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和与共和(1)

中国“和”文化辨析

2008年8月8日晚8点,被誉为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幕。在这场开幕式上,一个“和”字是其核心。当各种“和”字的图案不断变化出现时,展示了“和”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表现了中国汉字文化的源远流长,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与“和谐”的向往与希望。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和”成了最时髦的语言和流行字,被选为2008年度概括中国国情的汉字。

奥运会开幕式上精彩绝伦的演出,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和”文化思想的精髓和概括,表现了中国独特的“和”文化意义。

在中国文字中,关于“和”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上。“和”源于“禾”,殷商甲骨卜辞上屡见卜禾的记载。“和”与“禾”在字意上是相联的,“和”字最原始字意就是“有饭吃”。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和”衍生出“谐、合、调、协、顺”等多个同源词,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和”还以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和”文化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就萌生出来,约公元前七世纪,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思想。当时周幽王纵情逸乐,致使“王室多难”,大臣们预感到西周将亡。郑桓公郑伯时为幽王司徒,在与太史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时,史伯言道:“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一个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和合”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而周幽王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来专制。

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辩”,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正式发端。

“和同之辩”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传中,有一段齐国大夫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不能因为君主的好恶而“附和”之,应该是君主认为可行的而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要指出它的不可行之处,而使其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子应指出其可行的方面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这就是“和”的政治思想。这个“和”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和”文化思想繁荣鼎盛期,此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和”文化思想理念。

在儒家学派代表中,孔子将“和”的思想运用于人伦社会的道德修养中,在《论语》中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以此来区分人,并进而倡导一种“中和”的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学派孟子把“和”文化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孟子观点中,“人和”是与“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

儒家学派荀子也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观点,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在儒家学说的其他作品里,关于“和”文化的思想亦很丰富。《尚书•尧典》在说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诗经》中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

在《周易》中,“和”文化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中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使得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

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和”文化侧重于“治人”和“治国”,“和”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国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也都十分注重“和”文化思想的研究和应用。

道家不仅强调“和”的人际关系作用,而且还从生成本体上探寻“和”的作用。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从整个宇宙来分析事物的生成,三生万物,万物是阴阳“和成”的。

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也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道家学派用“和”的思想开创了万物的本体论,确立了原始朴素的唯物史观。

墨家学派代表墨子认为“和”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和原则,是其不分裂的聚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