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只是制定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更多的制度已经被制定或早晚要被制定。我们既不能指望那些已经被制定的制度给我们带来过多的新的空间和机遇,更不能期待还没有出台的各种制度是为我们中的谁度身订造的。实际情况是,当我们还没有能力来影响身边的生活、影响大众的生活,乃至于影响制度生活之前,制度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机遇和发展而存在。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制度要被掌控。所谓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秩序。一个人,也同样需要,“人生而无自由”,就是针对这个说的。我们必须在前行的途中顾及到这个那个的条条框框,相信我,那绝不是人们在无谓的自找麻烦,而是为了彼此的便利(当然了,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一些人的便利)而设定的行为规范。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已有的制度而感觉到被束缚,只要去适应。而为了发展去追求新的制度则更是不明智的。我们只要去适应,去运用,去为了我们的未来而了解。当我们有能力使自己进步,使民族进步,使制度进步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拒绝与期待,制度已经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的手中了。
关于民族进步,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论。有些呼唤恺撤式的救星,其他人则希望国家成为救星,另外还有些人则寄希望于议会法令。我们在等待恺撒,然后我们发现“谁承认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条教义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由人们自己做主。如果以这样的教义为指导,社会的自由良知将被破坏,它将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恺撒主义是人类偶像崇拜中最坏的形式——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其产生的效果与绝对崇拜财富产生的效果一样。另一个对人们起作用的更加健康的理念便是自立精神。一旦它被我们完全领悟并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将销声匿迹。自立精神与恺撒主义是直接对立的,正如雨果对笔和剑的论述,“其中一个会杀死另外一个”。
至于国家和议会法令的力量,其实也只不过是普遍的迷信。爱尔兰一位伟大爱国者威廉·达刚,曾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讲道:
“说实话,在我的印象中,从未听到我的同胞提及独立一词。我听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边的外国人身上等论调。当我以最大限度去衡量通过这种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时,我的内心常深深地感到,我们工业的独立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我相信,只要把精力放在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上,我们将会比任何时期都有更好的机遇和光辉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步伐,但坚忍不拔才是成功的巨大动力。只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前进。我深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将达到一个共同舒适、幸福、独立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带给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