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握着我的手。“让我来替你承担痛苦吧。”他说道。
我趴在治疗室的床上,挨着床边,膝盖顶着胸部,脑袋搁在枕头上。这样一来,我的脊椎骨就跟床板平行了。
房间里有两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他们在我背后,我虽然看不见他们,但还是能判断出来。那个女医生还是个学生,另一个男医生在我的脊椎骨上找好位置,用笔画上记号。女医生没怎么说话,不过我猜她在观察着。男医生开始在那些准备扎针的地方的外围皮肤上涂抹消毒液。然后,他把毛巾盖在我的背上,自己把消毒手套戴上。
“我要使用的是一个25号针头,”男医生对女医生说,“和一个5毫升的注射器。”
在爸爸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病房里的挂画经常更换,这幅是我从没见过的,我很努力地盯着它看。四年来,这套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我已经用得很熟练了。
画上是一片旷野,下午四五点的光景,太阳斜斜地挂在天边。一个农夫套着耕犁,费力地行走。鸟儿向地面俯冲下来,仿佛要啄食。
爸爸转动他坐的塑胶椅子,朝着我的目光方向看去。他放开了我的手,起身观察起那幅画来。
画面的底部,也就是那一片旷野的下面,一个女人在奔跑,她一只手提着裙子,好让自己能跑得更快些。
“大瘟疫蔓延到亚姆村 ”,爸爸念着画上的字,“这幅画放在医院里,可真是鼓舞人心啊!”
医生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知道吗,”医生说道,“现在每年还有超过三千例黑死病患者呢!”
“是么?”爸爸回答,“这我倒不清楚。”
“幸好我们有抗生素,真是太谢天谢地了!”
爸爸坐了下来,重新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里,“是啊,谢天谢地。”
画上的女人一边跑,一边将小鸡驱散。现在我才注意到,她在遥望着远处的那个男人,她的眼神充满了惊恐。
这场大瘟疫,还有荷兰的大火和战争,都发生在1666年,我在历史课上学过。货车装载着数以百万计的人撤离,尸体被扫进石灰坑集中焚烧或是埋进无名的坟墓。三百四十年后,所有亲身经历过那场瘟疫的人都不在世了,画面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一留下来的只有太阳,还有土地。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马上你会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医生说。
爸爸握着我的手,用拇指来回抚摸着,一阵阵的热流缓缓进入我的骨骼内。这让我想起“永恒”这个词,想起死去的人要比活着的人多,想起我们被无数的鬼魂围绕着。这些想法本来应该给我一些安慰,但却没有。
“抓紧我的手。”爸爸说道。
“我不想弄伤你。”
“你妈妈分娩的时候,抓我的手抓了十四个小时,也没有把我的手弄伤呢!所以,你不会弄伤我的,泰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