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和判断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也会将物质放在精神之前去考虑，主要原因是物质容易计算。我们习惯性地对物质作出评价，比如财富和声望，而不是难以衡量的情绪或意义。我们所羡慕的是物质上的东西。有钱人因为他们的财富被尊敬，就好像物质变成了用来衡量的唯一标准。学术界的人以出版量作为升职的标准。我们在每一个时期结束时会以物质上的东西来衡量我们的成果，例如我们“赚了”多少。就像劳伦斯•波特（LaurenceG.Boldt）在《禅宗与生活的艺术》（ZenandtheArtofMakingaLiving）里说的：社会教我们的道理就是物质至上，只在乎那些可以“数”得出来的东西。房子的价值可以用钱的数量衡量出来，而我们对家庭的爱却不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书店可能是10元一本，它给每个人所带来的价值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反思：
你会不会因为过分在意财富或是名望，而影响到自己的幸福感呢？如果是，是如何影响的？
情感破产——幸福的大萧条
就在我们不断累积物质财富的时候，我们的“至高财富”却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就像公司可能破产一样，心灵也可能破产。有收入，公司才能维持，但前提是收入必须要超过支出。
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长期的抑郁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负面情绪的长度和强度完全压倒了正面情绪。
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情感大萧条）。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幸福的“大萧条”。就在科学和技术大迈进的同时，我们在感情和情绪的状况上却在不断倒退。
不幸的是，目前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将近1/3的美国青少年有抑郁的问题。美国、欧洲、澳洲以及亚洲的报告都指出，当今孩子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比起以往任何一代都要高得多。这种趋势存在于各个文化背景以及经济阶层中。
在《情商》（EmotionalIntelligence）一书里，作者丹尼尔•高尔曼（DanielGoleman）指出，在20世纪里，每一代人心理压力指数都高过他们父母那一辈——不光是指沮丧，还有其他症状，诸如无精打采、颓废、自怨自艾及强烈的绝望感。高尔曼在这里提到的正是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情感破产症候。所谓强烈的绝望感（虚无主义）来自于人们对自身的绝望，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克服这种情绪状态。
如高尔曼所说，“焦虑的时代”曾是20世纪的别称，现在它已经开始转变为“哀伤的时代”。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中，维克多•弗兰克称，20世纪里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存在的虚空”，并且指出他25%的欧洲学生以及60%的美国学生感到他们就活在这种“存在的虚空”中，一种从内心产生的空虚感。
今天的情况比弗兰克在1950年写书时更为严重，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1968年对美国刚入大学的新生所做的调查中，41%想赚大钱，83%想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情况在1997年时倒过来了，75%选择赚大钱，而只有41%想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将物质放在首位，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幸福，社会整体所面临的情感破产危机就显得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