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即将下台的国会对失业问题、不景气的农产品价格或国家面临的其他许多危机根本束手无策。当国会或吵吵嚷嚷或含糊其辞时,国家的状况正一步步变得更加糟糕。如果局面依然得不到改善,很可能会爆发革命,或者经济完全崩溃。于是莫利决定,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任命。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如果连罗斯福都失败了, 他说, 那么任何人的个人救赎之梦都不应该受到谴责。
莫利接受了这个工作,但他并没有打算长期干下去。同时他又开始承担教学工作,他将所有的课时都安排在周四,以减少往返纽约的通勤路程。他还让哥伦比亚大学列出他1933-1934学年秋季班的课程表。在华盛顿时,莫利住在离办公室只有咫尺之遥的卡尔顿酒店,按日结付酒店费用。
莫利是协助应对银行业危机的理想人选。罗斯福上任时,还没有制定振兴银行业的方案。莫利最大的本事有两样,就是能够慧眼识英才和制定政策议案。莫利处理问题非常注重实效,这一点让罗斯福大为欣赏。当时华盛顿流传着各种各样应对银行危机的提议,包括一些激进的主张,如将银行国有化或者让邮局来承担基本的银行业务。与接管银行体系相比,罗斯福对银行体系改革更感兴趣,他可以依靠莫利制定谨慎、非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
对莫利和智囊团有所耳闻的人,倾向于赞同罗斯福的预算主管保守派的刘易斯·道格拉斯对莫利的评价为:他是 一名热情、集体主义的新政者 。但与莫利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人,例如曾听过某评论家将莫利称为以 愉快而低落的方式 讨论政策的人,则不会将他归类于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之流。莫利年轻时信奉的进步主义已经逐渐转变为实用主义,并不断发展。与罗斯福的关系使他的地位得到提升,他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与富贵权势者打交道,逐渐地,莫利变得右倾起来。到罗斯福就职之时,莫利已经成为政府中右倾圈子的亲密同盟者之一。仍然坚定信奉进步主义和批判大权利的塔格威尔注意到了智囊团老同僚的变化。 我觉得瑞克斯似乎迷失了自我, 塔格威尔痛惜道。
在空位期间,莫利协助罗斯福做出一项非常重大的决定。他们认为,最知道如何挽救银行体系的人并不在智囊团或民主党内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过去4年中一直负责处理银行事务的胡佛政府的官员。 在这个非常时刻, 1月19日莫利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应该考虑那些在职的人们,这是他们正处理的事务。 莫利与罗斯福开始讨论与胡佛的财政团队合作,从而找出应对银行业危机的方案。这个主意违背了当时呼吁及早让活力四射的新政拥护者替代疲惫而保守的胡佛政府官员的精神。但是,连续三届的共和党总统执政,使得具备银行业管制经验的民主党人少之又少。决定与胡佛的银行管制团队合作,似乎势在必行。
虽然胡佛对银行业危机无所作为,但这并非他手下官员的过错。胡佛有一个能干的经济团队,由他的财政部部长小奥格登·利文斯敦·米尔斯领导。出身显贵的米尔斯与罗斯福一样,也毕业于哈佛。淘金热时期,他的祖父大流士·奥格登·米尔斯在加利福尼亚靠采矿和银行业发家。奥格登·米尔斯曾是纽约州的共和党议员,1926年与阿尔·史密斯一道角逐州长职位。1932年米尔斯曾积极为胡佛竞选效力,但他同样认为,即使胡佛没有说服罗斯福与他合作,他仍然应该针对银行业危机采取更多行动。
米尔斯的团队成员包括财政部副部长亚瑟·巴兰泰,通货审计官F·G·阿瓦特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法律总顾问沃尔特·怀亚特。他们曾向胡佛提议了一系列可行的激进措施,包括宣布全国银行假日,使存款人无法在银行或美国取出货币和黄金,从而达到暂缓银行业恶劣状况的目的。但是他们所有的建议都遭到了胡佛的否决。米尔斯和其他人直到最后几天还在拼命工作,希望胡佛最后会改变态度。罗斯福就职后,胡佛的银行管制团队本以为自己在政府的服务已经结束了。他们没有理由期望新政府让他们留任并继续制订银行业拯救计划。怀亚特后来说,让他们震惊的是,罗斯福和他的顾问 显然没有制订银行业拯救计划,什么都没有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