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物质文明——机械的进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机械的进步是利用智力创造机器，增加人类工作与生产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脚的劳苦而求生活。这样，我们才有闲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较高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劳苦工作，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2600年前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史观，乃是很简单的常识。我们试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围聚在垃圾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吗？
那么，恐怕有人对于这种物质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谈到他们的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讨论东方的各种宗教，它们最高的圣神也不过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萨而已。不过我要问问：“譬如一个老年的叫花婆子，贫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时候口里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够到佛爷的西天那里去的。用一种假的信仰，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花子，使她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里，会到这种困苦的地步吗？”
物质文明兼有物体与思想两种意义，因为一切器具都是思想的表现。西方的汽车文明固然是物质文明，而东方的独轮车文明就不能说不是物质文明。现今大都将唯物文明这名词加在现代西方文明上面，但我想这名词加在落后的东方文明上还较为恰当。唯物文明的意思，是为物质所限，不能胜过物质。如东方不能利用智力战胜物质环境，改进人群的生活。东方的圣贤，劝人知足，听天由命，昏天黑地地敬拜菩萨。这种催眠式的哲学，比较他们自己所住的房子，所吃的食物，所拜的偶像，还要偏于唯物了。
反之，如果某种文化能够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脱离迷信蒙昧，改进一切社会政治制度，以为人类最多数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种文化将来还要继续增长进步，不过它的进步，不会转向东方精神文明的途径，而是照着它已往所走的途径，继续进行。
4．安人那套管理不厚道
曾先生把中国式管理称为合理化管理，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征可以概括为“务实”、“中庸”、“不执著”，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色为“安人”，那么按照我们对某某式、某某特征、某某特色的一般理解，这是否意味着美式、欧式管理即是不合理，不“务实”，不“中庸”，不“不执著”，不“安人”呢？这个显然不能成立。如果不合理的美式、欧式管理催生了众多的世界五百强、百年长寿企业，而合理的中国式管理却乏善可陈，岂不是咄咄怪事？内地企业可能是因为参与市场竞争的资历浅，但无数沐浴着中国式管理的阳光雨露，资历深厚的港澳台企业、海外华人企业却又如何呢？
其实，中国式管理的实质不在合不合理，而在合的是什么样的理。拿人性为参照，如果合的是无分男女老幼，无分东西南北，无分中美日欧，为一切人所共有的人情人性，则中国式管理等同于美式、欧式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的说法纯属多此一举。如果合的是囿于我们所讲中学主流价值理念的熏陶而后天形成的习惯，则中国式管理不过是些许传统农耕社会的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的代名词。
以“不执著”为例。将“不执著”放在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上，美式管理只会比中式强，不会比中式弱。美式比中式强既体现在结果上，也表现于过程中。美式的“不执著”不是说想变就变，而是按既定规则的变，不像中式的“不执著”，常常按最高领导人主观意志去变，随心所欲地变。
将“不执著”放在对诚信、对制度的守卫上，“不执著”当然是中式的特征。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规范、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不可能因为这种根在传统农耕社会的“不执著”特征，而给拥有它的中国企业增加半分。让这种“不执著”远离中国，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1596年到1598年，一个有名的人叫巴伦支，他是荷兰的一个船长，他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他经过了三文雅，现在俄罗斯的一个岛屿，但是他们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详见《大国崛起》的解说词）
这一有违中式“不执著”特征的故事，大概要让很多人不可思议了。我们再来看一个中国式管理的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