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幸福的革命

自从《哈佛红人》(HarvardCrimson)和《波士顿环球时报》(BostonGlobe)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程火暴哈佛之后,质疑声就从未停止过。人们似乎可以感觉到我们正处于某种革命之中,但是并不十分清楚革命的意义。如何解释哈佛大学等高校对积极心理学热切的需求?为什么从小学到中学,甚至成年人都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当今社会抑郁的人越来越多,还是21世纪的教育或西方的生活方式使然?

事实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所有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幸福。柏拉图为开讲“美好生活”而建立学院,而他的杰出弟子亚里士多德则为了表达自己对生命繁荣的观点而开设讲堂。而在早于他们一个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去传播他对追求充实生活的理想。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所有宗教和哲学无不涉及关于幸福的问题。最近,自助学(self-help)大师有关如何获得幸福的书籍,已经在从印度到印第安纳,从耶路撒冷到吉达港乃至世界各地的书店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虽然研究如何获得幸福的热情和实践在世界各地从未停止过,而对积极心理学的需求却从未像当今社会这般迫切。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了10倍,而发病年龄也从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最近一项调查也表明,将近45%的美国大学生因抑郁而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很多国家也与美国情况相似。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的幸福,到2005年只剩下了36%了,而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中国的经济发展异常迅猛,而与此同时,儿童和成年人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病率也在上升。中国卫生部的报告称:“我们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就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抑郁症的蔓延也在加剧。虽然现代人(多数西方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比前人富有得多,但我们却并不比前人开心。米哈伊•西卡森特米哈伊(MihalyiCsikszentmihalyi),一位积极心理学的权威,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富有,为什么我们还不开心呢?”

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未得到满足的时候,解释为什么不幸福是非常容易的。但在当今的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幸福的原因已经不能用基本物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来解释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解决一个悖论——“财富带给我们的好像并不是幸福”,而他们都开始在积极心理学中寻找答案。

为什么积极心理学能带来幸福?

积极心理学通常被称为“帮助人类发挥潜能的科学”①,1998年时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的马丁•塞里格曼(MartinSeligman)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心理学领域正式提出的。此前,对幸福的研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主要是由大众心理学(poppsychology)所占领。在众多的培训和书籍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很多的乐趣并被深深地感染,但是它们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们所保证的“幸福的五大步骤”、“成功的三大秘密”以及“四种找到完美爱人的方法”等等,通常是空头的承诺,以至于多年后人们对“自我激励运动”嗤之以鼻。

在学术方面,曾经有许多著作和研究极富实证性,但却无法应用于生活之中。在我看来,积极心理学就是连接象牙塔和日常生活的桥梁,它既有学术的严谨性与精准性,同时也具备自助运动给人带来的愉悦和乐趣。当然,这些也正是本书的主旨。

大部分的自助运动都有“承诺多,效果少”的通病,原因是它们缺乏科学研究的证据支持;与之相反,经过学术研究的成果,基于严格的考证与实践,具备更大的实证性。而且,研究者从来不随便保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保证的一般都会实现。

正因为积极心理学是连接学术成果与日常生活的桥梁,积极心理学家所提供的方法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书籍、讲座或是网络),有时候可能会类似那些自助学大师的想法,简单而且非常容易实施,但是这种简单性和可及性又与自助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OliverWendellHolmes)曾说过:“无知,与复杂无关,对此我不屑一顾;简单,是对复杂的超越,对此我奋不顾身。”福尔摩斯所看重的简单,是经过探索和研究以及深思和测试而得到验证的本质性结果,而不是那些没有根据、凭空猜测的结论。积极心理学家深入探究现象本质及事实真相,从复杂回归简单,最终产生可行的想法,实用的理论,还有简单而有效的技巧。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福尔摩斯之前的千年里,达•芬奇就已经指出过“至繁归于至简”。

为了找到幸福生活的精髓,积极心理学家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起,投入了足够多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正是为了找出纷繁现象背后简单的?质。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正是来自于他们的研究结果,而它们绝对可以帮助你活得更快乐、更充实。我知道它们是可行的,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帮助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