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例证就是:他是大学生,而她只读过初中。她使劲地看着丈夫的脸:他这么容易就忘了吗?难道不是他只用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就毁掉了她的大学梦吗?
已经离休的公公动了怒,“我看你敢!”
丈夫不再提出离婚,可是,也不回家了。
八年后,她仍然不恨那个女孩。她向我们解释:“我丈夫喜欢音乐,那女孩呢,原来是他们单位的文娱尖子,拉得一手好手风琴,他们有共同语言。再说我吧,每天忙孩子忙家务,有时他想和我说个话什么的,我都没时间——这种事情,肯定是大家都有错。”
她不说丈夫不回家的那些日子里她的艰难。在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是怎样地承担起所有的重担?风吹草动的晚上,她有没有怕得不能入眠?冬天将至,有没有人帮她把那数百上千斤的大白菜拖回来,搬运上楼,再储存好?她不说,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离婚的事,她想都没想过。孩子怎么办?老人又怎么办?娘家的脸面又怎么办?她曾经去找过那个女孩所在学校的领导,可是见了面,又改了口,随便地扯了几句闲话就走了。女孩伤害了她,她却不忍伤害那个女孩:人家到底还是个没结过婚的闺女,如果让领导知道,以后还嫁谁去?这可是女人一生一世的事。
只是,她的一生一世呢?她没想那么多。
都说公公的癌症是丈夫气出来的,工厂里那些小姐妹说:“活该,谁叫他生出这种儿子来。你也别管他,他当年那么大的官,帮过你什么忙?要不然,你能现在还在工厂里?叫他去受罪。”她赶紧制止她们。
丈夫可以不尽丈夫的责任,她却不能不尽儿媳的义务。整夜整夜的陪床,送汤送水,帮长期卧床的公公翻身,把屎把尿,忍受病痛中公公的坏脾气,而女儿,也就在那一年高考。那样的日子该比石磨还要沉重吧,她因此一天天地,瘦成了脱尽米粒后的糠壳。
公公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自己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能出版,算给这一辈子的革命工作画个完满的句号。家人去找了电子局现任的领导,他们面露难色,理由是现在电子局下属各企业效益都不算很好,何况她公公只是副处级……家人四处打听了一下,自费出书要两万多。家庭会议上,是她的一句话惊破了沉寂:“我还有些积蓄。”大家商议,儿女一家出三千,考虑到她有两个小孩念书,就只要她出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