的事竞争呢？

到晚餐快吃完时，妈妈已经说服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速记。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箭双雕，一边写小说，一边学一样实际的技能。我还可以节约一大笔钱。

就在那晚，妈妈从地下室翻出一块旧黑板，挂在过道里。于是她站在黑板前，用白粉笔画一些小小的花体符号，我呢，就坐在椅子里瞧着。

开始我还抱着希望。

我想也许我很快就能学会速记，等到奖学金办公室那位长满雀斑的妇人问我，为什么没像靠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应该做的那样利用七八月份去干活挣钱，我就对她说，我去上了免费速记课，所以我一毕业就能自食其力了。

只有一个问题，每当我试着想象自己在某种职业岗位上利索地记下一行又一行速记符号的情景，我的脑子就变得一片空白。凡是需要使用速记的职业，我没一样是喜欢的。而且，当我坐在过道那儿瞧着时，那些白粉笔画的小花体符号便模糊起来，变成毫无意义的玩意儿。

我跟妈妈说头疼得厉害，上床去了。

一小时之后，门开了一道缝，妈妈蹑手蹑脚走进了卧房。我听见她脱衣的窸窣声。她爬上了床。很快，她的呼吸变得平缓而有规律。

街灯的光从拉上的百叶窗缝间透进来，在昏黄的灯光中，我可以看见她头上的卷发器闪闪发亮，仿佛一排小刺刀。

我决定先把小说搁一搁，等我到了欧洲、找到个情人之后再写。我还决定一个速记符号也不学了。要是我永远不学速记，我就永远不必去用它。

我想，我可以利用夏季读《芬尼根觉醒》，并撰写我的论文。

这样，九月底学院开学时，我便可以大大地赶在课程前面。我可以好好享受我在学院最后一年的生活，而不像大部分四年级上优等生课程的学生那样，在完成论文之前埋头苦读，蓬头垢面，靠咖啡和安非他明过日子。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可以休学一年，到什么制陶师傅手下去当名学徒。或者干脆设法到德国去，当名女招待，直到成为一个能讲两种语言的人。

一个又一个计划在我脑子里蹦蹦跳跳，就像一群疯疯癫癫的兔子。

我看见我一生的岁月好似竖在路边的电话线杆，电线将它们串联在一起。我数一、二、三……直数到第十九根电话线杆子，然后电话线便悬吊在空中，虽然我尽力往远处瞧，第十九根电线杆之外却一根杆子也看不到。

卧房隐隐约约能瞧个清晰了，我纳闷黑夜跑到哪里去了。妈妈从一根模模糊糊的木头变成了一个熟睡的中年妇人，嘴唇微微张开，喉咙里发出鼾声。这蠢猪叫声般的噪声叫我心烦意乱。有那么一会儿，我想，止住这噪声的唯一办法就是伸手一把抓住发出这鼾声的皮和肉，用双手使劲绞，直到它安静下来。

我假装睡着，直等到妈妈离家到学校去，但是甚至我的眼皮也无法将光线挡在外面。眼皮在我跟前吊着，透明的红色帘子上挂着细小的血管，像一道伤痕。我爬到床垫和加了保护垫子的床架之间，让床垫像一块墓碑一般压在我的身上。钻到那里又黑暗又安全，但床垫分量不够。

需要再加一吨的重量才能使我入睡。

河水，流经夏娃和亚当大教堂，绕一圈经过康贸德村，又将我们带回霍斯城堡和市郊一带……

这本厚厚的书在我的肚子上压下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凹痕。

河水，流经夏娃和亚当大教堂……

我想，句首的字母使用小写，也许是想表明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以崭新的面貌开始的，像用大写字母所表示的那样，不过是从前流经此处的河水在继续流淌。夏娃和亚当大教堂就是指亚当和夏娃，或者指水道，不过也可能指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也许那是指都柏林的一家小酒馆。

我看到书页当中那个长长的单字，我的眼睛掉进一盘字母汤里。

bababadalgharaghtakamminarronnkonnbronntonnerronntuonn thunntrovarrhounawnskawntoohoohoordenenthurnuk

[3] ！

我数了一下字母，正好一百个。我想，这一定意义重大。

为什么要一百个字母呢？

我结结巴巴地把它大声念出来。

听起来就好像一块沉甸甸的木器滚下楼去，每过一级楼梯都发出嘭嘭嘭的响声。我把书页提溜起来，让它们在我眼前一页页慢慢地翻过去。一个个单词，似曾相识却又模样扭曲，仿佛游乐场哈哈镜里的一张张脸庞，飞逝而去，在我大脑滑溜溜的表面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我乜斜着眼睛往书页看去。

字母上长出了倒刺和公羊角。我看着它们彼此分离，傻里傻气地上下轻轻晃荡，然后重新组合，串成奇异的、无法破译的形状，仿佛阿拉伯文，又像汉字。

我决定把我的论文搁在一边。

我决定放弃整个优等生课程，当一名普通的英语专业学生。我去查了一下我们学院对普通英语专业学生的要求。

要求很多，我连一半的条件也不具备。其中一项是要求修完十八世纪文学课程。一提起十八世纪我就腻烦，那些自命不凡的作家尽写些严谨的小对句，一味热衷理性，所以我没选这门课。修优等生课程可以这样做，学生自由得多。就因为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迪伦·托马斯[4] 了。

我有一位朋友，也是优等生，她居然能够做到一个字也不读莎士比亚，不过她是关于《四个四重奏》[5] 的道道地地的专家。

我看出来了，我要从自选课程转到一门严格得多的课程是不可能的，只会叫我难堪。于是我去查了妈妈执教的市立学院对英语系学生的要求。

他们的要求更加苛刻。

你必须了解古英语和英语语言史，通读从《贝奥武甫》[6] 直到当代的所有代表作品。

我真是大吃一惊。我一直瞧不上妈妈执教的学院，因为它实行男女生同校，学生净是些没本事拿奖学金进东部名牌大学的人。

现在我才明白，妈妈学院里最愚蠢的学生也比我懂得多。我看出来了，他们连大门也不会让我进，更不用提给我一大笔奖学金，像我现在从学院拿到的那么多。

我想我还是去工作一年，好好考虑考虑。也许我可以私下里学习十八世纪文学。

但是我对速记一窍不通，我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当个女招待，或者打字员。

可是，一想到干这两份职业中的任何一样我都受不了。

“你是说你需要更多的安眠药？”

“是。”

“可是我上星期给你的那种药相当厉害。”

“那种药已经不起作用了。”

特莱莎睁着大大的黑眼睛若有所思地瞧着我。我可以听见她的三个孩子在诊疗室窗户下面花园里的嬉闹声。我的小姨丽比嫁了个意大利人。特莱莎是我小姨的小姑子，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我喜欢特莱莎。她性情温和，颇有直觉。

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是意大利人的缘故。

一阵短暂的沉默。

然后特莱莎问道：“怎么回事呢？”

“我睡不着，也读不了书。”我竭力用一种从容、沉静的口吻说话，但是那僵尸爬升到我的喉咙处，我只得住嘴。我两手一摊。

“我觉得，”特莱莎从她的处方簿上撕下一张来，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你最好去找一位我认识的医生，他比我更能帮助你。”

我盯着她写的东西看了看，但是看不懂。

“戈登大夫，”特莱莎说，“他是位精神病医生。”

【注释】

[1] 渡渡：一种鸽属鸟名，此鸟产于毛里求斯，现已绝种。渡渡一词现用来指代落后于时代者，愚钝之人。

[2] 俾格米人：一种矮小人种，身高不满五英尺，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大洋洲及太平洋部分岛屿。

[3] 此系乔伊斯所创“雷击”一词，以一百个字母连缀而成，象征雷声的隆隆不断。

[4] 迪伦·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作品多探索生与死、爱情与信仰的主题。

[5] 《四个四重奏》：组诗，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作者托·斯·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后入英国籍，是二十世纪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派诗人与文艺评论家，由于组诗《四个四重奏》及《荒原》等荣获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6] 《贝奥武甫》：公元七八世纪之交开始流传于民间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其主人公名为贝奥武甫，是与水怪、火龙等搏斗的英雄。

11

戈登大夫的候诊室是米色的，一片寂静。

墙是米色的，地毯是米色的，椅套和沙发套也是米色的。墙上没有镜子，也没有画，只挂了各类医学院的证书，证书上用拉丁文写着戈登大夫的名字。茶几上、咖啡桌上、杂志桌上，到处都摆放着陶瓷花盆，里面种着浅绿色的蕨类植物，蟹爪似的叶片耷拉下来，形成环状，也种着墨绿色的长着粗短刺状叶片的植物。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待在这房间里会有一种安全感，后来我明白了，是因为候诊室没有窗户。

空调吹得我打了个寒战。

我仍然穿着贝特西的白色上衣和阿尔卑斯村姑式裙子。衣服软塌塌的，我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还没洗过这套衣服。有汗渍的棉织品发出一种酸溜溜但却十分好闻的味儿。

我也有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洗头了。

我已经有七个晚上没有入睡了。

妈妈说，我一定睡着过，那么长时间没睡着过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睡着过，我的眼睛一定是大睁着的，因为这七个夜晚中的每一夜，我的视线都追随着床边时钟那泛出绿光的秒针、分针、时针，走完一圈，又走半圈，再走半圈又是一圈。七个夜晚，我从未错过一小时，一分，一秒。

我不洗衣服和头发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太愚蠢了。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长串白晃晃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与箱子之间横隔着睡眠，仿佛黑色的阴影一般。只是对我来说，那将箱子与箱子分隔开来的长长的阴影突然之间啪的一声绷断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在我的面前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条白色的、宽广的、无限荒凉的大道。

今天洗了，明天还得再洗，我看这事愚蠢极了。

连想一想这事我都觉得累。

我只想什么事只干一次，干完就拉倒。

戈登大夫手里捻着一支银色的铅笔。

“你母亲跟我说，你很痛苦。”

我蜷缩在深深陷下去的皮椅子里，隔着一张擦得锃亮、又宽又长、面积足有一英亩的书桌对着戈登大夫。

戈登大夫等我开口。他用铅笔在他整洁的记事簿那宛若绿色田野的封面上轻轻敲打着——啪，啪，啪。

他的眼睫毛那么长，那么密，看上去像假的似的。黑色的塑料芦苇围绕着两汪碧绿的冰凉的池水。

戈登大夫的五官是如此完美，简直可以说漂亮。

打一进门我就讨厌他。

我原来想象会见到一位慈爱的、长得挺丑但富有直觉的男子，抬起头来，用鼓励的语气对我招呼“嘿”，仿佛他能体会我所不能体会的东西，然后，我会对他敞开心扉，告诉他我是怎么吓得要死，仿佛我正被越来越深地塞进一只叫人窒息的黑口袋，没有出路。

然后他会靠在椅背上，两手指尖搭在一起成尖塔形，告诉我我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会读不进书，为什么会没有食欲，为什么常人所做的任何事在我看来都显得愚蠢极了，反正他们最终都不免一死。

我想，然后他会帮助我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

然而戈登大夫跟我的想象南辕北辙。他年轻英俊，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自鸣得意。

戈登大夫在他的桌上放了一张相片，镶在银边的镜框里，相片一半面对着他，一半向着我坐的皮椅子。这是一幅家庭照，一个美丽的黑发女人——没准是戈登大夫的妹妹呢——在两个金发孩子的身后嫣然微笑。

现在回想起来，两个孩子中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但是也很可能两个都是男孩，或者两个都是女孩，小孩子是很难瞧得出性别来的。我想当时照片底部还有一只狗——有黑斑的棕色粗毛猎犬，或者是那种金毛猎犬——但是也很可能不过是那女人裙子上的图案而已。

不知怎的，这张照片叫我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为什么照片要一半向着我，除非戈登大夫想叫我立刻明白，他已经是有妇之夫，妻子光彩照人，我最好别胡思乱想。

我继而一想，既然戈登大夫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么漂亮的狗，像圣诞贺卡上的小天使一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怎么可能帮得了我呢？

“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讲，你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我满腹狐疑地翻检他话里的每一个字，就像翻着被海水洗刷得滑溜溜、圆滚滚的石子，生怕它们蓦地伸出钳子，摇身一变，成了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听起来似乎是说，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只是我以为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我用一种低沉、平板的语调——借以表明我绝没有被他英俊潇洒的外形和家庭照片所蒙蔽——对戈登大夫述说了我失眠、食欲不振、无心阅读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我笔迹的情况，尽管这是我最为烦恼的。

那天上午，我起意给远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多琳写封信，询问她我能不能去跟她住在一起，或者在她学院里找个跑堂的活儿。

然而，当我提起笔来，写出的字母一个个有斗那么大，歪七扭八的，简直跟小孩子写的一样，字行从左到右几乎沿对角线斜着滑下去，仿佛是一团团的线圈搁在纸上，有人来，将线圈吹歪了。

我知道这样的信是不能寄出去的，所以我将信撕成碎片，放在我的手袋里，挨着我那只功能齐全的化妆盒，以防精神病医生想要看看。

当然，戈登大夫并没有要求看看这些碎纸片，因为我压根儿没提到这事。我开始得意于我的聪明机警。我想，我只需告诉他我愿意告诉的东西，隐藏这个，披露那个，以此控制他对我的印象；与此同时，他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呢。

我说话的这一阵儿，戈登大夫一直低垂着脑袋，仿佛在祈祷。房间里除了我那低沉、平板的嗓音之外，唯一的声音便是戈登大夫的铅笔啪啪啪地敲在绿面记事簿的同一个点上，仿佛是一根逡巡不前的手杖。

我讲完了，戈登大夫抬起头来。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我莫名其妙，告诉了他。我不明白学院跟这有什么关系。

“哦！”戈登大夫靠在椅背上，向我肩膀上方的空间看去，脸上浮起一丝缅怀往事的微笑。

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讲他的诊断，也许我对他的论断过于匆忙、过于尖刻了。但是，他只是说：“我对你们学院印象很深哪。战争期间我去过那里。那儿有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或者是海军妇女预备队？”

我说我不知道。

“对了，是陆军妇女队，我记起来了。我被派驻海外之前，在那儿当过大夫。哎呀，那些姑娘可真漂亮。”

戈登大夫哈哈笑了。

然后，他一骨碌站了起来，绕过书桌一角，向我这边走来。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也站了起来。

戈登大夫伸手抓住垂在我右侧的那只手，握了握。

“那就下星期见吧。”

枝繁叶茂、顶如华盖的榆树遮在联邦大道黄砖与红砖砌成的门面上，形成一条林阴隧道，有轨电车正沿着它那细长的银色轨道向波士顿驶去。

我等电车开过去，穿过大街到对面街边那辆灰色的雪佛兰车停放的地方。

我看见妈妈仰着脸，透过挡风玻璃盯着我看，那张脸像柠檬片一般，面呈菜色，焦灼不安。

“嗯，他说什么？”

我拉上车门。没带上。我又把车门推开，猛地带上，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

“他说下星期再见我。”

妈妈叹了口气。

戈登大夫一小时收费二十五美元。

“嘿，那位，你叫什么名字？”

“爱莉·希金博特姆。”

水兵赶上我的步伐，跟我并排走，我嫣然一笑。

我想，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准有鸽子那么多。他们似乎是从另一端暗褐色的征兵站里走出来的，征兵站周围的告示牌和内墙都贴满了“请参加海军”的蓝白相间的招贴画。

“你是哪儿人，爱莉？”

“芝加哥人。”

我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但我认识一两个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男孩子，那种地方似乎专出些不守规矩、头脑混乱的家伙。

“你离家好远哪。”

水兵用手搂住我的腰，我们就那样在波士顿广场转悠了好一阵子。水兵的手伸进我的裙子摸我的屁股，我呢，一味神秘地微笑，不露任何口风，以免被他看出我就是波士顿人，随时有可能遇见从毕肯山[1] 喝茶或从法伦百货公司[2] 地下商场购物后路过波士顿广场的威拉德夫人或者妈妈其他的朋友。

我想，要是我真的有机会去芝加哥，我也许会永远改名为爱莉·希金博特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经抛开东部一所规模宏大的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又在纽约鬼混了一个月，还拒绝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医科生的求婚——这学生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票。

在芝加哥，人们认识的会是真实的我。

我会成为一个心思单纯的爱莉·希金博特姆，一个孤儿。人们会因为我温柔娴静的性情而爱我。他们不会逼我读书，写关于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孪生儿意象的长长的论文。然后有一天，我也许会嫁个既有男性气概又温柔体贴的汽车修理工，跟渡渡·康威一样，养一大群孩子。

只要我喜欢，我就这么干。

“从海军退役以后，你想干什么？”我突然问那水兵。

这是我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他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他将那顶雪白的杯形蛋糕似的帽子往边上一推，搔起脑袋来。

“哎，我不晓得，爱莉，”他说，“没准儿，我会按士兵法规议案去上大学吧。”

我顿了一顿，然后提议道：“你从没想到开家汽车修理铺子吗？”

“没，”水兵说，“从没想过。”

我从眼角瞥了他一眼。他看起来最多十六岁。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不悦地问道。

水兵冲我咧嘴一笑：“不晓得，我才不管那个呢。”

我看这水兵真是个帅小伙儿。他看起来像北欧人，还是个童男吧。眼下我看上去头脑简单，似乎还挺吸引英俊正派的男人的。

“嗯，我三十岁了。”我说，然后等他答话。

“哎呀，爱莉，你看起来可没那么大。”水手捏了一把我的屁股。

然后他从左到右匆匆将四周扫视了一番。“听着，爱莉，咱们要是到那边台阶上去、纪念碑底下，我就能亲你的嘴儿。”

正在那时，我瞥见一个棕色的人影，穿一双棕色的实用平底鞋，大步流星地穿过波士顿广场往我这边走来。从远处，我分辨不出那一角硬币大小的脸上的容貌，但我心知那是威拉德夫人。

“请问到地铁站怎么走？”我大声对水兵说。

“嗯？”

“就是开往鹿岛监狱的那条地铁。”

威拉德夫人走近时，我只好假装我是在向水兵问路而已，压根儿不认识他。

“把手拿开！”我从牙缝里说道。

“喂，爱莉，怎么回事？”

那女人走近了，过去了，既没瞧我一眼，也没向我点头；当然啦，她不是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正在她阿迪朗达克山区的农舍里呢。

我恨恨地朝那女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死死盯了一眼。

“喂，爱莉……”

“我以为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说，“芝加哥孤儿院里的一个该死的女人。”

水兵的手又搂上了我。

“你是说你没爹没妈，爱莉？”

“是。”我淌下一滴眼泪，这泪原本就盈盈欲坠。泪珠滚落脸颊，留下一道发烫的痕迹。

“喂，爱莉，别哭呀。这女人，她待你很坏吗？”

“她……她坏透了！”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当水兵在一棵美国榆树的树阴下拥抱着我，用一方大大的、干净的白色亚麻手帕揩拭我的泪水时，我想，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好狠毒啊，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转错的这个弯、错上的那条路，以及自那以后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是她造成的。

“哦，埃斯特，这星期感觉如何？”

戈登大夫把他的铅笔托在手心里，铅笔像一发细长的银色子弹。

“老样子。”

“老样子？”他扬起一道眉毛，似乎他并不相信。

于是，我以同样低沉而平板的口吻把我的情况又讲述了一遍，只是这次更为光火，因为他真是愚钝，就是理解不了我怎么一连十四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会读不了书、写不了字、吃不下饭。

戈登大夫似乎无动于衷。

我把手伸进手袋，找到我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我掏出碎片，把它们纷纷扬扬地撒向戈登大夫那只字未落的绿面记事簿。碎片落在那里，默默无声，无精打采，宛若夏日草地上的雏菊花瓣。

“你，”我说，“怎么看？”

我以为戈登大夫一定会立刻看出我的笔迹有多糟糕，但他只是说：“我看我要跟你母亲谈谈。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乐意戈登大夫跟我母亲谈。我想他也许会告诉她，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把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全捡了起来，这样戈登大夫就没法将碎片拼凑在一块，看出我正在筹划逃亡。然后我就走出了他的诊所，没有再吭一声。

我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戈登大夫诊所所在的办公楼楼门里。然后，我又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朝车子走来。

“怎么样？”我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妈妈看也没看我一眼，发动了汽车。

车子沿着阴凉的、大海一般深邃的榆树树阴向前滑行时，她说：“戈登大夫认为你一点儿也没好转。他认为你应该去他设在沃尔顿的私人医院接受休克治疗。”

好奇心深深刺激了我，仿佛我刚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别人的大字标题新闻。

“他是说住在那儿吗？”

“不。”妈妈说，她的下巴在颤抖。

我想她一定是在撒谎。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说，“不然我永远不再跟你说话了。”

“我不是总跟你说实话的吗？”妈妈说，放声大哭。

自杀者在七层平台被救

乔治·波罗齐先生在七层一个狭窄的突出墙面的平台上——下面是停车场的水泥地，场上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待了两个小时，后被查尔斯大街警察局警官威尔·克尔马丁通过附近的一扇窗户救到安全地点。

我从花了十美分买来准备喂鸽子的食袋里拿出一粒花生，磕开吃了。难吃得要死，简直像在嚼一块老树皮。

我将报纸拿起，凑近眼睛，想看清楚乔治·波罗齐的脸，聚光灯下的那张脸就像快要满盈的月亮，背景模模糊糊，是墙砖与黑压压的天空。我觉得他有重要的事要讲给我听，然而，他要讲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写在他的脸上。

可是，我看着看着，乔治·波罗齐那张皱纹密布的脏脸化了，化成规则排列的深灰、浅灰和中灰色的小圆点。

这印得黑不溜秋的一小段报纸新闻没有说明波罗齐先生到底为什么爬到突出墙面的平台上，或者克尔马丁警官对他做了什么，使警官最终得以通过那扇窗户将波罗齐先生救回。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到地上时你可能还活着。我想，七层该是个保险的高度吧。

我将报纸折叠起来，塞进公园长凳木板条之间的缝隙里。这是妈妈称之为黄色小报的玩意儿，报纸充斥着当地谋杀、自杀、殴打、抢劫的新闻，几乎每一页上都印了个半裸的女人，裙子的领口处酥胸半露，大腿摆出的姿态几乎能让你瞧见长统丝袜的顶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未买过这类报纸。这是我眼下唯一能看得下去的东西。一小段一小段的新闻夹在照片之间，没等字母趾高气扬地扭动起来，报道就煞尾了。在家时我能读到的只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除了星期日之外，它每天清晨五点出现在门口台阶上。对那份报纸来说，什么自杀啦、性犯罪啦、飞机失事啦，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似的。

一只好大的白色天鹅船载满了孩子，向我坐着的长凳驶来，然后掉头，绕过一个灌木丛生、四处栖息着鸭子的小岛，往回穿过黑魆魆的拱桥洞。视野中的一切似乎都亮光光的，极其微小。

仿佛透过一扇我无法打开的门的钥匙孔，我看见我自己和我的弟弟——他才到我膝盖那么高，手里拿着兔耳形气球——爬上一只天鹅船，争着抢个靠近舷边的座位，水面漂满了花生壳。我的嘴里有一种清洁的薄荷味儿。要是我们在牙医那儿听话的话，妈妈总是给我们买票坐一趟天鹅船。

我沿着波士顿公园转了一圈，辨读各种树木的名字。我走过小桥，走过蓝绿色的纪念碑，经过组成美国国旗图案的花坛，经过大门口，在那儿花上二十五美分，你可以在橙白条纹相间的帆布棚子里拍一张快照。

我最喜爱的树是哭泣学者树。我想这一定是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人懂得什么是精神。

出了问题时，他们就剖腹自杀。

我试想他们是怎么剖腹的。他们一定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刀。不，可能是两把锋利无比的刀。然后他们就盘腿而坐，双手各持一把，双手交叉，将刀刃对准肚子两侧。他们只能裸着身子，要不衣服会把刀卡住。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们有时间重做考虑，刀子已经刺进肉里去了，拉开，上边拉一弯上弦月，下边拉一弯下弦月，合成一个整圆。肚子上的皮松脱了，如盘子一般，内脏溢出，他们就死了。

那样去死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的问题是，我见到血就怕。

我想我也许会在公园里待上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渡渡·康威要开车送我和妈妈去沃尔顿，要是我想及时逃走，现在正是时候。我察看一下手袋，数了数，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其他角币、分币凑在一块还有七十九美分。

我对去芝加哥要花多少钱一无所知。我不敢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因为我想戈登大夫也许已经跟银行职员打过招呼，让他们截住我，如果我采取什么明显的步骤的话。

我想到了搭便车，但是我不知道从波士顿出去哪几条公路通往芝加哥。在地图上找寻方向易如反掌，但是一困在具体地方，我就会完全迷失方向。每次我想辨别东南西北，似乎总是遇到正午，或者多云天气，提供不了一丝线索；要不就是晚上，除了北斗七星和仙后座以外我对星象一窍不通，这一缺陷总是叫巴迪·威拉德灰心丧气。

我决定走路到汽车总站去，询问一下去芝加哥的车费。然后我可以去银行把数目刚好的款子提出来，这样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我晃晃悠悠地穿过汽车总站的玻璃门进去，当我正浏览架上彩色的旅游宣传页和日程指南时，我猛然意识到已是下午四点，家乡的银行就要打烊，要取钱得等到第二天。

沃尔顿医院预约我就诊的时间是十点。

正在这时，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宣布外面停车场上一辆行将出发的汽车各个停站的站名。扩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咕嘟咕嘟咕嘟，那种样子说话，叫人一个字也别想听懂。突然，在一片噪声之中，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仿佛在交响乐团一片调校乐器的声音中间听见钢琴上弹奏出来的一个A。

那是离我家才两个街区的车站站名。

我急忙冲到外面，七月底的下午异常炎热，尘土飞扬。我满头大汗，嘴里灌满了沙尘，仿佛我正赶着去应付一场艰难的面试，而面试的时间已经过了似的。我跳上那辆红色的公共汽车时，汽车的引擎已经发动了。

我将车费递给售票员，铰链套着套子的车门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折叠、合上。

【注释】

[1] 毕肯山：位于波士顿市中心。

[2] 法伦百货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的大型连锁商店。

12

戈登大夫的私人医院坐落在一座绿草如茵的圆形坡顶上，一条漫长僻静的车道一直通向大门口，车道上铺了帘蛤碎壳，银光闪闪。这幢装有黄色护墙板的大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碧辉煌，房子四周有一圈游廊，青葱的草地上却见不到一个散步的人影。

妈妈和我朝医院走去，暑热一下子向我们逼来，房子背后紫叶欧洲山毛榉的深处，兀地飞出一只蝉来，像是一架会飞的刈草机。孤蝉的鸣声愈发衬托出这里无边的寂静。

一位护士在门口迎接我们。

“请在起居室等一会儿，戈登大夫很快就来。”

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幢建筑物看来一切如常，虽然我知道这儿一定住满了疯子。映入眼帘的窗户上并没有铁条，也没有令人不安的狂叫声。阳光照在破旧却十分柔软的红地毯上，组成规则的椭圆形，空气中飘来一缕新割的青草的清香。

我在起居室门口的过道里停下脚步。

一刹那间，我想，此情此景俨然是缅因州一个沿海小岛上的旅馆娱乐室的翻版，我曾经造访过那个地方。一片白得令人目眩的阳光从落地窗射进室内，一架大钢琴占据着屋子较远的一个角落，身着夏装的人们正坐在牌桌旁或者柳条摇椅里——破败的海边避暑地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然后我意识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动过。

我定睛细看，竭力想从他们僵硬的姿态上找到什么线索。我看出这里有男有女，有跟我一样年轻的男孩女孩，然而他们的神色千篇一律，仿佛这些人被长期搁置在与阳光隔绝的架子上，身上落满了灰扑扑的尘埃。

然后我发现有些人其实是在动着，只是动作像鸟儿振翅一般轻微，我起初没有察觉到而已。

一个面色铁青的男人在数一沓纸牌，一、二、三、四……我想他一定在数手中拿的是不是一副整牌，但是数完这一沓，他又从头再来。他旁边是个胖墩墩的女人，手里在摆弄一串木头珠子。她将珠子全拉到线的一端，然后，笃、笃、笃，又让珠子一颗颗坠落下去。

钢琴前，一个年轻女孩正在翻阅几张乐谱，她一发现我在看她，就火了，低下头去，把乐谱撕成了两半。

妈妈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随她走进房间。

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一张笨重的沙发上，只要有人稍动一下，沙发就嘎吱作响。

我的眼光越过这些人，落在透明窗帘外的一片绿阴之上，我觉得我似乎是坐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周围的人们并不是人，而是商店的模型，描上了人的模样，装出一副副活人的神态。

我跟在戈登大夫黑夹克的背后爬楼。

在楼下大厅时，我想问问他休克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只是瞪大了眼睛，死命盯着那张在我面前浮动的熟悉的笑脸，那张脸就像一张盛满了保证的盘子。

在楼梯顶端，石榴红色的地毯让位给简陋的棕色亚麻毡布，毡布钉在地板上，铺满整条走廊，走廊两边各有一溜紧闭着的白色门扉。我跟在戈登大夫后面，远处的一扇门打开了，我听见一个女人在狂叫。

陡然间，一个护士从我们前面的走廊拐弯处出现，领着一个穿蓝色浴衣，蓬乱的头发直垂到腰间的女人。戈登大夫往后退了一步，我则贴墙而立。

那女人被拖着走过，她双臂乱舞，竭力想挣脱护士的手，一边嚷嚷着：“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从窗口跳下去。”

长了一双斜白眼的护士矮胖而壮硕，穿着一件胸前污迹斑斑的制服，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好像有四只眼从那两片圆圆的镜片后面向我窥察。我正在琢磨哪两只眼是她真正的眼睛，哪两只眼是镜片给人的错觉，而在那两只真眼中，哪一只是斜白眼，哪一只正常的时候，她把脸凑到我的脸前，龇牙咧嘴地笑了，仿佛要跟我密谋什么。好像是为了叫我放明白，她从牙缝里对我说：“她想从窗口跳下去，但她没法跳，所有窗口都上了铁条！”

戈登大夫领我到后楼一个光秃秃的房间，我看到那儿的窗户确实都钉上了铁条，房门、壁柜门、衣柜抽屉，一切能打开关上的东西，都安了锁眼，可以锁起来。

我躺到床上。

斜眼护士回来了。她解下我的手表，扔进她的兜里，然后开始扯我的发卡。

戈登大夫打开壁柜的锁。他拉出一张装有轮子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架机器，他将轮桌推到床头。护士把一种气味强烈的油脂抹在我的太阳穴上。

当她俯下身子，手伸到我脑袋靠墙的那一侧时，她那肥大的乳房好像云朵或枕头一般压在我脸上。她的肉里隐隐约约散发出一股药物的臭味。

“别担心，”护士龇牙咧嘴地笑着说，“第一次谁都吓得要死。”

我想微笑，但是我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仿佛羊皮纸一般。

戈登大夫将两片金属片分别按在我脑袋的两侧。他将一根皮带箍在我前额上，把金属片固定好，然后给我一根电线咬在嘴里。

我闭上眼睛。

一阵短暂的寂静，仿佛吸进了一口气。

然后，不知什么东西扑过来，攫住我使劲摇撼，似乎世界末日到了。哦——啊——咦——这个东西尖声嘶叫着凌空而来，空中噼噼啪啪闪着幽蓝的光。伴随每一次电闪，一股巨大的力量便给我一通乱棒，直到我想我的骨头架子要散了，骨髓迸溅，像被撕裂的植物一般。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我坐在一张柳条椅里，手里拿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鸡尾酒杯，杯里盛着西红柿汁。表已套回手腕，只是看起来有些怪异。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表戴反了。发卡别的位置也不对。

“你感觉怎么样？”

一座很旧的金属落地灯在我脑海中浮现。那是我父亲书房留下的很少的几样遗物之一，灯座的顶端是一只铜喇叭，吊着灯泡，一根磨损得挺厉害的虎皮色电线从喇叭口出来，沿着金属灯柱一直通向墙壁插座。

有一天，我决定将落地灯从妈妈的床边移到房间另一头我的书桌旁。电线长度够了，所以我就没有拔掉插座。我双手抓住落地灯和乱七八糟的电线，手捏得还挺紧。

蓝光一闪，什么东西从灯座里跳出来，震得我牙齿直打颤。我使劲想将手挣脱，却怎么也拔不下来。于是我尖声叫喊起来，或者说一声尖利的叫声冲出我的喉咙，因为我并不认识这个声音，只听见这一声尖叫好似被强行与躯壳脱离的灵魂一样直冲云霄，在空中瑟瑟发抖。

然后我的手猛地挣脱开来，人倒在妈妈的床上。我右手手心上有一个小小的孔，好像被铅笔芯涂黑了似的。

“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这不是真话。我觉得难受极了。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我说了学院的名字。

“哦！”一丝笑容渐渐浮上戈登大夫的脸庞，这笑容简直可以说是热情洋溢，他的脸因此而容光焕发。“战争期间，那儿有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

妈妈的指关节变成了骨白色，似乎在这一个小时的等待之中手指上的皮肤也被磨掉了。她的目光越过我，盯在戈登大夫身上，他一定点了点头，或者笑了一笑，因为她的脸一下子松弛了。

“再接受几次休克疗法，格林伍德夫人，”我听见戈登大夫说，“我想您会发现她有很大起色的。”

那女孩仍然坐在琴凳上，被撕成两半的琴谱像只死去的小鸟一样，两翅张开，躺在她脚下。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把眼睛眯起来，伸出她的舌头。

妈妈跟着戈登大夫走到门口。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当他们转过去，我突然绕到女孩面前，将大拇指顶在耳朵上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她将舌头缩了回去，脸上又恢复了木然的神情。

我走进阳光之中。

渡渡·康威的黑色客货两用车像一头黑豹，蹲在豹纹似的树阴中等着。

这辆客货两用车原先是一位富有的社会名流定购的。这位夫人要求车子必须是黑色的，一点儿含铬颜料也不要，而且配上黑皮椅套。然而，车子一到货，却叫她受不了。她说这活像辆灵车，其他人也都这么想，谁都不想要，康威夫妇就把它开回了家，价钱打了折扣，省了好几百美元。

我坐在前座，在渡渡和妈妈之间。我觉得晕乎乎的，好像被震昏了头。每一次我想集中精神，我的脑子却像个溜冰者，一溜溜进一个一望无际的空荡荡的地方，心不在焉地在那儿飞速旋转，转哪，转哪。

“我不想再见戈登大夫了，”当我们与渡渡和她那辆停在松林后边的黑色客货两用车告别之后，我说，“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他，我下星期不去了。”

妈妈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我的宝贝不像那样的人。”

我瞧着她：“不像哪样的？”

“像那些可怕的人一样。像医院里那些可怕的行尸走肉一样。”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知道你会下决心好起来的。”

六十八小时昏迷之后小明星香消玉殒

我在手袋里的碎纸片、化妆盒、花生壳、硬币、装有十九片“吉列”牌刀片的有衬里的小盒子等等之间一阵乱摸，终于找到了那天下午在橙白条纹相间的棚子里拍的那张快照。

我将我的照片跟死去的女孩那张黑乎乎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真像，嘴啊，鼻子啊，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眼睛。快照里的眼睛是睁开的，而报纸照片里的眼睛却是紧闭的。但是我知道，要是将死去的女孩的眼皮拨开，那双眼就会像快照里的那对眼睛一样死气沉沉地看着我，眼眶乌黑，眼神空洞。

我将快照塞回手袋里。

“看好那边大楼上的钟，在这张公园长凳上再晒五分钟太阳，”我对自己说，“然后就去找个地方干吧。”

各种说话声在我耳畔响起，我的小小的合唱队。

你对工作没有兴趣吗，埃斯特？

知道吗，埃斯特，你那种思维方式绝对是神经质。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

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我花了一个小时跟一个汗毛浓密、样子像猿人的耶鲁大学法律系学生亲嘴，因为他长得太丑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亲完了嘴，他说：“我给你归了类啦，宝贝儿。你到四十岁就会成为一个假正经。”

“矫揉造作！”学院里教创作课的教授在我的一篇题为《伟大的周末》的短篇小说上龙飞凤舞地题写道。

我不知道“矫揉造作”是什么意思，就去查辞典。

矫揉造作，做作，假。

要那样的话，你准一事无成。

我已经有二十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了。

我想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一定是影子，千千万万个影子，或移来动去，或固守一方。衣柜的抽屉里、壁柜里、衣箱里有影子，屋宇、树木、石头底下有影子，人们的眼睛和微笑背后有影子，在地球处于黑夜的一面，影子绵亘千里万里。

我低头看我右小腿肚上两条肉色的邦迪胶布组成的十字。

那天上午，我开始动手了。

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将浴缸放满温水，然后取出一片“吉列”牌刀片。

人们曾问一位古老的罗马哲学家还是别的什么人，他希望怎么死法，他说他愿意在温水浴中割开他的血管。我想，这容易，躺在浴缸里，瞧着从我手腕里开出的鲜红的花朵，一朵又一朵，绽放在清澈的水中，直到我没入水中，沉沉睡去，水面荡漾着绚丽夺目的罂粟般的花朵。

但是，正当我要动手时，手腕上的皮肤看起来煞白煞白、柔弱无助，我怎么都下不了手。我想切断的东西似乎并不在那皮肤里，也不在那根在我大拇指下扑扑跳动的纤细的蓝色血管里，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埋得更深、更秘密的什么地方，实在是难以企及。

只需两个动作。一只手腕，然后另一只手腕。三个动作吧，如果算上把刀片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上。然后我就跨进浴缸，躺下。

我在药柜跟前晃来晃去。假使我动手时瞧着镜子[1] ，那就会像是在瞧小说或话剧里的什么人。

然而，镜子里的那个人手足瘫软，傻了，简直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转念一想，也许我该割出点儿血来练练身手，于是我坐在浴缸边上，将右脚踝骨搁在左腿膝盖上。我举起拿着刀片的右手，让它像铡刀一般自己落到腿肚子上去。

什么感觉也没有。然后，我感到一阵细微的、深深的战栗，刀口处一道鲜红的血溢了出来。血聚在一起，颜色变深了，像一枚果子，然后顺着脚踝流下，流进我黑色漆皮皮鞋里。

我正想迈腿跨入浴缸时，意识到自己这一折腾耗去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在我玩完之前，也许妈妈已经回家发现我了。

于是，我包扎包扎伤口，收拾起我的“吉列”牌刀片，乘七十三路公共汽车去了波士顿。

“对不起，宝贝，没地铁去鹿岛监狱，那监狱是在一座岛上。”

“不，不是在岛上，以前是在岛上，后来用泥土填了海，现如今它跟大陆连上了。”

“没地铁。”

“我必须赶到那儿。”

“咳，”售票处的胖子透过铁窗瞧着我，“别哭。你的什么人待在那儿，亲爱的，是亲戚吗？”

在斯科莱广场地下人工照明的昏暗之中，人们推推搡搡地、跌跌撞撞地从我身旁经过，行色匆匆地赶乘弯弯曲曲的地道里轰隆隆开进开出的火车。我可以感觉到泪水从我眯紧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是我父亲。”

胖子瞧了一下售票室墙上的一张挂图。“这么着吧，”他说，“你搭那边那列火车到东方山庄下车，然后跳上一辆车身写有‘海角’的公共汽车。”他对我咧开嘴笑了笑，补充道：“那路车径直送你到监狱大门口。”

“嘿，说你呢！”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年轻人从他的岗亭那儿招手。

我也向他招手，继续往前走。

“嘿，说你呢！”

我停下脚步，慢慢踱到岗亭跟前。岗亭像个半圆形的起居室，踞于荒凉的沙地之上。

“嘿，你不能再往前走了。那是监狱禁地，外人不得入内。”

“我还以为只要待在潮线以内的地方，”我说，“尽可以沿着海滩走呢。”

那家伙想了一下。

然后他说：“这片海滩不行。”

他有一张讨人喜欢、充满青春气息的脸。

“你这地方真不赖，”我说，“好像一幢小房子。”

他回头往房间瞥了一眼，房间里铺着一块编织地毯，挂着磨擦轧光印花棉布窗帘。他微微一笑。

“咱还有咖啡壶呢。”

“我以前在这儿附近住过。”

“别逗啦。我就是这镇里土生土长的。”

我目光越过沙滩，看见停车场和上了铁闩的大门，越过大门瞧见一条窄路，直通昔日的海岛，路的两边是大海。

监狱的红砖房子看起来挺像样，宛若一座海滨学院的校舍。在左边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我可以看见一些移动的小白点和稍大一些的粉红点。我问看守那是什么，他说：“猪，还有鸡。”

我想，要是我原本一直在这座古老的镇上生活，我也许在学校就会遇见这位监狱看守，嫁给他，现在已经生了一大群小家伙了。带着一群小孩、猪、鸡生活在海边，穿我外祖母说的耐洗的那种裙子，坐在铺着鲜亮的亚麻油地毡的厨房里，手臂粗壮，一壶接一壶地煮咖啡喝——挺美的日子。

“怎么才能进监狱呢？”

“领一张通行证。”

“不，怎么才能被关进监狱？”

“哦，”看守哈哈笑了起来，“去偷辆车吧，或者抢劫一家商店。”

“这儿关杀人犯吗？”

“不，杀人犯关在大的州监狱里。”

“监狱里还有什么人？”

“嗯，入冬的第一天，我们就从波士顿抓来一批老家伙。他们从窗口往外扔砖头，然后被逮住，到这儿来过冬，不用受冻，又管饱，周末还可以打打篮球。”

“挺美。”

“要是你喜欢这样，就挺美。”看守说。

我道声再见，转身离去，只回头瞥了一眼。看守仍然站在他的观察哨的门道上，当我回转身时，他抬手敬了个礼。

我坐着的那根圆木头死沉死沉的，有一股焦油味。居高临下的山顶上有一座水塔，粗壮的灰色塔柱下，沙洲蜿蜒伸向大海。潮头高的时候，沙洲便完全没入水中。

那片沙洲我记得十分真切。在它潮线内的弯道里生存着一种特殊的贝类，在海滩的其他地方是找不着的。

这种贝类的壳很厚很滑，大小跟大拇指关节差不多，一般是白色的，也有一些是水红色或桃红色的，样子很像一种中等大小的海螺。

“妈妈，那个女孩子还坐在那儿呢！”

我懒懒地抬起头来，瞧见一个身材瘦削、目光锐利的女人，身着红色短裤和红白相间的圆点三角背心，正将一个稚气十足、满身是沙的小孩子从海边拽走。

我从来没料到海滩上会挤满了度暑假的人们。在我阔别的这十年中，海角平坦的沙地上冒出了一幢又一幢花里胡哨的棚屋，有蓝色的，有粉红色的，还有浅绿色的，仿佛一地味道寡淡的蘑菇。银色的螺旋桨式飞机和状似雪茄烟的软式飞艇被喷气式飞机取代，这些飞机在海湾对面的机场起飞时声音震天，轰隆隆地掠过这些棚屋的屋顶。

我是海滩上唯一穿裙子和高跟鞋的女孩，我猛然想到我肯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开始我把漆皮皮鞋穿在脚上，后来就脱掉了，因为鞋子老是陷进沙地里去。一想到我死了以后，我的皮鞋搁在那根银色的圆木上，鞋尖正对着大海，仿佛一种灵魂指南针，我就感到十分快意。

我摸了一下手袋里的那盒刀片。

然后我想，我可真蠢。我是有刀片，可是没有温水浴呀。

我考虑去租个房间。在这种夏日度假胜地一定有寄宿公寓的。但是我没有行李。这会引起怀疑。再者，公寓里老是有人等着要用浴室的。还没等我干完跨进浴缸，就会有人来咚咚咚砸门了。

停栖在沙洲尾端的木桩上的海鸥发出猫一般喵喵的叫声。然后它们一个挨着一个振翅飞起，展开它们灰扑扑的外衣，在我的头顶上盘旋、叫唤。

“喂，夫人，您最好别坐在那儿，要涨潮了。”

小男孩蹲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他捡起一枚紫色的卵石抛进水中。海水发出一记响亮的扑通声，把石头吞没了。然后他到处乱扒，我听见干石头当啷当啷的撞击声，好像硬币一样。

他用一块扁平的石头往暗绿色的水面打了一个水漂，石头在水面上弹了七次，然后消失在海里。

“你怎么不回家？”我问。

小男孩又用一块重些的石头往水面打了一个水漂。这次石头只蹦了两次就沉下去了。

“不想回。”

“你妈妈正在找你呢。”

“她没找。”他的口气听起来带着点忧虑。

“你要是回家，我给你吃糖。”

小男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近了点儿。“什么糖？”

我不用往手袋里瞧，里面只有花生壳。

“我给你钱去买糖果吃。”

“亚瑟！”

沙洲上真的走来一个女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嘴里毫无疑问在骂骂咧咧，因为在清脆急迫的呼唤之间，她的嘴唇在一上一下地翕动。

“亚瑟！”

她用一只手遮在眼睛上，仿佛这可以帮助她在这渐浓渐重的滨海暮色中辨出我们的身影。

我可以察觉到男孩母亲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而他对糖果的兴趣锐减。他开始装出跟我素不相识的样子，踢了几脚石头，似乎在寻觅什么，然后便离去了。

我打了一个寒战。

石块踩在我的光脚下，显得沉重而冰冷。我思念起放在海滩上的黑鞋。一阵海浪像手一般缩了回去，然后又伸过来，触到了我的一只脚。

这浸透一切的湿气似乎直接来自海底。在那儿，瞎眼的白皮鱼依靠自身发出的光在极地的酷寒中游来游去。我看见那里遍地都是鲨鱼的牙齿以及鲸鱼的耳骨，好似墓碑一般。

我等待着，仿佛大海能为我做主似的。

又一阵浪头打在我的脚上，吐出一地白沫，一股寒气攫住我的脚踝，痛得钻心。

一阵胆怯袭来，我的肉体不由得从这样一种死亡面前退缩了。

我收拾起我的手袋，踩着冰冷的石头回到我的鞋子在紫罗兰色的迟暮之中守候祝祷的地方。

【注释】

[1] 药柜通常挂在洗脸池的上方，柜门上镶有镜子。

13

“当然啦，他妈妈把他给杀了。”

我的目光落在乔蒂希望我认识的这个男孩的嘴上。他嘴唇厚厚的，粉红色，浅黄色的柔顺发丝下一张孩子气的脸半遮半现。他名叫加尔[1] ，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名字的缩写，但是我想不出到底是什么，除非是加利福尼亚。

“你怎么肯定她把他给杀了？”我问。

据说加尔是十分聪明机智的。乔蒂在电话上说他乖巧伶俐，我会喜欢他的。我不知道要是我还是原来的我，我会不会喜欢上他。

这真的很难说。

“没错，起先她是说不不不，可后来她又说行。”

“可她后来又说不不。”

在隔着沼泽地与林恩[2] 遥遥相望的一片脏兮兮的沙滩上，我和加尔并肩躺在一条有橙色和绿色条纹图案的浴巾上。乔蒂和马克——乔蒂定了情的男朋友——正在游泳。加尔不想游泳，他想聊天，我们便讨论起一部话剧来。在这部话剧中，一位年轻人发觉自己染上了一种脑疾，起因是年轻人的父亲曾跟些不干不净的女人鬼混过。这位年轻人的脑子日渐软化，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他妈妈正在跟人争论要不要把他杀了。

我怀疑妈妈曾给乔蒂打过电话，恳求她带我出来走走，这样我就不会拉上百叶窗整天闷坐在房间里。一开始我不肯出来，因为我想乔蒂会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任何人只要长了眼睛就会看出我压根儿没脑子。

然而，在驱车往北，继而又往东的一路上，乔蒂一会儿开个玩笑，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叽叽喳喳地讲个没完，似乎毫不介意我仅以几句“哎呀”、“天哪”、“怎么会”作答。

我们在海滩的公共烤肉架上烤热狗。我留心观察乔蒂、马克、加尔是怎么烤的，然后居然也能将我的热狗烤得恰到火候，既没把热狗烤焦了，也没把它掉进火里去——我就担心出这样的事。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我把热狗埋进沙里了。

吃完以后，乔蒂和马克手拉着手冲进大海里去，我又躺了回去，瞪眼望天，加尔则没完没了地谈论这部话剧。

我之所以仍然记得这部话剧，只是因为戏里有个疯子；我读过的所有关于疯子的东西都留在脑子里了，其他一切全飞到了九霄云外。

“可是，重要的是那个‘行’，”加尔说，“最终她还是归结到‘行’。”

我把头抬起来，眯起眼睛向那蔚蓝色的海面望去——海面像一只蔚蓝色的盘子，盘子边沿脏乎乎的。一块硕大的灰色礁石，圆圆的，在块石嶙峋的海岬外一英里处的水面冒出头来，活像一只鸡蛋的上半部。

“她是要用什么去杀死他的？我忘啦。”

“吗啡粉。”

“你说，美国有吗啡粉吗？”

加尔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应该没有吧。听起来老早就过时了。”

我转身趴在浴巾上，眯起眼睛往另一个方向——林恩那边——望了过去。从烤肉架的炭火和炽热的公路上冉冉升腾的热气中形成一层光亮而透明的雾霭，透过这层雾霭，就像透过一层清澈的水帘，我可以分辨出汽油罐、工厂烟囱、油井架和桥梁的灰蒙蒙的空中轮廓。

看上去可真是乱七八糟。

我重又仰天躺着，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口气问道：“要是你想自杀的话，你会怎么干呢？”

加尔似乎乐了起来：“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我会用一杆枪，来个脑袋开花。”

我失望了。男人就是这样，用枪结果自己。我简直没有摸枪的机会。即使有，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往我身上哪部分开枪。

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人们用枪自尽的报道，他们只打中一根关键的神经，成了瘫痪，或者把脸炸开了花，被外科医生或者某种奇迹救了，一下子死不了了。

使用枪支似乎要冒极大的风险。

“用什么枪呢？”

“我父亲的猎枪。他的枪总是上满子弹的。哪一天，我只消走进他的书房，然后，”加尔用一根手指顶着他的太阳穴，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结束道，“喀哒！”他瞪圆了浅灰色的眼睛瞧着我。

“你父亲住在波士顿附近吗？”我懒洋洋地问道。

“不，在克拉克顿[3] 。他是英国人。”

乔蒂和马克两人手牵着手奔来，浑身淌着海水，像两只相亲相爱的小狗一般抖落身上的水珠。我想这儿人太多了，就站了起来，假装打了个哈欠。

“我想游泳去。”

跟乔蒂、马克和加尔待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压抑，就像有块木头闷闷地压在钢琴琴弦上似的。我担心我随时可能崩溃，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说我怎么看不进书，怎么写不了东西，说我整整一个月没合过眼却居然没有因精疲力竭倒地死掉，说我准是唯一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

似乎有一股烟正从我的神经里升腾而起，恰似从烤肉架和饱受太阳炙烤的公路上冉冉升起的那股烟气。这整个景致——沙滩、海角、大海和礁石——都在我的眼前微微颤动，仿佛舞台上的背景幕布。

我不知道在空中的哪一个分界点上，这天空愚不可及、假模假式的蓝色会变成黑色。

“你也去游泳吧，加尔。”

乔蒂戏谑地轻轻推了加尔一把。

“噢——”加尔把脸埋在浴巾里，“太冷啦。”

我向海水走去。

不知怎么，在一望无际、不留任何阴影的正午的阳光中，海水看起来和蔼可亲，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

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法，而烧死是最残酷的。巴迪·威拉德带我去看玻璃瓶里的胎儿，据他说有些长了腮。他们曾经历过一个类似鱼类的阶段。

一阵小小的浮满垃圾的浪头——尽是些糖果纸啦，橙子皮啦，海草啦——涌过我的脚面。

我听见身后沙地上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加尔来了。

“我们游到礁石那儿去吧。”我指着礁石说。

“你疯啦？有一英里呢。”

“怎么，”我说，“你是胆小鬼吗？”

加尔拽住我的胳膊肘，把我推进海水中。当水深至腰部时，他把我往水里按。我浮了上来，拍打着海水，眼睛被咸水灼得生疼。身下的海水绿莹莹的，半透明，像一大块石英石。

我游了起来，样子有点像狗爬式，脸正对着礁石。加尔游慢速的自由泳。不一会儿，他把头昂起来，开始踩水。

“不行了。”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好，你回去吧。”

我想我要游下去，一直游到筋疲力尽，回不去了。我双脚打水向前游去，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怦怦地回响，仿佛一台马力不足的引擎。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那天上午我试过自缢。

妈妈一离家去上班，我就取下她的黄色浴衣上的丝带，在卧房琥珀色的阴影里打了个可以上下移动的活结。我费了好长时间打这个活结，因为我一向不擅打结，压根儿不会打个像样的结。

然后我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好挂上丝带。

问题是我们家的天花板不对头。天花板很低，灰泥抹得平展展的，刷得雪白，瞧不见一根灯管或者一根木梁。我怀念起外祖母从前的宅第来，她把那房子卖了，先是搬来跟我们住，后来又搬去跟我小姨丽比住了。

外祖母的宅第是按优美的十九世纪风格建筑的，房间高大宽敞，有坚实的枝形吊灯架，有高高的壁橱，壁橱门上钉着结实的横档，还有人迹罕至的阁楼，阁楼里堆满了箱子、养鹦鹉的笼子、裁缝用的人体模特，屋顶的横梁有船骨那么厚实。

那是一幢老房子，早已易主；我再不认识什么人有那样的房子了。

我走来走去找不着一处可以绑上丝带的地方，脖子上挂着的丝带晃来晃去，像条黄猫的尾巴，最后我心灰意懒，坐到妈妈的床边上，试着拉紧丝带。

每次我把丝带勒紧了，便感到耳朵里嗡嗡作响，血直涌到脸上来，我的手就没劲了，手上的劲儿一松，我又没事儿了。

这下我看出来了，我的身体擅施各样小计，譬如说在关键时刻让手绵软无力，这些伎俩总能救它脱离虎口。要是都由我来说了算的话，顷刻之间我就呜呼哀哉了。

要是都由我来说了算，我就用我所剩无几的心智给我的身体一个伏击，不然的话我就会被困在它那愚蠢的牢笼里，五十年，神志尽失。而当人们发现我已经没了脑子——尽管妈妈守口如瓶，他们迟早会发现的——他们就会劝妈妈送我到精神病院去治疗。

只不过我没治了。

我从药店里买来几本论述异常心理学的简装书，将我的症状与书中描述的症状比较了一下，没错，我的症状与最无望的病症正相吻合。

除了黄色小报以外，这些论述异常心理学的书是我唯一能读下去的东西。看这情形，似乎给我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透光口，好让我能对我的病情有足够的了解，去以适当的方式来了结一切。

上吊失败之后，我想也许我不该自暴自弃，还是把自己交给医生算了。这时我想起了戈登大夫和他私立医院里的电击器械。一旦我被关起来，他们就可以把那东西用在我身上，没完没了。

我想象妈妈、弟弟和朋友们会如何日复一日地探视我，希望我能有起色。然后，他们的探视会渐渐稀疏起来，然后他们会放弃一切希望。他们会老的。会忘掉我。

他们也会日渐囊中羞涩。

起先，他们会希望我能得到最好的照料，往戈登大夫那样的私立医院倾注他们所有的钱财。最后，钱财耗尽，我会给转移到州立医院，跟数以百计的和我一样的人挤在地窖一只大笼子里。

你越是治疗无望，他们就会把你藏得越深。

加尔已经转过身，往岸边游去了。

我瞧着他慢慢游到水面深齐颈项的海区。在土黄色的沙地和靠近岸边的平伏的绿色波浪的衬托下，他的身子有一阵儿像条雪白的虫子被一分为二。然后，身子整个儿浮出了碧绿的水面，上了土黄色的沙地，消失在大海与蓝天之间或蠕动或闲荡的无数虫子中间。

我手脚并用，在水中划拉踢蹬。蛋形礁石似乎并不比加尔和我在海岸上眺望时近了多少。

然后我发觉没有必要游到礁石那么远，因为我的身体会把这段长距离游泳当做借口，爬出水面，到阳光下去躺着，养精蓄锐，好再游回岸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个儿淹死，此刻，此地。

于是我停止了划动。

我把手合抱在胸前，将头钻进水里，用手将水扒开，潜了下去。海水向我的耳鼓和心脏挤迫过来。我继续往海底划去，但是，还没等我弄明白我到底潜到哪儿了，海水却把我吐进阳光里，周围一片波光粼粼，宛若蓝色、绿色、黄色的半宝石。

我搓了一把眼睛，将里面的水挤出来。

我呼哧呼哧喘着气，像是刚使了好大的劲，但我仍然浮在水面上，这倒没费我一丁点儿力气。

我潜下去，又潜下去，每次都像个软木塞子，扑的一声，重又浮上水面。

那灰色的礁石像只救生圈一般轻松自如地浮在水面上，模仿我的样子嘲弄我。

我被打败了，我知道。

我往回游。

我用小车将鲜花推过大厅时，鲜花仿佛聪慧、懂事的孩子一般向我点头致意。

我穿着灰绿色的志愿者的制服，觉得自己傻里傻气的。我既不同于穿着雪白制服的医生和护士，甚至也不同于穿着棕色制服、手持拖把和污水桶的清洁女工，我是个多余的人；这些人和我擦肩而过，连声招呼也不打。

要是他们给我一份报酬——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我总可以把这算做正经的职业，但是我在这儿推一上午的小车，给人送杂志、糖果和鲜花，只得到一顿免费的午餐。

妈妈说，要是一个人老是想着自个儿的事，就得让他去帮帮处境比他还不如的人，这样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所以特莱莎安排我到当地医院志愿服务。要申请在这家医院做志愿服务还挺难，因为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4] 的所有会员都争着要到这家医院服务，我还算幸运，许多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的会员眼下不在城里，度假去了。

我原本希望他们把我分配到负责极其可怕的病症的病房去，这种病人可以透过我木然、呆板的面容看出我的善意，因而对我感恩戴德。但是志愿者的头儿，我们教会里的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朝我瞥了一眼，说：“你去产科。”

就这样，我乘电梯到四楼产科病房，到护士长那儿报到。她给我一辆推鲜花的小车。我的工作就是将指定的花瓶放在指定的病房的指定的病床边。

还没等我将鲜花送到第一间病房，我发现许多花都耷拉着脑袋，花瓣的边缘显出焦黄色。我琢磨着对于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产妇来说，瞧见别人把一大束枯萎的花啪地扔在她的跟前，一定是非常沮丧的，所以我把小车推到大厅用餐处的盥洗池前，动手将所有已经枯萎的花朵都拣了出来。

然后我又把快要枯萎的花儿也拣了出来。

我找不见废纸篓，只好把这些花儿扭弯了，放在深深的白色盥洗池里。池子摸上去像坟墓一般阴冷。我露出一丝笑容。他们一定也是这样在医院停尸房里停放尸体的。我的动作只是医生和护士的动作的一个小小缩影罢了。

我推开第一间病房的门，拉着小车走了进去。几个护士一骨碌跳了起来，面对着药品架和药品箱，我惶惑了。

“干吗？”一个护士厉声问道。我分不清这些护士，她们看起来都一个样。

“送花。”

说话的护士一手搭在我的肩上，空出的那只手娴熟地操纵推车，将我引出房外。她砰地推开隔壁房门，对我鞠一躬，请我进去。随之她就不见了。

我听见远处传来咯咯咯的笑声，然后有扇门砰地关上，将笑声隔断了。

房间里有六张床，每张床上有一个女人。女人们都坐着，有的打毛线，有的翻阅杂志，有的用卷发器卷头发，还有的在神聊，像是鹦鹉馆里喋喋不休的鹦鹉。

我原以为她们一定在熟睡，或者静静地躺着，脸色苍白，这样我就可以蹑手蹑脚地按花瓶胶带上用墨水写的号码将花瓶送到一张张对应的病床边，不致惹起任何麻烦。可是还没等我辨明自己所处的位置，一个活泼伶俐，长着尖三角脸的金发女人朝我招招手。

我向她走去，将小推车留在房间中央，但她接着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看出她是要我把车推上。

我将车滚到她的床边，脸上挂着乐于助人的微笑。

“嘿，我的飞燕草呢？”病房的另一侧，一个肌肉松弛的大个头女人目光炯炯地扫了我一眼。

尖脸的金发女郎弓身瞧推车上的鲜花。“我的黄玫瑰，”她说，“可是怎么跟些糟糕的蝴蝶花混在一起了？”

紧跟在这两个女人后面，其他女人也嚷嚷起来。她们的嗓门都特别响，怒气冲冲，牢骚满腹。

我正想开口解释，说我将一些枯萎的飞燕草扔进了盥洗池，有些花束经我一番修整看起来太过单薄，剩下的花朵实在少得可怜，我就将几把花束拼凑在一块儿，好显得饱满些，这时，转门猛一下子被人推开，一个护士高视阔步地走进来，要瞧瞧这场骚动是怎么回事。

“听着，护士，昨晚莱利给我送的飞燕草有这么一大束呢。”

“她把我的黄玫瑰糟蹋得不像样子。”

我一边狂奔，一边解开绿色制服上的纽扣，经过盥洗池时我将制服塞了进去，跟那些枯萎的花垃圾放在一起。然后，我抄没人走的侧边楼梯，两步并一步地跑到大街上，没撞上一个人。

“到墓园去怎么走？”

那个穿黑色皮夹克的意大利人停下脚步，朝白色的卫理公会教堂后面的小巷深处指了指。我记得这座卫理公会教堂。在我人生最初的九年中，我曾经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后来父亲过世，我们转向一位论派。

在妈妈成为卫理公会教徒之前，她曾是天主教徒。我的外祖父母和小姨丽比现在仍然是天主教徒。小姨丽比曾跟妈妈一起与天主教决裂，可是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徒，就又改回天主教。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考虑我是不是也要皈依天主教。我知道天主教徒认为自杀是一项大罪。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没准儿有办法劝说我放弃这个念头。

当然啦，我并不相信来世、童女生子、宗教裁判所这些东西，也不相信那个长了一张猴子脸的小个儿教皇的一贯正确性。但我大可不必让神父察觉这些，我只要把话题的重点放在我的罪上，然后他就会帮我悔改。

只有一个问题，教会填不满你整个的人生，就算是天主教会也不行。不管你跪下多少次、祈祷多少遍，你仍然得一日三餐，找个工作，仍然得活下去。

我想，或许我可以了解一下，要想成为修女要当多长时间的天主教徒。我去问我妈妈，心想她也许知道最便捷的路子。

妈妈将我嘲弄了一番。“你以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收下你这样的人吗？知道吗，你得知道《教理问答》中所有的问题和答案，还有那些信条，还得全信！就凭你那点脑子？！”

可我仍然想象我去找个波士顿神父的情景——必须得在波士顿，因为我不希望家乡的任何神父知道我有自尽的企图。神父们最爱说东家长、道西家短了。

我会穿上一袭黑衣，脸色死一般苍白，扑倒在神父脚边，说：“哦，神父，救救我吧。”

这都是我从前的想法，后来人们开始用怪异的神情打量我，跟医院里的那些护士一样。

我敢断定，天主教是不会收疯子当修女的。有一次，小姨丽比的丈夫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女修道院送了一个修女到特莱莎那儿检查。这个修女老是听见竖琴声，还有一个声音没完没了地跟她说：“哈利路亚！”只是在进一步询问之下，她又不能肯定这声音是说“哈利路亚”呢还是“亚利桑那”。这修女出生在亚利桑那州。我想她最终被送进了某个精神病院。

我将黑面纱拉下，遮住下颌，大步走进有铸铁花装饰的大门。我想，世界上的事也真是怪诞，自从父亲葬在这座墓园，我们谁也没来扫过墓。妈妈没让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们那时还只是孩子，他是在医院过世的；所以对我来说，墓园，甚至他的死，都缺乏一种真实感。

最近以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补偿这些年对父亲的忽略，想要来照管他的墓地。父亲最宠爱的就是我，既然妈妈从来没费心悼念他，由我来表达哀悼最切合不过了。

我想，要是父亲没死，他将教给我关于昆虫的所有知识，那是他在大学教授的专业。他也会教我德语、希腊语、拉丁语——那些语言他都能驾轻就熟。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路德会教徒。父亲在威斯康星州的时候曾是个路德会教徒，可是路德教派在新英格兰并不时兴，他也就背叛了路德教会，妈妈说他后来成了个尖刻的无神论者。

墓园使我大失所望。它位于郊外的低洼处，像是一个垃圾场；当我沿着砾石小径走来走去时，老是闻到从远处盐碱滩飘来的那一潭死水的臭味。

墓园古旧的部分还不错，墓石陈旧平坦，墓碑上蒙着一层苔藓；我很快就发现父亲一定是葬在墓园的现代部分，在那儿，墓碑上镌刻的时日都是四十年代的。

墓园现代部分的墓石粗糙廉价，其间点缀着几个用大理石镶边的坟墓，像个盛满烂泥的长方形浴缸，锈迹斑斑的金属容器戳在可能是死者肚脐的地方，插满了塑料花。

灰色的天际开始飘下蒙蒙细雨，我渐渐满怀沮丧。

我到处找，却找不到父亲的坟墓。

低低的、蓬松的云团掠过沼泽地和沙滩棚屋后面的大海上空，雨滴淋在我那天上午买的黑色雨衣上，雨衣的颜色显得更深了。一股阴森森、湿漉漉的凉气渗透雨衣，传到我的皮肤上。

当时我问那个女店员：“雨衣防水吗？”

她回答道：“没一件雨衣能防水，防雨而已。”

我进而问她防雨是什么意思，她叫我干脆买把雨伞算了。

可是我带的钱不够买把雨伞。我一会儿乘公共汽车在波士顿进进出出，一会儿买花生、报纸、异常心理学书籍，一会儿又乘船到故乡去，我在纽约攒的钱几乎全花光了。

我已经决定，等我银行户头上的钱取光之后就动手干，于是那天上午我用最后一笔钱买了这件黑色雨衣。

这时，我瞧见了父亲的墓。

父亲的墓跟另一个人的墓脑袋挨着脑袋挤在墓园里，就像在慈善病房里地方不够时人们挤住在一起一样。墓碑是有花纹的水红色大理石，像罐装鲑鱼的颜色，墓碑上只写着父亲的姓名，姓名下面是两个日子，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破折号。

我在墓前放上一大束沾满雨珠的杜鹃花，花是我在墓园门口花丛里采的。然后我的双腿在我身下弯了起来，人坐在湿草地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随后我记起来了，我还从来没有为父亲的死哀哭过呢。

妈妈也没哭过。她只是微笑着说，他去世了，这对他是一件好事，要是他活下去，准会瘸腿，一辈子都是残废，他受不了那样的生活，宁愿死也不愿过那种日子。

我将脸贴在大理石光滑的表面上，对着那冰凉的、带有咸味的雨，放声痛哭，哭我失去的一切。

我知道该怎么动手。

车轮嘎吱嘎吱碾着车道开过去了，引擎声渐渐远去，声音一消失，我便一骨碌跳下床，匆匆忙忙穿上白色上衣、绿色印有花纹的裙子和黑色雨衣。由于头天淋了雨，雨衣仍然有一点儿潮，但是很快就没关系了。

我走下楼，从餐桌上拿起一只浅蓝色的信封，费了好大的劲，在信封背后用一个个斗大的字潦草地写上：我去散步，要走很远的路。

我将信封架起，搁在妈妈一进门就能瞧见的地方。

然后我大声笑了起来。

我把最紧要的事给忘了。

我跑上楼，将一把椅子拖到妈妈的壁橱里。然后我爬上去，伸手到最高一层架子上去取一只小巧的绿色保险箱。锁只是装装样子的，我用手就可以把箱子的金属盖拧下来，但是我想做得镇定自若、井然有序。

我拉开妈妈衣柜的右上抽屉，从散发幽香的爱尔兰亚麻手绢下藏匿的地方取出一只蓝色的首饰盒。我从黑色天鹅绒上取下一把小钥匙。然后我打开保险箱的锁，取出那瓶新买的药。比我希望的要多。

至少有五十片。

要是我等着妈妈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发药给我，我得等上五十个夜晚才能凑够数。五十个夜晚之后，学院早已开学，弟弟会从德国归来，一切就太迟了。

我将钥匙放回首饰盒里，放在许多不值钱的链子和戒指之间，将首饰盒藏回抽屉的手绢底下，把保险箱放回到壁橱架上，然后再将椅子放回到我原先拖走它的那个位置。

接着，我走下楼，进了厨房。我打开水龙头，用高玻璃杯给自己接了满满一杯水。我端着那杯水和那瓶药，钻进了地窖。

一道昏暗的、海底幽光似的光线从地窖窗户的缝隙间透进来。在油炉后面的墙上现出一个黝黑的洞口，大约有我肩膀那么高吧。黑洞一直延伸到正房与车库之间的过道下面，接着就看不见了。地窖挖了之后，这屋子才在这秘密的、泥底的裂缝上面建了个过道。

几根朽烂的烧壁炉用的木材堵在黑洞口。我将木头推开一点儿。然后我将玻璃杯和药瓶挨着放在其中一根木头的平坦的表面上，开始费劲地往上爬。

我折腾了好一会儿，试了好几次，才把自己的身体举起来塞进洞口，然后就像一个小矮人似的蜷缩在洞口的黑暗之中。

赤裸的足下，泥土友好却冰凉。我不知道这块土地有多久没有见到天日了。

然后我将沉甸甸的、落满尘埃的木头一根接一根拖回，挡住洞口。沉沉的黑暗感觉像天鹅绒一样。我拿上玻璃杯和药瓶，低下脑袋，小心翼翼地匍匐着爬到最里面的那道墙下。

蜘蛛网碰上了我的脸，网上粘着柔软的蛾子。我用黑雨衣将身体紧紧裹住，雨衣就像我自己的温柔的影子。我打开药瓶，一片一片又一片，和着水很快吞下肚去。

起先没有任何动静，但是当我快要吞到瓶底的药片时，红色蓝色的光开始在我眼前闪烁不定。瓶子从我手中滑落，我躺了下去。

寂静退去了，卵石、贝壳，以及我这一生所有破败的残骸都裸露出来。然后，在幻觉的边缘，寂静重又聚集，随着一阵横扫一切的潮水，将我冲入梦乡。

【注释】

[1] 加尔原文为Cal，与加利福尼亚的缩写一样。

[2] 林恩：马萨诸塞州一城市，位于波士顿以北。

[3] 克拉克顿：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北海一港口城市。

[4] 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美国一个社会团体，由上层社会有闲青年女子组成，志愿从事社会福利工作。

14

漆黑一片。

我感觉到黑暗，但仅此而已。我的头抬起来，像一条虫子的脑袋一样，探了一下。有人在呻吟。然后一块巨大而坚硬的重物像一堵石墙一般砸在我的脸上，呻吟声止住了。

沉寂再度奔涌而来，渐渐趋于平缓，恰似一粒石子掉进一潭黑水，水面漾起几圈涟漪之后，再度恢复它先前的平静。

一股凉风袭来。我正以飞快的速度被送下一条隧道，送到地面上去。风停了。远处传来许多人低沉的说话声，有的在抗议，有的在争辩。然后声音消逝了。

一把凿子砸开我的眼睛，光线从一条裂缝间透进来，像一张嘴，又像一道创口，然后黑暗像钳子一般把这条裂缝钳紧了。我想打个滚，离亮光处远些，但是有手捏紧了我的四肢，就像木乃伊身上的绷带。我怎么都动弹不得。

我开始猜测我准是在某个地底下的房间里，房间里灯火通明，叫人睁不开眼睛，里面挤满了人，这些人不知为啥按住我不让我起来。

凿子又开始敲击，有光线泻入我的脑袋，一个声音划破这浓重、温暖、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叫喊起来。

“妈妈！”

我的面孔上方有呼出的空气在嬉戏。

我感觉着周围房间的形状，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窗户敞开着。一只枕头紧紧贴在我的脑袋下面，我的身子裹在薄薄的被单中间，却感觉不到身上有东西压着，仿佛在漂浮。

我感到一丝暖意，像是一只手在我脸上摩挲。我一定是躺在阳光下面。只要我睁开眼睛，就会瞧见各样缤纷的色彩和形状俯身向我贴近，仿佛护士一般。

我张开眼睛。

漆黑一片。

身畔有人的呼吸声。

“我看不见东西。”我说。

黑暗之中一个欢快的声音说道：“世界上的瞎子多着呢。说不定哪一天，你会嫁个好心的瞎子。”

那个操凿子的男子又回来了。

“你何苦来？”我说，“没用的。”

“你不该这么说话。”他的手指探了探我左眼上那个硕大的、疼得钻心的瘤。什么东西被他解开了，一道边缘参差不齐的光缝现了出来，像是墙壁上的一个洞。一个男子的手在洞口隐约可辨。

“看见我了吗？”

“看见了。”

“还看见什么了？”

这时我记起来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光缝收缩闭拢，一切归于黑暗。“我眼瞎了。”

“胡说！谁跟你讲的？”

“护士。”

男子哼了一声。他将绷带重新缠到我的眼睛上。“你是个非常幸运的姑娘。你的视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有人看你来了。”

护士嫣然一笑，不见了。

妈妈绕过床尾，微笑着向我走来。她穿着一条印有紫色车轮图案的裙子，样子可真难看。

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跟在她身后。起先我没认出他来，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开了一条窄缝，后来我看出是我弟弟。

“他们说你想见我。”

妈妈半倚在床边，一只手放在我的腿上。她的神情既充满慈爱，又满是责备。我希望她走开。

“我想我什么也没说过。”

“他们说你喊我了。”她似乎快要哭了，脸皱起来，仿佛灰白的果冻一般，微微颤抖。

“你怎么样？”弟弟问。

我盯着妈妈的眼睛。

“老样子。”我说。

“有人看你来了。”

“我不需要人看。”

护士奔了出去，在厅里跟什么人细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说：“他非常想见你。”

我瞧瞧两条伸在白色丝绸睡衣外面的蜡黄的腿，这睡衣看着很眼生，是他们给我穿上的。我动一动，腿上的皮就松垮垮地晃悠一下，好像压根儿没长肌肉似的，腿上有一层浓密的黑毛茬。

“谁？”

“你的一个熟人。”

“叫什么名字？”

“乔治·贝克韦尔。”

“我不认识什么乔治·贝克韦尔。”

“他说他认识你。”

护士出去了，一个非常眼熟的小伙子走进来，说：“不介意我坐在床沿上吧？”

他穿着一件白大褂，我能瞧见一只听诊器从他口袋里往外戳出来。我想这准是个我认识的人，穿上了医生的白大褂。

我本来打算有人进来就将双腿遮住，可现在来不及了，我便让两条腿以本来面目伸在外面，又丑陋又叫人恶心。

这就是我，我想，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

“你还记得我吗，埃斯特？”

我乜斜着那只完好的眼睛，从眼缝里向这小伙子的脸瞥了一眼。另一只眼睛还没张开，眼科医生说过几天就会好的。

小伙子瞧着我，仿佛我是动物园新来的某种激动人心的动物，他快要笑出声来了。

“你还记得我吗，埃斯特？”他慢吞吞地说，就像人们对弱智儿童说话那样，“我是乔治·贝克韦尔呀。我跟你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呀。在阿默斯特[1] ，你跟我同屋出去玩过一次呢。”

我想我记起这小伙子的脸来了。这张脸在记忆的边缘若隐若现，是那种我从来不肯费心去记忆名字的脸。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医院的勤杂工。”

这个乔治·贝克韦尔怎么摇身一变成个医生了？我心想。而且，他其实并不认识我。他无非是想来瞧瞧一个企图自杀的疯姑娘是什么样子。

我将脸转向墙壁。

“滚，”我说，“滚出去，别再来了。”

“我想照镜子。”

护士一边起劲地哼着歌，一边打开一个又一个抽屉，将妈妈为我新买的内衣裤、上衣、裙子、睡衣塞进一只黑色漆皮小提箱里。

“干吗不让我照镜子？”

他们给我穿了一件灰白两色条纹相间的紧身连衣裙，料子像是做褥套用的，还给我系了一条宽宽的、亮闪闪的红腰带，然后把我架起坐在一把扶手椅里。

“干吗不让？”

“因为你还是别照的好。”护士啪的一声合上手提箱。

“为什么？”

“因为你瞧上去可不太漂亮。”

“哦——让我照照吧。”

护士叹了口气，拉开五斗橱最上面的抽屉，拿出一面木框大镜子——镜子的木框与五斗橱的木料相配。她把镜子递给我。

起先我没瞧出有任何异样。这根本不是什么镜子，是一幅画。

你简直分辨不出画里的人是男还是女，因为那人的头发是剃光了又长出来的，满头是一簇簇向上直竖的、鸡羽般的头发茬儿。半边脸是紫红色的，毫无章法地向外凸着，边上渐渐发青，然后过渡到灰黄色。嘴唇是浅棕色的，两边的嘴角各有一处玫瑰色的溃疡。

这张脸最叫人大吃一惊的是上面神奇地荟萃了这么多艳丽的色彩。

我微微一笑。

镜子里的嘴咧开，现出一丝笑影。

咣当一声，不一会儿，另一个护士跑了进来。她站在亮得晃眼的白色碎片边上，看一眼破损的镜子，再看我一眼，将那年轻护士一把推出病房。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我听见她说。

“我只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

我略感兴趣地听着。任何人都可能打碎镜子的。我不明白她们干吗这么激动。

那个年长的护士回到病房。她站在那里，双手叉在胸前，使劲地瞪着我。

“七年背运[2] 啊。”

“什么？”

“我说，”护士提高嗓门，仿佛在跟一个耳背的人说话，“七年背运。”

年轻护士拿着簸箕和扫把进来，开始打扫那些亮晶晶的碎玻璃片。

“那只是迷信。”我说。

“哼！”年长护士冲着跪着收拾的年轻护士说，好像没我这个人在场似的，“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那个地方，他们会收拾她的！”

透过救护车的后玻璃窗，我可以看见一条又一条熟悉的街道缩小退后，融入绿树成荫、一片夏日景象的远方。妈妈坐在我的一边，弟弟坐在另一边。

我假装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将我从家乡的医院迁到城里的医院，我想瞧瞧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希望你去特护病房，”妈妈说，“我们医院没这种设施。”

“我喜欢我原先待的地方。”

妈妈绷起脸来。“那你就该听话。”

“什么？”

“你不该摔镜子。要不他们也许会让你待下去的。”

但是我当然知道这跟镜子毫无关系。

我坐在床上，将被单盖到脖子处。

“我干吗不能起床？我又没病。”

“查房时间，”护士说，“医生查房以后你就能起床。”她将隔在病床间的帘子往后一推，隔壁病床上一位肥胖、年轻的意大利女人现出身来。

这个意大利女人长了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从前额往上梳拢成一座小山似的高卷式发型，然后往后背一泻而下。她每动一动，那巨大的发型就跟着她动，仿佛是由硬邦邦的黑纸板做成的。

这女人瞧我一眼，咯咯咯笑了。“你干吗来这儿？”她并不等我回答，又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那加拿大籍法国婆婆。”她咯咯咯又笑了。“我丈夫明知道我受不了她，还说她可以来看我们，结果她一来，我的舌头就往外伸，我根本控制不了。他们把我送到急诊室，然后就把我放在这儿啦，”她压低嗓门继续说，“跟这些疯子待在一块儿。”然后她问：“你怎么回事呀？”

我将整张脸转向她，让她看我肿胀的紫红色面颊和我发青的眼睛。“我想自杀来着。”

这女人瞪着我。然后，她从床头柜上胡乱抓起一本电影杂志，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

正对我床的旋转门一下子被推开，一群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有小伙子，也有姑娘，在一位头发灰白的年长男子的带领下，走了进来。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快活的、不自然的微笑。他们全都聚集在我的床脚。

“格林伍德小姐，今天上午感觉怎么样？”

我竭力找出说这话的人。我讨厌跟一群人讲话。当我要跟一群人讲话时，我总是要挑出一个人来，只跟他谈，而在讲话之间，我却感到其他所有人都盯着我看，他们以众敌寡，这不公平。我也讨厌人家明明知道你感觉糟糕透顶，却来兴高采烈地向你问好，并且期待你说一声“好极了”。

“糟糕透顶。”

“糟糕透顶。哦。”有人说。一个小伙子突然低头窃笑，一个小伙子在记事簿上刷刷记下了点什么，另一个小伙子板起面孔，神情严肃地问道：“那您为什么感觉糟透了呢？”

我猜这群兴高采烈的小伙子和姑娘当中完全可能有巴迪·威拉德的朋友。他们知道我认识他，怀着好奇心来见我，见过我以后他们就会互相说说关于我的闲话。我希望到没有一个熟人能去的地方。

“我睡不着觉……”

他们打断我的话：“可是护士说您昨晚上睡着了。”我扫了一眼这些围成半月形的充满朝气的、陌生的脸。

“我看不进书，”我提高嗓门说，“我吃不下饭。”我突然想起，自从恢复神志以来我一直在狼吞虎咽。

这群人已经不再看我，他们嘀嘀咕咕地交换着什么意见。最后，那个灰白头发的男子走上前来。

“谢谢您，格林伍德小姐。很快会有医生来给您看病的。”

这群人接着移向意大利女人的床铺。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某某某某夫人……”有一个人说。这姓听上去长极了，有好几个L的音，像是托姆利洛夫人。

托姆利洛夫人咯咯咯笑了。“哦，我感觉挺好的，大夫。挺好的。”然后她压低声音，嘀咕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见。有一两个人往我这儿瞟了一眼。有人说：“好吧，托姆利洛夫人。”有人走上前来，拉上我们之间的帘子，像是竖起了一堵白墙。

医院的四面围墙中间有一个绿草如茵的广场，我坐在广场上一张长凳的一端，妈妈穿着她那身印有车轮图案的紫色裙子坐在另一端。她单手支着脑袋，食指顶在脸颊上，大拇指放在下巴下面。

托姆利洛夫人和一些嘻嘻哈哈的黑发意大利人坐在我们隔壁的那条长凳上。妈妈每动一动，托姆利洛夫人就模仿她的样子动一动。这会儿托姆利洛夫人坐着，食指顶在脸颊上，大拇指支在下巴下面，愁眉苦脸地把脑袋偏向一边。

“别动，”我低声对妈妈说，“那女人在学你样呢。”

妈妈转身扫了四周一眼，可是托姆利洛夫人倏地将她肥腴的手抽回放到膝头上，跟朋友们大侃起来。

“啊不，她没学啊，”妈妈说，“她压根儿没注意我们。”

但是，妈妈一回身对着我，托姆利洛夫人就像妈妈刚才做过的那样，将手指尖搭在一块儿，邪恶地、嘲弄地望着我。

草坪上到处都是医生穿白大褂的身影。

当妈妈和我坐在那里，坐在从高高的砖墙上方照射下来的尖锥形的光束下的时候，不断有医生走到我跟前做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大夫，我是某某大夫。”

他们中有些人看起来实在是太年轻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是正式行医的大夫。有个人的名字很古怪，听上去像是梅毒大夫，我便开始对那些令人生疑的假姓名有所警觉。果然，一个黑头发的家伙——他瞧上去太像戈登大夫了，只是他皮肤黝黑，而戈登大夫肤色白皙——走上前来，说：“我是胰腺大夫。”然后跟我握手。

在自我介绍之后，这些医生都站在能听见我们谈话的地方，可惜我没法告诉妈妈他们正记下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而不被他们听见，所以我凑过去，附在她耳边把这话告诉了她。

妈妈猛地将身子往后一缩。

“哦，埃斯特，我真希望你能合作。他们说你不合作。他们说你不愿跟任何大夫说话，在接受工作疗法[3] 时什么也不肯干……”

“我得离开这儿，”我别有用心地对她说，“一出去我就会好。是你把我弄到这儿来的。”我说：“你得把我弄出去。”

我想，只要我能劝说妈妈让我离开这家医院，我就可以在她的同情心上下功夫，就像话剧里那个患有脑疾的小伙子，使她相信怎样才是最佳解决方案。

出乎我的意料，妈妈说：“好吧，我设法把你弄出去，就算只是为了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要是我把你转出去，你能保证会听话吗?”她把手放在我膝盖上。

我转个身，瞪眼看着梅毒大夫，他正贴近我站着，往一个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小本子上记东西。“我保证。”我响亮地应道，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

黑鬼推着装食品的小推车走进病员餐厅。这家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规模很小，只有两个交叉成L形的走道，靠走道一边是一溜病房，然后是工作治疗室，我曾在那里待过；后面还有一个堆放病床的凹室，在走道交汇的拐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空间，窗户边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们的休息室兼餐厅。

平时给我们送饭的总是一个干瘪的白人老头，今天却换了个黑鬼。黑鬼是跟一个穿蓝色细高跟鞋的女人一起来的，她跟他解释这活儿该怎么干。黑鬼一个劲儿咧嘴傻笑，发出哧哧的笑声。

然后他把一个大托盘端到我们桌上，托盘上放着三个锡制盖碗，他将盖碗一个个咚咚咚放到桌上。那女人离开了房间，随手锁上了门。黑鬼在将盖碗、遍体凹痕的餐具、厚厚的白磁餐盘重重地往桌上端时，一直睁着一双老大的眼睛呆头呆脑地瞪着我们，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我看得出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见疯子。

坐在桌边的人们没一个伸手去掀盖碗，护士往后退了退，看看在她来取走盖儿之前会不会有人那样做。平时总是托姆利洛夫人打开碗盖，像个小妈妈似的给大家分菜。可是后来她被送回家了，似乎谁也不想接替她的位子。

我饿极了，所以我掀开第一只盖碗。

“你真好，埃斯特，”护士高兴地说，“你能给大家分分豆荚吗？”

我给自己舀了一份绿豆荚，然后把盖碗递给我右手边上的一个身材魁伟的红发女人。这是红发女人第一次跟我们同桌吃饭。我有一次看见她站在L形走道顶端一间房门口，房门敞开着，方方正正的镶边窗户上着铁条。

当时她一直粗鲁地嚷嚷着，放声大笑，对着路过的大夫猛拍大腿，负责那部分病区的穿白大褂的护理员倚在暖气管上，笑得喘不过气来。

红发女人从我手中一把抓过盖碗，扣在她的餐盘上。豆荚在她面前堆成了山，滑到她的膝盖上和地板上，仿佛硬邦邦的绿色稻草。

“哦，摩尔夫人！”护士悲叹道，“我想你今天还是回房间吃饭吧。”

护士将大部分豆荚盛回盖碗，传给坐在摩尔夫人身旁的那一个人，领着摩尔夫人走了。在从餐厅去她房间的一路上，摩尔夫人不断地回过头来，斜睨着眼对我们做鬼脸，发出令人恶心的猪一般的哼哼声。

黑鬼回来了，大家还没往餐盘里舀豆荚呢，他却收拾起空餐盘来。

“我们还没吃完呢，”我对他说，“你等着吧。”

“什么？什么？”黑鬼做出惊讶的神情瞪大了眼睛。他往四周瞟了一眼。护士去禁闭摩尔夫人还没回来。黑鬼侮慢地向我鞠了一躬。“臭大粪小姐！”他压低嗓门说。

我将第二个盖碗掀开，是意大利通心面，面糊糊似的黏成楔形的一团，石头一般冰凉。第三碗，也就是最后一碗，盛满了烤豆荚。

我很清楚，没人会一餐饭送两碗不同做法的豆荚的。要么是豆荚和胡萝卜，要么是豆荚配豌豆，从来没有豆荚配豆荚的。这黑鬼是想试试我们的忍耐限度。

护士回来了，黑鬼退到远处。我尽量吃了些烤豆荚。然后我从餐桌边站起身，绕到边上去，在那儿护士只能瞧见我腰部以上的部位。我走到黑鬼背后，他正在洗脏餐盘呢。我抬起脚，对准他的小腿肚，狠狠踹了一脚。

黑鬼哇地尖叫一声，跳到一边，对我滴溜溜转着他的大眼珠。“哦，小姐，小姐，”他一边呻吟一边摩挲腿部，“你不该这样，你真不该这样。”

“这是你的报应！”我瞪着他的眼睛说。

“今天你不想起床吗？”

“不想。”我把身子往床里缩缩，拉过被单蒙在脑袋上，然后掀开一角被单，往外窥视。护士正在甩刚刚从我嘴里取出的体温计。

“你看见了，正常。”她来取走体温计之前我已经看过了，每次我都看的。“你看见了，正常，你们干吗老要量体温呢？”

我想告诉她，要是我身上有什么毛病，那倒好了。我宁可身子有毛病，而不愿脑袋出什么问题。然而这种想法太复杂太累人，我懒得说出来。我只是更深地往床里缩，埋在里面。

透过被单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我的腿上。我往外瞄了一眼。护士转身去给邻床睡在托姆利洛夫人位置上的那人把脉，将放着体温计的托盘搁在我床上了。

一种强烈的想使坏的欲望刺透了我的血管，像一颗摇摇欲坠的牙齿所造成的疼痛，既叫人烦躁不安，又使人没法转移注意力。我打了一个哈欠，将身子挪了挪，像是要翻身的样子，慢慢将脚移到托盘底下。

“哦！”护士的惊叫犹如一声呼救，另一个护士飞奔而入。“瞧你干的！”

我将脑袋探出被单，往床沿下看去。在打翻的搪瓷托盘周围，体温计的碎片像星星一样熠熠闪光，一粒粒水银球如天国的露珠一般悠悠颤动。

“对不起啊，”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后来的那护士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故意的。我看见你了。”

然后她匆匆走开，转眼间来了两个护理员，把我连同我的床还有其他东西都推到原先禁闭摩尔夫人的房间，在他们还没推走我之前，我捞起了一粒水银球。

门一锁上，我就瞧见黑鬼的脸，像一轮糖浆色的月亮，升起在窗户的铁栅栏间，但我佯装没注意。

我像个怀揣秘密的孩子，将手指打开一条缝，对我手心上的那粒水银球微微笑了。要是我将水银球摔在地上，它会碎成一百万个一模一样的小球，要是我将它们撮合在一起，它们就会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天衣无缝。

我对着那细小的银球笑呀笑呀。

我想象不出他们把摩尔夫人怎么了。

【注释】

[1]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一城市，马萨诸塞大学在此设有分校。

[2] 七年背运：英语习语，源于迷信，表示运气不济，倒足了霉，却又无计可施。

[3] 工作疗法：一种使患者从事某种工作（如美术或工艺）以转移心思或矫正某种身体缺陷的疗法。

15

菲洛梅娜·吉尼亚黑色的卡迪拉克在下午五点拥塞不堪的车流中缓缓行驶，好像一辆礼宾车。车很快就要通过查尔斯河上一条不长的桥梁。我会不假思索地打开车门，穿过车流往大桥的栏杆方向冲去。只需纵身一跳，河水就会漫过我的头顶。

我懒洋洋地将纸巾用手指搓成药片大小的弹丸，一边观察时机。我坐在卡迪拉克后座中间的位置上，妈妈坐在我一边，弟弟坐在另一边，两人都略微前倾，像两根斜钉的铁条，守住两边的车门。

在我前面，我可以瞧见司机脖颈上一块颜色好似午餐肉一般的皮肤，夹在一顶蓝帽子和蓝色夹克衫的两个肩头之间；在他身边是著名作家菲洛梅娜·吉尼亚的银色发丝和插着翠绿色羽毛的帽子，好像一只娇弱的异国禽鸟。

我不太明白吉尼亚夫人怎么会冒了出来。我只知道她对我的情形感兴趣，还有，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她也在精神病院待过。

妈妈说，吉尼亚夫人从巴哈马群岛给她拍了一份电报，她是在那里从一份波士顿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的。吉尼亚夫人在电报中问：“此事是否与一位小伙子有关？”

当然啦，要是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小伙子，吉尼亚夫人就不会插手了。

妈妈回电说：“没有，是埃斯特写作受挫。她认定自己永远不会再事写作。”

于是，吉尼亚夫人飞抵波士顿，将我从拥挤的市立医院病房中接出来，眼下正用车送我到一家私立医院去，那里有操场、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村俱乐部，她将支付我的一切费用，就像付我奖学金一样，直到她在那儿认识的大夫将我治愈为止。

妈妈说，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感恩戴德。她说我已经差不多耗尽了她所有的积蓄，要不是吉尼亚夫人，她真不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可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会流落到乡下，到规模较大的州立医院，就和这家私立医院紧挨着。

我知道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心存感激，不过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就算吉尼亚夫人给了我一张去欧洲的机票，或者让我乘豪华邮轮环游世界，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分别。因为不管我坐在哪里——在船甲板上也好，或巴黎呀、曼谷呀的某个临街咖啡馆里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个钟形玻璃罩底，在我自己吐出来的酸腐的空气中煎熬。

蔚蓝的天穹罩在河面上，河中帆影点点。我准备行动，但妈妈和弟弟几乎立即将手放在车把上。车轮哧哧响着，车子很快就驶过了烤肉架一般的桥梁。河水、帆影、蓝天和翱翔的海鸥一掠而过，宛若一张美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明信片。我们过了桥。

我瘫倒在灰色的豪华座椅里，闭上了眼睛。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

我又有了自己的房间。

它叫我想起我在戈登大夫医院住过的那个房间——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壁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上有百叶窗，却没有铁条。我的房间在一楼，窗户高出铺满松针的地面没多少距离，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林阴遮蔽的院子，院子有红砖墙围着。要是我从窗户跳下去，膝盖上青都不会青一块。高墙的内墙表面像玻璃一般光滑。

我们经过大桥时我突然间丧失了勇气。

我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河水从我身边流逝，仿佛从未有人动过的琼浆玉液。我怀疑即使妈妈和弟弟没在车里，我也不会当真跳下去。

刚才，当我在医院主楼办完登记以后，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女子走上前来，自我介绍道：“我是诺兰大夫，埃斯特的主治医生。”

由一位女医生负责我的治疗，我吃了一惊。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有女精神病医生。这女人的模样集米勒娜·劳伊和妈妈于一体，她身穿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长裙，腰间系一条宽皮带，戴一副时髦的月牙形眼镜。

但是当护士带我穿过草坪来到我要住的这幢称做开普兰楼的阴沉的砖楼之后，诺兰大夫没来看我，倒是来了一大群陌生的男子。

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白毯子，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进我的房间，轮番向我做自我介绍。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干吗要来自我介绍。我开始怀疑他们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会不会发觉访客多得不太正常，于是我警惕起来。

最后，一位白发皤然的英俊大夫走进来，说他是医院的主任。然后他聊起清教徒和印第安人来，在清教徒和印第安人之后谁来占了这片土地，什么河流流经附近，谁在这儿建了第一家医院，医院怎么被烧毁，又是谁建了第二家医院。他聊啊聊啊，直到我想他准是等着瞧我会在什么时候打断他，告诉他那些河流啊、清教徒啊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我继而一想，有些也许真有其事，于是我试着分析哪些可能是真实历史，哪些可能是虚构的，可还没等我理清线索，他却道声再见走了。

我一直等到所有大夫的声音消失殆尽，然后我掀开白毯子，穿上鞋，走到大厅里。没人拦住我，于是我绕过我所在的这一边楼的走廊，拐到一条更长的走廊上去，路上我经过一间餐厅，门敞着。

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女佣在摆放晚餐用的餐具，有雪白的亚麻桌布、玻璃杯子、纸餐巾。那是真正的玻璃杯子——我将这一信息贮存在大脑某个角落，就像松鼠贮存坚果一样。在市立医院我们是用纸杯喝水的，也不给切肉的刀子。肉总是煨得烂烂的，用叉子就可以切开。

最后我来到一间很大的娱乐室，家具低劣蹩脚，地毯露出了线头。一个姑娘，圆滚滚的馅饼脸，短短的黑发，正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看杂志。她使我想起我从前的一位女童子军领袖。我瞥一眼她的脚，果然，她穿着那种据说能显出运动员风度的棕色平底皮鞋，镶边的鞋袢扣在鞋的前部，鞋带头挂着两只橡果样的小球。

姑娘抬起头，微微一笑：“我是瓦莱丽。你是谁？”

我佯装没听见，走出娱乐室，往另一楼翼的尽头走去，经过一扇齐腰高的门，门后有几个护士。

“人呢？”

“出去了。”护士在一张张胶带纸片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我将身子探过门去瞧她到底在写什么，写的是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

“到哪儿去了？”

“哦，去工作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打羽毛球啦。”

我注意到护士身边椅子上有一摞衣物。是在第一家医院我砸碎镜子时护士正往漆皮箱子里塞的那些衣服。几个护士开始将胶带纸片儿贴在一件件衣服上。

我又回到娱乐室。我真不明白，这些人在这儿干吗呢，又玩羽毛球又打高尔夫球的。既然能干这些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病了。

我在瓦莱丽的身边坐下，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想，没错，她完全可以待在女童子军营地。她正兴致盎然地阅读那份破烂不堪的《时装》杂志。

她到底在这儿干吗？我想，她一点儿没病嘛。

“我抽烟你会介意吗？”诺兰大夫往我床边那把扶手椅里靠靠，问我。

我说不会，我喜欢闻香烟的味儿。我想要是诺兰大夫抽上烟，她会多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来跟我谈话。她一走，我又会陷入原来的茫然之中。

“跟我谈谈戈登大夫，”诺兰大夫突然说，“你喜欢他吗？”

我警惕地瞅了诺兰大夫一眼。我想这些医生准是串通一气的，在这医院的什么地方，一个隐蔽的角落，一定安放着一部跟戈登大夫的器械完全一样的玩意儿，随时准备把我震得魂飞天外。

“不喜欢，”我说，“一点儿也不喜欢。”

“很有意思。为什么呢？”

“我不喜欢他对我做过的事。”

“对你做过的事？”

我给诺兰大夫描述了那架器械、那种蓝色的闪电、那种震颤、那种怪声。在我述说的时候，她整个人呆住了。

“操作错误，”听完之后她说，“不该是那样的。”

我瞪着眼看她。

“要是操作得当，”诺兰大夫说，“那就跟睡觉一样。”

“要是再有人用那玩意儿给我治疗，我就自杀。”

诺兰大夫斩钉截铁。“在这儿，我们不会给你施行休克疗法。就算我们要的话，”她纠正道，“我会预先通知你的。我保证你绝不会受到以前的那种折磨。”

“告诉你吧，”她结束道，“有些人还挺喜欢这种疗法呢。”

诺兰大夫走后，我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火柴。火柴盒的大小跟常见的不同，特别特别小。我推开盒子，一排纤细的粉红顶白木杆儿露出来。我试着划着一根，火柴在我手里折弯了。

我不明白诺兰大夫为什么要给我留下这么个愚蠢的东西。或许她想瞧瞧我是否会把火柴还给她。我小心翼翼地将玩具火柴藏在我新买的纯毛浴衣的褶边里。要是诺兰大夫来要火柴，我就说我以为是糖果做的，吞下肚了。

我隔壁的病房里住进一位新来的女病人。

我琢磨她一定是这楼里唯一一个比我迟来的病人，所以她不像其余的人那样知道我病情有多糟糕。我想也许我可以进房去跟她交个朋友。

这女人躺在床上，穿着一条紫红色的裙子，领口别着一枚彩色莹石饰针，裙子长及鞋子和膝盖的中间位置，一头铁锈红色的发丝盘成女教师式的发髻，胸前口袋上用黑色橡皮筋系着薄薄的银边眼镜。

“你好，”我在她的床沿坐下，搭腔道，“我叫埃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这女人纹丝不动，只呆呆地盯住天花板。我感到受了怠慢。我想也许瓦莱丽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她刚进来时就告诉了她我有多么愚蠢。

一个护士的脑袋探进门里。

“哦，你在这儿呢，”她说，“在问候诺里斯小姐呢。真好！”她又消失了。

我不记得我在那儿坐了多久，瞧着这穿紫红衣服的女人，一个劲儿地琢磨那撅起的樱唇会不会开启，琢磨它要是张开的话会说出什么话来。

终于，诺里斯小姐一声不吭，连瞧都没瞧我一眼，将她那穿着系扣高帮黑靴子的脚一下子甩到床的另一侧，走出了房间。我想她也许想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摆脱我。我蹑手蹑脚地从远处跟着她穿过大厅。

诺里斯小姐走到餐厅门口，停下脚步。在去餐厅的一路上，她的步子非常精确，每一步都踩在地毯图案中交织盘绕的百叶蔷薇的花心上。她顿了一顿，然后，像跨过一道隐形的齐胫高的栅栏，她举起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越过门槛。

她在一张铺着亚麻桌布的圆桌旁坐下，打开一张餐巾，铺在大腿上。

“吃晚饭还有一小时呢。”厨娘从厨房里喊道。

诺里斯小姐没有回答。她只是有礼貌地盯着前方。

我拉过一张椅子，正对着她坐在桌边，打开一张餐巾。在洋溢着亲密的姐妹情谊的寂静之中，我们相对而坐，直到厅里响起晚餐的铃声。

“趴下，”护士说，“我要给你再打一针。”

我翻过身子趴在床上，撩起裙子，然后拉下丝绸睡裤。

“天，下面都穿着什么呀？”

“睡裤。免得老是一会儿穿、一会儿脱的。”

护士发出轻轻的笑声，然后问我：“哪一边？”这是个老掉牙的笑话了。

我昂起头，回身瞧一眼我光着的屁股。由于打针，屁股青一块紫一块的。左边屁股瞧上去比右边颜色更深一些。

“右边吧。”

“就按你说的。”护士将针啪的一下扎进去，我缩了一下身子，体验到那轻微的疼痛。护士一天给我打三次针，每次打针之后一小时，给我一小杯甜甜的果汁，站在一边，瞧着我喝光它。

“你真幸运，”瓦莱丽说，“你在用胰岛素呢。”

“没什么反应啊。”

“哦，会有反应的。我也用过。等你有反应时告诉我一声。”

但是我似乎从未有任何反应。我只是变得越来越胖。妈妈给我买的略嫌肥大的新衣服，已经被我挤得满满的了。当我往下凝视我圆圆的肚子和肥肥的屁股时，我就想，谢天谢地，吉尼亚夫人没看见我现在这副模样，因为我瞧上去活像临产的孕妇。

“你见过我的伤疤吗？”

瓦莱丽撩开黑色的刘海，指着前额两边两块颜色淡淡的疤痕，仿佛有一阵她额头上曾长出角来、后来被割去了似的。

我们，就我们俩，跟着运动治疗专家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散步。如今我越来越经常地获得到户外散步的权利。他们从来没让诺里斯小姐出来过。

瓦莱丽说诺里斯小姐不该待在开普兰楼里，应该待在给更严重的病人住的韦麦克楼里。

“你知道这些伤疤是怎么回事吗？”瓦莱丽又问。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动过脑白质切除手术。”

我惊奇不已地瞧着瓦莱丽，第一次意识到她永远都那么沉静，仿佛大理石塑造一般。“你感觉怎样？”

“挺好。我再也不是一肚子怨气了。以前我老是生气。我在韦麦克住过，现在挪到开普兰来了。现在只要有护士陪伴，我就可以进城，可以逛商店，还可以去看电影。”

“出院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哦，我可没打算出去，”瓦莱丽哈哈笑了起来，“我喜欢这儿。”

“搬家了！”

“干吗要搬？”

护士自顾自地把抽屉打开又关上，把壁橱里的东西全取出来，把我的衣物叠好，放进黑色手提箱里。

我想他们终于要把我搬进韦麦克了。

“哪儿啊，你只是搬到这楼的正面去，”护士欢欢喜喜地说，“你会喜欢的。那儿阳光充足多了。”

当我们走进大厅，我看见诺里斯小姐也在搬迁。一个护士，跟我的护士一样年轻快乐，正站在诺里斯小姐房间的门道里，帮她穿上一件紫红色外套，衣领窄窄的，是松鼠皮做的。

我曾经一小时一小时地守在诺里斯小姐的床边，不肯让任何活动分了我的心，管他是工作疗法，或散步，或羽毛球赛，还是每周放映一次的电影——我喜欢这些电影，可诺里斯小姐从来不去。我这样像母鸡抱窝似的枯坐着，只是为了琢磨诺里斯小姐嘴唇那两道苍白而无言的曲线。

我想，要是她开口说话，那该有多激动人心，我会拔腿奔到大厅里，把这消息宣布给护士听。我会因鼓励诺里斯小姐受到称赞，没准儿还会赢得去城里逛商店、看电影的权利，这样我出逃的机会就更有把握了。

但是，尽管我日夜守候，诺里斯小姐始终没说过一个字。

“你搬到哪儿呀？”现在我问她。

护士碰了一下诺里斯小姐的手肘，她像个脚下装有轮子的洋娃娃一样，蓦地动了一下。

“她搬到韦麦克去，”我的护士压低声音对我说，“很遗憾，她不像你，能搬到更好的地方。”

我目送诺里斯小姐离去，她举起一只脚，再提起另一只脚，跨过大门槛上横亘的那条隐形栅栏。

“给你一个惊喜，”护士把我安置在大楼前翼一个阳光充足，可以俯视绿莹莹的高尔夫球场的房间里，然后说，“今天刚来一个你认识的人。”

“我认识的一个人？”

护士笑了。“别那样看我。不是警察。”见我缄默不语，她接着说，“她说你们是老朋友啦。就住在隔壁。干吗不去看看她呢？”

我想护士一定是在开玩笑，要是我去敲邻室的门，不会有人应门的；我走进去，就会瞧见诺里斯小姐躺在床上，穿着她那件紫红色的松鼠皮领外套，一张嘴就像玫瑰花苞一般绽开在她花瓶一般的静默的身体上。

但我还是走去敲了邻室的门。

“请进！”一个快活的声音喊道。

我将门打开一道缝，往房间里瞅瞅。一个姑娘坐在窗前，穿着马裤，样子像马一般魁梧。她抬起头来，露出一脸的笑容。

“埃斯特！”她喘着气叫道，仿佛她才跑了很长很长的路，刚刚停下来。“见到你可太好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这儿。”

“琼？”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然后又是困惑又是难以置信地再叫了一声，“琼！”

琼喜笑颜开，露出她那大大的、亮闪闪的牙齿；这牙齿是她的，错不了。

“真是我。我料到你会大吃一惊。”

16

琼的房间里，壁橱、五斗橱、桌、椅、雪白的印有一个大大的蓝色字母C[1] 的毯子，一切仿佛是我房间的镜中影像。我猛然间想到，没准儿琼听说了我的所在之后，就假装疯了，在精神病院订了个房间；她这么做不过是想跟我开个玩笑。这就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告诉护士说她是我的朋友。其实我和琼并不熟识，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冷冷的距离。

“你怎么来的？”我蜷缩在琼的床上问道。

“我读到关于你的报道。”琼说。

“什么？”

“我读到关于你的报道，就跑了。”

“你说什么呀？”我语调平板地问。

“是这样，”琼往精神病院那种磨擦轧光印花棉布扶手椅里靠靠，说，“我找了份暑期工，给个兄弟会分会的头儿干活，就像共济会那一类的组织，你知道，但不是共济会。我感觉糟透了。我得了拇囊肿，简直走不了路——到最后几天我穿不了鞋，只好穿橡皮靴去上班，你可以想象那叫我有多沮丧……”

我琢磨要么琼真是疯了——穿橡皮靴子去上班——要么她是想试试我疯到了什么程度，会不会一股脑儿相信她的话。何况只有上年纪的人才会得什么拇囊肿。我决定佯装认定她疯了，决定顺着她，由她说去吧。

“不穿鞋，我可从来吃不消，”我似笑非笑地说，“当时你疼得厉害吗？”

“厉害极了。我老板呢——他刚跟老婆分居，他不能立即就离婚，因为那违背兄弟会的章程——我老板每隔一会儿就按铃叫我，而我每动一动，脚就疼得要命，可我刚在桌前坐下，铃又响了，他又有什么心里话要一吐为快……”

“你干吗不辞职呢？”

“哦，辞啦，算是辞了吧。我请了病假。我不出门。我不见人。我把电话放在抽屉里，不听……”

“后来，我的私人医生把我送到一家大医院找一位精神科大夫。预约就诊的时间是十二点，我心情糟糕透顶。终于，十二点半的时候，一个接待员出来告诉我大夫去吃中饭了，问我愿不愿等，我说行。”

“他回来了吗？”要是琼的故事纯属捏造，那也太错综复杂了，但我由着她，瞧她怎么收场。

“哦，回来了。跟你实说吧，当时我打算自杀。我说：‘要是看这个大夫没用，就一了百了吧。’嗯，接待员领我穿过一条长长的厅道，快要走到门口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有几个学生跟大夫在一起，你不介意吧？’我能说什么？‘哦，没关系。’我说。我走进去，发现有九双眼睛紧紧盯着我。九双！十八只眼睛。

“怎么说呢，要是接待员告诉我诊疗室里会有九个人，我会当场扭头就走。可我已经进了房间，干什么都太迟了。那天呢，我碰巧穿了一件裘皮大衣……”

“在八月？”

“哦，是那种又冷又潮的天气，我想，这是我头一回见一位精神病医生——你知道。好吧，这位精神病医生在我跟他说话时一个劲儿瞟我那件裘皮大衣，我也完全看得出来，当我要求按学生价治疗费打折而不是付全费时，他是怎么想的。我可以看见他眼睛里的美元符号。嗯，我不记得我跟他说了什么，大概是关于拇囊肿、电话藏在抽屉里、我想自杀等等的情况吧。然后他请我出去等，他要跟学生讨论我的病情。当他把我叫回去，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什么？”

“他把手叉在胸前，瞧着我，说：‘吉琳小姐，我们觉得团体治疗法对你会有帮助。’”

“团体治疗法？”我想我的说话声听上去一定像在回音室一样虚假，但是琼压根儿没注意。

“他就是那么说的。你想想，我想自杀，却去跟一大帮陌生人谈论自杀的问题，何况他们大多数人的情况并不比我好上多少……”

“那是发疯嘛，”我不由自主地卷入谈话，“简直没有人道。”

“我就是那么说的。我径直回家，给大夫写了一封信。我写了一封措辞优美的信，说像他那样的人无权从事帮助病人的事业……”

“他回信了吗？”

“不知道。我就是那天读到关于你的报道的。”

“什么报道呀？”

“哦，”琼说，“关于警方怎么认为你已死亡什么的。我有一大堆剪报，放在什么地方啦。”她喘息着站起身来，我闻到一阵浓烈的马味儿，这味儿刺痛了我的鼻子。琼曾经是每年一届的学院运动会赛马比赛冠军。我怀疑她是不是一直睡在马棚里。

琼在她打开的箱子里一阵乱翻，找出一小沓剪报。

“喏，瞧瞧吧。”

第一张剪报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一位姑娘，描得黑黑的眼睛，黑嘴唇张开，露出一丝笑容。我真想不起来这张妖冶的照片是在哪儿拍的，直到我瞧见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耳环和项链，它们在明亮的强光照射下，光芒直反射到照片以外，好像仿制的星星。

奖学金女生失踪，母亲焦虑万分

照片下面的报道说，该生于八月十七日离家失踪，身穿绿裙白衣，在家留下字条说去散步，要走很远的路。报道说，当格林伍德小姐午夜尚未归家时，她母亲就向镇警察局报了警。

第二张剪报上刊登了妈妈、弟弟和我聚在后院微笑的合影。我也记不起是谁给我们拍的照片，直到我瞧见我穿着粗蓝布工装裤和白帆布球鞋，才忆起有一年夏天我给人摘菠菜，穿的就是这身衣服。然后，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渡渡·康威路过我家，给我们拍了几张家庭合影。格林伍德夫人要求登载这张照片，那上面说，希望借此鼓励女儿回家。

安眠药不翼而飞，担忧姑娘带走！

一张黑乎乎的照片，是午夜拍的吧，十几个圆脸的人在一座树林里。我觉得队尾有些人瞧上去模样古怪，个子小得异乎寻常，后来我才发现这些不是人，是狗。警方动用警犬搜索失踪少女，警官比尔·亨德利说，情形不容乐观。

发现少女，仍然活着

最后一张照片是警察正将一条长长的卷成一卷的毯子抬起，送到救护车车厢里去，毯子卷软绵绵的，一头露出一个卷心菜般全然变形的人脑袋。报道描述妈妈怎么到地窖洗涤一星期的衣物，突然间听见从一个闲置不用的洞窟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

我将剪报摊放在雪白的床罩上。

“你拿着吧，”琼说，“你应该把它们贴在一个本子里。”

我折起剪报，塞进兜里。

“我读到了关于你的报道，”琼继续说，“不是关于怎么找到你的，而是之前发生的一切，我就把我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搭第一班飞机去了纽约。”

“为什么去纽约？”

“哦，我想在纽约自杀要容易一些吧。”

“你干了什么？”

琼羞怯地露齿一笑，伸出双手，手心向上。在她手腕雪白的肌肤上，两条淡红色的粗大伤痕像一条微型山脉，横亘在双手手腕上。

“你怎么干的？”我第一次感到琼和我之间也许有些共同语言。

“我用拳头砸在同屋的窗户上。”

“什么同屋？”

“以前学院里的同屋。当时她在纽约工作，我想不出其他可待的地方，而且我的钱快用完了，所以只好去跟她住在一起。我父母发现了我在那儿——她给他们写信说我行为反常——父亲立刻就乘飞机来了，把我领了回去。”

“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肯定地说。

琼用她那明亮的卵石一般灰色的眼睛审视了我一下。“我想是吧，”她说，“你不是吗？”

晚饭后，我睡着了。

我被叫喊声吵醒。巴尼斯特夫人，巴尼斯特夫人，巴尼斯特夫人，巴尼斯特夫人。等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用双手拍打床架，大声嚷嚷。夜间值班护士巴尼斯特夫人机敏歪斜的身影闯入视野。

“来来来，我们可不想你把这个给砸坏了。”

她解开我的手表。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巴尼斯特夫人脸上立刻堆起笑容：“你有反应了。”

“反应？”

“对。感觉怎么样？”

“很怪。轻飘飘的。”

巴尼斯特夫人帮助我坐起来。

“现在你要好起来了。很快就会好起来。想喝热牛奶吗？”

“想。”

巴尼斯特夫人将牛奶杯凑在我唇前，我一边用舌头舔着热乎乎的牛奶，一边咕咚咕咚往下咽，津津有味，宛若婴孩吮吸母亲的乳汁。

“巴尼斯特夫人告诉我你有了反应。”诺兰大夫坐在窗前的扶手椅里，拿出一只小小的火柴盒。这跟我藏在浴衣褶缝里的火柴盒一模一样，刹那间我纳闷是不是护士发现了褶缝里的火柴盒，然后不声不响地把它交还给诺兰大夫。

诺兰大夫在火柴盒边上哧地划亮一根火柴，一团炽热的黄色火焰跳跃闪烁，我瞧着她把火焰喂进香烟里。

“巴尼斯特夫人说你感觉好一些了。”

“有那么一阵子是好些。现在又是老样子了。”

“我给你带来个消息。”

我等待着。现在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了多少天了——我都倚在娱乐室的帆布躺椅里，用白毯子裹着身体，装模作样地在那里读书。我隐隐约约觉得诺兰大夫是在给我几天宽限，然后她会说戈登大夫曾经说过的话：“很遗憾，你的病情似乎没有好转，我想你最好接受休克疗法……”

“嗯，你不想知道是什么消息吗？”

“什么消息？”我干巴巴地说，戒备起来。

“在一段时间里，你不会再有访客了。”

我惊讶地凝视诺兰大夫。“啊，太好了。”

“我想这会使你高兴的。”她莞尔一笑。

我的目光移向五斗橱旁边的废纸篓，诺兰大夫也朝那儿看去。一打长杆玫瑰的血红色花苞从废纸篓里露出头来。

那天下午妈妈来看我。

妈妈只是一长串探视者名单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是我从前的一位雇主，一位基督教科学派[2] 信徒，她跟我一起到草坪上去散了会儿步。她说，《圣经》说到大地雾气上腾[3] ，这雾气指的就是错觉；我的整个问题在于我迷信这团雾气，只要我不再迷信雾气，雾气就会烟消云散，我便会看到其实我一直是很健康的。另一位探视者是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来教我玩拼字游戏，因为他认为这个游戏也许会唤起我以往对文字的兴趣。还有菲洛梅娜·吉尼亚本人，她对于医生的治疗一点儿也不满意，并对他们不断地表示她的遗憾。

我真是痛恨这些探视。

每当我在我的娱乐室或房间里坐定，就会有个笑眯眯的护士冒出来，宣布说有人来探访我。有一次，他们竟然把我们一位论派牧师给带来了，那个人我可是从来都不太喜欢。从探视开始到结束，他的神情都紧张得不得了；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我疯疯癫癫，因为我告诉他我相信地狱，我认定像我这样的人，不肯像其他人那样相信人死后会有各样遭遇，在死去之前就得过地狱般的生活，好补上我们死后不用遭的那份罪。

我痛恨这些探视，因为我老觉着这些来访者总是把现在这长了一头野草似的乱发的我跟过去的我以及他们寄予希望的我相比较，我知道他们离去时全都不知所措。

我想，要是他们不来烦我，我也许能有些安宁。

妈妈是访客中最糟糕的一个。她从不责备我，老是摆出一副悲痛欲绝的神情，一个劲儿哀求我告诉她她究竟做错了什么。她说她认准医生们认为她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询问了许多关于她如何训练我大小便的问题，其实我很小就训练有素，从来没给她添过乱。

那天下午妈妈给我带来了玫瑰花。

“留在我葬礼上用吧。”我说。

妈妈的脸皱起来，看上去她要哭了。

“埃斯特，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啦？”

“不记得。”

我猜想也许是情人节。

“是你的生日呀。”

就是那时候我将玫瑰花塞进了废纸篓。

“她这么干无聊透顶。”我对诺兰大夫说。

诺兰大夫点点头。她似乎懂得我的意思。

“我恨她。”我说，准备领受一切打击。

然而，诺兰大夫只是对我微笑，仿佛有什么事让她非常非常满意，然后她说：“我想你是的。”

【注释】

[1] C是原文中开普兰楼的缩写。

[2] 基督教科学派：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基督教派别，认为疾病与罪一样，都出自人的必死意识，必须依靠上帝的永恒意识才能治愈。

[3] 语出《圣经》创世纪2：4——6：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引自新标点和合本《圣经》

17

“今天你运气来啦。”

年轻的护士端走我的早餐托盘，剩下我一个人裹在白毯子里，像个坐在船甲板上呼吸海上空气的旅客。

“什么运气？”

“嗯，我没把握你现在该不该知道，今天，你要迁到贝尔沙兹[1] 楼去。”护士怀着期待之情瞧着我。

“贝尔沙兹，”我说，“不可能吧。”

“为什么不可能？”

“我还不行。还没多少起色呢。”

“哪儿的话，你很有起色。别操心啦，要是你没有起色，他们是不会让你搬迁的。”

护士离开之后，我试图解开诺兰大夫这一举动之谜。她是想证明什么呢？我还是老样子。一切都是老样子。贝尔沙兹是最好的一幢楼，人们从贝尔沙兹返回工作，返回学校，回家。

琼会在贝尔沙兹楼，琼和她的物理课本、她的高尔夫球棍、她的羽毛球拍，还有她那气喘吁吁的说话声。琼标志着我和行将痊愈的人们之间的鸿沟。自从琼离开开普兰后，我一直透过精神病院的葡萄藤跟踪着她的进展。

琼得到散步的权利，琼得到上街购物的权利，琼得到进城的权利。我将所有关于琼的消息都聚拢一块，成为小小的、令我心里不是滋味的一堆，虽然当我听说这些消息时都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琼是过去的我的精华部分的光彩夺目的翻版，专门设计来尾随我，折磨我。

也许我去贝尔沙兹时，琼已经出院了。

到贝尔沙兹以后我至少可以摆脱休克疗法。在开普兰，许多女人接受休克疗法。我能认出这些女人，因为她们不跟我们同时拿到早点。我们在房间里用早餐时，她们去接受休克治疗，然后，像小孩似的，由护士带领着默默无言地到娱乐室去吃早点。

每天早晨，一听到护士送早餐来的敲门声，我便感到通体上下莫大的放松，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我已幸免于难。我真不明白，既然诺兰大夫自己从未体验过休克疗法，她怎么知道病人在休克治疗的过程中入睡了呢？她怎么知道当病人看起来像是在睡觉时，他的内心不是一直在体验蓝色电闪和怪声呢？

从大厅的一端传来钢琴声。

晚餐时我静静地坐着，听住在贝尔沙兹的女人们闲聊。她们全都穿戴入时，脸上精心描画，有几个是已婚妇人。有人去城里购物了，有人外出访友了，回来在晚餐桌上她们你一句我一句起劲地聊这些私人的笑料。

“我要给杰克打电话，”一个名叫蒂蒂的女人说，“可又怕他不在家。但我知道往哪儿打能找到他，他准在，不会错。”

跟我同桌的一位矮小活跃的金发女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今天差一点儿跟洛林大夫搞上啦。”她睁大原本就目光炯炯的蓝眼睛，像个小洋娃娃，“我才不在乎用老珀西折价换一个新款式呢。”

在餐厅的另一头，琼正胃口奇好地狼吞虎咽午餐肉和焙西红柿。她跟这些女人似乎非常亲近，待我却相当冷漠，带有一点轻蔑，好像跟一个她不太认识、低人一等的人打交道似的。

晚餐后我立刻就上了床，但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钢琴的声音，我想象琼、蒂蒂、那个名叫洛贝尔的金发女人，还有其他女人背着我在起居室说东道西、拿我取笑的情景。她们会说在贝尔沙兹有我这样的人有多扫兴，我该待在韦麦克才是。

我决定去堵上她们的臭嘴。

我将毯子松垮垮地披在肩上，像披一条大披肩，然后沿着大厅往那灯火明亮的一片欢声笑语之处信步走去。

那以后，我听蒂蒂在大钢琴上乓乓乓地弹奏了几首她自己谱写的歌曲，其他女人则围成一圈一边打桥牌一边聊天，就像在学院宿舍里一样，只是她们大多数人都比大学生年长十岁。

其中有一个高大的灰发女人，叫什么沙凡琪[2] 夫人，嗓音低沉而带有回音，像个男低音，她曾在瓦萨学院[3] 受过训练。我一眼就看出她是个交际场上的老手，因为她总是在议论初涉社交的姑娘们的事儿。她似乎有两三个女儿，那一年，她们全要粉墨登场，打入社交圈，只是她自己进了疯人院，把她们的登场晚会搅得一团糟。

蒂蒂弹奏了一支她称之为《送牛奶者》的曲子，大家都说她应该发表这支曲子，会引起轰动的。开始，她在琴键上弹奏一种调儿，好似马蹄橐橐，有一匹小马慢悠悠地走来，接着换了另一调儿，像是送奶者在吹口哨，然后两种旋律融合在一起。

“真好听。”我搭讪着说。

琼倚在钢琴一角，正在翻阅新一期的时装杂志。蒂蒂抬头对她莞尔一笑，似乎两人有什么秘密心照不宣。

“哦，埃斯特，”琼扬起杂志说，“这不是你吗？”

蒂蒂停止了弹奏。“让我瞧瞧，”她拿过杂志，瞅一眼琼手指着的那一页，然后回头瞥了我一眼。

“哦，不是，”蒂蒂说，“绝对不是。”她又看一眼杂志，再看看我。“不可能！”

“哦，可这就是埃斯特，对不对，埃斯特？”琼说。

洛贝尔和沙凡琪夫人磨蹭着凑上前来，我假装知道她们在争论什么，也跟着走向钢琴边。

杂志照片上一个身穿不知什么布料的白色无肩带晚礼服的姑娘，笑得合不拢嘴，周围围了一群弯着腰的小伙子。那姑娘手擎一杯透明的饮料，目光越过我的肩膀，似乎在凝视我身后靠左边一点儿的什么东西。我后颈上感到一丝轻微的呼吸。我把身子一转。

是夜间值班护士，穿着她那柔软的胶底鞋，所以进来的时候悄无声息。

“别逗啦，”她说，“真是你吗？”

“不，不是我。琼看错了，是别人。”

“哎呀，你就招了吧！”蒂蒂叫喊道。

但我佯装没有听见，走了开去。

然后洛贝尔哀求护士补个空缺打四人桥牌，我拖了一把椅子在一旁观战，虽然我对桥牌一窍不通。在学院时我没有时间学，不像那些家境丰裕的姑娘，她们全学会了。

我盯着纸牌上那些国王、杰克、王后等等平板的面孔，听护士讲她艰辛的人生。

“你们这些女士们不会知道打两份工是什么滋味儿，”她说，“晚上我到这儿来，看护你们……”

洛贝尔咯咯笑了起来：“哦，我们多乖啊。你也知道我们是这儿最听话的。”

“哦，你们是挺不赖。”护士拿出一包绿薄荷口香糖分给大家，然后自己剥开糖外面包的锡纸，露出粉红色的口香糖片，“你们都挺好。可是州立医院里的那帮呆子真叫我愁死了。”

“你在两个地方干活？”我突然间起了兴趣，问道。

“没错。”护士直直地盯了我一眼，我可以看出来她认为我不该住在贝尔沙兹，“你绝对不会喜欢住在另外那个地方的，简女士。”

我觉得奇怪，护士明明知道我的名字，却管我叫什么简女士。

“为什么？”我又问。

“哦，那儿可不像这儿这么好。这儿是个正儿八经的乡村俱乐部。那儿呢，什么条件都没有。没工作疗法，没散步……”

“怎么连散步也没有？”

“雇——员——不——足呗。”护士抢先发了一张得分牌，洛贝尔哼了一声。护士又说：“说真的，女士们，等我凑够给自己买辆车的钱，我就不干啦。”

“你也不在这儿干了？”琼刨根问底地问。

“当然啦。那以后我只看护私人病人。要是我突发奇想……”

我不再听下去了。

我觉得，护士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来向我透露我可能有的下场。要么我就表现出一点儿起色，要么我就堕落下去，像颗熊熊燃烧、继而烧成灰烬的星星，从贝尔沙兹坠到开普兰，再从开普兰坠到韦麦克，最后，诺兰大夫和吉尼亚夫人都把我放弃了，我就摔进一墙之隔的州立医院。

我用毯子将自己裹得严实一些，将椅子往后一推。

“你冷啊？”护士粗鲁地问。

“冷，”我说着，往大厅走去，“都快冻僵了。”

在我雪白的茧里，我醒来，感到温暖而宁静。一缕苍白的冬日阳光照在衣柜的镜子、柜子上面的玻璃杯和金属门把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从大厅的另一边传来清晨特有的叮当声，是厨娘在准备早餐。

我听见护士敲我邻室的门，那是走廊最远的一端。沙凡琪夫人睡眼蒙眬地发出低沉的回响，护士走进房去，早餐盘叮叮当当。我心里涌起一阵轻微的激动，想到那冒着热气的蓝瓷咖啡壶，那蓝瓷的早餐杯，那厚实的蓝瓷奶油罐，罐上还绘着白色的雏菊。

我决定听天由命。

就算我要堕落下去，至少我要尽我所能抓牢这些使我得享安逸的小东西。

护士笃笃敲我的门，没等我应门，就一阵风似的飘了进来。

这是一个新来的护士——她们总是换人——瘦削的浅棕色脸庞，浅棕色的头发，清瘦的鼻子上点缀着大点大点的雀斑。不知怎么搞的，我一瞧见这护士就觉着忧心忡忡。当她大步穿过房间去拉开绿色百叶窗时，我才意识到她之所以看来反常，部分原因在于她是空着手来的。

我开口想要我的早餐盘，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护士可能是把我错当成别的什么人了。新来的护士常犯这类错误。在贝尔沙兹一定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接受休克治疗，而护士把我跟她搞混了，这完全可以理解。

我等待着，护士例行公事地在我病房里转了一小圈儿，拍拍这儿，拽拽那儿，整理整理，然后端着早餐盘给走廊下面一间病房的洛贝尔送去。

等她一走，我就将脚伸进拖鞋，拽上毯子——清晨虽阳光明媚，却凛冽逼人——匆匆穿过大厅，走进厨房。身穿粉红制服的厨娘正用火炉上一把砸得坑坑洼洼的大壶往一溜蓝瓷咖啡壶里倒咖啡。

我满怀爱慕地瞧着那一溜等候被人取走的早餐托盘——一张张雪白的纸餐巾，折成挺括的等腰三角形花样，压在银叉下面；煮得半熟的嫩白色的鸡蛋隆起在蓝色蛋杯之上；橘子酱盛在扇贝形的玻璃盘里。我只需伸出手去，要过我的盘子，这世界就一切如常了。

“出了点错，”我欠身越过柜台对厨娘说，声音压得低低的，表示我们的亲密，“新来的护士今天忘了给我送早餐了。”

我挤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表示我完全不在意。

“你叫什么名字？”

“格林伍德。埃斯特·格林伍德。”

“格林伍德，格林伍德，格林伍德。”厨娘长了疣子的食指沿着钉在厨房墙上的贝尔沙兹病人名单往下比划，“格林伍德，今天没早餐。”

我双手抓住柜台的边缘。

“准是弄错了。你肯定是格林伍德吗？”

“是格林伍德。”厨娘肯定地说。这时护士走了过来。

护士疑惑地瞅瞅我，又瞅瞅厨娘。

“格林伍德小姐来要她的早餐。”厨娘避开我的目光说。

“哦，”护士对我嫣然一笑，“你今天的早餐要晚一会儿送，格林伍德小姐。你……”

没等护士说完我就疾步走了出去，漫无目的地冲到大厅里，没回病房，因为他们会到那儿去找我。我直奔我的小窝。这个小窝比开普兰的那个差多了，但终究是个窝，隐蔽在大厅一个宁静的角落，琼啦、洛贝尔啦、蒂蒂啦、沙凡琪夫人啦是绝不会来这儿的。

我用毯子蒙住脑袋，蜷缩在小窝最里边的角落里。叫我震惊的倒不是休克疗法，而是诺兰大夫，她竟然无耻地背叛了我。我喜欢诺兰大夫，我爱诺兰大夫，我把我的信任拱手交给了她，把什么都告诉了她，而她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过，要是我需要再接受休克治疗，她会事先通知我的。

当然啦，要是她头天晚上就告诉我，我会彻夜不眠，满心恐惧，充满不祥的预感，但是到了清晨，我已经镇定下来，有所准备。我会在两个护士的护卫下，庄严地穿过大厅，从蒂蒂、洛贝尔、沙凡琪夫人和琼的跟前走过去，像一个听天由命、引颈待毙的人一样。

护士向我弯下身子，叫我的名字。

我往后退，缩到角落更深处。护士不见了。我知道她马上就会回来，带来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护理员，他们会把我抬起来，让我哭号着、挣扎着从蜂拥而至的笑呵呵地看热闹的人们面前走过去。

诺兰大夫像母亲一般搂住我，给我一个拥抱。

“你说过你会告诉我的！”我透过皱巴巴的毯子冲她嚷嚷。

“我不是在告诉你吗？”诺兰大夫说，“今天我特意一早来告诉你，而且我要亲自带你去。”

我透过肿胀的眼皮偷眼看她。“昨晚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我只是考虑到那会让你彻夜不眠。要是我知道……”

“你说过你会事先告诉我的。”

“听着，埃斯特，”诺兰大夫说，“我陪你一块儿去。我会一直待在那儿，确保一切操作正常，就跟我答应你的那样。你醒来时我会在那儿，然后我再陪你回病房。”

我望着她。她似乎心烦意乱。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保证留在那儿。”

“我保证。”

诺兰大夫拿出一条白手绢给我擦脸。她用手臂勾住我的手臂，就像老朋友一样，帮我站立起来，然后我们往走廊尽头走去。我的毯子老是绊脚，我就干脆让它掉到地上，诺兰大夫似乎没注意。我们从琼身旁经过，她正从病房里走出来，我对她不怀好意地、态度倨傲地笑了一笑，她往后让了让，等我们过去。

诺兰大夫打开走廊末端的一扇门，领我走下楼梯，来到神秘的地下走廊。这些走廊通过繁复的地道和地沟网跟医院的各建筑物相通。

墙是明亮的，铺着盥洗室用的白瓷砖，在黑乎乎的天花板上每隔一段安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熠熠反光的墙上横贯着不断分岔出去的管道，有些嘶嘶作响，有些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像是错综复杂的神经系统。靠着管道到处摆放着担架和轮椅。我死死抓住诺兰大夫的手臂，她不时搂紧我，给我鼓劲儿。

终于，我们在一扇绿色的门前停了下来，门上用黑漆写着“电疗室”的字样。我退缩了，诺兰大夫等着。过了一会儿我说：“干完算了。”我们走了进去。

候诊室里除了我和诺兰大夫之外，只有一个毫无血色的男子，穿着寒酸的栗色浴衣，还有陪他过来的护士。

“你想坐一会儿吗？”诺兰大夫指着一张木凳问我，但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想，等负责休克疗法的医务人员进来时，我要把自己从坐着的姿势再拉起来可不那么容易。

“还是站着吧。”

一个形容枯槁的高个女人，穿着一件白大褂，从内室走了出来。我以为她会去叫那穿栗色浴衣的男子，因为他先来，所以当她朝我走来时我吃了一惊。

“早上好，诺兰大夫，”这女人说，一边将手搂住我的肩膀，“这就是埃斯特吗？”

“是的，休伊小姐。埃斯特，这位是休伊小姐。她会照料你的。我跟她谈起过你。”

我琢磨这女人准有七英尺高。她慈爱地朝我俯下身子，我看得出来她脸上——那张脸的正中是一颗龇出来的龅牙——曾经生过粉刺，而今坑坑洼洼，看上去就像一张月球上的陨坑分布图。

“我想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做，埃斯特，”休伊小姐说，“安德逊先生不会介意等一会儿的，是不是，安德逊先生？”

安德逊先生一声不吭。于是，休伊小姐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诺兰大夫尾随在后，我走进里面那个房间。

我透过眯着的眼缝——我不敢把眼睁得太大，惟恐一切尽收眼底之后我会吓死——瞅见一张高高的床，一张雪白的床单好像绷鼓面一样绷紧在床上，床后是一架器械，器械后面是一个戴口罩的人——我不知道究竟是男是女，床的两侧也各站一溜戴口罩的人。

休伊小姐帮助我爬上床，仰面躺下。

“跟我说说话吧。”我说。

休伊小姐开始用一种低低的令人宽慰的语调跟我说话，一边把软膏涂在我的太阳穴上，再将两枚小电钮安在我的脑袋两侧。“绝对没问题，你什么也不会感觉到，只需咬住……”她把个什么东西放在我舌尖上，我惊恐万分地一咬，感觉自己仿佛黑板上的粉笔字一般，顿时被黑暗抹去了。

【注释】

[1] 贝尔沙兹：原文为Belsize，意为“大小如钟”。

[2] 沙凡琪：原文为Savage，意为“野蛮人”。

[3] 瓦萨学院：一所女子高等学府，位于纽约州南部波基普西市，率先提倡音乐和体育课程。

18

“埃斯特。”

我大汗淋漓地从沉沉的睡梦中醒来，第一眼瞧见的就是诺兰大夫的脸，在我面前晃悠，她正唤着我：“埃斯特，埃斯特。”

我用僵麻的手揉了揉眼睛。

我可以看见在诺兰大夫身后有一个女人的身影，穿着皱巴巴的黑白格子浴衣，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小床上，像是刚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摔下来似的。还没等我看清楚，诺兰大夫便带我穿过一道门来到蓝天之下的新鲜空气里。

所有的闷热和恐惧都荡涤一清。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平和。钟形罩被提起了，悬挂在我脑袋上方几英尺的半空中。我能呼吸到流动的空气了。

“跟我讲的一样，是不是？”我们嘎吱嘎吱踩着棕色的落叶一起往贝尔沙兹走时，诺兰大夫问我。

“没错。”

“嗯，往后都是那样的，”她果断地说，“往后你一星期接受三次休克治疗——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

我张大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样下去多长时间？”

“那就取决于你我二人了。”诺兰大夫说。

我拿起银刀，敲开鸡蛋的壳。然后我放下银刀，盯着它出神。我竭力琢磨我对刀子的喜爱有什么原由，然而这个念头没被我的心思套住，它一个闪身，小鸟一般消逝在茫茫天际。

琼和蒂蒂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蒂蒂一边自己弹奏《筷子》的高音部，一边教琼弹奏低音部。

我心想，琼的牙齿这么老大，一双眼瞪出来，恰似两颗灰色卵石，整个人瞧上去活像一匹马，这可真是令人悲哀。唉，她甚至连巴迪·威拉德这样的家伙都守不住。蒂蒂的丈夫显然正跟哪个情妇住在一起，害得她酸溜溜的，像只没人要的老猫。

“我收到了一封——信。”琼拉长调子唱着从门缝里探进头来，头发乱蓬蓬的。

“好极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书。我的休克疗程很短，只有五次，疗程结束后我就有了进城的权利。自那以后琼就像一只上气不接下气的大果蝇一般围着我转，仿佛她只消靠近我，就能吮吸到康复的甜蜜。他们拿走了她的物理课本，还有散放在她房间四周、写满课堂笔记的一摞摞螺旋芯活页簿，她的活动范围又被限制在庭院里面了。

“你不想知道是谁寄来的吗？”

琼一侧身，走进房内，坐在我的床上。我想对她说滚出去，她害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但我不能这样做。

“哦，”我将一根手指插在书页间，把书合上，“谁寄来的？”

琼从裙兜里抽出一只浅蓝色的信封，戏谑地晃了晃。

“哈，真巧！”我说。

“巧，什么意思？”

我走到衣柜前，拿起一只浅蓝色的信封，像与人告别时挥舞手绢那样朝琼扬了扬。“我也收到一封信，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他好多了，”琼说，“出院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

“你要跟他结婚吗？”

“不，”我说，“你呢？”

琼躲闪地笑了笑：“其实我并不太喜欢他。”

“哦？”

“对，我喜欢的是他的家人。”

“你是说威拉德先生和夫人吗？”

“对，”琼的话音像一股凉风沿着我的脊柱吹下去，“我爱他们。他们真是好和善、好快乐，跟我的父母完全不同。我一直去看望他们，”她顿了顿，“一直到你出现。”

“对不起。”我说，继而又问，“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去看望他们呢？”

“哦，我不能去，”琼说，“你和巴迪在恋爱呢。那样会看起来……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看起来怪怪的。”

我思索了一下，说：“我想是吧。”

“你，”琼犹豫了一下，问道，“会让他到这儿来吗？”

“不知道。”

一开始我想，让巴迪到精神病院来看我可不行，他到这儿来只会跟其他大夫拉拉扯扯，洋洋得意。可是后来我觉得，让他来医院将是我迈出的重要一步：告诉他他是个怎样的人；宣布跟他断绝关系，尽管我没有爱上别人；告诉他我并没有爱上什么同声传译，没爱上任何人，我不再和他来往，只是因为他不合心意。“你呢，让他来吗？”

“让，”琼喘息着说，“也许他会带上他妈妈。我会请求他带上他妈妈……”

“他妈妈？”

琼撅起嘴说：“我喜欢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女性。我看她就跟我亲妈一样。”

我眼前浮现出威拉德夫人的形象，混色花呢套装，实用耐穿的鞋子，还有她那些充满智慧与母性的箴言。威拉德先生是她的小孩子，他的嗓音尖利清脆，就像个小孩子。琼和威拉德夫人。琼……和威拉德夫人……

那天上午，我叩过蒂蒂的房门，想借些二段曲式的乐谱。我等了几分钟，没人回答，我想蒂蒂准是出去了，我可以自己动手到柜子里去拿乐谱，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

在贝尔沙兹，甚至在贝尔沙兹，门也是装了锁的，只是病人没有钥匙。门关上了，意味着屋主不想受人打扰，这就像把门锁上一样，受到尊重。一般人把门敲上一下，再敲一下，便会走开。等我站在黑洞洞的、充满麝香气味的房间里，因为陡然从明亮的走廊走了进去，眼前一片昏黑时，我才想起这个规矩来。

待我眼睛稍微适应黑暗之后，我看见从床上起来一个人影。然后有人轻轻笑了两声。那人理了理头发，幽暗之中两只卵石般灰白的眼睛注视着我。蒂蒂背靠在枕头上，绿色的纯毛睡袍下大腿光溜溜的。她望着我，脸上带了一丝嘲弄的微笑。一星香烟的火光从她右手指间亮起。

“我只是想……”我说。

“我知道，”蒂蒂说，“乐谱。”

“你好，埃斯特，”琼说，她那腔调令我几欲作呕，“等等我，埃斯特，我来给你弹低音部吧。”

而现在，琼大胆地说：“我一直不太喜欢巴迪·威拉德。他以为他什么都懂。他以为他了解关于女人的一切……”

我看着琼。尽管我感到肉麻，尽管我对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琼却使我着迷。这就好像观察一个火星人或者一只背上瘤子特别多的癞蛤蟆。她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她的情感也不是我的情感，然而我们却是如此相近，她的思想和情感似乎是我的思想和情感的一个歪斜的黑影。

有时候我真纳闷，不知琼是不是我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有时候我又思忖，在我以后人生的每一次危机中，不知她会不会继续突然冒出来，提醒我，我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并且在我眼皮底下，经历她自己的与我的情形相似的危机。

“我真不明白女人在女人身上能发现什么，”那天中午在跟诺兰大夫的谈话中我曾经问她，“什么东西在男人身上找不到，而只能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找到？”

诺兰大夫顿了顿，然后说：“温柔。”

我无话可说。

“我喜欢你，”琼正在说呢，“我喜欢你胜过喜欢巴迪。”

看着她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床上，脸上带着愚蠢的微笑，我想起了我们学院宿舍里的一个丑闻，说的是个胖乎乎的乳房硕大的大四学生和一个高个、腼腆的大一学生，说她们混在一块的时间多得令人生疑。那个大四学生像个老祖母一般亲切朴实，主修宗教，非常虔诚；那个大一学生呢，每次人家给她安排约会介绍男朋友，那些男孩子总能找出种种巧妙的借口，刚见面没多久就把她撂下不管了。

讲闲话的人接着说，有一次有人撞见她们俩在胖学生的宿舍里拥抱在一起。

“她们在做什么呢？”我曾经问道。每次我想到男人跟男人一块、女人跟女人一块，就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们或她们究竟会在一起做什么。

“哦，”那个特务说，“米莉坐在椅子上，赛奥朵拉躺在床上，米莉在抚摸赛奥朵拉的头发。”

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讲闲话的人会透露一些具体的丑行。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就只是躺着和拥抱。

当然啦，我们学院里的著名女诗人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一个矮墩墩的上了年纪的古典文学学者，剪荷兰式短发。我曾经对诗人说，我还是结婚吧，生一大群孩子，她神色惊恐地瞧着我。“那你的事业呢？”她叫嚷道。

我感到头痛。为什么我总是吸引这些古怪的老女人呢？那位著名诗人，菲洛梅娜·吉尼亚，杰·西，基督教科学教派的那位女士，还有天晓得的一些什么人，她们都想以某种方式领养我，作为对她们的关怀和影响的报答，要我学她们的样儿。

“我喜欢你。”

“这可糟了，琼，”我说，拿起我的书，“因为我不喜欢你。不瞒你说，你叫我恶心。”

我走出了房间，留下琼一个人像匹粗笨的老马一般横躺在我的床上。

我一边在等候医生，一边犹豫要不要赶紧溜走。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是非法的——至少在马萨诸塞州吧，因为这个州里到处都是天主教徒——但是诺兰大夫说这位医生是她的一位老朋友，一个有头脑的人。

“你预约是看什么？”穿白大褂的接待员语调轻快地问，一边在簿册名单上我的名字旁边打了个钩。

“‘看什么’，什么意思？”我以为只有医生本人才会问我这个问题，何况这间公共候诊室里坐满了等候其他医生的病人，大多数都怀有身孕或带着婴儿，我感觉到她们的目光射向我平坦的处女的腹部。

接待员抬起头瞧我一眼，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为上子宫帽做检查，是吗？”她善意地问道，“我只想弄清楚，好知道怎么收费。是学生吗？”

“哦，是。”

“那就只收半费。不是十美元，而是五美元。要开账单吗？”

我差一点告诉她我家里的地址，账单寄到时我差不多也该回到家了，但我怕妈妈会打开账单，看出这是笔什么费用。我唯一另外的地址是一个看不出所以然的信箱号码，因为使用这种号码的人不想声张他们住在精神病院的事实。可我继而一想，接待员也许会认出这个信箱号码，所以我说：“我还是付现金吧。”然后从袋里一卷钞票中数出五美元来。

这五美元是菲洛梅娜·吉尼亚寄给我的，可以说是祝贺我康复的礼物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她要是知道她的钱派做了什么用途会怎么想。

不管她知不知道，菲洛梅娜·吉尼亚正在替我买自由之身呢。

“一想到要受男人支配，我就愤愤不平。”我对诺兰大夫说，“男人在这世界上无忧无虑，而我却要背上个孩子的包袱，孩子就像一根大棒悬在我的脑袋上，叫我不敢妄动。”

“要是你不用担忧生孩子，你是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呢？”

“会，”我说，“可是……”我跟诺兰大夫讲起那位已婚的女律师和她那篇《捍卫贞操》。

诺兰大夫一直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纵声大笑。“宣传！”她说，然后在药方簿上刷刷写下这位医生的姓名地址。

我坐立不安地把一本《宝宝趣话》一页页翻阅过去。一页接着一页，一张张胖墩墩的充满活力的婴儿脸庞冲我粲然微笑——长着大秃瓢的婴儿，肤色像巧克力的婴儿，脸长得像艾森豪威尔的婴儿，第一次翻身的婴儿，伸手抓响盒玩具的婴儿，第一次吃固体食物的婴儿——婴儿一路玩着各种奇妙的小把戏慢慢长大，一步步迈向一个充满焦虑、令人不安的世界。

我闻到一股宝宝粟米糊、酸奶、臭得像腌鳕鱼的尿布糅合在一块儿的味儿，既为这些人感到悲哀，又觉得心中充满柔情。对我周围的这些女人来说，生孩子多么轻而易举！为什么我却这么缺乏母性，这么与众不同呢？我为什么不能像渡渡·康威一样，为一个又一个胖乎乎的嗷嗷待哺的婴儿奉献一生呢？

要是我得没日没夜地侍候婴儿，我会发疯的。

我瞧着对面女人膝上的婴儿。我无法判别这孩子有多大，对于婴儿的年龄，我从来就说不好——我只知道他说起话来嘟嘟噜噜，好像吐泡泡，粉嘟嘟的嘴里长了二十颗牙。他抬起肩头上那只颤颤巍巍的小脑袋——他似乎没长脖子——用一种睿智的、柏拉图式的表情注视着我。

婴儿的妈妈抱着婴儿一个劲儿地笑呀笑，仿佛这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奇迹。我将妈妈与婴儿上下打量，想找出是什么使他俩如此心满意足，然而还没等我发现什么，医生就叫我进去了。

“你想为上子宫帽做检查。”他高高兴兴地说。我宽慰地想，好在他不问那种叫人难堪的问题。我曾经不很认真地盘算过，要告诉医生我准备嫁给一个水手，等他的船在查尔斯顿海军码头一靠岸，我就跟他结婚；我之所以没戴订婚戒指，是因为我们太穷。然而到最后一刻，我放弃了这个哀婉动人的故事，只简单地说：“对。”

我爬上检查台，心里想着：我正在爬向自由呢，不用再担忧恐惧，不必因为跟人发生了关系就非得嫁人，尽管他不合心意，譬如巴迪·威拉德。我不致沦落到“弗洛伦斯·克利坦顿之家”那样的地方，被送到那儿去的穷人家的姑娘早该像我这样有所准备，因为她们做过的事总还是要再做的，不管……

我坐在回精神病院的车上，膝上放着棕色纸包装的盒子，俨然一位夫人，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回家，买了盒施拉夫特点心店的蛋糕，准备送给我那位老处女姨妈，或者买了一顶法伦地下商场的帽子。渐渐地，我不再担心天主教徒的眼睛能透视一切了，变得自在起来。我想，我利用进城逛商店的权利，干了一件多么漂亮的事。

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

下一步是找个合适的男人。

19

“我想当个精神病医生。”

琼像她惯常一样喘着粗气，激情澎湃地说。我们俩正在贝尔沙兹餐厅里喝着苹果酒。

“是吗，”我干巴巴地应道，“那挺好。”

“我跟奎恩大夫长谈过，她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奎恩大夫是琼的主治医生，一个聪明而狡黠的单身女人。我常常想，要是我被分配给奎恩大夫，我也许还待在开普兰呢，不，更有可能早去了韦麦克了。奎恩大夫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气质吸引着琼，而这种气质却叫我直打寒战。

琼就自我和本我侃侃而谈，我的心思却转到别的东西上去，想起放在最底层抽屉里的那只没开过的盒子。我跟诺兰大夫从未谈过自我和本我。我不知道我跟她究竟谈了些什么。

“……现在我要住到外面去了。”

我的心思顿时收回到琼身上。“哪儿？”我问，竭力掩饰我的嫉妒。

诺兰大夫说，在她的推荐之下，加上菲洛梅娜·吉尼亚的奖学金，学院决定让我下学期入学，但是大夫们反对我在开学前搬回去与妈妈同住，所以我还得留在精神病院，直到冬季学期开始。

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不公平，琼竟然比我先跨出精神病院的大门。

“哪儿？”我执拗地问，“他们不会让你单独住，是不是？”那个星期琼刚刚重获进城的权利。

“哦，不会，当然不会啦。我和肯尼迪护士一起住在剑桥城，她的同屋刚结婚，正找人跟她合住。”

“干杯。”我举起苹果酒，两人叮当碰了杯。尽管我有极大的保留，但是我想我会一直珍惜和琼的友谊的。我们俩就好像被一种如战争或瘟疫一般势不可当的机缘撮合到一块，同属一个世界。“你什么时候搬？”

“下月一号。”

“真好。”

琼有些依依不舍。“你会来看我，是不是，埃斯特？”

“当然啦。”

但我心想：不太可能吧。

“好疼，”我说，“干这事儿会疼的吗？”

欧文缄默不语，然后他说：“有时候会疼的。”

我是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台阶上遇见欧文的。我正站在高高的台阶顶层，俯瞰那被白雪皑皑的方形院子包围的红砖楼，准备搭电车回精神病院去。这时一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他有一张长得挺丑，但透着聪颖之气的脸，戴着一副眼镜。这人问我：“劳驾，请问现在几点了？”

我瞧了一眼手表。“四点零五分。”

这人臂弯里捧着一大摞书，活像托着一只装晚餐的托盘。这时他两手换了一下位置，露出一只骨骼粗大的手腕。

“嘿，你自己有手表！”

这人苦着脸看看自己的手表。他提起手表，在耳边甩了甩。“不走啦，”他态度迷人地笑了笑，说，“你到哪儿去？”

我正想说“回精神病院”，看看这人挺有指望，就改变了主意，“回家。”

“想在回家之前来杯咖啡吗？”

我犹豫了一下。我该回精神病院吃晚饭，眼看就要永远告别那个地方，我可不想迟到。

“就喝很小一杯咖啡？”

既然我刚获新生，我决定在这个男人身上试试看滋味如何。正当我犹豫不决的当儿，他告诉我他名叫欧文，是位收入十分丰厚的数学教授，于是我说“好吧”，便跟着欧文的步伐，并肩大步走下这高高的、结着冰的阶梯。

我是在见到欧文的书房之后才决定勾引他的。

欧文住在剑桥城郊几条破败的街道中间，一套昏暗然而舒适的地下公寓里。我们在一家学生咖啡馆喝下三杯苦涩的咖啡后，他驱车带我到他的住处——去喝点啤酒，他说。我们坐在他书房装有填料的棕皮椅子里，周围是一排排蒙满灰尘、深奥难解的书籍，书中插页上印着一道道长长的精美的公式，像一首首诗。

在我呷饮第一杯啤酒时——仲冬时节我向来不大喝冰啤酒，我接过这杯啤酒，只是为了让手能抓住什么坚实的东西——门铃响了。

欧文似乎非常尴尬。“我想可能是位女士。”

欧文有一种奇怪的欧洲人的习惯，称妇女为女士。

“没关系，没关系，”我打着激烈的手势说，“让她进来。”

欧文摇摇头。“你会让她难受的。”

我对着我的琥珀色圆球般的冰啤酒悄然一笑。

门铃又响了，这次是断然的一摁。欧文叹了口气，起身去应门。他一出去，我便冲进浴室，躲在肮脏的银灰色威尼斯式百叶帘后面，看着欧文的猴脸出现在门缝中间。

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胸脯丰满的斯拉夫女士，身穿宽大的纯羊毛衫和一条紫色的宽松裤，脚上是一双黑色高跟罩靴，靴子有波斯羊毛翻边，头上戴了一顶与翻边相配的无檐帽。她往寒冬的空气中喷出一串串白色的话语，只是我无法听见。欧文的话音穿过冰冷的过道飘到我的耳中。

“对不起，奥尔迦……我在工作，奥尔迦……不，我可不这么想，奥尔迦……”那位女士猩红的嘴唇一直在上下翕动，她的话语化成白色的烟气，在门边光秃秃的丁香花枝间盘旋上升，最后，“也许吧，奥尔迦……再见，奥尔迦。”

我一边欣赏女士被羊毛衫覆盖之下那辽远壮阔的西伯利亚平原般的胸脯，一边看着她后退几步，走下嘎吱作响的木阶梯，她鲜活生动的唇上带着一种西伯利亚特有的刺骨寒气。

“我想你在剑桥一定有好多好多风流韵事。”在剑桥城一家正宗法国风味的餐馆里，我一边用针挑出蜗牛肉，一边兴致勃勃地对欧文说。

“我好像，”欧文谦虚地笑笑承认道，“特别讨女士喜欢。”

我拈起刚刚挑空的蜗牛壳，喝下壳里的草绿色汤汁。我不知道这是否合适，可是在精神病院吃了这么几个月淡然无味的营养食品以后，我对黄油馋得不行。

在餐馆我用付费电话给诺兰大夫打了个电话，求她容许我在剑桥城跟琼一起过夜。当然啦，我没有把握在晚餐之后欧文是否还会邀请我回他的住处，但是我想，既然他支开了那位斯拉夫女士——那是另一位教授的夫人——应该是有希望的。

我一仰头，将一杯“圣乔治之夜”[1] 一饮而尽。

“你可真喜欢葡萄酒。”欧文打量着我说。

“只喜欢‘圣乔治之夜’。我想象他……骑在大龙上……”

欧文伸过手来摸我的手。

我觉得跟我睡觉的第一个男人必须是一个聪颖之人，这样我才会尊敬他。欧文二十六岁上就成了正教授，肤色苍白，汗毛稀疏，这是神童的特征。我也需要找个经验丰富之人，以弥补我的不足；欧文在情场上的阅历叫我感到放心。同时，为了安全起见，我想找个我没打过交道，以后也不会继续打交道的人——就像关于部落仪式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种不具人格的、祭司类的执行官。

夜行至深，我对欧文不再存有任何疑虑。

自从我获悉巴迪·威拉德的腐化之后，我的贞操一直像磨石一般沉沉地压在我的脖子上。长久以来，贞操对我都是那么重要，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惜一切地维护它。我已经捍卫了五年时间，现在我腻味了。

回到欧文的住处，他一下子把我揽进怀里，抱着因不胜酒力而四肢绵软、意乱情迷的我走进黑漆漆的卧室，直到此时我才喃喃说道：“你知道吗，欧文，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是个处女。”

欧文哈哈大笑，将我抛到床上。

几分钟后欧文的一声惊呼表明他刚才并没把我的话当真。我庆幸那天白天我已经摸索着做了避孕措施，因为晚上一喝醉，我绝不会费神去弄那微妙而必要的操作。我躺在欧文粗糙的毯子上，裸露着身子，全神贯注，只等那奇迹般的变化作用在我的感官上。

然而，我只感到一阵尖锐的、令人惊诧的、钻心的疼痛。

“好疼，”我说，“干这事儿会疼的吗？”

欧文缄默不语。然后他说：“有时候会疼的。”

过了一会儿，欧文起身走进了浴室，我听见淋浴水的哗哗声。我不太确定欧文是否完成了他预定的计划，还是我的贞操或多或少妨碍了他。我想问他我现在还是不是处女，可又感到太没把握。一股暖融融的液体从我的大腿间渗了出来。我试着把手伸下去摸摸。

我抬起手就着浴室射来的光线瞧了瞧，只见手指尖黑乎乎的。

“欧文，”我紧张地喊起来，“给我拿条毛巾来。”

欧文走了回来，腰间束着一条浴巾，他把一条小点的毛巾扔给我。我把毛巾往大腿间抹了一把就扯了出来。毛巾一半黑了，沾上了血迹。

“我出血啦！”我嚷嚷着惊骇地坐起身来。

“哦，经常出血的嘛，”欧文安慰我说，“没事儿。”

关于新娘沾上血迹的床褥和业已失身的新娘身上藏掖的红墨水胶囊的故事一齐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知道我要流多少血，就躺下来，捂上毛巾。我意识到血便是给我的答案。我不可能再是处女了。我对着黑暗微微笑了，感觉自己已成为某种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我偷偷用白毛巾还未沾上血迹的一端捂住我的伤口，打算等血一止住就搭晚班电车回精神病院去。我要在绝对的静谧之下将我的新境况思考一番。但是，毛巾扯出来时全黑了，还滴滴答答的。

“我……想我还是回家吧。”我孱弱地说。

“当然不能这么快。”

“能，我想我还是回去的好。”

我问我能否借用欧文的毛巾，然后将毛巾作为绷带，包扎在大腿间。接着，我穿上汗渍渍的衣服。欧文提出开车送我回家，我怎么能让他开车送我回精神病院呢，便从手袋里翻出琼的地址。欧文认识那条街，出去发动汽车。我光顾着着急，没告诉他我仍然在出血。我一个劲儿希望血快快止住。

然而，当欧文驱车带我驶过那荒凉的、两边堆着白雪的街道时，我感觉到那暖暖的血渗过毛巾和裙子组成的堤坝，一直流到车座上。

当车减慢速度，围着一幢又一幢亮着灯光的房子兜绕时，我想我还是幸运的，没有在学院或家里摒弃我的贞操，在那种地方要掩饰这一切显然是极不可能的。

琼开门时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欧文亲亲我的手，叮嘱琼要好好照料我。

我关上门，将背靠在门上，感觉到哗啦一下，血从我的脸部往下喷涌。

“唉，埃斯特，”琼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琼才会注意到血正顺着我的腿汩汩淌下，黏糊糊的，一直流进两只黑漆皮鞋里。我想，即使我中了枪弹，奄奄一息，琼仍然只会张着空洞的眼睛瞪着我，等着我开口要咖啡和三明治。

“那护士在吗？”

“不在，她在开普兰值夜班……”

“好。”我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这时又一股血渗过已经浸透了的垫巾，开始沥沥拉拉地淌进我的皮鞋里。“我是说……糟糕。”

“你怎么怪模怪样的？”琼说。

“你最好给我找个大夫。”

“干吗？”

“快！”

“可是……”

她仍然什么也没注意到。

我呻吟一声，弯下腰，脱下一只鞋子，这是我在布卢明达尔公司买的黑皮鞋，因为天寒地冻，漆皮已经龟裂了。我把鞋提起，对着琼张得老大的卵石眼，将鞋稍稍倾斜，让她眼看着血流瀑布一般落到米色的地毯上。

“我的天！这是什么？”

“大出血。”

琼半拉半拽地把我弄到沙发上，让我躺下，在我沾满血迹的双脚下塞上几只枕头。然后她往后一退，盘问道：“那个男人是谁？”

刹那之间，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在我和盘托出晚上跟欧文厮混一事之前，她一定会拒绝去给大夫打电话的。而且，即使我全供出来，作为一种惩罚，她仍然会拒绝。但我继而意识到，她其实无意深究我的托辞，我跟欧文上床一事对她来说完全不可理喻，欧文的出现只是对她因我到来而产生的喜悦的刺伤。

“哎呀，一个男人吧。”我说，虚弱地打了个手势，不想再说下去。又一股血喷涌出来，我惊恐万状地将腹部肌肉一收，说：“拿条毛巾来。”

琼出去，几乎立刻抱着一堆毛巾和被单来。就像一个利索的护士，她动手剥去我浸透鲜血的衣服，剥到最初那条已成深红色的毛巾时，她猛地倒抽了一口气，换上了新的垫巾。我躺在那儿，竭力让心跳得慢一点，因为心脏每跳一跳，便有一股鲜血喷涌出来。

我回忆起一门令人心忧的维多利亚小说课，我们读到一位又一位妇女难产后面色苍白、神情高贵地死在血泊中。也许欧文以一种隐蔽的可怕方式伤害了我。我躺在琼的沙发上时，真觉得我要死了。

琼拉出一张印第安跪垫来，开始按一张长长的剑桥城医生名单拨电话。第一个电话没人应。第二个电话——有人应了——琼刚开口解释我的病情立刻又打住，说声“我明白了”，把电话挂了。

“怎么回事？”

“他只接待老主顾或者急诊。今天是星期日。”

我想抬起胳膊看看手表，但在身侧的手像一块大石头，怎么都挪不动。星期日——医生们的天堂！医生们在乡村俱乐部，医生们在海边，医生们陪伴着情妇，医生们陪伴着夫人，医生们在教堂礼拜，医生们驾游艇出海，各处的医生们都在尽情享受凡人之乐，将医生的职责抛开一边。

“看在上帝分上，”我说，“告诉他们这是急诊。”

第三个电话没有人应。打第四个电话时，对方一听琼说是有关例假的一个病例就挂上了。琼啜泣起来。

“听着，琼，”我艰难地说，“给地区医院打电话。说这是急诊。他们不能不收我。”

琼脸上一下子亮了，拨了第五个电话号码。医院急诊室保证说要是我能去医院的话，他们有个值班医生可以给我诊治。琼去叫了辆的士来。

琼坚持要跟车。她告诉司机的地址起了很好的效果，司机在晨光熹微的大街上抄着一条又一条近路，我则近乎绝望地夹住刚换上的垫巾。只听得轮胎吱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车子在急诊室门前停下。

我让琼给司机付钱，自己急匆匆地走进空荡荡的灯光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急诊室。一个护士从白色屏风后面奔出来。我用极简短的几句话匆匆说明我的危急状况，这时琼冲进来，眨巴着瞪得老大的眼睛，像只近视的猫头鹰。

然后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出来，护士帮助我爬上检查台。护士跟医生悄声说了几句什么话，医生点点头，动手解开沾满鲜血的毛巾。我感觉到他的手指探进体内。琼像个士兵一般僵直地伫立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看不出是为我的缘故还是为了她自己。

“啊哟！”有一戳特别重，疼得我浑身一缩。

医生吹了一声口哨。

“一百万人中仅此一例。”

“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例像你这样的情况。”

医生低声对护士交待了几句，护士匆匆奔到边上一张桌旁，拿来几卷纱布和金属器械。“我知道，”医生俯下身子说，“毛病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那你能治吗？”

医生哈哈笑了起来。“能治，我能治，没问题。”

一记叩门声把我惊醒。子夜已过，精神病院死一般寂静。我想不出来谁这时还没睡。

“请进！”我把床头灯拧开。

门喀哒一声打开，门开处露出奎恩大夫轻巧的黑脑袋。我惊讶地望着她，因为虽然我知道她是谁，时而在精神病院大厅与她擦肩而过，匆匆点头招呼，但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

她说：“格林伍德小姐，我能进来坐会儿吗？”

我点点头。

奎恩大夫迈步进了房间，轻轻把门带上。她穿着一套常穿的海军蓝套装，纤尘不染，V字领口露出里面简朴的白衬衫。

“真抱歉打搅你，格林伍德小姐，特别是这么晚了，但是我想你也许能在琼的问题上帮助我们。”

刹那间我还以为奎恩大夫是要就琼搬回精神病院一事责怪我。我仍然不大清楚在那次去看急诊以后琼了解到了什么，但是几天之后，她搬回贝尔沙兹来住，只是保留了自由度最高的一种进城权利。

“我尽力而为吧。”我对奎恩大夫说。

奎恩大夫神色凝重地在我床沿坐下，说：“我们想知道琼现在在哪儿。没准儿你知道一点线索。”

我突然不想和琼有任何干系。“我不知道，”我冷冷地说，“她不在房间里吗？”

贝尔沙兹熄灯时间早就过了。

“不在。琼今晚获准去城里看电影，她到现在还没回来。”

“她跟谁去的？”

“自个儿去的。”奎恩大夫顿了一顿，又说，“你觉得她可能在哪儿过夜呢？”

“她肯定会回来的。什么事让她耽搁了吧。”可我看不出来在夜生活枯燥乏味的波士顿有什么事可能让琼耽搁。

奎恩大夫摇摇头。“一小时之前末班电车就开走了。”

“也许她会打的士回来呢。”

奎恩大夫叹了一声。

“问过那个叫肯尼迪的姑娘吗？”我继续说，“琼以前一直跟她住在一起。”

奎恩大夫点点头。

“问过她家的人吗？”

“哦，她绝不会去他们那儿的……而且我们也询问过了。”

奎恩大夫又逗留了一会儿，似乎她能从这静谧的房间里嗅出点什么线索。然后她说：“好吧，我们尽力而为吧。”随后她便离去了。

我把灯熄了，想再入睡，然而眼前总是浮现出琼的脸庞，没有身子，一脸笑容，恰似《爱丽斯漫游奇境》里那只会笑的猫。我甚至觉得听到了她的说话声，在黑暗之中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静默无言，但我后来意识到，那不过是夜风吹过精神病院的树木发出的窸窣声……

在寒霜一般灰白的黎明，又一记叩门声把我惊醒。

这次我自己把门打开。

眼前是奎恩大夫。她笔直地站在那儿，犹如一个纤瘦的教练官，然而她身影的轮廓却令人惊异地显得模糊。

“我想应该告诉你一声，”奎恩大夫说，“琼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奎恩大夫使用的被动语态叫我的血液都流不动了。

“哪儿？”

“树林里，结冰的湖边……”

我张开口，却说不出话。

“一个护理员发现的，”奎恩大夫继续说，“就是刚才，来上班的路上……”

“她没……”

“死了，”奎恩大夫说，“恐怕是上吊死的。”

【注释】

[1] 圣乔治之夜：又译“努伊红葡萄酒”，产于法国一个名为“圣乔治之夜”的小镇。

20

又下雪了，白雪覆盖了精神病院的院子——不是圣诞节时那种零星小雪，而是积有一人高的一月鹅毛大雪，这种大雪令学校放假、办公室停工、教堂关门，在备忘录、记事簿和日历中留下一两页完全的空白。

还有一个星期，要是我通过董事会的面试，菲洛梅娜·吉尼亚的大黑车就要送我西去，送我到学院铸铁花装饰的大铁门边。

隆冬时节！

马萨诸塞州该是一片沉寂。我眼前浮现出那一个个雪花纷飞、宛若摩西婆婆[1] 风俗画境的村落，那一片片干枯香蒲飒飒作响的沼泽地，那一个个青蛙和癪鱼在冰层下做着美梦的池塘，还有那一丛丛在风中战栗的树林。

然而，在这欺人的洁净与平坦下面，昔日的地貌依旧。我未能远涉旧金山、欧洲或者火星，而要回去重新认识那旧日熟稔的地貌，那些小溪、山岭和树木。在阔别六个月之后，回到我曾经如此情绪激动地离开的地方，重新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不成问题。

当然啦，我的境况会传得人人皆知。

诺兰大夫曾经十分坦白地对我说，许多人会待我小心翼翼，甚至会躲避我，仿佛我是个挂着警铃的麻风病人。我二十岁生日那天妈妈的脸庞在我脑海中浮现，一轮苍白、哀怨的圆月，那是她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来精神病院探视我。女儿待在精神病院里！我居然做出这种事！但是，很显然，她已经立定心意要原谅我。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埃斯特，”她说，脸上挂着她特有的温柔的、殉道者的微笑，“我们就把这一切权当一场噩梦吧。”

一场噩梦。

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一场噩梦。

我记得一切的一切。

我记得那些供解剖用的尸体，记得多琳，记得无花果树的故事，记得马科的宝石，记得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记得戈登大夫，记得那个两眼往不同方向斜视的护士，记得那打碎的体温计，记得送两种不同做法的豆荚的黑鬼，记得服用胰岛素后我长胖了二十磅，还记得那屹立在蓝天与大海之间、形状像灰色头颅的礁石。

或许，遗忘就像一层皑皑白雪，能麻木这些记忆，将其覆盖。

然而它们却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地貌。

“有个男人找你！”

笑容可掬、头戴白帽的护士从开启的门缝探进头来，刹那间我有些恍惚，以为自己真的回到了学院，以为我过去的宿舍房间里那刻痕处处的桌椅和窗外光秃秃的四方院得以改善，成为眼前这漂漂亮亮的白色家具，还有窗外这白雪皑皑的树木山岭。“有个男人找你！”值班的女生曾经打宿舍电话这样通知我。

我们在贝尔沙兹的这群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有什么地方使我们和我行将返回的学院里的那些打桥牌、说闲话、学习的女生得以分别呢？那些姑娘们也都坐在某种钟形罩里。

“请进！”我叫道。巴迪·威拉德走了进来，手中拿了顶卡其帽子。

“嘿，巴迪。”我说。

“嘿，埃斯特。”

我们伫立在那儿对视着。我等待着一丝情绪波动，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丝。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觉得极其无聊，尽管彼此友善。巴迪身穿卡其夹克衫的身影似乎与我毫无关联，就跟一年前那天在滑雪道尽头他背倚的那根棕色柱子一般。

“你怎么来的？”我终于开口问道。

“开我妈妈的车。”

“在这种下雪天？”

“嗯，”巴迪启齿轻轻一笑，“车陷在外面雪堆里了。那个坡我开不上来。我能在哪儿借把铲子吗？”

“问园丁借一把吧。”

“好。”巴迪转身要走。

“等等。我去帮你一把。”

巴迪看着我，我看见他眼中闪过一道局促不安的亮光——这种糅合着好奇与警惕的神色，我曾经在来探视我的那个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我过去的英语老师以及我的一位论派牧师眼中见过。

“得了，巴迪，”我笑了起来，“我好啦。”

“哦，我知道，我知道，埃斯特。”巴迪急急地说。

“是你不该铲雪挖车，巴迪。不是我。”

巴迪果真把大部分的活儿让我干了。

在来精神病院的路上，小车在爬结冰的山坡时打了滑，往后一溜，轮子陷进车道边高高的雪堆里了。

太阳从灰色的云霭中露出脸来，往未曾遭人破坏的雪坡洒下夏日般灿烂的光芒。当我停下手上的活儿眺望这一片清新景象时，我感到激动万分，就像见到树林和草原淹没在齐腰深的洪水中——仿佛世界原有的秩序有了些微的改变，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很感谢这车和雪堆，多亏了它们，巴迪没有问我那个我知道他要问的问题。但我们在贝尔沙兹饮下午茶时，他终于问了，语调低沉，忐忑不安。蒂蒂的目光越过她面前的茶杯边缘投向我们，像只嫉妒的猫。琼死后，蒂蒂曾经搬去韦麦克住了一阵，现在她又回到我们中间。

“我一直在琢磨……”巴迪将茶杯搁在杯托上，发出刺耳的喀啦声。

“你一直在琢磨什么？”

“我一直在琢磨……我是说，我想，你也许能给我讲讲。”巴迪的视线与我的相遇，我第一次发觉他变了好多。原先那种自信的微笑不再像是摄影师的闪光灯一般时时轻易地闪现在脸上了，他神色凝重，甚至有几分怯意——是那种常常不能如愿以偿的男人的脸。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会告诉你的，巴迪。”

“你觉得在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叫女人发疯？”

我不能自已，纵声大笑——也许因为巴迪脸上严肃的表情，也许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句式中“发疯”这个词汇通常的含义[2] 。

“我是说，”巴迪勉强说下去，“我跟琼约会过，后来跟你恋爱，先是你……发了……然后琼又……”

我用一根手指轻轻捅下一点蛋糕屑，捅进一滴深色的茶水里。

“当然不是你的责任！”我仿佛听见诺兰大夫说。我曾经就琼自杀一事找过她，我记得那是她唯一一次讲话带有怒气。“谁也不该负责。是她自己的责任。”然后诺兰大夫告诉我，即使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也会碰到病人自杀的事例，要是追究责任，他们倒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但是，刚相反，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你跟我们的事毫无关系，巴迪。”

“你肯定吗？”

“绝对肯定。”

“哦，”巴迪吐出一口气，“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将茶水一饮而尽，仿佛那是一帖补药。

“听说你要离开我们啦。”

瓦莱丽走在她那一群由护士监管的病人中间，我调整步伐，跟她并排走在一起。“得要大夫们说行才成。明天面试。”

堆积的白雪在脚下嘎吱作响，中午的阳光将冰凌子和板实的积雪表层融化了，到处能听见一阵阵音乐般的叮咚声，寒夜降临之前这些冰凌和积雪又会重新冻结起来。

在灿烂的阳光中，那黑压压一片松林的影子也成了淡紫色。我跟瓦莱丽沿着熟悉的、曲折迂回的精神病院的小径散了会儿步，小径上的积雪已经铲去了。从小径两侧齐腰高的雪堆上望过去，邻道上经过的大夫、护士和病人仿佛是踩着脚轮在活动。

“面试！”瓦莱丽哼了一声，“摆摆样子而已。只要他们想让你出院，你就能出去。”

“但愿如此。”

在开普兰楼前，我对着瓦莱丽那张沉静的雪姑娘般的脸庞说了声再见，那张脸的后面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活动，没有快乐，但也没有痛苦。我独自继续漫步，尽管阳光普照，我呼出的气息还是化成一股股白烟。临别时瓦莱丽兴高采烈地喊道：“再见！回头见！”

“应该不会了吧。”我想。

但是我并无把握。我根本没有把握。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那个钟形罩，还有它那种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扭曲视像，不会再度降临呢？

难道巴迪没有说过吗——仿佛因为我铲雪挖车而他只能站在一边，他要为自己复仇似的：“我真纳闷现在谁还会娶你，埃斯特。”

“什么？”我一边将雪往土丘上铲，一边问道，那往回飘飞的散乱的雪花搅得我直眨眼睛。

“我真纳闷现在谁还会娶你，埃斯特，现如今你在这个地方，”巴迪做一个手势，将这山岭、松树，还有逶迤山岭上朴实无华的山墙覆满白雪的建筑物全包揽进去，“待过。”

当然啦，现如今我在这地方待过，我不知道谁还会娶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这儿有一张账单，欧文。”

在行政大楼主厅里，我对着精神病院付费电话的话筒悄悄说道。一开始我怀疑控制台的话务员也许会偷听，但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去插啊拔啊她那些小接头了。

“哦。”欧文说。

“账单列着十二月某日急诊和一星期后复查的费用，共二十美元。”

“哦。”欧文说。

“医院说，他们只能将账单寄给我，因为他们寄给你的账单没有回应。”

“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就开一张支票。我马上就给他们开一张空白支票。”欧文的话音非常微妙地变化了一下，问道，“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你真想知道吗？”

“非常想知道。”

“永远见不着了。”我说，喀哒一声坚决地挂上了电话。

我考虑了一会儿，不知听了这话之后，欧文是否还会寄支票给医院，转念一想：他当然会寄，他是个数学教授——他做事不会留下尾巴的。

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虚弱和释然。

听到欧文的声音我丝毫不为所动。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以来我首次跟他说话，我很有把握地相信，这也是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欧文除了去肯尼迪护士的公寓之外绝对没有办法找到我，而自从琼死了，肯尼迪护士已迁往别处，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我完完全全地自由了。

琼的父母邀请我去参加葬礼。

吉琳夫人说，我曾经是琼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你可以不去，你知道，”诺兰大夫对我说，“写封信，就说我讲的，还是不去为好。”

“我要去。”我说。我真的去了，在简朴的葬礼进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纳闷，我埋葬的究竟是什么。

教堂圣坛下方的棺木掩映在灰白的花丛中，一个并不在场的东西的黑乎乎的阴影。坐在我周围条凳上的人们在烛光映照下脸色蜡黄，一缕阴郁的烟雾从圣诞节余下的松枝升起，弥漫在寒气中。

在我身侧，乔蒂的脸颊像良种苹果一般红润光泽。在这小小的一群人中我不时认出一张张来自学院和家乡的姑娘的脸庞，她们都跟琼熟识。蒂蒂和肯尼迪护士坐在第一排条凳上，低垂着她们包着头巾的脑袋。

越过棺木、鲜花、牧师的脸、悼念者的脸，我看见镇上墓园绵延起伏的草坪，埋在齐膝深的皑皑白雪之下，一块块墓碑矗立在白雪之上，好似无烟的烟囱。

坚硬的泥土中会刨出一个黑魆魆的六英尺深的洞穴。那个阴影将要与这个阴影结合为一体，本地特有的泛黄的土壤将会弥合这白茫茫大地之上的创口，然后，一场新雪会抹去琼的墓地上所有新坟的痕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倾听心脏一如既往的吹嘘。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大夫们正在召开每周一次的董事例会——处理旧的事务，接管新的事物，病人入住，病人出院，病人面试。我在精神病院图书室里胡乱翻阅一本破烂不堪的《国家地理杂志》，等着什么时候轮到我。

在护士的陪同下，病人在排满书籍的书架间走来走去，低声跟精神病院的图书管理员谈话；这位管理员自己也是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我朝她扫了一眼——一个目光短浅、一身老处女气、自我埋没的女人——我真想不通，她怎么可以断定她已经完全康复，跟那些借阅者不同，她是完好无恙的呢？

“别害怕，”诺兰大夫这样说过，“在场的有我，有其他你认识的大夫，还有几个受邀人士。维宁大夫，就是所有大夫的头头，会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就能走了。”

然而，尽管有诺兰大夫的安慰，我还是怕得要死。

我曾经希望在我出院的时候，能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信心和了解——毕竟我是被“分析”过了。然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连串的问号。

我不断向会议室紧闭的门投去不耐烦的目光。我长统丝袜的线缝是笔直的，我的黑皮鞋面龟裂了，但是擦得锃亮，我的红色纯毛套装就像我的计划一般鲜艳夺目。有旧，有新[3] ……

但我不是要嫁人。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标志重生的仪式——重生就像破轮胎给贴上一块橡胶，翻新了，证明可以上路——我正在思考一种合适的仪式时，诺兰大夫冒了出来，拍拍我的肩膀。

“好了，埃斯特。”

我站起身，跟着她走向那扇开启的门。

我在门槛前顿了顿，急促地吸了一口气，我看见在我入院的第一天跟我聊起河流和清教徒的那位满头银发的大夫，看见休伊小姐那张坑坑洼洼的死灰色的脸，还有一双双我曾经在口罩上方见过的眼睛。

一双双眼睛、一张张脸都转向我，我被这些目光牵引着，仿佛被一根魔线牵着似的，迈步走了进去。

【注释】

[1] 摩西婆婆（1860——1961）：美国风俗画家，七十余岁开始作画，作品有《感恩节前捉火鸡》、《出去砍圣诞树》等。

[2] 在英语中，“叫某人发疯”通常表示叫某人神魂颠倒。

[3] 按美国传统习俗，新娘出嫁时身上穿戴的衣物要有旧有新，有借来的，还要有蓝色的。

附录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

［美国］洛伊斯·艾姆斯

一九六三年一月，《钟形罩》由威廉·海纳曼有限公司在伦敦出版，作者伪称为维多利亚·卢卡斯。西尔维娅·普拉斯之所以采用这一笔名发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因为对其文学价值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是一部“严肃作品”。由于小说歪曲了她周遭许多人的品行而并未加以太多掩饰，她也担心小说一经出版会给这些人带来痛苦。

《钟形罩》的写作是以西尔维娅·普拉斯早年生活的主要经历为蓝本的。一九三二年，普拉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童年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名叫温斯罗普的海滨小镇上度过。西尔维娅的母亲是奥地利裔，父亲年少时从波兰移民到美国，是波士顿大学一位杰出的生物学教授，世界知名的蜜蜂专家。西尔维娅有一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半。西尔维娅八岁时，生活经历了一场剧变：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父亲因长期患病不治去世，母亲带着孩子与外祖父母一同迁至内陆小镇韦尔斯利，这是波士顿郊外一个保守的上层中产阶级社区。外祖母承担起照料家居的责任，母亲每日坐车往返波士顿大学，在一个医护秘书培训班任教，外祖父在布鲁克林乡村俱乐部任侍者总管，周末才回家。西尔维娅和弟弟在当地公立学校念书。“我上的是公立学校，”日后她写道，“真正的公立学校，人人都在那里念书。”西尔维娅很早就开始写诗、画钢笔画，这两类作品一经问世即为她赢得诸多嘉奖。到十七岁时，她对于写作从单纯感兴趣发展到有意识地训练。然而作品的发表却非易事。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夏日不再》发表于《十七岁》杂志一九五〇年八月号，之前她已经向那家杂志社投了四十五篇稿子。同月，她的一首挖苦战争的诗《苦涩的草莓》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接受并发表。她所在中学的一本年鉴《韦尔斯利人》将这位后来自我描述为“狂热的少年实用主义者”的少女刻画如下：

热情的微笑……做事精力充沛……在钢琴上弹奏布基

[1]

时左手节奏很强……擅用粉笔及颜料……周末总是在威廉姆斯学院

[2]

度过……三明治夹着满满的填料……未来的作家……那些《十七岁》杂志的退稿单……为了驾照，没办法……

一九五〇年九月，西尔维娅进入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学习，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学院。她读书靠的是奖学金——一份来自史密斯学院韦尔斯利校友会，另一份是《斯特拉·达拉斯》[3] 的作者、小说家奥莉夫·希金斯·普劳蒂的馈赠，后来她与西尔维娅成为朋友，也是她的赞助人。那几年西尔维娅一丝不苟地按照日程安排写诗，在她父亲留下的红皮同义词词典中圈出她要的单词，坚持记一本内容详尽的日志，积极摘录报章美文，专心致志地学习功课。作为学生她极为成功，还入选了班委会、校学生会。她是《史密斯评论》杂志的编委会成员，总是到男子学院度周末，曾在《十七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和诗歌。然而就在当时，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表面上看我似已取得了几项小小成就，内心里我却忧心忡忡，对自己满怀疑虑。”关于这段时期，一个朋友后来评论道：“西尔维娅似乎不能坐等生活向她走来……她飞奔出去迎接生活，去促使事情发生。”

随着西尔维娅的女性意识渐长，诗人/知识分子以及妻子/母亲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成了困扰她的主要问题，她写道：“……生活在好似钟形罩里那种稀薄的空气中，而我大部分时间居然都活蹦乱跳，这实在令人惊异。”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小姐》杂志的小说比赛中，她因短篇小说《明顿家的星期日》获奖。第二年，也就是她上大二那年，西尔维娅获得两项史密斯学院的诗歌奖，还入选法·贝塔·卡帕联谊会[4] 和史密斯学院的文科荣誉协会阿尔法联谊会。一九五八年夏她参加了《小姐》杂志大学部举办的比赛，获选成为《小姐》客座编辑。在她的剪贴簿中，她以《小姐》杂志特有的轻灵活泼的风格这样描述她在纽约的那个月的最初几天：

去年八月我曾是《小姐》全国小说比赛的两个获奖者之一（五百美元！），之后我又入选为代表史密斯学院的客座编辑，乘火车来到纽约市，在《小姐》冷气充足的麦迪逊大街办公室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受薪工作——淑女帽加高跟鞋——我觉得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如梦如幻”、“精彩绝伦”以及其他所有不尽其实的形容词都可用来描绘我当客座助理编辑的闹哄哄、乱糟糟的四个星期……住着豪华的巴比桑酒店，编着稿子，会面的全是社会名流，被多得叫人眼花缭乱的联合国代表、同声传译和艺术家们这儿一个款待、那儿一个宴请……叫人难以置信的旋转木马般的一个月——这个史密斯学院的灰姑娘见到了她的偶像：万斯·布尔杰利、保罗·恩格尔、伊丽莎白·鲍恩——与五位又写诗又教书的青年才俊合作写了文章。

这五位诗人是阿利斯特·理德、安东尼·赫克特、理查德·威尔伯、乔治·斯坦纳以及威廉·伯福德，对他们的生平介绍以及对其人其作的评论总是与他们的照片同时面世。

在二百三十多页的广告之后，厚厚一本的一九五三年八月《小姐》大学专号刊登了客座编辑西尔维娅的介绍文字：《五三年大学专号：〈小姐〉编后语》。篇首是一幅寡淡无味的照片，客座编辑们手牵手围成星状，个个身着格子呢裙，头戴与之相配的伊顿公学的帽子，笑逐颜开。照片下面西尔维娅写道：

这一季我们都是凝望星辰的人，陶醉在蓝色夜空营造的氛围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时装界的璀璨星群中发现了作为《小姐》标志的格子呢，如星云般变幻无穷的针织套衫，还有男人，男人，男人——我们险些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们把天文望远镜对准全球各地的大学校园新闻，因之辩论，为之思索。聚焦的问题包括：学术自由、大学女生联谊会的争议、我们这被人贴上诸多标签（并且遭受诸多诽谤）的一代人。从我们偏爱的领域里，那些亮度最高的星星在我们职业和未来的计划上投下明亮的光辉，影响着我们的抉择。尽管根据星相推测我们终必迈上的轨道还未为人接受，我们这些客座编辑们期待着《小姐》杂志这一专号——这一校园之星——的推出为我们带来希望。

毫无疑问，她更为满意的是第三百五十八页——“《小姐》杂志终于发表了《疯丫头的情歌》——我最得意的一首维拉内拉诗歌[5] 。”

疯丫头的情歌

套用维拉内拉诗歌

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

史密斯学院，一九五四届

我合上眼眸，世界倒地死去；

我抬起眼帘，一切重获新生。

（我想你只是我脑中幻象。）

红光蓝光，星子们舞着华尔兹隐去，

马蹄嘚嘚，黑暗悍然闯入；

我合上眼眸，世界倒地死去。

梦中你尽施魔力，诱我同眠，

歌声叫人迷乱，亲吻叫人癫狂。

（我想你只是我脑中幻象。）

上帝从高天跌落，地狱烈焰渐熄；

六翼天使引退，撒旦扈从下场；

我合上眼眸，世界倒地死去。

我曾幻想你会如约归来，

但我老了，淡忘了你的姓名。

（我想你只是我脑中幻象。）

我但愿爱上的是一只雷鸟，

至少春回大地，雷鸟也呼啸而返。

我合上眼眸，世界倒地死去。

（我想你只是我脑中幻象。）

同年夏天，《哈泼斯杂志》发表了三首西尔维娅的诗歌并付给她稿酬一百美元，西尔维娅将其视为“第一笔职业收入”。后来她在评价这些成就时写道：“总而言之，我觉得自己被创造上、社交上及经济上的成功之浪托了起来——然而，一场历时六个月的崩溃即将开始——”

西尔维娅所指的是一九五三年夏秋之季她的生活所经历的一场变故——当时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6] 正极力攫取政权，艾森豪威尔刚刚就任总统——这些事件都被西尔维娅改头换面，纳入《钟形罩》中。几年以后她这样描述她要写的小说：

时装杂志的圈子越来越显出其肤浅造作，回乡则意味着回到波士顿郊区那死气沉沉的夏日世界，这两者都给她（女主角埃斯特·格林伍德）带来极大压力。在纽约，周遭压力曾将她性格内部的豁口紧塞，此时回到家里，这些豁口越裂越大，令人心悸。她对周围世界——她自个儿以及邻居们那无聊乏味的居家生活——的乖僻观点越来越成为其看待事情的唯一视角。

对西尔维娅来说，接下来的是休克治疗，然后是她那广为人知的失踪，后来被人发现，最终住院接受心理治疗和次数更多的休克治疗。她写道：“这是一段黑暗、绝望、幻灭的时日——其黑暗只有人类思想的炼狱可比——象征性的死亡、令人麻木的休克治疗——然后是缓慢而痛苦的身体和心理的重生。”

随后西尔维娅返回史密斯学院，重新驯服“那去年将我抛下马背、害我落下一圈的野马”。第二年夏初她写道：“一个重整旗鼓的学期结束了，取得的成就也许没有去年那样辉煌壮观，但是基础扎实得多。”到第二学年末，她有更多的诗作见于报端，获得了更多的奖项，并且完成了她为英语专业优等生课程而作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双重人格的鸿篇巨制。一九五五年六月她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由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赴剑桥大学纽哈姆学院进修一年英语课程。在那儿西尔维娅邂逅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他们在伦敦举行婚礼。西尔维娅又得到富布赖特基金的一笔资助。夫妇俩赴西班牙度过一个假期之后，在剑桥又住了一年。一九五七年春，他们迁回美国，在这里西尔维娅被同事评价为“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建系以来最出色的两三位指导教师之一”。

很有可能，在西尔维娅返回美国时，行箧中已经有《钟形罩》的初稿，但她的心思还是放在写诗和教书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她向尤金·佛·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申请资助，好完成她的诗集。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哈泼兄弟出版社一位卓越的编辑，基金管理机构的匿名成员直接将捐赠颁发给作家，资助他们的生活费用。捐赠的颁发必须得到三位管理机构成员的一致同意，其中一位称西尔维娅的代表诗作“无可挑剔”，她写道：“浏览休斯太太的履历，我发现她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享受着这样那样价值不菲的奖金。让她在一所不错的学院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也许不会对她造成真正的伤害。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尽管我认为她的作品的质量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九五八年十月，西尔维娅的申请遭到拒绝，管理机构的秘书专门附上一封信，告诉她：“你的申请非常惹人注目。引起争议的不是申请人的天分——这天分十分突出——而是项目本身的性质。”

在这期间休斯一家搬进毕肯山上的一座小公寓里，“在波士顿过了一年拮据的日子，一边写作，一边看看有什么出路”。之前，西尔维娅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放弃了教书职位，放弃了她从幼年起就为之做准备的学术生涯，选择了一种不太稳定的生活方式，但她希望这样她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然而，这一年慢慢过去，她的诗集一次次以不同书名送交出去却一次次遭到拒绝。就此她写道：

没有什么比不能发表的作品更叫人烦恼了，我这样说大概说明我的写作动机还不纯净吧（噢，多有意思啊我就是停不下来，发表不发表、有没有人读我才不在乎呢）……我还是想看到它走个印成铅字的仪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特德和西尔维娅迁居英国。一九六〇年四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弗丽达降生。西尔维娅的诗集《庞然大物》终于被威廉·海纳曼有限公司接受，准备秋季出版。接着西尔维娅遭受流产，动了阑尾切除手术，又怀上身孕。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她再次向尤金·佛·萨克斯顿纪念基金提出申请。这一次是为了完成一部据她说已经写了六分之一——大约五十页吧——的小说。在申请中西尔维娅请求资助以支付“临时照看孩子的人或保姆，每日约五美元，一周六天，一年共一千五百六十美元；书房房租每周约十美元，一年共五百二十美元；合计二千零八十美元……（眼下我和丈夫及周岁婴儿住在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不得不打零工以支付生活费用）”。她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说她“正在写一部已经完成三分之一的小说，讲述一个女大学生如何一步步落得精神分裂”。她写道：

有十年了吧，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但是一想起要写小说就直犯怵。后来，我开始跟纽约一家出版公司谈判，要把我的诗歌在美国出版。突然之间，那道堤坝垮了，我整夜未眠，兴奋不已，看出应该从何入手，第二天立刻动笔，每天早晨就像上班一样到我借来的书房去，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越写越多。

夏天的时候，休斯一家迁至德文郡，住在一幢乡下的茅屋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的秘书写信告诉西尔维娅，他们已经投票同意给她颁发一笔数额为二千零八十美元的资助，“即你提议的数额”。西尔维娅回信说：“今天很高兴地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有关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的好消息。我确有计划完成这部小说，这笔资助来得正是时候，使我得以从俗务脱身，专注此事。”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儿子尼古拉斯降生。日子划成三部分，一份用来照顾孩子，一份用来料理家务，一份用来写作。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西尔维娅准时向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递交第一份关于小说进展的季度报告。“过去三个月中小说进展非常令人满意，与我拟定的日程相符。第五至第八章几易其稿之后终于敲定，小说目前已完成一百零五页，第九至第十二章也已列出细纲。”然后她详细地报告了《钟形罩》的写作计划。尽管小说进展顺利，西尔维娅还是向朋友抱怨说简直做不了什么事：“一年写出几首我还钟意的诗歌看起来像是挺有成就，其实不过是被大片空格隔开的几个令人满意的小点点。”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在给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的第二份季度报告中，她这样写道：“小说进展十分顺利，与日程相符。已经完成第九至第十二章（一百零六页至一百六十六页），小说的下一部分也已列出细纲。”到一九六二年六月时，她可以这样对朋友说：“我有些东西了。真正的写作。我想让你看看我最新的几首诗作。”她已经开始写作后来收入《爱丽尔》的诗作，有足够的自信将其示人，让别人读，自己也大声朗读。这些诗歌非同凡响：她丈夫曾经写文章说《郁金香》“是后来那些诗歌的先声。她写这首诗时没有像以往那样研究同义词词典，而且速度惊人，仿佛写一封急信。自那以后，她的诗歌都是这样写成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西尔维娅向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递交了最后一份进度报告：

小说正在收尾，其架构基本与计划一致，已经完成第十三至第十六章（一百六十七页至二百二十一页），希望最后一部分的进展同样顺利。

西尔维娅与特德到爱尔兰度过了一个假期，之后他们决定分居一段时间。那个夏天过得很艰难。她几度病倒，流感加上高烧。看来没法在德文郡再过一个冬天。她开始往返于伦敦，在英国广播公司找了份事做，又到处找公寓。《钟形罩》的手稿已经寄给美国的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也被英国的海纳曼公司接受并排版付印。离圣诞节还差几天，西尔维娅和孩子迁至伦敦，在那儿她租下了一套公寓，签了五年的租约。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在爱尔兰时我曾去过巴利利的叶芝塔，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安详的地方；后来，在伦敦，我正在我最钟爱的报春花山附近独个儿边走边想，我不知何时才能找到一套公寓，正觉着凄凉郁闷呢，我经过了叶芝的寓所，蓝色匾额上写着“叶芝曾在此居住”；我经常经过这个地方，一直盼望能在此居住。门上挂了一块告示牌——公寓出租，我飞奔去找经纪人。只有试过在伦敦找公寓你才会明白这是一个奇迹，我是第一个提出申请的人……我签了五年的租约，这儿简直就是天堂……这是叶芝曾经居住的地方，眼下对我来说这一点意义重大。

西尔维娅将找到叶芝的寓所看做一个征兆。她告诉一个朋友，那天她出门去找公寓的时候已经“知道”她会找到这所房子，于是，在那样的肯定之下，她开始信心十足地、精力充沛地制定计划。当时她正在写作另一部小说，收入《爱丽尔》的诗歌也在继续写。她告诉另一位朋友，她认为《钟形罩》“是一部自传体的学徒之作，我只有写了这部小说才能将自己从过去释放出来”。新小说是关于她近期生活的，她认为自己受到灵感的催迫，小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情节扣人心弦。

一九六三年一月《钟形罩》出版，西尔维娅因为书评感到沮丧，尽管如果换一位读者，因为不是作者，也没有她那样的压力，可能会对小说受到的批评有极其不同的理解。劳伦斯·勒纳在《听众》中写道：“精神病人也能像一般人一样批评美国，也许他们更擅此道；卢卡斯小姐的批评相当漂亮。”《时报文学增刊》评论说作者“确有写作天赋”，又说“如果作者的结构能力能赶上她的想象力，也许她能写出极佳之作”。在《新政治家》中，罗伯特·陶波曼称《钟形罩》为“第一部塞林格风格的女性小说”。

一九七〇年，西尔维娅的母亲奥瑞丽娅·普拉斯就《钟形罩》美国版本即将发行一事写信给纽约哈泼和罗出版社西尔维娅的责任编辑：

我知道，即便我就这本书在此地的发行《（钟形罩》在美国的出版发行）为何会给某些人的个人生活带来痛苦向您解释，或者以其他理由吁请您放弃，都无法阻止此事，所以我不想浪费我自己以及您的时间指出此事将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反响。……我实在是想跟您讲讲我和女儿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就在她的私人世界分崩离析的前夕。在那之前西尔维娅曾经跟我谈起过她在履行她向尤金·佛·萨克斯顿纪念基金会做出的承诺的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压力。您知道，那个基金会给了她一笔资助，好让她完成一部小说。在规定的时间内，她经历了一次流产和一次阑尾切除手术，还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尼古拉斯。

“其实，”我记得她说，“我就是把我自个儿生活中的几桩事件拼拼凑凑，再加以虚构，增添几分色彩而已——只能算是一部粗制滥造的糊口之作，但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她接着又说：“我的第二本书会展示健康人眼中的同一个世界。”基本上《钟形罩》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了某一个人——常常通过漫画手法加以刻画——某个西尔维娅所爱的人。一九五三年，西尔维娅陷入那历时六个月的痛苦不堪的精神危机时，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慷慨地奉献了时间及关爱，其中一位还提供了经济援助……照这本书自身来看，它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齿的忘恩负义。这并不是西尔维娅的基本为人。这本书一经出版即被广为传阅，显示出成功的迹象，但西尔维娅却恐慌起来；这就是其中原因。她写信告诉弟弟：“这本书永远不可在美国出版。”《钟形罩》其标题本身就暗示了西尔维娅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聪明的读者应该据此得出推论……

那是自从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一四年之交以来伦敦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电和暖气常常未经通知就停掉。水管冻结。她已递交了装电话的申请，她的名字也已列在待装者名册上，但是电话还未装上。每天清晨，直到八点钟孩子们醒来，西尔维娅都在撰写后来被收入《爱丽尔》的诗作。在这段时期里，西尔维娅倍感人类经验之令人惊恐、难以驾驭，倍感各种人际关系之机械如木偶、毫无意义；这些感觉在她脑中萦回不去。但她仍然不停地写作，自信此刻她所写下的文字前所未有。西尔维娅写道：“我觉得自己像个非常高效的工具或者武器，适用合格，时不时需要派上用场。”她去看过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镇静剂，并且安排她去做一个心理疗程。她给主持心理疗程的医生写了信，预约了就诊时间，也给她在波士顿的心理医生写了信。她染上了鼻窦炎，炎症周期性发作。她辞掉了家中帮忙的“互裨”女孩[7] ，正准备再找一个人“上午帮忙带带孩子，好让我能专心写作……晚上没办法，到那会儿我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听听音乐、喝点儿白兰地、喝点儿水”。

尽管有朋友相助，尽管有对春天的期盼（她打算五朔节[8] 前后搬回德文郡的住所），西尔维娅仍忍受着绝望和病痛的折磨。但是她的诗作源源不断，甚至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星期还写出好几首令人叫绝的诗作。在她身边的人们看来，她没有放弃。她常常看起来心情愉快、充满希望。

然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谁能道出个中缘由？较早时候，在《钟形罩》最后几页给人带来希望的叙述中，西尔维娅曾经这样写道：

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那个钟形罩，还有它那种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扭曲视像，不会再度降临呢？

——那个钟形罩，她曾经在其中勇敢地挣扎，曾经成功地挣脱它的束缚，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的阴影；然而，她的亲身经历曾使她写下这样真切的话：“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注释】

[1] 布基：一种惹人脚痒，想随之跳舞的强节奏快速摇滚乐。

[2] 威廉姆斯学院：一所久负盛名的男子学院，创建于一七九三年，位于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城。

[3] 《斯特拉·达拉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播连续剧，以母爱和牺牲为主题。

[4] 法·贝塔·卡帕联谊会：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一七七六年，法·贝塔·卡帕为希腊字母ΦΒΚ。

[5] 维拉内拉诗歌：十六世纪法国的一种十九行诗。

[6] 约瑟夫·麦卡锡（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员渗入国务院和军队，卢森堡夫妇即其卑劣行径的牺牲品。

[7] “互裨”女孩：以授课、协助家务等服务换取膳宿等利益的外地或外国女孩。

[8] 五朔节：欧洲的传统节日，每年五月一日举行庆祝活动，迎接春天到来。

普拉斯：灵魂的表姐妹

蓝蓝

在写下这个近乎肉麻、平庸和异样的题目后，我犹疑了两分钟，最终确定没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对西尔维娅·普拉斯看法时，我决定不再修改。

实话说，三十岁以前，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普拉斯。我不喜欢，我带着几乎算得上是轻度厌恶的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谈论这位享誉世界的女诗人。

最早买到《美国自白派诗选》时，我还在大学读书，这本诗集里收入了到今天为止汉语出版物对普拉斯翻译最多的28首诗。那个时候，我的练习册上写满了阳光和田野的诗行，我的笔像最辛勤的农妇在想象力和词语的田垄上耕作，自然是一片和谐的音乐在时光的金色麦地里回响。当我翻阅普拉斯的诗，那些充斥着死亡、高烧、自杀、呓语和梦魇的字眼儿，令我心烦意乱。偶尔，赵琼和岛子翻译的几个句子会吸引住我，但很快，出于对否定生命的话语本能的抗拒，我扔下这本诗集，转而捧起西门内斯、雅姆——在他们的诗句里，有辽阔而深沉的对生命和爱的祝福和安慰，即便他们在写痛苦和孤独时也依然如此，而这正是我喜欢和需要的。

那几年，国内一些女诗人的创作被批评家们戴上了“深受美国自白派诗风和普拉斯影响”的帽子，对此，我有些将信将疑。我读她们的诗，和普拉斯作比较，我弄不清楚到底是每个女诗人受自身经验的影响更大，还是受普拉斯“黑暗意识”的影响更大。那时我刚二十岁出头，远远不具备阅读的判断力。对于“流行”的警惕，也使我自觉地避开普拉斯——诚实地说，在我自己长达近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这位惊世骇俗的女诗人的影响。

二十四岁那年，我看到了国内最早出版的普拉斯的长篇小说《钟形罩》——这个版本现在市面几乎绝迹。光看封面，它更像是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说，而不是一本诗人的作品。由于以前阅读普拉斯诗歌留下的印象，这部近乎是她自传的小说我大约只读了三分之一就放弃了。它延续并增强了我对普拉斯的看法：不幸的命运，被噩梦牢牢控制的大脑，分裂的内心，对死亡的迷恋。还有一个使我放弃继续阅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普拉斯的诗歌成就远远超出了她的小说。或许，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其他的女诗人，诸如索德格朗、狄金森、米斯特拉尔等等。此后的十几年里，每当别人谈论普拉斯的时候，我基本上保持沉默，一直到我看见一份1966年BBC在录制普拉斯最新作品后进行的访谈，才重新唤起我对她的注意。在那份访谈中，提问者彼特·沃尔问她早年刚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都写了些什么时，普拉斯回答说：“我想是大自然吧：鸟啦、蜜蜂啦、春去秋来等等，一个没有任何内在经历可写的人所具有的天赋主题。我想，春天的来临、头顶的星星、初雪飘落等等是儿童、年轻诗人的天赋题材吧。”

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对诸如此类问题几乎完全一样的回答。这个发现令我大感迷惑和震惊。

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对大自然和生命拥有如此敏感、抱有如此热爱的人，最后怎么会一次次自杀。我无法理解和我同样从“热爱”这个词出发的普拉斯，如何狠得下心来抛弃年幼的孩子，决然走上不归路。

进入21世纪后，在某次诗会上，著名诗人多多说到普拉斯，他用一种谈论女神缪斯的口吻说道：“普拉斯，那种爆发力，那种绝对的力量——‘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我非常感谢岛子（译者），我们在一起时曾彻夜谈论普拉斯。”

我吃惊地盯着多多，似乎被他的话吓着了。

最近几年，我开始更多地阅读普拉斯的诗歌，慢慢体会到她的颤栗和恐惧——这些以前对我来说极其陌生的感受，如今越来越被我所熟悉。是的，我熟悉它们如同熟悉使我感到自身存在的阵阵剧痛。她爱的方式，绝望的方式，像年久的潮气慢慢渗进我的意识中，并和我内心阴郁的体验汇合——这既是女性所特有的、幽深的秘密，也是诗人之间心灵互通的秘密。但是，我明确地知道，我们依然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把她当作“亲姐妹”而只是认为“表姐妹”的原因。

前不久，在接到译林出版社快递来的2007年版的《钟形罩》后，我决意重新阅读这部自传体小说——带着作为女诗人某些方面特殊而模糊的认同感，带着对一位不可忽略的诗人精神世界探询的严肃愿望。

我承认，这次阅读给我带来颠覆性的震撼。我为以往对普拉斯的偏见感到惭愧，对相当多先入为主、道听途说的印象和判断感到不安。书中有很多章节，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或者，“没错，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正是如此。”

在对普拉斯其人和其作品价值的评判中，我更多地注意到她作品中透露出的私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引起女权主义关注的原因和其精神状态的真实性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当很多人至今还认为普拉斯的作品停留在抒发个人情感、爱情的幻灭、精神分裂等私人性的经验表达时，我不得不说这是多么巨大的谬误。《钟形罩》开头就写道：“那是一个古怪的夏天，天气闷热不堪。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送上电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赖在纽约干什么。”

这段话将当时一起震惊世界的“间谍案”与普拉斯的个人生活建立起某种意味深长的联系。普拉斯在接受BBC的访谈时，被问及她的《爸爸》一诗涉及到了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对此，曾有过一个德国裔父亲的普拉斯明确地回答：“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的背景可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所以我对集中营等事件的强烈关注是与众不同的。再说，我还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计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普拉斯不仅仅在诗歌中把个人经验与时代的事件和对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在小说中她做得也同样诚实。出于对纳粹主义的恐惧，她在小说中甚至对母亲童年的语言——德语，表现出失忆般的拒绝。从小说里提到的报纸，也能洞察出当时美国社会的冷漠：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充斥着谋杀、色情、抢劫的新闻，但是，深受知识分子推崇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则完全不见飞机失事、凶杀、性犯罪等内容，似乎这些事情从来不曾在世界上发生——知识界普遍的心灵麻木更加可怕。

扭曲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国家制度、宗教文化等等看似抽象的隐形人，都会把它们直接或者间接的爪子，伸进人的关系的连接处，控制或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钟形罩》一书最让人震撼的恰恰是普拉斯笔下人们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具体社会背景中向读者呈现出的悲哀和绝望。

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很多人倾向于诗人休斯对妻子的背叛是导致普拉斯自杀的直接原因。或许是。或许不完全是——它仅仅是促使普拉斯自杀的原因之一。热爱普拉斯的人们，把休斯视作刽子手，并多次把普拉斯墓碑上刻的夫姓刮掉。那么，普拉斯到底为何自杀？

她有一句著名的诗：“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普拉斯第一次自杀发生在二十岁的时候，从大量研究她的文献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她九岁时，父亲的离世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可视作她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经历。在《钟形罩》小说里，埃斯特遭受初恋情人的欺骗——她深爱了五年的巴迪·威拉德，这个健康英俊、对人温厚和善的耶鲁医科生、被所有人认为是“优秀正派的模范青年”，瞒着埃斯特在整个暑假期间与酒店女招待睡觉鬼混，同时还和另一个名叫琼的女生约会，这一切带给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埃斯特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什么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曾喜欢过的人是一个龌龊不堪的伪君子更叫人崩溃的事情了。普拉斯和休斯的关系在小说的故事里也有影射，她像个女先知，在书中预演了她死后发生的事情——在她自杀六年之后，休斯的情人阿西亚先杀死四岁的女儿，然后和普拉斯一样采取煤气自杀的方式身亡。这种明显的模仿行为，是不是隐含着对休斯决不饶恕的诅咒呢？而普拉斯对父亲爱恨交加的感情，也一直影响着她成年后和男人的相处方式，休斯的移情别恋则更加剧了她对爱情和男人的绝望。

一些女权主义者经常会以普拉斯的例子声讨男权意识，并不是没有道理。无论从小说还是普拉斯的亲身经历看，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显然受整个社会默认和鼓励。“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种方式为男人服务，我就愤愤不已。”在小说中她借埃斯特之口控诉道：“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这种想法我没法接受。”美国女诗人埃里卡·琼写道：“为什么死亡往往是女诗人的命运？……我不相信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仍然记得，女性诗人在一个由男性制定规则的文学世界中存活，有多么艰难。”

当然，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普拉斯对于男权意识的反抗，也包含着对强权政治、无视给他人痛苦的陈规陋习和人性麻木的反抗，这一切在小说中以某种可怕的幽默风格给予了展现。至于有人说普拉斯喜欢死亡，更是对生命的羞辱。她不想死——否则便无法解释即便周围没有人能够认真对待她的绝望和颤栗的情感，她也愿意接受残酷的休克电击疗法以求康复；也无法解释她在自杀前不久租下了心仪的诗人叶芝的旧居，并签下五年的合同这一事实。令人痛惜的是，比活下去的念头更强大的绝望的轮子，轧碎了女诗人的脑袋。

有一个现象或许不能忽视：小说写到埃斯特极其信任的一名叫诺兰的女大夫，也曾给她带来的沉重打击。同为女性，埃斯特的母亲言行中无法掩饰对女儿的失望和厌弃，普拉斯的母亲在她死后依然认为《钟形罩》这本书“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齿的忘恩负义”，虽然“这并不是普拉斯的基本为人”，可以想见普拉斯周遭人际之间的无情和冷漠。所以我认为，是生活中多次遭受的欺骗和伤害，最终导致了普拉斯对人彻底的绝望，或许，这才是她自杀的根本原因。

死亡和女性立场，虽然是很多研究者都密切关注的普拉斯作品的两大主题，但在谈论她自杀的时候，人们多用“精神分裂”来描述导致这一悲惨后果的原因。普拉斯何等聪慧，生前就干脆自嘲地称包括自己在内的、住进精神病院里的人是“疯子”。但是，如果读过《钟形罩》后还有人把普拉斯称作疯子的话，我会把他视作蔑视人类情感和智慧的敌人——普拉斯绝对不是一个疯子。

她身高大约177公分，穿38码的鞋，腿长貌美，如玉树临风，有着一双迷人的眼睛。按照小说里的说法，她最不擅长的是烹调，还有速记——这是多数女孩子体面的谋生技能。但是，她却比男生更擅长赢得奖学金和奖品。她八岁开始写诗，画一手漂亮的钢笔画，十八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并在大名鼎鼎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诗歌。赢得奖学金对于她来说犹如囊中取物；“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在一整年里我一道考试题都没有答错过。”优等生普拉斯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了业，并获得一份资助赴剑桥进修。在她和休斯一同返回美国后，她被同事誉为“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建系以来最出色的两三位指导教师之一。”她的聪慧和能力甚至远远超出大多数同辈男性。

普拉斯在《钟形罩》这部小说问世后三个星期就自杀身亡，但是哪怕最挑剔的读者也能看出，整部小说缜密的结构、叙述细节精心的处理，包括人物言行无懈可击的逻辑发展，都在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智慧超众、观察力敏锐、感受极其细腻、具有非凡语言控制力的作家。普拉斯出人意料地用一种幽默荒诞、充满讥讽喜剧色彩的手法来表现悲惨的主题，仅凭这一点她就比很多作家胜出一筹。将“疯狂”和“天才”划上等号，几乎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因为它完全无视创作者们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辛勤的劳动和赤子般的情感。——我期待着，如果某一天能看到普拉斯的诗集以中文出版，相信读者对这位个性鲜明、命运悲惨、诗风独特的诗人会有更为准确的判断。

在某些读者眼里，埃斯特或者普拉斯是典型的对接受“社会化过程”持反抗和怀疑态度的人。她们一般被视作不成熟、乖戾、甚至情智昏乱的人，而那些“识时务”、“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人们，则意味着成功和受人欢迎的道德榜样。但这些世俗的标准怎能让普拉斯这样一个内心骄傲、“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写出伟大作品”的诗人弯腰屈膝呢？她绝对不会为此降低自己的尊贵。一点也不。

对于《钟形罩》这部小说，普拉斯自己说：“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而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她的小说还是诗歌，都在为我内心的某种信念增添力量，当出现诸如人们对你要求“来，给我们笑一个”的时候，它便会使我平静地微笑回答：“不。”

不。不。不。——即便面对死亡。

亲爱的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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