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话》的班底(4)

最受非议的还是韩寒那期节目,观众说节目组太不宽容了,用一个小女孩来跟他比。实际上栏目组发现这个问题是在节目录制的好几个月前。韩寒当时是一个孩子,节目组一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别请我了,你们请我去了你们也播不了。”他在河北台、北京台的节目也真是播不了,因为他把主持人问住了。

然后节目组到上海找他,他说你不能找我,我找你们,晚上不能采访,我要去玩。打电话给他还不耐烦,说:我就离你们不远,在玩,不愿意见你们。后来节目组找到他的启蒙老师,韩寒这才答应了。后来又说在北京不能过夜,说不习惯,要早上来晚上走。他说我不保证早上能起来,所以节目组得在上海找个人叫他起来。但是当他带节目组去见他父母的时候,说:“我走了,他们挺累的,给他们吃点水果吧。”……在邀请他做嘉宾的曲折过程中,韩寒的一些个性就透露了出来,因此也成为了节目制作的一些依据。

在审看片子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这个邀请韩寒来录制节目的制片人王利芬都感到韩寒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人。而作为一个长者,王利芬给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尽显自己个性的同时,一定要找到与社会、与他人相融的接口,否则不仅你难以保持个性,而且会遇到许多不必要的烦恼,甚至是痛苦。我会关注你的。

跟韩寒一样难请的还有中远集团的魏家福,“非常难请,请了很多次,一次被拒绝就再请一次”,总策划关秀说。最后一次,实在没有办法,王利芬就给魏家福打电话,调用了她能想到的所有与魏家福有关的话题,完全不给他挂电话的机会,连古诗词都聊上了,一直打了两三个小时,放下电话的时候只感觉嗓子冒烟了,当然最后节目也做成了。

到王利芬离开《对话》的时候,《对话》舞台上已经来过了无数的老总、专家学者甚至是部长。在创业的初期,《对话》为了请来这些人物费尽波折,观众看到的是嘉宾的谈笑风生或是针锋相对。而在王利芬的眼里,她关注的不仅是节目的成功,她也同样关注那些登上《对话》舞台上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国某些领域的领跑者,甚至是时代的影响者。在每期节目最后,她都会写一篇制片人语,谈谈她对节目的一些感受,从这些文字中读者可以读懂一个女制片人的敏感和细腻。

节目火了,受到更多的人关注,当然再请嘉宾不像以前那么难了,但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企业家愿意出钱上节目。对于这一点,《对话》有自己的原则,王利芬为栏目组工作人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条例,悬挂在《对话》的办公室里,每个一进办公室的人都一眼就能看到。《对话》节目邀请嘉宾必须是热点新闻事件中在全国及全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所有的选题必须有足够的谈话空间,对象必须要有前沿性的思维和理念。《对话》如果是谁愿出钱我们就请谁上,这样的栏目绝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无异于自掘坟墓慢性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