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周召共和”萌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共和”政治思想,但这种思想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方社会正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制度的繁荣时期,共和政治思想以城邦制度为载体开始萌生、发展。城邦制度下的社会是典型的财力社会和商业社会,这种社会主体需要广泛的平等竞争意识和健全的契约、法律约束,这使得城邦制度下的国家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纷争时期,邦国制度让各诸侯国之间纷纷展开争霸斗争。此时期中国诸子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想格局让中国也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但邦国制度下的社会实质是一种权力社会、武力社会,归根结底要走向集权。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纷乱格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各个朝代都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当西方历经了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等各个政制繁荣时,中国却一直都处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制其实无所谓好坏与优劣,衡量其是否有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是否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择城邦制度,最终走向共和,与其当时的工商业社会及文明有很大关系。中国选择邦国制度,最终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其当时的农耕社会及文明有极大关系,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政制才能更好地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下,有利于封建国家及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而且更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经济社会的发展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文明的中心位置。
中国持续发展了两千多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西方英、美、法等国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却依然在封建社会道路上徜徉、徘徊。尽管中国在15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其产生的时间来说并不太迟,但其发展缓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严重束缚。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大距离地落后于西方的发展,一度繁荣的中国走向了衰落。
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盛的经济、军事实力,加紧对外扩张,也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40—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在外部,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八国联军在北京横冲直撞,“中法战争”让“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连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国”日本也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强迫签订《马关条约》……而在国内,中国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战争烽火四处燃烧……中国完全处在了内外交困的岌岌可危状态。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民族危局,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开始了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共和为目标的奋斗之路。
在19世纪40年代,外国的坚船利炮在打开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一批满怀爱国热忱和经世之志的人士。他们开始冲破传统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藩篱,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逐渐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政局犹如累卵。此时西学已较为广泛地传到中国,对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一些开明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发展了“师夷制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开始畅行。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一部分官绅认识到中国的新变局,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求富,兴起了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
由于经费不足、能源不济、国力羸弱、政策受限等原因,“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袭其皮毛”,无论怎样“竭蹶步趋”,也没能让中国富强起来。历经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当时的“实业救国”、“技术强国”等计划和梦想破产,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对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发觉西方的富强之本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上下同心”,因此认为中国更需要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一些先进分子进而提出改良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要求。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的推动,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让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由于变法运动触及到了当时权力阶层的根本利益,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随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遭到捕杀。历时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血腥镇压“戊戌变法”的两年后,在内外压力之下,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01年初,被八国联军炮火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清政府试图用“新政”来挽救其统治危机。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同时,朝野掀起了一场“立宪运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在君权问题上充满矛盾的文件,它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归于君主,国民的权利只能来自君主的恩惠。1911年,清政府“皇族内阁”成立,骗局被彻底揭穿,“新政”、“立宪”运动破产。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立宪”运动……这些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抑或暴力反抗,或者是温和改良的救亡计划,在中国都失去功效。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计划和行动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要改变、拯救中国危状,必须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更迭社会制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各种救亡图存计划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决心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孙中山早年来到美国,受过西式教育,深受西方思想影响。1894年11月,在进步华侨的支持下,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以救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
1905年8月,在兴中会等多个革命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随后,孙中山又把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有明确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政治思想论战和发动武装起义方面进行了大量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以及科学精神遭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强烈反对。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展开论战,论战围绕着三民主义纲领进行,即:要不要建立共和国,要不要用暴力推翻君主专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空前的。
在发动思想论战的同时,革命派还连续发动和组织了萍浏醴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多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