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一个甲子循环周期让中国的富民强国梦想变得清晰可见,而这一个大的周期和大的梦想却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的周期和梦想逐步完成和实现的。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大目标和大周期往往也都是由阶段性目标和阶段性周期分步完成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认为,两党政治使美国历史每隔12年就出现一个阶段性周期,前后两个阶段性周期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相互否定,而是在延续政策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和纠正。如此往复循环,美国社会才得以沿着螺旋式轨迹不断提升。
中国虽然不是两党制政治,没有政党轮替之制,但中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五年计划/规划”模式,使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周期特征。这个周期的时间并不是“5年”,也不是亚当斯的“12年”,而是有中国特色的“10年”。如果按“五年计划/规划”模式来考量,5年时间相对太短,很多的政策和计划都难以实现,阶段性周期特征也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换届方面,每届政府一般都会谋求两届连任,这也是为了保持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十年的时间一般都会达成一个大的目标,阶段性周期特征也就会呈现出来。因此,亚当斯的“12年”阶段性周期在中国就变成了“10年”阶段性周期。
当然,中国每“10年”为一个阶段性周期前后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断裂和否定的,而是在延续和修正下继续前进,让中国社会得以不断发展和提升。
十年寒窗,十年一剑,十年一梦……中国人在做事时也常常用十年的时间来为自己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一般每隔十年的时间就会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周期特征,而其中又基本以逢“9”之年作为分水岭。从1949—2009年,中国每一个“十年梦想”及其阶段性周期特征都如下般呈现出来:
——1949—1959年:战争与和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新纪元,战争的硝烟渐次散去,从1840年开始的连续一百多年的战乱让中国人民饱受疾苦,此时终于盼来了和平的局面。但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丝毫不比之前少,战争的“内因外患”因素依然存在。
在国内,国民党残存在大陆的势力在不停地搞破坏活动,同时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也在放言要伺机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而且国内还有西藏等地没有被解放,“内战”随时都有可能打响。
在国际上,世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看社会主义的小草如何从这块贫瘠坚硬的大陆上挺立。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形势格外严峻,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除了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与大陆对峙外,还扶持日本暗地与中国“较劲”。在1950—1953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又经历了战争的考验。
因此,稳定局势,肃清敌患,追歼残敌,备防备战成为1949—1959年间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时中国经济、社会一片萧条,百废待兴,一方面要备防备战,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已有的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中国致力于逐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统购统销”、“三大改造”、“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社会主义工业化”、“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这些都是构成1949—1959年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
以1953年为界,在1949—1953年中国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方面,以此让中国的社会局势稳定下来。1953—1956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设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在过去又没有的基础工业。
同时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特别是“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国家对社会的统合力度大大加强,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新体制。
1949—1959年是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复苏时期,这一时期全国经济建设一片火热,财富迅速增加。可惜到了1958年,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选择了过度干预,加强计划经济的控制,并搞起了“大跃进”,同时把民众的精力引向阶级斗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偏差,最后导致失控。国家经济发展被过“左”的危害拖累,并在未满10年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就发生重大转向,很快陷入困境。之后,从1959年开始的“?年大饥荒”,让中国经济、社会遭受巨大损失,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
——1959—1969年:艰难国运与雄健国民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从1959年开始,共和国在历史上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让中国人民遭遇了空前的困境。有媒体称,“三年大饥荒”可能是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最大饥荒之一。
“三年大饥荒”过后,在经受了此前的“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挫折后,国家痛定思痛,从1962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中国经济有了几年短暂的再度恢复,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经济再度遭劫。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异常严峻,在国际上,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不断升级。此时更为紧张的是,一向友好的中苏关系开始破裂、恶化。1960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6月,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所有技术协定,在一个月内撤走了所有的在华专家,贫困的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外援。而且在中苏边境出现紧张局势,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这一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一样,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除了已有的美国因素外,又增加了苏联的因素,世界两个大国同时向中国“发难”,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孤立。另外,在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中国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困难“反攻大陆”;1965年以后,美国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65—1968年,中国被迫“抗美援越”。
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不得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1960年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此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比第一个十年还要严峻,但是雄健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还是取得了很多建设成就。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大庆、胜利两大油田基地,兰新、包兰两大铁路,原子弹、氢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成就都是这一时期取得的。通过新中国成立后20年的努力,中国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这一时期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又不能实现缓和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寻找到了新的战略支撑点,这就是联合第三世界,依托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借助西方阵营中与美国产生离心倾向的法国,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而不再依附于苏联的世界地缘战略。这一时期也正是通过与美、苏两强的对抗,中国才真正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这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地位,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